飛田臨太郎：“范斯是一個讓人覺得‘我也能成為那個人’的人。在對於像英雄一樣的川普總統來說很困難的地方，他可能會讓人產生共鳴”。在輿論調查中，支援范斯擔任下一任總統的共和黨支持者遙遙領先……在美國智庫“美國指南針”創立紀念儀式上演講的美國副總統范斯（2025年6月，Reuters）飛田臨太郎：美國副總統范斯周圍正在聚集新一代保守勢力。范斯是共和黨的下屆總統候選人的強有力爭奪者，展現出繼承川普總統領導的“MAGA（讓美國再次偉大）”運動，並部分採納自由主義政策的新保守姿態。“范斯是一個讓人覺得‘我也能成為那個人’的人。在對於像英雄一樣的川普總統來說很困難的地方，他可能會讓人產生共鳴”。美國智庫克萊蒙特研究所(the Claremont Institute)的副總裁Andrew Beck（音譯：安德魯・貝克）這樣評價范斯的領導形象。如果范斯政府上台，Andrew Beck被認為將擔任要職。克萊蒙特還向川普政府輸送人才，在華盛頓迅速提高存在感。主張美國自建國以來，通過以基督教為基礎的價值觀，培養了與鄰居互相幫助的“美德”和“自豪感”。認為最近數十年來，美國聯邦政府過於重視自由主義思想，破壞了傳統的道德基礎。提出對過度接納移民、自由主義的文化和教育政策進行根本性改革。范斯將“社會團結和重建共同體”定為作為政治家的核心。支撐這一理念的是克萊蒙特。認為在貧富差距固定化和毒品蔓延等背景下，美國社會需要變革。范斯在2016年出版了通過自己的家族描寫白人貧困階層真實面貌的《鄉下人的悲歌》（Hillbilly Elegy），一舉成名。2022年在參議院選舉中當選，40歲時就任副總統。范斯在高中畢業之前在中西部俄亥俄州米德爾敦度過，米德爾敦是其著作的主要舞台。范斯家的鄰居傑裡·波平斯（音譯）在接受採訪時表示，“對於范斯能出生在這裡感到自豪”。由於傳統製造業的衰退，鎮上到處都是失業的人，范斯的母親也吸毒成癮。據稱在艱難的環境中，范斯被祖母撫養長大。而范斯的祖母正是對努力工作、擁有傳統思想感到自豪感的人，這培養了范斯與家人和鄰居互相幫助的精神。幼年時期的體驗有可能對現在看似矛盾的政治理念產生了影響。范斯在成為政治家的2年前的2020年曾表示，無法與傳統的左翼和右翼產生共鳴。批評左翼具有斷定貧困層處於不利地位的傲慢，右翼則具有只關注個人責任的冷漠。范斯周圍聚集的另一個新興智庫“美國指南針”制定的政策也充分反映了范斯的這種兩面性。在重視保守的文化和教育政策的同時，也推出富裕階層增稅、加強對大企業壟斷的限制、重視勞動者保護等以往被視為自由主義的政策。這是被稱為“改革保守”的共和黨新潮流。在輿論調查中，支援范斯擔任下一任總統的共和黨支持者遙遙領先。美國政治網站Politico報導稱，強有力競爭對手、國務卿魯比奧私下裡透露了轉為支援范斯的可能性。魯比奧在基督教價值觀和改革保守的經濟政策方面與范斯步調一致。重視創新的被稱為“技術自由主義者”的新興保守勢力也支援范斯。曾經與范斯一起在矽谷工作過的投資家彼得·蒂爾(Peter Thiel)是核心人物。試圖通過自由的技術開發競爭改變世界的技術自由主義者與“MAGA（讓美國再次偉大）”之間也有矛盾。川普對憲法禁止的總統第3個任期暗示出意願。一位傾向“MAGA（讓美國再次偉大）”的觀察者認為，是否能夠確認在剩下的1～2年裡MAGA運動能在范斯的領導下團結起來，將決定 “第三任期論調”的走向。范斯的課題是能否擺脫在部分支持者中擁有狂熱人氣的川普的“卡里斯瑪（Charisma、超凡領袖型）色彩”，同時團結保守階層。范斯的政治理念包含保守色彩較強的內容，因此要得到影響大選勝敗的無黨派層的廣泛認同，存在很大的障礙。 （日經中文網）

他自稱“捷克川普”，佩戴紅色“強大捷克”帽子，效仿美國MAGA運動，強調“捷克優先”。這就是現年71歲的安德烈·巴比什，捷克的億萬富翁。他生於斯洛伐克布拉迪斯拉發，早年從事商業活動，創立了龐大的Agrofert集團，涉及農業、化工、食品和媒體等領域。在2025年10月3日至4日舉行的捷克議會選舉中，安德烈·巴比什領導的行動不滿公民黨（ANO）獲得約34.7%至35%的選票，贏得下議院80個席位，以壓倒性優勢獲勝，這標誌著這位億萬富翁、前總理再度強勢回歸。巴比什，他的政治生涯始於2011年成立ANO黨，此後迅速崛起，曾於2017年至2021年擔任總理，在2023年總統大選中惜敗於佩特爾·帕維爾，但在沉寂2年後再度強勢歸來。商人出身，第二次當選總理，堅定的保守主義者，安德烈·巴比什的個人畫像的確可以稱得上“捷克的川普”。如同川普重返白宮一樣，巴比什的當選，正是目前捷克社會情緒的一次集中爆發，面對當前的歐洲亂象，捷克人已經忍無可忍。為何再度當選？捷克經濟面臨高通膨、能源危機和生活成本飆升的挑戰。選民對現任總理佩特爾·菲亞拉領導的中右翼SPOLU聯盟不滿，後者僅獲23.2%的選票。捷克當前的經濟挫敗，讓巴比什抓住了這一痛點，他承諾“讓捷克成為歐盟最佳生活地”，強調降低稅收、撤銷養老金年齡上調，並投資基礎設施和家庭支援。在選舉中，巴比什將佩特爾·菲亞拉諷刺為“更適合當烏克蘭總理而非捷克總理”，指責其過度援助烏克蘭而忽略本國民眾。這一敘事在捷克的鏽帶地區，如摩拉維亞工業區特別有效，選民視巴比什為“商人政治家”，能以企業管理國家的方式解決經濟問題。“捷克優先”訴求和“反建制”形象俘獲人心，他的ANO黨自成立以來定位為“反腐敗、反精英”的平台，吸引了對傳統政黨失望的中產階級和藍領工人。安德烈·巴比什的競選策略幾乎是川普MAGA運動的翻版，但這有效地擊中了選民的痛點，讓他人氣暴漲。在歐洲外來移民問題愈演愈烈的當下，中歐民族主義浪潮風起雲湧。巴比什與匈牙利總理維克多·奧爾班和斯洛伐克總理羅伯特·菲佐關係密切，2024年共同創立“歐洲愛國者”聯盟（Patriots for Europe），在歐洲議會代表右翼勢力。“歐洲愛國者”聯盟的反烏克蘭援助和歐盟氣候政策立場，吸引了中東歐選民。在選舉中，ANO雖未獲絕大多數，但巴比什計畫組建少數派政府，與極右翼“自由與直接民主”（SPD）和“汽車黨”（Motorists for Themselves）結盟，後兩者分別獲7%和9%選票。當選後，安德烈·巴比什在演講中說：“我們需要復興，不僅是政策的復興，更是原則的復興。一個忘記自己人民的歐洲是一個沒有未來的歐洲！”很明顯，巴比什要打造一個堅定的保守主義捷克，這也預示中歐右翼復興，並打破歐盟內部平衡。巴比什的政治理念巴比什以商人視角管理國家，強調效率、反腐和社會福利，同時融入民族主義維護國家主權。他的治國理念源於商業背景，視政府如企業，追求“高效治理”。核心是經濟實用主義。巴比什承諾優先國內投資，目標是將捷克打造成“歐盟最佳生活國”。對於政治光譜，巴比什毫不避諱，他曾自述：“ANO是右翼政黨，但有社會同情心。” 2023年的總統競選中自稱“偶爾上教堂，信仰布拉格耶穌聖嬰”，以吸引宗教選民。在歐盟問題上，他堅定反對“捷克退出”，並視歐盟為經濟機遇，但強烈主張國家主權優先，反對布魯塞爾“過度干預”。作為商人，巴比什奉行“務實主義”，不會像奧爾班那樣系統阻撓歐盟。在俄羅斯問題上，巴比什非親俄，2018年其政府驅逐數百俄外交官，並回應斯克里帕爾中毒案。在選舉中，他承諾支援對俄制裁。巴比什推動反移民、反氣候議程，強化中歐三國捷克﹑匈牙利﹑斯洛伐克的關係。他稱現任總理菲亞拉批准歐盟移民庇護協議為“現代史上最大背叛”。巴比什對非法移民持強硬零容忍立場，將其視為“歐洲最大威脅”，主張全面封鎖邊境、打擊人販並遣返，他反對歐盟移民配額制。巴比什提議歐盟制定“全面行動計畫”，包括部署700,000警力守衛地中海，摧毀人販網路。 他要求70萬“非法移民”返回家園，強調“沒有工作許可不得入境”。他讚揚匈牙利2015年的邊境牆模式，稱其“唯一有效”。巴比什對歐盟移民政策的採取激烈的對抗措施。2018年，他推動捷克退出聯合國全球移民契約，稱其模糊合法與非法界限。 2024年，反對歐盟移民庇護協議，稱其“背叛捷克”。巴比什強調文化差異：“他們有他們的文化，我們要保護我們的價值觀。”他承諾：“捷克不會接受一個非法移民。”但是，巴比什在保護捷克免受“移民洪水”衝擊的同時，但不排斥合法勞工。結語安德烈·巴比什的當選標誌捷克政治試圖擺脫歐盟，轉向民族實用主義的路線：對非法移民則零容忍強硬，反對極端的氣候政策，重振國內的工業體系；在意識形態上，他反對覺醒文化，倡導基督教傳統文化。其實，政府的最根本的責任就是保護本國國民，以本國國民的利益優先，這是最基本的常識，如果不能意識到這一點，那恰恰是“聖母心”作祟，到頭來受害者將是全體國民。默克爾﹑歐巴馬﹑特魯多﹑馬克宏等歐美“全球主義”政客的前車之鑑就是活生生的例證，歐洲大陸受“全球主義”和“覺醒文化”的侵蝕日益嚴重，傳統基督文化的丟失和伊斯蘭文化的入侵讓曾經富裕寧靜的歐洲正在陷入撕裂和混亂，而偌大的歐洲目前只有匈牙利和波蘭在堅守著最後的一道邊境牆。如果歐洲的基督之盾失守，那麼歐洲將不再是歐洲人的歐洲了。所以，安德烈·巴比什的當選不僅是捷克本國的事件，也是歐盟與歐洲人的訴求越走越遠的縮影，更是歐洲右翼的再度崛起。 (南文觀世界)

【導讀】當地時間10日中午，美國知名保守派活動人士、川普的政治盟友查理·柯克在演講時遭槍擊身亡。而事發時，“擁槍派”的柯克正與現場觀眾辯論美國的槍支議題。隨後，川普下令全美降半旗誌哀，並將政治暴力歸咎於“激進左派”長期妖魔化不同政見者。這一表態一如他去年從槍擊中倖存後，一方面藉機猛攻政治對手，另一方面則絕口不提管控槍支暴力。那麼，在經歷了諸多暴力事件後，美國的槍支管控為何已成“死結”？本文指出，美國的槍支管控深受一批利益集團的影響。具體而言，通過選舉制度，利益集團能借助金錢捐贈影響行政、立法和司法機關。例如，美國步槍協會每年花費近2.5 億美元，主要用於資助政治競選、遊說國會和廣告支出。在民主黨“控槍”、共和黨“擁槍”的極化情境中，主張持槍自由的利益集團受益於政策的反覆搖擺，槍支管控難以持續。而美國立法機構規定，在槍支犯罪案中，槍支製造商可豁免訴訟，這阻止了一部分追責槍支行業的訴訟立案。近年來，大規模校園槍擊案的發生，在美國民眾當中引發了加強槍支管控的呼聲。然而，美國的槍支文化已默認持槍自由，控槍不是禁槍。美國公民持槍自由的權利被寫入了美國憲法，全面禁槍屬於違憲。當前，美國控槍人士的訴求在於，停用某種類型的槍支（隱蔽且便攜的手槍、有大容量子彈彈匣的攻擊性機關槍等）、禁止未通過背景審查的人持槍（未成年人、逃犯、使用管製藥物的人、有特定精神病史的人等）。然而，隨著川普政府上台，歐巴馬任內關於槍支管控的行政令被廢除，推動控槍政策舉步維艱。由於美國的槍支管控政策在聯邦層面相對較少，而各州之間差別很大，槍支可以從管控程度較低的州流向管控程度較高的州，這使得已有的槍支管控政策進一步失守。本文原載《國際論壇》2021年第6期。文章僅代表作者觀點，供讀者思考辨析。從利益集團驅動到無效的政府規制—— 基於美國槍支管控政策的研究▍問題的提出持槍自由是美國社會區別於中國社會的一個重要不同點，持槍自由所引發的槍支暴力成為美國主要的社會問題之一。20 世紀 60 年代，約翰·甘迺迪總統與馬丁·路德·金的遇刺推動了槍支管控的立法處理程序。威廉·梅耶（William G. Mayer）根據基於 1959~1988 年的一些民意測驗形成的調查報告得出，公眾對於槍支管控的態度自 20 世紀 60 年代起一直都比較穩定，略高於 70% 的公眾贊成要求人們在購買槍支之前必須獲得警察許可的立法。蓋洛普 2017 年 10 月至 2019 年 10 月間的民意調查資料顯示，超過 60% 的受訪的美國人認為，火器銷售的法律應該更嚴格一些，而只有 7% 的公眾希望放鬆法律限制。但是，美國槍支暴力檔案顯示，截至 9 月 18 日，2021 年全美與槍支暴力相關的死亡人數為 32077 人，受傷人數為 29583 人。直覺上看，既然持槍自由加劇了美國社會治安環境的惡化，那麼為改善社會治安，槍支應該被停用，或者說政府至少應該採取一些措施來限制槍支的持有和使用。而且，美國作為一個西方民主國家，政府由選民通過投票的方式選舉產生，其優勢通常被認為是政府能夠對民眾的訴求有比較直接的回應。問題是，雖然民意調查資料顯示有 60% 以上的民眾認為應該加強槍支管控，但是，為什麼到目前為止，持槍自由的政策沒有變化？既有研究傾向於從法律、經濟與政治的不同視角來解釋美國的持槍自由政策。高麗娜的研究認為，在美國政黨政治與槍支文化的影響下，很難通過修憲來限制槍支並禁槍。蒂莫西·立頓（Timothy D. Lytton）從商業邏輯的角度出發，認為槍支產業帶來的經濟利益使得殺傷性武器的行銷增長，從而使得槍支管控變得困難。江振春聚焦於文化層面，強調美國保守派與自由派的思想衝突使得難以就槍支管控問題達成社會共識。袁征認為文化傳統、價值觀念、法定權利、利益集團與黨派分歧等因素的交織使得禁槍之路漫長。儘管既有研究對美國持槍自由政策解釋的視角不同，但都存在一定程度的不足：一是，既有研究傾向於從單一因素或者多元因素分別對美國持槍自由的政策做出解釋，但對美國國內政治中與槍支有關的行為體的互動與博弈關注不足；二是，既有研究傾向於將禁槍作為槍支管控的主要內容與目的，但是隨著時代的發展，關於槍支管控的辯論內容也在發生著一定程度的變化。針對既有研究的不足，本文首先運用國內政治博弈的分析框架來探討利益集團對美國槍支管控政策的影響，其次從政府規制的視角來探討當前的美國槍支管控政策。▍利益集團影響下的美國槍支管控政策本部分基於利益集團對美國公共政策制定的影響，運用國內政治博弈的觀點，從行為體動機、制度環境、策略選擇和結果這四個方面分析利益集團對美國槍支管控政策的影響。（一）行為體動機利益集團被定義為擁有相同利益的人的集合，通過影響政府的政治過程，共同努力促進和保護自己的利益。與槍支相關的利益集團，有支援槍支管控的利益集團，如手槍管制有限公司、城鎮槍支安全運動基金會（Everytown for Gun Safety Action Fund）；有擁護持槍自由的利益集團，如美國步槍協會（National Rifle Association, NRA）、槍支擁有者協會（the Firearms Owners Protection Act）、全國射擊運動協會等組織。在槍支管控議題上持不同立場的利益集團希望介入公共政策的制定，以尋求自身集團利益的最大化。在槍支管控法案的制定與延續的處理程序中，美國步槍協會作為擁護持槍自由的最大利益集團，其目的是阻止國會通過槍支管控的法案或政策。主張槍支管控的利益集團，其目的則是推動國會通過槍支管控的法案或政策。比如，在美國步槍協會的遊說下，槍支免於接受1972 年成立的消費者產品安全委員會（Consumer Product Safety Commission）的規制，國會甚至廢除了1986 年《槍支擁有者保護法》（the Firearms Owners Protection Act）中關於銷售限制和記錄保存的要求。但是，在手槍管制有限公司的遊說下，槍支管控的立場獲得警察機構的支援，從 1987 年開始，手槍管制有限公司全力推動國會通過《佈雷迪預防手槍暴力法》（Brady Handgun Violence Prevention Act），簡稱 “佈雷迪法案”。（二）制度環境1.政治體制：美國是一個聯邦制國家，各州擁有高度的自治權力，有利於不同的利益群體結成有組織的集團。為避免賦予政府官員過多的權力，美國的開國元勛立足於所謂的“權力分立” 概念，即權力分為三個政府部門：行政部門、立法部門和司法部門。原則上講，三個部門行使權力時，彼此互相牽制，以達到權力平衡。按照憲法的規定，行政機關是以由人民直接選舉的總統為最高行政首長，將所有的行政權力賦予總統。但是，選舉制度的存在，使得利益集團可以通過金錢捐贈影響選舉活動，從而在行政機關、立法機關和司法機關獲得政治影響力，來影響政府機構法律和公共政策的出台。2.政黨制度：美國實行兩黨制度，美國主要黨派——民主黨與共和黨——之間的政治極化成為近年來美國國內政治最顯著的一個特徵，兩黨在一些議題上很難達成共識，主張持槍自由的利益集團在某種程度上成為了兩黨 “政治極化” 情境的受益者之一。民主黨大多數人支援槍支管控政策，共和黨大多數人則主張持槍自由。因此，民主黨政府時期通過的一些槍支管控方案，在共和黨政府時期可能難以為繼。比如，1994 年克林頓政府簽署的《攻擊性武器禁令》在小布什政府時期十年期滿，國會拒絕重新進行審議，致使法案最後自動失效。（三）策略選擇利益集團主要通過三種方式影響政府機構法案或政策的制定和通過。（1）通過政治行動委員會（Political Action Committees, PACs）在州和聯邦選舉中向候選人提供資金捐助。在競選活動中的資金捐助可以確保利益集團與政府決策者的直接接觸。白宮的高級官員與議會議員也傾向於接見對總統選舉給予巨大資助的利益集團。例如，美國步槍協會每年花費近2.5 億美元，主要用於政治行動委員會活動、遊說和廣告支出。（2）通過遊說國會，利益集團直接與國會議員接觸，協助起草法案。美國國會制定了一套利益集團參與規則制定的程序，並在《行政程序法》（Administrative Procedure Act, APA）中予以規定，本質上，國會為利益集團參與規則制定過程建立了一條合法的途徑。例如，美國步槍協會-立法行動協會（the Institute for Legislative Action, ILA）是美國步槍協會的遊說部門，負責直接與國會議員、行政官員直接交流，以影響槍支管控政策的制定與落實。（3）通過法院系統，利益集團和其律師代表回擊針對損害槍支行業的指控，尋求實現利益訴求。此外，利益集團還能夠通過大量的廣告宣傳、雜誌、社團試圖在一定程度上影響司法部門。例如，美國步槍協會在州議會和國會發起全國性的遊說運動，以確保槍支行業的法定豁免權。（四）政策結果1.最高法院對憲法第二條修正案的解釋使得禁槍幾乎不可能成為現實公民持槍自由的權利寫入了美國憲法，憲法第二條修正案規定：“管理良好的民兵是自由州安全的必要條件，因此人民擁有和攜帶武器的權利不可侵犯”。儘管州和地方政府規定了居民是否可以在公共場所攜帶槍支，但是，規定誰可以獲得或擁有槍支的法律是在聯邦一級制定的。美國最高法院在憲法第二條修正案上的解釋對於槍支管控立法的成敗有重要影響。最高法院的法官由總統任命，國會參議院批准，但是一旦被國會參議院批准之後，這些法官可以終身任職，代表背後的利益集團意志來進行裁決。持槍自由作為個人權利被憲法第二修正案所保護，不支援槍支管控的利益集團聲稱憲法第二修正案賦予守法的居民擁有火器以防禦政府入侵的權利。這一解釋獲得了最高法院的支援。2008 年 6 月聯邦最高法院對赫勒案的裁決中，美國步槍協會爭取到了另外 46 個利益集團的參與，這些利益集團的成員都對憲法第二條修正案、槍支所有權和公共安全問題很感興趣，介入到赫勒案中。聯邦最高法院判決認為，公民個人有權擁有和使用槍支。美國聯邦最高法院的這一裁決幾乎消除了通過對憲法的解釋來使禁槍成為現實的可能性。2.反對槍支管控的利益集團遊說國會通過保護持槍自由的法案或政策利益集團不僅能影響到最高法院的裁決，還會影響到國會與槍支問題相關的法案或政策的出台。《1968年聯邦槍支管控法案》（Federal Gun Control Act, GCA）從聯邦層面上對槍支行業實施嚴格的監管，禁止向未成年人、重罪犯、非法移民、因精神疾病而被法院命令限制的人提供槍支，並對炸彈、地雷、手榴彈等類似裝備施加聯邦層級的監管。然而，《1968 年聯邦槍支管控法》事實上並沒有要求獲得聯邦許可的槍支交易商通過一系列步驟來確定購買者的資格。1980 年，羅納德·里根當選美國總統，共和黨贏得參議院控制權，美國步槍協會、美國槍支擁有者協會等反對槍支管控的利益集團加大對國會的遊說力度。1986 年，國會通過了《槍支擁有者保護法》，並由里根總統簽署生效，該法案的生效打擊了《1968 年聯邦槍支管控法》，可以說是槍支管控立法處理程序的一個退步。3.反對槍支管控的利益集團阻止法院審訊與槍支有關的案件自20 世紀 80 年代起，越來越多的槍支暴力受害者轉向侵權行為系統尋求賠償，這些受害者不僅對他們的襲擊者提出了索賠，而且還對槍支銷售商和製造商提出了索賠。受害者認為，成功的侵權訴訟可以作為推動更安全的槍支設計、阻止將來向犯罪分子銷售的一種手段，並將槍支暴力的部分責任歸咎於槍支行業。這一訴訟行為將對槍支管控的鬥爭從立法機關轉移到法院，但美國步槍協會認為法院無權決定由原告的主張引發的槍支管控問題，這些問題應由選舉產生的立法機構決定，而不是未經選舉產生的法官。同時，美國步槍協會及槍支行業的盟友遊說州立法機構和國會，32 個州的立法機關已通過立法，賦予槍支行業豁免訴訟的權利，國會強烈支援類似的全國豁免立法。2005 年，喬治·W·布什總統簽署了《保護合法武器貿易法案》，旨在保護槍支製造商，例如 “如果該公司製造的槍支導致了犯罪，該法案可以防止槍支製造商的名字出現在聯邦或州的民事訴訟中”。2005 年 10 月 26 日，根據該法案，法院駁回了與槍支訴訟有關的待審案件。4.兩黨輪流執政，使得已通過的關於槍支管控的法案或政策難以持續1992 年總統大選中，民主黨的競選綱領強化了槍支管控的立場，並在參議院與眾議院中都佔有多數席位，支援槍支管控的克林頓當選為總統，推動國會在 1993 年通過 “佈雷迪法案”，該法案規定了購買槍支需要五天的等待時間。但是，美國步槍協會的遊說人員認為，雖然克林頓政府聲稱 “佈雷迪法案” 的背景審查假設有數十萬被定罪的重罪犯購買了槍支，但對這些重罪犯的起訴少於十五次。而且，超過 99.99% 的人從未因試圖購買槍支而違反聯邦法律，更沒有證據表明 “佈雷迪法案” 的實施與謀殺率的降低相關。儘管如此，克林頓政府依舊加強槍支管控的立法處理程序。1994 年，在克林頓總統簽署的《暴力犯罪控制和執法法案（Violent Crime and Law Enforcement Act）》中，有一項名為《公共安全和娛樂用火器使用保護法案（PublicSafety and Recreational Firearms Use Protection Act）》的條文，即所謂的《攻擊性武器禁令》，這是一項從 1994 年 9 月到 2004 年 9 月生效的臨時禁令，但是，該禁令在小布什政府時期十年期滿，國會拒絕重新進行審議，延長禁令的多次嘗試都以失敗告終。▍無效的政府規制下的美國槍支管控政策值得注意的是，利益集團對於美國槍支管控政策的影響主要集中於20 世紀 90 年代以及之前，就當前而言，利益集團對於槍支管控的政策影響可以說已經過時了。對美國民眾而言，進入 21 世紀後，關於美國槍支管控的討論一個很重要的背景在於美國發生了很多與槍支問題相關的悲劇。在一些高中和幼兒園裡發生了用槍支掃射的情況，並且好幾次在校園裡發生的悲劇是由有精神疾病的人持槍掃射造成的，而他們個人又不能對槍擊案件負責，所以民眾主張槍支管控的呼聲很高。因此，當前主張槍支管控的人，現在想要停用的是某種類型的槍支和禁止未通過背景審查尤其是有精神類疾病的人持槍的權利。但是，無效的政府規制使得美國槍支管控很難實現，到目前為止，持槍自由的政策沒有明顯的變化。（一）公民持槍自由的權利為何被寫進美國憲法憲法第二條修正案規定：“管理良好的民兵是自由州安全的必要條件，因此人民擁有和攜帶武器的權利不可侵犯”。憲法第一條第八款規定國會對武裝民兵負有責任，武裝意味著提供統一的武器，包括規範提供武器模式的權力。在《統一民兵法（Uniform Militia Act of 1792）》通過後的兩年裡，所有 15 個州都通過了自己的法律，使他們的民兵系統符合聯邦指導方針。民兵系統的存在價值在美國成立後的前幾年有一定的證實。1794 年，民兵成功地贏得了與美洲原住民的一些關鍵戰鬥，同年的威士忌叛亂被一萬五千名民兵鎮壓。但到 18 世紀末，民兵各州都未能執行《統一民兵法》的條款，州政府和聯邦政府都未對繼續普及民兵訓練和服務感興趣。1812 年戰爭中，一般民兵在軍事上的有效性與可靠性的聲譽遭到破壞。因此，政府設定了專業軍隊和精銳的志願者隊伍，稱為精挑細選的（後來稱為 “有組織的”）民兵。1903 年，國會通過了《民兵法》，將 “有組織的（也稱為志願或選擇的）民兵” 稱為國民警衛隊，而將 “預備役民兵” 也稱為無組織的民兵，就此將二者合法地分開。但是，由於戰鬥不能再交給未經訓練的業餘愛好者，無組織的民兵事實上被拋棄。該法案的其餘部分規定了聯邦武裝、訓練和國民警衛隊的演習，但對於無組織的民兵沒有任何規定。1916 年，《國防法》在國會通過，該法規定國民警衛隊的組織方式與 “正規軍” 相同，並將州衛隊置於聯邦指導方針之下。因此，從 1903 年起，美國法律上活躍的民兵是國民警衛隊，雖然現在受聯邦監管，但仍由各州訓練。不過，國會保留了召集預備民兵的選擇，理論上，所有健全的從 17 歲到 45 歲的人都可以參加民兵。但是，當前美國龐大的正規軍，加上國民警衛隊，構成了強大而充足的軍事力量，已經可以滿足國家的需要。不難看出，憲法第二修正案建立在聯邦政府與各州之間的權力平衡以及軍事必要性的基礎上，在政治上受歡迎的民兵與政治上不受歡迎但軍事上必要的國家職業軍隊之間發展出一種政治妥協。與整個權利法案的目的一樣，憲法第二條修正案的目的是限制聯邦政府的權力並在國家和州的權力之間取得平衡。儘管如此，公民持槍自由的權利寫入憲法的一個很重要的背景是如果政府對人民有壓迫，民眾想反抗的話，有起義的可能性，擁有槍支這種武器可以作為反抗的一種手段。最高法院在2008 年對於赫倫案的判決 —— 認為 “公民個人有權擁有和使用槍支”—— 為修正案注入了新的、基於槍支權利的解釋。所以，當前槍支管控辯論的重點並不是要求全面禁槍，因為全面禁槍是違反憲法第二條修正案內容的。那麼，當前槍支管控辯論的重點是什麼呢？能否影響並改變美國持槍自由的政策?（二）槍支管控辯論內容的改變及其背景當持槍自由的權利寫入憲法第二條修正案時，那時的槍支傾向於是小米加步槍類的非常簡單的槍支。但是，現代美國社會的槍支已經變成了可以自動掃射的非常高級的槍支，和原來非常低水平的槍支能力是完全不一樣的。因此，現在有關禁槍的討論實際上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一是說不是不讓公民個人擁有槍支，不讓個人擁有槍支是違反憲法第二條修正案的，利益集團影響下的槍支管控主要講的是這個內容。但是，這種討論實際上已經過時了，現在主張槍支管控的人並不是說不讓擁有槍支，而是主張要停用某種類型的槍支。縱使持槍自由是美國的文化傳統，槍是用來打獵的，但是現在打動物有必要使用機關槍嗎？比如，在2021 年 3 月，加利福尼亞州的參議員戴安·費恩斯坦（Dianne Feinstein）和羅德島州的眾議員大衛·西西里尼（David Cicilline）提出了一項法案，該法案禁止銷售、製造和轉讓205軍用式攻擊武器；禁止的槍支種類包括但不限於 AK-47、AR-10、AR-15、Sig Sauer SIG516 步槍等。二是說，現在想要禁止未通過背景審查的人持有槍支的權利，如果個人想要持有槍支的話，需要嚴格審查這些人的背景，審查申請人是否是未成年人、逃犯、非法居住在美國的人、使用管製藥物的人、有特定精神病史的人、被軍隊開除軍籍、放棄美國國籍、受到限制令的人以及被判犯有家庭暴力罪的人，對於沒有通過背景審查的人不給予持槍的權利。21世紀以來，關於美國槍支管控的討論很重要的一個背景在於美國發生了很多與槍支問題相關的悲劇，尤其是在幼兒園、高中和大學的校園裡。比如，2007 年的弗吉尼亞理工大學槍擊案成為美國現代歷史上最嚴重的大規模槍擊案之一。弗吉尼亞理工大學槍擊案發生在 2007 年春季學期中期的一個普通星期一早上，發生地點位於弗吉尼亞州布萊克斯堡的弗吉尼亞理工大學校園內。上午 9 點 15 分左右，英語專業 23 歲的學生趙承熙手持兩支手槍和眾多大容量彈匣，從一個教室移動到另一個教室，快速而隨機地掃射，當掃射完成時，有 32 名學生和教職工死亡，29 人受傷。當警察靠近他時，他自殺身亡。這一次大規模的槍擊案震驚了美國全國，尤其是大學，因為校園在很大程度上不受槍支暴力的影響，幾乎所有的校園都保持著嚴格的禁槍政策。弗吉尼亞理工大學槍擊案的作案人趙承熙使用的武器是一把9 毫米格洛克（Glock）19 手槍和一把 0.22 口徑的瓦爾特（Walther P22）手槍，這兩把半自動手槍都是他在當地商店合法購買的。趙承熙先是在行兇前兩個月通過網際網路訂購了瓦爾特手槍並將其投遞到布萊克斯堡的一家店舖，在該店舖完成了購買。行兇前一個月他在羅諾克火器（Roanoke Firearms）店舖購買了格洛克手槍和大容量子彈彈匣。而弗吉尼亞州對於槍支幾乎沒有限制，趙承熙面臨的唯一購買障礙是每月限制購買一支手槍的規定。然而，趙承熙在作為大學學生時就已經出現長期的行為和情緒問題，2005 年被宣佈患有精神病，對自己構成危險。這些資訊應該足以取消他購買手槍的資格，但弗吉尼亞州對於取消槍支購買資格的標準比聯邦政府的標準還要低一些。儘管趙承熙被要求接受心理諮詢，但根據當時的弗吉尼亞州法律，他不會被列入禁止購買槍支的州名單內。因此，根據聯邦 “佈雷迪法案”，他沒有被標記在 “禁止向那些被認定為精神無能的人銷售槍支” 的名單內。事實上，許多州都存在著公民心理健康資料彙編不完全的問題。據聯邦調查局稱，當時只有 22 個州向全國犯罪背景即時審查系統（NICS）提交了心理健康記錄和槍支銷售記錄。美國槍支政策的一個重要特點是國家層面的槍支管控政策相對較少，在州一級，各州槍支管控政策之間的差別很大。趙承熙在弗吉尼亞州輕鬆購買槍支的行為可能不會發生在槍支管控政策更為嚴格的州。比如，在紐約州，只有持有國家頒發的有效許可證的人才可以購買手槍，且獲得手槍許可證的個人必須年滿21歲，沒有重罪或其他嚴重罪行或精神疾病，具有 “良好的道德品質”，申請人只能在提交照片、採集指紋、接受廣泛的背景審查（包括警方與申請人相關的熟人面談）、成功說服當地法官其有充分理由想要擁有手槍並支付若干費用後才能獲得該許可證。整個過程可能需要幾個月的時間，並且所有的許可證必須每五年更新一次。趙承熙極不可能在紐約州達到這些購買手槍標準。當趙承熙步行在弗吉尼亞理工大學的校園中時，他能夠輕鬆地隱藏攜帶的兩把手槍。如果他攜帶的是一支長槍（如步槍或霰彈槍）或多支長槍，在槍擊事件發生之前，他會更容易被發現，甚至此次槍擊事件可能不會發生。趙承熙對於手槍的偏愛也反應了美國槍支犯罪的趨勢：雖然美國的長槍數量是手槍的兩倍，而且在大多數地方長槍更容易獲得，但手槍隱蔽性、便攜性的特徵使其成為美國最常見的謀殺武器。在 2019 年美國聯邦調查局記錄的 13927 起殺人案中，手槍為作案工具的謀殺案共發生 6368 起，其他未說明作案工具類型的槍擊案發生了 2963 起，手槍造成的槍支犯罪案件是其他槍支的兩倍多。手槍犯罪的情況不僅出現在校園裡，而且出現在選舉活動中。2011 年 1 月 8 日上午，亞利桑那州民主黨眾議員嘉貝麗·吉福斯（Gabrielle Giffords）在圖森當地一家超市前召開選民見面會時，被一位有精神障礙病史的名為賈裡德·李·拉夫納（Jared Lee Loughner）的 22 歲男子用 9 毫米的格洛克 19 手槍射傷。射傷眾議員吉福斯後，拉夫納開始清空子彈彈匣，造成 6 人死亡，13 人受傷。當彈匣清空後他準備停下來裝入第二個子彈彈匣時，一名婦女從他手中奪過掉在地上的彈夾，幾名旁觀者上前制止了他。遇難者中有一名路過教堂與吉福斯談話的聯邦法官、一名作為代表拜訪她的 9 歲女孩以及一名吉福斯的工作人員。這次槍擊事件的許多情況與弗吉尼亞理工大學的槍擊案相似。一是，凶手在案發前都表現出了可能的精神類疾病障礙。在襲擊發生前的幾年裡，拉夫納表現出了怪異和威脅性行為。2010 年，他就讀的當地社區大學因他怪異和具有威脅性的行為而要求他停學，在經過心理諮詢後他被允許重新入學。他曾因未能通過藥物篩查被拒絕服兵役，又在 2007 年因藏有吸毒用具而被捕，這些事件進一步引發了相關機構對他患有嚴重精神問題包括可能患有精神分裂症的擔憂。然而，沒有人採取正式行動讓他接受強制性諮詢，也沒有對他的背景做嚴格的審查，所以在 2010 年 11 月他合法購買了手槍。二是，這兩起案件的凶手在射擊過程中都使用了大容量子彈彈匣。一把格洛克手槍最多可容納33 發子彈，趙承熙在大約十分鐘內發射了近兩百顆子彈。2013 年，在國會作證時，吉福斯的丈夫馬克・凱利（Mark Kelly）作證說，如果射手僅限於 10 發子彈彈匣，那麼被槍殺的人可能更少，因為拉夫納在清空合法獲得的 33 發子彈後更換彈匣時可能被阻止。1994 年頒布的一項名為《攻擊性武器禁令》的聯邦法律禁止新的彈匣容納十多發子彈，但是國會於 2004 年允許禁令失效，使擁有此類物品再次合法化。更大的容量意味著凶手需要重新裝填彈匣的次數更少，從而減少了有人在凶手重新裝填彈匣期間阻止凶手的可能性。在大規模的槍擊案，尤其是校園槍擊案發生後，公眾的憤怒再次促使許多人呼籲制定新的、更嚴格的槍支管控政策，包括攻擊性武器禁令重新生效、重新禁止銷售大容量彈匣，對於有心理問題的潛在槍支購買者收集更完整的資料、提供更全面的報告。與2007 年弗吉尼亞理工大學的槍擊案凶手一樣，如果拉夫納在一個背景審查標準更嚴格的州，那麼他購買槍支的任何嘗試都會立即暴露出他有嚴重的精神問題。同時，支援嚴格槍支管控的人主張採取措施來彌補私人槍支銷售（不涉及聯邦許可的經銷商）中排除任何背景審查的銷售，此類銷售約佔所有槍支採購量中的 40%。但是，主張持槍自由的人反對新的槍支限製法案和政策，他們認為當前槍支管控的法案和政策已經足夠，其中一些人認為還應該削弱現有的槍支管控政策，允許公民在校園內合法攜帶槍支以進行自我保護。對於 “校園內持槍” 提議的反對者認為攜帶槍支會導致更多槍支暴力，包括因事故、憤怒、自殺和槍支盜竊引起的槍擊事件。（三）無效的政府規制以上的槍擊案件觸及了與美國槍支政策有關的一些重要的問題：手槍對於犯罪的影響、佈雷迪法案的背景審查條款、有精神缺陷的人的記錄追蹤的問題、攻擊性武器禁令的失效、槍支在殺人、自殺和自衛中的作用以及心理健康資料彙編的不完全降低了阻止有嚴重心理問題的人購買槍支的可能性等。因此，槍支管控的辯論重點變成了主張停用某種類型的槍支以及禁止沒有通過背景審查的人擁有槍的權利，如果個人想要持有槍支的話，需要嚴格審查個人背景，尤其是審查想要持槍的申請人的心理健康狀態如何，是否有精神類疾病，對於沒有通過背景審查的人不給予持槍的權利。這些問題匯聚在公共政策下，再次引發了對於槍支的擁有和使用是否應受到嚴格規制的辯論。建立與維持秩序是政府的重要目的之一。槍支管控之所以在美國政治中成為一個有爭議的問題，主要是由政府規制的性質決定的。作為強調個人主義的國家，每當美國政府尋求直接運用強制力來塑造公民個人行為或當公民的個人行為受到直接影響時，爭議的可能性就很大。當政府政策的主要目的是提供福利而不是規範個人行為時，即政府強制的可能性很低時，爭議的可能性很小，例如公共工程項目（建設道路、港口、橋樑等基礎設施）和對公民的福利或補貼。槍支管控的政策屬於前者，是政府尋求運用強制力來影響個人行為的政策。為了理解槍支的動態問題，需要從主張持槍自由者和槍支管控倡導者公認的共同點入手。儘管主張持槍自由者和槍支管控倡導者之間的辯論存在很大差異，但二者共同的假定在於：槍支的主要目的是提供一種有效的手段來摧毀人、動物和物體。經驗事實表明，現有的槍支管控政策在減少與槍支有關的死亡以及降低全國範圍內的傷害方面的效果有限。因此需要一個更有強制力、更具包容性的聯邦政策來解決這個問題，但是聯邦政府幾乎無法在此類規制中取得成功。在一系列槍擊案件發生的背景下，如2011 年 1 月的圖森槍擊事件、2012 年 7 月的奧羅拉槍擊事件、2012 年 12 月桑迪胡克小學校園槍擊事件造成 20 名兒童死亡，2013 年 1 月 16 日，歐巴馬政府提出一項通過減少槍支暴力來保護兒童和社區的具體計畫，來防止槍支落入錯誤的人手中以使學校更安全。但是該計畫被參議院否決。2016 年 1 月，歐巴馬通過發佈行政命令的方式來減少槍支暴力，重點要求擴大槍支購買者的背景審查、禁止有精神類疾病的人持有槍支、要求槍支經銷商接受背景審查來獲得許可證。但是，隨著主張持槍自由的川普政府的上台，2017 年 2 月，國會廢除了歐巴馬發佈的關於槍支管控的行政命令，使得歐巴馬政府時期關於槍支管控的立法難以持續。儘管拜登在 2020 年競選總統期間提出嚴格的槍支管控計畫，但是在實際處理槍支問題上個人行動很有限。一個現實情況是，太多的美國人已經擁有武器。儘管槍支的總體擁有量在逐漸下降，但槍支仍然滲透美國社會。在20 世紀 60 年代初期，大約一半的家庭至少擁有一把槍。21 世紀，平均每位持槍者擁有超過 8 支槍。到 21 世紀的第二個十年，大約 22% 的美國人至少擁有一把槍。在農村地區的老年白人男性、受過大學教育且收入較高的人、退伍軍人以及在擁有槍支的家庭中長大的人中，擁有槍支的情況最為普遍。槍支管控政策相對無效的原因主要在於管轄權問題。美國的槍支管控政策的一個重要特點是國家層面的槍支管控政策相對較少，主要存在於州和地方一級，但是不同州之間的槍支管控政策差別很大。有理由相信，其中一些規定已經對公民個人行為產生了影響。不過，由於管轄權問題的存在，槍支武器從管控程度較低的州流向管控程度較高的州的趨勢幾乎沒有減弱。槍支可以從槍支政策相對薄弱的地區輕鬆運輸進槍支管控政策相對嚴格的州和城市，這在很大程度上抵消了嚴格的槍支管控政策的作用。▍結語美國槍支管控的前景並不明朗。雖然選舉制度是美國民主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但是主張持槍自由的利益集團可以通過金錢捐贈的方式來影響選舉活動，從而在行政機關、立法機關和司法機關獲得政治影響力，不僅能影響到最高法院的對憲法第二條修正案的解釋，還能影響到政府關於槍支管控的公共政策的制定與落實。即使在某一時期國會通過了槍支管控的法案並由總統簽署生效，但由於美國民主、共和兩黨輪流執政的制度以及兩黨在槍支議題上的不同立場，槍支管控的法案很難有延續性。不過，進入21 世紀後，有關禁槍的討論實際上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不是不讓公民個人擁有槍支，因為不讓個人擁有槍支是違反憲法第二條修正案的，利益集團影響下的槍支管控政策主要講的是這個內容。但是，這種討論實際上已經過時了，當前支援槍支管控的人重點主張要停用某種類型的槍支以及禁止未通過背景審查尤其是有精神類疾病的人持槍的權利。美國槍支管控政策的一個重要特點是國家層面的槍支管控政策相對較少，各州之間政策的差別很大，槍支武器從管控程度較低的州流向管控程度較高的州，這在很大程度上抵消了嚴格的槍支政策的作用，使得槍支管控的政策趨向於無效。雖然從 2017 年 10 月至 2019 年 10 月的美國民意調查資料顯示有 60% 以上的民眾認為應該加強槍支管控，但是到目前為止美國社會持槍自由的政策沒有發生根本性的變化。 (文化縱橫)

一、“川普聯盟”的接合劑：反建制與反“覺醒主義”當前共和黨內部維繫“川普聯盟”的兩大粘合劑，逐漸凝聚於“反建制派”（Anti-Establishment）和“反覺醒主義”（Anti-Woke）情緒，而並非傳統的“反共”意識形態。回顧歷史，布什政府前期，共和黨仍延續里根時代的“聯盟結構”，即主張“小政府”的財政保守派、基督教保守派，以及新保守主義（Neocon）的三足鼎立。但伊拉克戰爭時期，新保守主義主導地位膨脹，令厭惡高昂戰費與海外干預的自由意志主義者（Libertarian）逐漸疏離。再加上2008年金融危機時對華爾街的救助，進一步引發共和黨支援層內部的信任危機。“川普聯盟”一方面驅逐了新保守派，另一方面重新吸納自由意志主義者，並將在布什政權末期已心存疑慮的基督教保守派穩固為“鐵桿支援層”。可以說，川普通過裁撤部分舊陣營成員，促成一度離散的“共和聯盟”重組，從而建立起一個涵蓋新興勞動者群體與反體制自由派的新同盟。儘管看似經濟主張存在衝突，但勞動者的社會保守傾向與自由意志主義者的反干涉主義、疫苗懷疑立場等“反建制”信念，起到了內部調和的關鍵作用。至少在川普就任百日之際，這種新聯盟在表面上得以維持。二、共和黨基層聲音的現狀與邏輯自2024年大選後，筆者持續對共和黨內部進行採訪，發現幾個值得注意的現象：首先，共和黨內幾乎聽不到關於未來的建設性願景。更多人是被動地適應“川普化”的現實，而非積極塑造共和黨的新藍圖。其次，許多傳統共和黨人之所以接受勞動階級的加入，並非出於對其經濟困境的共情，而是將其視作“文化戰爭中的難民”——他們無法與日益左傾、文化自由主義化（Wokeness）的民主黨共存，才逃向共和黨。正因如此，傳統保守派才會“放心接納”這些人。然而，一位共和黨資深議員助理警告稱：“我們原本以為這些人只是文化保守派的夥伴，結果隨著勞動者人數增加，黨本身卻在發生變化。如今的黨內構成並非經過有計畫的設計，而是在偶然中演變的。”一位自尼克松時期就觀察共和黨政權的保守派記者也指出，黨的體質本就會隨著時代變遷而變化，像反移民、保守貿易等觀念，並非川普時代的產物。問題在於，布坎南與佩羅雖然曾代表類似立場，卻未能贏得共和黨初選。而曾與他們在“改革黨”合作過的川普，如今卻成了共和黨的“門面”，並在歷次初選中穩佔上風。從戰後以來首次將保護主義納入治國外交的正統框架。然而，對於“這樣的政府還能稱為保守政權嗎？”這個問題，多數共和黨人士並不願回答。他們不歌頌川普，但也竭力以各種藉口說服自己接受現實。三、關於“孤立主義”的模糊態度雖然多數共和黨人已接受“保護主義”不可逆，但卻忌諱使用“孤立主義”這一術語。他們將對川普關稅政策的負面影響視作“改革陣痛”，並藉口一切責任應歸咎於民主黨和共和黨建制派的“錯誤領導”。一位在2024年大選後接受採訪的共和黨元老評論道：“自由貿易的時代恐怕不會回來了。某些商品將永遠被徵收特定關稅。而這些關稅所波及的，往往是中下層民眾常用的商品。支援川普連任的人，大多數正是這些人群。他們既不是富裕階層，也不是極端貧困者，而是像我這樣，在這四年裡被忽視的人。”雖然主張保護主義，但他們拒絕承認這是一種“孤立主義”。某些堅持“舊里根路線”的保守派也同樣表示支援川普，並表明了如下立場：“美國作為世界強國，不可避免地面臨挑戰者：俄羅斯、朝鮮、伊朗、中國。我們不能袖手旁觀。必須在一定程度上參與全球事務，孤立主義已經過時。我們不能放任世界局勢而置身事外，美國必須保持主導。正如里根所說，我們是‘山巔之光’，代表民主的價值。”四、共和黨正在崩潰？保守主義的去向何在？在筆者採訪的共和黨人士中，願意公開、實名批評川普者寥寥無幾。但私下裡，黨內對川普的政策與人格均有深刻不滿，尤其對副總統范斯的質疑尤為顯著。一位資深記者表示：“這個人（范斯）簡直神秘莫測。在華盛頓圈子裡，只隔一人就能認識的政治人物很多，但范斯就像消失在系統外，完全無法掌握其背景。這種不透明本身就令人恐懼。”相比之下，川普的背景、經歷、性格早被美國媒體反覆剖析。CNN的主持人拉里·金曾稱：“川普並不是種族主義者，只是在媒體面前演戲。”雖然他如今已故，但如果他看到了川普第二任期的政策，也許不會再如此輕鬆地辯護。范斯則不同，無論贊成或反對，他在華盛頓缺乏基本評價。作為川普可能的“接班人”之一，其是否能在與魯比奧的國務卿候選競爭中佔據上風，仍難定論。而共和黨溫和派目前出於戰略考慮，不在黨內高調批評MAGA派。保守派評論員S.E.卡普是少數敢於公開發聲的代表。在川普執政100天之際，她在YouTube節目中表示：“共和黨正在崩潰。雖然它目前統治了國會三權，看似權勢強大，但實質上它已不再是一個政黨。如果保守主義原則因川普而被拋棄，那麼我們就已經失去了根本。川普越強，共和黨的身份認同就越弱。即使川普離去，川普主義也將殘留，但那已不再是保守主義。”她痛批共和黨已淪為“只因支援川普而存在的政黨”，並認為：“我曾深愛的共和黨已經消失，現在這個政黨除了川普之外沒有其他認同。首次投票支援川普的人，是因為他們相信能變得富有。但從經濟、移民到犯罪，川普政府並沒有顯著成果。中期選舉將是一次審判。”她同樣質問民主黨：“如果關稅不是振興經濟的辦法，那還有什麼更好的方法？如果驅逐非法移民是違憲的，那民主黨要如何解決邊境危機？若我們不武裝執法部門，那民主黨要用什麼方法打擊暴力犯罪？”卡普質疑：“民主黨所謂的新政在那裡？面對一個危機百出的川普政府，他們有做出那怕一點具有意義的舉措嗎？”而民主黨戰略家詹姆斯·卡維爾則認為：“什麼都不做是最好的策略。”他主張放任共和黨推進減稅、削減社會保障，讓美國民眾看清其崩潰，從而轉向支援民主黨。但這一思路有重大漏洞：1.反而會讓人印象民主黨“無所作為”；2.民眾可能將“陣痛”歸因於民主黨；3.外交領域不可逆，任由川普攪局風險極大；4.民主黨內部並不統一，左派未必買帳。目前，左派如桑德斯與奧卡西奧-科爾特斯的積極宣傳，反而加劇了右派的“反覺醒主義”焦慮，進一步鞏固“川普聯盟”的凝聚力。共和黨溫和派坦言：“除非民主黨回歸溫和，否則我們無法合作。”甚至有人直言：“與其讓國家被Woke主義吞沒，不如捏著鼻子投票給川普。”如果民主黨能通過左傾策略贏得更多席位，短期或能制衡共和黨。但在經濟民粹與身份政治之間尚未統一的路線下，內部分裂恐將持續。而諷刺的是，左派的高調，正是“川普聯盟”的燃料。民主黨的走向，終將決定川普政權的命運。 (國際問題研究資料)

馬斯克離開白宮了。儘管這是一個早就預定好的結局，但在他和川普兩人關係熱火朝天的時候，大家不是沒有想過另一種結局。當然，也有很多人在期待，兩個人如膠似漆的蜜月期之後是否會反目成仇。如今看來，雖然說不上是反目成仇，至少也是話不投機。臨走時，馬斯克向媒體抱怨道，“聯邦官僚機構的情況，比我想像的要糟糕得多”，DOGE成為了華盛頓的“替罪羊”。除了不同意川普的關稅政策外，他對剛剛通過不久的大規模稅收與支出法案也表示不滿，認為“它不僅沒有減少預算赤字，反而增加了赤字，還削弱了DOGE的工作成果。”馬斯克在白宮的日子雖然短暫，但他的影響卻不可忽視。他帶走的，除了對聯邦官僚機構的不滿，還有對科技創新和自由市場經濟的深刻改變。他留下的，則是一個關於科技巨頭如何在政治舞台上發揮作用的深刻思考。「科技工業複合體」的興起「科技工業複合體」的概念淵源，可以追溯到二戰後美國「政府—產業—學術」協同創新體系的建立。與傳統「軍事工業複合體」主要圍繞企業和個人私利運作不同，「科技工業複合體」以國家利益為核心驅動力，由白宮、國會和高科技企業組成新的權力鐵三角。川普就職典禮上，科技大咖群集，圖中右起特斯拉執行長馬斯克、Google執行長皮伽、亞馬遜創始人貝佐斯及其未婚妻桑切斯、Meta執行長查克柏格及其妻子普莉西拉陳。路透社在這個結構中，科技企業不再只以短期商業利潤為唯一目標，而是願意為國家戰略犧牲部分眼前利益，和政府共同謀劃長期的技術優勢。除了馬斯克之外，雅各·赫爾伯格、大衛·薩克斯等人也透過旋轉門進入政府關鍵崗位。這種高度協作使政府決策層擁有更強的科技專長與決策能力，政策執行也更加靈活有效率。在價值實現路徑上，「科技工業複合體」主張透過技術創新和產業升級來增強國家實力，而非依賴傳統的地緣擴張或軍事征服。其信念是：未來大國競爭勝負取決於前沿科技領域的突破與產業化能力，科技創新不僅能幫助企業開拓新市場，更可能成為提升美國國家實力的戰略資產。科技工業複合體推動的項目（如「大規模AI基礎設施建設」等）旨在鞏固美國技術領先地位，以和平競爭手段實現對競爭對手的戰略壓制。科技工業複合體並不希望讓美國與對手發生戰爭，而是合理地劃分勢力範圍，希望創造穩定的國際環境。「軍事工業複合體」的運作則建立在龐大的國防預算和利益鏈條之上：軍工企業透過遊說和政治獻金影響國會撥款，政府高官和軍火商之間人員流動頻繁，在推動軍事項目和對外干預中形成了穩固的利益共同體。長期以來，軍工集團追求自身經濟利益最大化，傾向於鼓吹和誇大外部威脅，以確保源源不斷的軍費和武器訂單。這種利益驅動使軍工複合體更樂於參與乃至主動製造地緣衝突，並為美國設立假想敵、渲染大國威脅，來裹挾美國對外政策朝戰爭方向傾斜。透過輸出戰爭與不穩定來維持霸權，是軍事工業複合體慣用的策略。戰爭不僅鞏固美國的全球軍事存在，也成為其獲取利潤和吸引資本回流的手段，由此形成一種惡性循環，即製造危機—軍火盈利—鞏固霸權。在這一模式下，美國國家安全戰略往往與武力干預緊密相連，透過軍事存在和干預在全球建立不對稱控制地位。「科技工業複合體」和「軍事工業複合體」代表了截然不同的國家安全觀和全球戰略取向。科技工業複合體傾向於透過和平時期的技術競爭來實現對戰略對手的壓制，其核心是在不直接訴諸武力的情況下，確保美國的領先地位和安全利益。美國政府在科技菁英的參與下，對外採取更複雜的「競爭性壓制」策略：例如加速主導國際技術標準和治理規則，限制對手獲取尖端技術和市場機會，注重提高美國自身科技實力而對盟友缺乏信任，等等。這種戰略思維將關鍵技術領域視作大國博弈的新戰場，強調以創新優勢和制度規則將潛在對手鎖定在下游，從而在「看不見硝煙」的競爭中達到類似於傳統戰爭勝利的效果。相較之下，軍事工業複合體秉持的是一種基於硬實力的安全觀，更依賴直接的軍事威懾和干預來實現美國對全球事務的掌控。其特點是在面對國際挑戰時優先考慮軍事選項，透過海外駐軍、武力打擊或政權更迭等手段來維護美國利益。因此，軍事工業複合體推動下的安全策略往往容忍乃至歡迎一定程度的國際緊張，因為衝突本身既證明了維持高額軍費開支的必要性，也使美國可以藉機強化對盟友和地區局勢的控制。軍事工業複合體的利益訴求，與民主黨右翼和共和黨內部新保守主義者的理念是一致的。冷戰時期和冷戰結束之後的最初十幾年，這種路線一直奏效，但是在21世紀第二個十年已經無法延續，美國民眾無法從中得到實惠，國家從中獲得的收益遠小於支出。這張照片成為川普與馬斯克關係的經典註解「技術加速主義」的盛行馬斯克在川普政府推動的這項改革，是美國歷史上少有的由科技企業家主導的行政機制改造實驗。其理念源自於一種新興思潮——技術加速主義。它主張透過私營部門與政府的合作，提升美國在戰略產業上的自給能力，透過改變社會結構激發全民的創新熱情和創業精神，使得美國在新一輪科技競賽中保持領先。在這一背景下，美國聯邦政府被視為“過時低效的機器”，必須以雷霆手段引入人工智慧和巨量資料等技術，削減臃腫機構，實現政府決策的高速運轉。「技術加速主義」明顯是在倣傚與借鏡中國的政治經濟發展模式。馬斯克多次公開讚賞中國的制度效率和發展成就，認為美國在許多方面正被中國追趕。他將中美差距的縮小歸因於美國國內繁冗餘的官僚體系。他直言，美國安全環保標準和勞工成本只能解釋中美差距的一小部分，「真正根本的原因是指數級增長的官僚主義，以及按項目抽成的自私諮詢業，這些因素最大化了建設成本」。他認為中國高效率的基礎設施建設體現了良好的治理能力。在具體治理手段上，馬斯克的許多做法中國人都似曾相識，與中國傳統治國思想不謀而合。首先，中國的「舉國體制」與集中資源辦大事的理念，常被認為是重大工程成功的秘訣，而馬斯克也試圖在美國複製這一點——通過政府效率部直接干預資源配置，削減對非重點領域的投入，轉而增加對新興尖端科技的支援和補貼。他推動放鬆對科技產業的監管，為人工智慧、太空、清潔能源等未來產業提供政策優惠，加速顛覆性技術的突破。舉國體制背後蘊含的是儒家「大一統」思想和全民動員理念，這意味著國家目標高於部門和個人利益，需要上下同欲、協調一致地行動。馬斯克在美國推進的一系列措施——無論是全國範圍內精簡機構，還是統籌資源發展科技——都隱含著這種「全域一盤棋」的想法。他試圖塑造一個由頂層統一指揮、各方協同執行的高效政府，這無疑帶有「舉國而治」的色彩。其次，馬斯克的大規模裁員整頓，與中國政府的精兵簡政、強力反貪高度相似。馬斯克執掌政府效率部期間，毫不手軟地砍掉大量「冗餘」和他眼中的低效部門：一次性精簡數十萬計的公務員隊伍，甚至給上百萬官員提供買斷退休以騰出機構編制。如此大刀闊斧的機構瘦身，在美國史無前例。此外，馬斯克對製度穩定性和長期規劃的重視也深受中國影響。他提倡減少頻繁政策更替帶來的內耗，主張學習中國設定長期目標、持續投入的策略。他在一次訪談中，非常欣賞中國制定五年規劃的能力，他也曾多次宣稱要為尖端科技制定中長期發展藍圖，以避免每屆政府的技術政策朝令夕改。除了在操作層面的模仿，馬斯克的技術加速主義背後，也透出對中國傳統政治哲學價值觀的某種呼應。首先，馬斯克批判美國現在的官僚體系低效率紊亂，專斷又無能。他主張將權力從「脫離選民的官僚」手中奪回，以重建治理秩序。馬斯克這種強調清理積弊、恢復良序的訴求，與中國歷代整颮吏治的做法高度相似。類似地，大西洋理事會高級研究員邁克爾舒曼（Michael Schuman）認為孔子與共和黨的各種理念高度相似，主張共和黨學習儒家思想，以提高選舉能力和執政質量。其次，馬斯克流露出的集體主義和愛國意識，也和中國思想不謀而合。他高度評價中國人民的拚搏精神和集體奮鬥效率。例如，他誇讚中國工人的勤勉程度“燃燒凌晨三點的油”，直言“在中國有大量有才能且努力工作的人才……他們不僅開夜車，還會通宵達旦工作；而在美國，人們卻儘量躲避工作”。這番言論體現了他對集體敬業、吃苦耐勞價值觀的認可。現在美國內部有很多人希望重建清教精神，喚醒美國人民的勤勞奮鬥意識，但是效果不佳。再次，馬斯克對於技術官僚治國的興趣，也可以看作對中國政治傳統的呼應。當代中國政府中大量官員具有理工科背景，被視為一種技術官僚體系的延續。馬斯克本人身為工程師，非常推崇專業技術能力在治理中的作用，屢次批評美國政客缺乏科技素養。他曾指出中國的從政者往往受過理工科訓練，“對人民更有責任感”，關心人民福祉，在科學素養和務實態度上比美國官員更勝一籌。馬斯克欣賞的是一種「德才兼備」的政府，既要有技術理性，也要以民為本。這與儒家推崇的賢能政治以及新中國成立以來強調的「為人民服務」理念相通。馬斯克74歲母親開心結束中國行連續發文“感謝”最後，更引人注目的是，馬斯克家庭成員的生活方式選擇，也透露出對中國社會的好感。 2024年底，他的母親高調宣佈移居中國上海，並對中國安全便利的生活環境和現代化設施大加讚賞。他的母親公開表示，中國的城市配套完善、社會治安良好，讓她感到非常舒適愉快。她尤其欣賞中國文化中家庭和睦、個人努力與社會共同進步的價值觀。相較之下，她直言美國近年來社會撕裂、治安惡化，讓她難以適應。馬斯克對母親移居中國表現出充分支援，他曾幽默地在社群媒體上稱自己為「榮譽上海女婿」。「擴張性保守主義」的初步實踐馬斯克的世界秩序觀，既不同於自由國際主義，也不同於孤立主義，可以被概括為“擴張性保守主義”，即向全球積極輸出保守主義價值觀。馬斯克本人也是這個理念的先鋒，利用自身龐大的資本和社群媒體影響力，透過非武力的方式將保守主義政治影響延伸至多個國家，在全世界十幾個國家扶植志同道合的保守派力量。馬斯克幫助川普贏得大選後，試圖打造跨國「保守主義聯盟」。他成功推動德國、英國政治進一步右轉，雖然這兩個國家的保守主義政黨尚未執政，但在最近的選舉中得票率空前上升。2025年1月25日，馬斯克在德國選擇黨一場造勢活動上發表影片演說。美聯社與自由國際主義傾向於透過軍事行動在全球推廣自由民主價值觀不同，擴張性保守主義選擇的是影子干預：不直接出兵，而是運用資本支援、輿論操控等方式影響別國政治走向。馬斯克式干預並非以國家名義，而是以富豪個人或私人平台為載體，潤物細無聲地塑造他國選情。這種手法遊走於官方外交之外，卻實際改變各國政治版圖。馬斯克在全世界傳播反「覺醒主義」的輿論以及反移民情緒，推動「民族保守主義」的共同信念，這種文化輸出在年輕一代網民中尤其具有影響力。更重要的是，馬斯克痛批歐盟等超國家機構“侵蝕成員國主權”，呼籲各國民眾熱愛自己的國家，希望建立一個跨國的“愛國者國際”，每個國家都有權維護自己的傳統文化和文明。馬斯克熱衷於扮演全球保守主義教父。他主張剷除跨國腐敗集團，重振被「全球主義」侵蝕的國家活力，從而維護世界和平。他多次公開抨擊所謂「覺醒教條」和精英腐敗集團，稱傳統精英為了私利不惜犧牲民眾利益。馬斯克將自己塑造成「人民對抗權貴」的一方，宣稱只有打破舊有的權力結構，才能釋放社會活力。他在德國發表的文章就直言不諱地表示傳統主流政黨已讓國家失敗。西方主流觀點認為，世界和平靠各國政府合作、多邊機構調停來實現；但馬斯克等人認為那些機構已被既得利益者綁架，成為侵略擴張的工具，反而滋生衝突。相較之下，他們主張和平必須透過在各國建立「為人民說話」的新政權來實現。在他看來，現在西方菁英對俄羅斯採取的強硬路線只會加劇戰爭，倒不如由「理性」的民族主義者上台後直接與普丁這樣的人物談判分治，以求止戰。同理，在他支援的歐洲極右翼那裡，也充斥著反對乾涉海外衝突、要求聚焦國內的聲音。他支援歐洲國家先清理門戶，再各自為政，建設好本國，彼此尊重對方的勢力範圍，反而可以減少由意識形態對立引發的國際衝突。不過，馬斯克的世界秩序觀也充滿理想主義，我們也應該看到擴張性保守主義帶來的負面影響。這種想法使得多邊主義機構的權威被削弱，國際合作機制遭到破壞，國際社會共同應對全球性挑戰的能力下降。多邊框架鬆動後，大國更容易回歸實力原則，在雙邊層面直接博弈，「交易外交」變得更加普遍。短期看，這種每國各表訴求的競合狀態可能帶來更多不確定性，但長期也許形成新的平衡。例如，美俄可能透過默契劃分東歐影響圈，美中在印太區域達成某種勢力分配。這種均勢不以共同價值觀為基礎，類似19世紀「大國協調」體系的回潮。當各主要國家的執政理念都偏向保守民族主義，全球議程將隨之調整。過去聚焦的人權、女權、性少數等議題可能淡出高層外交辭令，取而代之的是傳統文明、家庭倫理、反恐和主權獨立等話題。但是核不擴散、應對氣候變化這樣的議程，則會被弱化甚至倒退。我們要警惕的是，擴張性保守主義可能催生新的陣營競爭：一邊是保守主義國家陣營，另一邊是尚存的自由主義國家陣營。甚至出現一種前景：由美國主導的“民主聯盟”轉變為由美國領銜的“民族保守聯盟”，而與之對立的是少數仍堅持全球主義和自由價值觀的國家（也許包括加拿大、西歐、北歐等）。目前來看，更可能的是自由主義國際秩序逐步被侵蝕，各主要多邊機制名存實亡，取而代之的是若干鬆散但志同道合的右翼強國形成默契聯盟。例如，川普將與俄羅斯緩和關係，與印度建立互信，同時優先拉攏像匈牙利、波蘭、義大利、阿根廷這樣的右翼政府，加強情報、防務合作，同時冷淡對待德國、法國等自由派政府。全球治理將出現“碎片化”，國際制度也會更加脆弱善變。馬斯克政治遺產對中國的潛在影響馬斯克的「科技工業複合體」實踐、「技術加速主義」思想、以及對世界秩序的改造，將對中國產生多維度的影響，利弊兼有。馬斯克及其支持者可能認為，科技工業複合體有利於大幅提升美國競爭力，創造更高的財富和價值，因此並不需要在科技上打壓中國，甚至他阻止國會通過多項涉華法案。但在實務上，美國並不願意與中國進行公平的科技競爭，擔心被中國超越。近年來，美國對華競爭策略已從過去的貿易限制，升級為以遏制中國自主創新為核心的更具攻擊性的手段。具體表現為所謂“三位一體的全鏈條封鎖機制”，即同步限制技術出口、排除市場准入、阻斷資本流動，試圖全面遏制中國高科技產業的發展。特斯拉超級工廠科技工業複合體對中國的挑戰更具隱蔽性和制度性，不易被國際社會普遍視為“侵略”，因此更難反制。軍事威脅往往是顯性的，中國可透過加強國防威懾來應對。然而技術封鎖和規則主導權之爭屬於「灰色地帶」博弈，美國往往以國家安全或公平競爭之名行打壓之實，這使中國難以透過簡單對抗來破解。此外，科技工業複合體所推動的是一場系統性、長期性的競爭，對中國的綜合實力提出更高要求。它不是通過一場戰役即可分出勝負，而是在研發能力、產業生態、教育人才、制度活力等層面全方位比拚。傳統軍工模式帶來的挑戰較多在軍事安全層面，科技工業複合體可能讓中國在經濟、安全、外交等各方面同時受壓，構成全域性挑戰。中國需要保持高度警覺和戰略清醒，從制度、技術、國際佈局等層面做好應對。「技術加速主義」在美國坐大，可能引發全球層面的規範競爭。長期以來，美國在高科技領域倡導開放市場和自由創新，而中國更強調國家主導和安全可控。在人工智慧倫理和監管方面，如果美國的政策被科技資本影響，更傾向於寬鬆和鼓勵創新，那麼美國可能不願簽署過多國際限制協議；而中國則可能倡導負責任使用技術、加強監管，以體現「大國擔當」。在數字貿易規則方面，美國可能推動符合自身企業利益的規範，而中國則堅持數字主權原則。這些差異都會投射到多邊場合，形成全球規範的競爭態勢。更重要的是，技術加速主義思潮是典型的“師華長技以制華”，必然將會深刻影響中美博弈格局，給中國帶來多重影響和壓力。在馬斯克等科技菁英的推動下，美國正把爭奪前沿技術主導權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這意味著中國將面對一個在體制上更動員、科技資源傾斜更多的美國競爭對手。對中國來說，這無疑形成了正向競爭壓力：只有加倍努力推進自主創新、維持本國科技發展的高速和品質，才能在新一輪科技革命中不落下風。美國的「加速」將客觀上倒逼中國也要「加速」。如果美國透過技術加速主義實現了制度最佳化和效率提升，那麼中國原有的制度優勢相對價值可能被壓縮，中國必須不斷提升自己的治理效能才能應對。無論如何，中美之間的制度博弈都將因為技術加速主義而進入一個新階段——不僅比拚那國技術更領先，也比拚那種治理模式更能持續支援技術進步並造福社會。這場關於「技術—制度融合效能」的競賽，將成為中美戰略較量的新維度。面對馬斯克推動的保守主義國際擴張潮流，中國須以我為主、趨利避害，制定務實的戰略。中國既可能從中看到機遇，也需警惕潛在風險。一方面，美歐右翼之間的互助可能會削弱西方傳統同盟對中國施壓的凝聚力。這意味著，來自西方的人權壓力、價值觀攻勢可能減弱，給中國爭取國際話語權提供了空間。近年來，中國在聯合國場合多次捍衛主權不干涉原則，而保守主義者同樣反對價值干涉，這在某種程度上與中國立場暗合。另一方面，中國也需看到風險：許多西方右翼勢力雖然在國內反建制，但在對華態度上未必溫和。每個國家的右翼政黨內部都有欣賞中國和敵視中國的力量。右翼政黨普遍反對本國精英，中國與每個國家精英群體和執政黨的關係，影響了中國與這個國家的右翼之間的關係。例如，德國上一屆政府較為反華，促使德國選擇黨在這一時期對中國態度變得非常友好，但該黨內部也存在著警惕中國影響力的聲音。馬斯克是全球保守主義推手，他聯手的美國保守派中不乏仇視中國者，中國必須警惕擴張性保守主義在某些領域對中國利益的衝擊，例如技術脫鉤以及未來美國可能在北美的領土擴張等。同時，中國也應該加強對右翼民粹政黨的溝通管道，擅長與各國不同政治光譜的人群交流，避免因誤判而陷入被動。中國可考慮在與此類政黨打交道時突顯務實合作議題，以經貿利益為紐帶穩定雙邊關係，利用西方國家分裂的契機找到與西方不同國家相處的新模式。 （底線思維）

近期，川普政府與哈佛大學的衝突持續升級，宣佈取消哈佛招收國際生的資格，要求6,800名國際學生72小時內立即轉學。哈佛就此向聯邦法院起訴美國政府。5月29日，聯邦法院召開聽證會。但戲劇性的是，就在聽證會召開之前，美國移民和海關執法局代理局長發布了一封信，給了哈佛30天的寬限期，哈佛可以在一個月內對政府撤銷該認證的決定提出質疑。川普本人也改口說，哈佛可以保留15%的國際學生比例。在當天的聽證會上，聯邦法官艾莉森·伯羅斯（Allison Burroughs）表示計畫發佈初步禁令，禁止川普政府在未遵循法定程序的情況下撤銷哈佛大學的學生和交流訪問者項目（SEVP）認證。她強調：“我確實認為需要發佈命令。它不需要過於嚴厲，但我希望確保現狀不變。”雖然這場衝突又可能成為川普政府一個爛尾事件，但這場衝突的背後，已不只是一些具體政策的分歧，實質上是美國右派與左派之間的意識形態較量。這種路線之爭，正在嚴重割裂美國的社會共識。1. 緣由去年初美國多家大學爆發學生抗議活動，抗議以色列對加薩地帶的軍事行動，以及美國政府對以色列的支援。｜哥倫比亞大學抗議活動現場川普政府和右派政治團體指責學生運動為“反猶主義”，因此要“整頓”相關大學，要求這些學校打擊反猶主義、限制國際學生、取消DEI政策。川普最有威力的武器就是取消聯邦政府提供給大學的科學研究撥款。哥倫比亞大學是第一個投降的，但聲望最高的哈佛大學選擇了強硬對抗。川普政府凍結了對哈佛大學26億美元的研究撥款，涉及多年的合約。哈佛大學來自政府的研發撥款，根據公開資料，能查詢的最新資料是2022年的，這個數字是6.9億美元；哈佛2024年整體收入為65億美元、整體開支為64億美元。可見政府研發撥款對哈佛來說意義非常重大。哈佛隨即在馬薩諸塞州聯邦地區法院起訴聯邦政府，要求恢復撥款。上周川普政府乾脆暫停了哈佛招收國際學生的資格，要求6,800名現有國際學生轉學。根據估算，國際學生每年會給哈佛貢獻超過3億美元的學費。哈佛再次向聯邦法院提起訴訟，法官隨即發佈臨時限制令，要求在正式聽證會前「維持現狀」。最終輸贏尚未可知，但可以確定的是：美國社會正處於一場深刻且持續的文化與政治轉型中。這種分裂不僅左右政策方向，更深刻地重塑了美國人對「國家」「權利」「自由」甚至「真理」的理解。結合我在美國的親身觀察，以及與左右陣營人士的長期交流，這場意識形態的撕裂可歸納為三組核心矛盾。2. 全球主義 vs. 民族主義我曾與一位哈佛的招生官交流，他告訴我，哈佛希望培養的學生，應當是“以天下為己任”的人，而這個“天下”，並非僅指美國，而是全球。這種全球視角在其他頂尖大學與文理學院中也同樣普遍，它們不自視為職業培訓機構，而是自詡為「全球公民的孵化器」。全球主義者主張，美國對全球負有道義責任，應積極參與國際事務，促進自由貿易、環保合作與跨國交流。民族主義者則堅持國家利益優先，強調主權獨立、反對開放邊界與「全球義務」。哈佛代表全球主義的象徵：歡迎國際學生、支援跨國研究、推動環保協定、倡議多元文化融合；背後則是以科技巨頭、金融資本與跨國企業為依託的全球菁英網路。川普所代表的民族主義立場，則體現在退出跨國協議（如TPP、巴黎氣候協定）、建造邊境牆、限制外籍勞動力與海外學生、增加對進口商品的關稅等舉措。這並非川普的個人執念，而是在共和黨選民中的廣泛共識：美國在全球化中成了“冤大頭”，獲益者是外國與精英，被犧牲的是本國工人。3. 自由主義 vs. 保守主義由此可見，雙方的基本盤如下：自由主義者：大學教授與學生、少數族裔（非裔、拉丁裔、亞裔）、LGBTQ+群體、文化產業從業者（主串流媒體與好萊塢）、跨國公司高管、科技業精英、華爾街金融從業者，以及沿海大城市的中產階級（如矽谷與紐約）；保守主義者：以白人為主的傳統中產、農業家庭、「鐵鏽地帶」的藍領工人、退伍軍人、槍械擁護者與執法人員等。自由派傾向集中在城市、沿海州、大學與科技業，通常受過高等教育、擁有國際化經驗、流動性高；而保守派則主要分佈在中西部、南部、鄉村與傳統產業區，更關心國家安全、本地就業與認同。自由主義強調個人權利、多元平等、社會正義與政府責任，尤其在性別認同、環保、族群平權等議題上迅速推進；而保守主義堅守宗教信仰、傳統家庭結構、自由市場與有限政府，反對墮胎、跨性別政策、認同政治等自由派議程。這場文化戰爭不只在立法層面，更滲透到教育、企業文化、傳媒輿論與日常生活。例如哈佛支援“多元文化課程”與“身份政治”，川普則批評其為“左翼洗腦”，破壞社會凝聚力與傳統價值觀。4. 精英主義 vs. 民粹主義美國傳統上由受過高等教育的精英群體掌握資源與話語權。常春藤名校、華爾街、智庫與主串流媒體構成了「知識統治」的結構。而川普的崛起是典型的民粹革命，打破了這種結構。他將“普通人”的憤怒轉化為政治動能，猛烈攻擊哈佛等機構為“脫離現實的精英堡壘”，指責其壟斷文化解釋權與公共道德標準。川普的支持者，包括鄉村福音派信徒、藍領工人、被AI與自動化衝擊的勞動者等，在社群媒體與右翼播客中獲得了替代性的「認同共同體」。這也導致資訊生態的極化：自由派依賴《紐約時報》、CNN等媒體，保守派則擁抱福克斯新聞、Breitbart和X（原Twitter）等平台。雙方在「事實」上的共識越來越少。每一場白宮記者會幾乎都成為這種衝突的縮影——發言人卡羅琳·萊維特與主串流媒體激烈交鋒，而來自自媒體的新銳記者卻頻頻與其笑語晏晏。5. 左派日漸式微，但不會被打倒民主黨內部也在反思：為什麼主串流媒體、大學、科技界幾乎都是自由派陣營，但越來越多一般民眾卻選擇相信對方？答案或許在於「自作孽不可活」。自克林頓以來，自由派在全球化中獲利巨大，地位持續上升，歐巴馬時期達到頂峰，卻也逐漸脫離基層民眾，過分強調DEI、「性別多元」、身份政治，越來越遠離普通人的價值共識。這些傾向激發了保守派的強烈反撲，也推動中間派選民流向共和黨——這正是川普兩次勝選的深層原因。2024年大選，川普在亞裔選民中的支援率達到了39%，比2020年提高了5個百分點；在西裔選民中達46%，提高了14個百分點，均為歷史新高；即便是傳統上支援民主黨的非裔選民中，川普也獲得了13%的支援，比上次提升5個百分點。從我接觸的華裔社群來看，川普的支持者明顯增加，主要原因是對加州民主黨推行的極端DEI政策感到憤怒：性別劃分上百種、未成年人可在家長不知情下選擇變性、流浪漢與非法移民享有大量福利，而合法居民卻背負沉重稅負。但美國的憲政體制本質上是一種平衡機制，它並非鼓勵“一方徹底勝出”，而是通過博弈與制衡實現共存與迭代。保守主義與自由主義的對抗，實則是構成美國國家精神的兩大支柱：保守派是美國秩序與傳統的骨架；自由派則是美國靈魂中的理想與多元。兩者相互制衡，也彼此依賴。一方代表自我奮鬥與國家主權，一方則象徵平等、公義與全球責任。在這場巨變中，無論哈佛能否守住捐款與學生，川普是否再次勝利，這個國家終究不會被撕裂，而是繼續在分歧中前行，在衝突中尋求平衡。 （騰訊財經）

曾令英國留歐派恨之入骨的、英國脫歐的背後操盤手多米尼克·卡明斯又露面了，不僅如此，他還爆料：英國政壇即將出現新的大亂局，保守黨可能要死了。作為一手將鮑裡斯推上首相寶座、隨後又被傳反手將其拉下馬的英國前首相鮑裡斯·約翰遜的首席顧問多米尼克·卡明斯近日在接受天空新聞採訪時爆料稱，現任保守黨黨魁凱米-巴德諾赫將在一年內被迫下台，相關“逼宮”行動已經在醞釀之中。卡明斯表示：“凱米很可能在今年就會下台。已經有人在組織行動想把她趕走，我認為這將會成功。如果今年不成，明年五月大選後肯定會實現。她的政治生涯快要結束了，保守黨內即將迎來一次重大轉型。”接受採訪時，他還進一步抨擊了保守黨的現狀，稱這個執政多年的英國老牌政黨“可能已經跨過了無法挽回的界限，大家總以為保守黨一直都在，就理所當然地覺得它還有最後一次翻盤機會。但可能這種機會早已錯過，現在根本不存在了。保守黨可能已經死了。”卡明斯還透露，他已與改革黨黨魁法拉奇會面，並向其提供了如何從“一個人+一部手機”升級為有望入主唐寧街的計畫與建議。當被問及法拉奇是否可能成為下一任首相時，卡明斯答道：“現在這種可能性完全存在。因為傳統體制已經徹底崩塌。如果他採納我的建議，制定出改革黨的戰略藍圖，比如如何引入人才、建構組織架構、制定政策、吸納議員等，公眾對改革黨的支援將迅速增長。”卡明斯稱，改革黨目前不過是“一個人+一部手機”的操作方式，但若繼續沿用這種模式，將難以獲得執政所需的全面勝利。“他們可以贏下50、100、甚至150個下議院席位，但如果沒有一個真正能執政、能接管唐寧街和白廳的嚴肅團隊，僅靠一個人和一部手機是不可能實現的。”儘管如此，卡明斯對法拉奇本人評價並不高。他認為，改革黨受到歡迎，並不是因為選民喜歡法拉奇個人，而是民眾借此表達對整個體制的憤怒。“改革黨成了人們宣洩情緒的工具：‘我們厭惡你們這些西敏寺的人，討厭舊政黨、討厭白廳、討厭舊媒體、討厭你們所有人。’法拉奇在民調中的上升，就是這種核心情緒的體現。”英媒稱，卡明斯曾在2020年因疫情封鎖期間，違規駕車前往巴納德城堡“測試視力”，而引發巨大爭議，並在同年11月離開首相辦公室。他此次罕見接受專訪，再次攪動英國政壇風雲。 (鳳凰歐洲)

沙烏地阿拉伯原油儲量及出口量均居世界第一位，其中原油儲量近400億噸，GDP總量居阿拉伯世界首位，堪稱“土豪國”。但物質生活富足的同時，沙烏地阿拉伯也是世界富裕國家中最保守的。沙烏地阿拉伯全境幾乎沒有電影院、KTV等娛樂場所，飲酒被完全禁止。女性更是遭到宗教勢力的嚴格限制，成年女性長時間不被允許開車，也不得單獨出門。沙烏地阿拉伯社會保守的像一個中世紀國家。▲現代化的城市中藏著一個中世紀社會國際社會也對沙烏地阿拉伯這種“不人道”、“歧視女性”、“過度宗教化”的保守多有批評，社會的一切都要在伊斯蘭教規下進行，特別是宗教警察肆意毆打女性，用伊斯蘭教法取代世俗法律肆意審判居民更是飽受國際社會詬病。面對國際社會壓力，為擺脫保守勢力和傳統宗教思想的束縛，沙烏地阿拉伯嘗試世俗化改革，如2018年以後，沙烏地阿拉伯允許女性考取駕照以及獨自外出，試圖改善沙烏地阿拉伯保守狀況並改善沙烏地阿拉伯國際形象。讓人無法理解的是，富得流油的沙烏地阿拉伯怎麼就成了中東最保守的國家？沙烏地阿拉伯如今推行的世俗化會成功嗎？▲沙烏地阿拉伯首都利雅德，現代化城市下是一個保守的社會一、部落帝國沙烏地阿拉伯是全球少有的沒有憲法的國家，在這個國度，伊斯蘭教的《古蘭經》和《沙里亞法》主導著國家的一切和人們的生活。《古蘭經》和《沙里亞法》與伊斯蘭教的誕生亦步亦趨。公元7世紀，哈西姆家族的穆罕默德在阿拉伯半島創立伊斯蘭教，並借助宗教力量建立阿拉伯帝國。▲阿拉伯帝國阿拉伯帝國宗教政策相對寬容，但穆斯林享有比其他教徒更高的地位，他們的生活嚴格遵循《古蘭經》。穆罕默德去世後，伊斯蘭教發生分裂。主要為什葉派和遜尼派。前者認為，只有來自雜湊姆家族的成員才能夠出任哈里發（伊斯蘭最高宗教領袖），後者認為只要能力夠就能出任哈里發。《古蘭經》和穆罕默德的聖訓中對穆斯林的生活和行為。做出了規定，如齋月禁食、禁止飲酒等，這些條款最終形成《沙里亞法》，規範著穆斯林群體的生活。▲中世紀的穆斯林11世紀後，阿拉伯帝國陷入分裂，阿拉伯人自此再也沒能夠建立起統一的大帝國。雜湊姆家族在伊斯蘭世界享有極高的聲望，但他們只夠控制阿拉伯半島西部（漢志地區）。到16世紀，土耳其人建立的奧斯曼帝國征服了亞非歐土地，包括雜湊姆家族在內的沿海阿拉伯人向奧斯曼帝國效忠，半島內陸由各個阿拉伯部族自治。▲奧斯曼帝國在阿拉伯半島內陸，由於自然環境惡劣，經濟發展滯後，人們的宗教思想相對保守。18世紀初，阿拉伯宗教學家瓦哈比建立了瓦哈比教派（屬遜尼派的一支），主張回到穆罕默德時代，一切遵循《古蘭經》，使用伊斯蘭教法，將世俗化、其他伊斯蘭教派視為異端。大量底層民眾將信仰瓦哈比派看作靈魂得救的唯一途徑，但瓦哈比的思想過度強調宗教利益，既強調宗教是一個國家的核心，要求教徒首先是忠於宗教，其次才是忠於君主。▲伊斯蘭教分裂瓦哈比的教義不符合上層統治者需求，他遭到所在地酋長的驅逐，但阿拉伯半島政治版圖稀碎，大大小小的政治家族在此生存、博弈。暗潮湧動之下，瓦哈比在1744年來到半島中部只有70戶居民的德拉伊耶酋長國，沙烏地阿拉伯家族統治著這裡。沙烏地阿拉伯家族看中了瓦哈比教派在底層民眾中的影響，且瓦哈比派鼓吹對所謂異端和異教徒進行對抗，追隨瓦哈比的教派武裝是一支不可小覷的力量。▲阿拉伯半島地形此時的瓦哈比急需一個地方政治勢力的接納，沙烏地阿拉伯家族和瓦哈比所在的謝赫家族一拍即合，通過聯姻建立政治聯盟。沙烏地阿拉伯家族享有最高政治權利，協助傳播瓦哈比教派思想，瓦哈比家族則佔據酋長國宗教領袖地位，政治地位僅次於沙烏地阿拉伯家族，瓦哈比教派武裝協助沙烏地阿拉伯君主開疆拓土。從一個綠洲小邦到控制半島60%的土地。▲沙烏地阿拉伯王國的擴張沙烏地阿拉伯家族的崛起威脅到奧斯曼帝國對阿拉伯半島的統治，1818年到1891年，奧斯曼帝國接連兩次出兵消滅了沙烏地阿拉伯家族政權，但沙烏地阿拉伯家族未被斬草除根。隨著奧斯曼帝國衰落，一些阿拉伯家族試圖擺脫土耳其人的統治，如科威特、巴林等地被英國佔領後，當地酋長迅速投靠了英國人。▲19世紀末的奧斯曼帝國20世紀初，奧斯曼帝國治下的阿拉伯人聚居區在民族主義思潮影響下變得不穩定。“聖裔”雜湊姆家族在阿拉伯半島西部崛起。1902年，沙烏地阿拉伯家族也得以重建政權。一戰結束後，奧斯曼帝國作為戰敗國慘遭瓜分解體，除了英法等國直接佔領的區域外， 原奧斯曼帝國治下的阿拉伯地區，很多家族都有野心，尤以漢志的雜湊姆家族和內志的沙烏地阿拉伯家族為甚。▲一戰後的阿拉伯半島一戰也重塑了中東地緣格局，在近代化衝擊下，中東興起了一股世俗化浪潮。傳統固化的宗教文化被看作是中東地區落後的原因之一，模仿西方建立世俗化國家被中東各國看作是救國的重要途徑，中東實力最強的土耳其、伊朗尤是如此。▲土耳其開啟世俗化1923年，奧斯曼帝國皇室被驅逐，凱末爾以世俗主義建立了土耳其共和國，宗教勢力在土耳其受到嚴格限制，哈利法的職位被徹底廢除，土耳其的穆斯林女性脫下頭巾開始接受更現代化的教育。1925年，伊朗巴列維王朝建立，君主禮薩汗也開始了世俗化和現代化改革，世俗化似乎是中東各國不可避免的浪潮。▲禮薩汗和他的軍官團二、宗教之鞭就在土耳其，伊朗等國進行世俗化改革的同時，沙烏地阿拉伯家族於1925年吞併雜湊姆家族統治的漢志王國，沙烏地阿拉伯建立。沙烏地阿拉伯家族在政治和軍事上獲得了勝利，但雜湊姆家族在伊斯蘭世界的地位極為尊崇，在上千年的歲月中，一直是聖城麥加和麥地那的控制者。▲漢志末代國王沙烏地阿拉伯家族對兩聖城佔領並未得到伊斯蘭國家的承認，瓦哈比派利用其宗教影響力，使伊斯蘭世界逐步接受沙烏地阿拉伯家族取代雜湊姆家族控制兩聖地。隨著沙烏地阿拉伯政權的穩固，沙烏地阿拉伯家族享有最高政治權利，謝赫（瓦哈比）則獲得最高宗教職位，即世襲的大穆夫提（沙烏地阿拉伯宗教領袖）職位。▲沙烏地阿拉伯建立沙烏地阿拉伯將伊斯蘭教傳統的沙里亞法作為國家憲法使用，瓦哈比教派教士組成的“烏里瑪”（高級教士）階層用宗教控制著沙烏地阿拉伯國家的精神世界。如果國王遭遇政治危機，烏里瑪階層就會通過頒布“法特瓦”（宗教命令）來支援國王，幫助沙烏地阿拉伯家族度過危機。▲麥加禁寺成立之初的沙烏地阿拉伯是一個落後的農業國家，境內幾乎沒有現代工業，與土耳其，伊拉克，伊朗等中東世俗化國家相比，沙烏地阿拉伯建立政教合一的政權與世俗化浪潮背道而馳，同時也是其落後發展狀況造成的。1938年，沙烏地阿拉伯境內首次發現了大規模油田，歐美資本隨即進入沙烏地阿拉伯，建立了西方控制下的沙烏地阿拉伯石油工業，從中分得一杯羹的沙烏地阿拉伯王室陡然而富。▲沙烏地阿拉伯的油井最終美國與沙烏地阿拉伯聯合成立阿美石油公司壟斷了沙烏地阿拉伯的石油開採，沙烏地阿拉伯也成為美國在中東地區的盟友。1945年，沙烏地阿拉伯年產石油1400萬噸，到1968年增長至年產1.3億噸，人均GDP也從100余美元增長至2000美元。▲阿美石油公司石油財富並未開啟沙烏地阿拉伯世俗化的大門，所謂窮則思變，沙烏地阿拉伯貴族和上層宗教人士掌握了大量財富，他們沒有推動世俗化改革的動力，思想保守的瓦哈比教派仍然支配著沙烏地阿拉伯人的精神世界。二戰結束後，阿拉伯國家相繼擺脫西方國家的控制，遵循世俗主義的埃及脫穎而出。埃及領導人納塞爾倡導以阿拉伯民族主義統領阿拉伯世界，一時間獲得多數阿拉伯國家追隨。▲阿拉伯世界沙烏地阿拉伯也想成為阿拉伯世界的盟主，但國力弱於埃及。埃及奉行的民族主義是反對君主、弱化宗教的，這會對沙烏地阿拉伯的君主-宗教體制產生威脅，沙烏地阿拉伯試圖以泛伊斯蘭主義統領阿拉伯世界，對抗埃及的阿拉伯民族主義。1969年，沙烏地阿拉伯大穆夫提去世。當時在位的費薩爾國王（1964年繼位）感覺王權受到教權的威脅，為分散宗教勢力，費薩爾國王取消大穆夫提職位，轉而增設立司法部和大烏里瑪會議。▲費薩爾國王費薩爾國王的舉動並非反對宗教勢力，司法部的法官仍由瓦哈比派教士擔任，費薩爾國王曾說過“仁慈的《古蘭經》就是沙烏地阿拉伯的憲法”。大烏里瑪會議在社會政策、教育和法律制定上有著重要發言權，使得沙烏地阿拉伯在很多社會和文化問題上非常保守。人們須按照中世紀的《古蘭經》《沙里亞法》去生活，電影院、酒精飲料這些與娛樂相關的東西統統不能出現在沙烏地阿拉伯，女性被看做男性的附屬品，要用罩袍把自己裹得嚴嚴實實，獨自出門或不按要求佩戴面罩的女性會遭到宗教警察的毒打，婚前性行為更是會引來家族男性成員的私刑。▲宗教警察除了宗教影響，沙烏地阿拉伯的社會結構也十分保守。沙烏地阿拉伯社會歷史上是以部落文化為基礎的，這種文化與瓦哈比教義相互強化，塑造了沙烏地阿拉伯社會的高度保守底色。隨著70年代，埃及在歷次中東戰爭中失敗，其阿拉伯世界盟主的地位受到動搖，沙烏地阿拉伯則在伊斯蘭教聖城麥加，多次召開由全球伊斯蘭宗教領袖參加的伊斯蘭會議，利用宗教力量不斷擴大沙烏地阿拉伯國際影響力。▲埃及影響力下降同時，隨著1979年伊朗伊斯蘭革命爆發，以什葉派為主體的伊朗，將遜尼派為主的沙烏地阿拉伯視為地緣競爭對手，迫使沙烏地阿拉伯加強國內遜尼派力量，以應對什葉派伊朗的挑戰。由此一來，從建國之初穩固統治的需要，到二戰後爭奪阿拉伯世界領導權、地緣主導權的需要，沙烏地阿拉伯王室離不開宗教勢力的支援，政教合一體制愈發穩固，給世俗化改革帶來巨大阻力。▲沙烏地阿拉伯與伊朗是地緣對手由於太過保守，沙烏地阿拉伯雖被看作是美國的盟友，但二者僅是被石油利益鎖定，無法找出其他合作的發力點。沙烏地阿拉伯的保守與西方的世俗化格格不入，西方難以從心裡認同這個類似於中世紀國家的中東政權，即便沙烏地阿拉伯發生了反對君主、反對保守的聲音，西方也不敢聲援沙烏地阿拉伯。沙烏地阿拉伯極端保守勢力則認為沙烏地阿拉伯政府過於親近西方，相繼發生了1979年禁寺圍攻、本·拉登建立基地組織等情況。▲本·拉登20世紀80年代，沙烏地阿拉伯將石油工業國有化後，其歷年石油收入不斷攀。但石油收入的四成歸於王室，餘下部分由地方豪族宗教勢力以及商賈獲取，這些既得利益者大部分都是保守勢力的支持者。沙烏地阿拉伯的經濟高度依賴於石油出口，這種單一的經濟結構使得社會財富分配不均，加劇了保守勢力的影響力。石油經濟的繁榮也使得一部分人滿足於現狀，缺乏改革的動力。▲中東油氣資源分佈三、薩勒曼之夢20世紀90年代，隨著冷戰結束和物質生活水平的提高，沙烏地阿拉伯國內也悄然發生了世俗化的變革。1992年，沙烏地阿拉伯頒布了《政府基本法》，規定了國語、國教、三權分立原則等，儼然一部憲法雛形。進入21世紀，隨著越來越多世俗法規的出台，沙烏地阿拉伯境內宗教法規一統天下的局勢被打破，但這些世俗化變革十分有限，例如沙烏地阿拉伯最常用的判決法規仍是伊斯蘭教的沙里亞法。▲沙烏地阿拉伯街景2015年，薩勒曼繼任沙烏地阿拉伯國王。自1932年建國以來，沙烏地阿拉伯的王位一直在開國君主伊本·沙烏地阿拉伯的兒子中傳遞，隨著在世兄弟的日漸凋零，薩勒曼希望由自己的兒子接任國王。經過一系列政治操作，他的兒子小薩勒曼在2017年被確立為王儲。小薩勒曼自幼生長於沙烏地阿拉伯，並未像他的兄弟姐妹那樣有外國留學經歷，這反倒讓小薩勒曼更加瞭解沙烏地阿拉伯社會的現狀。▲薩勒曼父子由於老薩勒曼國王年事已高，自成為王儲以來，小薩勒曼就成為沙烏地阿拉伯的實際掌舵人。這位年輕的85後是堅定的改革派，在小薩勒曼看來，與宗教過度繫結勢必會限制沙烏地阿拉伯未來的發展。瓦哈比派保留了太多中世紀文化殘留，對女性權益的限制、社會文化的保守讓沙烏地阿拉伯飽受國際社會詬病。▲包裹嚴實的沙烏地阿拉伯女性除此之外，對於沙烏地阿拉伯在內的中東產油國家來說，石油並非取之不竭的財富源泉，轉型發展是每一個資源型國家必須考慮的問題。沙烏地阿拉伯隔壁的阿聯，卡達等國都已經進行了改革試水。迪拜已經發展成為中東旅遊業、金融業、航空業、房地產業中心城市。▲夜色中的迪拜卡達則定位將自身建設成中東地區的航空樞紐，國際賽事之都，為此卡達積極申辦足球世界盃、國際F1賽事等。阿聯與卡達的轉型發展獲得成功，沙烏地阿拉伯不可能對此無動於衷。但阿聯與卡達的改革需要一個相對世俗化的社會文化的支撐，因為沙烏地阿拉伯宗教保守勢力很難接受旅遊業、國際賽事等進入沙烏地阿拉伯境內。在沙烏地阿拉伯，這些娛樂項目是堅決不能夠出現的。▲卡達世界盃但是小薩勒曼認為沙烏地阿拉伯不能坐以待斃，必須迎接困難，推動世俗化改革，為沙烏地阿拉伯贏得更好的外交口碑和可持續發展機遇。2018年，沙烏地阿拉伯取消了女性駕車的禁令，這是沙烏地阿拉伯社會改革中的一個重大里程碑。此前沙烏地阿拉伯是世界上唯一禁止女性開車的國家。沙烏地阿拉伯女性在勞動力市場的參與度有所增加。在一些行業中，女性的就業機會正在逐步擴大。▲沙烏地阿拉伯終於出現了女司機同年，沙烏地阿拉伯重新開放了電影院，並允許舉辦音樂會、體育賽事和文化活動。這在過去被認為“違背伊斯蘭教法”，沙烏地阿拉伯近年來也積極吸引很多賽事引進，如2024年網球男子女子世界年終總決賽，C羅加盟沙烏地阿拉伯的俱樂部等。▲C羅來到沙烏地阿拉伯此前沙烏地阿拉伯對待非穆斯林遊客並不友好，極端者更是認為非穆斯林進入沙烏地阿拉伯會褻瀆這片土地。近年來，沙烏地阿拉伯不斷最佳化入境流程，升級硬體設施，方便非穆斯林遊客前來。如非穆斯林遊客被允許在酒店房間飲酒，穆斯林則依然貫徹嚴格的禁酒令，飲酒者將遭到逮捕和鞭笞。▲穆斯林不允許飲酒沙烏地阿拉伯還不斷加大在旅遊宣傳方面的投入，音樂節、演唱會和國際體育賽事的引入，標誌著沙烏地阿拉伯在文化上的開放。大量外國遊客和資本的湧入，得以減輕沙烏地阿拉伯對石油資源的依賴，為沙烏地阿拉伯政府提供更多元的稅收管道。公共場合嚴格的男女隔離政策逐步放鬆，允許男女在餐廳和購物中心等場所共同出現。此前在公共場合以“不帶面紗”“女性單獨出門”為由隨意毆打民眾的宗教警察權力受到限制。在小薩勒曼看來，這只是沙烏地阿拉伯世俗化改革的一部分，其更宏偉的改革目標被稱為沙烏地阿拉伯“2030願景”，即擺脫宗教對國家的深度影響，讓其僅作為信仰存在。▲2030願景計畫小薩勒曼試圖在不改變沙烏地阿拉伯伊斯蘭教法基礎的前提下，使國家更加開放和現代化，但宗教領袖和保守派認為世俗化改革違背了伊斯蘭教法和沙烏地阿拉伯傳統。如果改革步伐過於激進，可能會引發宗教保守派的強烈反彈，甚至威脅到王室統治。▲能容納400萬穆斯林朝覲的麥加禁寺延續300年的政教聯盟體制、宗教保守勢力的抵制、農村、部落地區對傳統觀念的認可，都阻礙著沙烏地阿拉伯世俗化的推行。但面對周邊阿拉伯國家的競爭，沙烏地阿拉伯必須思變才能繼續前進。出於持續發展、擺脫石油收入依賴、更好融入國際社會的需要，沙烏地阿拉伯勢必要推行世俗化改革。這場漫長的改革能否成功，考驗著小薩勒曼的政治智慧，更關乎著沙烏地阿拉伯未來能否存續的命運。▲現代城市下隱藏著極為保守的沙烏地阿拉伯(環球情報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