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1月24日趙婷是個異數。年僅43歲，僅執導過五部長片，她便已確立自己作為電影界最具聲望、最富個人風格的導演之一的地位。而這一切，竟發生在一個電影產業日益排斥藝術冒險與原創性的時代——而這兩點恰恰是她所有作品中熠熠生輝的核心特質。她從獨立電影起步，常與非職業演員合作。這些作品最終匯聚成2020年那部詩意稀疏的新西部片《無依之地》（Nomadland），該片一舉斬獲三項奧斯卡獎，包括最佳影片和最佳導演獎。此後，她卻出人意料地轉向（儘管影評反響褒貶不一），執導了一部視覺野心勃勃、預算龐大的漫威電影《永恆族》（Eternals，2021年）。她最新作品是去年秋季上映的催人淚下的劇情片《哈姆內特》（Hamnet），改編自瑪吉·奧法雷爾（Maggie O’Farrell）的歷史小說，講述莎士比亞年幼的兒子因瘟疫去世後，其父母——即那位著名劇作家（由保羅·麥斯卡飾演）及其母親艾格尼絲（由傑西·巴克利飾演）——所經歷的深切悲慟。該片榮獲金球獎最佳劇情類影片，並獲得八項奧斯卡提名，包括最佳影片和最佳導演。那麼，她是如何打造出如此令人矚目的職業生涯的？這無疑需要鋼鐵般的意志。但現實中，趙婷卻顯得神秘莫測，甚至帶有一絲靈性氣質，完全不像我們通常聯想到的好萊塢大導那種張揚自信、掌控全域的性格。因此，與她的對話本應挖掘許多深層內容，但結果卻發現，趙婷對簡單直白的答案毫無興趣。我對頒獎季給你帶來的感受很好奇。我猜它可能喚起嫉妒、競爭、推銷和逢迎——而我覺得這些都不是你感興趣的概念。那你如何應對這個時刻？你對我評價太高了，我自己可沒這麼想！[笑] 這些基本情緒，誰也逃不掉——尤其是藝術家。我們當中很多人之所以開始講故事，正是因為童年並不輕鬆。所以當你唯一能尋求連接與認可的方式——也就是你的作品——被拿來比較、評判時，你甚至會感覺，對作品的否定就是對你這個人、對你是否值得被愛或能否獲得安全感的否定。有時候，這種感受對我來說真的會走到那一步。但我喜歡的是，拍電影其實是個相當孤獨的過程，至少對導演而言是這樣。你就像個浪人（ronin）。流浪的武士？對。你被雇來完成任務，組建一個臨時家庭，然後又必須離開。所以能在這些活動、圓桌討論中聚在一起、互相交流，真的很棒。我會主動問其他導演，能不能讓我去他們的片場跟拍學習。應該建立一種機制，讓導演們可以輪流進入彼此的片場。否則，我們怎麼持續進步呢？趙婷在《哈姆內特》片場與傑西·巴克利。攝影：Agata Grzybowska / Focus Features, LLC別人從觀察你工作中學到什麼？學會擁抱混亂。《哈姆內特》就是這樣拍出來的。比如哈姆內特去世那場戲——那天我和傑西·巴克利根本沒有提前討論具體怎麼演。早上，她會寫一些關於夢境的描述，然後挑選一段音樂。我一到片場，就把那段音樂循環播放，讓整個現場都與她想要的振動頻率同步。除了簡單商量一下鏡頭設定，我們就直接開拍。當她在哈姆內特死亡場景中發出那聲極其原始、撕心裂肺的哀嚎時，那是完全沒有計畫的。但我相信，那不只是來自她個人，而是來自整個團隊的集體能量。每當這種情況發生，作為導演，我會感到無比興奮，因為那是任何人都無法事先構想的——那是當下發生的“真實”。人們對導演行為有固定印象。比如弗朗西斯·福特·科波拉曾把導演比作馬戲團的領班；有時導演又被比作將軍——都是些強勢、陽剛的隱喻。但你描述的顯然不是這種。我喜歡從神話的角度思考。在神話中，有那些類型的人能成為領導者？傳統上，確實有將軍，但也有女祭司。兩者都能激發人們追隨其願景的渴望；這兩種原型其實都存在於我們自身之中。所以我體內既有將軍，也有女祭司。如果只有女祭司，就會陷入徹底混亂；如果只有將軍，則只剩絕對秩序，再無其他。《哈姆內特》的故事背景設定在莎士比亞的時代，當時孩子夭折比現在更為常見。我猜想，因此人們對喪子之痛的理解可能與今天不同。我很好奇，你認為我們有可能重現過去那種情感視角嗎？我一直在思考這個問題。瑪吉·奧法雷爾說，她不相信古人的悲痛會比今人更輕，我也傾向於同意這一點，因為儘管時代巨變，我們的生物本能並未改變——保護孩子的慾望不會變。不過，我們附加在痛苦之上的敘事可能會不同。你知道嗎，我最近剛接受“臨終關懷師”的培訓。真的嗎？我剛剛在英國完成了第一階段的培訓。在一次課程中，我們要研究世界各地原住民文化——無論是過去還是現在——如何面對死亡與臨終。你會發現，失去至親的悲痛本身從未改變。但社會對死亡的理解、給予哀悼的空間、死亡如何嵌入文化，以及死亡的醫療化程度，已經發生了巨大轉變。在現代社會，死亡不再被視為生命自然的一部分——因為我們現在追求的是儘可能延長壽命——於是死亡幾乎成了一種羞恥。攝影：Devin Oktar Yalkin /《紐約時報》我想撕掉所有問題，只追問你關於想成為臨終關懷師的事！你為何對此感興趣？因為我一生都極度恐懼死亡。現在依然如此。正因為我太害怕了，反而無法真正活出自己。我無法敞開心扉去愛，因為我太害怕失去愛——而失去愛本身就是一種死亡。人到四十多歲，中年危機其實是你能遇到的最好的事，因為它意味著你正走向重生。你無法逃避這種感覺。你的身體在變化，你能真切感受到死亡的臨近。正因為我如此恐懼，我沒有選擇，只能開始與死亡建立一種更健康的關係，否則人生的下半程會太艱難。死亡不該恐怖到讓我連生活都不敢過。你是害怕自己“不存在”？還是害怕痛苦？是“無常”（impermanence）。《哈姆雷特》裡有一句台詞：“一切有生之物，終將死去，穿過自然，歸於永恆。”如果你成長過程中沒有接觸過靈性或宗教，那麼“歸於永恆”這部分就不存在了。你也失去了與自然、甚至與自己身體的連接，於是“穿過自然”這部分也消失了。你只剩下“一切有生之物，終將死去”。然後你會想：那活著還有什麼意義？你與“一體性”（oneness）分離了。我常常感到自己與這種一體性割裂，而這種分離的幻覺讓我害怕連接，害怕自由創作，甚至害怕按自己想要的方式生活。你提到中年危機。這是你正在經歷的嗎？如果說人生如四季，我現在正處於冬末春初。我正在重新振作。或許更好的比喻是“蛹期”：我已經度過了毛毛蟲分解最深的階段——那是一年半極其不適的時光，你過去的每一個部分都被碾碎殆盡。對你來說，那是什麼樣子？起床都很困難——對任何事都提不起興趣，勉強熬過一天。因為我曾經以為自己想要的一切，或者我以為的“我是誰”，都不再存在了。現在我快走出那個階段了。《哈姆內特》在很多方面救了我，能在那個時期擁有這部電影，對我意義重大。你說你難以感受到愛。這聽起來很悲傷。你沒有過這種掙扎的感覺嗎？我當然有很多掙扎！但你是說你在親密關係中難以感受到愛？還是和家人之間？我想知道你具體指什麼。如果你極度害怕被拋棄、被逐出部落，你就不會努力去歸屬，也不會從脆弱與信任的位置真正去愛。這真的很悲哀，因為我認為人類並非為孤獨而生。我們生來像狼，像一個群體。被逐出部落是你能經歷的最痛苦的事。我能試著猜一下嗎？當然。當你談到被逐出部落我知道你要說什麼了。我要問的是家庭。好。你在中國長大，後來移居美國。家庭的分離是否與你所說的“被逐出”的感覺有關？我不能深入談論，但我會儘量回答。你知道嗎，你一開始問的是頒獎季。那感覺已經是很久以前的事了！但它其實相關，因為——對失敗的恐懼到底是什麼？當我的電影被影評人否定時，那種恐懼是什麼？如果票房慘敗，那又是什麼感覺？如果我輸了呢？在頒獎典禮宣佈獲獎者時，我會看著那些沒獲獎的人的臉，試圖感受：他們此刻在想什麼？最好的情況是：“那個人童年一定過得比我輕鬆。”最糟的情況是：“我不屬於這裡；他們拒絕我；我還不如死了。”趙婷與《哈姆內特》製片人史蒂文·斯皮爾伯格及劇組成員在金球獎獲獎後合影。攝影：Michael Buckner / Penske Media，via Getty Images你覺得坐在頒獎禮上的其他人也有這種感受嗎？有一些人有。可能比想像中更多。因為，如果工作是你唯一的歸屬感來源呢？如果你覺得除了家人，你無處歸屬，而家人又不在了呢？這讓我意識到，任何形式的歸屬都伴隨著被逐出的風險。人們聽到我這麼說可能會翻白眼，但真正無法被奪走的家，是你內在的那個家，是你與神性、與那偉大奧秘、與大地連接的那個家。那是奪不走的。如果你參加死藤水（ayahuasca）儀式或植物療愈，你就能感受到那種一體性。你參加過死藤水儀式嗎？無可奉告。不，我沒參加過。但我曾在治療師引導下體驗過植物療愈之旅，也感受過那種一體性。當所有雜念消失，你會感覺自己與萬物合一，真正毫無恐懼。所以回到你的問題：這種感受是因為我離開中國？還是因為某部電影失敗了？對，我在試圖定位你所說那種感受的源頭。我花了好多年嘗試這麼做。我們必須理解原因，因為那樣才能感到安全。但後來我意識到，就連“想要理解”本身也是一種控制和恐懼的形式。我慢慢放下了這一點，現在更多是問自己：我能安坐於那種感受之中嗎？也許，這正是身為人類的巨大悖論：不斷在“存在或不存在”、“去愛或被拋棄”之間保持張力。我繞了這麼大一圈，其實是在迴避你的問題。因為如果我試圖指出生命中的某個具體時刻，很容易被過度簡化。但事實並非如此。抱歉，我什麼都沒告訴你。沒關係。你提到“to be or not to be”，我腦子裡冒出個愚蠢的想法：威廉·莎士比亞這傢伙真有些好點子！這傢伙——真的被低估了！我以前以為他只是個作家，但現在我覺得他更像個德魯伊（druid）。他觸及了不可見的世界。或者，也許斯特拉特福（Stratford）長了些致幻蘑菇。有些劇本你讀著讀著會想：他肯定嗑了什麼。不過，這話可不是我說的。暗示莎士比亞吃了蘑菇？《哈姆內特》的導演可沒這麼說。但也許……真的呢！也許吧。我知道導演泰倫斯·馬利克（Terrence Malick）的作品對你很重要。我清晰記得16歲時，一周內先後看了他的《細細的紅線》（The Thin Red Line）和韋斯·安德森（Wes Anderson）的《青春年少》（Rushmore）。那是我觀影生涯中最震撼的一周，因為這兩部電影讓我看到了自己內心早已理解卻無法言說的東西。正因為如此，它們改變了我。你有沒有類似的經歷？當你說到“它們讓你理解了無法言說的東西”時，那究竟是什麼？趙婷與弗蘭西斯·麥克多蒙德在拍攝《無依之地》期間。攝影：Searchlight Pictures，via Everett Collection《細細的紅線》有一種我此前從未在電影中見過的神秘主義，以及對自然世界的超驗感受，我與之產生了極深的共鳴。而《青春年少》則融合了疏離感與赤誠之心。那時我正有那種感受，看到它被如此美麗地呈現出來，讓我對自己有了新的理解。這真的很美。對我來說，應該是王家衛的《春光乍洩》，當然還有泰倫斯·馬利克的《生命之樹》（Tree of Life）和《新世界》（The New World）。但《春光乍洩》是在我更年輕的時候看的。你描述的那種體驗——這正是我們擁有藝術的原因。藝術不是要教我們不知道的東西，而是幫我們記起自己是誰。那部電影讓我意識到，我身體裡那種深刻的不適張力、那種有時彷彿要吞噬我的渴望、那種孤獨——在它的另一面，是我對連接與愛的深切渴求。《春光乍洩》充滿神秘，《細細的紅線》也是如此。我從未見過泰倫斯·馬利克。但今年1月1日，我接到一個陌生號碼的電話。我以為是遛狗的人打來的。我說“你好”，然後聽到一個非常輕柔的聲音：“你好，我是泰倫斯。”我當時還在想：那個泰倫斯？頭30秒，我還在懷疑是不是真的是他，因為他已經在聊《哈姆內特》了。他跟你說了什麼？我不能透露。給我個大概吧，畢竟馬利克以從不接受採訪著稱。在媒體眼中，他是個隱士。我不能分享他說了什麼，但我告訴他，我覺得自己屬於一種“被尋回的傳承”。我仍在努力回歸我自身文化——中國文化——的敘事傳承。但由於人生際遇，我一直無法接觸到它。所以他的電影讓我得以加入一條傳承脈絡。我覺得自己來自他的譜系。這對一個說故事的人意義重大，因為你終於感到自己有所歸屬。而且說“我來自他的譜系”也比說“我那些風吹草動的鏡頭全是在抄他”要好聽多了。[笑] 你這麼說真有趣！我確實對他說過：“我剛才說的和‘我基本上抄了你很多作品’之間只有一線之隔。”對此我毫無羞恥感。《永恆族》中宇宙創生的段落，就是非常謙卑地受到《生命之樹》中某個段落的啟發。我想再問問你關於臨終關懷師培訓的事。你有沒有陪過某人在臨終那一刻？有。你呢？我有過。嗯，每次經歷都不同，但我學到最重要的一點是：死亡是孤獨的。人們常說“我們都是獨自死去”，這是真的。即使被親人環繞，那仍是非常內在、非常孤獨的體驗。當你看到死亡是一場極其個人的旅程時，反而會感到一種慰藉。這讓我意識到，我不必為了“不要孤獨死去”這種恐懼而做人生決定。我不想花一輩子為死亡做準備。我想好好活著。即便這個決定最終導致我在臨終時完全孤身一人，我也知道那在最後時刻並不會有什麼不同。被成就、安全感、親人圍繞——那依然是我個人的體驗，只屬於我。你也是這樣感受的嗎？攝影：Devin Oktar Yalkin /《紐約時報》是的。我母親去世時，我和幾位至親都在她身邊。她希望我們都陪著她。以我對她的瞭解，我以為她會希望我們全都抱著她之類的。但在她離世前的幾分鐘，很明顯，她獨自去了某個地方。你能陪在她身邊，那一刻一定非常特別。我看待生命的方式確實從此不同了；你總會學到一些東西。但我該怎麼從這個話題轉出去呢？！哦，對了——成就：之前我們談到好萊塢獎項，你也提到了對被拒絕的恐懼或對認可的渴望。聽你這麼說很有意思，因為你是一位奧斯卡獲獎導演，看似正處於事業巔峰，卻仍有這些艱難的感受。對你來說，職業成功和個人滿足之間有關係嗎？理想情況下，你的自我價值不應由你拿了多少獎或電影賺了多少錢來定義。想像一下，如果你能像衝浪者一樣，真正享受——每一朵浪花的每個部分？你能否在失敗、被批評、輸掉時也找到樂趣？我一直在探索這一點，因為我知道，43歲的我，人生一半時間會很棒，另一半時間會很“糟”。我也想在那些“糟”的時刻裡找到快樂、喜悅和敬畏。我正在努力。進展如何？我人生中經歷過很多“糟”的事。我稱之為“糞堆”。很多人都在試圖弄明白這件事，因為大家逐漸意識到：好吧，我人生有一半時間會在“糞堆”裡。我不想麻木自己，不想接一份不喜歡的工作，也不想愛上一個其實不愛的人——僅僅是為了逃避坐在“糞堆”裡的感覺。 (邸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