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ow Consent Can—and Cannot—Help Us Have Better Sex“同意”這一概念在法律上至關重要，但終究令人難以滿足。是否還有另一條出路？插畫：Michelle Mildenberg Lara1978年，格蕾塔·希巴德（Greta Hibbard）22歲，住在俄勒岡州鄉下。她有一個兩歲的女兒，一份最低工資的工作，還有一個失業的丈夫。後來她說，自己當時“靠花生醬三明治過日子”。她和丈夫約翰·賴德奧特（John Rideout）經常吵架；有時他會打她，或強迫她發生性關係。10月10日下午，他又一次這麼做了，希巴德逃到鄰居家。賴德奧特追過去，在公園裡將她逼到角落，強行帶回家。進屋後，她說，他朝她臉上猛擊數拳，扯下她的褲子。他們的小女兒在一旁目睹了全過程，哭著跑進臥室，而父親正在侵犯母親。從法律角度說，這可能構成強姦——在當時還是個全新的想法。直到上世紀70年代中期之前，美國大部分性行為並非由“同意”理論來規範，而是由“財產”邏輯支配：丈夫強姦妻子，就像闖入自家房子一樣，根本不可能被逮捕。1977年，俄勒岡州成為最早將婚內強姦定為非法的州之一，即便如此，一些政客仍認為該法只應適用於分居或正在離婚的夫妻。一位加州參議員一語道破主流態度：“如果你不能強姦自己的妻子，那你還能強姦誰？”希巴德本人也是剛得知自己有權拒絕與丈夫發生性關係。（她在一家婦女危機中心看到牆上貼著標語：“如果她說不，那就是強姦。”）事發前一晚，她和賴德奧特正與鄰居聊天，她提到了這項新法律。“我不信，”賴德奧特說。幾天後他被捕時，依然不信。隨後發生的“俄勒岡州訴賴德奧特案”（Oregon v. Rideout），成為美國歷史上首次有男子因強姦同居妻子而受審的案件，也成為對“同意應決定性行為合法性”這一理念的一次關鍵考驗。薩拉·溫曼（Sarah Weinman）在《未經同意：一場標誌性審判與數十年推動婚內強姦入罪的鬥爭》（Without Consent: A Landmark Trial and the Decades-Long Struggle to Make Spousal Rape a Crime，Ecco出版社）一書中重述了這個故事。溫曼以用真實犯罪手法書寫思想史著稱：她此前的著作分別聚焦於曾與《國家評論》創始人小威廉·F·巴克利（William F. Buckley, Jr.）交好的連環殺手，以及據信啟發納博科夫創作《洛麗塔》的綁架案。即便題材沉重，她的文風依然輕快。例如，賴德奧特的審判充斥著種種荒謬：他的辯護律師大肆抹黑希巴德的性史——兩次墮胎、一段所謂的女同經歷，以及她曾指控賴德奧特同父異母的兄弟性侵（據溫曼所述，希巴德因遭到威脅而撤回指控）。就連檢察官也覺得賴德奧特“看起來是個好人”。“我不認為他該坐牢，”他對媒體說。當賴德奧特最終被判無罪時，法庭內爆發出掌聲。希巴德在審判後幾乎立刻與賴德奧特和好，但幾個月內便與他離婚。溫曼卻一路追蹤賴德奧特直至2017年——那一年，他再次因強姦受審。這次的受害者是謝拉·莫克斯利（Sheila Moxley）——一名熟人，勉強允許喝醉的賴德奧特在她修家具後睡在沙發上；以及特蕾莎·赫恩（Teresa Hern）——他長期斷斷續續交往的女友。兩名女性都在半夜被賴德奧特按住並強行發生性關係。辯護律師再次試圖將她們描繪成撒謊、設局勾引男人的蕩婦。但這一次，賴德奧特被全部罪名成立，最終判處25年監禁。“你是個壞人，”莫克斯利在聲明中讀道，“你是個邪惡的人。你是個怪物。”溫曼選擇以賴德奧特的兩次審判作為全書首尾，講述了一個“惡有惡報”的故事：在一個人的一生跨度中，社會終於認真對待強姦，並懲罰那些作惡者。這聽起來令人欣慰。但歷史的真實軌跡並非如此簡短，也遠未確定地朝向正義彎曲。今天，約十分之一的美國女性曾遭親密伴侶強姦——這一比例與80年代報告的資料大致相同。今年，川普政府甚至一度刪除了疾控中心（CDC）網站上關於親密伴侶暴力和性暴力的統計資料；頁面後經法院命令恢復，並附上免責聲明：“本頁面內容不代表現實。”唐納德·川普本人至少被24名女性指控性不當行為。他否認所有指控，包括其第一任妻子伊萬娜（Ivana）的證詞——她曾在宣誓下作證，稱川普將她摔在床上，扯下一撮頭髮，然後強行與她發生關係。她後來澄清，自己使用“強姦”一詞並非指“字面或刑事意義上的強姦”。在溫曼的後記中，她簡要提及終結強姦（無論是否婚內）仍是未竟之業。但她似乎默認，社會至少已在性行為規制的哲學基礎上達成共識。“年輕一代對這些問題要清晰得多，”溫曼寫道，“他們理解‘同意’必須由具備能力者‘自由且理智地’給出，任何低於完全同意的行為都應被視為強姦。”我認為，這種“清晰”並不存在。不僅川普、傑佛瑞·愛潑斯坦（Jeffrey Epstein）、皮特·赫格塞斯（Pete Hegseth）、布羅克·特納（Brock Turner）、比爾·考斯比（Bill Cosby）、肖恩·庫姆斯（Sean Combs）、多米尼克·佩利科（Dominique Pelicot）及其眾多同夥似乎對“同意”頗有微詞，就連女權主義者自身也存在質疑。她們追問：“自由且理智”究竟意味著什麼？“完全同意”又包含那些要素？誰才真正具備同意的能力？我們又該如何處置強姦犯？對某些第二波女權主義者而言，一個生活在父權制下的女性“同意”與男性發生性關係，本身就是荒謬的。畢竟，我們不會認為農奴“同意”為封建領主勞作：農奴或許喜歡耕田，甚至愛戴主人，但她並非主動選擇務農，而是被僵化且常具暴力性的社會限制所困，無法追求其他可能。即使假設這種選擇是自由的——即使數十年艱苦卓絕的女權鬥爭已帶來某種解放，使女性不再類比於農奴——這種選擇又能否稱得上“理智”？有些女性覺得編織令人愉悅、安心，且彰顯女性氣質，但如果編織有10%的機率導致強姦，又有多少人會推薦朋友嘗試？這類爭論在70、80年代頗為活躍，由凱瑟琳·麥金農（Catharine MacKinnon）和安德莉亞·德沃金（Andrea Dworkin）等女權主義者提出——德沃金本人就曾遭丈夫毆打。如今，這種核心觀點（常被簡化為“所有異性性行為都是強姦”，儘管麥金農和德沃金從未確切寫下這句話）看似近乎荒誕。激進女權主義者不再指責異性戀女性“與敵人同床”。人們普遍接受：即使經濟上依賴丈夫，女性也能真正同意與其發生性關係。但隨之而來、卻較少被接受的推論是：她也可以同意與付費的陌生人發生性關係。許多女權主義者如今認為，若否認這一點，反而是將女性幼稚化、使其屈從於國家或道德主義，而非承認她對自己身體的主權。但第二波女權主義批判的核心——即在權力不平等關係中，表面的“同意”並不充分——仍在其他議題中延續。兒童便是顯例。詩人瑪麗·卡爾（Mary Karr）曾形容兒童是“三英呎高、身無分文、沒有工作、目不識丁”的群體。我們很容易對強迫或脅迫兒童發生性行為感到震驚。但如果是兒童自稱“想要”的性行為呢？兒童能同意與其他兒童發生性關係嗎？能同意與成年人發生嗎？一個19歲女孩能合法地與繼父發生她自認為充滿愛意且雙方同意的性關係嗎？那與繼母呢？學生能選擇與教授發生性關係嗎？僱員能與上司發生嗎？我們如何回答這些問題，取決於我們認為那些人過於輕信、脆弱或被剝削，以至於必須保護他們免受自身慾望的傷害。通常，我們更願意在短期內限制人的自主權。青春是最短暫的狀態：今天我們保護的孩子，長大後將成為需要保護他人免受其侵害的成年人。但有些人，從法律上講，永遠無法脫離“童年”狀態。2018年，羅格斯大學前倫理學教授安娜·斯塔布菲爾德（Anna Stubblefield）對一名患有腦癱、無法言語、由母親和兄弟監護的男子D.J.認罪，罪名是加重刑事性接觸。此案令其他倫理學者著迷，因為它似乎將“脅迫性同意”的辯論具象化了。斯塔布菲爾德曾與D.J.使用一種名為“輔助溝通”（facilitated communication）的技術——由健全者扶住非言語殘障人士的手臂，助其打字。D.J.在打字中表達對兩人性關係的喜悅：“我人生第一次感到活著。”這些話真的出自他本人嗎？像D.J.這樣的人，能同意發生性關係嗎？如果不能，他是否只能終身禁慾，或註定被強姦？對自由主義者而言，另一個難題是：即使在不存在明顯權力失衡的成年人之間，某些性行為是否也應被禁止？2001年的案例無法迴避：兩名德國男子在網上相識，約定其中一人割下自己的陰莖，兩人一同吃掉。在失血過程中，這名自願截肢者被拍下持續明確表示同意被殺死並肢解的畫面。一些哲學家提出，或許我們不應被允許放棄未來的同意權——無論是通過同意嚴重身體傷害或死亡，還是簽訂剝奪長期自主權的契約。但如果橄欖球運動員能在場上同意互相毆打，為什麼我們不能在床上這麼做？如果我們想禁止人們為追求幻想而自我臣服，那就必須將極端BDSM關係和包含“侍奉”一詞的婚姻誓言都定為犯罪。因此，對“同意”的一種批評是：它過於寬容，忽視了脅迫或妄想可能製造出“同意”的假象。另一種批評則是：它過於嚴苛且具有懲罰性。數十年的法律改革擴大了法律上視為強姦的情形：強姦罪不再僅限於持械陌生人襲擊掙扎中的受害者（理想情況下還須是白人處女）。在大學校園，“不就是不”（no means no）的理念已被“是才是是”（yes means yes）取代——因為大量證據表明，許多人在恐懼中會僵住，無法開口說話。這一轉變的批評者擔憂：當雙方都爛醉如泥，或一方事後撤回同意時該如何處理。他們認為，降低強姦認定門檻會導致誤解被刑事化（或至少被訴訟化），從而抑制那種某些女權主義者本希望倡導的無憂無慮的性探索。“我想不出還有什麼比讓我們相信‘每個角落都有性侵’更能奴役女性了，”自稱女權主義者的勞拉·基普尼斯（Laura Kipnis）在2017年出版的《不受歡迎的示好》（Unwanted Advances）一書中寫道，該書探討“校園中的性偏執”。基普尼斯描述她母親笑著回憶大學教授繞著桌子追她、試圖親吻她的往事。她認為，如今鼓勵年輕女性將此類“愚蠢行為”視為“致殘性創傷”，實則固化了關於女性天真、純潔與無助的性別偏見。另一種解讀是：年輕女性已帶著一種相當“男性化”的權利意識，認定自己無需對冒犯者寬容微笑。但基普尼斯在更廣泛的意義上是對的：將我們的愛慾生活官僚化，並非通往解放之路。基普尼斯的書出版六個月後，《紐約客》和《紐約時報》的記者發表了十余項針對哈維·韋恩斯坦（Harvey Weinstein）的指控，引爆了主流#MeToo運動。隨後的披露浪潮清楚表明：性暴力何其普遍，受害者站出來又會承受何等損失。例如，作家莫伊拉·多尼根（Moira Donegan）在評論克里斯汀·布萊西·福特（Christine Blasey Ford）回憶錄時指出，福特人生的關鍵時刻並非如她所述——被一名17歲少年推倒在床上、跨坐在她身上、試圖撕扯她的衣服、摀住她尖叫的嘴，而他的朋友在一旁大笑；而是當社會（或至少國會）認定她是騙子，並讓那個壓制她的男孩成為最高法院大法官。對《教育法修正案第九條》（Title IX）和#MeToo運動的反彈，讓人誤以為此類行動對男性的主要影響只是暫時剝奪他們的游泳獎學金、出書合約或政治影響力。（安德魯·科莫失敗的市長競選就建立在選民會忘記司法部認定他曾性騷擾13名女性並對部分舉報者實施報復這一前提上。）但強姦也是刑事犯罪，許多人——往往是貧窮的非裔或拉丁裔男性——可能因此在監獄中度過數十年，有時甚至是冤獄：想想中央公園五人案（Central Park Five）。某些罪行的量刑差異令人震驚：被定罪的法定強姦案中，約五分之四的罪犯是原住民。一方面，很難主張強姦罪被過度調查，或受害者被過度採信。例如在芝加哥，2018至2023年間警方收到逾兩萬起性犯罪報案，僅有約300人入獄。另一方面，任何對強姦感到震驚的人都應極度警惕：將那怕多一個人送進監獄都令人不安，因為監獄中（尤其常由獄警實施的）性暴力極為普遍。州級和聯邦監獄中的男女報告被脅迫或強迫發生性關係的比例幾乎相同。這並非否認強姦與厭女症的關聯，而是指出：在某些情境下，受害者的角色可能被暴力地重新分配。正如女權主義者長期強調的：強姦偶爾關乎性，但始終關乎權力。如果說過去十年的爭論闡明了一件事，那就是：僅靠“同意”無法拯救我們。我們依然判斷力糟糕、溝通缺陷、沉迷於使人喪失行為能力的物質，並對女性懷有暴力化的色情蔑視。然而，我們又能轉向何處尋求規制？若讓一個道德說教的政府進入臥室，就可能失去避孕、同性戀或邊緣性行為等來之不易的自由。如今我們無法忽視的是：大學管理者大多是規避訴訟的機器。標籤轉瞬即逝；最惡劣的人仍自視為真正受害者，並繼續統治國家。監獄在強姦問題上毫無道德權威。正是在這種僵局中，一批新書應運而生：約瑟夫·菲舍爾（Joseph Fischel）的《去他的同意：邁向更佳的性正義政治》（Screw Consent: A Better Politics of Sexual Justice）、凱瑟琳·安吉爾（Katherine Angel）的《明天的性會再次美好：同意時代的女性與慾望》（Tomorrow Sex Will Be Good Again: Women and Desire in the Age of Consent）、瑪農·加西亞（Manon Garcia）的《同意的喜悅：良好性愛的哲學》（The Joy of Consent: A Philosophy of Good Sex）。這些書並非主要批判法律體系：它們普遍認同，如菲舍爾所言，同意是“性侵法律中現有最不壞的標準”。但它們擔憂：文化上對同意（尤其是“熱情同意”）的強調，已將性“劃分為‘棒極了’和‘強姦’兩類”（菲舍爾），忽視了女性慾望的複雜性（安吉爾），並強化了“性是女性給予男性的禮物”這一觀念，而非平等者共同享受之事（加西亞）。這一類型中最新且最有力的作品，是喬治城大學哲學與殘障研究教授奎爾·庫克拉（Quill Kukla）的《超越“是”：人人皆可享有的愉悅與自主》（Sex Beyond ‘Yes’: Pleasure and Agency for Everyone，諾頓出版社）。這部半手冊、半宣言式的作品提出了諸多切實可行的建議，教我們如何將“同意的性”轉化為“美好的性”——如何不僅學會接受與拒絕，還能學會邀請、警告、提問乃至命令。庫克拉是非二元性別者，對BDSM既有學術興趣也有個人體驗，有時會對“香草味”異性戀伴侶略帶居高臨下——認為他們“從未被迫反思自己的性實踐與慾望，因而可能缺乏發展這些技能的機會”。但書中探討的話題具有廣泛吸引力：例如，如何與患痴呆症的伴侶進行合乎倫理的性行為，或通過教導兒童使用“安全詞”來界定身體邊界，這種做法本身具有解放性。庫克拉抱怨：我們太少討論如何擁有美好的性，卻太多聚焦於如何避免糟糕的性。他們尖銳指出，“奪回黑夜”（Take Back the Night）等倡議適得其反——通過暗示女性在街頭面臨陌生人性侵高風險，反而加劇了她們對伴侶或熟人的依賴（而90%以上的強姦由後者實施）。他們認為，主流（有時甚至是女權主義）將男性身體視為骯髒且具威脅性的觀念，實則是一種強姦文化，因為它維持了“性是男性必須從女性身上搾取之物”的想法。讀者合上庫克拉的書時，可能會產生一種印象：強姦犯不過是尚未有機會培養“美好性愛所需複雜技能”的人。這聽上去或許天真，實則不然——美國司法部2000年一份報告發現，性侵犯罪最常見的年齡是14歲。任何倡導更好性愛的人，都必須首先相信：男孩與男性有能力改變。就性教育而言，《超越“是”》清晰直白；在一個更好的世界裡，它理應進入高中課堂。但庫克拉也承認，性教育並非萬能：“即便世上最擅長溝通的人，在性規範與法律極度嚴苛且具懲罰性的國家，或被困在監獄、醫院等毫無隱私、燈火通明的機構房間中，也無法擁有強大的性自主權。”庫克拉偏愛的術語“性自主”（sexual agency），與“性同意”的區別，恰如可步行社區與封閉小區之別。如果說同意是我們短暫解除他人“不得觸碰我們”義務的權利，那麼自主權則是我們在能自由追求慾望的條件下生活的權利。庫克拉將這種條件稱為美好性愛的“腳手架”（scaffolding）。例如，如果女生聯誼會成員跳舞、飲酒、與陌生人接吻的地方，不是由一群彼此宣誓效忠、且自身不乏性霸凌行為的男性營運的房子，她的“腳手架”就更穩固。如果寄養兒童擁有帶鎖的獨立臥室，他的“腳手架”就更完善。避孕措施和PrEP（暴露前預防用藥）可以成為更好性愛的腳手架，經濟獨立亦然。庫克拉提到“24小時公共交通”，讓人們“確信自己隨時能安全輕鬆地離開”。讀到此處，我想起賴德奧特對謝拉·莫克斯利的侵犯——當時他醉得無法騎車回家。如果門外就有公車站，莫克斯利是否就能更有底氣地趕走賴德奧特，鎖好門，安然睡過整夜？我的疑問令人不適——近乎責怪受害者。畢竟，賴德奧特強姦莫克斯利，並非因為他不願付計程車費，而是因為他根本不把她當作完整的人。庫克拉當然意識到此類案例，卻有意避開性別化分析，轉而聚焦促成糟糕性行為的物質現實。“腳手架”終究更像全民基本收入，而非賠償。無論如何，錢就是錢。我們不禁想像：如果格蕾塔·希巴德當年能獲得稍多一點“性自主權”的經濟支援，人生是否會不同？19歲懷孕時，她最初拒絕賴德奧特的求婚，認為他“不負責任”。但在靠福利獨自撫養嬰兒數月後，她改變了主意，接受了已參軍的賴德奧特。即便希巴德告訴父母賴德奧特開始踢打她，父親仍說她有義務維持婚姻，母親則拒絕資助離婚。希巴德身邊或許有怪物，但她無疑生活在一個怪物般的結構之中。 (邸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