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往回倒半年，聞泰、安世半導體與荷蘭的“紛爭”中，隨處都可以找到今天Manus的影子。4月27日，監管依法禁止美國科技巨頭Meta收購中國AI企業Manus，並要求撤銷該交易。對Manus來說，最直接的衝擊就是20億美元的交易泡湯了，管理層、核心員工、投資人等也失去了一個“絕佳”的退出機會。Meta收購Manus來得突然，但被叫停在情理之中——監管動作本質上就是跨境併購被發了一張出局的“紅牌”，類似案例在科技網際網路等行業不少見，只是在國內相關案例不多，算得上是《外商投資安全審查辦法》2021年實施以來罕見的被禁止的外資收購案。雙方的收購案，我也關注很久，原以為會是商務部主導，但最終發出“撤銷交易禁令”的卻是發改委。Manus的20億美元交易案官宣即引起軒然大波。Manus創始人肖弘。圖片經過AI處理但更早之前，Manus其實就已經在為被收購準備，包括裁員，遷移至新加坡，核心目的就是將自身改造為境外公司。交易簽約後旋即交割，絲毫不拖泥帶水。只是，在行業大背景下，交易如果觸碰監管紅線，百般設計最終都歸於無用。我在開頭提到“聞泰、安世之爭”，對Manus來說，把聞泰、安世、荷蘭三方對號入座，你會發現收購都已經過去7年了，荷蘭監管方還在出牌干預，就好理解了。這裡如果要下一個結論：“跨境併購”在任何時候都可以被叫停。2026年1月份，由於Manus普遍被認為擁有先進技術，轉型成為境外企業隨即被監管關注。其中，商務部當時明確表示，會同相關部門，依據出口管制、技術進出口、對外投資等相關法律法規開展調查。當時沒有明確的法律法規，恰恰是此次發改委禁止交易的法律依據——《外商投資安全審查辦法》。在國內，鮮為人知的是，國內外資併購領域首個安全審查、最終折戟的標誌性案例是從2005年底啟動的美國凱雷集團收購徐工集團。彼時我剛入職場，所在機構代表凱雷。收購徐工集團的交易非常曲折，延綿數年。各方試圖調整結構獲得監管放行但最後不果。當時交易也被業內質疑價格低估，但監管的考慮肯定不是價格這麼簡單，最終也因為這一“失敗”的併購案例，催生了中國的外資安全審查制度的雛形。2006年，商務部等六部委即以第10號令公佈《關於外國投資者併購境內企業的規定》，要求外國投資者併購境內企業並取得實際控制權，涉及重點行業、存在影響或可能影響國家經濟安全因素的，當事人應進行申報。中國境內的併購從此有法可依，但彼時吸引外資為主流，該制度極少運用。其中，安全審查的一個根本特徵在於：一旦觸底線則交易失敗。此次監管部門叫停Manus的“20億美元併購案”發出一個明確訊號，一家中國企業將人才、中國開發的技術搬遷到境外，將業務化整為零轉型為一家境外結構的公司，仍會被視為中國企業。在此基礎上，外資收購境外公司被視為收購中國企業，由此觸發外商投資安全審查。更大影響是，即便交易已經完成，也可以將其撤銷，這是前所未有的。但大家要知道撤銷交易是一個境外監管機構長期實行的權力，而非中國獨創，美國國家安全審查制度（CFIUS）非常有名，要求字節跳動剝離TikTok股權，這事依舊曆歷在目，類似的法規制度歐洲諸國基本都有，也多有規定通過分拆交易、轉移智慧財產權等手段規避監管的行為無效。除了國家安全審查，Manus交易還可能觸及了三條紅線：出口管制、資料出境安全、境外投資。關於出口管制，我想很多人的第一反應是這怎麼會管制？但如果看看OpenAI、Anthropic這幾家和五角大樓的合作，傳聞在委內瑞拉事件中Claude模型等相關技術的應用，就能找到答案，它們可以被劃歸到軍民兩用物項，也就需要兩用物項的出口許可。另外，大語言模型、Agent等相關技術雖未被直接列入禁止出口技術範疇，但屬於限製出口的“資訊處理技術”，此類技術的跨境轉移須事先向商務部門申請出口許可證。違反出口管制的後果主要是處罰，而非恢復原狀。比出口管制更需要注意的是資料出境安全。Manus雖然不提供基座模型，但使用者和收入增長的速度都極快，在被收購的新聞稿中，Manus的原話是：Manus 已經為全球數百萬使用者提供服務、創造價值。此類資料的跨境轉移的合規是中國監管的審查重點之一。根據規定，網路平台營運者若掌握超過100萬使用者個人資訊，其資料出境必須向監管申報安全審查，但Manus此次是否構成違規，相關公告未直接提及。境外投資也是一道檻。Manus的技術、團隊遷往新加坡，這一行為屬於重組，嚴格來講也是“對外投資”的一種模式。不過，中國企業的境外投資分為敏感類與非敏感類項目。人工智慧領域因涉及技術安全與資料安全，應歸入“敏感行業”，需向主管部門申請核准，若未履行核准或備案程序即開展投資活動，將被認定為違規。但對外投資一旦木已成舟，補救措施有限。但要注意，上述單個“紅線”都不能讓交易無效化。相比之下，外商投資的安全審查是最合適的規則，可以責令交易無效。在Meta收購Manus一案中，交易在交割後被監管撤銷，是首次採用的措施——交易撤銷後，交易方應退回到交易前的狀態，賣方退回錢款，買方退回股權，企業股東恢復原狀。如果要就Meta收購Manus的個案來談：Meta退出，20億美元退還，Manus恢復其原有的股東結構。Meta會拿著20億美元一聲不吭的退出？這是一個好問題。從專業性的角度來看，Meta大機率在交易的條款上會對交易失敗作出聲明，一旦出現這個問題，就看Meta如何主張自己的權利，但更為關鍵的是：錢可以退，人也可以不用，我都看過你的演算法、看過你的技術架構了，我怎麼退給你？不要擔心，專業的問題會有專業的團隊來做，這可以參考輝達H200的出口規定，美國商務部要求每批出口的H200晶片在出口前，必須由美國合格的第三方檢測機構進行抽檢。在這件事情上，對Meta來說，不遵守監管規定，風險就在於未來被核查出來使用了這樁失敗的併購案中涉及到的技術細節，而監管要求“交易撤銷”字面上就很明確：如果繼續使用就算是竊取。在很多使用者眼中，Meta的臉書、Instagram等業務都已不在中國境內營運，但實際上這家社交巨頭每年在中國客戶身上獲得的收入接近200億美元，佔其全球收入的10%。再回到收購案本身，一個值得深思問題是，轉移到境外的智慧財產權、技術、資料應該如何監測處理？畢竟，技術的本質是一種知識，知識一旦分享就無法抹除。從這個角度來看，如果Manus相關技術出境被認定存在違規，可能不僅要面臨前面提到的交易復原，也還會面臨處罰，還可能會被要求對處於境外的技術建立防火牆，禁止其洩露到企業之外，甚至防範外籍人士接觸技術。也有人在推論：將Manus資產剝離給新買家、回售原有投資人。我的看法是，交易撤銷、交易復原的字面意思已經很明確，回歸原有的所有權和治理架構，即便未來要出售，被境外公司、資本收購，很難被視作一條好出路。站在外資的立場上看，這也是一種強烈訊號，針對中國在人工智慧領域新興企業的跨境併購應該如何推動合規。當然，如果一開始頂層設計就是人才、技術、營運都在境外的企業就另當別論。 (芯師爺)

今天，一筆跨境併購交易被中國發改委正式叫停了。Manus收購美國AI初創公司WaveAI，這不是我第一次聽到矽谷AI團隊被國內資本接盤的消息。但這一次不太一樣，不是因為價格沒談攏，也不是因為技術路線不合，而是來自發改委的一道審查紅線。坦率的講，我剛開始看到新聞標題的時候，第一反應是“又來了”。這些年，跨境技術併購被攔下的案例不少，理由大多圍繞國家安全、資料出境、關鍵技術流失這些關鍵詞。但仔細看完公告原文，我發現這次真的不太一樣。這不是一次對單一併購的行政干預，而是一場監管範式的範式轉移。什麼意思呢？傳統的跨境併購裡，VC和創業者普遍相信一套邏輯，註冊在新加坡、呼叫海外API、走境外交易，就能合法繞開監管審查。你去看過去三年裡那些出海AI公司的結構，差不多都是一個模子刻出來的——國內團隊搞研發，境外主體拿融資，技術服務協議一簽，資料“合規”出境。這套邏輯建立在主體形式優先的監管框架下。坦率的講，過去的監管看的是“誰在紙上籤字”，而不是“誰在實際控制”。只要你註冊檔案寫得漂亮，股權層層巢狀，VIE架構做得足夠複雜，審查就很容易停留在紙面。但這次Manus案捅破的這層窗戶紙，讓我意識到監管已經換了一套作業系統。說到監管的作業系統，我得提一下這個“四問審查法”。發改委在Manus案裡採用的方法，我把它叫做“四問審查法”。這四個問題很簡單，但每一個問題都在追問同一個東西，經濟實質。第一問，核心研發團隊在那裡？這不是問“公司註冊地”，而是問你真正寫程式碼、跑實驗、調模型的那群人在那。是在矽谷的辦公室裡，還是在國內一個你從來沒公開過的研發中心？第二問，程式碼在誰的伺服器上迭代？AI公司的命根子是程式碼和資料。你的訓練程式碼是在AWS、GCP這些海外雲上跑，還是在阿里雲、騰訊雲的國內region裡？每一次git push，IP地址指向那裡？第三問，資料閉環從那裡形成？你的訓練資料從那裡來？標註團隊在菲律賓還是在中國？使用者資料回流到那個資料庫？資料清洗、預處理、特徵工程這一整套pipeline，物理位置在那？第四問，系統控制權握在誰手中？誰有權限部署新版本？誰能訪問生產環境的金鑰？遇到安全事故，是誰在半夜三點爬起來重啟伺服器？這四個問題，定義了AI企業的經濟實質。註冊地、融資幣種、交易結構，全都不再是保護傘。因為監管開始明白一件事，在AI時代，程式碼在那裡，研發團隊在那裡，資料在那裡，控制權在那裡，這家公司的靈魂就在那裡。紙面上的股權結構可以設計得天花亂墜，但技術資產的物理位置和人的地理位置，是騙不了人的。這就好比，你可以把公司註冊在開曼群島，但如果你所有程式設計師都在深圳科興科學園裡寫程式碼，所有訓練資料都躺在貴州的資料中心裡，那這家公司的經濟實質就在中國，開曼群島只是個殼。這聽起來像是常識對吧。但就是這個“常識”，在過去幾年被無數跨境架構刻意模糊掉了。那接下來會發生什麼？我覺得，離岸殼的黃昏可能真的來了。Manus案最可怕的地方，不是它一家公司被叫停。而是這套“實質重於形式”的邏輯一旦確立，未來會適用於每一家跨境AI企業。你想啊，如果監管開始用這四個問題去審視所有出海AI公司，會發生什麼？那些正在搭建“國內技術+境外主體”架構的創業公司，突然發現自己暴露在一個全新的風險敞口下。你以為你安全著陸了，你以為你的VIE架構天衣無縫，你以為你的技術服務協議寫得滴水不漏。但當監管問你“核心研發團隊在那裡”的時候，你怎麼回答？你說“我們在矽谷有一個小辦公室，但實際寫程式碼的大部隊在杭州？”你說“我們的演算法工程師大部分在中國，但我們有遠端協作工具？”你說“我們的資料存在海外，但每天晚上同步回國內做備份？”每一句回答，都在暴露你的經濟實質。這讓我想起十年前的中概股回流潮。當時也是一樣，海外上市的中國公司，業務全在國內，利潤全來自中國消費者，但在美國上市。後來監管開始追問“實際控制人是誰”“業務實質在那裡”，一大批公司不得不拆VIE回A股。現在的AI出海，像是那場大戲的2.0版本。只是這次的主角從電商、社交、遊戲，換成了更敏感、更核心的AI技術。該不該對HeyGen“秋後算帳”？說到這兒，就繞不開HeyGen。這家公司去年從國內遷出，把主體、團隊、程式碼、資料全部搬到海外，完成了所謂的“金蟬脫殼”。當時很多人覺得，HeyGen是聰明人，提前嗅到了監管風向，安全著陸了。現在Manus案一出，我覺得該重新審視這個案例了。HeyGen那種“覺得自己安全著陸”的心態，恰恰是這套舊邏輯最典型的代表。他們以為，只要把註冊地改了，把合同簽了，把伺服器遷了，就真的從監管的視線裡消失了。但按照“四問審查法”的邏輯，HeyGen真的安全了嗎？核心研發團隊在那裡？HeyGen的核心演算法團隊，大部分成員是不是還在中國？就算人物理上搬到了矽谷，他們的技術積累、程式碼倉庫、訓練資料，是不是還深深地根植於過去幾年在國內的研發？程式碼在誰的伺服器上迭代？就算現在用的是AWS，那些預訓練模型的checkpoint、那些fine-tuning的程式碼庫，最初的訓練是在那完成的？資料閉環從那裡形成？HeyGen的早期使用者資料、人臉資料集、語音樣本，有多少是來自中國使用者？系統控制權握在誰手中？就算公司註冊在美國，實際做技術決策、決定產品路線圖的人，是不是還是一群中國背景的創始人？我不是說HeyGen一定有問題。我想說的是，如果監管開始用“實質穿透”的視角來看HeyGen，那所謂的“安全著陸”可能只是個幻覺。你以為你脫殼成功了，但你的技術實質、資料實質、團隊實質，可能還牢牢地錨定在中國土壤裡。這就引出了一個更尖銳的問題，該不該對HeyGen這種案例「秋後算帳」？我的觀點是，應該。但不是為了懲罰誰，而是為了確立規則。如果HeyGen這種“金蟬脫殼”被默認為一種成功的規避策略，那它就會成為所有AI創業公司的標準操作手冊。大家會想，反正監管只看形式，那我們就把形式做到極致，國內研發偷偷做，境外主體公開融，等到時機成熟，一夜之間全部搬走。這會導致什麼結果？最優秀的AI團隊、最核心的技術資產、最有價值的資料，都會在監管眼皮底下“暗渡陳倉”。等到監管反應過來，可能已經晚了。所以，對HeyGen“重啟調查”，不是要把它抓回來，而是要向整個行業傳遞一個清晰的訊號：新的遊戲規則已經來了。“實質重於形式”不是一句空話，而是會落實到每一筆交易、每一個架構、每一次技術出海的審查裡。你想走可以，但必須光明正大地走，必須把經濟實質說清楚，必須接受監管的問詢。否則，你以為的安全著陸，可能只是暫時的錯覺。監管的革命與AI創業的宿命聊到這裡，我覺得有必要把鏡頭拉遠一點。Manus案也好，HeyGen也好，背後是一個更大的命題，在AI這個高度敏感的領域，國家主權、技術主權、資本自由，這三者該怎麼平衡？過去十年，網際網路創業信奉的是“資本無國界，技術無國界”。一個想法在中國誕生，可以去美國融資，可以去新加坡註冊，可以去全球市場擴張。監管被默認是“需要繞開的障礙”，而不是“需要對話的夥伴”。但AI不一樣。AI技術天生帶有國家安全屬性。訓練資料的敏感性、模型的可解釋性、演算法的雙用性，每一個維度都牽動著監管的神經。當AI開始滲透到國防、金融、醫療、司法這些關鍵領域時，技術的“國界”就會變得越來越清晰。監管從“形式合規”轉向“實質穿透”，是對這種新現實的回應。這不是中國獨有的現象。你看看美國CFIUS怎麼審查TikTok，看看歐盟AI法案怎麼定義“高風險AI系統”，全球主要經濟體都在做同一件事：把監管的觸角，從紙面協議延伸到技術實質。在這個大背景下，AI創業的出海套利模式，可能真的走到頭了。你不是在做一個社交APP，不是在做一個電商平台，你在做的是可能改變國家競爭力的核心技術。監管不可能再像過去那樣，睜一隻眼閉一隻眼。那結果會怎樣呢？意味著AI創業者需要重新思考自己的定位。你是在為中國市場做AI，還是在為全球市場做AI？你的技術路線是開放的還是封閉的？你的資料策略是本地化的還是全球化的？你的團隊結構是集中的還是分散的？這些問題，不再只是商業問題，而是戰略問題。時間的河流寫到這兒，我突然想起一個畫面。去年我跟一個做AI安全的投資人聊天，他說了一句話讓我印象很深，“現在的AI監管，就像是在一條湍急的河流裡摸石頭。石頭是真的，但河流太急，你摸到的可能只是上一秒的石頭。”Manus案就是一塊剛摸到的石頭。它告訴我們，監管的河床正在變化。以前那些看似堅固的“形式合規”石頭，可能已經被水流沖走了。新的河床是“實質穿透”，是四個問題的追問，是經濟實質的拷問。作為創業者，你要做的不是抱怨河水太急，而是學會在新的河床上站穩。該把研發團隊放在那裡，就把研發團隊放在那裡。該把資料存在那裡，就把資料存在那裡。該接受什麼監管，就接受什麼監管。不要試圖用紙面架構去欺騙監管河流。因為河流的沖刷是永恆的，而紙面的墨跡遲早會被沖散。離岸殼的黃昏，不是AI創業的終點。它只是一個提醒，在這個時代，做AI不僅需要技術勇氣，還需要戰略清醒。知道自己的實質在那裡，知道監管的邊界在那裡，知道世界的期待在那裡。然後，坦誠地走下去。畢竟，真正偉大的技術，從來不是靠躲藏和偽裝實現的。它需要陽光，需要對話，需要規則，也需要信任。而這一切，從說出“我的核心研發團隊在這裡”開始。 (識焗)

叫停Meta收購Manus的新聞一出來，眾聲喧嘩。有人叫好，有人皺眉，有人擔心外資VC的積極性，有人擔心中國創新受傷害。先亮明看法：該叫停，而且不能僅僅叫停。禁止這單交易，只是一個動作；真正重要的，是後面一系列要補的功課。本篇文章想跟您聊四件事：1. Manus遠遠不是第一個，但希望它是最後一個；2. 是誰推著Manus們走上這條路；3. 除了叫停，我們還應該做什麼；4. 如果你正好是一位猶豫向左還是向右的創業者，我們可以說說心裡話。四家公司的心照不宣如果只看Manus一家，你可能覺得這次有點小題大做。但把時間線放長一點觀察，就會發現，監管這次出手，不是針對具體那一位，而是已經不在座的很多位。Zoom：第一塊被人記住的“樣板”Zoom的創始人袁征，1997年從中國去了美國。很多人以為Zoom是一家純粹的美國公司，但它在很長一段時間裡，核心研發團隊一直在中國——蘇州、合肥、杭州都有大規模的工程師團隊。在新冠疫情前，Zoom的研發人員有超過七成在中國。中國工程師成本低、交付快、質量穩，Zoom靠這套“美國前台+中國後台”的結構，打下了全球市場。疫情暴發期間，Zoom因為在家辦公的風潮而日漸火爆，但因為資料管理上的一些瑕疵，佩洛西等政客開始大肆炒作，質疑其安全性乃至忠誠性，並要求袁征出席國會聽證會，質疑其與中國存在不當關聯。緊接著就是Zoom系統性的“去中國化”壓力——把研發遷出中國、減少中國員工比例、調整資料儲存地。這個過程當時並沒有引發國內的強烈反應，但因為其“果斷”的切割以及看似平滑的業務遷移，為後來一些勢力推動“去中國化”提供了參考和借鑑。Heygen：走得更徹底的範本Heygen的故事更典型。它的前身是詩云科技，2020年成立於深圳，創始人是原Snapchat的中國工程師徐卓。做的是AI數字人和視訊生成，早期核心團隊30人幾乎都是中國人，早期獲得的投資來自中國本土的百度風投、紅杉中國、真格基金和IDG，是個純粹的中國創業公司。公司的產品因為讓泰勒·斯威夫特在視訊中開口說中文而為網民熟知。轉折發生在2023年前後。據媒體報導，Heygen獲得美國風投Conviction Partners領投560萬美元，整體估值達到7500萬美元。Conviction Partners的創始人Sarah Guo直接頂替了紅杉中國在HeyGen董事會的席位，並公開表示，“過去一年半以來，大環境變化很大，徐卓說得非常明確，我們要搞清楚我們的投資者群體、我們的使用者群體和我們的資料中心，也要明白不能有政府的影響”。緊接著，Heygen又獲得美國VC Benchmark領投的6000萬美元融資，估值達到約5億美元，將上述中國投資者徹底清洗出公司，品牌名從“詩云”改成“Heygen”，註銷中國公司。員工兩個選擇，搬遷到北美工作，或者離職。現在Heygen的官網上，幾張中國面孔的介紹裡看不出任何曾在中國工作和生活的痕跡。Manus：路徑雷同，但動靜更大到了Manus，劇本幾乎一模一樣。肖弘來自江西小城，在武漢讀大學，軟體工程專業，2022年創辦“蝴蝶效應”。武漢給了他優質的人力資源和辦公補貼，國內自媒體用“炸裂”體標題把Manus捧紅。但根據前員工向外媒的描述，Manus從一開始就在開曼架構下、在新加坡設實體，說明出海是“預設路徑”而非“後來選擇”。真正的臨界點，同樣是在Benchmark投資進來之後。前員工透露，Benchmark進來不久，Manus就通知員工徹底關閉中國業務，不願搬遷的員工被裁撤。接下來的故事大家都知道了。Miromind：一個更複雜的續集Manus事件還沒完全平息，Miromind又進入了公眾視野。Miromind是盛大集團創始人陳天橋個人出資成立的AI公司，註冊在新加坡，對外宣稱“總部位於加州”。2025年5月，它聘請了清華大學副教授代季峰擔任首席科學家。代季峰此前在商湯科技擔任執行研究總監，是電腦視覺領域的知名學者。華盛頓郵報的報導稱，Miromind早期大部分研究在中國完成，2026年1月公司要求中國員工搬遷到新加坡或日本，為此還推出過“搬家激勵政策”——願意搬的漲工資、給股票、給補貼，但這個政策很快被撤回。代季峰隨後離職，對外媒表示離職原因是“無法接受公司要求AI研究人員遷出中國”。Miromind隨即發佈內部通報，指代季峰“商業誠信違約”，說他今年1月就主動提出離職、要求帶走15%股權和國核心心骨幹，甚至要求“無條件、無期限、不可撤銷、免費”使用Miromind的智慧財產權。此事尚無定論，但無論那一種情況，都指向同一個事實——圍繞中國AI人才和技術的跨境流動，已經出現了一整套成熟的操作手法，背後有人、有錢、有路徑。Zoom的“後台遷出”，Heygen的“整體遷移”，Manus的“越洋變現”，Miromind的“未遂搬遷”。四個故事，四種姿態，但大家基本上都拿到了相似的劇本。這就不是偶然了。誰在推動這些公司的“去中國化”？推動這件事的主力，是一批美元VC。要理解它們為什麼推，得先理解它們的“衣食父母”——LP（出資人）。美元VC的錢，大頭來自那裡？美國的大學捐贈基金、養老基金、主權財富基金、家族辦公室。這些LP近幾年的日子也不好過：一方面，美國的外國投資委員會CFIUS對“中國敞口”查得越來越嚴；另一方面，拜登時期出台、川普時期延續的對華投資限制行政令，直接把AI、半導體、量子領域的中國投資納入了禁止或申報範圍。於是LP的態度變了。很多基金在新一輪募資的時候發現，要是投資組合裡有明顯的“中國AI資產”，就拿不到錢。一些LP甚至在出資協議裡明確寫入了“China exposure”條款，要求基金主動規避。這一壓力，順著“LP→GP→被投企業”一層層傳導下去。在這條鏈條上，幾家美元VC的名字反覆出現。典型的如Benchmark——Manus事件裡的關鍵推手。前員工向外媒透露，正是Benchmark進入之後，Manus才徹底關閉中國業務、裁撤未搬遷員工。這家老牌矽谷基金一向以“不做中國投資”自居，它選擇投Manus的前提，就是Manus必須變成“非中國公司”。甚至據前員工說法，美國監管機構事後還在調查Benchmark對Manus的這筆投資是否違反了對華AI投資限制。在Heygen搬遷中非常活躍的Conviction Partners也是一家典型。其創始人Sarah Guo（前Greylock合夥人）看的項目比較早期。根據法律界和創投圈的披露，目前美元基金（尤其是涉及Reverse CFIUS敏感領域的基金）在投資中國背景企業時，通常會採取以下“強制或半強制”措施：第一、回購與清退條款（Trigger Rights）：在投資協議（TS）中加入強制回購條款。如果公司未來面臨Reverse CFIUS審查或被美國財政部認定為“受限外國實體”，美元基金有權要求公司或創始人以高價回購其股份，安全離場。第二、物理與人員遷移：要求核心創始人、CEO、CTO必須“肉身出海”（如搬到新加坡、美國、加拿大）。如果國內有研發團隊，必須證明其只是“外包成本中心”，且接觸不到核心模型和美國使用者資料；極端情況下（如 Manus），會要求直接裁撤國內團隊。第三、切斷國內市場：明確要求產品不能對中國大陸市場提供服務（例如封鎖中國IP，不提供中文介面，不支援國內的支付工具），以證明其業務與中國無關。如何應對“去中國化”逆流這次監管層叫停Manus收購案，對市場是一個訊號，但訊號本身不能解決問題。Manus之後，一定還會有其他的公司、其他的路徑、其他的變種。因為在AI項目巨大的泡沫背後，每一宗“搬遷”背後，都是數十倍回報率的利潤。按照久經考驗的“堵不如疏”的傳統智慧，首先應該讓創業團隊能安心在中國創業，不被高大上的“全球化”敘事（實質上經常就是“美國化”敘事）忽悠。為什麼美元VC推一下，創業者就願意跟著走？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國內創業環境還存在一些真實的痛點，解決不了，創業者就會用腳投票。在創業者們最重視的業務端，受美國商務部出口管制（實體清單及晶片禁令）影響，中國境內企業無法合法、大規模且低成本地獲取輝達最新一代的高端AI晶片，企業在模型訓練和高並行推理時面臨嚴重的算力瓶頸。而像Manus這樣的AI Agent產品，其核心能力高度依賴於呼叫全球最頂尖的閉源大模型（如Anthropic的Claude系列、OpenAI的GPT系列）。然而OpenAI和Anthropic均已明確對中國大陸IP和中國註冊實體實施了嚴格的API封禁。如果保留中國公司主體或中國伺服器，這些初創企業會直接失去使用全球最強“AI大腦”的資格。即使用一些方法規避開這種封鎖，但面對投資方的盡調時，這些方式並不能嵌入合格的商業模式中。在市場端，歐美市場擁有極為成熟的軟體付費文化。無論是企業端（To B）還是個人端（To C），使用者都習慣於每月支付20至200美元不等的訂閱費（Subscription）。正如Manus創始人所言，海外使用者的付費意願可能是國內的數倍，再加上匯率槓桿，這是一個幾十倍於國內的利潤市場。除了利潤，國內市場的“極度內卷”與定製化泥潭也給很多初創企業帶來壓力。國內的軟體與AI市場競爭異常激烈。To C端習慣了“免費+廣告”模式，直接為純軟體工具付費的意願較低；而To B端則面臨著企業客戶強烈的“私有化部署”和“重度定製化”需求，這會極大地拖垮一家只有幾十人的初創公司的研發精力，導致陷入做項目外包的泥潭，無法實現產品的標準化和規模化擴張。最後，在融資變現方面，國內目前的上市和退出管道也確實不夠通暢——A股對VIE架構不友好、港股流動性起伏大、科創板對純AI應用類公司稽核偏嚴、北交所還在培育期……這就逼得創業者要麼硬上A股排隊五年、要麼跟著美元走出海。即使融資順利，股權激勵、期權行權便利度也仍然存在很多進步空間。這些內容值得再專門寫一篇論文了，核心意義是，讓創業者從“不能走”，變為“不願走”。不要把“全球化”當成狹隘的“美國化”當然，我也想跟創業者說幾句不唱高調的真心話。中國AI市場的真實潛力，你可能低估了。很多創業者被美元VC一忽悠，就覺得“中國市場不行了、要去美國”。這種判斷其實不精準。先說資料。中國14億人口、超10億網際網路使用者、工業門類全球最齊全——這意味著什麼？意味著中國是全球獨一份的、能給AI提供足夠訓練素材和應用場景的超級市場。一個醫療AI產品，美國可能面對的是50家醫院的樣本，中國可能面對的是500家。一個智能客服產品，美國一家SaaS公司能覆蓋的客戶有限，中國光是電商、金融、本地生活三個場景，就夠養活幾十家獨角獸。再說工程師。中國每年培養的STEM畢業生總數，超過美國、歐洲、日本加起來的總和。單位算力下的工程交付效率，中國團隊目前依然全球領先。這不是誇張，是實實在在的成本優勢和速度優勢。DeepSeek、通義、豆包、Kimi這幾家能在短時間內把大模型能力追上來，靠的就是這個底子。再說應用。美國的AI在基礎模型上領先，但在應用落地上，中國的活力一點不弱。微信生態、支付寶小程序生態、抖音生態——這些“超級應用”裡孕育著海量的AI落地機會。ToB領域，中國製造業、物流業、農業、醫療業的AI改造空間，是美國市場的好幾倍。最後說政策。這兩年從中央到地方，對AI產業的扶持力度前所未有。算力補貼、資料開放、場景開放、融資對接——把這些紅利用足，一家公司完全可以在國內做到幾億美金估值、有真實現金流、有真實壁壘。為什麼非要拿去換一張隨時可能被撕掉的美國船票？我想特別掰扯一下“全球化”這三個字。這幾年有一種話術特別流行——“你不出海就沒有全球化視野”“你不去美國就做不大”。但你仔細想想，這句話裡的“全球化”，其實只指向一個地方：歐美，尤其是美國。這是一種被灌輸的思維定式。真正的全球化地圖，比這大得多。看“一帶一路”沿線，有60多個國家、40多億人口、GDP總量超過全球三分之一。中亞、東歐、中東、東南亞、南亞——這些地方對中國產品、中國技術、中國商業模式的接受度，遠遠高於歐美。看全球南方，非洲50多個國家、拉美30多個國家、東盟10國，加起來是一個廣闊的，還在工業化處理程序中的、對中國有真實需求的巨大市場。現成的成功樣本已經很多了：- Shein在巴西、中東、東南亞賣到爆；- TikTok真正賺錢的地方是印尼、越南、巴西；- 傳音手機佔據非洲一半以上的市場份額，被稱為“非洲之王”；- 字節跳動的東南亞業務貢獻了大量增量收入；- 華為在中東、非洲的5G和雲業務，是歐美被封鎖之後的重要支柱；- 比亞迪、寧德時代、大疆——它們的全球化主戰場也不在美國。這些才是真正的全球化——基於真實需求、基於比較優勢、基於互利共贏，而不是基於“攀附強者”的心態。如果你做的是AI，中東的主權基金正在大把撒錢投資AI基礎設施；東南亞各國對本地化大模型求賢若渴；拉美的電商、金融、醫療數位化浪潮剛剛起步；非洲的農業AI、教育AI有巨大的社會價值空間。這些機會窗口，比擠在矽谷紅海裡卷估值，不知道香多少倍。最後的話：豺狼來了有獵槍目前來看，Manus案裡真正“挨打”的是公司本身和幾位創始人。但真正的策劃者、推動者——那些GP、那些顧問、那些FA——幾乎毫髮無損。他們下一單，照做不誤。這是一個很嚴重的“結構性漏洞”：懲罰不了推手，這件事就停不下來。我的幾點具體建議：建立“不受歡迎投資機構名錄”。參考美國實體清單的思路，但做得更透明、更規範。標準要明確：比如系統性要求被投企業關閉中國業務的、協助轉移核心技術人員的、在投資協議中加入“反中國”條款的，納入名錄。納入之後的後果：限制其在中國的發展機會、限制其合夥人在國內的市場准入、對其已投企業的國內業務加強審查。中介機構同樣要追責。那些幫忙做遷址架構、幫忙做開曼設立、幫忙做跨境稅務籌劃的律所、投行、FA，如果明知交易目的是“系統性搬遷”還提供服務，應該承擔相應的法律和行政責任。這一塊目前幾乎是空白。對個人層面的行為要有精準約束。比如對那些系統性參與策劃、反覆操盤類似交易的GP合夥人，限制其擔任境內上市公司、國有基金的相關職務。這不是擴大化，而是“行為倒追責任”——讓個人選擇和個人代價掛鉤。關鍵是要劃清邊界，對事不對人。一個美國GP偶爾投了一家後來出海的公司，這不該被追究；一個GP連續三年、十幾筆交易都在操盤“去中國化”，那就是不同的性質。標準公開、程序透明、允許申訴——這才是成熟政策該有的樣子。此外，基於對外開放的基本國策，也要給合規的外資留一條光明大道。中國AI創業生態要健康發展，離不開多元的資本來源。所以政策設計必須精細——區分“正常跨境投資”和“系統性搬遷操盤”。前者歡迎，後者約束。判斷標準不看資本國籍，看具體行為。探索“白名單外資基金”機制。對願意遵守中國法律、承諾一定比例資金用於境內投資、不參與推動被投企業遷址的外資機構，給予便利化待遇——包括QFLP額度、外匯匯兌、稅收優惠等。把“好學生”識別出來。擴大QFLP和跨境理財通試點。讓合規的美元資本有合法進入和退出的通道，而不是逼得大家都去走灰色路徑。保持對話窗口開放。定期召開外資基金圓桌、聽真實訴求、解釋政策意圖。很多誤會是“資訊不對稱+情緒化傳播”造成的，坐下來談大多能化解。核心原則是一句話——我們反對的是“把中國當跳板”，不是“外資本身”。這條界線劃清楚了，中國的創業生態才能既守得住底線，又保得住活力。回到文章開頭那個問題——Manus被叫停，我們該怎麼看？一句話：叫停是必要的，但叫停只是開始。叫停是一個訊號，告訴市場和資本——中國不接受“把我當跳板”這種玩法。這個訊號必須清晰、必須有力、必須一以貫之。但如果僅止於此，叫停就會變成“頭痛醫頭”。真正重要的，是這個訊號之後的系統工程：讓留在國內創業的人有奔頭、讓積極推動搬家的人付出代價、讓合規的外資有光明通道、讓被忽悠的創業者聽到真話。這四件事，一件都不能少。我對這件事是審慎樂觀的。中國這些年在很多領域都經歷過類似的“從審慎到包容”的過程——金融開放、資料治理、產業政策。每一次補課，都伴隨著陣痛，但最後都讓我們站得更穩。AI創業生態也一樣。Manus事件不是終點，Miromind事件不是終點，真正的終點是——當中國的創業者不再需要被人推著走出去，當美元資本不再能把“去中國化”當成默認選項，當“全球化”這三個字真正回歸它本來的含義。到那一天，中國的新質生產力建設之路，沒有什麼能阻擋。 (秦朔朋友圈)

時間往回倒半年，聞泰、安世半導體與荷蘭的“紛爭”中，隨處都可以找到今天Manus的影子。4月27日，監管依法禁止美國科技巨頭Meta收購中國AI企業Manus，並要求撤銷該交易。對Manus來說，最直接的衝擊就是20億美元的交易泡湯了，管理層、核心員工、投資人等也失去了一個“絕佳”的退出機會。Meta收購Manus來得突然，但被叫停在情理之中——監管動作本質上就是跨境併購被發了一張出局的“紅牌”，類似案例在科技網際網路等行業不少見，只是在國內相關案例不多，算得上是《外商投資安全審查辦法》2021年實施以來罕見的被禁止的外資收購案。雙方的收購案，我也關注很久，原以為會是商務部主導，但最終發出“撤銷交易禁令”的卻是發改委。Manus的20億美元交易案官宣即引起軒然大波。但更早之前，Manus其實就已經在為被收購準備，包括裁員，遷移至新加坡，核心目的就是將自身改造為境外公司。交易簽約後旋即交割，絲毫不拖泥帶水。Manus創始人肖弘。圖片經過AI處理只是，在行業大背景下，交易如果觸碰監管紅線，百般設計最終都歸於無用。我在開頭提到“聞泰、安世之爭”，對Manus來說，把聞泰、安世、荷蘭三方對號入座，你會發現收購都已經過去7年了，荷蘭監管方還在出牌干預，就好理解了。這裡如果要下一個結論：“跨境併購”在任何時候都可以被叫停。2026年1月份，由於Manus普遍被認為擁有先進技術，轉型成為境外企業隨即被監管關注。其中，商務部當時明確表示，會同相關部門，依據出口管制、技術進出口、對外投資等相關法律法規開展調查。當時沒有明確的法律法規，恰恰是此次發改委禁止交易的法律依據——《外商投資安全審查辦法》。在國內，鮮為人知的是，國內外資併購領域首個安全審查、最終折戟的標誌性案例是從2005年底啟動的美國凱雷集團收購徐工集團。彼時我剛入職場，所在機構代表凱雷。收購徐工集團的交易非常曲折，延綿數年。各方試圖調整結構獲得監管放行但最後不果。當時交易也被業內質疑價格低估，但監管的考慮肯定不是價格這麼簡單，最終也因為這一“失敗”的併購案例，催生了中國的外資安全審查制度的雛形。2006年，商務部等六部委即以第10號令公佈《關於外國投資者併購境內企業的規定》，要求外國投資者併購境內企業並取得實際控制權，涉及重點行業、存在影響或可能影響國家經濟安全因素的，當事人應進行申報。中國境內的併購從此有法可依，但彼時吸引外資為主流，該制度極少運用。其中，安全審查的一個根本特徵在於：一旦觸底線則交易失敗。此次監管部門叫停Manus的“20億美元併購案”發出一個明確訊號，一家中國企業將人才、中國開發的技術搬遷到境外，將業務化整為零轉型為一家境外結構的公司，仍會被視為中國企業。在此基礎上，外資收購境外公司被視為收購中國企業，由此觸發外商投資安全審查。更大影響是，即便交易已經完成，也可以將其撤銷，這是前所未有的。但大家要知道撤銷交易是一個境外監管機構長期實行的權力，而非中國獨創，美國國家安全審查制度（CFIUS）非常有名，要求字節跳動剝離TikTok股權，這事依舊曆歷在目，類似的法規制度歐洲諸國基本都有，也多有規定通過分拆交易、轉移智慧財產權等手段規避監管的行為無效。除了國家安全審查，Manus交易還可能觸及了三條紅線：出口管制、資料出境安全、境外投資。關於出口管制，我想很多人的第一反應是這怎麼會管制？但如果看看OpenAI、Anthropic這幾家和五角大樓的合作，傳聞在委內瑞拉事件中Claude模型等相關技術的應用，就能找到答案，它們可以被劃歸到軍民兩用物項，也就需要兩用物項的出口許可。另外，大語言模型、Agent等相關技術雖未被直接列入禁止出口技術範疇，但屬於限製出口的“資訊處理技術”，此類技術的跨境轉移須事先向商務部門申請出口許可證。違反出口管制的後果主要是處罰，而非恢復原狀。比出口管制更需要注意的是資料出境安全。Manus雖然不提供基座模型，但使用者和收入增長的速度都極快，在被收購的新聞稿中，Manus的原話是：Manus 已經為全球數百萬使用者提供服務、創造價值。此類資料的跨境轉移的合規是中國監管的審查重點之一。根據規定，網路平台營運者若掌握超過100萬使用者個人資訊，其資料出境必須向監管申報安全審查，但Manus此次是否構成違規，相關公告未直接提及。境外投資也是一道檻。Manus的技術、團隊遷往新加坡，這一行為屬於重組，嚴格來講也是“對外投資”的一種模式。不過，中國企業的境外投資分為敏感類與非敏感類項目。人工智慧領域因涉及技術安全與資料安全，應歸入“敏感行業”，需向主管部門申請核准，若未履行核准或備案程序即開展投資活動，將被認定為違規。但對外投資一旦木已成舟，補救措施有限。但要注意，上述單個“紅線”都不能讓交易無效化。相比之下，外商投資的安全審查是最合適的規則，可以責令交易無效。在Meta收購Manus一案中，交易在交割後被監管撤銷，是首次採用的措施——交易撤銷後，交易方應退回到交易前的狀態，賣方退回錢款，買方退回股權，企業股東恢復原狀。如果要就Meta收購Manus的個案來談：Meta退出，20億美元退還，Manus恢復其原有的股東結構。Meta會拿著20億美元一聲不吭的退出？這是一個好問題。從專業性的角度來看，Meta大機率在交易的條款上會對交易失敗作出聲明，一旦出現這個問題，就看Meta如何主張自己的權利，但更為關鍵的是：錢可以退，人也可以不用，我都看過你的演算法、看過你的技術架構了，我怎麼退給你？不要擔心，專業的問題會有專業的團隊來做，這可以參考輝達H200的出口規定，美國商務部要求每批出口的H200晶片在出口前，必須由美國合格的第三方檢測機構進行抽檢。在這件事情上，對Meta來說，不遵守監管規定，風險就在於未來被核查出來使用了這樁失敗的併購案中涉及到的技術細節，而監管要求“交易撤銷”字面上就很明確：如果繼續使用就算是竊取。在很多使用者眼中，Meta的臉書、Instagram等業務都已不在中國境內營運，但實際上這家社交巨頭每年在中國客戶身上獲得的收入接近200億美元，佔其全球收入的10%。再回到收購案本身，一個值得深思問題是，轉移到境外的智慧財產權、技術、資料應該如何監測處理？畢竟，技術的本質是一種知識，知識一旦分享就無法抹除。從這個角度來看，如果Manus相關技術出境被認定存在違規，可能不僅要面臨前面提到的交易復原，也還會面臨處罰，還可能會被要求對處於境外的技術建立防火牆，禁止其洩露到企業之外，甚至防範外籍人士接觸技術。也有人在推論：將Manus資產剝離給新買家、回售原有投資人。我的看法是，交易撤銷、交易復原的字面意思已經很明確，回歸原有的所有權和治理架構，即便未來要出售，被境外公司、資本收購，很難被視作一條好出路。站在外資的立場上看，這也是一種強烈訊號，針對中國在人工智慧領域新興企業的跨境併購應該如何推動合規。當然，如果一開始頂層設計就是人才、技術、營運都在境外的企業就另當別論。 (創業邦)

出海的敘事過去講得通，但現在時代不一樣了，全球AI競賽已經到了攻堅時期。在創始團隊沉默了幾個月後，靴子落地了，Manus事件迎來了最終結論。據中國國家發改委網站，4月27日，外商投資安全審查工作機制辦公室（國家發展改革委）依法依規對外資收購Manus項目作出禁止投資決定，要求當事人撤銷該收購交易。措辭前所未有之嚴格。很難想像，幾個月前，這個年輕團隊還如此的意氣風發，他們遍訪全球科技巨頭，被微軟CEO稱讚。以至於忘記了，AI競賽本身早已不僅僅是技術議題。當習慣了走“出海”路線的創業者，在巨大的光環之下忘記競賽背後的真正意義，當技術發展不可避免的與國力相連，沒人會質疑這個結果。但值得反思的是，這個加速躥紅，一度堪稱爽文的故事，是怎麼走到這一步的？一個本土的創業者走出了全球化路線Manus母公司蝴蝶效應的武漢總部，距離創始人肖弘的母校華中科技大學僅隔一條馬路。在很長一段時間，AI圈子裡提起Manus創始人肖弘的名字，常常與武漢相連。“如果你想採訪小紅（圈內人稱呼），可能得去武漢”，2024年底，還沒有走紅的肖弘，在圈內已經小有名氣，不少做AI應用的創業者告訴鳳凰網科技，他們非常推崇肖弘的經營邏輯。這位出生於1993年的連續創業者，2015年畢業後創辦“夜鶯科技”，推出壹伴助手和微伴助手兩款公眾號營運工具，而後賣出。2022年，蝴蝶效應在北京同時註冊了公司，初期做的核心產品是一款叫Monica的瀏覽器AI外掛，主打海外使用者，算得上國內比較早具備商業閉環的AI產品。2023年，和肖弘已經很是熟絡的真格基金再次投出Monica種子輪，估值約1400萬美元；2024年11月A輪，紅杉中國和騰訊入局，估值抬到了8500萬美元。這個階段，蝴蝶效應從投資人構成到業務收入幾乎全部紮根國內市場，對外標榜的也是“武漢光谷總部”。命運的拐點出現在2025年4月。Manus發佈後的產品勢能把公司估值徹底撬起，Manus突然變成了人盡皆知的名字，一時間，一線基金、全球資本都將目光聚集在其身上。這其中，就包括矽谷老牌機構Benchmark，看準時機領投7500萬美元B輪，投後估值飆到近5億美元——Benchmark不是普通VC，背後代表的是整個矽谷主流投資圈。對於當時的manus而言，這也是一種極具技術背書的肯定。但這筆交易很快被美國政府納入審查視野。依據2025年1月生效的《對外投資安全計畫》（Reverse CFIUS），限制以美國投資機構為代表的“美國主體”投資中國的AI、半導體和量子資訊技術三大關鍵領域，美國資本對中國 AI 領域的投資需向財政部報備，而 Manus 雖聚焦 AI 應用開發，仍被納入審查範圍。如果 Benchmark 被要求後續補申報，甚至撤資，其在矽谷的示範效應或將外溢，而這對於有中國元素的 AI 初創公司而言，向美國矽谷 VC 融資的難度，將進一步加大。實際上，就在Benchmark 領投 Manus之前，有多家美國風投曾與 Manus 有過接觸，但部分機構因擔心投資中國初創企業可能引發監管審查，最終選擇了退出。這個時候Manus其實已經騎虎難下：接受了美元資本，就相當於放棄了自己決定總部所在地的權利。如果不滿足投資方解除監管風險的核心條件，意味著整個B輪估值將以項目暴雷收場。而側重海外市場、目標全球化公司，本就是Manus一早定下的戰略目標。Manus面世前，肖弘在接受訪談時曾提到，“今天的中國創業者就應該更激進地全球化。大家應該到國際市場去歷練一下，需要去參與全球的競爭，而不是在我們習慣的市場裡競爭。”海外市場的客單價更高，付費意願更強，可以依靠海外市場活下來並快速擴張——這是不少AI創業者理所當然的oneday選擇。“如果我們希望Manus長期存在，只有一個可能性：成為世界級的公司。”爆紅後的三個月後，肖弘在社交平台上如此寫道。掙扎中移師新加坡一步錯棋很快，Manus就開始動身了。2025年5月，Manus三位聯合創始人肖弘、季逸超、張濤集體飛往新加坡。6月，官方宣佈營運主體變更為Butterfly Effect Pte. Ltd.，總部正式遷往新加坡，並同步在舊金山和東京設立辦公室。到7月，Manus在華120人的團隊中只有約40名核心研發與業務人員獲邀遷往新加坡，剩下80名國內員工被整體裁員，中文社交媒體清空，官網開始遮蔽中國IP地址。此前，和阿里Qwen的戰略合作承諾也已成廢紙一張。彼時，Manus還被人們寄希望於是“下一個DeepSeek”，成為國內AI產品超越海外的有力佐證。根據創始人張濤在不同場合的表述，Manus此舉出於三重考慮：新加坡可以享受高端GPU叢集，同時進一步獲取矽谷投資人信任，為後續更大規模融資和戰略退出做準備。商業上，這也許是一步好棋；但在今天的AI競賽中，這是一步險棋。國內市場的AI投資也正火熱，武漢方面也曾給予過Manus起步資源——免租的辦公室、專項資金、財政貼息補貼、官方認證“翹楚”的背書，即便本身並不太合拍。“國資喜歡的早期項目，是偏硬科技的，比如高等院校教授團隊創業的，基於多年的科研成果，解決了某種卡脖子問題，後續又能夠比較產業化，大家也比較能看得懂。”一位武漢某國資投資人士對鳳凰網科技表示，“所以知道做AI應用在武漢還挺吃驚的，我們一般很少看這類公司。”但憑藉當時的努力與產品的新意，Manus已經被注意到，迅速從眾多硬核技術中躋身，但致命的是，Manus沒有真正邁出實質性一步。也錯過了來之不易的機會。正因此，事件變得必須就事論事。按照公開資訊，Meta的收購公告發佈後，Manus披露其上線僅8個月年化收入突破1.25億美元、處理超147兆token、建立超8000萬台虛擬電腦。這套底層技術能力的研發周期遠遠早於2025年6月遷冊新加坡的時間節點。換言之，這個故事很容易被理解為：Manus先在國內完成了核心產品、團隊和工程能力的沉澱，再藉著總部更名的外殼將其整體轉移到境外，最後通過賣給美國公司的方式完成資本套現。這種模式，法律圈的專業術語叫“新加坡洗白”（Singapore washing）。它的操作邏輯是：將中國境內的研發能力、資料和團隊遷移到新加坡等中立經濟體，以此規避中美科技領域嚴格的雙向投資審查，為美國資本接盤掃清障礙。問題在於，一旦獲取這家公司的註冊地和實際研發發生地的確切時間，當核實鏈條被完整呈現，“新加坡公司賣Meta”的說法站不住腳。從Benchmark的跨境融資協議，到主體轉移的時間窗，再到核心團隊和技術資產的同步外遷，每一個環節都精準踩中了那些最不可觸碰的紅線。也因此，得到了少見的嚴厲措辭。誤判又誤判 交易被按住是註定的四個月前，中國創投圈一度因為“Meta收購Manus”的消息而沸騰。2025年12月30日，Meta官宣以約20億美元完成對Manus全部資產的收購，交易一躍成為Meta史上第三大併購案，僅次於WhatsApp和Scale AI。按收購條款，肖弘將出任Meta副總裁，向COO哈維爾·奧利文匯報。從事後披露的材料看，蝴蝶效應的各路早期股東已經準備好坐等打款，其中不少國內機構在這筆交易中的預期回報倍數非常可觀。但靴子最終沒有落地。2026年1月8日，商務部新聞發言人何亞東公開表態，將聯動相關部委對Meta收購Manus一事的出口管制、技術進出口和對外投資合規性進行評估調查。而4月27日發改委網站的最終決定，用詞極其嚴苛——“依法依規禁止外資實施該收購，要求撤銷交易”。這是2020年《外商投資安全審查辦法》實施以來，第一單被公開直接叫停的AI領域外資併購，也是所有審查結論中最嚴厲的那一檔。監管的邏輯很清晰——不看你公司註冊地在那裡，看的是你什麼時候、以什麼方式，把什麼技術從國內拿走的。Manus的底層技術研發毫無疑問是在它遷冊新加坡之前、利用中國工程師資源和商業化資本在中國本土完成的。而從時序上看，這完全是Manus最致命的一次誤判。它以為移居新加坡並且在更嚴格的中美監管框架成型前完成交易，就能搶出一個合規的窗口期。但同時低估了一個關鍵的邏輯：中美AI科技博弈，正在從政策管束全面滲透到具體企業。Manus在這一博弈中的每一步，基本都踩在了地緣變局的關鍵節點上，又每一次都做出了同一個方向的掙扎——接受美元基金時選擇“去中國化”，遷址時選擇退出中國市場，被收購時選擇站到美國科技巨頭的帳面上。而就在被叫停的這節點上，Manus面臨的競爭環境也已經截然不同。Manus崛起時，它幾乎是AI Agent的唯一代名詞。但時至今日，市場已進入“千蝦爭霸”的“百蝦大戰”階段。Agent已不再是新物種，而是巨頭和垂直廠商的標配能力，在國內市場也不缺這樣的代表。回望Manus的“來時路”，總是在掙扎——遷冊完成時，監管層對外資收購核心AI資產的審查框架已經成形，中美在AI領域的角力正從晶片管制升級為對“技術出身”的全鏈條追溯。Manus幾乎是拿著“境內研發—境外換殼—外資接盤”這個標準化範本，完整地走了一遍。也就是說，Manus收購被叫停幾乎是必然之路。遺憾的是，就在這個跌宕起伏的經歷背後，市場已經換了天地。過去一年，字節、阿里、騰訊、百度Agent能力塞進了辦公軟體、搜尋引擎和開發者平台，使用者習慣和生態卡位早已不是2025年初的樣子。Manus的真正問題不是回不來，而是回來之後難覓自己的位置。它既不是純粹的外資新銳，也不是被國內生態接納的“自己人”；做平台，沒有流量和生態支撐；做垂直，沒有行業縱深積累；做技術輸出，底層模型依賴第三方，溢價空間有限。它的品牌認知度仍停留在2025年3月的熱度裡，但品牌親和力也在一系列的“去中國化”操作中被消耗殆盡。也許初心，是想用全球化的資本路徑來放大中國團隊的技術紅利，但在中美科技脫鉤的大背景下，這條路正變得越來越像鋼絲繩。它的結局或許會為那些同樣面臨選擇的AI創業公司提供一個沉重的案例參考：路只能選一條走，走到頭，別回頭。但前提是，這條路不是死胡同。 (36氪)

中國發改委一紙禁令，徹底堵死“洗澡式出海”！2026年4月27日，國家發改委一紙禁令，直接把Meta和Manus的20億美元收購案按死在搖籃裡，不是暫緩審批，不是附條件通過，而是明明白白的“禁止投資”，很多人可能還在懵：Manus不是早搬去新加坡了嗎？一家新加坡公司被美國收購，中國憑什麼管？先把時間軸拉出來，看看這出大戲是怎麼演的。2025年3月，Manus橫空出世，中文名蝴蝶效應，是由肖弘團隊在國內吭哧吭哧搞出來的AI智能體，能幫你做PPT、寫程式碼、規劃旅行，甚至給AI配了一台“雲端電腦”讓它自己幹活。這在當時，是全球通用AI Agent賽道的絕對領跑者、現象級爆品，也是中國AI在2025年初最具標誌性的突破之一。發佈後3天吸引200萬等待使用者，邀請碼被炒到幾萬塊，短短幾個月，估值從8500萬飆到5億美元，風頭無兩。眼看產品成熟，資本的算盤打響了。2025年6月-7月，這是最關鍵的一步，Manus把總部遷到新加坡，營運主體換成Butterfly Effect Pte。緊接著，國內團隊大裁員，120多人裁到只剩40核心遷往新加坡，中國社交帳號清空，官網遮蔽中國IP。這一套連招下來，表面上看，這已經是一家純正的新加坡公司了，跟中國毫無關係。2025年12月30日，Meta宣佈收購Manus，祖克柏親自操盤，僅十餘天，就敲定20億美元的收購案，肖弘搖身一變，將出任Meta副總裁。可就在大家以為這事板上釘釘，香檳都準備開的時候，國家出手了。2026年1月，風向突變，監管介入。2026年4月27日，發改委一紙禁令，勒令撤銷交易，錢退回去，資料隔離乾淨，這事徹底翻篇。很多人覺得，不就是個創業公司賣身，至於動用國家機器嗎？至於！中國這次出手，根本不是“行政干預”，而是拿著規矩辦事，Manus這一路操作，看似聰明，實則踩了三條絕對不能碰的紅線。第一，技術源頭在那，管轄權就在那。Manus的核心演算法、核心團隊，是在中國武漢和北京的實驗室裡熬出來的。你在中國吃著工程師紅利，把技術樹點滿了，然後換個新加坡的殼子，轉手賣給美國巨頭。這叫什麼？這叫“技術走私”。如果這條路走通了，以後中國所有的頂尖AI團隊，是不是都可以在國內搞研發，成熟了立馬“洗澡”賣給矽谷？那我們還搞什麼自主創新？直接給美國做“人才孵化器”嗎？第二，資料主權，寸土不讓。Manus做的是AI Agent，它要呼叫模型、處理任務、操作網頁。它上線8個月，處理了超過147兆token，建立超過8000萬台虛擬電腦。這些資料那來的？很大一部分是中國使用者的真實資料。你把在中國訓練出來的模型，連盆端走賣給Meta，這不僅是技術流失，更是資料洩露。今年1月剛施行的《中國個人資訊出境認證辦法》明確規定，資料出境得有認證。Manus這一打包帶走，把中國使用者的隱私往那擱？第三，國家安全，不是兒戲。AI Agent不是簡單的聊天機器人，它是下一代“作業系統”入口。一旦這種能力接入Meta的全球平台，進入辦公、社交、程式碼生產等核心場景，它就不再是一個單純的商業產品，而是基礎設施。讓一個骨子裡流著中國血液、掌握中國核心資料的AI，變成美國科技巨頭的武器，這本身就是巨大的安全隱患。這事兒最逗的，是美國媒體的反應。華爾街日報、CNN、彭博社連夜發小作文控訴“沒有自由市場”。可美國以國家安全為由，強制字節跳動剝離TikTok美國業務，沒人提自由市場，動不動就把國家安全當個筐，沒人提契約精神。美國人習慣了“只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現在迴旋鏢砸自己頭上，知道疼了。 (牲產隊)

4 月 27 日中國國家發改委一紙通報，直接叫停了一筆 20 億美元的跨國收購。消息一出美國媒體集體炸鍋。彭博社哀嘆一個時代結束了，華爾街日報抱怨手伸太長，還有人直接扣上破壞自由市場的帽子。可只要稍微往前翻一翻，就會發現這場指責有多諷刺。這次被收購的 Manus，是去年橫空出世的中國國產通用 AI 智能體。它的核心技術是中國團隊研發的，核心人才全是中國人，成長過程也完全依託中國的 AI 基礎設施和產業環境。它只是悄悄把註冊地遷到了新加坡，裁掉了中國大部分團隊，遮蔽了中國 IP，就想換個馬甲賣給美國的 Meta。很多人以為這樣就能繞開監管。但監管部門早就盯上了這筆交易。從 1 月 8 日啟動調查到 4 月 27 日下達禁令，整整用了 109 天。全程嚴格按照法律程序走，給足了雙方申訴和整改的機會。可對方始終避重就輕，一門心思指望境外殼公司矇混過關。最終的叫停決定，完全符合中國的外商投資安全審查辦法。而美媒口中的自由市場，在美國自己那裡早就成了笑話。美國的國家安全審查機制 CFIUS，早在 1975 年就成立了，比中國早了整整 46 年。全球商界都叫它併購粉碎機。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幾年前的 Magnachip 收購案。中資智路資本出價 14 億美元，收購這家韓國晶片公司。這家公司的生產研發全在韓國，銷售也基本不在美國。就因為它在紐交所上市，CFIUS 直接以國家安全為由否決了交易。沒有公開證據，沒有正式聽證，智路資本最後還被迫支付了 7020 萬美元的終止費。類似的操作美國做過無數次。圍剿 TikTok 四年拿不出任何證據，逼著字節跳動要麼賣要麼關。輝達的先進晶片說斷供就斷供，連聽證會都不開。還直接出台規定，禁止美國風投向中國 AI 領域投一分錢。這是中國 2021 年實施審查辦法以來，首次公開叫停 AI 領域的外資收購。而美國 CFIUS 公開否決的中資科技收購，早就不止三筆了。美媒真正憤怒的根本不是自由市場被破壞。他們生氣的是，過去只有美國能用國家安全當藉口卡別人，現在這個規則居然被別人用了。很多人有個誤區，覺得公司註冊在那，它就是那的。但對科技公司來說，核心技術在那，核心團隊在那，它的根就在那。換個馬甲就能把國家培育出來的核心技術打包賣掉，這種空子本來就不該存在。自由市場從來不是沒有邊界的自由。任何主權國家，都有權保護自己的核心利益和國家安全。美國自己玩了幾十年的規則，現在輪到別人用了就跳腳罵街。這不是中國不講自由，這是用美國的鏡子，照出了它自己的雙標真面目。 (科技直擊)

廣受關注的美國科技巨頭Meta收購中國AI公司Manus一事有了最新進展。27日，中方發佈資訊，外商投資安全審查工作機制辦公室（國家發展改革委）依法依規對外資收購Manus項目作出禁止投資決定，要求當事人撤銷該收購交易。這一決定合理、合法、必要，既是中國政府履行監管職責的體現，也符合國際社會在戰略技術領域加強安全審查的通行做法。2025年3月，蝴蝶效應公司推出Manus。作為全球首個通用AI智能體，Manus憑藉一段演示視訊一夜爆火，體驗碼一度被炒至數萬元人民幣。Manus也因此一度被業界視作“第二個DeepSeek”。短短數月後，Manus將總部遷至新加坡，大幅裁減國內團隊，僅保留核心技術人員，徹底停止中國境內服務與營運。去年12月，Meta高調宣佈以約20億美元收購Manus，成為Meta史上第三大併購案。這起併購案自曝光之初就充滿爭議。最大的質疑點在於，Manus作為一家依靠中國工程師和基礎設施環境發展起來的AI公司，在獲得美國投資後突然與中國元素進行“切割”，當時業界就有不少聲音認為這可能是一次逃避管制的“洗澡式出海”。此外，這一併購案也引發了“併購式招聘”的質疑，認為併購的主要估值指標是人和團隊。一家美國律所指出，人才留用是這類交易的核心條款，併購實際是招聘手段。由於這起併購案涉及到中國、美國、AI等元素，中方的決定引發外界關注，也出現了一些過度解讀。儘管中方目前尚未披露叫停併購案的具體原因，但在這當中，有三點是非常明確的。第一，中方有權對這起併購案依法依規實施干預。一些聲音認為，目前Manus沒有團隊在中國國內，也沒有面向國內市場的實際產品，只是項目早期產品在中國開發而已，因此給中方叫停併購案扣上“長臂管轄”的帽子。所謂“長臂管轄”，是以本國法律延伸至境外，以國內法制裁第三方實體的做法。但中方叫停Manus併購案完全不是這種情況。儘管在Meta宣佈併購Manus時，後者已經成為“新加坡公司”，但中方是否有權干預，核心不在於該公司當前的註冊地或營運團隊所在地，而在於其技術、人才、資料與中國的關聯性，以及交易是否可能危害中國的產業安全與發展利益。Manus早期研發在中國落地，核心資料取自中國，這些關鍵特徵決定了其人員、技術、資料的流動必然與中國利益產生關聯。根據《外商投資安全審查辦法》《中國禁止出口限製出口技術目錄》以及新修訂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對外貿易法》，此類技術的出口、跨境轉移及相關投資活動，必須依法接受安全審查、評估，直至獲得許可。中方對這項交易行使管轄權有著充分且堅實的法律基礎。第二，中方叫停這次交易，符合國際慣例。有西方媒體宣稱，中方此舉是出於對美競爭的地緣政治考慮，針對美國企業而做出的。這種說法頗有些“賊看誰都像賊”的意味。在全球範圍內，涉及AI、資料、演算法、關鍵軟體、核心團隊和敏感技術的跨境併購，從來都不是普通商業交易。近年來，各國普遍加強了投資安全審查，審查對象不僅包括併購項目、還包括新設項目等綠地投資，審查範圍還涵蓋了生物醫藥、裝備製造等多個領域，中國的監管完全符合國際通行做法。第三，叫停這起併購案，絕非意味著中國營商環境“收緊”。中國持續最佳化外商投資環境，2024年以來多次縮減負面清單，服務業、高端製造等領域外資准入持續放寬。禁止一單AI敏感併購，與鼓勵外資在華興業投資並不矛盾。恰恰相反，明確安全邊界，才能讓合規外資吃下“定心丸”，增強長期信心。越是開放程度提高，越需要規則更加完善、邊界更加清晰、預期更加穩定。歐盟、美國、日本均有類似機制，卻未阻擋其成為全球投資熱門地。中國作為全球第二大外資流入國，依法開展安全審查與擴大開放合作相輔相成，缺一不可。AI是全球新一輪產業變革的核心賽道。依託超大規模市場優勢、完整的產業鏈配套、海量應用場景以及持續完善的政策體系，中國AI產業已步入高速發展期，創新活力持續迸發，中國也成為全球AI創新的沃土。希望包括Manus在內的更多科創企業，都在中國這片藍海中找準位置，安心發展，做大做強，實現更好的發展與超越。 (環球時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