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導讀這篇文章捕捉到了網際網路時代的一種荒誕症候：當我們在傳統社交媒體的虛假人設中窒息時，那群最頂級的網紅聚在一起，反而展現出一種極度功利卻“清新”的誠實。娜奧米·弗萊（Naomi Fry）帶我們潛入 TikTok 的年度盛典，剝開這層鍍金的浮華，露出了底下赤裸裸卻又充滿生命力的資本邏輯——在這裡，生活不僅是用來過的，更是用來賣的。TikTok 版“奧斯卡”：那份弔詭又清新的坦誠很長一段時間裡，我都強迫自己遠離 TikTok。我心裡清楚，社交媒體對我而言已經是個麻煩了。我曾重度沉迷 Instagram，早上一睜眼就抓過手機點開 App，緊接著陷入一種神遊狀態【1】，整日機械地刷著資訊流、快拍和私信。理智告訴我，看著別人看似完美、充實且快樂的生活只會讓我覺得自己一無是處，但這無濟於事。X（前推特）也是個大問題。作為資深推特使用者，即便埃隆·馬斯克接手後平台上充斥著種族主義、色情和陰謀論內容，我依然頑固地登錄著。這些平台對我時間和習慣的掌控力是如此之強，以至於我唯一的戒斷方式就是徹底註銷帳號。（如果只是從手機上刪除 App，不出半日，我就會羞愧且自我厭惡地重新下載。）我的大腦依賴點贊和回覆帶來的即時滿足，貪戀點選滑動的麻木快感，更恐懼獨處時不得不面對內心想法的時刻。那怕不加這一個新的社交平台，我腦子裡的毒素也已經夠多了。我對 TikTok 的恐懼並非空穴來風。過去幾年，這款應用無疑背負了當代社會的諸多罵名。它被視為手機成癮、虛假資訊以及殭屍般極度膚淺文化的罪魁禍首。（在 HBO 新喜劇《愛在洛杉磯》(I Love L.A.) 最近的一集中，現實中的 TikTok 紅人昆琳·布萊克威爾 (Quenlin Blackwell) 本色出演，自嘲為一個痴迷於將空洞名聲最大化的膚淺內容創作者。）這款應用的“推薦”資訊流 (For You feed) 嘈雜、毫無邏輯且充斥著各種梗，配樂往往是無腦的音效和卡通式的加速音樂或旁白，似乎專為吸引年輕人而設計，引發了人們對其可能損害兒童心理健康的擔憂。“開始這個項目時，有個女孩告訴我，我一半的朋友因為 TikTok 患上了飲食障礙，另一半則在撒謊，”紀錄片導演勞倫·格林菲爾德 (Lauren Greenfield) 去年與我談論她關於青少年與社交媒體的新作《社會研究》(Social Studies) 時如是說。儘管如此，我也明白，TikTok 在當代美國生活中的核心地位已不容置疑。據最新官方統計，美國 TikTok 使用者數量達到了驚人的 1.7 億；2023 年秋季在美國上線的應用內電商平台 TikTok Shop 也在以令人眩暈的速度增長，足以叫板 Etsy 和 eBay 等老牌電商巨頭。（今年 1 月至 10 月，其美國市場銷售額達到了 100 億美元，而 2024 年同期僅為這一數字的一半——這還是在唐納德·川普加征關稅的背景下實現的。）作為評論家，我也意識到 TikTok 不僅是流行文化梗和趨勢的溫床——比如莫名其妙卻有點好笑的“six seven”梗，或是那款甜膩噁心的迪拜巧克力【2】——更是名流的孵化器，這些人最終往往能突破平台的侷限。（例如艾迪生·雷 (Addison Rae)，她十幾歲時靠在應用上跳舞成名，隨後轉型流行歌手，最近剛獲得格萊美最佳新人獎提名，並被《衛報》評選為年度藝人。）簡而言之，我開始覺得，無論是為了我自己、讀者，甚至是為了國家，我都該縱身跳入 TikTok 這片波濤洶湧的海域。當有機會參加在好萊塢舉辦的首屆 TikTok 頒獎典禮時，我知道，時候到了。為了在首航中找點依靠，我邀請朋友漢娜 (Hannah) 同行。漢娜是你我都熟悉的本刊美食評論家，雖已成年且為人母，卻令我驚訝地承認自己是 TikTok 的“超級死忠粉”，儘管她緊接著補了一句警告。“我覺得這東西太可怕了，簡直是世間禍害，”她說。她承認自己在無腦滑動中浪費了無數寶貴時間，偶爾當那些熱門音效像電影《美麗心靈》【3】裡那樣在她腦中迴響時，她必須強行停用。不過她解釋說，她欣賞 TikTok 是因為它展示了人類經驗中那些陌生的角落。這與 Instagram 不同，後者讓她陷入與熟人的比較和絕望，而 TikTok“不會讓我討厭自己，”她輕快地說道。她會看謀殺案的法庭錄影，中西部八個孩子的媽媽拍的“跟我一起準備出門” (GRWM) 視訊，或是像“糖果沙拉傾訴大會”這種奇怪的挑戰——人們一邊往碗裡扔軟糖，一邊說出自己經歷過的創傷。“那些古怪的陌生人讓我著迷，”她說。典禮前幾天，我戰戰兢兢地註冊了 TikTok 帳號並開始試用。漢娜曾誇讚該平台的演算法對她的喜好極其敏感（“我覺得它真的很懂我”），但我知道應用需要時間來識別我內心深處的需求，管它是什麼呢。（貓？整形手術前後對比？明星八卦盲盒？）所以即使我刷到的內容大雜燴：教你如何“提升女人味”的視訊（“隨時隨地噴香水”；“像對待黃金一樣對待頭髮”）；一個男人試圖指揮困惑的司機去“同性戀停車場”的惡作劇；一段關於雙重謀殺案的 911 報警錄音；還有一個甜得發膩的“紐約聖誕時光”視訊，看著像——事實上我想也就是——AI 生成的。我也時刻謹記那十幾歲女兒的教誨，她在我登上去洛杉磯的飛機前，不情不願地給了點有用的建議。“在 Instagram 上，有些人可能還想跟認識的人聯絡，”她說，“但在 TikTok 上，人人都是為了自己，為了做內容。”換句話說，我來這兒不是為了交朋友的。我本不該擔心的。走進日落大道上舉辦活動的 Palladium 劇場，看到許多提名者和頒獎嘉賓聚集在媒體區附近，我才意識到自己真是個異鄉異客。這幫人到底是誰？現場氛圍有點像小鎮的高中舞會：狂歡者們穿著亮片晚禮服，戴著別出心裁的首飾，頂著精心打理的髮型和濃妝在交際。有些人——也許是班上的活寶？——甚至穿著戲服。一位名為“幻想先生”(Mr. Fantasy，粉絲數 110 萬) 的表演者，戴著煤黑色的波波頭假髮和埃爾頓·約翰式的墨鏡，身穿時髦的粉色西裝，在背景板前用誇張的英國口音模仿《王牌大賤諜》的台詞。（後來我聽說有傳言他是《河谷鎮》演員 K.J. 阿帕的小號。）朱爾斯·勒布朗 (Jools Lebron，粉絲數 230 萬)，這位因 2024 年爆火口頭禪“很端莊，很周到”(very demure, very mindful) 而聞名的頒獎嘉賓，身著低胸閃亮禮服，正拿著手持風扇降溫；克里斯·芬克 (Chris Finck，粉絲數 180 萬)，一位因高空跳傘視訊獲得提名的創作者，穿著翼裝飛行裝備在鏡頭前上躥下跳，彷彿隨時準備起飛。換句話說，這絕不是《名利場》的奧斯卡派對。沒人追求低調奢華或精緻優雅；沒人假裝自己沒費勁打扮，或者不為能到場而激動萬分，更沒人掩飾自己正拿著手機不停地拍自己和周圍的人——大概是為了發 TikTok，這就形成了一種“銜尾蛇”般的死循環。這種持續不斷的被審視感（更別提那種認為世間萬物皆可轉化為可分享內容的預期）雖然令人沮喪，卻也透著一種怪異的清新感。這難道不正是當下公共生活最誠實、雖說也是被放大的對應嗎？這種感覺在演出開始時愈發清晰。觀眾被告知，場館電力故障導致舞台螢幕燒壞了。這意味著這場現場典禮將難以置信地在“只有音訊”的情況下進行。活動設有十四個獎項，包括針對新人的“年度新星”、針對美妝博主的“Okay Slay 獎”，以及針對教育博主的“我今天才知道 (I Was Today Years Old) 獎”。每當頒獎人宣佈某類別的提名時，只能聽到他們 TikTok 片段的聲音，卻看不到畫面。起初，我很驚訝演出竟能在如此簡陋的條件下繼續，但隨後漢娜掏出手機，給我展示了活動的 TikTok 直播流，在那上面，視訊片段被完好無損地切入。換言之，電力故障並不重要。或者說，它隻影響了線下體驗 (IRL)，但這與每個人裝置上發生的更重要的傳播事件相比，簡直微不足道——反正大部分觀眾都埋頭盯著手機看。但我必須承認，這種處處“露怯”的粗糙感中，有一種可愛甚至肯定生命力的東西。我交談過的 TikTok 創作者，不像傳統大明星那樣被打磨得光鮮亮麗，或脫離日常現實。就在不久前，他們中許多人還是無名之輩，是來自不同背景、努力維持生計的張三李四。如今，他們似乎真誠地相信 TikTok 帶來的恩賜——通過品牌交易、聯盟行銷、粉絲打賞、付費牆、觀看獎勵和平台外機會，他們得以養活自己和家人。晚會期間，我無數次聽到“TikTok 改變了我的人生”這句話。來自休斯頓的年輕小夥聖地亞哥·阿爾巴蘭 (Santiago Albarrán，粉絲數 330 萬) 告訴我，得益於他在 TikTok 上的崛起，他開創了自己的服裝線，為家人成立了一家糖果公司，並回饋了西班牙裔社區。我走近阿爾巴蘭時，他正在拍攝朋友兼同行巴勃羅·佐勒齊 (Pablo Zolezzi，粉絲數 290 萬)，佐勒齊正在劇場的深粉色地毯上跳著滑稽的小舞步。這兩位穿著帥氣西裝的創作者靠發佈喜劇段子成名，時常相互合作。（佐勒齊靠一個模仿帥哥“查德”的搞笑表情視訊走紅；阿爾巴蘭的第一個爆款視訊則是戴著螢光色假髮和朋友在停車場跳舞。）“這讓我們徹底出名了，簡直荒謬，”佐勒齊說，“我們得以逃離朝九晚五的生活。”他也通過 TikTok 獲得了平台外的發展機會，現在擁有一個高檔曲奇品牌，並投資了房地產。“全靠 TikTok，一切都是，”阿爾巴蘭說。在這個國家歷史上，當賺取生活工資、更別提實現“美國夢”的可能性變得愈發渺茫之際，TikTok 似乎成了一個潛在的解決方案——一個向那些足夠大膽和執著的人招手的網路邊疆。然而，正如阿多諾和霍克海默 (Adorno and Horkheimer)【4】曾提醒我們的那樣，“幸運女神不會眷顧所有人”。況且，即使是那些嘗到了這個夢工廠甜頭的人，也永遠不能停止勞作。“年度 TikTok 直播創作者”提名者之一、歌手喬丹·布魯 (Jourdan Blue，粉絲數 83.5 萬) 告訴我，他在應用上的直播不僅讓他能養活自己，還通過粉絲打賞實現了拍攝音樂錄影帶等職業目標。（粉絲可以通過禮物表情符號向主播捐款；TikTok 從中抽成。）我好奇有多少人在看他的直播。“現在大概有 900 名觀眾，”他回答道。事實上，我們交談時直播正在進行。“這些都是幾分錢的小錢，”他說著指了指手機，給我看一位粉絲剛送給他的禮物表情，“這是一朵玫瑰，代表我喜歡你。” (外文精譯)

If You Quit Social Media, Will You Read More Books?書籍效率低下，而網際網路正在訓練我們期待最佳化的體驗。插圖：（Mark Harris）這是我們許多人如今常有的一個念頭：如果我們不是整天盯著該死的手機，我們肯定能釋放出一個更好的自我——那個會去遠足、多和孩子聊天、對他人成功不再感到強烈嫉妒的自己。這個想法很美好；我每天至少會一次幻想，如果我把手機砸成碎片，再也不聯絡蘋果客服，我的生活會變成什麼樣？我會成為一位差點打到標準桿的高爾夫球手，還是那種陪孩子拼千片拼圖的父親？我會拍出捕捉時代精神的雄心勃勃的電影嗎？至少，我會不會去讀更多艱深的小說？多年來，人們對智慧型手機和社交媒體成癮的不安情緒不斷增長，且毫無減弱跡象。我自己也曾感受到這種恐慌。因此，今年7月，在一本書的截稿日期迫近之際，我退出了社交媒體。起初我解除安裝了X（這是我最大的問題），但到了8月底左右，Instagram、TikTok，以及幾乎所有能讓我和陌生人爭論的應用程式，都從我的手機裡消失了。在此之前，我每天大約花十個小時盯著手機或坐在台式電腦前。我不一定需要把使用時間降下來，但我希望每周查看螢幕使用報告時，那些五顏六色、記錄我在消磨時間的應用上耗費了多少小時的小條形圖，能全部挪到我用來寫書的文書處理軟體裡。這個計畫或多或少奏效了。我按時完成了書稿初稿。但戒斷社交媒體所設想的其他效果卻從未真正顯現，至少沒有明顯體現出來。我尤其希望我能開始讀更多書，因為我發現，令人羨慕的優美文字會促使我去嘗試寫作——倒不一定是出於靈感，而是出於一種恐懼：如果我不趕緊動筆，就會落後於人。然而，我發現主要的效果只是我根本不知道世界上發生了什麼。這感覺倒也不錯，但那些我本希望讀完的書，卻始終沒能拿起來。關於社交媒體的一種常見末日場景大致如此：沉迷網路的公眾被互動帶來的多巴胺刺激和短影片帶來的即時滿足所俘獲，逐漸喪失閱讀書籍的能力，結果變得越來越愚鈍、越來越偏激。坦白說，我對這種恐懼並非無動於衷——不僅因為我的工作就是撰寫文章和書籍，更因為我堅信人們讀書本身就是一件好事，無需附加條件。而關於我們集體閱讀習慣的統計資料並不樂觀。在英國國家識字信託最近一項針對七萬六千名8至18歲青少年的調查中，只有五分之一的人表示他們在空閒時間每天都會閱讀一些內容，這是該調查歷史上的最低水平。在美國國家藝術基金會2022年的一項民調中，過去一年內至少讀過一本書的成年人比例跌破50%，比十年前下降了約10個百分點。這是否意味著人們的整體識字能力在下降？反直覺的是，歷史上從未有過像今天這樣人們花更多時間閱讀文字的時代——那怕只是手機上的簡訊。我們可以承認，其中大部分閱讀內容遠不如書籍那樣富有啟發性，但我確實懷疑，書籍閱讀量的下降及其與我們上網習慣之間的關係，可能比我們傾向於認為的要複雜得多。例如，如今獲取資訊要容易得多——這些資訊我們過去可能會從書中尋找，也包括關於我們可能想讀的書的資訊。也許，在網際網路時代，作為見多識廣的讀者，我們大多數人只想每隔幾年讀一本高度契合自身興趣的書。這能解釋很多現像嗎？可能不能；更有可能的是，我們大多數人只是更深地陷在手機裡了。儘管如此，我確實認為我們需要改變對“識字”（literacy）的理解方式，以及它究竟意味著什麼。想像一個人；我們就叫他戴夫（Dave）。他是一名住在中西部的忙碌律師，對美國軍事史有濃厚興趣。他在Reddit上找到了一個志同道合的社群，大家互相分享自己最喜歡的書目。久而久之，在這個論壇裡，戴夫逐漸瞭解那些發帖者的品味和自己一致。他開始更挑剔地選擇要讀的書——某種意義上，他成了一個更“高效”的讀者，儘管他讀的書可能更少。戴夫還聽播客、看YouTube長視訊，甚至參加關於安提塔姆戰役或其他他感興趣話題的直播研討會。那麼，與一年讀三本書相比，如果他唯讀了兩本，他是否就變得更無知、更缺乏文化素養了呢？第二個相關的問題是：我們的線上生活能否真正復現線下讀書會或課堂那種崎嶇、緩慢的感受？還是說，網際網路的推薦機制和即時資訊供給，會讓一切都變成一場追求速度的最佳化競賽？我是在讀到作家塞琳·阮（Celine Nguyen）一篇題為《關於21世紀寫作的筆記》（Notes on being a writer in the 21st century）的清單後開始思考這個問題的。阮在Substack上發表思想深邃的批評文章，提出了一些頗具反傳統的觀點。例如，她指出：“早在AI製造垃圾內容之前，人類就已經在生產垃圾內容了。”她還令人信服地論證：社交媒體和網際網路或許會讓人們讀得更聰明，即使他們讀的書變少了：“如今我認為塑造了我世界觀的許多書籍，最初都是因為有人在Reddit或Twitter上發帖我才得知的。這正是網際網路特別之處：你不必身處某個特定的社交圈層，就能接觸到這些東西。”阮的經歷絕非孤例。TikTok上龐大而鬆散的文學社群“BookTok”已促使許多人跳出自己的常規閱讀興趣。你不需要深入挖掘X、Reddit或Instagram，就能找到那些永遠不會出現在報紙雜誌年終榜單或主流年度獎項名單上的閱讀推薦。一些冷門文學作品正觸達此前可能無法觸及的讀者。但如果我們接受阮的觀點，並得出結論：我們中的一些人正在減少閱讀劣質書籍，更快地找到自己喜歡的內容——這真的意味著閱讀文化的進步嗎？讓我們再把假設中的朋友戴夫——那位軍事史愛好者——放進一個讀書會。這個讀書會要求他讀一堆他原本絕不會主動挑選的書，其中大多數他都覺得毫無意義、浪費時間。但這個讀書會也提供了一個面對面的朋友群體，他可以和他們辯論、爭執，甚至爭吵下一本該讀什麼書。戴夫可能並不會比沒參加讀書會時多讀幾本書，他讀的書甚至可能更少樂趣；他接收到的資訊質量甚至可能下降。他或許最終還是會回到同樣的Reddit帖子中，繼續搜尋那些精準匹配自己興趣的內容。但共同閱讀確實具有社會價值。有人或許能把他從狹窄的興趣領域中喚醒。書籍所提供的崎嶇思維地形本身就有益處；長篇文字有時引發的無聊與不耐煩，反而比那些高度精煉的內容更能推動和激發思考。我問阮，她是否覺得她所描繪的那種更精細、更線上化的閱讀群體，是否會取代線下讀書會、文學社團或寫作工坊的必要性。她說，雖然社交媒體和通過網際網路瞭解書籍很可能加速了探索過程，但在她的經驗中，這也可能幾乎完全將人限制在自己的口味之內。“你能製造出一個更加密不透風的過濾氣泡，”她說。社交媒體確實會形成強大的共識——在網上，一切事物往往迅速向單一光源靠攏。有人或許會辯稱，一個更慢、更碎片化、基於本地面對面討論的網路，最終可能帶來更多思想多樣性。當我問及這一點時，阮提到了“第九街女性”（Ninth Street Women）——一群戰後時期的抽象表現主義藝術家——並坦言自己對藝術家和作家在實體空間中為共同目標相聚這一理念懷有一種錯位的懷舊之情。“如果大家在同一個物理空間裡交流，本身就感覺更有活力，而不是所有人都在同一時間各自在Substack上發筆記，”她說。但她也指出，這類運動往往非常封閉排外，而如今在Substack等平台上最成功的許多作家，恰恰可能是那些無法融入紐約文學圈的人。在我看來，這無疑是真的。去同一家酒吧、投稿同一批小眾期刊、嚴肅地凝視同一間畫廊裡的同一件藝術品，這樣的生活固然美好，但在今天看來既過時又令人厭煩。在另一條給作家的筆記中，阮宣稱：“我頗具爭議地支援社交媒體。如果你寫的是藝術，就把你所有的社交媒體內容都聚焦於當代藝術、藝術評論家和新藝術作品發佈，從而營造一個強化你所做之事的聚焦世界。”我過去也嘗試過類似策略，尤其是在撰寫教育政策或人工智慧等特定主題時。但我發現，這並未真正帶來洞察力的銳化，而只是讓我更緊密地聚焦於社交媒體上的共識——而這種共識很大程度上由在特定話題上發言最多的人所主導。即使在我並未直接評論某條推文的時候，我的寫作依然在朝它做出姿態。在這種形式下，寫作更像是在一條聚合了新聞報導、社交媒體帖子和各類視訊播客的資訊流上貼上一個評論氣泡。大多數評論員——至少那些通過專欄、通訊或播客評論世界的——都在以某種形式進行這種寫作。總體而言，這類寫作構成了“話語”（the discourse）。順便說一句，這種聚合也正是大型語言模型最擅長複製的東西。ChatGPT無法報導新事實，也難以提供豐富的氛圍細節，但它可以吸入某個主題下所有已寫內容，加以整理，並以有序的方式呈現出來。阮的建議或許是正確的，但如果真是如此——考慮到通訊簡報和政治評論的流行，以及小說乃至厚重傳記的衰落——人類寫作的未來似乎正徑直衝進人工智慧機器的血盆大口。我們該如何應對？我們是否應該尋求那些感覺真正屬於人類的形式與風格突破？還是說，一切終將淪為垃圾內容？我們試圖尋找非“垃圾化”散文的努力，能否跑贏大型語言模型（L.L.M.s）自身可能生成的文體變體？我最近看到的一些最具創新性的形式實驗，恰恰出現在Substack上——包括瑞安·利扎（Ryan Lizza）最近連載的、關於前未婚妻奧利維亞·努齊（Olivia Nuzzi）的轟動性爆料回憶錄（不管你對此作何感想）。並非所有社交媒體或非傳統形式的寫作都變成了垃圾。但抵制純粹的最佳化、聚合與專業化仍有其價值——不僅是為了守護文字中的人性，也因為我們深知，獨自陷在兔子洞底，終究是件非常孤獨的事。 (邸報)

The Age of Anti-Social Media Is Here社交媒體時代已經結束了。未來會更糟。本文即將刊登於2025 年 12 月《大西洋月刊》雜誌，印刷版標題為Get a Real Friend.作者：Damon Beres是《大西洋月刊》的高級編輯，負責科技版塊。插圖作者：Ben Hickey2025年11月5日，美國東部時間上午8點自成立以來，臉書（Facebook）一直將自己描述為一種促進人際關係的公共服務。2005年，網站上線後不久，其聯合創始人馬克·祖克柏將該平台稱為幫助人們交友的“破冰船”。如今臉書已更名為元宇宙（Meta），懷揣著更為宏大的抱負，但其當前的使命宣言大致相似：“建構人類連接的未來，以及使之成為可能的技術。”每天有超過30億人使用臉書、照片牆（Instagram）等元宇宙旗下產品，還有更多人使用其他競爭對手的平台——這些平台同樣承諾提供連接與社群。但一個更深層次、更優質的人類情誼新時代尚未到來。不妨問問祖克柏本人。“有一個資料我一直覺得很不可思議，”他在4月接受播客主德瓦克什·帕特爾採訪時說，“我認為美國人平均擁有的朋友不到三個。而每個人實際上需要更多有意義的朋友，大概是15個左右，對吧？”祖克柏的具體資料有誤——根據近期調查，大多數美國成年人表示自己至少有三個親密朋友——但他觸及了一個真實存在的問題。毫無疑問，我們的社交性正變得越來越弱。人們沉迷於手機，被社交媒體上無休止、無意義的“互動”所吸引。在過去15年裡，面對面的社交活動急劇減少。我一直清楚，自己在臉書上積累的921個“好友”根本算不上真正的朋友；而如今，把這個“好友計數器”帶入我生活的人，本質上也認同了這一點。然而，祖克柏並非在承認失敗。他是在指向一個新的機遇。風險投資家馬克·安德森在其2023年頗具影響力的論文《技術樂觀主義宣言》中寫道：“我們相信，沒有任何物質問題——無論是自然造成的還是技術造成的——是無法用更多技術解決的。”秉持著同樣的精神，祖克柏開始提出一個想法：人工智慧聊天機器人或許可以填補人們缺失的部分社交需求。臉書、照片牆、Snapchat、X平台、Reddit——所有平台都在積極地將人工智慧聊天機器人推向使用者。在播客中，祖克柏表示，人工智慧或許不會“取代面對面交流或現實生活中的聯絡”——至少不會馬上取代。但他也提到，人工智慧治療師和虛擬女友有望在虛擬空間中具象化；他還忍不住提到，元宇宙希望打造一種“全天候視訊聊天”服務，其中的人工智慧會像真人一樣外觀、手勢、微笑和發聲。元宇宙正在努力將這一願景變為現實。而且它絕非孤軍奮戰：許多公司都在做著同樣的事情，已有不少人將人工智慧用於陪伴、性滿足和心理健康護理。祖克柏所描述的——如今正在發生的——是一個新數字時代的開端，這個時代比上一個時代更具主動反社交性。生成式人工智慧將自動化大量工作崗位，將人類從職場中剝離。但它幾乎肯定也會剝奪社交領域的人情味。經過多年的使用和產品升級，我們中的許多人可能會不知不覺地與那些最初僅作為幫手或娛樂工具的機器人建立關係，就像我們當初被演算法推送和智慧型手機螢幕的光芒誘使著陷入被動一樣。這似乎至少會像社交媒體時代那樣，給我們的社會帶來巨大變革。注意力是網路生活的硬通貨，而聊天機器人已經俘獲了大量注意力。儘管存在明顯的問題（例如提供不可靠的答案），仍有數百萬人在使用它們，只因操作太過便捷。人們無需特意尋找：在照片牆上滾動瀏覽時，可能會突然看到“與人工智慧聊天”的提示；亞馬遜的Rufus機器人則熱衷於與你討論海報板、營養補充劑、袖珍聖經、管道疏通器等各種話題。如今最受歡迎的聊天機器人並非明確設計為陪伴型產品；然而，使用者天生傾向於將這項技術擬人化，因為它的交流方式酷似人類。即便只是作為無形的文字交流工具，這些機器人也能引人入勝。它們聲稱無所不知，同時又態度謙遜，將使用者奉為至上。任何與聊天機器人打過不少交道的人都會發現，它們往往阿諛奉承。有時，這種奉承相當直白。今年早些時候，OpenAI撤回了對ChatGPT的一項更新，原因是該機器人變得異常急於取悅使用者，即便是極其滑稽可笑或危險的想法，它也會大加讚賞。據報導，有使用者稱自己擅自停藥後，它回覆道：“我真為你驕傲。掙脫他人強加給你的輕鬆舒適的道路，需要巨大的勇氣。”但取悅使用者並非漏洞，而是其設計特點。商業用途的聊天機器人通常不會挑戰你的想法；它們的目的是接收你的輸入，給出令人愉悅的回應，讓你不斷回頭使用。正因如此，聊天機器人和社交媒體一樣，會把使用者引入思維的死胡同，只不過這種“挖掘”往往是使用者主動發起的。《紐約時報》曾報導過一個案例：一位有嚴重吸食大麻習慣的離異企業招聘專員表示，在21天內與ChatGPT交流了300小時後，他認為自己發現了一種新的數學形式。同樣，優步（Uber）聯合創始人兼前首席執行官特拉維斯·卡蘭尼克稱，與聊天機器人的對話讓他“非常接近”量子物理學的突破。患有精神疾病的人會發現自己的妄想被放大並反射回來，據報導，在某些情況下甚至導致了謀殺或自殺事件。後一類案例令人痛心，通常涉及社交孤立與大量使用人工智慧機器人的疊加，而這兩者可能會相互加劇。但即便你不孤獨、不偏執，機器人也會在你和周圍的人之間橫插一腳，提供只有人類才能提供的即時對話、肯定和建議。祖克柏表示，如今人們使用元宇宙人工智慧的主要用途之一，是獲取與老闆或親人進行艱難對話的建議——該說什麼、會得到怎樣的回應等。最近，《麻省理工科技評論》報導稱，一些治療師做得更極端：在治療過程中，他們會偷偷將與患者的對話輸入ChatGPT，以獲取回應思路。前者可能有一定用處；後者則明顯是一種背叛。然而，兩者之間的界限並不像初看時那麼清晰。除此之外，機器人可能會導致一些人不再努力去真正理解他人，這種做法最終可能會貶低他們自身——更不用說他們所處的社群了。這些問題即便在最淨化、最不私密的聊天機器人中也存在。GoogleGemini和ChatGPT既出現在課堂上，也出現在職場中，而且在大多數情況下，它們並不聲稱自己是陪伴型產品。那麼人類該如何看待埃隆·馬斯克的性愛機器人呢？除了電動汽車、火箭飛船和社交平台，馬斯克還是價值數十億美元的初創公司xAI的創始人。今年早些時候，xAI通過其智慧型手機應用程式推出了陪伴型聊天機器人，這些機器人以動畫角色的形式呈現，能夠發聲交流。其中一個名為安妮（Ani）的機器人，在螢幕上以金發雙馬尾、穿著暴露的黑色連衣裙的動漫女孩形象出現。安妮急於取悅使用者，不斷用暗示性語言挑逗使用者，並且樂於參與露骨的性對話。在每一次回應中，它都試圖讓對話繼續下去。它能記住你的名字，並儲存關於你的“記憶”——即你在互動中分享的資訊——並在未來的對話中加以運用。與安妮互動時，螢幕右側會出現一個頂部帶有愛心的進度條。如果安妮喜歡你說的話——比如你態度積極、敞開心扉，或者對安妮這個“人”表現出興趣——你的分數就會上升。達到足夠高的等級後，你可以將安妮的衣服“脫掉”至內衣狀態，露出這個虛擬角色的大部分胸部。之後，xAI又推出了男性虛擬形象瓦倫丁（Valentine），遵循類似的邏輯，最終會脫掉上衣。馬斯克的動機不難揣測。我懷疑安妮和瓦倫丁對實現xAI“理解宇宙真諦”的既定目標幫助不大。但它們肯定會讓使用者欲罷不能、反覆使用。市面上還有許多其他陪伴型機器人——例如Replika、Character.AI、My AI——研究表明，一些使用者每天會花一小時甚至更長時間與它們聊天。對一些人來說，這只是一種娛樂，但另一些人則開始將這些機器人視為朋友或戀人。個性是區分不同聊天機器人的一種方式，這也是人工智慧公司急於為這些產品增添個性的原因之一。例如，通過OpenAI的GPT-5，使用者可以從四種“個性”中進行選擇（“憤世嫉俗者”“機器人”“傾聽者”和“書呆子”），從而調整機器人的回覆風格。（OpenAI與《大西洋月刊》有企業合作關係。）ChatGPT還具備語音模式，使用者可以從九種人工智慧角色中選擇，與它們進行語音對話。例如，瓦爾（Vale）的聲音聽起來像女性，“開朗且好奇心強”。值得強調的是，無論這一切多麼先進——與一個表現得如同科幻作品中所描繪的人工智慧幻想形象互動，無論感覺多麼神奇——我們都還處在聊天機器人時代的最開端。ChatGPT問世僅三年；推特（Twitter）正式推出轉發功能時，也差不多是這個年紀。產品開發將持續推進。陪伴型機器人的外觀和聲音會變得更加逼真。它們會更瞭解我們，在對話中也會變得更具吸引力。大多數聊天機器人都具備記憶功能。在與你交流的過程中，它們會瞭解你的相關情況——這是一種比許多人每天與渴求資料的社交平台所進行的互動更為私密的形式。這些記憶——隨著使用者與機器人數月甚至數年的互動，將會變得更加詳細——會增強一種感覺：你正在與一個瞭解你的“存在”進行社交，而不僅僅是在向一個冰冷的程序輸入文字。Replika和ChatGPT中的舊版本GPT-4o的使用者都曾有過這樣的經歷：當技術更新導致他們的機器人失去記憶或行為發生變化時，他們會感到悲傷。然而，無論它們的記憶多麼豐富、個性多麼鮮明，機器人終究與人類截然不同。“聊天機器人可以創造一個毫無摩擦的社交泡沫，”精神病學家、史丹佛大學心理健康創新實驗室創始人尼娜·瓦桑告訴我，“真正的人會反駁你。他們會感到疲憊。他們會轉移話題。你看著他們的眼睛，就能發現他們已經感到無聊了。”人類關係中的摩擦是不可避免的。它可能會讓人感到不適，甚至抓狂。然而，摩擦也可能具有重要意義——它可以約束自私行為或膨脹的自我認知；可以促使你更深入地瞭解他人；可以幫助你更好地理解我們所有人都有的缺點和恐懼。安妮或其他任何聊天機器人都永遠不會告訴你它感到無聊，不會在你說話時瞥一眼手機，也不會告訴你別那麼愚蠢和自以為是。它們永遠不會讓你幫忙照看寵物或搬家，也不會向你提出任何要求。它們提供了一種陪伴的假象，同時讓使用者得以避免令人不適的互動或互惠行為。“在極端情況下，這可能會變成一個鏡像大廳，你的世界觀永遠不會受到挑戰，”瓦桑說。因此，儘管聊天機器人可能建構在人們熟悉的“互動”架構之上，但它們實現了一種全新的東西：讓你可以永遠只與自己對話。當一代孩子在成長過程中隨時都能接觸到這種互動工具時，會發生什麼？Google今年早些時候推出了面向13歲以下兒童的雙子座聊天機器人版本。人工智慧玩具公司Curio推出了一款售價99美元、名為格雷姆（Grem）的毛絨玩具，適用於3歲及以上兒童；一旦連接網際網路，它就可以與孩子們進行語音交流。記者兼家長阿曼達·赫斯在《紐約時報》上對該產品進行評論時表示，她驚訝地發現格雷姆在對話中如此巧妙地試圖建立連接和親密感。“我開始明白，它並非是對毫無生氣的泰迪熊的升級，”她寫道，“它更像是在取代我。”“每當出現一項新技術，它都會重塑社交方式，尤其是對孩子們而言，”瓦桑告訴我，“電視讓孩子們變成了被動的旁觀者。社交媒體則把一切變成了全天候的‘表現評估’。”從這個角度來看，生成式人工智慧正在遵循一個熟悉的模式。但孩子們花在聊天機器人身上的時間越多，與他人共同成長的機會就越少——而且與幾十年來存在的所有數字干擾不同，他們可能會被這項技術欺騙，誤以為自己實際上正在經歷一種社交體驗。聊天機器人就像一個通往你自己內心的蟲洞。它們總是在說話，從不提出異議。孩子們可能會把自己的想法投射到機器人身上並與之對話，卻在這個過程中錯失了一些至關重要的東西。“現在有大量研究表明，韌性是孩子們需要學習的最重要技能之一，”瓦桑說。但她接著表示，當孩子們從聊天機器人那裡獲取資訊並得到肯定時，他們可能永遠學不會如何面對失敗，也學不會如何發揮創造力。“整個學習過程都會化為泡影。”孩子們還會受到父母與人工智慧聊天機器人互動方式和互動頻率的影響。我聽過很多故事：父母讓ChatGPT為幼兒編睡前故事，用人工智慧生成的笑話和歌曲來滿足特定需求。或許這與給孩子讀別人寫的書沒有太大區別。又或許，這是一種徹底的妥協：那些珍貴的互動，被一個程序所主導。聊天機器人確實有其用途，而且在社交方面未必全是負面影響。我採訪過的專家明確表示，這些工具的設計至關重要。例如，初創公司Anthropic開發的聊天機器人克勞德（Claude）似乎比ChatGPT更不容易阿諛奉承，而且在對話陷入麻煩領域時更有可能終止交流。設計良好的人工智慧或許可以提供優質的談話治療（至少在某些情況下是如此），許多企業（包括非營利組織）都在致力於開發更好的模型。然而，商業利益幾乎總是首要考量。生成式人工智慧行業已吸引了數千億美元的投資，這些公司——就像它們的社交媒體前輩一樣——將尋求回報。在今年早些時候一篇關於“我們最佳化ChatGPT的目標”的部落格文章中，OpenAI寫道，它會“關注你是否每天、每周或每月都會回來使用，因為這表明ChatGPT足夠有用，值得你再次光顧。”這聽起來與其他任何社交平台“不惜一切代價追求規模”的心態非常相似。與它們的前輩一樣，我們可能並不完全瞭解聊天機器人的程式設計原理，但至少我們能看到這一點：它們知道如何引誘使用者並保持使用者粘性。祖克柏推廣生成式人工智慧，這完全合乎情理。這是一項為孤立時代量身打造的孤立技術。他的第一批產品儘管承諾要連接我們，卻讓人們彼此疏遠。如今，聊天機器人又承諾提供一種解決方案。它們似乎在傾聽。它們會做出回應。人類的大腦迫切地想要與他人建立連接——於是便自欺欺人地在機器中看到了人的存在。 (邸報)

大楊有話說：在大多數人眼中，墨西哥電商還處在“低價+促銷”的初級階段。但Google的一份最新消費行為報告卻揭示出另一幅圖景：消費者不再一見鍾情，而是精挑細選；不再被廣告主導，而是受內容驅動；購物不再是一錘子買賣，而是一段被反覆驗證的信任關係。這一轉變，不只改變了電商投放的ROI邏輯，更重構了品牌與消費者之間的溝通方式。誰能掌握“內容+信任”的雙引擎，誰就能在拉美電商浪潮中乘風破浪。01 從“看到就買”到“滑過千軍”：墨西哥消費者的四步決策路徑Google提出的“Buscar（搜尋）→ Scrollear（滑動）→ Visualizar（觀看）→ Comprar（購買）”消費模型，表面上看是使用者行為的流程化總結，實則背後是一套新的消費心智模型。Buscar：搜尋是主動行為消費者不是被廣告推著買，而是“我想要、我來找”，搜尋往往從靈感出發而非具體需求。例如刷到朋友穿某品牌球鞋後主動去搜“墨西哥那買得到”。Scrollear：瀏覽變成第一戰場使用者不只看商品，更在“試探品牌”——價格不夠打動，評論真假才最關鍵。頁面不美觀、資訊不透明、沒有社群氛圍感的商家直接被滑走。Visualizar：視訊是信任的中介靜態圖太假、描述太空，唯有開箱視訊、博主測評、素人用後感，才能打通感性認知與理性判斷之間的轉化鏈路。Comprar：下單只是終點，不是重點成交不過是水到渠成。決定使用者走到這一步的，不是最後那個折扣，而是前面每一步累積的“信任閾值”。換句話說，消費者並沒有變得挑剔，而是變得聰明。他們願意為好內容買單，但不會為劣質資訊浪費注意力。02 平台主導權的轉換：從電商平台轉向內容生態在傳統認知裡，平台就是“交易發生的地方”。但Google的這份報告讓我們看到，真正影響消費者決策的平台已經不再是Mercado Libre或Amazon，而是TikTok、YouTube和Instagram。這背後的邏輯是，內容平台成了品牌的“第一接觸點”：使用者刷短影片→觸發興趣→跳轉搜尋；博主推薦→建立信任→去平台比價下單；私域分享→口碑傳播→帶來轉介紹。電商平台則淪為“最後交付環節”。流量源頭和心智建立早已從交易端遷移到內容端。這對品牌來說意味著什麼？內容策略等於銷售策略：內容不好，不管你電商價格多誘人，都只是“陳列在角落裡沒人走過去的商品”。預算分配要重心西移：不再是90%投廣告、10%搞內容，而是內容佔比至少得上升到40%以上，甚至在社交主導型品類中佔據半壁江山。電商平台正在“工具化”：不再是品牌爭搶的主場，而只是結帳台。未來的增長，不在平台營運部手裡，而在內容策劃部手裡。03 誰掌握“內容力” 誰才能贏得墨西哥市場在墨西哥這個正在快速進化的電商戰場上，下一階段的核心競爭力，不再是平台選品能力，而是“內容驅動能力”。想要佈局墨西哥的企業或投資人，可以從以下三個方向切入：1. 把“內容部門”提到戰略高度過去，品牌常將內容創作視為輔助工作，通過臨時僱人、外包廣告公司或簡單翻譯完成。但在墨西哥，消費者的購物路徑已完全“內容化”，從搜尋、瀏覽視訊、查看評論到下單，任一環節缺失都會導致轉化中斷。建議：在墨西哥本地設立內容團隊，負責社媒、本地化描述、直播指令碼和使用者互動內容；建立“內容測試-轉化監控-最佳化反饋”的完整機制，內容團隊應直接對銷售結果負責；關注能夠生產長尾內容、低成本快迭代的內容生產技術或服務商，這類公司值得投資者特別留意。2.用“墨西哥語言”講故事，而不是“翻譯你的產品說明書”很多中國品牌敗在本地化的第一步——不是語言翻譯錯誤，而是“文化語境脫節”。墨西哥消費者喜歡帶情緒色彩的描述，喜歡誇張的表達，願意通過“使用者使用感受”而非“功能參數”判斷商品好壞。建議：放棄中式中性描述，採用更有情緒的本地表達方式；與當地KOL、母嬰類、潮流類短影片創作者合作，打造生活場景感極強的內容；重視搜尋關鍵詞的“地緣變體”，例如“ropa barata”（便宜衣服）和“moda económica”（實惠時尚）在不同階層中代表不同語義，投放策略要因地制宜。3.社交裂變不是可選項，而是墨西哥電商的主戰場YouTube Shorts、TikTok和Instagram Reels正在成為墨西哥年輕使用者的“首要購物前平台”。但光有曝光不夠，真正轉化的，是那些能引發評論、點贊和轉發的“共鳴內容”。此外，WhatsApp群組、Facebook本地社區和Telegram頻道也已成為“私域陣地”，口碑能否沉澱，在這裡一錘定音。建議：投資或合作的品牌必須擁有“社交內容+私域營運”的雙輪能力；不僅要看KOL投放能力，還要關注其私域流量收口機制是否成熟；有組織能力的內容團隊，如拉美本地MCN機構，將是連接品牌與使用者的關鍵紐帶。未來墨西哥市場的贏家，一定是那些將內容力當作“資產”來經營的品牌。投資人如果希望搶佔先機，就應從現在開始篩選出那些具備“內容變現能力”的電商項目，並提前佈局。大楊有話說：Google的這份報告，不只是一次消費行為的資料歸納，更是一次平台格局的洞察和行銷邏輯的重寫。當使用者開始從內容裡“找感覺”，從評論裡“找共鳴”，從視訊裡“找確認”，我們就不能再用傳統平台邏輯來看待電商了。未來的電商市場，不再是買賣的戰場，而是信任的角鬥場。交易不再只是“低價帶來的衝動”，而是“信任沉澱後的選擇”。品牌不再只是商品的組合，而是內容的產物、語言的演繹、情緒的結果。誰掌握了內容主導力，誰就能突破價格競爭陷阱、佔據使用者心智高地。大楊深耕墨西哥市場15年，未來將繼續以豐富經驗為依託，與大家一起開拓拉美市場新機遇。若你正謀劃墨西哥市場的註冊落地、倉儲物流規劃、電商業務合作等事宜，歡迎私信獲取專屬定製解決方案。 (大楊帶你看墨西哥)

圖片來源：界面新聞美東時間周一，美股三大指數集體上漲。大型科技股漲跌不一，科技七巨頭中，Meta跌逾2%，下跌幅度最大，收盤報531美元。當地時間4月14日，美國聯邦貿易委員會（FTC）終於迎來了與Meta Platforms Inc.對簿公堂的一天，指控該公司十多年前收購Instagram和WhatsApp之後非法壟斷社交媒體市場，因此必須進行拆分。這起醞釀多年的案件本周一在首席法官James Boasberg主持下於華盛頓開庭。FTC認為，Meta對Instagram和WhatsApp的收購屬於典型的“扼殺式併購”，即透過收購潛在競爭對手來消除市場競爭。 FTC強調，監管機構當年批准這些交易是重大決策失誤。為佐證此主張，FTC將舉證Meta旗下應用服務品質顯著惡化，具體表現為：廣告推播激增導致使用者體驗下降，用戶隱私保護機制卻持續弱化。這場由華盛頓特區聯邦法院法官詹姆斯·博斯伯格（James Boasberg）主審的訴訟案，直指Meta商業帝國的根基。若法院最終裁定分拆，將帶來三重影響：其一，全球數十億用戶所依賴的社交產品生態將遭到破壞；其二，Meta 歷經十年打造的跨平台協同體系將瓦解；其三，美國政府既有的併購審查制度將面臨根本性的質疑。Meta目前1.3兆美元的市值，正是建立在Instagram的廣告收入基礎上。若強制拆分，其市值恐將遭遇斷崖式下跌，預估蒸發價值可能高達數千億美元。該案的審理預計將耗時兩個月左右，Meta執行長祖克柏以及前高階主管Sheryl Sandberg最快本周就將出庭作證。Meta公司在庭審首日辯稱，自己正面臨多家服務商的激烈競爭，尤其是在社群媒體日益偏向娛樂化而非僅用於與朋友和家庭互動的當下，此外公司也為用戶帶來了明顯的好處。研究機構Wolfe Research LLC的分析師什韋塔・哈朱里亞（Shweta Khajuria）表示，許多華爾街人士一直期望這起反壟斷案件能夠達成和解。哈朱里亞還稱：“投資者並未對公司拆分做好心理準備。相比案件持續拖延給股價帶來負面影響，和解是更有利的結果。”同一日，高盛將Meta的目標股價從每股765美元，下調至685美元。(界面新聞)

市場情報公司Sensor Tower數據顯示，Instagram去年在全球的下載量達7.68億次，為全球下載量最高的應用，較去年同期成長20%。 其最大的競爭對手、來自中國的TikTok的下載量則僅微增加4%至7.33億次。 Instagram與TikTok下載量比較 Instagram母公司Meta是迄今為止美國最大的仍由創辦人之一在執掌的網路企業。該公司CEO祖克柏仍握有公司的控股股份且仍在發號施令。公司內部的人普遍認為，要讓大眾將Meta 視為一家創新公司，唯一的方法是讓人們相信祖克柏本人正在推動這種創新。

科技狂人八角籠決鬥？扎克伯格隔空回應馬斯克“約架”：地址發我 扎克伯格和馬斯克要在八角籠中決鬥？ 不少外媒今日圍觀美國社交媒體平台Meta公司CEO馬克·扎克伯格和推特公司老闆埃隆·馬斯克的隔空喊話。美國“商業內幕”網站稱，馬斯克當地時間20日發推稱他準備和扎克伯格進行一場“籠鬥”，扎克伯格21日晚隨即在Instagram 限時動態（IG STORY ）平台上發出簡短回應，“地址發我。” 馬斯克和扎克伯格資料圖 印度網站India.Com報導配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