一紙離職信，震動矽谷AI版圖。2025年11月20日，圖靈獎得主、被譽為“AI教父”之一的楊立昆（Yann LeCun）在領英上發表告別辭，宣佈將於年底離開效力12年的Meta。這位曾一手締造FAIR（基礎人工智慧研究實驗室）輝煌的宗師級人物，在65歲之際選擇重新出發，追尋關於“世界模型”的未竟理想。楊立昆的離去，標誌著Meta AI戰略路線徹底轉向：從FAIR所代表的學院派長期理想主義，全面倒向以產品化與商業落地為導向的實用主義。這一歷史性轉身的背後，是Meta內部早已展開的權力重組。就在數月前，年僅30出頭的華人科學家趙晟佳（Shengjia Zhao）——前OpenAI核心開發者——空降Meta，引發組織震動。趙晟佳的加盟充滿戲劇性：入職不到30天便萌生去意，祖克柏親自以“首席科學家”頭銜與天價薪酬極力挽留。他的“上位史”，成為矽谷AI人才爭奪白熱化的真實縮影。當圖靈獎得主楊立昆選擇離開堅守12年的Meta，當30歲的趙晟佳以超一億美金年薪空降矽谷，這場看似簡單的新老交替背後，是一場關乎AI技術路線、企業戰略與文化認同的深層博弈。從OpenAI到Meta，從清華園到矽谷，這位年輕科學家的選擇不僅改變著個人命運，更在重塑科技巨頭間的權力天平。圖源：Shengjia Zhao 的 X清華少年到史丹佛博士的進階翻開趙晟佳的履歷，一條近乎完美的頂尖學者成長路徑徐徐展開。2012年，他考入清華大學機械工程系，後因對電腦的濃厚興趣轉至電腦系，於2016年取得學士學位。在清華的四年裡，他的視野遠不限於課堂。2014年，趙晟佳赴美國萊斯大學交換學習，這段經歷徹底打開了他的學術視野：課堂講座常延續至深夜討論，各類想法在交流中不斷被檢驗、挑戰與完善。更重要的是，他在跨文化、跨學科的協作中，學會了以多元視角理解和推進科研。本科畢業後，他將目光投向了矽谷。2016年，趙晟佳進入史丹佛大學攻讀電腦科學博士，師從Stefano Ermon教授。在六年的博士生涯中，他全心投入深度生成模型、變分推斷等前沿方向。其代表作《InfoVAE: Balancing Learning and Inference in Variational Autoencoders》於2019年發表在AAAI，至今引用量已超23000次，成為該領域的里程碑論文。博士期間，他幾乎囊括了各類頂尖獎項：ICLR 2022傑出論文獎、Google卓越獎學金、高通創新獎（QinF）、摩根大通博士獎學金等。（趙晟佳的教育經歷）然而，真正讓他在全球AI領域聲名鵲起的，是在OpenAI的三年。2022年6月博士畢業後，趙晟佳作為技術團隊成員加入OpenAI。當時ChatGPT尚未面世。他不僅是ChatGPT、GPT-4、GPT-4.1的早期核心開發者，更是OpenAI推理模型體系的關鍵奠基者——主導了“o1”與後續“o3”系列的研究。“o1”在AI業界的影響堪稱技術核爆。它將思維鏈從理論概念轉化為可規模化部署的產品，使AI從機率性的語言續寫工具，躍升為具備類人邏輯推理能力的系統。這一突破迅速引發Google、DeepSeek、xAI等全球頂尖實驗室的跟進。與此同時，他還領導OpenAI的合成資料團隊，在行業深陷高品質資料匱乏的困境中，建構了一套可複製、可擴展的資料生成範式。可以說，在Meta向他伸出橄欖枝之前，趙晟佳已是當代生成式AI技術範式的重要建構者之一。他掌握了業內競相追逐的“新型擴展範式”——對於急於在AGI賽道實現反超的祖克柏而言，他無疑是必須爭取的關鍵人才。三十天離職危機今年夏天，Meta陷入了前所未有的焦慮與混亂。公司寄予厚望的Llama 4模型發佈後表現平平，更因"性能評測造假"爭議而聲譽受損。面對OpenAI和Google的持續領跑，以及中國AI實驗室在開源領域的快速追趕，祖克柏決定放手一搏。他斥資143億美元收購資料標註巨頭Scale AI，並任命其28歲的創始人Alexandr Wang為Meta首席人工智慧官。隨後，旨在整合公司所有AI資源的"Meta超級智能實驗室"（MSL）正式成立，標誌著Meta向AGI發起了全面衝刺。為了給MSL配備頂尖人才，Meta開啟了一場瘋狂的挖角行動。祖克柏不僅親自向目標研究人員傳送邀請郵件，還安排他們在其太浩湖莊園進行面談。Meta開出了高達九位美元的薪酬方案，其中部分offer的有效期僅有幾天。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趙晟佳被Meta從OpenAI成功挖來。更引人注目的是，圍繞著他迅速集結了一支實力雄厚的華人科學家團隊：團隊成員包括前OpenAI多模態後訓練研究負責人畢樹超、前OpenAI感知技術研究負責人及Gemini多模態部門聯合創始人余家輝、OpenAI o3-mini和o1-mini的核心開發者任泓宇、前OpenAI電腦視覺專家常慧雯，以及前Google DeepMind高級研究科學家翟曉華。祖克柏為這支夢之隊承諾了頂級資源支援。據悉，趙晟佳和MSL團隊將能夠使用計畫於2026年建成的"普羅米修斯"計算叢集，該叢集擁有高達1000兆瓦的電力供應，足以支撐前所未有的超大規模AI訓練。然而，這段"聯姻"在開始後不久就面臨危機。據多家媒體報導，趙晟佳加入Meta僅數日，就遭遇了嚴重的管理混亂和文化衝突。MSL內部資源分配不公、官僚作風盛行，承諾的算力資源遲遲未能兌現，這讓習慣OpenAI高效科研環境的趙晟佳深感不適。知情人士透露，趙晟佳當時已決定離開，甚至與老東家OpenAI達成了回歸協議，並簽署了入職檔案。這一消息對祖克柏而言無異於當頭一棒。若這位重金聘請的頂尖人才在入職不到一個月就重返競爭對手，不僅將使Meta顏面盡失，更將對其重振AI雄心的計畫造成致命打擊。為留住趙晟佳，祖克柏展現了驚人的決斷力。他直接介入，打破常規，授予趙晟佳"Meta超級智能實驗室首席科學家"頭銜，並正式確立其領導地位，要求其直接向自己和Alexandr Wang匯報。祖克柏更在Threads上高調宣佈這一任命，特別強調趙晟佳是實驗室的聯合創始人，"從第一天起就是我們的首席科學家"。這不僅是一次薪酬留人，更是一次地位與權力的鄭重承諾。最終，趙晟佳選擇留下，成為Meta AI版圖中僅次於祖克柏和Alexandr Wang的第三號關鍵人物。權力更迭暗戰趙晟佳最終選擇留下，但Meta的內部動盪遠未平息。事實上，MSL的成立與趙晟佳的迅速上位，恰恰催化了Meta新舊勢力更替下的深層矛盾。儘管趙晟佳被成功挽留，同期加入的其他頂尖人才卻未能適應。據外媒報導，與趙晟佳同期加盟的兩位前OpenAI研究員——Ethan Knight與Avi Verma，在入職不到一個月內相繼離職，重返OpenAI。來自GoogleDeepMind的研究科學家Rishabh Agarwal也在短短數月後選擇離開。對這些頂尖研究者而言，Meta雖能提供豐厚的薪酬，卻難以復現他們理想的科研環境。一位離職員工坦言：“人才終將流向能產生共鳴的地方。缺乏內在凝聚力的體系，終會從內部瓦解。”與此同時，管理層的“低齡化”與信任危機逐漸浮現。統管Meta AI全域的Alexandr Wang年僅28歲，此前並無人工智慧領域的研究經驗，其背景主要來自營運資料標註公司Scale AI。這種“外行領導內行”的局面，在內部引發了諸多資深科學家的困惑與不滿。有內部人士透露，Alexandr Wang所帶來的Scale AI高管團隊與Meta原有體系格格不入，管理方式簡單直接，甚至導致Meta與Scale AI在資料合作層面出現裂痕。更深遠的影響體現在FAIR實驗室的邊緣化。在MSL成立前，由楊立昆一手打造的FAIR實驗室一直是Meta AI的金字招牌。然而在新架構下，FAIR被整體併入MSL體系。儘管楊立昆名義上仍保留FAIR首席科學家頭銜，但在匯報關係上，這點陣圖靈獎得主需要向28歲的Alexandr Wang匯報。儘管祖克柏與楊立昆本人均公開否認角色變化，但在外界看來，隨著公司資源全面向以產品化為導向的MSL傾斜，堅持“世界模型”長線研究的FAIR團隊，實際上已失去對Meta核心AI戰略的主導權。Llama 4的失利成為壓垮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也成為楊立昆選擇體面離開的導火索。儘管雙方在分手聲明中保持了極大的克制，甚至達成了投資合作的“第三條道路”，但楊立昆的離去，無疑標誌著Meta AI那個充滿理想主義的學術時代正式落幕。面對重重挑戰，Meta正嘗試踩下剎車。據《金融時報》獲得的內部備忘錄顯示，Meta已暫停MSL除關鍵崗位外的所有招聘，以期在制定新戰略的同時更審慎地規劃未來。而這一切的挑戰，恰恰發生在個人能力與時代機遇碰撞的關鍵節點。對趙晟佳而言，出任首席科學家僅僅是開端。他不僅需要帶領團隊在技術上追趕GPT-4、打造更強大的Llama 5，更要在Meta複雜的官僚體系與文化衝突的夾縫中，為祖克柏找到通往AGI的可行路徑。而這場權力更迭的意義，早已超越了趙晟佳個體職業生涯的起落。它對應出整個AI產業在理想與現實間的艱難平衡，也預示著科技巨頭在AGI征程上更加激進的投資邏輯。這位90後華人科學家必須證明：超一億美金的薪酬背後，是與之匹配的遠見與實力。在趙晟佳按下"普羅米修斯"叢集啟動鍵的那一刻，一場新的AI競賽已經悄然開始。 (首席商業評論)

A Nobel laureate on why stablecoins may be nothing of the sort讓・梯若爾撰文指出，支付體系必須建立在公共基礎設施之上，而非投機性代幣Illustration: Dan Williams得益於《GENIUS 法案》的推動，穩定幣已躋身金融主流。這項於今年 7 月通過的美國法案，為這類數字代幣建構了監管框架，使其獲得合法性，同時也為金融機構推出自有穩定幣鋪平了道路。由唐納德・川普總統及其家族支援的某加密貨幣企業已發行穩定幣 USD1。而由泰達公司（Tether）發行的最受歡迎穩定幣，其市值在過去 12 個月內飆升 46%，達到 1740 億美元。這類加密貨幣與美元等現實世界資產掛鉤，相較於價格劇烈波動的比特幣，它承諾更高的穩定性，同時也被宣傳為一種低成本、高效率的支付方式。然而，穩定幣帶來的風險將遠超其益處，且市場上已存在替代方案。以比特幣為首的第一代加密貨幣支持者群體構成複雜，既有科技愛好者、力求擺脫政府管控的自由意志主義者，也不乏洗錢者與渴望快速暴富的投機者。處於這一領域前沿的企業，主要依靠鑄幣稅（代幣發行收益）和交易手續費（由支援代幣交易的平台收取）盈利。批評者則認為這類加密貨幣幾乎不具備社會價值：它們不僅讓逃稅變得更容易，導致政府喪失鑄幣稅收入，還因 “挖礦” 過程消耗大量能源而造成資源浪費。此外，它們還會削弱央行在危機中穩定經濟、遏制投機性衝擊下資本外流的能力。而其劇烈的波動性，也使其無法真正勝任貨幣的職能。穩定幣的出現，本被視為解決上述最後一個問題（即波動性問題）的方案。通過與美元或其他安全資產掛鉤，穩定幣宣稱能將數位技術的高效性與價值穩定性相結合。同時，它們還將自己定位為傳統高成本支付機構的競爭對手 —— 這些機構包括銀行，以及Visa、PayPal、SWIFT等支付平台，尤其在跨境轉帳領域。乍看之下，這似乎是一種進步。但正如 2008 年金融危機前的衍生品與次級抵押貸款證券那樣，看似安全的金融創新往往會埋下危機的種子。穩定幣與貨幣市場基金類似，表面上看似安全，實則在壓力下可能崩潰。屆時，政府可能會迫於壓力救助穩定幣持有者，以保護小微企業與家庭、防止金融風險蔓延，或是維護其 “對加密貨幣友好” 的轄區聲譽。而這種 “政府可能救助” 的預期，又會反過來鼓勵更多風險行為。穩定幣支持者堅稱，穩定幣完全由 “美元資產”（即美元計價的現金、銀行存款、美國國債、貨幣市場基金）提供背書，且會計師事務所會定期審計以核實儲備金規模，監管機構則會解讀審計結果並採取必要的執法行動。但在實際操作中，“完全背書” 並非板上釘釘。泰達公司曾因虛報儲備金規模被處以罰款，其儲備金從未經過獨立機構的全面審計；另一家穩定幣發行機構 Circle，曾因矽谷銀行倒閉而面臨 8% 的儲備金受損風險（幸運的是，矽谷銀行的未投保儲戶最終獲得了公共資金救助）。即便儲備金真實存在，對其 “是否足額” 的細微疑慮也可能引發破壞性的擠兌潮：例如 2022 年，演算法穩定幣 TerraUSD（註：一種依賴演算法而非足額資產背書的穩定幣，安全性低於足額儲備型穩定幣）就宣告崩盤。更令人擔憂的是，《GENIUS 法案》中關於穩定幣贖回的規定 —— 包括如何兌現持有者的贖回請求、在流動性緊張時是否暫停兌付以穩定局面等 —— 仍模糊不清。此外，現金、政府債券等安全資產的收益率極低。歷史上不乏這樣的案例：受審慎監管約束的銀行，會轉而尋求那些偽裝成 “安全資產” 的高風險資產。那麼，為何要假設監管遠少於銀行的穩定幣發行機構，會表現得更穩健，不去通過承擔利率風險或投資未投保存款等方式追求更高收益呢？《GENIUS 法案》禁止穩定幣發行機構支付利息，這一規定是為了安撫擔心存款流失的銀行（順帶一提，若銀行存款大規模流失，將危及金融中介功能，進而影響信貸可得性）。但該禁令並不適用於 Coinbase、PayPal 等穩定幣交易平台。這種區別對待留下了監管漏洞：交易平台可與發行機構合作，卻無需遵守適用於發行機構的監管規則。部分平台利用這一漏洞提供 “後門獎勵”（例如 Coinbase 與 PayPal 均通過返利形式提供此類獎勵），並為支撐這些獎勵而承擔風險。但與銀行不同，這些平台無需滿足資本充足率、流動性等監管標準，也無需繳納存款保險費。由此，它們躋身 “影子銀行” 行列 —— 這類機構享受隱性的公共擔保，卻無需承擔相應的監管成本。政治因素進一步放大了上述風險。當前美國政府在推廣加密貨幣方面既存在個人經濟利益，也有意識形態傾向，同時還有地緣政治層面的動機：加密貨幣的推廣能提振全球對美元的需求，從而為貿易逆差提供融資支援。此外，傾向於支援加密貨幣的人士也已被任命為監管官員。在這種背景下，寬鬆監管似乎已成定局。對於歐洲及其他地區而言，這一局面令人擔憂。任何對美元穩定幣實施嚴格監管的舉措，都可能被川普政府定性為 “不公平貿易壁壘”—— 正如美國當前將歐洲管控科技巨頭的舉措（例如近期依據《歐盟數字市場法案》認定蘋果、Meta 違規）描繪成貿易保護行為一樣。穩定幣的興起，凸顯了市場對更快速、更低成本、24 小時不間斷且 “可程式設計”（能在特定條件滿足時自動、高效地執行並結算）支付方式的真實需求。但公共部門完全有能力、也應當直接滿足這一需求。巴西與中國已建成高效的數字支付體系；歐元區也在推進央行數字貨幣的研發。支付體系本就屬於公共產品。不過，鑑於創新往往源自私營企業，公共支付基礎設施應保持開放，並提供程式設計介面，讓創業者能在該體系之上開發各類應用。若能順利推進，這樣的體系可將公共信任與私營部門的創新活力結合起來。作為最新的金融熱潮，穩定幣或許看似光鮮，但它們在讓少數人暴富的同時，也可能破壞金融穩定。更優的選擇是將支付體系視為一種共享的公共設施，而非投機者的遊樂場。 (邸報)

2025年4月30日，美國國家科學院（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宣佈選舉了120名新成員和30名國際成員，以表彰他們在原創研究領域的傑出成就。值得注意的是，諾獎得主屠呦呦教授榮膺其中，成為新一屆的國際院士。美國國家科學院成立於1863年，是美國最具權威和影響力的科學機構之一。作為一個獨立的非營利機構，該院致力於為國家和全球重大科學問題提供權威建議，推動科學創新和技術進步。院士選舉是該機構最嚴格和最高的學術榮譽，旨在表彰在科學領域做出突出貢獻的科學家。屠呦呦，女，漢族，中共黨員，1930年12月出生，浙江寧波人。1955年畢業於北京醫學院（現北京大學醫學部）藥學系。屠呦呦畢業後分配到衛生部中醫研究院（現中國中醫科學院）中藥研究所工作至今，現為中國中醫科學院青蒿素研究中心主任，終身研究員兼首席研究員，博士生導師。多年從事中藥和中西藥結合研究，突出貢獻是發現並研發了新型抗瘧藥物青蒿素和雙氫青蒿素。1978年屠呦呦領導的中醫研究院中藥所“523”研究組受到全國科學大會的表彰，1979年“抗瘧新藥青蒿素”獲得國家發明獎二等獎。2011年獲美國拉斯克臨床醫學研究獎，2015年獲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同年獲美國華倫·阿爾波特獎，2017年獲2016年度國家最高科學技術獎，2018年獲改革先鋒稱號，2019年被授予共和國勛章。此次當選不僅是對屠呦呦個人學術成就的肯定，也體現了國際科學界對中國科學家的高度認可。 (科學家雜誌)

即便身處動盪的當下，也很難想像截然不同的未來。各國的國運確實會改變，而且變化通常很劇烈。政治是會產生後果的。因此，我們應當創造性地思考這些後果可能是什麼，以及那些將親身經歷這些後果的人們會如何評價我們。 作為一名慣於從長遠角度研究增長與停滯的經濟學者，我可以想像自己在2050年如何回顧美國歷史。當然，故事還未發生，但它的走向可能大致如下。 “美國世紀”難維持 美國的衰落髮生得很突然，令人始料未及。20世紀是美國的世紀，而在21世紀頭幾十年裡，美國更是看似勢不可擋。隨著美國在人工智慧（AI）領域取得領先地位，其經濟看起來很穩健，註定會超越仍未從2007年至2009年金融危機和新冠疫情中走出來的西歐對手。因此，當美國經濟在21世紀30年代初停止增長甚至落後於歐洲時，大家都頗感意外。

*圖片來自諾貝爾獎官網 台北時間10月14日17點45分，本年度諾貝爾獎的最後一項、也是最受關注的獎項——諾貝爾經濟學獎終於揭曉。來自美國的三位經濟學家：麻省理工學院教授達龍·阿西莫格魯（Daron Acemoglu）、西蒙·約翰遜（Simon Johnson）以及芝加哥大學教授詹姆斯·A.羅賓遜（James A. Robinson）共同獲得這一殊榮，表彰他們在“對制度如何形成以及如何影響繁榮的研究”領域所做出的傑出貢獻。 這三位學者的研究深入揭示了制度對經濟發展的關鍵影響，解答了國家為何會在財富和貧困之間出現巨大差異的複雜問題。他們的工作不僅在學術界引發了廣泛關注，更為全球的政策制定者和企業家提供了寶貴的洞見。通過分析歷史、政治和經濟因素，他們闡明了包容性制度如何促進創新和增長，而掠奪性制度則可能導致停滯和衰退。 對於企業家而言，他們的研究強調了制度環境在商業成功中的重要性。理解和適應不同的制度背景，積極參與制度建設，不僅有助於企業自身的發展，也能推動整個社會的繁榮。接下來，我們將通過拆解他們的15項最高被引研究成果，揭示制度如何塑造國家和企業的命運。

據路透社8月8日報導，在孟加拉國面臨嚴峻的經濟挑戰之際，諾貝爾和平獎得主、經濟學家穆罕默德·尤努斯8日接任孟加拉國臨時政府領導人。尤努斯將接管這個南亞國家直到舉行選舉和新政府到位。 近期，諾貝爾和平獎得主穆罕默德·尤努斯接任孟加拉國臨時政府領導人的消息引起了廣泛關注。尤努斯以其獨特的經濟理念和實踐聞名於世，尤其是在小額信貸領域的開創性工作。本文將探討尤努斯的經濟理論，特別是“社會事業”概念，以及這一理念如何在全球範圍內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並分析其對當前孟加拉國乃至全球經濟金融市場的潛在影響。 社會事業與小額信貸 尤努斯倡導的“社會事業”理念主張通過創新的社會企業模式解決社會問題，而非僅僅追求利潤最大化。他創立的鄉村銀行（Grameen Bank）便是這一理念的成功案例，通過向貧困人群提供小額貸款，幫助他們擺脫貧困陷阱，實現自我發展。尤努斯相信，這種模式不僅能夠促進經濟增長，還能夠從根本上改善貧困人口的生活條件。

2024年6月25日，16名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跳出來發表了一封聯名信，警告說如果川普再次上台的話，美國將重啟通貨膨脹，破壞本國經濟穩定，並將對全球經濟產生持久負面影響。作為觀察者，我們完全有理由相信這些經濟學家的判斷是精確的，即如果川普再次上台，將對美國的經濟帶來巨大負面影響。以下為聯名信的譯文，後附點評。 一、聯名信內文 我們這些簽署者對於川普第二次執政可能給美國經濟帶來的風險深表擔憂。 法治，以及經濟和政治的確定性，是決定經濟成功最重要的幾個因素之一。對於美國這樣一個與其他國家有著深厚關係的國家來說，遵守國際準則，並與其他國家建立正常穩定的關係是必須的。唐納德·川普和他突發奇想的行為和政策將威脅這種穩定，威脅美國在世界上的地位。

今天（24日）上午，全國科技大會、國家科學技術獎勵大會、兩院院士大會在京召開。 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出席大會，為獲得2023年度國家最高科學技術獎的武漢大學李德仁院士和清華大學薛其坤院士頒發獎章、證書，同他們熱情握手表示祝賀。 習近平強調，科技興則民族興，科技強則國家強。中國式現代化要靠科技現代化作支撐，實現高品質發展要靠科技創新培育新動能。必須充分認識科技的戰略先導地位和根本支撐作用，錨定2035年建成科技強國的戰略目標，加強頂層設計和統籌謀劃，加快實現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 國家最高科學技術獎是中國五個國家科學技術獎中最高等級的獎項，它不分等級，每次授予人數不超過兩名。如今它更像是一根指引科技進步的指揮棒，見證著中國科技領域的不斷跨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