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薩地帶媒體辦公室當地時間28日表示，自加薩停火協議生效以來，以色列方面累計約125次違反協議，造成至少94人死亡、344人受傷。這些違反協議行為包括：針對平民的射擊、空襲或火力襲擊、越過“黃線”闖入居民區、對民用建築的爆破行為以及在不同地區對平民的逮捕等。聲明呼籲美國及協議擔保國、調解方履行責任，向以色列施壓，敦促其停止違反協議行為。聲明還呼籲加快開放過境口岸，恢復人道援助卡車進入，允許藥品和醫療物資進入，重新開放拉法口岸以轉送傷員出境治療，向加薩輸送過冬臨時安置物資等。根據以軍本月10日發佈的聲明，加薩停火第一階段協議當天生效。然而以色列方面以哈馬斯違反停火協議為由，於19日空襲和炮擊加薩地帶南部拉法地區。哈馬斯方面指認以方多次違反停火協議、造成巴方人員傷亡。以方襲擊後 美副總統表態：加薩停火協議仍在維持當地時間28日，美國副總統范斯稱加薩停火正在維持。范斯表示，巴勒斯坦伊斯蘭抵抗運動（哈馬斯）或加薩其他組織襲擊了一名以色列士兵，美國預計以色列將予以回應。以色列總理辦公室28日稍早時發表聲明稱，在巴勒斯坦伊斯蘭抵抗運動（哈馬斯）對加薩地帶的以軍部隊開火後，以總理納坦雅胡當天指示以軍對加薩地帶實施強力打擊。加薩地帶民防部門隨後表示，以軍當天對加薩城南部的襲擊造成至少2人死亡，4人受傷。 (海南新聞聯播)

與多數近代副總統不同，JD·范斯（JD Vance）似乎被擋在了“決策之門”之外。白宮副幕僚長斯蒂芬·米勒（Stephen Miller）普遍被認為是總統在大規模驅逐與移民執法政策上的核心人物；管理與預算辦公室（OMB）主任拉塞爾·沃特（Russell Vought）主導著整頓聯邦僱員、馴服聯邦官僚體系、並從國會手中奪回財政控制權的行動；而由埃隆·馬斯克（Elon Musk）曾掌舵的“政府效率部”則正忙於拆解國家科研體系，並試圖將關於美國人的政府資料加以集中。儘管范斯也參與了去年十一月的競選，但你很難在這個權力鐵三角中找到他的身影。他既無明確的事務職責，也未獲分派任何特定任務；他似乎也與總統並無特殊關係。偶爾，人們會看到范斯參與一些傳統意義上由副總統出面的“公關活動”——那些需要高層露面卻又不值得總統或國務卿親自出席的場合。然而，即使在這些事務上，范斯的出場頻率也遠不及歷任副總統。或許是因為，相比前任總統，川普對“治理”本身興趣寥寥，更在乎的是扮演“國家元首”的角色。正如川普本人常常坦言，他對屬下的具體工作並不瞭解。他時常宣稱自己對政府行為一無所知。比如，當被問及其政府是否計畫將移民送往利比亞時，他回應道：“我不知道，你得去問國土安全部。”他將注意力與熱情保留給總統職位的儀式性部分：接待外國元首、參加慶典、向支持者發表講話。他大量時間都花在自己的俱樂部與度假村——高爾夫、閒聊、與過路賓客握手寒暄。在總統忙於履行那些本應由副總統承擔的職責、而政府其他成員則在真正治理國家的情況下，JD·范斯被排除在權力運作之外，成了局外人。那麼，這位美國副總統為何花大量時間在社交媒體上發帖、迎合盟友、與意識形態對手爭鬥？說到底，這也許就是他唯一的“角色”。公平地說，副總統在網路上的存在感確實揭示了他在白宮中唯一可辨識的職責——總統的“官方迷弟”。除了擔任“啦啦隊長”般為總統搖旗吶喊外，范斯還試圖為這屆政府的殘酷、腐敗與無能披上一層“思想外衣”——成為總統民族民粹主義話語的代言人。例如，今年二月，他在德國參加了一場高規格安全會議，批評歐洲領導人接納大量移民、打擊選舉干預、反對極右翼勢力。三月，他又為政府尚未兌現的“以關稅振興製造業”計畫搖旗吶喊。本月，他出席右翼智庫克萊蒙研究所（Claremont Institute）的活動，不僅領取了所謂的“政治家獎”，還就公民身份發表演講，延續了他去年夏天在共和黨副總統提名接受演說中的核心主張。“美國不僅僅是一個理念，”范斯宣稱，“它是一個擁有共同歷史與共同未來的人民共同體。簡而言之，它是一個國家。”儘管他沒有明說，但從他對自己與美國歷史淵源的闡述中，可以明顯感受到他的潛台詞：美國認同，與其說源於國家理想，不如說更依賴於對“祖國”的情感歸屬。在克萊蒙演講中，范斯更進一步明確表達：“如果你認真思考，你會發現，若將美國定義為一種信仰，比如對《獨立宣言》原則的認同，這種定義既過於寬泛又過於狹隘。”他批評了美國傳統的“信條式民族主義”觀念。“我這話什麼意思？首先，這種定義會把數以億計，甚至幾十億贊同《獨立宣言》原則的外國人都納入進來。那我們是不是明天就得全部接納他們？如果你遵循這種‘美國純粹是理念’的邏輯，那結論就是如此。”在范斯看來，《獨立宣言》的平等主義理想不僅會讓全球數以百萬計的人成為“潛在美國人”，同時也會排斥那些儘管根植於這片土地，卻不認同這些理想的美國人。“這種答案還會將那些被反誹謗聯盟（Anti-Defamation League，ADL）認定為‘國內極端分子’的人拒之門外，”他說——儘管沒有解釋為何提及ADL——“甚至包括那些祖輩曾在獨立戰爭或內戰中參戰的美國人。”范斯認為，這是完全不能接受的。“我認為，那些在南北戰爭中有祖先參戰的人，遠比那些被指‘不屬於這個國家’的人，更有資格成為美國人。”當然，副總統並沒有完全將新移民排除在國家共同體之外。他也承認移民的貢獻，但前提是“感恩”。他批評那些敢於質疑或批評美國的“忘恩者”。為此，范斯點名攻擊紐約市長候選人、民主黨人佐赫蘭·曼達尼（Zohran Mamdani），後者在獨立日當天發文稱美國是一個“美麗、矛盾、尚未完成的國家”。“他難道從沒照過鏡子，意識到如果不是這個國家的慷慨，他今天可能根本不會活著？”范斯說，“他到底以為自己是誰？”在法律上，范斯與曼達尼是平等的公民，但這位副總統顯然認為，憑藉自己的“血統”，他擁有遠勝於後者的發言權。按照范斯的邏輯，美國的歸屬感是分等級的：一類人可追溯到國家的兩次“建國革命”，另一類人則不能。對范斯而言，這種認知幾乎是“常識”。而在內戰爆發前的美國，這種觀點確實一度為許多人所接受。1857年最高法院審理的“德雷德·斯科特訴桑福德案”（Dred Scott v. Sandford），其核心爭議就是斯科特是否有權以美國公民身份在聯邦法院提起訴訟。他原為密蘇里州奴隸，後被帶至伊利諾伊州與路易斯安那購地的北部領地——這些地區已廢奴。回到密蘇里後，斯科特以“曾在自由土地居住”為由提起訴訟，要求確認自由身。但被告桑福德（其姐夫曾為斯科特的奴隸主）主張：斯科特為非洲血統黑人，非美國公民，無權起訴。首席大法官羅傑·托尼（Roger Taney）在判決書中採信了這一觀點。他認為，美國建國者從未打算將黑人視作“公民”，黑人始終是“被統治種族之下的次等存在”。因此，無論是斯科特還是其他黑人，都無法在國家自由傳統中找到身份歸屬。他們的血統決定了他們永遠是“臣屬”。而因為憲法必須被理解為與起草者當初意圖一致的文字，黑人在法律上永遠無法成為美國公民。至於《獨立宣言》所宣稱的“人人生而平等”？托尼寫道：“這些話當然像是適用於全人類，如果在今天的檔案中使用也會如此理解，但毫無疑問，黑人奴隸種族當初並不在其列。”換言之，《獨立宣言》的語言太“廣泛”，賦予了原本不該享有公民資格之人以“歸屬權”。正是對這種觀點的反對，構成了最初一代共和黨人及其政黨運動的核心訴求。亞伯拉罕·林肯對此尤為堅定。1858年7月10日，在一次有關“人民主權”、斯科特案以及奴隸制擴張的演講中，他明確指出：“除了那些與我們祖先血脈相連的人，我們當中或許還有一半的人，其祖先並非如此。他們從歐洲而來——德國人、愛爾蘭人、法國人、斯堪的納維亞人——他們自己，或他們的祖先來到這裡，在此定居，發現自己與我們平等無異。若他們回顧這段歷史試圖尋找與那段時光的血緣聯絡，他們可能找不到，但當他們讀到《獨立宣言》中的那句話——‘我們認為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他們便明白那個時代的道德理念正是他們與建國者之間的紐帶。這種理念是他們內在所有道德原則的源泉，他們理應擁有與那些起草宣言之人一樣的認同感。他們是這些話語的血肉延續。正是《獨立宣言》中的這條‘電纜’，連接著所有愛自由、忠誠祖國的心靈。只要人類心中尚存自由之愛，這條紐帶就將永存。”諷刺的是，范斯在指責曼達尼“忘恩負義”時，也曾提及“聯邦士兵寫給親人、卻再也無法見面的信”。令人震驚的是，他竟借南北戰爭來論證他的觀點。而那場戰爭最大的勝利，正是確立了這樣一個國家：一個“孕於自由、奉獻於人人平等理念”的國家。當林肯在葛底斯堡誓言“新的自由誕生”之時，他正是在對抗托尼式的等級秩序。若范斯瞭解這些歷史——顯然他是知道的，畢竟他在克萊蒙演講，而該機構正由一批林肯學派的門徒創立——那他也一定知道，自己是在背棄南北戰爭的重要成果，是在剪斷《獨立宣言》的“電纜”，將阿波馬托克斯（Appomattox，即南軍投降地）變成一紙空文。范斯看見了建國檔案中的平等理想，卻像托尼一樣宣稱，我們必須另尋“美國認同”的根源。而他所指的“根源”，是血統，是土地，是亡者。在這一點上，范斯正是川普的代言人——那個以質疑美國首位黑人總統的“出生地”開啟政治生涯的煽動者。這也正是川普試圖攻擊第十四修正案“出生公民權”原則的邏輯起點——那個將《獨立宣言》的平等承諾寫入憲法正文的修正案。川普與范斯分別以各自方式設想了一個“分等級的美國”，其中入籍依靠血統，而公民身份則取決於“服從”。這個願景難以與美國最光輝的傳統相容，於是他們轉而投奔我們最黑暗的過去。 (一半杯)

菲律賓已經認清大勢，各路家族對杜特爾特“一邊倒”。菲律賓參議院正式開始審理副總統莎拉的彈劾案，外界都以為，這會是一場激烈的法律攻防，也是杜特爾特與馬科斯兩大家族“一戰定乾坤”的重要轉折點。沒想到，第一回合，杜特爾特贏得不費吹灰之力。開始審理的第一天，臨時法庭就迅速作出決定，將彈劾案退回眾議院，要求後者確認案件是否存在“違憲”的嫌疑。【莎拉壓根就沒把彈劾案放心上】看得出來，菲律賓參議院這邊是打定主意，誰都不想得罪，先裝模作樣地組建臨時法庭，揚言會在19天內出結果，表明自己願意審議彈劾案，免得被反對派一直刁難，還能一定程度上平息被挑起來的輿情。緊接著，在第一天就發起動議，決定將彈劾案退回眾議院，可謂是一氣呵成。票型還呈現一邊倒的局面，18票贊成，5票反對，可見，大部分參議員，對此都是心照不宣，想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本來這屆參議院的任期，本月底就結束了，剩下這十幾天時間，彈劾案不可能審出一個結果，這個麻煩確實不如交給下屆參議院。打回彈劾案，這麼做本身就有爭議，但對大部分參議員而言，這種程度的爭議是可以接受的，相比起來，得罪如日中天的杜特爾特家族，就很不明智了。我們也可以視為，這是其他政治家族開始“選邊站隊”的表現。【各路參議員背後代表的家族，已經開始選邊站隊】再加上，馬科斯近期不斷釋放出與杜特爾特和解的訊號，一些中間派，也樂意做一個順水推舟的人情，降低兩大家族之間的火藥味，而不是配合傳統反對派，不斷把事情鬧大。那怕最後彈劾了杜特爾特，也只有傳統反對派能夠成功變現政治資本，中間派基本撈不著一口湯喝，自然不願意窮追猛打下去。莎拉的表現就很能說明問題，他目前面臨七項指控，其中最嚴重的，是“違憲”“貪腐行賄”還有“策劃暗殺總統”，這幾個罪名但凡坐實任意一個，都能讓她的仕途中止，還可能和父親杜特爾特一樣，面臨一場牢獄之災。杜特爾特家族現在要避免的就是這種情況，免得下屆總統大選，莎拉這個最大熱門因為吃官司被排除在外。【馬科斯近期不斷表示，自己願意與杜特爾特和解】彈劾案已經開始，莎拉不想著為自己辯護，而是在這個時候又出國度假，可見她壓根就不把這樁彈劾案放在心上。而且我們也能看到，老杜的舊部，連任參議員德拉·羅薩，已經為她安排打點好了一切。按照羅薩一開始的設想，他是準備發起動議，直接駁回整個案件，但這樣一來不免用力過猛，可能會引發輿論反彈，應對起來也會比較被動。於是退而求其次，就採取了折中的方案，把球踢回眾議院，讓後者先自己解釋，彈劾莎拉是否符合法規，流程上也“無可挑剔”。退回，而不是駁回，意味著彈劾案的審理沒有正式終止，如果眾議院執意要推動彈劾，後面還是能進入正常的審議環節。可還是那個問題，本來時間就不夠，一來一回互相推諉之後，更不剩多少天了。【參議院組建臨時法庭】要知道，中期選舉後，換屆的不止參議院，彈劾莎拉的是第19屆眾議院，7月後也要換一批人，至於第20屆國會要不要繼續推動彈劾議程，那就不是這屆參議院需要操心的事情了。馬科斯自己也有預感，這場彈劾註定不成功，他已經做好了“體面認輸”的準備。即便參議院那邊下定決心，要將審議進行到底，也不可能在換屆前得出結果，所謂“19天搞定”的豪言壯語，終歸是紙上談兵。當初，彈劾案的幕後推手，是馬科斯的表親，眾議院議長羅慕爾德茲，他除了是馬科斯的心腹，也是後者掌控眾議院議程的白手套。那麼，在參議院將彈劾案打回之後，羅慕爾德茲是繼續推波助瀾，要求將彈劾“進行到底”，還是找個台階下，讓案件不了了之，就很有說法了。【莎拉輕取第一回合，這將引發連鎖反應】眾議院接下來的表現，將很大程度上表明，馬科斯是不是真的想和杜特爾特和解。可以確定的是，這場彈劾案已經是一場政治鬧劇。2月份，眾議院發起彈劾，投票通過後迅速遞交給參議院，結果趕上休會期，參議院遲遲無法組建臨時法庭審議案件，就這樣一直拖到了中期選舉之後。後來的事情我們也知道了，杜系勢力在選舉中大獲全勝，與馬科斯形成了分庭抗禮之勢。在見識到杜特爾特家族的影響力後，不少人都開始重新考慮自己的立場。雖然圍繞彈劾案的交鋒還沒有結束，但是莎拉輕取第一回合之後，連鎖反應開始顯現，風向開始呈現出“一邊倒”的跡象，當馬科斯都開始考慮“體面認輸”的時候，反對派再怎麼造勢，可能都是無用功。 (慶彬有理)

美國政府與哈佛大學等精英學府之間的矛盾持續升級，引發了美國國內對人才外流的擔憂。而美國副總統范斯表示，美國不需要那麼多外國人才。當地時間5月30日，美國總統川普繼續對哈佛大學施壓，要求該校提交外國學生名單。美國總統 川普我不知道為什麼哈佛大學不給我們這份名單。哈佛不提供名單，背後肯定有情況。他們應該給我們名單讓自己擺脫麻煩，他們不想提供名單因為上面可能有一些相當糟糕的（人的）名字。我們想要的是熱愛美國、願意守護美國的人。矛盾升級：美政府要求對前往哈佛的人進行簽證“額外審查”5月22日，美國國土安全部禁止哈佛大學招收國際學生，禁招令於5月29日被美國聯邦法官叫停。但川普政府並未停止施壓，川普不僅要求該校提供外國學生名單，還聲稱哈佛的外國學生比例應限制在15%左右。據美國《政治報》網站5月30日報導，川普政府已下令美國所有駐外大使館和領事館立即開始對以“任何目的”尋求籤證前往哈佛大學的“任何人”進行“額外審查”。據悉，美國國務卿魯比奧簽署的一份外交電報指示美國領事官員讓符合簽證資格的申請人公開其社交媒體帳戶，並提交給防欺詐部門。美媒認為，這一舉動表明美國政府與哈佛大學的矛盾還在升級。哈佛校長：學生來自世界各地是哈佛應有的樣子在川普政府持續打壓下，哈佛大學迎來畢業季。當地時間5月29日，這所著名學府舉行2025屆學生畢業典禮，校長、畢業生、教職員工和校友在現場高調聲援國際學生。哈佛大學校長 艾倫·加伯2025屆的畢業生來自本地、全美各地以及世界各地。來自世界各地這正是哈佛應有的樣子。哈佛大學在提交給法院的一份檔案中透露，許多國際學生和學者報告稱，他們承受著巨大的情緒壓力，這影響了他們的心理健康，導致難以集中精力學習，大量國際學生尋求轉學。研究：限制引入外國人才將長期影響美國創新能力川普再次入主白宮後，對美國多所高校“開火”，並收緊國際學生簽證政策。《華爾街日報》報導，研究表明，暫停向外國人發放簽證會損害美國的創新能力。早在20世紀20年代，美國國會曾引入針對特定國家的配額制度，導致進入美國的移民數量減少了80%以上。根據紐約大學的一項研究，此舉導致來到美國的外國科學家數量減少，進而造成發明創造急劇下降，這種損害一直持續到20世紀60年代。曾在拜登時期擔任白宮國家安全委員會中國事務主任的杜如松在社交媒體上表示，“阻止最優秀的外國人才來到美國並利用他們的才華推動美國的繁榮和技術優勢，這無異於超級大國的自殺行為”。美副總統：美國人靠自己就能幹一番大事業面對各界的批評與質疑，美國副總統范斯5月29日強硬表態稱，美國人靠自己就能幹一番大事業，不需要那麼多外國人才。美國副總統 范斯我聽到了很多批評之聲，人們擔心美國面臨人才流失。如果回顧一下20世紀五六十年代美國的太空計畫，那是第一個將人類送上月球表面的計畫，其核心力量是美國公民。儘管有一些二戰期間來美的德國和猶太科學家參與其中，但該計畫主要是由美國公民憑藉本土人才打造的令人驚嘆的太空工程。有人認為美國公民缺乏成就偉大事業的能力，因而必須引進外國人才來完成這些工作，對此我完全不認同。 (CCTV4)

美國副總統范斯，一直在高調“搶戲”。長期以來，“副總統”一職就像美國政壇的“安慰獎”。1793年，美國第一任副總統約翰·亞當斯向妻子哀嘆：“我的國家用智慧為我安排了一個人類所發明的最微不足道的職位。”西奧多·羅斯福當選副總統後也曾說：“我寧願當歷史教授，也不願當副總統。”但現任美國副總統范斯不同。這個美國自上世紀50年代以來最年輕的副總統，就任以來一直在高調“搶戲”。日前，他接受美媒採訪，在談及美國這屆政府的對華貿易政策時，竟公然用“peasant（鄉巴佬）”一詞形容中國人，又一次在國際上引起軒然大波。對大眾來說，就算平日不關注時政新聞，說不出美國前兩任副總統彭斯和賀錦麗在任上幹過啥，但說起范斯，也總能想起一些“名場面”。“這其實不是一個正常現象。”遼寧大學美國與東亞研究院院長呂超對環球人物記者說。01. 把人得罪遍這些天，美國政府揮舞關稅大棒，引發全球市場強烈震盪。一片批評聲中，范斯卻在接受美國媒體採訪時，公開力挺美國總統川普，堅稱此舉是美國的“必要解藥”。他仿照川普的表述，將美國經濟比作“病得很重的病人”，並表示現在已經做了手術，是時候“讓病人好起來了”。同時，他又將矛頭對準中國：“全球化的經濟給美國帶來了什麼？說得更直白一些，就是我們向中國鄉巴佬借錢，來購買中國鄉巴佬製造的東西。”·范斯接受美國媒體採訪的畫面。此話一出，外界一片嘩然。有外國網友說：“這麼稱呼中國人真是太無知了，顯然他需要去中國一趟。”還有網友諷刺說：“他所謂的‘中國鄉巴佬’正享受著世界上最大的高鐵網路、世界上最先進的電動汽車。他們生活在世界上最安全的國家之一，犯罪率很低；他們擁有更實惠、更好的醫療保健，更便宜的食品雜貨。”“范斯寫過一本回憶錄——《鄉下人的悲歌》。對他而言，‘鄉巴佬’是個很惡毒的貶義詞。說中國人是‘鄉巴佬’，一方面顯示出他的粗鄙、傲慢、沒禮貌，另一方面也顯示出他的無知，對中國如此不瞭解。他似乎還沒意識到，中國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絕不是美國政府一加關稅就會服軟的。”呂超說。·《鄉下人的悲歌》封面。4月8日，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林劍表示，聽到這位副總統說出這樣無知又缺乏禮貌的話，令人詫異，也感到悲哀。事實上，這不是范斯第一次讓人“驚掉下巴”了。今年2月，他在慕尼黑安全會議上抨擊歐洲，甚至點名批評德國、英國、瑞典和歐盟委員會，惹得歐洲許多人強烈不滿。時任德國總理蕭茲直言，不接受外人“干涉我們的民主”；法國外長巴羅也回懟，“沒有人能將自己的模式強加於歐洲”。緊接著，2月底，范斯又上演了一出“大戲”——和川普一起，在白宮發難澤倫斯基。到了3月，范斯再次讓歐洲“破防”了。先是英國和法國。當地時間3月3日，他在接受採訪時表示，要確保烏克蘭的和平安全，“最好是讓美國在烏克蘭的未來中獲得經濟利益”。他還嘲諷，“相比某些三四十年沒打過一場仗的隨機國家的兩萬部隊，這是更好的安全保障”。儘管范斯沒點名，但路透社報導稱，當時只有英國、法國公開承諾在烏克蘭危機結束後向烏克蘭派兵維和。聽了范斯的嘲諷，英國國防部前國務大臣約翰尼·默瑟氣得怒斥他是“小丑”。之後是丹麥。前不久，范斯和妻子烏莎率團訪問位於格陵蘭島的美軍基地，並行表講話稱，丹麥對格陵蘭島的安全、防務等方面“投資不足”，希望格陵蘭島選擇與美國合作，“在美國安全保護傘下比在丹麥安全保護傘下會好得多”。·當地時間3月28日，范斯與妻子烏莎在格陵蘭島。丹麥外交大臣拉斯穆森這下也不留情面了，公開表示：“我覺得（范斯的）批評有些不合適，也許美國該照照鏡子！”上任不到3個月，范斯幾乎把人得罪個遍。許多美國民眾也不喜歡他。他計畫去佛蒙特州滑雪勝地度假，遭當地民眾夾道抗議。上個月，他帶妻子去華盛頓甘迺迪表演藝術中心觀看音樂演出，一入場，現場觀眾便發出噓聲。美國《華盛頓月刊》稱，通常來說，副總統很少成為輿論焦點，即使出現在新聞頭條時也往往能得到公眾的善意。但范斯上任頭兩個月的支援率可能比任何一位新任副總統都低。02. “坐火箭”上來川普上台之初，范斯的存在感還不是很高，當時的風頭基本上被統領著美國政府效率部的馬斯克搶去了。這對范斯來說，怎能甘心？他成長於美國窮山區，原生家庭可以用糟糕來形容：父親在他蹣跚學步時便和母親離婚，一去不返；母親染上毒癮，有過5段婚姻，曾家暴范斯和他的姐姐。·范斯青年時期。范斯曾在美國海軍陸戰隊服役，後來去耶魯大學法學院唸書，畢業後當過律師和風險投資人。2016年，他的回憶錄《鄉下人的悲歌》爆火，一度被視為解讀“川普現象”的非官方指南。但當時，范斯還是川普的“超級黑粉”，甚至大罵川普是個蠢貨，“是美國的希特勒”。轉折點在2021年。這一年，范斯決定進入政壇。他的前老闆彼得·蒂爾是共和黨的金主，願意扶持他上位。為此，蒂爾狂砸了1000萬美元，並請來川普為范斯站台。2022年，范斯當選俄亥俄州聯邦參議員。中國社科院美國問題專家呂祥告訴環球人物記者，“范斯能夠從政，實際上是蒂爾一手打造的。很多美國政客是當了多屆眾議員才能被選為參議員，而范斯是一步到位，2022年直接選上參議員，不滿兩年就得到了共和黨副總統的提名，並成功就任，可以說是‘坐火箭’上來的。”·范斯（右）與川普。既然好不容易上位了，范斯當然不想活在別人的陰影下。他想讓外界關注自己，積累政治資本。此前，他曾用服裝吸睛。在川普會見愛爾蘭總理時，范斯穿了一雙帶有綠色三葉草圖案的白色襪子。沒想到，這讓川普無法集中注意力，談話一度中斷。更多時候，范斯通過極力表現出對川普的忠誠來引起注意。當地時間3月4日，川普在國會發表了長達100分鐘的演講，創下美國歷任總統及國會參眾兩院最長演說紀錄。當天，范斯就坐在川普身後，不斷站起身來帶頭鼓掌，頻次之高令人側目。·川普在國會演講時，范斯（後排左）不斷起身帶頭鼓掌。03. “越位”的表現渴望站在聚光燈下的范斯，也有希望媒體別關注他的時候。上個月，美國鬧出“群聊門”洩密風波。在群聊中，范斯針對葉門胡塞武裝的空襲計畫提出異議，認為該行動時機不當，表示“我認為我們正在犯錯”“我不確定總統是否意識到，這與他目前在歐洲問題上傳達的資訊是多麼矛盾”。事件曝光後，范斯的發言人第一時間回應稱，范斯完全與川普站在同一陣線上。《紐約時報》諷刺道，外界關注的是美國國家安全治理漏洞，作為副總統的范斯卻只擔心自己質疑了川普的決策，“他在專注於證明自己對川普的忠誠”。“范斯是一個奇葩的存在，似乎不太明白副總統的職責，什麼事都要插嘴。”呂超說。呂超認為，雖然范斯比較會討好川普，川普目前還沒有對他表達不滿，但副總統越位的表現已經在美國引起了很大爭議，這些聲音或許會影響川普對他的態度。“當前，美國政界似乎進入了一種超常態的無序狀態。”·川普（左）與范斯。今年2月，福克斯新聞曾問川普：“您是否認為副總統范斯是您的繼任者，即2028年的共和黨候選人？”“不。”川普立即答道，隨即又找補了一句，“但他很有能力……現在還為時過早，我們才剛剛開始”。英國廣播公司（BBC）評論稱，范斯的忠誠可能會帶來豐厚的回報，但副總統職位並不是通往最高職位的必經之路。無論范斯謀求的是什麼，如今種種令人震驚的表現，恐怕最終只會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 (環球人物)

美國副總統范斯爆粗口了。 看他的社交媒體上，四個字母詞語（SHIT），堂而皇之就上了。政治家畢竟要講點風度，但美國副總統就這樣簡單粗暴直接，很多美國人也歎為觀止。 誰氣壞了范斯？ 范斯的推文是這樣解釋的：

當地時間2月14日，美國副總統范斯在慕尼黑安全會議一席演講，震動了整個歐洲大陸。 據英國《衛報》、路透社、美國政治新聞網歐洲版（Politico EU）等媒體報導，歐洲人原本期待范斯在演講中談及美國對俄烏衝突、中國、俄羅斯以及美歐安全分歧等關鍵議題的看法，但他選擇全部避而不談，轉而向歐洲發起了“殘酷的意識形態攻擊”。 “我擔心的是來自內部的威脅，”范斯認為，歐洲面臨的真正威脅並非來自俄羅斯或中國等外部勢力，而是歐洲自身內部對其“最基本價值觀”的背離。他反覆質疑美國和歐洲是否還有共同的議程。 演講中，范斯言辭犀利地指責歐盟領導人壓制言論和宗教自由，未能阻止非法移民，並且因懼怕選民的真實意願而逃避現實。他點名英國、德國、羅馬尼亞、瑞典等國家，描繪了一幅受到媒體審查、選舉取消和政治正確性影響的歐洲政治圖景，公開質疑當前的歐洲價值觀是否值得美國捍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