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盛對本次兩會首日釋放的政策訊號進行解讀，核心結論為2026 年核心經濟目標符合市場預期，財政貨幣政策延續支援性基調，科技、安全與風險控製成為全年政策核心方向，同時十五五規劃的初步框架也為未來五年發展定下高品質增長的主基調。核心經濟目標落地：增速微調為結構轉型留空間本次政府工作報告將 2026 年 GDP 增速目標定為4.5%-5%，較 2025 年的 “5% 左右” 略有下調，CPI 通膨目標維持 2% 左右、財政赤字率目標保持 4% 左右，三大核心指標均與市場預期一致。高盛分析，增速目標的微調並非政策偏緊，而是為規劃開局之年的經濟結構調整、風險防控和改革推進預留空間，政府同時強調 “在實際工作中努力爭取更好結果”，結合高盛基線預測，2026 年中國實際 GDP 增速有望達 4.8%，處於目標區間中樞位置。就業與民生目標保持穩定，新增城鎮就業目標仍為 1200 萬人以上，與今年 1270 萬高校畢業生規模基本匹配，調查失業率目標維持 5.5% 左右，當前 1 月實際失業率為 5.2%，為目標達成奠定基礎。政府債券發行方面，地方專項債額度 4.4 兆元、中央特別國債 1.6 兆元，合計略低於高盛預期，但 2025 年累計的 7000 億元財政存款結餘可靈活調配，疊加政策性銀行融資工具額度從 5000 億元提升至 8000 億元，實際財政擴張力度仍有望超名義目標。財政政策：結構最佳化，精準發力重點領域2026 年財政政策延續 “積極有為、精準施策”，赤字率穩定 4% 對應 5.89 兆元一般債券發行，較 2025 年有所增加，資金使用更注重結構最佳化與效能提升。中央特別國債 1.6 兆元定向發力四大領域：消費品以舊換新 2500 億元、裝置升級 2000 億元、銀行資本補充 3000 億元、“兩重” 重大戰略項目 8000 億元，僅裝置升級和 “兩重” 項目額度保持穩定，重點保障高科技製造等戰略領域投資。地方專項債 4.4 兆元用途進一步拓展，除傳統基建投資外，還將重點用於房地產存量去化（地方政府收購商品房轉為保障房）、地方政府債務化解，成為穩地產、防風險的重要抓手。此外，財政資金還將通過設立 1000 億元內需專項資金、提高城鄉居民基礎養老金 20 元 / 月、推出消費貸款利息補貼等方式，直接撬動消費需求，同時推動消費稅改革，將徵收環節從生產端後移至批發零售端，進一步激發消費市場活力。貨幣政策：適度寬鬆，工具靈活發力2026 年貨幣政策基調與央行 2025 年四季度報告保持一致，繼續實施適度寬鬆的貨幣政策，成為財政政策的重要配合。報告明確，將靈活高效運用降准、降息工具，保持市場流動性合理充裕，推動社會融資規模和貨幣供應量增速與經濟增長、通膨目標相匹配，持續降低實體經濟融資成本，同時維護人民幣匯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穩定。結構性貨幣政策工具將進一步升級，額度適當提升，定向支援內需擴大、科技創新、小微企業等重點領域，精準滴灌實體經濟，與財政政策形成合力。產業與民生政策：科技安全成主線，多領域協同發力結合政府工作報告關鍵詞頻率變化，2026 年政策對科技（含 AI）、安全、風險控制的提及度顯著提升，成為貫穿全年的政策主線，消費、地產、綠色轉型、債務化解等領域政策協同推進。科技與安全：聚焦硬科技，築牢產業鏈安全明確重點發展 AI、超算、半導體、航空航天、人形機器人、6G、生物醫藥、低空經濟等戰略性新興產業，推動高科技製造業與服務業深度融合，加快 AI 在重點行業的商業化應用，核心目標是提升科技自立自強能力，築牢製造業供應鏈安全防線。消費：多措並舉，啟動內需潛力在財政資金支援基礎上，還將通過推動中小學春秋假、實施職工帶薪錯峰休假等制度性改革，釋放服務消費潛力，同時 “取消不合理消費限制”，持續培育消費新場景、新動能，推動消費成為經濟增長第一拉動力。房地產：因城施策，保交樓與去庫存並重延續去年底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基調，從供需兩端發力：嚴控新房供應，積極消化存量庫存，鼓勵地方政府收購未售房源轉為保障房；深化住房公積金制度改革，用好 “白名單” 機制保障預售房交付，嚴控房企債務違約風險，推動房地產市場平穩健康發展。綠色轉型與債務化解：定目標，強執行綠色發展方面，首次設定年度單位 GDP 碳排放下降 3.8% 的目標，15 五期間累計下降 17%，年均降幅 3.7%，較十四五進一步提速，彰顯綠色轉型決心；地方債務化解方面，嚴禁新增隱性債務，安排 2.8 兆元專項資金（8000 億專項債 + 2 兆再融資債），支援地方融資平台轉型，守住不發生系統性風險底線。十五五規劃初步框架：五大維度定調，錨定 2035 長期目標本次政府工作報告披露了十五五規劃（2026-2030）的初步框架，提出涵蓋經濟增長、科技創新、民生福祉、綠色轉型、國家安全五大維度的 20 項核心指標，為未來五年發展劃定清晰路徑。核心目標方面，重申 2035 年人均 GDP 較 2020 年翻一番、建成中等發達經濟體的長期願景；科技創新領域，研發支出年均增長目標維持 7%，與 十四五持平，持續加大科技投入；綠色轉型領域，碳排放累計降幅目標提速，推動經濟社會發展全面綠色轉型；同時將 “高品質增長”“國內大循環”“共同富裕”“發展和安全平衡” 作為規劃核心要義。高盛總體判斷：政策偏暖，仍有後續發力空間綜合來看，2026 年中國兩會政策延續穩中求進總基調，增長目標微調為結構改革和風險防控賦能，財政政策結構最佳化、精準發力，貨幣政策適度寬鬆、工具靈活，科技與安全成為全年政策核心主線。 (丹漆隨夢)

儘管這家AI公司的技術已在戰爭中投入使用，美國國防部仍於周四正式將其認定為“供應鏈風險”。Anthropic與五角大廈的公開衝突已持續數周，起因是該AI公司首席執行長達里歐·阿莫迪（Dario Amodei）反對政府要求其放鬆安全護欄，並允許政府將該公司的技術應用於所有場景，包括公共監控。政府將這場爭端描述為合同分歧，只是條款與交付內容的小摩擦。但這實際上是一塊煙幕，掩蓋著一場範圍更廣的意識形態之爭，且可能外溢影響國家安全。川普政府周四將這家公司列為“供應鏈風險”，就在一周前它下令聯邦機構停止使用其產品之後。然而，Anthropic早已深度嵌入五角大廈，其AI模型Claude正被用於鎖定打擊目標、協助排序伊朗打擊優先順序。被稱為“白宮AI與加密貨幣沙皇”的戴維・薩克斯（David Sacks）指責Anthropic在Claude的安全護欄中植入了“覺醒意識形態”。Claude的內部架構強調多層安全機制與受限輸出，在矽谷這被普遍視為負責任的規模化擴展，但在白宮眼中，卻被定性為意識形態過濾和內嵌政治偏見。是否認同這種定性其實無關緊要。關鍵在於，政府將AI的安全護欄視為不僅僅是工程層面的選擇，更是政治層面的選擇。隨著AI越來越深度地參與軍事決策，這些政治爭議也就變成了國家安全層面的爭議。擺在檯面上的是一份價值2億美元的合同。以五角大廈的標準來看，這不過是零頭。對Anthropic而言，相比其今年預計達到140億美元的營收規模，這筆錢也不算多。如果失去這份政府合同，Anthropic並不擔心其營收總額會受到衝擊。它更可能擔心的是，在IPO之前釋放出不利訊號的風險——據報導，其IPO可能最快今年就會到來。圍繞“安全與殺戮”與五角大廈公開爭執，並不是承銷商樂見的那種新聞標題，尤其是對一家以“安全優先”作為自身差異化定位的公司而言。五角大廈對Anthropic還握有另一項脅迫性權力：對機密系統的存取權，以及未來對聯邦政府合同的需求。它正運用這一籌碼，懲罰Anthropic在若干政治議題上未與政府保持一致。Anthropic支援主張制定AI安全法律的政治候選人，並支援州層面的AI安全措施，而政府對此持反對態度。這與政府的去監管立場、以及其偏好集中制定規則和聯邦優先適用（對州法予以排除）的取向並不契合。政府已明確表示，它希望避免各州規則碎片化，並防止過早對本土AI領軍企業施加限制。Anthropic支援州級安全護欄，表明它更適應一個監管更完善的生態，這可能讓有能力承擔更高合規成本的頭部企業受益。薩克斯將此稱為一種“精密的監管俘獲策略”。Anthropic還聘請了前總統喬·拜登的AI顧問本·布坎南擔任諮詢顧問，並接受了包括裡德·霍夫曼、達斯汀·莫斯科維茨和裡德·哈斯廷斯在內的民主黨超級金主提供的大額資金支援。單看這些事實本身，意義不大。但把它們放在一起，在當下的政治環境中，份量極重。在川普核心圈子部分人眼中，Anthropic已被貼上對立政治聯盟盟友的標籤。但問題在於：五角大廈需要在機密網路上使用前沿AI模型，而在今天，Anthropic是唯一一家能夠大規模部署為高保障機密環境量身定製模型的公司。因此，政府陷入兩難：懲罰Anthropic可能會拖慢AI融入國家防務的處理程序；但若對其予以遷就，又會顯得政治上軟弱。值得注意的是，在五角大廈牽頭處理此事的並非採購官員或軍方合同專業人員，而是國防部長皮特・赫格塞斯。政治辦公室取代傳統採購人士，傳遞出明確訊號：這場爭端無關Anthropic的履約能力，而是一場施壓行動，意在迫使一家“不站隊”的公司“俯首稱臣”。這理應讓美國資本家感到不安。如果AI變得像電力或噴氣推進那樣，成為美國經濟與國家安全不可或缺的基礎要素，政府就必須決定：要把領先的AI公司視為保持一定距離的承包商，還是視為某種准國家級的“冠軍企業”。歷史上，當某項技術在國防領域起決定性作用時——比如曼哈頓計畫，或冷戰初期的航空航天——政府與產業往往會迅速而緊密地結盟。如今，所謂的“對齊”已經沿著黨派界線出現了裂痕。五角大廈與Anthropic之間的衝突只是這一裂痕的一個症狀。除非華盛頓先釐清：AI公司究竟是戰略夥伴，還是政治對手，否則這場小交鋒絕不會是最後一次，而只是第一回合。 (Barrons巴倫)

當地時間2月27日，美國國防部宣佈將人工智慧公司Anthropic（Claude母公司）列入“國家安全威脅”黑名單，要求所有聯邦機構立即停止使用其技術，並禁止任何與軍方有業務往來的公司與Anthropic開展合作。這一史無前例的舉措標誌著美國政府對AI行業的監管力度顯著升級，也在全球AI領域引發了廣泛討論。根據五角大樓周五發佈的聲明，這項針對Anthropic的制裁措施是川普政府最新國家安全戰略的一部分。命令要求所有聯邦機構立即停止使用Anthropic開發的任何技術產品，包括其旗艦AI助手Claude。更具衝擊力的是，禁令還明確禁止任何與美軍方有合同關係的公司使用Anthropic的服務，這意味著大量國防承包商和技術供應商將被迫在政府業務與Anthropic之間做出選擇。“這一決定是基於可靠的情報評估和我們對國家安全風險的審慎考量，”五角大樓發言人在聲明中表示，“我們不能允許任何可能威脅國家安全的外國或本土技術滲透進我們的關鍵系統。”此次制裁的覆蓋範圍之廣、執行速度之快，在美國科技監管歷史上極為罕見。有分析指出，這意味著Anthropic將同時失去聯邦政府採購市場和與其有業務關聯的整個防務產業鏈。（Anthropic首席執行長Dario Amodei，圖源網路）Anthropic成立於2021年，由OpenAI前研究人員創立，是當前最炙手可熱的AI初創公司之一。其開發的Claude AI助手憑藉出色的推理能力和安全特性，在企業和消費者市場都獲得了廣泛認可。就在去年，Anthropic還獲得了來自亞馬遜和Google的數十億美元投資，估值一度超過600億美元。面對突如其來的禁令，Anthropic迅速做出回應。公司發言人發表聲明稱對這一決定“深感困惑和失望”，並強調其一直致力於開發安全、負責任的AI系統。“我們始終將AI安全放在首位，與全球監管機構保持密切合作，”聲明寫道，“Anthropic的技術沒有任何國家安全風險，我們從未收到過來自政府的任何具體指控或溝通。我們願意配合任何形式的安全審查，以澄清這一誤解。”另一邊，馬斯克在社交媒體上公開嘲諷Anthropic“賊喊捉賊”。2025年9月，Anthropic因大規模從LibGen、PiLiMi等盜版網站非法下載超700萬本受版權保護的圖書，並使用這些盜版書籍訓練AI模型，被迫向以作家安德里亞・巴茨為首的全球作家集體支付了15億美元和解金。馬斯克直言：“Anthropic大規模竊取訓練資料，並為此支付了數十億美元的賠償金。這是不爭的事實。”（圖源：馬斯克X首頁）有知情人士透露，Anthropic的管理層在此之前並未收到任何警告或溝通機會，制裁決定的執行幾乎是“閃電式”的，這讓公司上下都措手不及。這一事件迅速在學術界和產業界引發激烈討論。支持者認為，在AI技術飛速發展的當下，政府對關鍵技術實施嚴格管控是完全必要的。“AI系統的能力已經接近甚至超越人類在特定領域的表現，任何一個掌握先進AI的國家或組織都可能對國家安全構成潛在威脅，”喬治城大學安全與新興技術研究中心主任表示，“政府有責任建立預防性機制。”然而，批評聲音同樣強烈。許多科技行業人士擔心，這種一刀切的做法不僅會損害美國在AI領域的全球競爭力，還可能開創一個危險的先例。“將一家本土AI公司列入黑名單，這在全球範圍內都是罕見的，”前Google政策顧問表示，“這不僅會影響Anthropic的數千名員工和眾多依賴其技術的中小企業，還可能向全球傳遞一個訊號，美國的科技政策正在走向封閉和保守。”對於廣大海外留學生和華人科技從業者而言，這一消息同樣值得關注。首先，如果你在美國高校或研究機構從事AI相關研究，可能會直接受到影響。許多學術項目都依賴Anthropic的技術進行開發實驗，禁令出台後，這些項目的進度可能被迫調整。其次，從就業市場角度，Anthropic一直是留學生求職的熱門目標。作為增長最快的AI公司之一，它每年都會吸納大量國際人才。制裁生效後，公司業務的擴展前景蒙上陰影，這可能影響到未來的招聘規模和崗位穩定性。此外，這一事件也引發了關於AI技術地緣政治化的更深層思考。近年來，中美科技競爭日趨激烈，AI作為戰略高地成為雙方博弈的焦點。有分析認為，此次對Anthropic的制裁雖然名義上是出於國家安全考量，但實際上可能與AI行業的激烈競爭有關。截至目前，Anthropic已表示將尋求法律途徑挑戰這一決定，但短期內，公司面臨的困境恐難以解除。有消息人士稱，白宮正在考慮對更多AI公司實施類似限制，這引發了整個科技行業的擔憂。 (留學生日報)

白宮新聞秘書萊維特稱，美國總統川普於當地時間2月28日上午與以色列總理納坦雅胡通電話。川普還將繼續與其國家安全團隊密切關注伊朗局勢。伊朗外交部：遇襲小學150至160人死亡當地時間2月28日，伊朗外交部發言人表示，在美國和以色列軍事行動中遭襲的伊朗小學死亡人數達到150至160人。伊朗法爾斯一體育館遭襲超過15人死亡總台記者從伊朗方面瞭解到，當地時間2月28日，美國與以色列在聯合襲擊中，轟炸了位於伊朗法爾斯省拉默爾德市的一座體育館。初步評估顯示，襲擊已造成超過15人遇難。襲擊發生時，館內正有大批兒童在進行體育活動和遊戲。目前，當地救援力量正在廢墟中搜尋倖存者，傷亡人數恐將進一步上升。伊朗民航組織：全境領空無限期關閉取消航班並退款總台記者獲悉，當地時間2月28日，伊朗國家民航組織發言人宣佈，出於安全考量，伊朗領空即刻起對所有飛行任務關閉，封鎖狀態將持續至另行通知。官方嚴正提醒廣大旅客，請勿親自前往機場，以配合當前的特殊管制措施。針對航班取消帶來的影響，通報明確要求所有票務代理機構及航空公司必須履行責任，向受影響的旅客全額退還票款。美廣播機構稱正向伊朗境內播放川普呼籲政權更迭的內容當地時間2月28日，美國政府營運的廣播機構表示，正在向伊朗境內傳送美國總統川普呼籲伊朗民眾推翻本國政府的資訊。美國全球媒體署在社交媒體上稱，近幾個月已提升美國之音（VOA）波斯語頻道的播出能力，並正利用衛星技術向伊朗境內傳輸內容。 (紅星新聞)

據報導，川普政府正在考慮對六種行業徵收新的“國家安全關稅”。據知情人士透露，正在考慮的徵稅範圍可能涵蓋大型電池、生鐵與鐵質配件、塑料管材、工業化學品以及電網和電信裝置等行業。這些關稅將根據《1962年貿易擴展法》第232條款徵收。美國對六大行業的新關稅將與新的全球15%關稅分開實施。目前尚不清楚由商務部負責的這些關稅調查將於何時宣佈，以及最終何時開徵。第232條款要求在徵收關稅前進行漫長的調查，但一旦實施，總統可以單方面修改。 (環球生計管見)

據央視新聞，當地時間23日，美國媒體報導稱美國政府正考慮以“國家安全”為由，對約六個行業加征新一輪關稅。知情人士稱，擬議關稅可能涵蓋大型電池、鑄鐵及鐵製配件、塑料管道、工業化學品以及電網和電信裝置等行業。這些新關稅將獨立於近期宣佈的全球15%關稅措施單獨實施。美國最高法院日前公佈裁決，認定美國《國際緊急經濟權力法》沒有授權總統徵收大規模關稅。裁決公佈當天，美國白宮網站發佈一項經川普簽署的行政令，確認終止實施此前援引《國際緊急經濟權力法》推出的相關關稅措施。法庭記錄顯示，美國已經有超過1000家企業加入法律訴訟，要求政府返還已繳納的關稅。參與起訴的包括開市客、銳步等大型企業。△美聯社報導，最高法院駁回川普的關稅政策後，艱巨的退還稅款任務開始了當地時間2月22日，美國財政部長斯科特·貝森特在接受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採訪時，被主持人達娜·巴什追問著一個看似直接、卻難以直接回答的問題：既然最高法院已裁定川普政府依據《國際緊急經濟權力法》（IEEPA）徵收的大範圍“緊急關稅”缺乏授權，那麼此前收上來的巨額關稅款，退不退、怎麼退？雖然最高法院把“能不能征”這件事說清了，但對“怎麼還錢”卻並未明示，這也使得該問題成了目前華盛頓和華爾街都最敏感也最關注的焦點。△《國會山報》報導，美國財長貝森特在接受CNN採訪時，迴避了對於關稅退款的問題貝森特當天在CNN接受採訪時強調兩點：第一，最高法院對總統依據IEEPA徵收關稅的權力做了“非常狹義”的解讀，但並沒有涉及退款問題；第二，案件已發回下級法院，因此退款“不是政府決定，而是由下級法院決定”。 如果只看字面，這兩句話都有一定真實性，但若看整體效果，卻更像是一場有技巧的責任轉移。首先看貝森特“說對”的部分。貝森特反覆強調，最高法院這次並沒有就“退款怎麼操作”給出具體方案，退款問題將更多落到下級法院與執行部門的後續程序中。這一點在法律邏輯上確實站得住。因為最高法院的確只解決了一個核心問題：總統能否依據IEEPA加征如此大範圍、高稅率的關稅？答案是否定的。但判決並沒有寫明“財政部必須在某一限期內退還多少億美元”，也沒有設計任何具體退款流程，因此，貝森特在這點上並沒有說錯。但問題在於，貝森特把“沒有談退款細則”包裝成“最高法院沒有真正觸及核心、只是狹義解讀、還要等下級法院幾周甚至幾個月”，這個“太極”就打大了。首先，這種說法容易讓觀眾誤以為：最高法院只是把球踢回去，IEEPA關稅的合法性還懸而未決。但實際上，最高法院把結論寫得非常明確：IEEPA不授權總統徵收關稅。其次，判決雖然把退款問題交給了下級法院，但執行退款的主體一定是海關、財政部等行政機關，法院最多是下命令、定原則，而不可能替政府打款做帳。最後，在司法實踐中，行政部門完全可以主動制定退款方案、與企業和解，或者相反，通過程序戰術實現拖延或上訴，把帳拖個幾年，這些選擇都是真實存在的政策工具，而不是法院說了算、政府只能被動聽令。還有一個更現實的“迴避點”：貝森特在鏡頭前把退款說成“不是關鍵問題”，這其實是在把政治風險與財政風險同時後推。因為一旦承認“應該退”，接下來就會面臨三個更尖銳的問題：退給誰？退多少（含不含利息）？退款的錢從那裡出？這些都不是一句“等法院”就可以遮過去的。當天，多家媒體引述貝森特接受採訪時的表述，稱“退款由下級法院處理”，這與其說是法律判斷，不如說是政治姿態，即在不承諾的前提下，把主動權留給時間。其實，貝森特幾天前在另一場採訪中，就已經把大規模退款稱為“終極企業福利”，暗示了不願意退錢的政策立場。今天又用“法院決定”來回應媒體追問，很難不被解讀為一種刻意淡化行政責任、同時對企業和國會施壓的政治話術。對市場和企業而言，這種態度傳遞出的訊號是：退款在法律上有機會，但在政治上很不受歡迎，短期內不要指望財政部主動打開錢包。△美國財長貝森特接受CNN採訪時表示，退還已徵收稅款問題，不取決於政府，而取決於下級法院輿論普遍關注，需要退款的金額究竟是多少？採訪貝森特時，CNN主持人巴什提到約為1340億美元，雖然貝森特沒有回應，但該資料的來源核心是美國海關與邊境保護局公佈的截至2025年12月中旬的關稅徵收資料，被媒體與研究機構整理後，目前被廣泛引用。不過，賓大沃頓預算模型等研究機構按稅則編碼、產品與國家維度建模外推認為，若把後續時間段與調整因素一併計入，潛在退款金額可能超過1750億美元。也就是說，1330億更像已確認進帳的階段性金額，1750億更像可能被追索的更寬口徑風險上限。△美國消費者新聞與商業頻道（CNBC）報導，根據賓大沃頓商學院的模型測算，美國政府可能需要向進口商支付高達1750億美元的退稅至於接下來實施退款的路徑，輿論分析，大機率是法院、海關、行政部門三線平行。一方面，白宮已經簽署行政令，要求各機構盡快終止依據IEEPA徵收的額外從價稅，並推動《協調關稅稅則表》的相應修改；但同一份行政令也寫得很清楚：僅終止IEEPA加征部分，並不影響232、301等其他法律依據來源的關稅。換句話說，停止繼續徵收與返還既往徵收是兩件不同的事情，前者白宮能下令，後者則大機率要靠索賠與訴訟方能打出結果。另一方面，之所以這兩天多家企業密集起訴，是因為退款在實操上高度依賴“程式視窗”。業內人士都瞭解，進口貨物一旦清算（liquidation）完成，進口商通常只有一定期限提出抗議並申請退還。賓大沃頓的預算模型就提到，一般情形下，進口商在清算後約180天內可向海關與邊境保護局提出抗議並請求退款。與此同時，進口商在國際貿易法院提起訴訟要求退款，也存在時間窗口，並且案件量可能繼續飆升。這就是為什麼許多公司寧可先把案子立上，不是為拿到退款，而是為了先把資格和順位鎖住。此外還有一個現實變數：為防止大批案件淹沒法院，國際貿易法院很可能採取“樣板案+批次適用”的模式，先選幾個代表性案件，把資格認定、金額計算、利息處理等技術問題講清楚，然後再要求海關參照此範本，對其他類似進口商統一處理。在這一過程中，法院負責畫紅線、定規則，行政部門負責設計具體流程和系統，雙方互動決定了退款節奏和覆蓋範圍。△福克斯商業台等媒體已經在普遍報導，企業應該如何追索退稅這場圍繞IEEPA關稅的“退稅大戰”，法律角度看，是最高法院把稅收權拉回國會和專門貿易法院；財政角度看，是企業與財政部圍繞上千億美元現金流展開的拉鋸；政治角度看，則是川普團隊在不情願認輸的前提下，通過話術和新關稅，把法律挫敗包裝成對內繼續強硬的機會。正是在這樣的框架下，貝森特“這不是關鍵問題”的回答，恰恰暴露了關鍵所在：關稅退不退，已經成為這屆美國政府最不願正面回答、但又繞不開的核心問題。 (每日經濟新聞)

America vs. the WorldPresident Trump wants to return to the 19th century’s international order. He will leave America less prosperous—and the whole world less secure.By Robert Kagan川普希望重返19世紀的國際秩序。結果將是美國不再繁榮，全世界也不再安全。插圖：Ben Hickey川普政府的《國家安全戰略》正式宣告：由美國主導的自由主義世界秩序已然終結。這並非因為美國在物質上無力維繫這一秩序，而是因為美國已決定不再扮演其史無前例的全球安全提供者角色。過去80年支撐世界秩序的美國實力，如今將被用來摧毀這一秩序本身。美國人正步入自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最危險的世界——在這個世界裡，冷戰將顯得如同兒戲，後冷戰時代則宛如天堂。事實上，這個新世界將酷似1945年以前的世界：多個大國林立，競爭與衝突四處蔓延。美國將不再擁有可靠的盟友，只能完全依靠自身力量求生存、謀發展。這意味著軍費開支必須增加而非減少，因為美國過去憑藉聯盟關係所享有的對海外資源、市場和戰略基地的開放准入，今後將不得不與其他大國激烈爭奪並加以捍衛。無論在物質層面還是心理層面，美國人都尚未準備好迎接這樣的未來。八十年來，他們生活在一個由美國主導力量塑造的自由主義國際秩序中，早已習慣於世界以某種特定方式運行：歐洲和亞洲那些大體順從且軍事上相對克制的盟友，在經濟與安全事務上與美國合作；俄羅斯等挑戰者，則受到美國及其盟友聯合財富與實力的制約；全球貿易總體自由，不受地緣政治競爭干擾；海洋航行安全；核武器的生產與使用受條約限制。美國人如此習慣於這個基本和平、繁榮而開放的世界，以至於他們將其視為國際事務的常態，並認為這種狀態理應無限期延續下去。他們無法想像這一秩序會瓦解，更無法預見瓦解之後對他們意味著什麼。誰又能責怪他們呢？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曾宣稱，歷史在1989年隨著自由主義的勝利而“終結”——甚至連人類原始的暴力本能也已“發生根本性轉變”。既然自由主義註定勝出，又何需一個強大的美國去捍衛它？冷戰結束後，許多有影響力的聲音一直告訴我們：美國的霸權充其量是多餘而昂貴的，最壞情況下則是破壞性且危險的。一些歡迎“後美國時代”和多極世界回歸的評論人士聲稱，美國仍可保有其在舊秩序下享有的大部分利益。正如哈佛大學的格雷厄姆·艾利森（Graham Allison）所言，美國只需學會自我克制，放棄改造世界的烏托邦式努力，接受“其他國家尋求建立由自身規則主導的國際秩序”這一“現實”。艾利森等人甚至認為，正是美國對主導地位的執著，才引發了與俄羅斯等國家的大多數沖突。他們主張，美國應擁抱多極格局，因其更加和平、負擔更輕。最近，川普在外交政策精英中的支持者甚至開始推崇19世紀初的“歐洲協調”作為未來範本，聲稱大國間嫻熟的外交比美國主導的單極體系更能有效維護和平。然而，僅從歷史角度看，這種想法純屬妄想。即使管理得最好的多極秩序，也遠比過去80年美國人所熟知的世界更加殘酷、更易爆發戰爭。例如，在所謂1815至1914年歐洲“長期和平”期間，包括俄國和奧斯曼帝國在內的列強彼此之間或與小國之間爆發了數十場戰爭，以保衛或爭奪戰略優勢、資源和勢力範圍。這些並非小規模衝突，而是全面戰爭，通常造成數萬乃至數十萬人死亡。克里米亞戰爭（1853–1856）約有50萬人喪生；普法戰爭（1870–1871）在不到一年的戰鬥中造成約18萬軍人和最多25萬平民死亡。從1815到1914年，幾乎每十年都至少發生一場涉及兩個或更多列強的戰爭。當今若重現19世紀式的多極格局，就意味著俄羅斯、美國、德國、日本及其他大國將以某種組合形式，至少每十年打一場大規模戰爭——重劃國界、驅逐人口、擾亂國際貿易，並冒著引發毀滅性全球衝突的風險。這正是1945年之前數個世紀的世界常態。若相信這樣的世界永不會重現，那才是真正的烏托邦幻想。正是為了擺脫這種衝突循環，經歷過兩次世界大戰的幾代美國人奠定了美國主導的自由主義世界秩序的基礎。他們才是真正現實主義者，因為他們對多極格局毫無幻想——他們一生都飽嘗其恐怖後果。1945年後，他們沒有重建多極體系，而是將美國轉變為一股全球性力量，肩負起不僅保衛自身安全、更維護世界安全的責任。這麼做並非出於將世界重塑為美國模樣的願望，而是因為他們認識到，現代世界高度互聯，歐亞大陸的大國衝突終將把美國捲入其中。此前從未有任何國家扮演過美國在1945年後所承擔的角色。部分原因在於，沒有任何其他強國享有美國的獨特條件——由於其實力強大且遠離其他列強，美國基本上不受外國入侵威脅，因而能將武力投射至數千英里之外而無需擔憂本土安全。這種地理與投送能力的結合，使美國在二戰後得以為歐洲和東亞帶來和平與安全。飽受戰爭創傷的國家得以將精力集中於經濟發展，從而促成全球繁榮與國際合作。或許比美國有能力且願意擔當主導角色更非凡的，是其他絕大多數列強竟願意接受併合法化美國的霸權——即便這會削弱它們自身的實力。1945年後的幾十年裡，幾乎所有參與過世界大戰的國家都放棄了領土野心、勢力範圍，甚至在某種程度上放棄了權力本身。英國、法國、德國和日本不僅摒棄了數百年來的列強思維與行為模式，還將本國安全與人民福祉託付給遙遠的美國超級大國。這確實是反常之舉，違背了所有國際關係理論和歷史先例。面對新興主導強國的崛起，正常反應應是聯合制衡。歷史上，針對路易十四、拿破崙、德意志帝國與納粹德國、以及日本帝國的崛起，均形成了遏制聯盟。然而，世界各國非但未將美國視為需遏制的威脅，反而視其為可爭取的夥伴。美國的盟友做出了兩項非凡的賭註：一是相信美國會在需要時可靠地保衛它們；二是相信美國不會利用其不成比例的實力損人利己，反而會促進並受益於盟友的經濟繁榮。這便是1945年後美國秩序的偉大交易，也是此後數十年非凡和平與穩定的根源，即便在冷戰期間亦是如此。美國秩序在其內部實現了列強間的和諧，而將外部的俄羅斯等國相對孤立和邊緣化——它們雖不滿全球安排，卻無力改變現狀。如今，這一切正在終結。川普公開慶祝這一偉大交易的終結。他的政府已告知歐洲國家須在2027年前自行承擔防務，並暗示日本、韓國等盟友及戰略夥伴應向美國支付保護費。川普對幾乎所有美國盟友發動了激進的關稅戰，對歐洲政府發起意識形態與政治攻擊，並公然威脅對兩個北約盟國——加拿大和丹麥——實施領土侵略。與此同時，本屆政府的《國家安全戰略》不再將俄羅斯等國視為對手甚至競爭者，而是視為瓜分世界的合作夥伴。該戰略高度重視恢復美國在西半球的“首要地位”，實質上擁抱了一個多極世界：俄羅斯等國和美國各自在其勢力範圍內行使絕對主導權。川普及其支持者似乎相信，世界其餘部分將簡單地接受美國的新方針，尤其是盟友將繼續追隨一個在戰略上拋棄它們、在經濟上向它們索取巨額貢賦、並試圖與直接威脅它們的大國建立“協調機制”的美國。然而，美國戰略的根本性轉變，必然迫使昔日的朋友與盟友做出同樣根本性的調整。例如，面對東西兩翼皆出現敵對且具侵略性的列強，歐洲將何去何從？不僅俄羅斯，如今連美國也威脅著歐洲國家的安全與領土完整，並致力於顛覆其政府。一個被動的歐洲可能淪為若干封地——部分受俄國影響，部分受美國影響——各國主權受限，經濟遭三大帝國之一或多個掠奪。曾經偉大的歐洲國家會甘心接受這種命運嗎？若歷史可作指引，它們將選擇重新武裝。這項任務極為艱巨。要同時有效抵禦俄羅斯進一步的領土侵略並威懾美國的侵略行為，所需遠非小幅增加國防開支，而是全面轉向自力更生的戰略與經濟重構——重組歐洲的工業、經濟與社會。但如果德國、英國、法國和波蘭都全力武裝自己（包括發展核武器），並決心強力捍衛經濟獨立，它們將共同擁有足夠力量既威懾俄羅斯，又讓美國總統在欺凌它們前三思。若別無選擇唯有屈服，歐洲人很可能迎難而上。美國的亞洲夥伴也將面臨類似抉擇。日本領導人早已質疑美國的可靠性，而川普的姿態迫使問題浮出水面。他已對亞洲盟友加征關稅，並多次暗示它們應為美國的保護付費（“與保險公司無異”）。川普的《國家安全戰略》聚焦西半球，忽視亞洲。日本或將不得不在接受附庸地位與建設獨立軍事能力之間做出選擇。近期右翼民族主義首相高市早苗的當選，暗示了日本可能的選擇方向。川普及其顧問或許以為看到了志同道合者，正試圖“讓日本再次偉大”，但日本民族主義的興起實則是對恐懼的直接回應——日本已無法再依賴美國保障其安全。韓國和澳大利亞也在重新審視其防務與經濟政策，以應對來自東西方的雙重挑戰。因此，一個變得不可靠甚至敵對的美國，很可能促使前盟友大規模擴軍。但這並非分擔集體安全責任，因為這些重新武裝的國家將不再是美國盟友。它們將成為追求自身戰略利益的獨立列強，在多極世界中行動。它們對美國毫無虧欠；相反，它們將以看待俄羅斯等國同樣的敵意與恐懼看待美國。事實上，由於在戰略上被美國拋棄，同時遭受美國經濟掠奪甚至可能的領土侵略，它們很可能成為反美主義的溫床。至少，它們將不再是美國人今天所熟知的那些國家。以德國為例。今日民主、愛好和平的德國成長於美國主導的自由主義國際秩序之中。該秩序促成了1950年代西德以出口為導向的經濟奇蹟，進而使德國成為全球經濟增長引擎及歐洲繁榮與民主穩定的基石。過去那種追求正常、獨立列強外交政策的誘惑，因經濟利益及德國人所處的相對良性環境而被抑制——這種環境與他們過去所知截然不同。即便在當前自由主義世界秩序開始瓦解之前，人們就已質疑：德國願做多久的“非正常國家”——放棄地緣政治野心、自私利益與民族自豪感？如今，由於美國戰略轉向，德國別無選擇，只能迅速回歸“正常”。正如美國戰略迫使德國重新武裝，它也確保德國將在一個日益民族主義化、分裂的歐洲中這樣做。戰後美國秩序的締造者曾致力於抑制歐洲民族主義，部分通過支援泛歐機構實現。冷戰時期的美國外交官喬治·凱南（George Kennan）認為，歐洲一體化是解決“德國問題”的“唯一可行方案”。然而如今，這些機構正承受壓力，若川普政府得逞，它們或將徹底消失。與此同時，本屆政府正試圖煽動歐洲民族主義，尤其在德國——它很可能成功。“德國另類選擇黨”（AfD）已是德國議會第二大黨，正如1930年的納粹黨。無論德國是否滑向極右，一個失去美國安全保證的重新武裝的德國，必然對其利益採取更民族主義的視角。其所有鄰國亦將如此。波蘭夾在強大的德國與強大的俄羅斯之間，幾個世紀以來屢遭瓜分、佔領，甚至一度喪失主權。若無遠方超級大國保護，波蘭人很可能會決定自主建設軍事能力（包括核武器）。與此同時，法國距民族主義政黨勝選僅一步之遙，一旦發生，將如地震般撼動歐洲。法國領導人已要求國家為對俄戰爭做準備。但試想一個重新武裝、民族主義的法國面對一個重新武裝、民族主義的德國：兩國或可在應對美俄威脅時找到共同立場，但它們也有複雜的歷史——在1945年美國幫助確立持久和平之前的70年裡，兩國曾三次爆發大戰。日本重新武裝也將產生類似影響。這將加劇其鄰國（包括同樣不確定華盛頓防務承諾的韓國）的不安。面對曾三次入侵併佔領的重新武裝（可能擁核）的日本，韓國人何時才會決定自己也需要重新武裝（包括發展核武器）？在多極世界中，一切皆可爭奪，潛在衝突的引爆點層出不窮。過去80年，美國秩序不僅向盟友與夥伴提供安全承諾，還保障了對關鍵資源、軍事基地、航道與空域的共同使用權——理論家稱之為“公共產品”。一旦美國不再扮演這一角色，所有這些都將再度成為多方競爭的目標。這種競爭不會侷限於歐洲和東亞。迄今為止，德國和日本滿足於依賴美國保障波斯灣石油的海上通道。如今，它們及其他重新武裝的大國（包括印度、英國和法國）將需尋找新的自保之道。在多極世界中，勢力範圍將再度重要。數個世紀以來，維持並保護勢力範圍本就是列強身份的一部分，也是戰爭最常見的根源之一——因為勢力範圍往往重疊。俄、奧、奧斯曼三國對巴爾幹控制權的無休止三方爭奪，引發了包括第一次世界大戰在內的眾多沖突。渴望收復或建立勢力範圍，是導致二戰的三個“無產”列強（德國、日本、義大利）的主要動機。二戰的結束促使全球放棄勢力範圍。自由主義世界秩序之所以“自由”，部分在於《大西洋憲章》和《聯合國憲章》所載的民族自決原則。儘管這一原則有時被違反（包括被美國違反），但在過去的多極秩序中，列強根本無需考慮小國權利，也從未考慮過。相比之下，美國秩序的自由主義迫使強國向其勢力範圍內的小國讓渡主權與獨立。英國和法國逐步拆解了各自的帝國。德國被迫放棄其中歐夢想，日本也接受了其在亞洲大陸勢力範圍的終結——為此它曾在1895至1945年間發動多場戰爭。在美國主導的秩序下，這些強國從未試圖重獲那些勢力範圍。除美國外，唯一殘存的勢力範圍是蘇聯在雅爾塔會議上贏得的中東歐地區。但該範圍從一開始就面臨壓力，維持它所需的努力最終超出蘇聯能力，導致其崩潰。美國及其所支援的自由主義秩序的存在，為中小國家提供了數個世紀多極格局所否認的機會。若非有處可逃，莫斯科的中東歐衛星國不會如此渴望逃離。美國秩序承諾更高的生活水平、國家主權及法律與制度上的平等。這為生活在蘇聯陰影下的國家提供了選擇，一旦有機會擺脫莫斯科控制，它們便抓住了機會。近年來，一些自稱現實主義者的人呼籲美國接受勢力範圍的回歸，作為單極格局的替代方案。但他們主要只承認俄羅斯等國的勢力範圍——這已足夠成問題。自彼得大帝時代起，俄羅斯的傳統勢力範圍始終包括波羅的海國家及至少部分波蘭領土。普丁公開效仿彼得大帝，並坦率表示希望恢復冷戰時期的蘇聯帝國版圖。承認俄羅斯等國的勢力範圍，意味著接受它們對目前享有主權獨立的一系列國家的霸權。而在這個新興世界中，俄羅斯等國並非唯一尋求擴張勢力範圍的國家。若德國和日本需再度成為列強，它們也將擁有自己的勢力範圍，這些範圍必然與俄羅斯等國重疊，從而在未來的多極世界中引發無數沖突——正如多極的過去一樣。這就引出了備受吹捧的美俄新協調機制構想——相當於19世紀的“歐洲協調”。成功的安排必須劃定各方勢力範圍的邊界。這樣的協議可能嗎？答案是否定的，因為新的多極世界不具備兩個世紀前的特質。梅特涅的奧地利是現狀維持者，只求保守秩序免受自由主義挑戰。俾斯麥在19世紀末視其新統一的德國為“饜足”國家。兩者都尋求均勢以保住既有成果，而非獲取更多。但俄羅斯等國絕非饜足的現狀維持者。它們是不滿的“無產”強國。自冷戰結束以來，它們始終對美國全球霸權深感不滿，並尋求恢復其自認天然且傳統的區域主導地位。俄羅斯也僅處於重建其傳統中東歐勢力範圍的初期階段。烏克蘭並非普丁構想秩序的終點，而是起點。什麼樣的對美安排能滿足這些野心？絕非像“歐洲協調”那樣僅固化現狀的協議。它必須容納俄羅斯等國各自視為必要的歐亞地緣政治劇變——至少俄羅斯已為此不惜一戰。對被迫放棄獨立、接受莫斯科或華盛頓（或許最終還有柏林、東京或其他未知方）統治的中小國家而言，這一轉型過程絕不會愉快。20世紀前四十年的歷史教訓表明：與“無產”強國達成穩定和平極其困難。每一次向它們讓步的國家或領土，都會增強並鼓勵它們提出下一個要求。事實上，俄羅斯等國既無意願也無必要與美國達成任何約束性協議。相反，它們有充分理由相信此刻正是推進良機。對普丁而言，川普對跨大西洋聯盟的破壞正是這樣的“大變局”。他為何不抓住這一機遇？他無法預知川普時代在美國將持續多久，且若歐洲重新武裝，克里姆林宮的機遇窗口可能關閉。此前，普丁行動緩慢——2008年入侵喬治亞與2014年吞併克里米亞相隔六年，此後又隔八年才發動全面侵烏戰爭（且因美國及其盟友而嚴重受阻）。如今美國人已粉碎了這種團結，普丁很可能認為加速其征服計畫的時機已到。這意味著新多極時代的最初幾年不會以巧妙、相互遷就的外交為標誌，而將以激烈競爭與對抗為特徵。世界將更像20世紀初那個殘酷的多極時代，而非19世紀那個雖仍殘酷但更有秩序的世界。當俄羅斯等國開戰時，它們孤軍奮戰；當美國開戰時，即使在伊拉克這樣不得人心的衝突中，也有數十個盟友支援。美國的軍事力量投射依賴於全球各地的基地——這些基地由信任美國為夥伴、並願意容忍駐軍不便的國家提供。但如果美國不再保障這些國家的安全，反而對其發動經濟戰並提出令其反感的要求，它們可能會重新考慮。川普官員似乎期望歐美國家在華盛頓需要或想要時仍會加入美國——即便美國不提供任何回報。但你能拋棄盟友的同時還指望擁有它們嗎？若美國真退回西半球，重拾19世紀的孤立主義與對全球事務的漠然，那倒另當別論。但本屆政府外交政策最驚人之處在於：儘管高喊“美國優先”，川普卻展現出看似無限的全球野心。他一邊揮霍美國實力，一邊享受行使權力的快感。重返白宮的第一年，他便對伊朗和敘利亞發動打擊；威脅奪取加拿大和格陵蘭；推翻委內瑞拉政府並承諾“接管”該國；無效干預東南亞、中非和中東的戰爭；甚至提議在加薩地帶開展需美軍防衛的建設項目。這就是所謂的“克制”嗎？川普的智囊們一面稱讚他摒棄了“無知精英”的“荒謬烏托邦目標”，一面又讚揚他志在“重塑”整個世界。重塑為何？為充實川普的錢包並為他帶來榮耀嗎？川普的狂妄自大正將美國從國際領導者變為國際棄兒，美國人民將在未來多年承受其後果。1916年，德意志帝國總理特奧巴登·馮·貝特曼·霍爾維格（Theobald von Bethmann Hollweg）曾擔憂，其國家的行為恐使其淪為“萬國眼中的瘋狗”，招致“整個文明世界的譴責”。他言中了。德國領導人以毫不妥協的“現實主義”為傲，認為赤裸裸地追求自身利益本就是國家天性。但正如歷史學家保羅·甘迺迪（Paul Kennedy）所指出，德國不斷訴諸“赤裸裸的強權政治（Machtpolitik）準則”，反而促使世界列強聯合起來擊敗德國。川普政府沉溺於自私自利的追求與為力量而力量的行使，對他人利益嗤之以鼻。正如川普首任國家安全顧問H·R·麥克馬斯特（H. R. McMaster）與經濟學家加里·科恩（Gary Cohn）合著文章所言，世界並非“全球共同體”，而是“各國、非政府行為體與企業競相爭奪優勢的競技場”，在此強權政治世界中，美國擁有“無與倫比”的力量。但還能維持多久？麥克馬斯特的表述，如同川普對自私的頌揚，都深深誤解了美國實力的真正源泉。美國在世界上的諸多影響力，恰恰源於將他國視為戰略夥伴的一部分。常被視為典型美國現實主義者的西奧多·羅斯福（Theodore Roosevelt）雖擅用武力，卻相信偉大國家最終必須受“國際社會良知”指引，不僅考慮自身利益，也顧及“他國利益”。他指出，成功的強國不能“無視真正道德的基本準則”行事。數十年來，世界之所以支援奉行這些原則的美國，並接受其權力（儘管存在缺陷與錯誤），正是因為美國並非僅出於狹隘自利——更非出於單一統治者的狹隘私利——而行動。那個時代已經結束。川普僅用一年時間便摧毀了既有的美國秩序，並削弱了美國在未來世界中維護自身利益的能力。如果美國人覺得捍衛世界秩序代價太高，那就等著為接下來的一切買單吧。 (邸報)

二戰以來，美國國家安全戰略一直由所謂的“自由國際主義”主導，基本目標是通過建立一套基於所謂自由主義原則的國際秩序，實現對世界的領導，並以此維護和增進其國家安全、經濟繁榮及價值觀的全球影響力。近年來，美國這套戰略隨著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加速演進顯得左支右絀，其霸權呈現日益衰弱的趨勢。為改變這一狀況，現任美國政府將戰略資源從全球範圍內的擴張性分佈，集中收縮至關乎其霸權存亡根基的核心地帶，並對其認定的首要戰略競爭對手實施更為精準、務實且持久的“定向遏制”。2025年12月4日，現任美國政府發佈新版國家安全戰略報告（以下簡稱“報告”），對其全球戰略進行系統性重構，所展示的內容與其在外交上的所作所為高度吻合。深入分析報告的變與不變，能夠幫助我們更加直觀、精準地理解把握美國國家安全戰略的外在變化和內在邏輯。當地時間2026年1月3日凌晨，美國對委內瑞拉發起大規模軍事行動，突襲該國首都加拉加斯並強行控制總統馬杜洛及其夫人。美國的軍事行動造成包括委內瑞拉軍人和平民在內至少40人死亡。圖為1月5日，在位於紐約的聯合國總部，聯合國安理會就委內瑞拉局勢舉行緊急會議，多方代表譴責美方軍事行動，強調應遵守包括《聯合國憲章》在內的國際法。 新華社發 聯合國供圖 洛伊·費利佩/攝現任美國政府認為，過去美國的全球戰略將太多資源和精力投入外部世界，忽視自身發展和建設，這是美國由盛轉衰的重要原因。報告宣稱，美國“追求了一個從根本上不可取、也不可能實現的目標，結果掏空了美國中產階級和工業基礎”，使得現在的美國沒有能力“永遠主導全世界”。今後，美國國家安全戰略旨在保護經過優先順序排序的有限“核心國家利益”，而非面面俱到。戰略指導思想突出強調“美國優先”。“美國優先”是一套以極端民族主義和現實功利主義為核心，強調美國利益至上的理念。新版報告強調“美國優先”，對美國實力的認識和戰略目標設定進行調整，把解決美國自身面臨的產業空心化、移民問題、毒品氾濫等以及提升周邊安全視為優先關切，體現出現任美國政府帶有強烈民族主義甚至民粹主義色彩的安全觀，迎合了“讓美國再次偉大”（MAGA）派的主張，即應當將更多精力和資源放在美國國內，集中力量優先解決美國國內問題。“邊境安全是國家安全首要要素”、“大規模移民時代必須終結”等宣示，將社會控制與經濟獨立、產業健康、文化認同共同定義為國家實力的根基。“再工業化”、“能源主導”和“金融主導”不再只是經濟目標，而是確保其軍事優勢和政治獨立的“國家安全基礎”，體現出美國將集中資源建構一個內顧色彩極其強烈的國家安全架構。戰略佈局收縮聚焦打造“西半球堡壘”。如果說突出“美國優先”是建構美國戰略優勢的基本支撐，那麼打造美國“私有”與“獨享”的西半球就是建構戰略優勢的關鍵一環。美國崛起的敘事，繞不開“門羅主義”；美國通往世界霸權之路，離不開對拉丁美洲的百年“吸血”。然而，隨著美國不斷追求和維護世界霸權，其戰略重心轉移至歐洲、亞太、中東，拉丁美洲作為美國的戰略“後院”，雖然重要但長期被忽視。這次報告將拉丁美洲提升至國家安全的“優先事項”，宣稱“經多年忽視，美國將重申並推行‘門羅主義’，重塑西半球主導地位”，展示出復刻崛起歷史的意圖。報告提出所謂“門羅主義”的“川普推論”，其目標明確為：動用包括“致命武力”在內的一切手段，“阻止‘外國敵對勢力’控制西半球關鍵資產”。近來，美國一系列企圖控制和吞併格陵蘭島的言行也充分驗證了這一點。與在西半球的擴張不同，在其他地區主要聚焦現任美國政府最關注的問題：在亞洲強調經濟競爭與安全威懾並重；對歐洲在承認其重要性的同時，突出歐洲內部危機並將美國利益限定於推動停火與穩定；在中東、非洲等地淡化民主推廣等意識形態議程，轉向強調經貿等側重現實利益的合作。這種調整的終極目的，是將戰略資源集中於固守“西半球堡壘”和贏得大國博弈的“持久消耗戰”。應該強調的是，現實與報告也不完全一致，比如，美國近來再次威脅干涉伊朗當前局勢，顯示出美國戰略收縮並不意味著放棄對伊朗等石油礦產資源富集國家的干預與控制。戰略舉措強調開源節流、分攤責任。現任美國政府把新的戰略目標設定為：以國內振興和控制西半球為根基，以經濟、科技與軍事優勢為支柱，通過推卸、轉嫁國際責任和重塑聯盟關係來集中資源，維持一種更加務實、更低運行成本的霸權模式。為維持這種新的霸權模式，報告提出實現路徑：其一，恢復自身繁榮。推行具有保護主義色彩的“經濟民族主義”，以“重新平衡全球貿易關係”為名，借助關稅工具、產業補貼等措施推動製造業回流，扭轉產業空心化、貿易逆差擴大等對美國霸權不利的趨勢。其二，減輕自身負擔。現任美國政府視現有全球治理的“公共產品”為需要拒絕和避免的負擔，認為“跨國機構的行為損害政治自由和主權”，現有國際機製成本高昂且不公平。為此，川普上任當天即宣佈退出世界衛生組織和《巴黎協定》，隨後退出聯合國人權理事會、切斷對聯合國近東救濟工程處的資助，並宣佈退出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尤其是對幾乎所有貿易夥伴推出對等關稅，嚴重破壞了曾由其主導建立的多邊自由貿易體系。2026年1月，川普簽署總統備忘錄，指示美國退出66個“不再符合美國利益”的國際組織。有媒體指出，“只要國際組織和多邊機制無法完全滿足其霸權訴求，甚至對其單邊行徑形成制約，美國便會毫不猶豫地‘退群’”。其三，轉嫁霸權成本。在現任美國政府看來，其在全球範圍建構的聯盟體系非但不能支撐美國的全球霸權，反而成為不堪重負的累贅。為此，現任美國政府要求盟友大幅提高防衛預算，比如，要求北約成員國將國防開支提升至國內生產總值的‌5%‌，並迫使北約成員國和日本、韓國等盟友拿出巨額投資反哺美國。其四，不再強調所謂“民主推廣”。現任美國政府成立之初，就砍掉其在世界各地推銷所謂“美式”價值觀、大搞“顏色革命”的重要機構——美國國際開發署。報告認為，美國應更注重與世界各國建立良好的商業關係，而不是把時間、金錢浪費在所謂的“民主或其他社會變革”上。 (求是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