烏克蘭總統澤倫斯基14日在慕尼黑安全會議上發表演講時稱，圍繞烏克蘭問題的談判有時候在“各說各話”，美國經常要求烏克蘭、而不是俄羅斯作出讓步。2月14日，在德國慕尼黑，烏克蘭總統澤倫斯基在第62屆慕尼黑安全會議上發表演講。（德新社/新華社）根據烏克蘭總統網站發佈的演講稿，澤倫斯基表示，有時候感覺各方談論的東西“截然不同”。俄方經常談到美俄總統去年8月會晤時形成的“安克雷奇精神”，烏方只能猜測俄方的真實意圖；美方則經常回到“讓步”這一話題，但美方提到的讓步往往“只在涉及烏克蘭而非俄羅斯的語境下”討論。美國總統川普13日說，澤倫斯基必須“行動起來”，同俄羅斯達成協議，否則將錯失良機。澤倫斯基14日在慕安會上回答主持人提問時，承認他“有點兒”感受到來自川普的壓力，同時表示烏方已然在許多方面作出讓步。此前報導：澤倫斯基在演講中說，烏方希望即將舉行的新一輪烏美俄三方會談能嚴肅、具有實質性且有益於各方。此前，由烏美俄三國代表組成的安全問題工作組在阿聯首都阿布扎比舉行兩輪會談，俄方代表團均由俄武裝力量總參謀部情報總局局長科斯秋科夫率領。俄總統新聞秘書佩斯科夫13日說，新一輪會談將於17日至18日在瑞士日內瓦舉行，俄代表團將由俄總統助理梅金斯基率領。澤倫斯基說體面結束衝突對烏克蘭至關重要烏克蘭總統澤倫斯基14日在德國慕尼黑說，烏克蘭願意達成一項能帶來真正和平的協議，體面結束衝突對烏克蘭至關重要。據烏克蘭國際文傳電訊社消息，澤倫斯基當天在慕尼黑安全會議上發表講話說，烏克蘭已準備好達成一項能為自身和歐洲帶來真正和平的協議。他說，相信這場衝突可以結束，但首先要結束得體面，“這對我們來說是最重要的”。澤倫斯基說，歐洲缺席烏克蘭問題談判是一個“巨大的錯誤”，烏克蘭正試圖讓歐洲充分參與談判處理程序，以使歐洲的利益和聲音被顧及。他還說，烏克蘭將竭盡所能讓談判順利舉行，並與美方代表保持經常性聯絡。 (新華國際頭條)

烏克蘭總統澤倫斯基14日在慕尼黑安全會議上發表演講時稱，圍繞烏克蘭問題的談判有時候在“各說各話”，美國經常要求烏克蘭、而不是俄羅斯作出讓步。根據烏克蘭總統網站發佈的演講稿，澤倫斯基表示，有時候感覺各方談論的東西“截然不同”。俄方經常談到美俄總統去年8月會晤時形成的“安克雷奇精神”，烏方只能猜測俄方的真實意圖；美方則經常回到“讓步”這一話題，但美方提到的讓步往往“只在涉及烏克蘭而非俄羅斯的語境下”討論。美國總統川普13日說，澤倫斯基必須“行動起來”，同俄羅斯達成協議，否則將錯失良機。澤倫斯基14日在慕安會上回答主持人提問時，承認他“有點兒”感受到來自川普的壓力，同時表示烏方已然在許多方面作出讓步。澤倫斯基在演講中說，烏方希望即將舉行的新一輪烏美俄三方會談能嚴肅、具有實質性且有益於各方。此前，由烏美俄三國代表組成的安全問題工作組在阿聯首都阿布扎比舉行兩輪會談，俄方代表團均由俄武裝力量總參謀部情報總局局長科斯秋科夫率領。俄總統新聞秘書佩斯科夫13日說，新一輪會談將於17日至18日在瑞士日內瓦舉行，俄代表團將由俄總統助理梅金斯基率領。 (證券時報)

2月14日，德國慕尼黑安全會議迎來了一場極具震撼力的演講，美國國務卿盧比歐拋開常規外交話術，用最直白的語言闡述西方文明的現狀，現場聽眾從全程安靜聆聽，到演講結束後爆發出長時間不停的熱烈掌聲。這場演講之所以能夠引爆歐洲輿論，是因為它觸碰了長期被刻意迴避的真相，在政治正確籠罩的西方社會，很少有高層人物敢於如此公開且清晰地表達觀點，而盧比歐的發言，恰恰說出了大量歐洲民眾藏在心底、卻不敢公開談論的焦慮。盧比歐在演講開篇就明確指出，歐美共同屬於一個不可分割的西方文明體系，這一文明的誕生、發展與強大，並非依靠單純的經濟實力或軍事擴張，而是建立在西方傳統價值與宗教文化根源的深厚基礎之上。他強調，基督教信仰是西方文明的重要精神源頭，而非可選裝飾，人的天賦尊嚴、家庭的核心地位、法律的公正精神、個體自由與社會責任，全部都是從這一文明土壤中孕育而來，是西方無法替代的精神支柱。近些年來，歐洲與美國都在主動遠離自己的信仰與文化源頭，教育體系淡化傳統價值，公共空間刻意弱化宗教底色，社會輿論鼓吹多元虛無，這一系列做法，正在讓西方社會失去精神坐標，陷入深刻的身份迷失與道德混亂。一個失去信仰根基的文明，即便擁有再強大的科技與軍隊，也難以長久維持，因為它無法凝聚人心，無法確立共同的目標，更無法在危機面前形成團結力量，這正是盧比歐呼籲歐美重新重視自身傳統價值的最核心原因。在歐洲最敏感、最容易引發爭議的移民與社會融合問題上，盧比歐沒有絲毫迴避，他明確指出，不受控制的大規模移民正在持續改變歐洲的社會結構與文化面貌，大量來自不同信仰、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口快速湧入，已經形成不可逆的社會衝擊。他嚴肅警告，歐洲正在面臨不同文化與信仰大規模湧入帶來的融合壓力，這不是虛構的陰謀論，而是體現在社區結構、教育體系、公共生活與社會安全層面的真實變化，本土文化不斷退讓，傳統價值不斷被擠壓，歐洲民眾的安全感正在快速下降。盧比歐同時強調，支援合法移民、尊重宗教信仰自由，與維護本土文明並不矛盾，西方願意接納願意融入、尊重法律、認同本土文化的外來者，但絕不接受以移民之名，行消解本土文明、改變國家底色之實。他嚴厲批評西方主流輿論長期用政治正確綁架理性討論，任何對移民失控的擔憂，都會被貼上排外、歧視、極端的標籤，這種自我禁錮，讓歐洲不敢面對危機，也無法採取有效措施保護自身文明。歐洲的未來，不應該在不斷妥協與退讓中慢慢消失，一個連自己的歷史、信仰、文化與邊界都不敢捍衛的地區，註定走向衰落，這是盧比歐向所有歐洲精英與普通民眾發出的最直接提醒。除了文化與移民，盧比歐還猛烈批評了當前西方流行的極端氣候意識形態，他指出，不少國家將氣候政策變成一種新的宗教式崇拜，無視現實民生需求，強行推行激進能源政策，最終只會削弱西方工業、抬高生活成本、降低國家競爭力。在美歐關係問題上，盧比歐表示美國不會繼續充當衰老西方的“保姆式保護者”，歐洲想要維持安全與繁榮，就必須自立自強，承擔起自身的防務與安全責任，真正的盟友關係，是平等並肩，而不是一方無限度為另一方兜底。整場演講中，盧比歐不斷強調一個最樸素的真理：文明最大的敵人從來不在外部，而在於內部的自我否定、自我放棄、自我瓦解與自我毀滅，外部壓力可以抵抗，但內心崩塌，才是一個文明消失的真正原因。演講進行過程中，整個會場異常安靜，所有人都在認真聆聽這些平時聽不到的話，因為這些內容真實、尖銳、毫不掩飾，直接戳中了歐洲社會最痛的地方，也戳中了無數人內心深處，早已壓抑許久的共同感受。當演講結束，全場掌聲瞬間爆發，並且持續了很長時間，這不是禮貌性的鼓掌，而是發自內心的認同、共鳴與釋放，是終於有人敢替自己說出真話的感動與支援。這場演講之所以重要，不是因為它提出了多麼驚人的理論，而是因為它把西方社會最核心、最危險、最不敢談論的問題全部擺上了檯面，讓歐洲不得不面對：文明的存續，從來不是自動發生的。重視自身傳統價值與文化根源，不是歷史倒退，而是為了找回文明的靈魂，警惕移民與文化衝擊帶來的社會治理風險，不是封閉排外，而是為了守護本土的文化與未來，控制移民邊界，不是拒絕開放，而是一個主權國家最基本的權利。盧比歐的演講，更像一次對西方世界的集體喚醒，告訴所有人，一個文明如果不懂得珍惜自己的根，就一定會慢慢失去未來，如果不敢捍衛自己的價值，就註定會被其他力量所替代。歐洲的沉默，是因為聽到了真相；持續的掌聲，是因為認同了方向；而這場演講留下的思考，將會在歐洲社會持續發酵很久。 (鋼筆刀)

據《俄羅斯報》網站2月10日報導，慕尼黑安全會議將於13日開幕。會議主席沃爾夫岡·伊申格爾宣佈，將有70位國家元首和政府首腦、140多位政府部長以及40多位國際組織負責人參會。烏克蘭問題與歐美關係將成為核心議題。報導提到，去年，美國副總統范斯的發言令人印象深刻。他直言歐洲正走向衰落，並嚴厲批評歐洲精英壓制言論自由、放任移民問題愈演愈烈。到了去年12月，范斯的觀點在新版美國國家安全戰略中得到了充分體現。這一次率美方代表團出席慕安會的將是國務卿盧比歐。為與盧比歐交鋒，歐洲重量級人物悉數登場。法國總統馬克宏、英國首相斯塔默、波蘭總理圖斯克、丹麥首相弗雷澤里克森、歐盟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北約秘書長呂特以及烏克蘭總統澤倫斯基都將參會。報導稱，歐美之間的緊張關係在會議開始前已達到頂點。導火索由歐盟外交與安全政策高級代表卡拉斯點燃。她聲稱，那些在米蘭冬奧會開幕式上對范斯發出噓聲的人“展現了歐洲的驕傲”。她說：“我們從華盛頓那裡聽到了許多不太好聽的話。”卡拉斯顯然將噓聲視作對美方批評的回擊。《政治報》指出，這一幕充分體現了慕安會前夕歐盟與美國之間的緊張關係。 (參考消息)

獨自旅行的女性常常面臨安全問題，但讓人意外的是，一位亞洲博主Sarah Lim透露，她在獨自旅行時，感到最不安全的地方竟然都在歐洲，而不是一些常被提及的某些熱門地區。據英國《每日郵報》報導，Sarah是一名旅行內容創作者，經常在社交媒體上分享自己的經歷。最近，她公開了自己最不推薦女性獨自前往的五座城市，並詳細講述了經歷過的不安全事件。1. 巴黎，法國巴黎被譽為“浪漫之都”，但Sarah的經歷卻讓人心驚。她回憶說，第一次獨自夜行時被人跟蹤，而在第二次與五位朋友同行時，居然被一群男人追趕。除了被騷擾，巴黎的小偷問題也非常嚴重。搶包、扒竊在市中心很常見，遊客很容易成為目標。Sarah坦言，這讓她對巴黎的安全感大打折扣。2. 布魯塞爾，比利時在布魯塞爾，Sarah一直感到一種隱隱的不安。她說，天一黑，城市的氣氛就讓人緊張。“市中心晚上經常有很多男人成群徘徊，看著就讓人很不舒服。”這種氛圍讓她整個旅程都難以放鬆。3. 米蘭，義大利米蘭雖然是時尚之都，但Sarah的印象並不好。她剛到米蘭時，差點遭遇詐騙，讓人心裡很不是滋味。她還提到，在住宅區附近夜晚行走時非常不安全，不得不打電話叫男性朋友護送她和朋友回去。4. 巴塞隆納，西班牙在巴塞隆納，Sarah並沒有遇到嚴重的事件，但她始終擔心被偷。她說，從頭到尾都得提高警惕，時刻留意自己的隨身物品。同時，她也從一些交換生朋友那裡聽說過持刀搶劫、搶包的案例，讓她更緊張。5. 羅馬，義大利羅馬是最後一個上榜的城市。Sarah表示，遊客太多也意味著騙子多。“到處都是扒手和各種騙局”，尤其在熱門景點附近更為普遍。她的體驗也得到了很多遊客的共鳴——羅馬的偷盜問題廣受吐槽。Sarah的分享提醒公眾，即便是在歐洲這樣被普遍認為安全的地方，女性獨自旅行時仍需謹慎。她建議：無論目的地多麼熱門或浪漫，都要提前做功課、提高警惕、注意自身安全，不要因為城市名氣大、景色美就掉以輕心。 (鳳凰歐洲)

引言：一場異常，撕開高頻復用下的安全隱憂台北時間2月2日深夜，SpaceX的“獵鷹9”火箭如期升空，25顆“星鏈”衛星順利入軌，看似圓滿的任務卻在收尾階段突生變數——火箭第二級離軌點火異常。儘管未造成衛星損失，但SpaceX果斷按下後續發射的“暫停鍵”，啟動全面審查。這一罕見舉動，打破了“星鏈”近乎每周一次的高頻發射節奏，也再次將可重複使用火箭的回收安全問題，推到了公眾視野的核心。作為全球可重複使用火箭技術的標竿，獵鷹9號憑藉一級火箭回收技術實現了商業航天“降本增效”的突破，其高頻復用模式更是引領了行業趨勢。但此次第二級離軌點火異常，雖不直接涉及一級回收，卻撕開了高頻復用背景下火箭整體材料可靠性的“口子”。對於長期關注新材料領域的我們而言，這場“有驚無險”的異常背後，藏著的更是材料性能與火箭回收安全之間的深度繫結——火箭回收的每一步突破，都離不開新材料的支撐；而每一次安全隱患的暴露，往往也指向材料技術的待突破之處。本文將從火箭回收安全核心痛點出發，結合新材料應用實踐、國內外技術對比，探討新材料如何破解回收安全難題，以及行業未來的發展方向。一、火箭回收的“極限考驗”：那些藏在細節裡的安全痛點可重複使用火箭的回收過程，是一場全方位的“極限挑戰”，從大氣層再入時的千度高溫、太空環境的極低溫與微重力，到著陸瞬間的劇烈衝擊，再到多次復用後的疲勞損耗，每一個環節都暗藏安全隱患，而這些隱患的核心，大多與材料性能密切相關。結合獵鷹9號此次異常事件及行業過往案例，可將火箭回收安全痛點歸納為三大核心維度。（一）再入階段：熱防護材料的“生死考驗”火箭一級箭體完成任務後，需從近地軌道再入大氣層，此時箭體表面與空氣劇烈摩擦，溫度可飆升至1500℃-2000℃，極端高溫會直接燒燬箭體結構、融化核心部件，導致回收失敗。這就要求熱防護材料不僅要具備超強的耐高溫性能，還要兼顧輕量化、可復用性——傳統一次性火箭採用的不可復用隔熱瓦，顯然無法滿足可重複使用需求。即便像獵鷹9號這樣採用不鏽鋼箭體（兼顧結構強度與基礎耐熱性），長期高頻復用後，表面熱防護塗層仍會出現退化、脫落、開裂等問題。此前獵鷹9號就曾因熱防護塗層經多次熱循環後性能衰減，導致一級火箭著陸後發生起火事故，雖未造成重大損失，卻也暴露了熱防護材料復用性不足的痛點。此外，太空環境中的高能粒子輻射、極低溫（-250℃以下）與高溫的反覆交替，會加速熱防護材料的老化，進一步增加再入階段的安全風險。（二）動力階段：發動機材料的“可靠性瓶頸”火箭回收的關鍵的是發動機能夠多次重啟、精準剎車，實現箭體的平穩減速與姿態控制，而發動機的反覆使用，對其核心部件的材料性能提出了極高要求。火箭發動機的推力室內壁、渦輪盤、閥門等部件，長期處於高溫（1000℃-3000℃）、高壓（數十兆帕）環境中，反覆的熱脹冷縮極易導致材料疲勞、出現微裂縫，進而引發推進劑洩漏、點火異常、推力不足等問題——此次獵鷹9號第二級離軌點火異常，根據業內分析，大機率與推進劑管理故障、閥門卡滯或材料疲勞相關，其中就不排除是發動機部件材料疲勞導致的液氧洩漏。此外，推進劑（如液氧、液氫、煤油）的特性也對材料提出了特殊要求：液氧的極低溫會導致普通金屬材料脆化，液氫則會引發材料的氫脆現象，這些都會降低發動機部件的結構強度，增加安全隱患。對於高頻復用的火箭而言，發動機部件材料的抗疲勞、耐高溫、抗腐蝕性能，直接決定了動力系統的可靠性，更是火箭回收安全的“核心命脈”。（三）著陸階段：結構與緩衝材料的“最後一道防線”火箭回收的“最後一公里”，考驗的是著陸系統與箭體結構的承載能力。火箭著陸時，需要通過著陸腿吸收落地衝擊，將過載降至安全範圍（通常要求不超過3g），這就要求著陸腿材料兼具高強度、輕量化和良好的緩衝性能；而箭體結構則需要承受發射時的劇烈振動、再入時的高溫與著陸時的衝擊，材料的輕量化與高強度缺一不可，同時還要具備良好的抗疲勞性能，以適應多次復用需求。獵鷹9號的著陸腿採用可展收設計，看似成熟的方案，也曾因材料短板出現安全事故：此前曾有獵鷹9號火箭因著陸腿材料強度不足、緩衝機構材料磨損嚴重，導致一級火箭著陸後傾倒、損毀。此次第二級的閥門故障，也與密封材料的老化、磨損密切相關——太空環境的極低溫、高輻射會加速密封材料的性能退化，導致閥門卡滯或推進劑洩漏，間接影響著陸與離軌安全。二、破局關鍵：新材料如何為火箭回收安全“保駕護航”面對火箭回收的多重安全痛點，新材料技術的突破成為核心解決方案。近年來，國內外科研機構與企業持續發力，研發出一系列高性能新型材料，廣泛應用於熱防護、動力系統、箭體結構等關鍵領域，既提升了火箭的復用壽命，也從根源上降低了安全風險。結合獵鷹9號此次異常暴露的問題，我們重點探討幾類核心新材料的應用實踐與技術突破。（一）熱防護材料：從“一次性”到“可復用”的升級當前，可重複使用火箭的熱防護材料主要分為三大類，分別針對箭體不同部位的耐熱需求，實現了“精準防護”，有效解決了再入階段的高溫安全隱患。一是陶瓷基複合材料，這類材料兼具耐高溫、輕量化、抗腐蝕、可復用等優勢，是目前應用最廣泛的熱防護材料之一。國內新型陶瓷基複合材料已通過600秒電漿風洞考核，模擬再入時的極端高溫環境，材料掉渣率低於0.3%，重量比傳統隔熱瓦輕40%，目前已應用於長征八號R、長征七號甲等可重複使用火箭型號，有效解決了熱防護材料復用性不足的痛點。美國NASA研發的陶瓷基複合材料，則應用於獵戶座飛船熱防護系統，可承受2000℃以上高溫，支援多次太空往返。涉及陶瓷基複合材料企業：火炬電子、澤睿新材、蘇州賽菲、眾興新材、中航高科、華秦科技、西安鑫垚等。二是碳碳複合材料，這類材料的耐高溫性能更突出，可承受3000℃以上高溫，且重量輕、強度高，主要應用於火箭頭錐、發動機噴管等高溫核心部位。獵鷹9號的火箭頭錐就採用了碳碳複合材料，可將再入時的高溫有效隔絕，保護內部裝置安全；國內碳碳複合材料則實現了產業化突破，應用於長征五號、長征六號等火箭，性能達到國際先進水平。涉及碳碳複合材料企業：博雲新材、西安超碼、西安航天複合材料研究所、幄肯新材等。三是新型熱防護塗層，主要用於箭體表面的輔助防護，提升不鏽鋼、鋁合金等基礎結構材料的耐熱性。國內研發的耐高溫陶瓷塗層，可耐1800℃高溫，塗層與基體結合牢固，經50次熱循環試驗後無脫落、無開裂，可應用於獵鷹9號同類不鏽鋼箭體，有效延緩熱防護塗層的退化速度，提升高頻復用下的可靠性。涉及新型熱防護塗層企業：西安向陽航天材料、北京航材百慕新材料、安權霄防等。（二）動力系統材料：耐高溫、抗疲勞的“硬核支撐”針對發動機部件的高溫、高壓、反覆復用需求，國內外重點突破了耐高溫合金、奈米晶材料等新型材料，有效解決了發動機熱疲勞、推進劑洩漏等安全隱患。在耐高溫合金領域，國內鋼研高納研發的高溫合金，應用於發動機熱端部件（如渦輪盤、燃燒室），可耐1200℃以上高溫，抗疲勞性能優異，支援30次以上復用，為液氧甲烷發動機的可靠復用提供了材料支撐；美國普惠公司研發的鎳基高溫合金，則應用於獵鷹9號梅林發動機的渦輪部件，可承受1500℃高溫，有效延長了發動機的復用壽命。涉及高溫合金企業：鋼研高納、撫順特鋼、圖南股份、中航上大、寶鋼特鋼、隆達股份、航材股份、西部超導、應流股份、中鋼聯、鉑力特、中航邁特、奇納科技等。涉及錸基合金企業：中錸新材料、成都航宇超合金、洛陽鉬業、諸暨弘德新材料、‌湖南錸因錸合金、‌湖南歐泰稀有金屬等；涉及鉭基合金及其他耐高溫合金企業：東方鉭業、今成鉭鈮、寶色股份、尚欣晶工、斯瑞新材、西部材料等。在奈米晶材料領域，國內斯瑞新材的奈米晶銅合金推力室內壁，能耐3000℃高溫，支援50次以上復用，替代了進口高溫合金材料，不僅解決了發動機熱疲勞問題，還降低了材料成本。此外，針對推進劑導致的材料脆化問題，國內研發的抗氫脆合金的應用，有效提升了發動機部件在液氫推進環境下的結構強度，減少了氫脆引發的安全隱患。在密封材料領域，新型氟橡膠、聚四氟乙烯複合材料的應用，解決了閥門密封材料低溫老化、磨損的問題。這類材料可在-260℃至200℃的溫度範圍內保持良好的密封性能，抗輻射、抗磨損，經100次以上復用試驗後無滲漏，可有效避免因閥門卡滯、推進劑洩漏導致的點火異常，恰好針對性解決了此次獵鷹9號第二級可能存在的安全隱患。（三）結構與緩衝材料：築牢著陸安全的“最後一道屏障”著陸系統與箭體結構的材料升級，重點圍繞“輕量化、高強度、抗疲勞、強緩衝”展開，有效提升了火箭回收“最後一公里”的安全性。在著陸腿材料方面，國內長征十二號甲的著陸腿採用可展收設計和液壓緩衝機構，配套的陶瓷軸承耐磨損、壽命長，經過100次重複收縮試驗無滲漏，能將著陸瞬間的過載降到3g；獵鷹9號則在著陸腿材料中加入了碳纖維複合材料，提升了材料的強度與輕量化水平，同時最佳化了緩衝機構的材料配方，減少了磨損帶來的安全隱患。此外，國內研發的新型鋁合金泡沫材料，應用於著陸腿緩衝結構，可有效吸收落地衝擊能量，進一步提升緩衝性能。涉及碳纖維複合材料企業：中簡科技、光威復材、中復神鷹、恆神股份、泰科思創、中航高科等。涉及鋁合金泡沫材料企業：杭州龍邦合金、遼寧融達、四川元泰達、寧波賽孚新材料等。在箭體結構材料方面，碳纖維複合材料與鋁合金混合設計成為主流。這類材料兼顧了輕量化與強度，比傳統鋼材輕50%以上，強度提升30%，同時具備良好的抗疲勞性能，經20次以上復用試驗後結構完好。國內長征八號R的箭體結構就採用了這種混合設計，同時通過金屬3D列印技術製造複雜構件，減少連接點，提升了箭體的整體強度與復用可靠性；獵鷹9號的不鏽鋼箭體則通過表面改性技術，提升了材料的抗腐蝕、抗疲勞性能，適應高頻復用需求。三、國內外技術對比與行業啟示：安全與創新平行（一）國內外新材料應用對比從全球範圍來看，美國SpaceX、NASA在可重複使用火箭新材料應用方面起步較早，獵鷹9號、星艦等型號積累了大量實踐經驗，尤其是在碳碳複合材料、高溫合金的工程化應用上具有一定優勢，但此次獵鷹9號的異常也暴露了其在密封材料、材料疲勞檢測等方面的不足。國內近年來在火箭回收新材料領域實現了快速突破，陶瓷基複合材料、奈米晶材料、抗氫脆合金等關鍵材料已達到國際先進水平，且在長征八號R、長征十二號甲等型號上實現了工程化應用，形成了“研發-試驗-應用”的完整產業鏈。與國際相比，國內新材料的優勢在於性價比高、產業化速度快，且針對高頻復用下的材料疲勞、性能衰減等痛點，研發了更具針對性的解決方案；但在高端碳碳複合材料的長期復用可靠性、材料檢測技術的精細化程度等方面，仍有提升空間。（二）行業啟示與未來展望此次SpaceX暫停發射、全面審查，看似是一次“意外”，實則是高頻復用背景下火箭回收安全問題的必然暴露，也為全球可重複使用火箭行業帶來了重要啟示：對於商業航天而言，高頻發射、重複使用是降本增效的核心路徑，但安全永遠是前提；而對於新材料領域而言，這場異常事件更清晰地展現了一個核心邏輯——火箭回收安全的突破，本質上是新材料技術的突破。未來，隨著全球可重複使用火箭進入“高頻復用”的新階段，中國也將2026年定為突破可重複使用技術的關鍵年，火箭回收安全面臨的挑戰愈發嚴峻，這也為新材料領域帶來了新的機遇與責任。一方面，火箭回收對材料性能的嚴苛要求，將倒逼新型材料的研發與迭代，推動高溫合金、陶瓷基複合材料、碳纖維複合材料等領域的技術突破，同時帶動材料檢測、表面改性等配套技術的發展；另一方面，新材料的持續創新，也將為火箭回收安全提供更可靠的支撐，破解高頻復用下的材料疲勞、性能衰減等核心痛點，推動商業航天行業的健康發展。對於關注新材料領域的我們而言，未來不僅要關注新材料的技術突破，更要關注其在航天領域的工程化應用落地——畢竟，每一種能夠承受太空極限考驗的新材料，不僅能守護火箭回收的安全，更能推動人類探索太空的腳步走得更遠、更穩。 (材料匯)

America vs. the WorldPresident Trump wants to return to the 19th century’s international order. He will leave America less prosperous—and the whole world less secure.By Robert Kagan川普希望重返19世紀的國際秩序。結果將是美國不再繁榮，全世界也不再安全。插圖：Ben Hickey川普政府的《國家安全戰略》正式宣告：由美國主導的自由主義世界秩序已然終結。這並非因為美國在物質上無力維繫這一秩序，而是因為美國已決定不再扮演其史無前例的全球安全提供者角色。過去80年支撐世界秩序的美國實力，如今將被用來摧毀這一秩序本身。美國人正步入自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最危險的世界——在這個世界裡，冷戰將顯得如同兒戲，後冷戰時代則宛如天堂。事實上，這個新世界將酷似1945年以前的世界：多個大國林立，競爭與衝突四處蔓延。美國將不再擁有可靠的盟友，只能完全依靠自身力量求生存、謀發展。這意味著軍費開支必須增加而非減少，因為美國過去憑藉聯盟關係所享有的對海外資源、市場和戰略基地的開放准入，今後將不得不與其他大國激烈爭奪並加以捍衛。無論在物質層面還是心理層面，美國人都尚未準備好迎接這樣的未來。八十年來，他們生活在一個由美國主導力量塑造的自由主義國際秩序中，早已習慣於世界以某種特定方式運行：歐洲和亞洲那些大體順從且軍事上相對克制的盟友，在經濟與安全事務上與美國合作；俄羅斯等挑戰者，則受到美國及其盟友聯合財富與實力的制約；全球貿易總體自由，不受地緣政治競爭干擾；海洋航行安全；核武器的生產與使用受條約限制。美國人如此習慣於這個基本和平、繁榮而開放的世界，以至於他們將其視為國際事務的常態，並認為這種狀態理應無限期延續下去。他們無法想像這一秩序會瓦解，更無法預見瓦解之後對他們意味著什麼。誰又能責怪他們呢？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曾宣稱，歷史在1989年隨著自由主義的勝利而“終結”——甚至連人類原始的暴力本能也已“發生根本性轉變”。既然自由主義註定勝出，又何需一個強大的美國去捍衛它？冷戰結束後，許多有影響力的聲音一直告訴我們：美國的霸權充其量是多餘而昂貴的，最壞情況下則是破壞性且危險的。一些歡迎“後美國時代”和多極世界回歸的評論人士聲稱，美國仍可保有其在舊秩序下享有的大部分利益。正如哈佛大學的格雷厄姆·艾利森（Graham Allison）所言，美國只需學會自我克制，放棄改造世界的烏托邦式努力，接受“其他國家尋求建立由自身規則主導的國際秩序”這一“現實”。艾利森等人甚至認為，正是美國對主導地位的執著，才引發了與俄羅斯等國家的大多數沖突。他們主張，美國應擁抱多極格局，因其更加和平、負擔更輕。最近，川普在外交政策精英中的支持者甚至開始推崇19世紀初的“歐洲協調”作為未來範本，聲稱大國間嫻熟的外交比美國主導的單極體系更能有效維護和平。然而，僅從歷史角度看，這種想法純屬妄想。即使管理得最好的多極秩序，也遠比過去80年美國人所熟知的世界更加殘酷、更易爆發戰爭。例如，在所謂1815至1914年歐洲“長期和平”期間，包括俄國和奧斯曼帝國在內的列強彼此之間或與小國之間爆發了數十場戰爭，以保衛或爭奪戰略優勢、資源和勢力範圍。這些並非小規模衝突，而是全面戰爭，通常造成數萬乃至數十萬人死亡。克里米亞戰爭（1853–1856）約有50萬人喪生；普法戰爭（1870–1871）在不到一年的戰鬥中造成約18萬軍人和最多25萬平民死亡。從1815到1914年，幾乎每十年都至少發生一場涉及兩個或更多列強的戰爭。當今若重現19世紀式的多極格局，就意味著俄羅斯、美國、德國、日本及其他大國將以某種組合形式，至少每十年打一場大規模戰爭——重劃國界、驅逐人口、擾亂國際貿易，並冒著引發毀滅性全球衝突的風險。這正是1945年之前數個世紀的世界常態。若相信這樣的世界永不會重現，那才是真正的烏托邦幻想。正是為了擺脫這種衝突循環，經歷過兩次世界大戰的幾代美國人奠定了美國主導的自由主義世界秩序的基礎。他們才是真正現實主義者，因為他們對多極格局毫無幻想——他們一生都飽嘗其恐怖後果。1945年後，他們沒有重建多極體系，而是將美國轉變為一股全球性力量，肩負起不僅保衛自身安全、更維護世界安全的責任。這麼做並非出於將世界重塑為美國模樣的願望，而是因為他們認識到，現代世界高度互聯，歐亞大陸的大國衝突終將把美國捲入其中。此前從未有任何國家扮演過美國在1945年後所承擔的角色。部分原因在於，沒有任何其他強國享有美國的獨特條件——由於其實力強大且遠離其他列強，美國基本上不受外國入侵威脅，因而能將武力投射至數千英里之外而無需擔憂本土安全。這種地理與投送能力的結合，使美國在二戰後得以為歐洲和東亞帶來和平與安全。飽受戰爭創傷的國家得以將精力集中於經濟發展，從而促成全球繁榮與國際合作。或許比美國有能力且願意擔當主導角色更非凡的，是其他絕大多數列強竟願意接受併合法化美國的霸權——即便這會削弱它們自身的實力。1945年後的幾十年裡，幾乎所有參與過世界大戰的國家都放棄了領土野心、勢力範圍，甚至在某種程度上放棄了權力本身。英國、法國、德國和日本不僅摒棄了數百年來的列強思維與行為模式，還將本國安全與人民福祉託付給遙遠的美國超級大國。這確實是反常之舉，違背了所有國際關係理論和歷史先例。面對新興主導強國的崛起，正常反應應是聯合制衡。歷史上，針對路易十四、拿破崙、德意志帝國與納粹德國、以及日本帝國的崛起，均形成了遏制聯盟。然而，世界各國非但未將美國視為需遏制的威脅，反而視其為可爭取的夥伴。美國的盟友做出了兩項非凡的賭註：一是相信美國會在需要時可靠地保衛它們；二是相信美國不會利用其不成比例的實力損人利己，反而會促進並受益於盟友的經濟繁榮。這便是1945年後美國秩序的偉大交易，也是此後數十年非凡和平與穩定的根源，即便在冷戰期間亦是如此。美國秩序在其內部實現了列強間的和諧，而將外部的俄羅斯等國相對孤立和邊緣化——它們雖不滿全球安排，卻無力改變現狀。如今，這一切正在終結。川普公開慶祝這一偉大交易的終結。他的政府已告知歐洲國家須在2027年前自行承擔防務，並暗示日本、韓國等盟友及戰略夥伴應向美國支付保護費。川普對幾乎所有美國盟友發動了激進的關稅戰，對歐洲政府發起意識形態與政治攻擊，並公然威脅對兩個北約盟國——加拿大和丹麥——實施領土侵略。與此同時，本屆政府的《國家安全戰略》不再將俄羅斯等國視為對手甚至競爭者，而是視為瓜分世界的合作夥伴。該戰略高度重視恢復美國在西半球的“首要地位”，實質上擁抱了一個多極世界：俄羅斯等國和美國各自在其勢力範圍內行使絕對主導權。川普及其支持者似乎相信，世界其餘部分將簡單地接受美國的新方針，尤其是盟友將繼續追隨一個在戰略上拋棄它們、在經濟上向它們索取巨額貢賦、並試圖與直接威脅它們的大國建立“協調機制”的美國。然而，美國戰略的根本性轉變，必然迫使昔日的朋友與盟友做出同樣根本性的調整。例如，面對東西兩翼皆出現敵對且具侵略性的列強，歐洲將何去何從？不僅俄羅斯，如今連美國也威脅著歐洲國家的安全與領土完整，並致力於顛覆其政府。一個被動的歐洲可能淪為若干封地——部分受俄國影響，部分受美國影響——各國主權受限，經濟遭三大帝國之一或多個掠奪。曾經偉大的歐洲國家會甘心接受這種命運嗎？若歷史可作指引，它們將選擇重新武裝。這項任務極為艱巨。要同時有效抵禦俄羅斯進一步的領土侵略並威懾美國的侵略行為，所需遠非小幅增加國防開支，而是全面轉向自力更生的戰略與經濟重構——重組歐洲的工業、經濟與社會。但如果德國、英國、法國和波蘭都全力武裝自己（包括發展核武器），並決心強力捍衛經濟獨立，它們將共同擁有足夠力量既威懾俄羅斯，又讓美國總統在欺凌它們前三思。若別無選擇唯有屈服，歐洲人很可能迎難而上。美國的亞洲夥伴也將面臨類似抉擇。日本領導人早已質疑美國的可靠性，而川普的姿態迫使問題浮出水面。他已對亞洲盟友加征關稅，並多次暗示它們應為美國的保護付費（“與保險公司無異”）。川普的《國家安全戰略》聚焦西半球，忽視亞洲。日本或將不得不在接受附庸地位與建設獨立軍事能力之間做出選擇。近期右翼民族主義首相高市早苗的當選，暗示了日本可能的選擇方向。川普及其顧問或許以為看到了志同道合者，正試圖“讓日本再次偉大”，但日本民族主義的興起實則是對恐懼的直接回應——日本已無法再依賴美國保障其安全。韓國和澳大利亞也在重新審視其防務與經濟政策，以應對來自東西方的雙重挑戰。因此，一個變得不可靠甚至敵對的美國，很可能促使前盟友大規模擴軍。但這並非分擔集體安全責任，因為這些重新武裝的國家將不再是美國盟友。它們將成為追求自身戰略利益的獨立列強，在多極世界中行動。它們對美國毫無虧欠；相反，它們將以看待俄羅斯等國同樣的敵意與恐懼看待美國。事實上，由於在戰略上被美國拋棄，同時遭受美國經濟掠奪甚至可能的領土侵略，它們很可能成為反美主義的溫床。至少，它們將不再是美國人今天所熟知的那些國家。以德國為例。今日民主、愛好和平的德國成長於美國主導的自由主義國際秩序之中。該秩序促成了1950年代西德以出口為導向的經濟奇蹟，進而使德國成為全球經濟增長引擎及歐洲繁榮與民主穩定的基石。過去那種追求正常、獨立列強外交政策的誘惑，因經濟利益及德國人所處的相對良性環境而被抑制——這種環境與他們過去所知截然不同。即便在當前自由主義世界秩序開始瓦解之前，人們就已質疑：德國願做多久的“非正常國家”——放棄地緣政治野心、自私利益與民族自豪感？如今，由於美國戰略轉向，德國別無選擇，只能迅速回歸“正常”。正如美國戰略迫使德國重新武裝，它也確保德國將在一個日益民族主義化、分裂的歐洲中這樣做。戰後美國秩序的締造者曾致力於抑制歐洲民族主義，部分通過支援泛歐機構實現。冷戰時期的美國外交官喬治·凱南（George Kennan）認為，歐洲一體化是解決“德國問題”的“唯一可行方案”。然而如今，這些機構正承受壓力，若川普政府得逞，它們或將徹底消失。與此同時，本屆政府正試圖煽動歐洲民族主義，尤其在德國——它很可能成功。“德國另類選擇黨”（AfD）已是德國議會第二大黨，正如1930年的納粹黨。無論德國是否滑向極右，一個失去美國安全保證的重新武裝的德國，必然對其利益採取更民族主義的視角。其所有鄰國亦將如此。波蘭夾在強大的德國與強大的俄羅斯之間，幾個世紀以來屢遭瓜分、佔領，甚至一度喪失主權。若無遠方超級大國保護，波蘭人很可能會決定自主建設軍事能力（包括核武器）。與此同時，法國距民族主義政黨勝選僅一步之遙，一旦發生，將如地震般撼動歐洲。法國領導人已要求國家為對俄戰爭做準備。但試想一個重新武裝、民族主義的法國面對一個重新武裝、民族主義的德國：兩國或可在應對美俄威脅時找到共同立場，但它們也有複雜的歷史——在1945年美國幫助確立持久和平之前的70年裡，兩國曾三次爆發大戰。日本重新武裝也將產生類似影響。這將加劇其鄰國（包括同樣不確定華盛頓防務承諾的韓國）的不安。面對曾三次入侵併佔領的重新武裝（可能擁核）的日本，韓國人何時才會決定自己也需要重新武裝（包括發展核武器）？在多極世界中，一切皆可爭奪，潛在衝突的引爆點層出不窮。過去80年，美國秩序不僅向盟友與夥伴提供安全承諾，還保障了對關鍵資源、軍事基地、航道與空域的共同使用權——理論家稱之為“公共產品”。一旦美國不再扮演這一角色，所有這些都將再度成為多方競爭的目標。這種競爭不會侷限於歐洲和東亞。迄今為止，德國和日本滿足於依賴美國保障波斯灣石油的海上通道。如今，它們及其他重新武裝的大國（包括印度、英國和法國）將需尋找新的自保之道。在多極世界中，勢力範圍將再度重要。數個世紀以來，維持並保護勢力範圍本就是列強身份的一部分，也是戰爭最常見的根源之一——因為勢力範圍往往重疊。俄、奧、奧斯曼三國對巴爾幹控制權的無休止三方爭奪，引發了包括第一次世界大戰在內的眾多沖突。渴望收復或建立勢力範圍，是導致二戰的三個“無產”列強（德國、日本、義大利）的主要動機。二戰的結束促使全球放棄勢力範圍。自由主義世界秩序之所以“自由”，部分在於《大西洋憲章》和《聯合國憲章》所載的民族自決原則。儘管這一原則有時被違反（包括被美國違反），但在過去的多極秩序中，列強根本無需考慮小國權利，也從未考慮過。相比之下，美國秩序的自由主義迫使強國向其勢力範圍內的小國讓渡主權與獨立。英國和法國逐步拆解了各自的帝國。德國被迫放棄其中歐夢想，日本也接受了其在亞洲大陸勢力範圍的終結——為此它曾在1895至1945年間發動多場戰爭。在美國主導的秩序下，這些強國從未試圖重獲那些勢力範圍。除美國外，唯一殘存的勢力範圍是蘇聯在雅爾塔會議上贏得的中東歐地區。但該範圍從一開始就面臨壓力，維持它所需的努力最終超出蘇聯能力，導致其崩潰。美國及其所支援的自由主義秩序的存在，為中小國家提供了數個世紀多極格局所否認的機會。若非有處可逃，莫斯科的中東歐衛星國不會如此渴望逃離。美國秩序承諾更高的生活水平、國家主權及法律與制度上的平等。這為生活在蘇聯陰影下的國家提供了選擇，一旦有機會擺脫莫斯科控制，它們便抓住了機會。近年來，一些自稱現實主義者的人呼籲美國接受勢力範圍的回歸，作為單極格局的替代方案。但他們主要只承認俄羅斯等國的勢力範圍——這已足夠成問題。自彼得大帝時代起，俄羅斯的傳統勢力範圍始終包括波羅的海國家及至少部分波蘭領土。普丁公開效仿彼得大帝，並坦率表示希望恢復冷戰時期的蘇聯帝國版圖。承認俄羅斯等國的勢力範圍，意味著接受它們對目前享有主權獨立的一系列國家的霸權。而在這個新興世界中，俄羅斯等國並非唯一尋求擴張勢力範圍的國家。若德國和日本需再度成為列強，它們也將擁有自己的勢力範圍，這些範圍必然與俄羅斯等國重疊，從而在未來的多極世界中引發無數沖突——正如多極的過去一樣。這就引出了備受吹捧的美俄新協調機制構想——相當於19世紀的“歐洲協調”。成功的安排必須劃定各方勢力範圍的邊界。這樣的協議可能嗎？答案是否定的，因為新的多極世界不具備兩個世紀前的特質。梅特涅的奧地利是現狀維持者，只求保守秩序免受自由主義挑戰。俾斯麥在19世紀末視其新統一的德國為“饜足”國家。兩者都尋求均勢以保住既有成果，而非獲取更多。但俄羅斯等國絕非饜足的現狀維持者。它們是不滿的“無產”強國。自冷戰結束以來，它們始終對美國全球霸權深感不滿，並尋求恢復其自認天然且傳統的區域主導地位。俄羅斯也僅處於重建其傳統中東歐勢力範圍的初期階段。烏克蘭並非普丁構想秩序的終點，而是起點。什麼樣的對美安排能滿足這些野心？絕非像“歐洲協調”那樣僅固化現狀的協議。它必須容納俄羅斯等國各自視為必要的歐亞地緣政治劇變——至少俄羅斯已為此不惜一戰。對被迫放棄獨立、接受莫斯科或華盛頓（或許最終還有柏林、東京或其他未知方）統治的中小國家而言，這一轉型過程絕不會愉快。20世紀前四十年的歷史教訓表明：與“無產”強國達成穩定和平極其困難。每一次向它們讓步的國家或領土，都會增強並鼓勵它們提出下一個要求。事實上，俄羅斯等國既無意願也無必要與美國達成任何約束性協議。相反，它們有充分理由相信此刻正是推進良機。對普丁而言，川普對跨大西洋聯盟的破壞正是這樣的“大變局”。他為何不抓住這一機遇？他無法預知川普時代在美國將持續多久，且若歐洲重新武裝，克里姆林宮的機遇窗口可能關閉。此前，普丁行動緩慢——2008年入侵喬治亞與2014年吞併克里米亞相隔六年，此後又隔八年才發動全面侵烏戰爭（且因美國及其盟友而嚴重受阻）。如今美國人已粉碎了這種團結，普丁很可能認為加速其征服計畫的時機已到。這意味著新多極時代的最初幾年不會以巧妙、相互遷就的外交為標誌，而將以激烈競爭與對抗為特徵。世界將更像20世紀初那個殘酷的多極時代，而非19世紀那個雖仍殘酷但更有秩序的世界。當俄羅斯等國開戰時，它們孤軍奮戰；當美國開戰時，即使在伊拉克這樣不得人心的衝突中，也有數十個盟友支援。美國的軍事力量投射依賴於全球各地的基地——這些基地由信任美國為夥伴、並願意容忍駐軍不便的國家提供。但如果美國不再保障這些國家的安全，反而對其發動經濟戰並提出令其反感的要求，它們可能會重新考慮。川普官員似乎期望歐美國家在華盛頓需要或想要時仍會加入美國——即便美國不提供任何回報。但你能拋棄盟友的同時還指望擁有它們嗎？若美國真退回西半球，重拾19世紀的孤立主義與對全球事務的漠然，那倒另當別論。但本屆政府外交政策最驚人之處在於：儘管高喊“美國優先”，川普卻展現出看似無限的全球野心。他一邊揮霍美國實力，一邊享受行使權力的快感。重返白宮的第一年，他便對伊朗和敘利亞發動打擊；威脅奪取加拿大和格陵蘭；推翻委內瑞拉政府並承諾“接管”該國；無效干預東南亞、中非和中東的戰爭；甚至提議在加薩地帶開展需美軍防衛的建設項目。這就是所謂的“克制”嗎？川普的智囊們一面稱讚他摒棄了“無知精英”的“荒謬烏托邦目標”，一面又讚揚他志在“重塑”整個世界。重塑為何？為充實川普的錢包並為他帶來榮耀嗎？川普的狂妄自大正將美國從國際領導者變為國際棄兒，美國人民將在未來多年承受其後果。1916年，德意志帝國總理特奧巴登·馮·貝特曼·霍爾維格（Theobald von Bethmann Hollweg）曾擔憂，其國家的行為恐使其淪為“萬國眼中的瘋狗”，招致“整個文明世界的譴責”。他言中了。德國領導人以毫不妥協的“現實主義”為傲，認為赤裸裸地追求自身利益本就是國家天性。但正如歷史學家保羅·甘迺迪（Paul Kennedy）所指出，德國不斷訴諸“赤裸裸的強權政治（Machtpolitik）準則”，反而促使世界列強聯合起來擊敗德國。川普政府沉溺於自私自利的追求與為力量而力量的行使，對他人利益嗤之以鼻。正如川普首任國家安全顧問H·R·麥克馬斯特（H. R. McMaster）與經濟學家加里·科恩（Gary Cohn）合著文章所言，世界並非“全球共同體”，而是“各國、非政府行為體與企業競相爭奪優勢的競技場”，在此強權政治世界中，美國擁有“無與倫比”的力量。但還能維持多久？麥克馬斯特的表述，如同川普對自私的頌揚，都深深誤解了美國實力的真正源泉。美國在世界上的諸多影響力，恰恰源於將他國視為戰略夥伴的一部分。常被視為典型美國現實主義者的西奧多·羅斯福（Theodore Roosevelt）雖擅用武力，卻相信偉大國家最終必須受“國際社會良知”指引，不僅考慮自身利益，也顧及“他國利益”。他指出，成功的強國不能“無視真正道德的基本準則”行事。數十年來，世界之所以支援奉行這些原則的美國，並接受其權力（儘管存在缺陷與錯誤），正是因為美國並非僅出於狹隘自利——更非出於單一統治者的狹隘私利——而行動。那個時代已經結束。川普僅用一年時間便摧毀了既有的美國秩序，並削弱了美國在未來世界中維護自身利益的能力。如果美國人覺得捍衛世界秩序代價太高，那就等著為接下來的一切買單吧。 (邸報)

在上海，電動自行車不僅是近2500萬市民的日常通勤選擇，更是支撐起城市物流“最後一公里”的毛細血管，但相關管理卻長期面臨法律滯後、權責不清、道路資源緊張等難題。今年上海兩會，市政協委員邵楠呼籲，盡快為電動自行車“量身定製”管理法規，明確路權保障，實現“疏堵結合”的治理新路徑。根據上海市公安局車管所統計，自2005年建立登記系統以來，全市電動自行車保有量已約達1200萬輛，相當於平均每兩位常住人口就擁有一輛。與此同時，超過20萬名快遞、外賣騎手依賴電動自行車完成每天近4500萬單的配送任務。與龐大的使用需求形成鮮明對比的，是滯後的管理制度。邵楠注意到，目前，上海乃至全國都沒有一部針對電動自行車的管理法規或條例，遵循延用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道路交通安全法》《實施條例》及2021年通過的《上海市非機動車安全管理條例》。“這是不斷‘打補丁’的產物，本質上是頭痛醫頭、腳痛醫腳。”邵楠直言，現行法規未充分考慮電動自行車的速度、重量、使用頻率等特殊性，導致其在路權分配、載人標準、執法依據等方面長期處於模糊地帶。“電動自行車面臨的本質問題是路權。”邵楠指出，一方面，機動車、非機動車與行人三者之間的矛盾，在道路資源緊張的上海尤為突出。目前，全市仍有101條道路禁止非機動車通行，其中不少位於市中心、商業區、配送需求高頻區域，客觀上導致違規行駛現象普遍；另一方面，現有非機動車道設計寬度標準為1.5米，難以滿足兩輛電動自行車安全平行。邵楠建議，應盡快出台針對性強的《上海市電動自行車安全管理條例》以及《上海市電動自行車通道設計規範》，將非機動車道最低寬度拓寬至2米，並為條件允許的人行道設定分層分線騎行區，讓他們有路可走。針對電動自行車載人規定，邵楠提出，目前上海規定只能搭載12歲以下兒童，但安全本質上與載重、配重相關，而非年齡。“如果一個體重超標的12歲兒童和一位體重較輕的成年人，那個更安全？現行規定顯然沒有考慮實際情況。”他建議，載人標準應按照車輛制動性能與載重能力科學設定，對採用碟剎等高效制動系統的車輛可適當放寬載人限制，而對簡易抱剎車型則應嚴格管理。管理執法同樣面臨挑戰。由於歷史原因，電動自行車登記並不規範，車輛與實際使用人常常無法對應，給非現場執法帶來困難。邵楠建議，應在全市範圍內開展電動自行車權屬複查，實現人車對應，並對快遞、外賣等商業營運車輛發放特殊標識，為精準執法創造條件。“對待電動自行車不能一味地‘堵’，而應該‘疏堵結合’。”邵楠強調，上海已經到了必須正視電動自行車現實問題的時候，只有通過法律先行、科學管理的方式，才能在保障安全的同時，滿足市民出行需求和城市運行需要。 (新民晚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