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很多人的認知中，彼得·蒂爾更像是一位“先知”附體的哲學家，而非投資者。在美國矽谷這片被譽為“全球科技創新引擎”的土地上，從不缺顛覆行業的創業者與眼光獨到的投資人，而被譽為“矽谷教父”的彼得·蒂爾（Peter Thiel）或許是其中最令人無法忽視的“異類”。與其他科技領袖熱衷於開發消費級產品不同，他更致力於建構影響世界運行規則的底層基礎設施，這種獨特的戰略眼光，或許正源於他對“模仿慾望”與“創造性壟斷”的深刻理解。事實上，在很多人的認知中，彼得·蒂爾更像是一位“先知”附體的哲學家，而非投資者。要理解這點，就必須從其創立的Palantir說起。1Palantir：構築數字世界的野心藍圖2002年，PayPal成功上市後不久，便被eBay以15億美元收購。作為聯合創始人之一的彼得·蒂爾，與其他核心成員一樣，選擇套現離場，轉而尋找下一個藍海。彼時，矽谷正沉浸在社交應用與高科技產品的開發熱潮中，資本紛紛湧入這些看似前景無限的賽道。然而，蒂爾卻將目光投向了一個更為根本的問題：如何建構數字時代的底層世界觀。在他看來，矽谷眾多公司沉溺於相互模仿，追逐相似的商業模式與產品形態，整個行業陷入了法國思想家勒內·基拉爾所提出的“模仿慾望”陷阱。基拉爾認為，人的慾望並非源於內在需求，而是通過模仿他人而形成。過度模仿將導致個體喪失原創力，進而抑制真正的創新。在史丹佛大學攻讀哲學與法學期間，蒂爾深受老師基拉爾理論的影響，並由此發展出對“創造性壟斷”的執著追求。他主張企業不應僅在現有市場中競爭，而應通過根本性創新開闢全新領域，建構獨一無二的數字基礎設施。這一理念，最終成為他創立Palantir的精神原點。從某種意義上說，Palantir也可視為蒂爾哲學思想的實體化呈現。其名稱“Palantir”源自《魔戒》中能預見未來的水晶球，寓意打造一個能夠洞察並塑造現實世界的數字鏡像。與當時流行的元宇宙等虛擬概念不同，蒂爾始終堅持數字系統必須紮根於現實世界。因此，Palantir並未追逐熱點，而是選擇了一條更為艱難但根基堅實的路徑：專注於政府情報分析與企業級巨量資料處理。這一領域專業門檻極高，少有公司涉足，卻正好為Palantir提供了建構“創造性壟斷”的空間。這種佈局背後，恰恰也是蒂爾對“創造性壟斷”的執著追求。只是這種“壟斷”不是通過壓制競爭獲得，而是通過解決根本性問題自然形成的市場主導地位。正是不斷通過將多源異構資料整合為機器可理解的語義網路，Palantir逐步建立起一個能夠不斷演化、具備預測能力的“世界模型”。該系統不僅服務於中情局、聯邦調查局等政府機構，也被摩根大通、默克等行業巨頭改採用。這也使得在後來的AI技術爆發期，如大模型興起之時，Palantir憑藉其紮實的底層架構，才能迅速將新技術轉化為實際應用，而其他公司則還深陷在如何讓AI理解現實邏輯困境中。而這種“先築基、後建樓”的策略，也讓Palantir逐漸成為一家將技術與現實世界權力結構相結合的矽谷新勢力，逐步形成強大的飛輪效應與幾乎無法踰越的技術壁壘。值得一提的是，與同為“PayPal黑幫”成員的馬斯克張揚的風格不同，蒂爾始終選擇隱於幕後，將Palantir的日常營運交給聯合創始人亞歷山大·卡普。這種安排看似低調，實則也是精心設計的戰略選擇。通過刻意保持低調，Palantir得以在不受過度關注的情況下默默建構起數字基礎設施。而當公眾開始意識到其重要性時，Palantir已然成為這個領域不可或缺的存在。如果要深入研究彼得·蒂爾獨特的投資哲學，就必須再度回溯到他就讀史丹佛大學，以及後來創立PayPal時期。2思想溯源：從校園到商業實踐的蛻變上世紀80年代末的史丹佛大學，充斥著各種思想躁動。彼時，因為對老師基拉爾“模仿慾望”理論的追隨，蒂爾不僅在校內大力鼓吹，還與同學共同創辦了保守派學生報紙《史丹佛評論》（The Stanford Review），以此為陣地，來宣揚創新精神。但經過不斷深入探討和學習，蒂爾逐漸意識到，真正有價值的創新，不應是簡單地模仿競爭，而是要開闢全新的道路。這個想法也如同一粒種子，開始在這個年輕人的心中生根發芽。雖然這些思考與商業無關，但還是為其後來獨特的投資視角奠定了堅實基礎，並最終在其建立PayPal時得到了第一次實踐。1998年，網際網路的浪潮剛剛興起。當其他金融科技公司都在模仿傳統銀行的模式時，蒂爾和他的夥伴們選擇了一條與眾不同的道路：創造一種全新的線上支付方式。這個過程並非一帆風順，但最終的成功讓他更加確信：避免同質化競爭，創造全新市場，才是真正可持續的發展之道。隨著PayPal被收購，當其他合夥人紛紛投身新的創業項目時，蒂爾卻選擇暫時停下腳步。他常常獨自坐在加州的咖啡館裡，在筆記本上記錄著自己對數字時代底層架構的思考。這些安靜的思考時光，讓他在2003年與好友亞歷山大·卡普共同創立了Palantir。當時正值網際網路泡沫破裂不久，整個行業對ToB業務都持保守態度，但蒂爾以其獨特的遠見，看到了資料時代最本質的需求，他認為任何看似雜亂無章的資料背後，其實都藏著最真實的市場需求。於是，就在創立Palantir的第二年（2004年），當社交網路還被大多數人視為年輕人的“玩具”時，蒂爾做出了一個讓同行不解的決定：以50萬美元成為Facebook第一個投資者。這個決定不僅源於他對數字時代的深刻理解，更體現了他獨到的投資理念：在別人尚未察覺時，去發現真正有價值的新生事物。彼時的社交市場急需一個真實、可信任的連接平台，而Facebook以實名製為基礎的校園社交模式，正好迎合了年輕一代對真實身份和穩定關係的需求。事實上，無論是創立Palantir，還是決定投資Facebook等項目，蒂爾的投資理念從來不是突然閃現的靈感，而是基於長期的學習、思考和實踐中逐漸成形的。相比那些喜歡張揚的創業者，蒂爾始終保持著一種特立獨行卻又沉穩從容的思維方式。而這種冷靜的性格，使得蒂爾總能超越短期熱點的干擾，看到那些真正具有長期價值的創新機會。正如他後來在《從0到1》著作中的經典闡述：“Progress comes in two forms: horizontal progress, which is copying things that work—going from 1 to n, and vertical progress, which is doing new things—going from 0 to 1.”（進步有兩種形式，一種是水平進步，即複製已知模式；另一種是垂直進步，即探索新的可能）。也是基於這樣的理念，才使得當Palantir奠定數字世界的基礎架構後，彼得·蒂爾又開始將其“創造性壟斷”理念擴展到更廣闊的領域。3投資佈局：建構多元價值網路與普通投資者不同，蒂爾的投資佈局始終圍繞著建構獨特而不可替代的價值網路展開。事實上，投資Facebook不僅給他帶來巨額回報，更重要的是讓他自此進入了社交帝國的決策核心，讓背後的“PayPal黑幫”也擁有了強大的輿論陣地。所謂“PayPal黑幫”其實源自媒體的一個戲謔稱呼，指的是由彼得·蒂爾、埃隆·馬斯克、裡德·霍夫曼、大衛·薩克斯、陳士駿、乍得·賀利，以及基思·拉布伊斯等PayPal早期員工組成的緊密團體，他們後來共同創造了眾多成功的企業，關係猶如“黑幫家族”那般緊密，但影響力遠不止於財務投資。這種投資邏輯也頗有蒂爾“風格”，即任何投資不僅要獲取財務回報，更要掌握資訊流向和戰略制高點。正是在Facebook董事會任職期間，他得以深入瞭解社交網路的資料運作機制，為他後來建構Palantir的資料分析體系提供了寶貴經驗。而為了證明自己對“模仿慾望”的批判正確性，他也始終在尋找突破性的創新領域。與追逐短期熱點的投資者不同，蒂爾只專注於長周期、高風險的項目押注，因為他堅信真正的壟斷價值來自於解決根本性問題。比如在生物科技領域，他的投資佈局就堪稱大膽：從Unity Biotechnology這樣致力於清除衰老細胞的公司，到極具爭議的人體冷凍技術，他在這些看似科幻，且短期內看不到回報的領域就投入了巨額資金。蒂爾曾直言不諱地表示：“死亡可能是人類面臨的最後一個‘技術問題’，而解決這個問題將創造最大的價值。”這種將“創造性壟斷”思維應用於人類終極問題的嘗試，恰恰展現出他超越常規的投資視野。而蒂爾在政治領域的佈局能力，更顯示出其成熟的投資眼光。2016年，當整個矽谷精英階層都對川普避之唯恐不及時，蒂爾卻逆流而上，公開支援這位被主流輿論看衰的“政治新人”。這一決策在當時的矽谷引起了巨大爭議，卻再次體現了蒂爾的投資哲學：在價值未被普遍認知時提前佈局。令人驚嘆的是，他不僅支援川普，甚至悄悄著手培養自己的政治接班人。通過輔佐暢銷書作家范斯，幫他建立公司，介紹進入川普的核心圈子，最終成功將其推上了副總統的寶座。事實上，這也是蒂爾投資智慧的精髓，即其《從0到1》著作中提到的“積極建構跨領域的協同效應”。正是通過政治投資，他巧妙地將政治資本轉化為科技業務的助推器。比如當需要推動某些政策時，他的科技實力成為了影響決策的重要籌碼；而當企業（如Palantir）需要拓展政府業務時，他的政治人脈又為其打開了關鍵之門。這種動態的價值循環不僅鞏固了他的商業帝國，也使其成為真正意義上的“矽谷教父”。在很多人眼中，蒂爾不僅是一個精明的投資者，更是一個試圖通過“創造性壟斷”來定義未來規則的“架構師”。然而，這種全方位的影響力佈局也引發了更深層次的思考。特別是在蒂爾建構起跨越科技、生物與政治的價值網路之後，不禁令人好奇，這個“矽谷教父”終極目標究竟是什麼？4終極目標：重構世界秩序的哲學實踐答案或許隱藏在他獨特的世界觀和投資哲學中，特別是他所信奉的“冪次法則”（Power law）與對“本體論”（ontology）層次的執著追求。冪次法則又稱“80-20”法則，由經濟學家維爾弗雷多·帕累托於1906年提出，指在任何系統中約20%的關鍵因素主導80%的結果，呈現規模與頻次成反比的分佈規律。簡單來說，就是在很多情況下，少數因素往往會產生絕大多數的結果。蒂爾曾在多個場合闡述自己的“冪次法則”理念：真正重要的投資回報往往來自於極少數關鍵決策。如果用更概況的話來解釋，就是蒂爾一邊通過精心的投資佈局，一邊在尋找一套宏大、統一的理論，用以理解和對抗這個在他看來日益趨同、思想貧瘠的世界。這就不難理解，為何他的投資項目總是顯得如此與眾不同。特別是當大多數人在追逐分散風險時，他卻總在尋找那些能夠產生指數級影響的“關鍵節點”。從早期押注Facebook，到佈局Palantir，再到公開支援川普，幾乎每一個決策都體現出其不追求數量上的成功，而是追求質量上的決定性影響。這也是蒂爾與其他矽谷投資者最不同的地方，他終其一生所追求的不只是單純的財務回報，而是一種對現實世界的“本體論”層面的重構。所謂“本體論”，其實是西方哲學史中一種以本體與現象對立為核心的理論，主張以獨斷態度研究超越的本體問題，其雛形可追溯至古希臘哲學。而作為一位名校的哲學專業高材生，蒂爾在追求投資回報的同時，也渴望將這些哲學命題通過自己建構的世界得到真正詮釋。比如通過Palantir，他就試圖重新定義資料的組織方式；而通過生物科技投資，他希望重新詮釋生命的本質；通過政治運作，他又期待借此影響社會運行的基本規則。這些看似風馬牛不相及的投資，實質體現出蒂爾正悄悄建立一個基於其哲學理念的新世界秩序，而這或許才是他的終極目標。從某種角度來看，蒂爾也不僅僅是一個哲學的信徒，他也確實找到了將哲學轉化為權力的實踐路徑。因為蒂爾對這個世界始終充滿憂慮，在他看來，現代社會雖然科技突飛猛進，各種技術概念鋪天蓋地，但其實“糟透了”，覺得根本問題在於“人們已經失去了對未來的想像力”。所以，他才會在著作《從0到1》中痛心疾首地指出：“We wanted flying cars, instead we got 140 characters.（我們想要會飛的汽車，結果卻得到了140個字元）。”這是彼得·蒂爾最著名、也是最核心的一句對當下的批判，形象地概括出其對當今科技界乃至整個社會創新停滯的失望。可能有人對這句話不太理解，不妨用一個更生活化的比喻來解釋：想像一下，在20世紀60年代，人們憧憬的21世紀是擁有飛行汽車、太空殖民地和機器人管家的世界，期待的是一種縱向的、顛覆性的進步（也就是蒂爾所說的“從0到1”）。然而，現實是，進入21世紀後，我們引以為傲的許多科技創新，比如更先進的手機、更多的社交App（“140個字元”其實就是代指Twitter之類的社交媒體），本質上都是在已有的領域裡進行最佳化，而這更像是一種橫向的、重複性的進步（即“從1到n”）。蒂爾的真實意思是，當社會沉迷於邊際改善時，真正的突破性創新就被忽視了。因此，他希望自己的投資不是在迎合現有需求，而是在創造新的可能性。比如他投資的抗衰老研究就是最好的例證：在大多數人還認為死亡是必然時，他已經將其視為一個可以解決的技術問題。正是這種思維模式，使得蒂爾的佈局呈現出一種世人難以理解的獨特時空觀。在時間維度上，他的投資跨越了代際，從即時見效的政治投資到需要數十年才能見效的生命科技；在空間維度上，他的影響力橫跨科技、政治、金融等多個領域。然而，這種巨大的野心也帶來了深刻的倫理問題。當一個人試圖同時重塑生命、社會和技術的基本規則時，誰又來確保這種權利不會被濫用？蒂爾經常被業內批評為“反民主”的技術精英主義者，這種批評其實也在提問，當技術加速發展，人類社會又該如何平衡創新與責任、效率與公平、突破與包容？蒂爾的終極目標或許是真心希望建構一個基於“創造性壟斷”的新世界秩序，在這個框架中，創新不再受制於平庸的共識，進步不再被短視的民主程序所阻礙。可問題也隨之而來：一個由科技與政治精英主導的世界，是否真的能帶來更美好的未來？5“敵基督”論：科技時代的隱憂與反思事實上，這個問題的提出者，恰恰就是彼得·蒂爾。近兩年來，無論公開演講、私人晚宴還是播客閒聊，蒂爾張口閉口總是離不開“聖經”“末日”的話題，並反覆向在場的人們追問：如何抵禦“敵基督”（Antichrist）的降臨？這種看似突兀的宗教話語，實則是理解其思想軌跡的關鍵線索。“敵基督”是《聖經》中簡短描述的末世人物，被視為邪惡的化身。但蒂爾的討論遠非簡單的宗教隱喻，而是深受納粹法學家卡爾·施密特神學政治思想的影響。施密特曾提出的“制衡者”（katechon）概念，即阻止末日到來的約束力量，也成為蒂爾思考當代科技與政治問題的核心框架。不過，蒂爾並不是極端的宗教人士，他只是用歐美人更好理解的母體文化做個比喻。在他看來，這個末世形象並非特指某個具體人物，而是任何利用人類對科技的恐懼，借“和平與安全”之名整合世界的政治實體或機構，都可能成為“敵基督”的潛在體現。這種觀點使他將當代的全球化處理程序和技術治理趨勢，視為某種需要警惕的末世論威脅。他更想借此提醒大眾，現在的社會正通過技術進步悄悄抹除政治邊界，而這種“去政治化”的處理程序恰恰可能為新的極權形式鋪平道路。不難看出，蒂爾對“敵基督”的擔憂，其實也折射出他思想深處的悖論：作為技術創新的最大推動者之一，他卻對技術可能帶來的政治後果保持高度警惕。因此，這種矛盾心理又不斷驅使他尋找現實中的“制衡者”，即某種能夠阻止技術極權崛起的力量。從他對川普的支援到培養范斯這樣的政治新星，其實都可視為其在現實中尋找“制衡者”的某種嘗試。然而，這種將神學概念植入政治實踐的做法，本身就值得深思。因為蒂爾的“敵基督”論說不僅反映了他對技術治理的深刻洞察，實際上也暴露出其思想中的精英主義傾向。頗為反諷的是，在蒂爾不斷建構的理論框架中，他堅持認為只有極少數自己這樣的精英“覺醒者”，才能識破“敵基督”的誘惑，而這種認知上的優越感，其實也成為他所反對的“新權力壟斷”形式的體現。然而，真實的彼得·蒂爾始終是一位無法被簡單定義的兩極化人物。在他的支持者眼中，他是一個戳穿謊言、顛覆死亡與官僚的天才冒險家；而在反對者看來，他是一個極度危險的人物，將其視為以壟斷資本碾壓自由、用技術拆解生命、謀劃精英極權的危險顛覆者。不管怎麼說，蒂爾的“末世論”思考，確實代表了當下矽谷精英派對技術時代人類命運的哲學思考。越來越多的矽谷技術創業者都在擔憂，當科技力量足以重塑人類社會時，究竟該如何避免這種力量被異化為新的控制工具。與此同時，蒂爾的“末世論”思考也猶如一面鏡子，照出了技術烏托邦主義背後隱藏的極權陰影，引發更深層的拷問。在這個被演算法和資料重構的世界裡，最大的風險或許不是技術本身的演進，而是我們在擁抱技術進步時，不知不覺地讓渡了作為人的主體性。因此，真正的“制衡者”從來不在外部，而在於我們每個人內心對自由的堅守，在於社會始終保持著對任何單一邏輯的警惕與反思。當科技的力量膨脹到足以挑戰生命的本質與社會的契約時，我們面臨的或許不是簡單的善惡選擇，而是一場關於人類文明走向的終極命題。 (礪石商業評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