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秩序真的要崩了Ray Dalio今年的慕尼黑安全會議上，大多數國家領導人都宣告，1945年建立的戰後世界秩序，已正式成為過去式，會議發佈的《2026年安全報告》深入地闡述了這個圖景，報告題目非常應景，《大廈將傾》（Under Desctruction），如果你有興趣，可以在這裡閱讀全文（https://securityconference.org/en/publications/munich-security-report/2026/）。具體的例子有很多，德國總理梅爾茨說，“過去幾十年的世界秩序已不復存在”，我們正式進入“大國政治”時代。他明確表示，在這個新時代，自由“不再是理所當然的前提”。法國總統馬克宏與梅爾茨的觀點不謀而合，他說，歐洲舊的安全結構的基礎就是舊的世界秩序，現在已不復存在，歐洲必須為戰爭做好準備。美國國務卿魯比奧表示，我們正處於“新地緣政治時代”，因為“舊世界秩序”已經結束了。用我的話說，我們所處的時代，是世界大周期的第六階段，這個階段的特點是極度混亂，沒有規則，強權即真理；這是大國衝突的時代。第六階段的規律邏輯，我在《原則：應對變化中的世界秩序》的第六章“外部秩序與混亂大周期”中做了詳細解釋。此前，我在部落格里長篇摘錄過第五章“內部秩序與混亂的大周期”的內容，向大家講解了美國國內正在發生的事情，以及這些事情與第五章所講的經典周期正好吻合。這一篇部落格，我會附上第六章的全部內容。鑑於幾乎所有人都一致認同1945年戰後世界秩序已經崩潰，我們正在進入新的世界秩序，我認為，這一章的內容值得大家花時間認真閱讀。第6章：外部秩序與混亂大周期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以及人際關係所遵守的秩序，無論是內部秩序還是外部秩序，運作方式基本一致，而且內外部經常相互交織。其實，內外部秩序分明的歷史並不久遠。以前，內部和外部秩序之間並沒有明確的界限，因為當時國與國之間並沒有清晰勘定、相互承認的邊界線。也正因此，第5章裡，每個國家由治及亂循環往復的（興、治、盛、奢、衰、亂）六階段興亡周期，同樣適用於國與國之間的國際關係，只有一個因素需要特別區分：國際關係中，純粹的實力對比，能發揮更大的作用。這是因為，一國之內，所有的治理體系都需要有效實施且廣泛認可的 1）法律法規和立法能力，2）執法能力（如警察），3）司法能力（如法官），以及4）有法必依、違法必究的後果，這些後果既要與罪行相稱，又要得到執行（如罰款和徒刑）。然而，在國與國之間，要麼沒有這些要素，要麼有也不像在一國之內那樣落實有效。歷史上，我們也嘗試過建立更尊重規則的國際秩序，比如建立了國聯和聯合國這樣的國際組織。但都失敗了，因為這些國際組織在大國面前，財富和實力都相形見絀。而一旦強國的實力超過國際組織裡的其他國家，那麼擁有話事權的就必然是強國了。比如，假設美國、中國或別的什麼國家，實力比聯合國諸國都強，那麼主導事態走向的就是美國、中國或別的那些強國，而不是聯合國。畢竟，“強權即公理”，而在勢均力敵的對手之間，不經歷一場較量，財富和權力不會輕易易手。如果強國之間有分歧齟齬，它們當然不會請律師找法官打官司；而是相互威脅，要麼達成協議，要麼兵戎相見。國際秩序更遵循叢林法則，而非國際法。國與國之間的較量，主要有五種方式：貿易/經濟戰、科技戰、資本戰、地緣政治戰和軍事熱戰。我們先簡單定義一下這幾種戰爭。1.貿易/經濟戰： 包括關稅戰，進出口限制，使用其他經濟打擊手段損傷對手經濟2.科技戰： 以保護國家安全為由，限制技術出口和共享3.地緣政治戰： 圍繞領土和聯盟而產生的衝突，通常通過談判和公開或保密的承諾來解決，一般不會訴諸武力4.資本戰： 通過金融工具開展的鬥爭，手段包括制裁（如懲罰提供資金和信貸的機構和政府來切斷一國的資金和信貸），以及限制外國資本進入其金融市場5.軍事熱戰： 正式交火，通過軍事力量開展的衝突大多數國與國之間的較量，都可以歸入上述爭戰類型，有時候會發生不止一種（例如，不管發生那種戰爭，幾乎都會伴隨網路戰）。這些較量的核心，是爭奪財富和權力，也是意識形態的鬥爭。雖然上述戰爭類型中，大多數沒有真槍實彈的交火廝殺，但都是實力的較量。多數情況下，國與國之間的激烈競爭主要以前四種戰爭的形態演進，隨著時間推移，鬥爭愈演愈烈，直到軍事熱戰爆發。這些鬥爭和戰爭，不管有沒有真刀真槍的殺伐，都是國與國之間的實力展現和過招。根據爭議的重要程度和對手的相對實力，出手可以是毫無保留，也可能是點到為止。但是，一旦軍事熱戰打響，其他四種戰爭手段會被極致武器化，用以強力殺傷。前幾章說過，驅動內外部周期的所有因素，往往是同起同落，好時一起好，壞時一起壞。局勢變差了，爭議矛盾也會變多，鬥爭意願也會增強。這是人性使然，也是興衰罔替大周期的根源。一般而言，只有事關國家存亡的核心利益受到威脅，而又無法通過和平手段解決的時候，才會爆發全面戰爭（因為國家的核心利益至關重要，國民願意為之戰鬥甚至犧牲生命）。全面戰爭的結果，會毫無爭議地明確勝利一方，勝者為王敗者寇，誰勝利，誰就能制定戰後世界的規則，奠定國際新秩序的基礎。下圖展示了公元1500年以來歐洲內外部和平與衝突的周期，以不同時期不同因素導致的死亡人數為指標。可以看出，五百年來，歐洲經歷了三個衝突興衰大周期，平均每個周期150年。雖然大規模內戰和對外戰爭持續的時間較短，但它們通常是衝突長期累積後的總爆發。雖然一戰和二戰各自有典型周期驅動的獨特原因，但兩次大戰也相互關聯。這張圖展示了 1400–2000 年間歐洲因衝突導致的死亡率（佔總人口比例），並用 15 年移動平均平滑資料，以便更清楚地看到長期趨勢。橫軸是年份，縱軸是死亡率；圖中藍色代表內部衝突導致的死亡率（如內戰），紅色代表外部衝突導致的死亡率（如國家間戰爭），灰色線是兩種死亡率相加的總值。從整體形態看，歐洲的衝突死亡率呈現出典型的“長時間低位 + 少數時期劇烈爆發”結構：大多數年份的死亡率接近低基線，但在若干關鍵歷史階段會出現陡峭高峰。圖上標註的主要峰值分別對應宗教戰爭與三十年戰爭、拿破崙戰爭，以及 20 世紀兩次世界大戰，其中世界大戰階段的峰值最高，說明那一段時間衝突對人口的殺傷強度遠超其他時期。圖中同時標註了文藝復興、啟蒙運動、工業革命等相對繁榮的階段，與戰爭高峰並列呈現出一種“周期性”：和平與發展往往持續較久，但矛盾可能在長期累積後以短促而猛烈的方式集中釋放。二戰後曲線快速回落並長期處於低位，可能是因為戰後“歐洲一體化（EU integration）”制度整合與安全架構變化。如圖所示，每個大周期都經歷一段相對漫長的和平繁榮期（比如文藝復興、啟蒙運動、工業革命時期），而和平繁榮期也為後來血腥恐怖的對外戰爭埋下了種子（比如三十年戰爭、拿破崙戰爭、兩次世界大戰）。無論是上升期（和平繁榮時期）還是下降期（蕭條與戰爭時期），都對整個世界產生了影響。在主要強國繁榮時，並非所有國家都能共享繁榮，因為國與國之間，通常是零和遊戲，我之所得，往往是彼之所失。比如，中國從1840年到1949年的衰落期，被稱為“百年屈辱”，就是因為西方列強和日本對中國的剝削掠奪。讀到這裡，請記住，只要發生戰爭，就有兩件事板上釘釘：第一，戰爭絕不會按計畫發展；第二，戰爭的殘酷程度一定會始料未及。正因如此，接下來我要講的原則，很多都是避免真槍實彈熱戰的原則。然而，熱戰還是時不時發生，有時候是出於正當理由，有時候藉口則很荒謬。有一點要說清楚，雖然我認為大多數戰爭都是人間悲劇，起因也往往荒唐可笑，但有些戰爭值得打——因為不打的話，後果不堪設想（比如會失去自由）。塑造外部秩序的永恆力量我在第二章解釋過的，除了自身利益和生存之外，對財富和權力的追求是個人、家族、企業、國家最主要的驅動力。又因為財富等於權力，畢竟有了錢可以建設軍事力量、控制貿易、影響他國，所以國內執政實力與軍事實力是相輔相成的。買槍火彈藥（建設軍事力量）需要錢，買柴米油鹽（滿足國內社會支出需求）也需要錢。如果一個國家無法提供足夠的強大軍備或足夠的物質幸福，這個國家在國內外反對勢力面前就會變得不堪一擊。通過研究中國曆朝歷代和歐洲各大帝國的歷史，我認識到，財富雄厚，能在開支上壓倒對手，是一個國家最重要的優勢之一。美國就是這樣在冷戰中擊敗蘇聯的。只要能在對的地方花足夠多的錢，就不必打熱戰。而一個國家長治久安的關鍵，就是在強大軍備和物質幸福之間取得平衡，不要因為走極端而導致衰落。換句話說，一個國家必須有足夠的財力，既能讓人民過上好日子，又能保護人民免受外敵侵略。能將這樣的強盛維持兩三百年的國家，就已經是非常成功的國家了，但到現在為止，還沒有那個國家能永遠保持這樣的盛世。一旦既有霸權開始衰落，或新興大國的實力逐漸逼近既有霸權，或兩件事同時發生，衝突就必然出現。如果雙方同時具備兩個條件，爆發軍事戰爭的風險就極大：第一，雙方軍事實力旗鼓相當；第二，彼此存在不可調和的生死矛盾。截至本文發表時（2026年2月14日），最有可能一觸即發的軍事衝突，就是中美圍繞台灣問題的對抗。對決雙方的選擇不多，要麼開戰，要麼退讓，但兩個選擇都極其艱難。兩種選擇代價都很高：開戰，就有人員傷亡和軍費開支；退讓，就是放棄影響力和地位，因為這是軟弱的表現，軟弱就會失去別國的支援。如果競爭的兩強有相互摧毀的實力，雙方必須對彼此保持極高的信任，確信對方不會對自己造成難以承受的傷害或致命威脅。然而，能妥善處理這種“囚徒困境”的情況極其罕見。雖然，國際關係中其實沒有什麼規則可言，只不過是實力最強的國家給自己定的規則而已，這些規則的結果也有好有壞。具體來說，那些能讓雙方共贏的規則，肯定比導致兩敗俱傷的規則好。因此，這一條原則就至關重要：要想更多地實現雙贏，就需要在談判時充分考慮對方和自己各自最看重的是什麼，並懂得如何進行交易。高明的合作共贏，既能增加雙方的財富和實力，又能合理分配財富和權力，比兵戎相見要有利可圖得多，也比一方成王一方敗寇的痛苦小得多。只是要做到這一點，關鍵是要懂得站在對手的角度看問題，還要劃清楚和講清楚你的紅線在那裡（也就是絕不可妥協的底線）。所謂“贏”，就是在得到最重要的利益同時，沒有失去最重要的東西。所以，如果一場戰爭在人員傷亡和軍費開支上的代價，遠遠超過它能帶來的收益，那開戰就是愚不可及。但“愚不可及”的戰爭還是有人在打，原因容我慢慢道來。陷入愚蠢的戰爭實在太容易了，原因有以下幾點：a) 囚徒困境，b) 針鋒相對的態勢升級，c) 衰落大國認為退讓的代價太大，d) 在需要快速決策時發生誤判。兩強爭霸常常陷入囚徒困境；雙方都需要有途徑讓對方相信，自己不會先動手消滅對方，不然對方就會搶先下手。針鋒相對的態勢升級也很危險，因為一方升級之後，另一方要麼跟著升級對抗，要麼就失去對方在上一輪奪走的利益；這就像“膽小鬼博弈”一樣，逼得太緊，必然導致正面對抗。如果用虛假言論煽動民眾情緒，爆發愚蠢戰爭的危險會加劇，所以領導人最好實事求是、深思熟慮地向老百姓說明局勢以及應對之策（在民主國家，民意至關重要，這樣做尤其關鍵）。最糟糕的情況是，領導人在面對民眾時既不誠實又情緒化，如果他們還掌控了媒體，那就更加雪上加霜了。總的來說，從雙贏到兩敗俱傷再到雙贏，往往有周期規律。在形勢大好時，人與人之間、國與國之間更願意合作；而到了艱難時期，就更容易發生衝突。當既有霸權相對於新興大國走向衰落時，既有霸權自然而然希望維持現狀或推崇既有規則，而新興大國則希望改變規則，以適應新的現實局勢。俗話說“情場如戰場，為達目的，不擇手段”，雖然我不太懂“情場”那部分，但“戰場”這部分我很清楚，的確是不擇手段。舉個例子，在美國獨立戰爭中，英軍排成佇列準備交戰，而美國革命軍躲在樹後射擊，英軍覺得這不公平，還提出了抗議。最後，美國革命軍獲勝，在他們看來，英軍太迂腐愚蠢，為了美國獨立自由的建國大業，改變交戰規則算什麼。戰爭就是這樣。接下來，是最後一條原則：要有實力，尊重實力，明智地運用實力。有實力是好事，因為實力永遠比協議、規則和法律更可靠。到了關鍵時刻，註定勝出的國家，是有實力按自己的解讀執行規則和法律的國家，是有實力重新解讀既有規則和法律的國家。尊重實力也很重要，因為明知必敗還要開戰，實在不智；還不如通過談判達成對自己最有利的和解方案（前提是有理智的戰略考量，也不排除因為愚蠢的自負，非要求死當烈士）。明智地運用實力同樣重要。明智地運用實力，不是逼別人就範逆來順受，更不是恃強凌弱。而是要知道，慷慨大度和真誠相待是實現雙贏關係的強大力量。不論如何，雙贏關係比兩敗俱傷要有價值得多。換句話說，動用“硬實力”通常並非上策，運用“軟實力”才更可取。要明智地運用實力，還應該懂得判斷什麼時候該“文”（達成協議），什麼時候該“武”（動手開戰）。要做判斷，就必須先判斷自己的相對實力會隨時間增強還是變弱。最有利的，是在自己實力最強時，談判達成協議、強制執行協議或發動戰爭。也就是說，如果自己的相對實力在走下坡路，那就趁早開戰；如果相對實力還在爬坡，那就推遲開戰。如果陷入了兩敗俱傷的關係，就必須想辦法脫身，最好脫鉤，雖然很有可能難免一戰。明智地運用實力，最好不要耀武揚威，不然會讓別國感到威脅，繼而建立自己的威懾力量，導致雙方相互升級對抗，最終兩敗俱傷。運用實力，最好像運用一把隱藏的匕首，只在真正近身開打時才亮出來。但也有時候，為了改善談判地位、避免衝突，最好的辦法就是展示實力並威脅使用武力。充分瞭解對方最看重什麼、最不在乎什麼，尤其是對方的“必救”“必戰”，這樣才能找到一個平衡點，雙方都認為能公平地解決爭端。有實力當然很好，但對於本來就不需要的實力，沒有也挺好。因為維持實力必然消耗資源，尤其是消耗時間和金錢。而且，實力越強，責任就越大。我常常驚訝地發現，實力較弱的人和更有實力的人相比，往往更幸福。秩序崩解案例：第二次世界大戰上文，我們瞭解了外部環境興衰治亂周期的驅動規律和應對原則，都是我研究大量案例得出的結論。本文，我想通過第二次世界大戰作為案例，對上文的內容做簡要回顧，畢竟二戰是人類從和平走向戰爭最具有標誌性的最鮮活的例子。通過二戰這一個案例，可以清楚地瞭解三大周期的共振疊加能帶來什麼樣的巨大影響。這三大周期就是貨幣與信貸周期、內部興衰治亂周期以及外部興衰治亂周期。它們的力量交相呼應，為災難性世界大戰創造了條件，並為新的世界秩序奠定了基礎。雖然二戰時期的故事本身就引人入勝，但它們還有一個重要的意義，那就是為我們提供了經驗和教訓，幫助我們思考當下正在發生的事情以及未來可能發生什麼。尤其是，中美兩國正在經濟戰場上酣戰，且完全有可能演變為軍事熱戰。借古鑑今，通過研究1930年代的往事，可以為我們當下提供寶貴的思路，幫助我們理解接下來可能發生什麼，以及如何避免中美兵戎相見。通往戰爭的不歸路為了更生動地還原1930年代的歷史畫卷，我會先梳理一下1939年歐洲戰場正式開戰之前，到1941年日本偷襲珍珠港事件之間的地緣政治重點事件，然後快速回顧戰爭處理程序，再講講1945年美國實力巔峰時期建立世界新秩序的歷史。1929年，股市大崩盤，全球經濟大蕭條，導致幾乎所有國家都因資產貶值蒸發而陷入嚴重的內部衝突。這促使各國政治轉向，推舉民粹主義、專制主義、民族主義和軍國主義的領導人和政策。這些政治轉向的國家，有的偏右，有的偏左，程度各異，因各國國情以及民主或專制傳統的強弱，而各有不同。在德國、日本、義大利和西班牙，極其糟糕的經濟狀況加上根基不牢的民主傳統，導致內部爆發極端衝突，並轉向擁護極右翼（法西斯）民粹或專制領導人，而在蘇聯和舊中國，在經歷極端困境的歷史時期，同樣因為缺少民主經驗，轉而擁護左翼（共產主義）民粹或專制領導人。在美國和英國，由於民主傳統相對較深，經濟狀況也沒那麼嚴峻，所以，雖然也變得更加民粹化和專制化，但遠不及其他國家那麼嚴重。法西斯德國與日本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德國因為戰爭賠款而背上了沉重的債務，但到了1929年，由於協約國推出“揚計畫”(Young Plan)【注】，德國開始擺脫這一枷鎖。“揚計畫”為德國提供了相當大的債務減免，外國軍隊也於1930年撤出德國。然而，全球經濟大蕭條依舊重創了德國，導致失業率接近25%，企業大量破產，貧困現象蔓延。果不其然，左翼民粹主義者（共產主義者）和右翼民粹主義者（法西斯主義者）之間展開了激烈鬥爭。阿道夫·希特勒，作為右翼民粹主義/法西斯主義的領軍人物，利用民族屈辱情緒煽動民族主義狂熱，將《凡爾賽條約》及其簽署國刻畫為德國的敵人。希特勒制定了民族主義25條綱領，並圍繞綱領凝聚支援力量。為應對內部鬥爭和恢復秩序的需求，希特勒於1933年1月被任命為德國總理，他的納粹黨從懼怕共產黨人的工廠主那裡獲得了大量支援。兩個月後，納粹黨在德國議會（國會大廈）選舉中贏得最高票和多數席位。譯者註：1929 年，美國銀行家歐文·揚主持提出揚計畫（Young Plan），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協約國針對德國賠款制定的第二個賠款方案。該計畫把德國賠款總額從 1320 億馬克削減為約 1139 億馬克，並把償付年限延長到大約 59 年，同時由協約國向德國提供貸款。這個計畫取消了對德國財政經濟的直接監督，希望在減輕德國負擔的同時維持戰後“賠款—戰債”體系的運轉。希特勒不願再支付戰爭賠款，退出了國聯，並於1934年掌控德國，形成獨裁統治。他身兼德國總理與總統雙重身份，成為國家最高領袖。在民主制度下，一直有合法途徑，允許國家領導人取得各類特殊權力；希特勒將所有特殊權力悉數攫取。他援引《魏瑪憲法》第48條，許多公民權利遭到限制，他鎮壓政治反對派共產黨，並強行通過《授權法案》，使他無需國會大廈和總統的批准即可頒布法律。他對任何反對勢力都毫不留情，不僅審查或接管報紙和廣播公司，還成立秘密警察，也就是蓋世太保，替他清除和鎮壓反對派，剝奪猶太人的公民權，沒收新教教會的財產，逮捕反對他的教會官員。他宣揚雅利安種族是優越的主宰種族，禁止非雅利安人在政府任職。憑藉同樣專制/法西斯的手段，希特勒重建百廢待興的德國經濟，推出大規模的財政和貨幣刺激計畫。他將國有企業私有化，鼓勵企業投資，積極提高雅利安德國人的生活水平。例如，他指示成立大眾汽車公司，生產平價汽車，讓人人都買得起，使汽車更加普及，還主導修建了高速公路（Autobahn）。他強制銀行購買政府債券，以資助大幅增加的政府支出。由此產生的債務，則通過企業收益和中央銀行（德意志帝國銀行）貨幣化來償還。這些財政政策大體上行之有效，幫助希特勒實現了他的目標。這也再次證明，如果以本幣借款、增加債務和赤字，並將借來的資金投入能夠提高生產力的投資，並能夠產生足夠現金流來償債，那這樣的債務和赤字就能產生極高的效益。即使無法完全覆蓋債務成本，在實現國家經濟目標方面，也極具成本效益，極其划算。至於這些政策的經濟效果：1933年希特勒上台時，德國失業率高達25%。到1938年，失業率已經降到了零。希特勒執政後的五年裡，德國人均收入增長了22%，1934年至1938年間，實際平均經濟增長率超過8%。如下圖所示，從1933年到1938年，德國股市穩步上漲近70%，直到熱戰爆發。左圖展示的是“德國股票收益（以本幣計）”。橫軸是時間範圍（1933年到1939年），縱軸是股票累積超額回報率。紅色曲線整體由左下向右上爬升，雖然中間有幾次明顯回呼，但趨勢始終向上；圖中的文字說明指出，從1933年1月到1938年，德國股市總體上漲了接近70%。右圖展示的是“德國人均收入（以2017年美元計）”。橫軸同樣是1933年到1939年，縱軸則是折算為2017年美元匯率的人均收入水平。可以看到，德國人均收入在這幾年呈現階段性爬升的趨勢，整體穩步上升。圖中的文字寫明：1933到1938年間，德國人均收入總共提高了約22%。1935年,希特勒開始擴軍備戰，實施雅利安人強制兵役制度。德國軍費開支的增速遠超其他國家，因為德國經濟需要更多資源來維持運轉，德國打算動用軍事力量來奪取所需資源。日本與德國一樣，也因大蕭條受到嚴重打擊，並因此走向專制道路。作為一個島國，日本的自然資源同樣缺乏，難以自給自足，並且依賴出口創收，並進口生活必需品，因此特別容易受到大蕭條的衝擊。1929年至1931年間，日本出口下降了約50%，經濟遭受重創。1931年，日本破產，被迫動用黃金儲備，放棄金本位，實行浮動匯率，這導致日元大幅貶值，日本的購買力耗盡。嚴峻的經濟狀況，加上巨大的貧富差距，引發日本左翼和右翼之間的激烈鬥爭。到1932年，右翼民族主義和軍國主義大肆抬頭，他們希望通過武力恢復日本的秩序和經濟穩定。日本決意從其他國家掠奪自然資源（如石油、鐵、煤和橡膠）和人力資源（也就是奴隸勞工）。1931年9月18日，日本入侵中國東北，並逐步擴張入侵中國內陸和亞洲其他地區。有人認為，日本與德國通過軍事侵略獲取所需資源的方式，比傳統貿易和經濟手段更具成本效益，更划算。1934年，日本部分地區發生嚴重饑荒，導致政治動盪加劇，進一步強化了右翼、軍國主義、民族主義和擴張主義運動。在接下來的幾年裡，日本實行自上而下的法西斯計畫經濟，經濟實力不斷壯大，建立起軍工複合體，保護其在東亞和中國華北的佔領區，並繼續支援向其他國家的侵略擴張。與德國類似，雖然大多數日本企業是私有企業，但其生產活動受政府控制。何為法西斯主義呢？選擇治理方式時，一個國家需要做出以下三個重大選擇：1）決策方式是自下而上（民主）還是自上而下（專制）；2）生產資料所有制是資本主義還是共產主義（社會主義介於兩者之間）；3）個人主義（個人福祉優先）還是集體主義（全民福祉優先）。你可以試著從每個類別中選擇你認為最理想的方式。而法西斯主義結合了專制、資本主義和集體主義。法西斯主義者認為，使國家及人民富裕、繁榮、強盛的最佳治理方式，是自上而下的專制領導，由政府指導私有企業生產，個人利益服從國家利益。美國與同盟國1929年之後的美國，債務問題對銀行造成毀滅性打擊，導致其在全球範圍內的放貸大幅縮減，傷害了國際借款方。與此同時，經濟大蕭條導致需求疲軟，美國進口和其他國家對美出口雙雙暴跌。隨著美國人收入下降，需求進一步萎縮，信貸問題不斷惡化，形成自我強化的經濟下行惡性循環。美國的應對措施是轉向保護主義，以求保障美國就業，1930年，美國通過《斯姆特-霍利關稅法》提高關稅，進一步加劇了其他國家的經濟困境。* 經濟不景氣時，為了保護本國企業和就業，提高關稅是常見的做法，但這通常也會降低效率，因為生產不得不轉移到效率更低的地方進行。結果，高關稅會導致全球經濟進一步疲軟，因為關稅戰之下，出台關稅政策的國家會失去出口市場。不過，受到關稅保護的企業則會受益，他們因此會幫助增加關稅的領導人贏得政治支援。蘇聯尚未從1917-1922年的（二月、十月）革命和（蘇俄）內戰中恢復過來，加上對德戰敗、與波蘭的戰爭也付出了高昂的代價，1921年還發生大饑荒，整個1930年代又飽受政治清洗和經濟困境的折磨。1928-1930年，中國也遭受內戰、貧困和饑荒的摧殘。因此，1930年局勢惡化、各國開始徵收關稅時，中國、蘇聯的情況更加急轉直下，看不到生機和希望。1930年代，美國和蘇聯都遭遇了旱災，這讓局勢更加雪上加霜。* 自然災害（如乾旱、洪澇和瘟疫）往往會造成嚴重的經濟困境，自然災害一旦疊加其他不利條件，就很容易引發激烈的衝突。在蘇聯，極端的政府政策加上自然災害，導致數百萬人死亡。與此同時，蘇聯國內的政治鬥爭和對納粹德國的恐懼，導致數十萬人被指控從事間諜活動，未經審判就被處決。* 本質上，通縮性經濟蕭條就是債務危機，其根源在於債務人手中沒有足夠的資金來償還債務。這種危機不可避免地導致國家印鈔、債務重組以及政府推出刺激計畫，增加貨幣和信貸的供應，貨幣和信貸的價值則會降低。唯一的問題是，政府官員有多少耐心、在何時採取行動。從1929年10月股市崩盤，到羅斯福總統於1933年3月採取行動，美國等了三年半。羅斯福就任後的頭100天，推出了多項大規模政府支出計畫，資金來源是大幅度加稅和提高預算赤字，而提高預算赤字則是聯準會通過債務貨幣化來融資。羅斯福推出了促就業計畫、失業保險、社會福利保障，以及親勞工、親工會的政策。1935年，稅收法案出台，個人所得稅最高邊際稅率升至75%（而1930年時僅為25%），被當時的民眾戲稱為“劫富稅”。到1941年，個人所得稅最高稅率達到81%，企業所得稅最高稅率為31%，而1930年時僅為12%。羅斯福還徵收了許多其他稅種。儘管徵收了上述各類稅收，經濟復甦還帶來了稅收增長，預算赤字佔比仍從GDP的約1%增加到約4%，因為美國政府的支出增長實在太多了。從1933年到1936年底，美國股市回報率超過200%，美國經濟平均實際增長率高達驚人的9%。1936年，為了平抑通膨、給過熱的經濟降溫，聯準會收緊貨幣和信貸政策，結果導致脆弱的美國經濟再次陷入衰退，其他主要經濟體也隨之走弱，國內和國際緊張局勢進一步加劇。與此同時，在歐洲，西班牙左翼民粹主義者（共產主義者）和右翼民粹主義者（法西斯主義者）之間的衝突演變為血腥的西班牙內戰。在希特勒的支援下，右翼的佛朗哥成功清除了西班牙的左翼反對派。* 經濟衰退嚴重和貧富差距巨大時，通常會出現革命性的大型財富再分配。來文的和平手段，是對富人大幅加稅，或者大量增加貨幣供應讓債權人的債權貶值；來武的暴力手段，就是強制沒收財產。在美國和英國，雖然也進行了財富和政治權力的再分配，但資本主義和民主制度得以保留。而在德國、日本、義大利和西班牙，這些制度則未能倖存。* 在全面熱戰爆發之前，通常會先爆發經濟戰。正式開戰之前，通常會有十年左右的經濟戰、科技戰、地緣政治戰和資本戰，在此期間，衝突各方相互威脅升級，試探對方實力的極限。雖然普遍認為，1939年是歐洲戰場衝突的開端，1941年是太平洋戰場衝突的開端，但其實，衝突早在大約十年前就已經開始了。除了各國內部因經濟問題而引發的衝突以及造成的政治轉向之外，這些國家還面臨著日益加劇的外部經濟衝突，因為經濟蛋糕在不斷縮小的同時，它們都想爭奪更大的份額。由於國際關係遵循的是弱肉強食法則，法律其實是中看不中用，於是德國和日本的擴張性越來越肆無忌憚，在爭奪資源、領土、政治領地上，開始不斷試探英國、美國和法國的底線。在深入回顧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我想先詳細說一下，把經濟和資本工具用作武器時常見的策略。一直以來，常用的策略就是下面幾個：1. 凍結/沒收資產：阻止敵國/競爭對手使用或出售所需的境外資產。這種措施的力度可大可小，小可能只凍結一部分人的資產（例如美國現在對伊朗革命衛隊的制裁，或二戰初期美國對日本的資產凍結），大可以單方面拒絕償還債務，或直接沒收一國資產（例如，部分美國高層決策者曾提出，美國可以不償還欠中國持有的美債）。2. 封鎖資本市場：禁止一國進入本國或他國的資本市場（例如，1887年德國禁止購買俄羅斯證券和債券，以打壓俄羅斯的軍事建設；美國現在威脅要對中國採取同樣的措施）。3. 禁運/貿易封鎖：禁止在本國進行商品、服務貿易，有時還會要求中立的第三方跟進，目的是削弱目標國家實力，或阻止其獲得關鍵物資（例如，二戰期間美國對日本實施石油禁運，並切斷日本船隻通過巴拿馬運河的通道），或者封鎖目標國家向其他國家出口商品，從而切斷其外匯收入來源（例如，拿破崙戰爭期間法國對英國的封鎖）。如果你想瞭解這些策略從1600年至今的應用歷史，可以訪問 economicprinciples.org 查看詳細資料。熱戰爆發1937年11月，希特勒秘密召集高層官員，宣佈計畫擴張德國領土，以獲取資源並團結雅利安民族。隨後他就付諸行動了，先是吞併奧地利，然後奪取捷克斯洛伐克境內蘊含豐富石油資源的地區。歐洲和美國警惕地觀望著，不想在一戰的慘痛之後這麼快又捲入另一場戰爭。和所有戰爭一樣，不確定因素從來都遠遠多於確定因素，因為：a) 敵對雙方只有在實力相當時才會開戰（否則明顯較弱的一方發起戰爭無異於愚蠢至極的自殺行為），b) 你來我往的進攻反擊行動五花八門，根本無法預測。熱戰開始後，唯一能夠確定的是，戰爭會帶來極大的苦難，甚至可能導致毀滅。因此，理智的領導人只有在被對方逼到不戰鬥就只能屈服退讓的境地時，才會開戰。對同盟國而言，那個時刻發生在1939年9月1日，德國入侵波蘭。德國來勢洶洶，勢不可擋；它迅速佔領了丹麥、挪威、荷蘭、比利時、盧森堡和法國，並加強了與日本、義大利的同盟關係，三國有共同的敵人且意識形態一致。通過快速奪取領土（例如石油儲量豐富的羅馬尼亞），希特勒的軍隊得以留存現有石油資源，並迅速獲得新資源。對自然資源的渴求和掠奪，始終是納粹戰爭機器的主要驅動力，推動其戰爭行動深入俄羅斯和中東。與蘇聯的戰爭註定不可避免；唯一不確定的是何時開戰。儘管德國和蘇聯簽署了互不侵犯條約，德國還是在1941年6月入侵俄羅斯，這使德國陷入兩線作戰，並付出了慘痛代價。在太平洋戰場，1937年，日本擴大在中國的佔領區，控制了上海和南京，並進行殘暴屠殺，僅在佔領南京時就殺害了約20萬中國平民和解除武裝的戰鬥人員（中國記錄是30萬受害者）。雖然美國保持孤立主義立場，但向蔣介石政府提供了戰鬥機，並派飛行員（飛虎隊）對抗日本，也算是參與了中國的抗日戰爭。美日之間的衝突開始爆發。在南京，一名日本士兵打了美國領事約翰·艾利森的面部，日本戰鬥機擊沉了一艘美國炮艇。1940年11月，羅斯福在美國總統競選中承諾美國將遠離戰爭，贏得連任。可實際上，美國已經採取經濟行動保護自身利益。特別是在太平洋地區，美國向它同情的國家提供了經濟支援，對它不支援的國家實施了經濟制裁。1940年初，戰爭部長（國防部長）亨利·史汀生（Henry Stimson）對日本實施強硬經濟制裁，促成1940年出台《出口管製法》（Export Control Act）。1940年年中，美國將太平洋艦隊移防部署至夏威夷。10月，美國加大禁運力度，限制“除英國和西半球國家以外的所有鋼鐵出口”。這一計畫的目的，是切斷日本的資源供應，迫使其從佔領的大部分地區撤退。1941年3月，美國國會通過了《租借法案》（Lend-Lease Act），這個法案規定，如果美國認為那個國家“對美國國防至關重要”，那美國就可以向它出借或出租戰爭物資，這些國家包括英國、蘇聯和中國。在地緣政治和經濟上向同盟國施以援手，對美國是有利可圖的，畢竟，這些准盟國在戰爭中連維持生產都很艱難，美國出售武器、食品和其他物資，能賺得盆滿缽滿。但美國也不完全是唯利是圖。英國很快就無力支付（黃金儲備消耗殆盡），於是美國允許英國等戰後再付款（甚至免除部分欠款）。雖然這時美國沒有正式宣戰，但是《租借法案》頒布後，美國其實已經結束中立狀態。* 國家一旦國力虛弱，敵對國家就會趁虛而入謀取利益。法國、荷蘭和英國在亞洲都有殖民地，但由於在歐洲戰場消耗過度，它們無力保衛這些殖民地抵禦日本侵略。從1940年9月開始，日本入侵東南亞的幾個殖民地，首先是法屬中南半島，將所謂的”大東亞共榮圈”擴張，吞併”南方資源區”。1941年，日本奪取荷屬東印度群島的石油儲備。日本擴張領土，威脅到美國在太平洋擴張的野心。1941年7月和8月，羅斯福出手回擊，凍結日本在美國的所有資產，關閉巴拿馬運河，禁止日本船隻通行，並對日本禁運石油和天然氣出口。這切斷了日本四分之三的貿易和80%的石油供應。日本計算，它的石油儲備將在兩年內耗盡，因此必須在屈服退讓或攻擊美國之間做出抉擇，陷入兩難境地。1941年12月7日和8日，日本協調多部力量，先後襲擊了美國在珍珠港和菲律賓的駐軍，正式揭開太平洋戰場上美日對抗的序幕，並在隨後幾天促成美國對日、德、意宣戰，從而全面捲入亞歐兩大戰場。雖然廣泛觀點認為，日本當時要想取得勝利，根本沒有可行的方案，但日本領導人卻極度樂觀，認為美國在兩條戰線上作戰，註定會一敗塗地，而且個人主義/資本主義的政治體制，肯定打不過日本和德國的威權主義/法西斯主義體制和軍工指揮系統。他們還盲目地相信，自己有更強的意志和意願，願意為國赴湯蹈火、犧牲捐軀，這也是決定勝負的重要因素。* 在戰爭中，承受痛苦的意志力有時比造成痛苦的殺傷力還重要。戰時經濟政策經典的經濟戰打法值得關注，各國在戰時採取的典型經濟政策同樣值得研究。這些政策包括，政府幾乎全面管控所有事務，因為國家要將資源從逐利賺錢轉向戰爭武備。例如，政府能決定 a) 生產那些物資，b) 那些物資可以買賣、買賣數量多少（也就是配給制），c) 那些物資可以進出口，d) 物資價格、職工工資和企業利潤，e) 個人能否持有金融資產，以及 f) 資金能否轉移出境。由於戰爭必然耗資巨大，通常政府會 g) 發行大量債務並將其貨幣化，h) 依賴黃金等非信用貨幣進行國際交易，因為其信用貨幣已不被接受，i) 採取更專制的統治方式，j) 對敵國實施各種經濟制裁，包括切斷其資本來源，以及 k) 承受敵國對其實施的制裁。珍珠港事件後，美國全面參戰，歐洲和太平洋戰場的主要國家領導人紛紛實施典型的戰時經濟政策，採取更專制的統治手段，而這些做法也得到了各國民眾的廣泛支援。下表列出了各主要國家實施的經濟管制措施。熱戰期間的市場走勢深受兩方面因素影響：一是政府管控措施，二是戰場形勢變化帶來的勝負機率波動。下表列出了各主要國家在戰爭年代對市場和資本流動實施的管制措施。各國股市停市的情況十分普遍，持股投資者無法變現，資金被徹底套牢。而且，戰爭期間，非盟國之間通常不接受貨幣和信用交易，因為大家都擔心對方貨幣會變成一堆廢紙，這種擔憂完全合理。如前所述，戰時真正流通的“硬通貨”就是黃金，有時也用白銀或以物易物。在這種時期，物價和資本流動通常受到管制，因此很難說清楚商品的真實價格到底是多少。戰敗，通常意味著徹底喪失財富和權力，所以戰爭期間仍在開市交易的股市走勢，主要取決於各國在關鍵戰役中的勝負成敗，因為戰果直接影響了勝利的天平向誰傾斜。比如二戰初期，德國攻城略地、摧枯拉朽、佔據上風，德國股市就表現強勁；而當美英等同盟國扭轉戰局後，德國股市便開始走弱。1942年中途島海戰後，同盟國股市幾乎持續上漲直至戰爭結束，而軸心國股市則橫盤或下跌。如圖所示，德國和日本股市在戰爭結束時雙雙停市，近五年後才重新開市，而開市時基本上已經血本無歸；相比之下，美國股市則極為強勁。這張圖顯示的是二戰前後（大約 1938–1950 年）四個國家股市的回報指數（以美元計）：藍色=美國、灰色=英國、黃色=德國、黑色=日本。縱軸是指數水平（可以理解為戰前投入 1 美元，後面不同的年份市值是幾美元），橫軸是年份。•1939–1942 年：德國股市表現很好，原因是軸心國在戰爭初期節節勝利，市場對德國前景樂觀。•1942 年之後：美國和英國股市幾乎一路上漲，圖中標出“1942 年中途島海戰”之後，美英戰局好轉，投資者預期勝利、經濟復甦，因此指數持續抬升。•日本：早期也有“戰時繁榮”，但很快被嚴格的政府管制壓住，股價長期幾乎走平，圖中文字說明“日本戰時繁榮更快消退，股票價格受抑制走平”。•圖上有一條橫線標註“德國和日本市場關閉”，說明戰時後期證券市場被關閉、指數（黃色線和灰色線）無資料顯示。•戰後德國和日本市場重新開放時，“指數大幅下跌”，說明一旦恢復交易，價格立刻大幅向下調整，把戰時被管制、被人為維持的價格一次性修正。•到 1950 年：美國和英國指數都顯著高於 1，特別是美國線衝到接近 3，說明如果戰前持有美國股票並一直持有到 1950 年，實際回報非常可觀；而德國、日本因為戰敗和資產重組，長期回報遠落後於美英。在戰爭年代，保護自己的財富極其困難：正常經濟活動受到嚴重限制，傳統的避險資產不再安全，資金流動受阻，而且國家和民族在為生存而戰時，還要面臨沉重的稅負。此時此刻，保護富人的財富根本不是優先事項，當務之急是把財富重新分配到最需要的地方去。至於投資的話，則是清倉所有債務資產、買入黃金，因為戰爭要靠舉債和印鈔來籌資，這會讓債務和貨幣貶值；而且人們有充分理由不接受信用支付。結論得益於強國獨特的環境條件以及自身的性格特質和文化底蘊(比如強烈的職業道德、聰明才智、嚴明紀律、良好教育等核心要素)，每個強國都有其輝煌強盛的時刻，但它們最終都會走向衰落。有些國家衰落得比較體面，創傷代價較小，但衰落終究無法避免。有些強國衰落則會導致生靈塗炭，使歷史進入至暗時期，對財富與權力的激烈爭奪，會付出經濟和生命上極其慘重的代價。然而，如果各國在富強階段能夠保持生產力，量入為出，讓體製為大多數國民服務，並與主要競爭對手建立和維持互利共贏的關係，歷史大周期未必要以這種方式演進。歷史上有許多帝國和王朝延續了數百年之久，而美國建國245年，也證明了自己是最持久的國家之一。 (萬事如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