債券是雙刃劍，既能穩定經濟，也潛藏毀滅風險。除非我們理解其機制、監督其運行，否則極易陷入“大債時代”循環，重複歷史悲劇。債券的未來，不僅關乎投資者回報，更關乎國家命運, 美國人還不上債, 美國國運就到頭了。截至2025年6月，美國聯邦政府的國債規模、欠外債情況，以及償還能力如下詳解：1. 📈 美國國債總額總公共債務（Total Public Debt Outstanding）截至2025年6月上旬已約 36.2 兆美元其中，對公眾債務約為 28.7兆美元（即需向市場及投資者償還），另有約 7 兆美元屬於政府內部帳戶間負債（如社保信託基金）。2. 🌐 美國欠中國多少錢？截至2025年1月，中國持有的美債約為 7680 億美元，約佔美國對外持有公共債務的 8.9%，同時為其總債務的 2.2%這一數字自2010年代中期以來已有明顯回跌（曾超過1兆美元），但仍為全球第二大美債持有國，僅次於日本3. 🇺🇸 美國能償還所有國債嗎？短期償付能力：美國政府擁有法定發行美元的權利，可通過增發國債、調高稅率或發行貨幣來支付債務利息和到期債務。國債被廣泛視為“無違約風險”，因美國歷史上從未違約 。長期償債能力尚存隱憂：債務總額已超過GDP，2025年為約123–124% GDP年利息支出隨利率走高而升高。2025財年約為7760億美元，佔政府支出的16%信用評級機構（如穆迪、惠譽）已對其評級進行下調，強調財政狀況惡化 。長期赤字（2025財年赤字約1.4兆美元）進一步推高債務 。綜上，美國“理論上能償還”，但需不斷借新還舊。其實際償債能力取決於：經濟增長力度；財政收入與開支結構；宏觀政策對利率和債務管理的調控；國內外對美債信心與美元作為全球儲備貨幣地位。4. 總結對比表美、歐央行以QE降低借貸成本、穩定金融系統，但長期擴債帶來“債務本身膨脹與負資產風險”，債務成為壓垮國家的隱形炸彈債券價格與利率反向變動，利率上升債價跌，反之亦然。川普為何希望聯準會降息?1. 減輕債務利息支出負擔川普強調，聯準會維持高利率，提高了政府償債成本。2025年6月，他稱“2個百分點的降息每年能為聯邦政府節省約6000億美元”。確實，如果將聯邦基金利率直接降下2個百分點，政府每年在新發行或滾動國債上的利息支出會顯著下降，有利於緩解預算赤字壓力。2. 推動經濟增長與資產回升降息能降低企業和個人融資成本，刺激投資和消費，短期內拉動GDP。而川普需要在政治周期中展現經濟強勁，對他的選情或政策評估有正面幫助。因此他將降息形容為“rocket fuel”（火箭燃料）。3. 選定聯儲人事或政策方向此外，他多次公開指責主席鮑爾不作為，形容其“愚蠢”“笨蛋”，並暗示自己將替換之。如果美國降息,對中國持有的美債是好是壞?降息導致美債（特別是短期和中期）價格上漲，這對持有美國國債的中國而言有雙面性，利弊都有：✅ 好處現有美債市值增加降息會推動頭寸中的債券價格上升——尤其是那些票息高於當前市場利率的舊債。因此，中國持有的大量美債（目前約7600億美元），帳面價值會隨之上升。若選擇賣出，這將實現資本增值。資產安全性提升在全球風險情緒不穩時（如貿易摩擦、股市調整），美國國債被視為“避險天堂”。債券價格上漲，意味著避險屬性再次得到市場認可，也提高了中國外儲的價值穩定性。⚠️ 不利影響新債收益率下降雖然舊債因票息較高保持吸引力，但未來中國續買或再投資的美債，將面臨更低收益率。這意味著中國作為一個長期債券投資者，總體回報將下降。收益組合結構變劣若中國選擇繼續持有到期得現息，降息減少的是再投資收益，影響未來現金流與戰略調整空間。對中國貨幣政策影響有限雖然間接影響人民幣匯率與資本流動（降息常伴美元貶值傾向），但中國央行是否降息、開放資本帳戶的實際決策獨立性較高 。📊 結論解析總的來說：短期：中國持有的美債價格上漲，可以通過市場賣出獲得資本收益，資產安全屬性增強。長期：若繼續配置美債，未來收益下降，不利於實現持續的外儲盈利。對中國這種巨量美債持有者而言，降息是好消息+壞消息共存：帳面收益提升，但未來收益面臨壓力。因此，在降息周期裡，中國需在持有還是賣出、是否轉投其他資產之間做戰略佈局。 (楓芒畢露)

無論中美，國運興衰都不在於打敗對方，而在於戰勝自己川普政府向全世界發動關稅大戰來豪賭美國國運，試圖以損害其他國家利益的方式，把美國從難以為繼的金融資本主義拉回到看似美好的工業資本主義。對這種損人利己的做法，中國政府堅決反制，2025年4月，中美分別向對方加徵了125%的關稅，這是世界貿易史上從未有過的事情。其實，關稅稅率超過50%，大多數貿易就很難進行；超過100%，意味著雙方經貿關係暫時“脫鉤”。中美當然不會就此“脫鉤”，5月12日，中美發表《日內瓦經貿會談聯合聲明》。聲明顯示，中美雙方承諾在2025年5月14日前，將4月2日以來向對方加征的125%關稅降低到34%，並且其中的24%在初始的90天內暫停實施，只保留剩餘10%的關稅。根據WTO資料和美國國會的分析報告，4月2日之前，美國向中國徵收的平均關稅稅率是39%左右，中國向美國徵收的平均關稅稅率是21%左右。這就是說，5月14日到8月13日，美中之間的關稅水平是49%和31%左右。相比過去一個多月三位數的關稅，這已經是一個能夠維持經貿往來的水平。《聯合聲明》還顯示，中美雙方將建立經貿關係的協商機制，中方代表是國務院副總理何立峰，美方代表是財政部長斯科特·貝森特和貿易代表賈米森·格里爾。如果未來90天談判順利，49%和31%的關稅水平有可能進一步下降，但是對談判前景也不能過分樂觀。兩輪貿易戰都由川普政府發動，相比上一輪，這回川普政府的目標要更加寬泛，不僅想解決貿易逆差問題，還想藉機把製造業帶回美國，同時遏制中國的產業升級技術升級勢頭，並且爭奪在數字經濟時代的規則主導權。上一輪貿易戰由川普政府發起於2018年3月，當年5月中美開始談判，到2020年1月達成第一階段協議，歷時20個月。本輪貿易戰的不同之處在於，美方的耐心少了，中方卻更加有耐心，這種心態變化對雙方未來的談判會有什麼影響，讓我們拭目以待。正如中國政府反覆重申的：貿易戰沒有贏家，保護主義沒有出路。施壓和威脅不是國與國打交道的正確方式。在相互尊重的基礎上，通過平等對話妥善解決分歧才是正道。根據中國海關總署資料，2024年貨物貿易中對美出口5247億美元，自美進口1636億美元，中國順差3610億美元。2024年服務貿易的資料尚未發佈，美國商務部經濟分析局發佈的2023年資料是：美對中出口467億美元，自中進口201美元，美國順差266億美元。從數字上看，打關稅戰，中國壓力更大。但這不意味著中國應該退縮。首先，欺軟怕硬是川普的一貫作風，你越退縮，他越得寸進尺；其次，實際情況沒有數位顯示得那麼不利，因為大多數美國進口商品中國都能立即找到替代品，而大部分中國進口商品，美國卻無法在短期內找到替代品；最後，也是最重要的，長痛不如短痛，空前壓力也是空前動力，中國正好借此解決自己的問題。川普鋌而走險，是因為美國的內部矛盾無法用常規手段化解。美國高逆差、高負債、產業空心化、社會貧富懸殊的問題長期存在，有識之士早已指出這模式不可持續，但路徑依賴下，美國一直是溫水煮青蛙，直到今天受不了了，想跳出熱鍋。美國能不能跳出來不知道，但熱水四濺，先把別人燙出一堆水泡。當然，中國經濟也有長期積累的內在矛盾，一個突出表現就是4月25日中央政治局會議所指出的，“要提高中低收入群體收入，大力發展服務消費，增強消費對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所謂服務消費，就是非實物商品的消費，它有賴於文化、旅遊、娛樂、體育、教育、醫療、養老、托幼、家政等服務業的進一步發展。貿易戰是眼前的問題，中國對外應當鞏固和擴大朋友圈，打破川普政府孤立中國的企圖；對內應當建立特別援助基金來幫助因失去美國出口市場而陷入困境的部分企業和居民，同時降息減稅清欠，加大力度促進民營經濟發展，以內需擴張來避險外需下降。長遠來看，中國有14億人口，經濟總量全球第二，製造業全球第一，是唯一擁有聯合國產業分類中全部工業門類的國家。作為一個超大規模經濟體，中國只要能把自己的事情辦好，就不用擔心外來壓力。本文共分五部分。第一部分分析川普發動關稅戰的動機和前景；第二部分是對如何應對關稅戰的建議；第三、四、五部分是本文的重心所在，討論長期問題——中國如何才能轉型成一個消費驅動、國強民富的經濟體，把自己變成全世界最大、全世界共享的市場，從而為全球經濟發展注入新動能。川普在賭什麼？4月2日，川普政府的關稅大棒落地——對貿易夥伴徵收從20%到49%不等的“對等關稅”。此舉遭到全世界反對，美國國內也是反對大於支援。川普此前最有力的支持者——著名避險基金經理比爾·阿克曼、埃隆.馬斯克等人，都公開批評他的關稅政策。加利福尼亞州州長已宣佈向聯邦法院起訴川普的關稅政策，加州是美國人口最多、經濟體量最大州。那麼，川普會一意孤行下去嗎？美國是個內政決定外交的國家，川普自有他的邏輯，也有理論基礎和民意基礎，什麼時候美國的民意變了，川普的行為也會改變。4月下旬到5月初的民意測驗顯示，川普的支援率從39%到50%不等，不同機構的資料不一。2024年11月總統大選時，川普得了50.5%的普選票。皮尤研究中心的資料顯示，那時堅定支援川普的選民中，有96%仍認可他的表現。綜合評判，川普5月初的支援率約在42%-45%之間。過去一個多月，美國副總統范斯、國務卿魯比奧、財政部長貝特森、商務部長盧特尼克等川普陣營的大佬也頻頻接受採訪，為關稅政策辯護。他們聲稱，這是“Make America Great Again”（讓美國再次偉大）唯一正確的道路，沿著過去的道路，美國死路一條。美國必須停止補貼全世界，必須降低貿易赤字，必須重振製造業，必須從全球化驅動、少數人受益的金融資本主義，回到本地化驅動、多數人受益的工業資本主義。美國自南北戰爭之後一直是工業立國，二戰後美國製造業一度佔到全球一半左右，後來穩定在25%上下。美國的金融資本主義開始於上世紀80年代，1991年蘇聯解體後加速，本世紀頭十年達到高潮，2008年金融危機後試圖回呼。製造業回歸的口號首先由歐巴馬政府提出，但是多年慣性，覆水難收，美國製造業繼續外移。40多年來，美國大力推動全球化，推行自由貿易，給自己帶來豐厚收益，促進了其他地區的發展，但也積累了越來越深的內部矛盾，集中體現在以下三點：1.產業空心化。製造業比例從佔GDP（國內生產總值）的25%左右下降到10%左右，製造業就業人口從1979年的2000萬左右，佔就業人口比例的15%，下降到2024年的1300萬左右，佔就業人口比例的8%。40年間，美國從世界工廠變成了一個大部分東西都無法自己製造的世界商場。2.高逆差高負債。二戰後美國一直處於貿易順差狀態，1971年第一次出現逆差，1976年至今都是逆差，且逐步擴大到每年9000多億美元。請注意，這個數字是刨除了服務貿易順差之後的逆差。例如，2024年，美國貨物貿易逆差1.21兆美元，服務貿易順差0.29兆美元，總逆差9000多億美元。就像一個家庭，如果入不敷出，就只能借債度日；如果長期入不敷出，就會積債如山。2024年，美國聯邦政府債務總額36兆美元，是當年GDP的1.24倍，且四分之一的債務被外國政府和投資人持有。3.貧富懸殊。富人集中在東西海岸的金融行業、科技行業和跨國公司，中西部則一片蕭條。最富的0.1%的人，13.3萬個家庭，佔有大約七分之一的總財富；最富的1%的人佔有三分之一的總財富；最富的10%的人佔有超過三分之二的總財富；後90%的人只擁有不到三分之一的社會總財富。這就是川普掀起關稅戰滔天巨浪所依託的美國現實。他的關稅大棒不僅揮向外國政府和企業，也揮向本國的全球化大公司——你們不是嫌在美國製造不划算嗎，那我就把關稅加高到讓你在國外製造不划算。毫無疑問，川普政府正在豪賭美國的國運。他想讓美國從全球化驅動的金融資本主義回到本地化驅動的工業資本主義，為此他對內不惜被罵作獨裁者，對外不惜丟掉美國80年來形成的軟實力。越在底層，川普的支持者越多，他們被川普許諾的製造業回歸、工作機會回歸、體面收入回歸的願景所吸引，用選票將川普推上總統寶座。他們似乎也願意相信川普所說，物價上漲等短期陣痛是為換得長遠利益所必須付出的犧牲。但問題是，川普的任期只有4年，卻想顛覆過去40多年形成的政經格局，這種格局那怕對美國而言也是利弊參半。底層選民雖然容易被蠱惑，但他們也最現實，容忍口惠而實不至的時間非常有限，容忍口惠實損的時間就更有限。基本上，川普政府只有一年半時間證明自己，如果2026年11月美國中期選舉前，他們扔下的“核彈”沒有明顯成效，選民就有可能拋棄共和黨。川普要想如願，必須具備一個前提——共和黨在他之後繼續執政，並且堅持他的執政綱領。回到眼前的關稅大戰。對川普政府而言，關稅戰最大的難題其實不是物價上漲，而是美元地位能否維持。美元作為全球儲備貨幣，給美國帶來巨大好處，是美國的核心國家利益，關稅戰直接威脅到美元的全球儲備貨幣地位。一個國家長期貿易逆差，那它就只能靠借債來平衡收入。2024年美國聯邦政府的債務總額36兆美元，是當年GDP的1.24倍，其中四分之一左右由外國政府和投資者持有。現實中，你絕不會給這樣的家庭借錢，即便借，利率也會非常高，因為擔心償還風險。美國的神奇之處在於，不僅能持續借錢，而且利率也不高，因為美元是全球儲備貨幣，各國認可美元的價值，用它來交易和儲備。如上所述，美國有種種問題，但仍然是全世界綜合實力最強、創新能力最強、法治環境穩定、投資回報穩定、市場規模最大的國家。因此美元雖然看起來像一條地上懸河，但它暫時沒有真正的替代者，而一個全球化的世界，終究需要一個全球儲備貨幣。橡樹資本創始人霍華德・馬克斯在最近的採訪中說，一直以來，美國都是一個沒有信用額度上限的金卡持有者，可以買想買的任何東西，而且不會收到帳單。只要這兩點中有一點有變化，有花錢上限了，或者收到還債通知了。那美國財政就會崩盤。馬克斯說，現在有這個危險，因為外國會想，看，你如此對待我們，我們何還要客氣！如何應對關稅戰？對中國而言，應對眼前這場關稅戰，對外一定要擴大自己的朋友圈，讓儘可能多的國家和中國結成利益共同體，讓川普孤立中國的企圖落空。對內，除了已經在做的股市、債市、匯市穩定措施，建議政府在實施更加積極的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時，加快節奏、加大力度，從而更好地以內需擴張避險外需下降。4月9日，川普宣佈將對華“對等關稅”增加到125%，其他國家的“對等關稅”則暫緩90天，這期間適用10%的基礎關稅。這是特別陰損的一招，意圖抓大放小，孤立中國。美國是世界最大進口國，貨物加服務，2024年美國共進口4.11兆美元，許多國家都依賴美國市場，這是川普發動關稅戰的底氣所在。貨物加服務，2024年中國共進口3.25兆美元，比美國少8600億美元。從擴大朋友圈的角度，中國得盡快縮小這個差距。想像一下，如果中國每年比美國多進口8600億美元，那會是什麼局面？當美國想孤立中國的時候，各國的心態跟現在又會有何不同？中國是世界上最大的貿易順差國。根據聯合國貿發會議和中國海關總署資料，2024年中國貨物貿易順差9922億美元，佔全球貨物貿易順差總額的41%，這說明全球市場對價廉物美的中國商品有強烈需求。但這不意味著外國商品對中國就可有可無。中國雖然是全世界唯一擁有全部工業門類的國家，但別國仍然有大量我們造不出來，或造得不夠好的商品。且不說那些我們還在努力產業升級的高端工業品，那怕日常生活用品，也有無數值得我們買的好東西，比如印度的胡椒粉、巴基斯坦的玫瑰鹽、日本的馬桶蓋、德國的廚房刀。我們購買這些商品，既改善自己的生活，也改善別人的生活。有買有賣，互惠互利，關係才能和諧持久，這一點非常重要。在4月9日發佈的《關於中美經貿關係若干問題的中方立場》白皮書中，中國政府申明：目前的貿易格局是各國比較優勢和國際分工所決定的，中國從不刻意追求貿易順差。相反，中國一直在積極擴大進口，把中國超大規模市場打造成為世界共享大市場，為全球經濟發展注入新動能。實際上，這一立場中國政府十幾年來反覆申明，在此期間，中國也成長為僅次於美國和歐盟的全球第三大進口市場。如今，川普政府極限施壓，中國正好順勢加速擴大進口，從而為那些不甘美國霸凌的國家提供更多的替代選擇。中國可以考慮進一步降低關稅稅率。加入世貿組織以來，中國的平均進口關稅稅率已經從2001年的15.3%降至7.3%，雖仍高於發達國家，但在開發中國家中已屬最低水平，顯著低於印度（19%）、巴西（31.4%）、南非（19%）等發展中大國。近日，有多位專家建議，中國可將關稅稅率降至0，美國除外。一步降到0有些激進，但進一步降低關稅稅率不僅有利於眼前的貿易戰，還有利於中國企業未來的全球化佈局。與此同時，中國還應該提升貿易便利度，加快標準認證、報關通關、檢疫檢驗速度，讓進口商品進入中國市場變得更加方便。中國與前五大貿易夥伴的貿易額超過中國貿易總額的一半，它們分別是東盟十國、歐盟27國、美國、韓國、日本。其中東盟韓日和中國都是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RCEP）成員。RCEP是個准自由貿易區，裡面90%的貨物貿易已經是零關稅，中國可以繼續推動RCEP的服務貿易自由化。同時加快中日韓自由貿易區的談判處理程序。穩定並升級與歐盟的經貿關係對中國意義重大。歐盟是世界第一大貿易區，2024年進出口總額8.39兆美元，超過美國的7.30兆美元和中國的7.22兆美元。中歐若能攜手，川普的關稅戰必輸無疑。中歐攜手的最大困難是歐盟對美國市場的依賴遠高於對中國市場的依賴。2024年，歐盟對美國出口6199億美元，貿易順差2034億美元；對中國出口2895億美元，貿易逆差2123億美元。對此，中國一可以擴大與歐盟的服務貿易，這是歐盟的強項，有助於貿易平衡；二可以更多赴歐盟投資建廠，變商品出口為本地生產，這也有助於貿易平衡；三可以啟動與歐盟的自由貿易談判，中歐經濟結構互補，自由貿易是雙贏之道；四可以升級在氣候議題上的合作，這是歐盟的核心關切，也是中國的國家戰略。2018年以來，中國在貿易多元化方面成就斐然，對美出口依存度從19.2%降低到14.7%，對“一帶一路”國家的出口份額從不足三成增長到超過五成。但若中美貿易額急劇下降，對美出口的損失暫時不太可能靠增加對其他國家的出口來彌補。就未來而言，中國的重點不只是如何增加出口，而是如何擴大內需。想像一下，如果原先在美國市場銷售的數千億美元商品湧向其他市場，那會造成什麼樣的衝擊？事實上，沒有一個市場經得起這樣的衝擊，它們勢必豎起對華貿易壁壘，甚至倒向美國。擴大內需當然是一項長期任務，涉及經濟增長模式的調整和經濟結構的調整，不可能一蹴而就，但應對關稅戰是迫在眉睫的事情。社會本來就對經濟前景預期偏弱，再疊加關稅戰衝擊，居民消費和企業投資都會變得更加謹慎。此時，應對措施一定要迅速，通過重拳出擊，阻止經濟衰退的預期自我實現。5月7日、8日，國務院新聞辦連續舉辦發佈會，央行等部委介紹了一攬子穩市場穩預期的金融政策；國家發改委等部委介紹了《民營經濟促進法》相關情況，這部法律5月20日實施，將以法治的穩定性增強民營經濟發展的確定性。財政部部長也在《求是》雜誌撰文，表示應對關稅戰，中國財政政策有巨大空間，關鍵是緊扣高品質發展需要，把“投資於物”與“投資於人”結合起來。此時可以考慮設立特別援助基金，幫助那些因失去美國市場而難以為繼的企業、家庭和個人。基金的資金來源可以考慮從國有企業上繳的紅利中劃撥。2024年，全國非金融國有企業利潤4.35兆元，其中中央企業2.6兆元，此外六大國有銀行歸母淨利潤超過1.4兆元。但2024年中央國有資本經營預算顯示，當年的利潤收入只有2056億元。各級政府可以適當提高國企利潤的上繳比例，用於設立特別援助基金。還可以考慮加快實施進一步擴大內需的貨幣財政政策，以內需擴張避險外需下降。並且下一步的政策重心要向“投資於人”傾斜，讓居民直接受益。具體建議如下：1.降息。5月7日央行宣佈下調政策利率0.1個百分點，預計將引導市場利率同步下調至3%和3.5%，仍有相當大的降息空間。截至2024年末，人民幣貸款餘額 256兆元，降息一個點，就能讓企業和居民節省2.56兆元的利息支出，對企業擴大投資、居民擴大消費有巨大的提振效應。世界經濟史上，多個國家都曾以零利率應對經濟的非常時期。中國當下的市場利率，一年期貸款利率為3.1%，5年及以上貸款利率為3.6%，同時CPI（消費者價格指數）和PPI（生產者價格指數）都是負值，有相當大的降息空間。2.減稅。以此減輕居民和企業的財務負擔，增加可支配資金。經過多年的減稅降費，中國整體稅負已有明顯下降，但仍有下降空間，政府支出佔GDP的三分之一左右，顯著高於美日等國，接近高福利的西歐國家。這是因為各級政府承擔了不少直接發展經濟的角色。因此，無論個人所得稅，還是企業所得稅，都有相當大的下降空間。例如個人所得稅，多年來一直有專家呼籲將起征點從月收入5000元提高到1萬元，將最高稅率從45%降到30%以下。3.清欠。價格戰和長帳期是中國營商環境的兩個毒瘤。一手交錢一手交貨是基本商業倫理，國際通行的帳期最長是三個月，國內動輒一年以上，拖垮了無數中小企業，而它們正是就業的主管道。拖欠帳款不止企業之間，政府更是拖欠大戶。這是多年積弊，國務院在2020年7月曾專門出台《保障中小企業款項支付條例》，但是收效甚微。好消息是，全國人大已經安排了4.4兆元的專項地方債，其中一個重要用途就是清欠。《民營經濟促進法》對此也用了四條、500多字來予以規範。讓經濟增長與民生改善更加平衡川普政府有底氣發動關稅戰，靠的是美國擁有全球最大進口市場。2024年，美國進口4.11兆美元，歐盟進口4.08兆美元，中國進口3.25兆美元，中國的進口市場規模是美歐的80%左右，相差不是很大。但若以人均衡量，差距就有些扎眼。美國人均進口額1.25萬美元，歐盟人均進口額9067美元，中國人均進口額2321美元。美國是中國的5.4倍，歐盟是中國的3.9倍。再來看人口規模，美國3.4億人，歐盟4.5億人，中國14億人，中國是美國的4.1倍，歐盟的3.1倍。2024年中國的人均GDP是歐盟的三分之一左右，只要中國的人均進口額達到歐盟的三分之一，中國的進口市場就能反超美國1200億美元。但是做不到。做不到不僅因為中美歐的發展階段不同，還因為三方的增長模式和經濟結構不同——美歐以居民消費為經濟增長主驅動力，中國經濟中的居民消費比例要低得多。2023年，中國人口占世界的17.5%，GDP佔世界的17.4%，製造業增加值佔世界的30%，居民消費佔世界的11.4%。這就是中國經濟復甦不夠強勁的一個癥結所在——生產遠大於消費，必須依賴外需，2024年中國的貿易順差佔到全球貿易順差的41%。但隨著全球化逆轉，出口阻力會越來越大。上圖中的綠線是從2001年到2023年的中國人均GDP增長，人均GDP是每人每年新創造的財富，這個指標23年間增長了10.4倍，從8818元，漲到了91800元。藍線是同期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長，代表新創造的財富中，屬於居民的部分是多少。這個指標從2001年的4212元，漲到了2023年的39218元，漲了9.3倍。9.3倍vs10.4倍，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長滯後於經濟增長，但差得似乎也不是很多。然而問題的關鍵不在增速，而在結構。上圖中的黃線——可支配收入佔GDP的比例，2001年是47.77%，2023年降到了42.72%。也就是說，GDP中屬於居民的部分只有四成多一點。紅線是居民消費率，就是居民消費佔GDP的比例。這個比例從2001年的45.52%，降到了2023年的39.13%，屬於世界最低序列。紅線和黃線之間的差額，就是居民的儲蓄和投資。20多年間，這個差額整體上不斷擴大，客觀上導致部分居民越來越不敢多花錢。再比較一下美、日、德三個發達國家和越南、巴西、墨西哥三個開發中國家，2024年居民可支配收入佔GDP的比重。藍色的柱子是可支配收入，綠色的柱子是GDP，上面的數字是佔比。大家可以看到，最高的是墨西哥，87.11%；巴西是75.89%；越南是57.04%；日本是67.21%；德國是67.36%；美國是73.90%；中國是43.15%。不管跟發達國家比，還是跟開發中國家比，中國GDP中的居民佔比都嚴重偏低。再來看居民消費率。最底下紫色那道線是中國的，最右邊的數字是各國2023年的居民消費率。2023年中國居民消費率39.13%，是七個國家中最低的，比德國低10.8個百分點，比日本低16.45個百分點，比美國低28.77個百分點，比越南低15.45個百分點，比巴西低24.2個百分點，比墨西哥低31.13個百分點。GDP由四部分構成：居民消費、政府消費、資本形成、淨出口。資本形成主要反映投資力度，它是企業和政府投資形成的固定資產再加上企業的存貨，資本形成中還有一小部分是居民的購房開支。買房在統計中被視為投資，租房被視為消費。下圖是中國GDP的構成。紅線是政府消費率，最高的是2020年，17.13%，最低的是1988年，12.50%；紫線是居民消費率，最高的是1983年，53.50%，最低的是2010年，34.33%；藍線是政府居民加總後的最終消費率，最高的是1983年，67.45%，最低的是2010年，48.91%；橙線是資本形成率，最高的是2011年，46.66%，最低的是1983年，31.93%；灰線是貨物貿易淨出口率，最高的是2007年，8.84%，最低的是1996年，1.41%；黃線是服務貿易淨出口率，最高的是1995年，-0.11%，最低的是2017年和2018年，-2.06%。在有資料可查的29年間，中國服務貿易只有1996年和1997年是順差，其餘年份均是逆差。在大型經濟體中，中國是唯一資本形成佔GDP比例超過40%、居民消費佔GDP比例低於40%的。這種結構之下，中國經濟的特點就是老百姓掙得少花得也少，體現在增長動力上，就是消費對經濟增長的驅動力不足。下面這張圖反映是最近20年民間投資的月度同比增長情況，可以看到，增長率從2005年2月最高點的87.43%，一路下滑到趨近於零。近年來中國GDP構成中的高資本形成率，主要靠政府和國企投資支撐。對於後發國家，工業化加速階段由投資驅動是好事，這意味著有望實現跨越式發展，用幾十年走完人家一兩百年的路，德國、日本、韓國都經歷過這個階段，但這些國家的居民消費率，最低的時候也在50%左右。中國經濟的特點是數十年來投資佔比較高，消費佔比，特別是居民消費佔比不夠高，但是投資廠房機器、道路港口、廣場公園，最終目的還是改善人民生活，經濟長期由投資驅動，意味著經濟增長並未同步改善民生。當然，消費率不是越高越好。消費率過高意味著儲蓄率過低，意味著可用於投資的資本不足，這不利於技術進步和產業升級。但中國經濟的問題，第一是消費率長期太低；第二是儲蓄率雖高，但政府和國企過多擔當投資主體。這既影響投資效率，也很難創造大量就業機會。所以，下一步中國最該做的事情就是提高居民收入。老百姓兜裡的錢多了，自然會增加消費，內需自然會擴大，中國也自然會逐步變成一個全世界共享的大市場，從而為全球經濟發展注入動能。加速居民收入增長提高居民收入，首先要轉變重生產輕消費的舊觀念。形成這個觀念是因為中國曾長期處於短缺經濟。但時移勢易，中國早已是世界工廠，主要矛盾也早已變成生產過剩需求不足。補上消費需求不足的短板，意味著中國經濟從單引擎驅動變成雙引擎驅動，增長動力會更足、發展前景會更好。在2012年之前，中國的居民收入增幅曾長期慢於經濟增幅。1993年-2007年是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期，GDP 年均增幅 10.5%，城鎮居民收入年均增幅7.9%，農村居民收入年均增幅 5.4%。2011年發佈的“十二五” 規劃《綱要》首次提出“努力實現居民收入增長和經濟發展同步”；2016年發佈的“十三五” 規劃《綱要》設定了“2020年城鄉居民人均收入比 2010 年翻一番”的目標；2021年發佈的“十四五”規劃《綱要》首次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長與國內生產總值增長基本同步” 列為獨立的核心指標；2022年黨的二十大報告再次重申這一目標，並強調要“擴大中等收入群體規模”“提高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2023年、2024年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均將提高居民收入列為重點工作，2024年還提出要“健全最低工資標準調整機制”。2012年之後，GDP增幅與居民收入增幅基本持平，12年間有6年GDP增幅略高於居民收入增幅，6年居民收入增幅略高於GDP增幅（見下圖）。2024年，中國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4.13萬元，是2010年（1.25萬元）的3.3倍。但居民收入的基數太低，2012年之後中國經濟又從高速增長轉為中高速增長，因此居民收入的GDP佔比仍然偏低。現在急需一個加速居民收入增長的頂層設計，這方面日本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的經驗值得借鑑。1960年，日本池田勇人內閣提出國民收入倍增計畫，目標是年均增長7.2%，十年內實現經濟總量和國民收入翻倍，縮小與歐美國家的差距。1950年代末的日本，產業結構偏輕，技術水平落後，內需不足，產能過剩，居民收入偏低，經濟靠出口拉動，加入關貿總協定後又面臨開放國內市場的壓力，同時失業增加，勞資衝突不斷，城鄉發展和區域發展不平衡。總之問題一大堆。國民收入倍增計畫是池田內閣的綜合對策，但以國民收入冠名，因為池田內閣認為經濟增長是手段，改善國民生活是目的，如果經濟增長一直快於國民收入增長，就會形成社會生產力與消費水平的巨大反差，會阻礙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基於這個認識，池田內閣在收入側主要實施了四項政策：第一，漲工資。實施最低工資制度和“春斗”制度，就是每年春季讓勞資雙方談判工資增長；第二，健全社會保障制度。1961年起推行全民醫療保險，同時完善養老保險體系；第三，減稅。從1961年開始，每年個人稅和企業稅共減少1000億日元；第四，推動出台《農業基本法》，保障農民收入增長。以上四點旨在推動國民收入增長，池田內閣對國家經濟增長也同等重視，可謂兩手抓兩手硬。池田內閣的經濟增長政策主要有八項：第一，產業升級，從輕紡工業向重化工業邁進；第二，技術升級，大力引進歐美先進技術；第三，基建升級，大力建設高速鐵路（新幹線）、高速公路、港口碼頭等基礎設施；第四，消費升級，推廣分期付款的消費信貸，推動彩電、空調、汽車這“三大神器”普及；第五，推動出台《中小企業基本法》，幫助中小企業提高勞動生產率；第六，實施《全國綜合開發計畫》，推動工業分散化和區域均衡發展；第七，農業現代化，提高農業生產率，釋放農村勞動力，加速城市化；第八，擴大高等教育規模，培養技術人才，支撐產業升級。池田內閣在增長側的做法有一點特別值得提及，就是每年擴大公共投資1000億日元，同時減稅1000億日元，從而一手拉動經濟增長，一手刺激消費擴大內需。收入側和增長側雙管齊下，國民收入倍增計畫七年即告完成。1961年到1967年，日本國民收入年均增長10.4%，GDP年均增長10.7%。1968年，日本經濟總量超過西德，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當年日本人口也超過1億。1965年-1970年，日本經濟年均增長11.8%，國民收入同步增長。日本政府驕傲地宣稱：日本已經實現了“一億總中流”，全民中產階級化。從1956年到1973年，18年間日本經濟年均增長10.2%。1960年，日本人均國民收入395美元，到1973年增長了8倍多，達到3264美元，進入高收入國家行列。請注意，這是人均國民收入，而不是人均GDP。1974年-1985年，日本經濟增長速度降到了年均4.3%，國民收入增長大致同步，日本穩居高收入國家行列，“一億總中流”的社會結構也得到鞏固。日本國民收入差距不大，基尼係數只有0.30左右。1991年之後，日本經歷了“失去的三十年”，但日本社會能夠保持穩定，這要歸功於當年的“國民收入倍增計畫”。“經濟增長是手段，改善國民生活是目的，如果經濟增長一直快於國民收入增長，就會形成社會生產力與消費水平的巨大反差，會阻礙經濟的可持續發展。”池田勇人1960年說的這番話，完全適用於今天的中國，我們急需一個自己的國民收入倍增計畫。2024年中國GDP是135兆元，未來十年若能保持5%的年均增長率，到2034年就是220兆元。屆時消費率若能達到55%的水平，那麼中國就有一個121兆元的消費大市場，是2024年的3倍，超過美國和歐盟的市場規模。中國人均可支配收入若想在未來十年翻倍，年均增長就要達到7.2%，超過GDP增幅2個百分點，這是對過去欠帳的補課，中國也有能力補課。以人為本，國強民富中國要轉型成一個消費驅動、國強民富的經濟體，有三件事最值得做。首先是提高勞動者工資收入，第一步是繼續提高最低工資標準。下表是各地2025年的最低月工資標準。最高的是上海、廣東、北京，在2500元上下；最低的青海只有1880元。最低工資標準當然不能搞成福利，但也不能太低，它的含義是讓就業人員維持基本生存。在北京、上海、深圳這種一線城市，居住等各種生活成本較高，筆者認為，把最低月工資定在5000元左右比較合適。這些年各方面也多次提及增加居民的儲蓄、房產、證券等財產性收入，這完全正確，但也要清楚，工資收入仍然是絕大多數勞動者，尤其是年輕人和中低收入群體最主要的收入來源。工資收入不提高，大多數居民的收入就不可能提高。其次是加快政府職能轉換，調整財政資源的某些錯配。中國的整體稅負，稅+費+政府性基金，佔到GDP的三分之一左右，同時中國又不是一個高福利社會，這意味著財政仍然是建設性財政而非公共財政。綠色柱子是中國GDP，橙色柱子是各級政府的公共預算支出，藍色柱子是用於社會保障和就業的支出。2007年，各級政府用於社會保障和就業的支出是5447 億元，佔當年公共預算支出的10.9%；2023年，這個比例提高到了14.5%。但橫向比較，仍在世界最低序列。在大多數國家的財政支出中，用於醫療、養老、就業等社會保障事業的部分佔到25%以上，高福利國家更是佔到一半左右。民生支出比例低是因為錢花在了建設上。現在政府雖然不大量開辦國企來搞建設了，但仍然通過政府性基金投資產業項目，其中包括很多充分競爭型的產業項目，這佔用了巨額財政資源，效果也未必良好。如果在這些建設投資上後退一步，就有相當大的減稅空間，就能實質性地增加居民收入。中國自1992年正式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基本經濟制度，2013年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以來，中央多次強調要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讓市場起決定性作用，市場能做的，就要儘可能交給市場。市場經濟匹配公共財政，計畫經濟匹配建設財政。中國轉型市場經濟已經30多年了，創造了舉世矚目的經濟奇蹟，但財政轉型仍需提速。如果政府過多扮演企業角色，這一方面會導致對市場的擠出效應，不利於民營經濟發展；另一方面，用於社會保障的財政資源必然不足，會導致對消費的壓抑，因為老百姓就得自己多儲蓄來準備未來的養老、醫療和失業，這也不利於擴大內需。中央已經意識到了這個問題，並在著手解決。2025年的政府工作報告明確提出：擴大內需、提振消費，加快居民收入增長。強化宏觀政策的民生導向，將政策資源更多投資於人、服務於民生。第三是加速建設全國統一大市場。2020年7月，中央審時度勢，首次明確提出雙循環戰略——建設全國統一大市場，加快形成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在當下的國內國際局勢下，這一戰略顯得更加重要，更需要加速全面實施。中國有14億人口，經濟發展已經達到高收入國家門檻，有著超大規模的國內市場，只要應對得當，以內循環為主也完全能夠支撐經濟發展。歷史上，美國在南北戰爭之後的外貿依存度一直很低，主要靠內需實現了超法趕英，到1894年成為世界第一經濟大國。工業革命200多年，人類生產力突飛猛進。當今世界，相比供給，需求是更加稀缺的資源。需求多寡決定市場規模的大小，人多市場未必大，經濟落後，人就沒有消費能力，改革開放前的中國就是典型。現在印度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但印度的年人均可支配收入只有2000美元左右，尚無法成為超大市場。全世界具備超大規模市場條件的地方只有三個：美國、歐盟和中國。前面講到，中國人口是美國的4.1倍，歐盟的3.1倍，但市場規模卻比它們小。這除了經濟發展階段不同，還有一個關鍵原因，就是中國還沒有形成美歐那樣的統一大市場。歐盟是個鬆散的非主權國家聯盟，但學者的研究表明，中國的省際壁壘，超過了歐盟的國家間壁壘。這幾年《財經》記者做了不少採訪調研，很多外貿企業提到，做國內市場有時比做國際市場難，各種營商成本高，有些地方信用環境也不夠好。對此中央有著清醒認識。2022年4月，中共中央、國務院發佈了《關於加快建設全國統一大市場的意見》；今年1月，國家發改委又頒布了《全國統一大市場建設指引（試行）》。指引中有一條內容特別重要、特別有針對性，就是要建設全國統一的勞動力市場，全面取消居民在就業地參加社會保障的戶籍限制，完善社保關係在不同地區間的轉移和接續。過去幾十年，城市化一直是經濟增長和收入增長的最大推動力。截至2023年末，中國常住人口城市化率66%，戶籍人口城市化率為48%，兩者相差18個百分點。這既不利於常住人口安居樂業放心消費，也不利於中國城市化率的進一步提高。進一步改革戶籍制度，實現常住人口和戶籍人口的平權，已是當務之急。經濟活動是人的活動，統一大市場的首要特徵就是勞動者權利的統一。我覺得深圳當年的口號非常好，不管你來自那裡，“來了就是深圳人”。關於社會保障制度建設，2008年以來中國成就斐然，已經建成全世界規模最大的社保體系。參與權，也就是社保覆蓋率問題已經解決了一大半，例如基本養老保險參保率已達到95%；統一性，也就是跨區參保、異地結轉的問題也解決了一半，省內統籌已經實現，正在邁向全國統籌。接下來的重點和難點是公平性問題。以基本養老保險為例，2023年城鎮企業職工養老金月人均3090元，機關事業單位職工月人均6148元，而農村居民月人均只有217元。前不久，清華大學教授李稻葵呼籲，各級財政每年投入1兆元，將農民的養老金提高到每月2000元-3000元。李稻葵說，僅在1950年-2006年期間，農民通過上繳公糧、土地徵收等諸多方式，就為國家工業化建設貢獻了超過30兆元。現在中國已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和第一大工業國，該補償對農民的虧欠了。果能如此，對提振消費、擴大內需，也能起到立竿見影的作用。歸根結底，發展經濟是為了提高國民福祉，以人為本的經濟發展才是可持續的經濟發展。隨著中國居民收入不斷提高，內需不斷擴大，無論美國現在或未來挑起什麼樣等級的關稅戰，中國的應對都會更沉著，發展也會更從容。 (財經雜誌)

加州洛杉磯一場大火， 點燃自私資本慾望， 更加速小政府幻想， 從而燒盡美國國運。

連日來，美國德州與聯邦政府圍繞移民問題鬥法不斷，引發廣泛關注。近年來，德州作為共和黨“堡壘”，其政治影響力已不再局限於地區內部，在財政、教育、醫療、移民、性別等諸多關鍵議題上起到引領作用。隨著2024年大選將至，美國保守群體發起“最後一次衝鋒”，“德州”似乎能為解釋並預測美國的未來，提供一定啟發。 本文發表於2017年，當時作者預判，相較德州，加州和紐約過於激進，伊利諾伊州（芝加哥市所在地）和新澤西州（人口密度最大）更加腐敗，而堪薩斯和路易斯安那更加混亂，它們都無法真正引領美國未來。相反，德州代表現代美國的大部分地區（南部、西部、平原、邊境、拉丁裔社區、城鄉）的鴻溝。德州的事，往往會影響全國其他地區。 作者認為，德州並非鐵板一塊，其城鄉差異尤其明顯，州政府與地方的矛盾也很突出。整體來看，共和黨雖然在政治經濟領域佔據主導，但民主黨正透過國內外新增移民群體來進行滲透。如今，德州從政治團隊到核心選民都更加保守，並且與川普的執政理念非常契合，成為共和黨「堡壘」。 作者指出，德州在打擊非法移民問題上態度強硬，背後既有「9·11」後的安全考量，但更多是對「新移民」參與投票並爭奪資源的忌憚。但該州更「熱點」的舉措，是試圖推出「廁所法案」以避免跨性別群體造成混亂和不安，但遭到大企業及其說客的抵制。共和黨的基本共識是，民主黨正在佔領多元化新興社區，這將是未來的人口多數群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