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下旬，非洲小國馬拉維的總統彼得·穆塔裡卡發佈行政命令，禁止本國未經加工的原礦出口，且政策立即生效。根據禁令，包括鋰、稀土、石墨等在內的多項戰略礦種都在限製出口的範圍之內。此舉顯然是希望提高本國礦產的下游加工能力，試圖讓更多的資源價值留在國內，而不是繼續被低價賣出，讓海外企業賺取產業鏈條上的主要利潤。新聞報導馬拉維禁止本國原礦出口馬拉維的禁令顯然並非個例。過去兩年，非洲多個擁有關鍵礦產的國家正在逐步收緊出口政策，資源民族主義情緒明顯升溫：2024年，加蓬宣佈將從2029年起停止出口錳礦原礦；今年2月，剛果（金）實施鈷出口禁令，並在11月追加配額管理機制；5月，幾內亞直接吊銷數十家礦業公司的採礦許可證，隨後公佈100家被撤銷礦權企業名單；6月，辛巴威宣佈自2027年起全面禁止鋰精礦出口，強制要求本地深加工……非洲擁有全球最豐富的礦產資源，卻始終處於整個製造業產業鏈的最底端。各地的原礦以極低價格出口，加工利潤、產業升級機會和就業崗位，都落在國外企業手中，本地經濟並未因資源豐富而真正受益。這種不公平的分工體系，讓很多國家越來越難以接受。如今，關鍵礦產的戰略價值不斷提升。鋰、鈷、鎳、稀土等資源不僅是新能源產業鏈的核心原料，更被視為未來地緣競爭的戰略資產。而且，這些資源分佈高度集中，使得資源國擁有了更大的話語權，出手進行管制的底氣也比過去更足。過去兩年，西非和中非多國接連發生政變，新上台的政府普遍高舉“民族主義”的旗幟，將資源控制視為政治合法性的來源之一，這進一步加速了資源民族主義的興起。資源國政策的收緊，對外部投資者，尤其是中國企業將構成較大挑戰。經過多年“走出去”佈局，中國與非洲等第三世界國家在採礦業上的投資合作已經相當深入。政策變動下，中國企業話語權削弱，利益分配規則重塑在所難免，供應鏈穩定性也將面臨更多不確定性。如今，資源民族主義已經不是個別國家政策，而是演變為第三世界國家的集體趨勢。對中國企業而言，重新佈局全球資源鏈條、調整合作模式，才能在全球製造業鏈條中保持主動與安全。籌碼非洲和拉美，作為第三世界的典型代表，都是礦產資源極度豐富的地區。例如，非洲擁有全球25%的銅、80%的鈷、90%的鉑族金屬；拉美則掌握著全球近三分之一的銅、鈷、鋰、鎳、石墨和稀土。可以說，新能源時代的核心材料大規模集中在了這兩片區域。儘管儲量豐富，這些國家卻始終無法將其轉換成真正的經濟實力。以國土面積巨大、資源異常豐富的剛果（金）為例，其銅、鈷、鑽石、錫、鈳鉭鐵等關鍵礦產的儲量全球領先，但這同時又是世界上最貧困的國家之一，至今仍有七成人口生活在貧困線以下。由於基礎設施薄弱，加工技術落後等因素，這些國家長期只能出口附加值較低的原礦，利潤大部分被留在海外。資源富而不貴，是非洲和拉美長期面臨的困境。近年來，隨著大宗商品價格上漲，資源國開始想要把產業鏈更多的收益留在本國。非洲和拉美國家的訴求開始從“賣原料”變成“參與分配”，很多國家已經明確提出，要利用本國資源發展本地製造業，走向更高附加值產業。如摩洛哥將新能源汽車定為國家工業戰略重點，計畫自2025年起每年生產10萬輛電動汽車；埃及也宣佈將在2026年啟動太陽能元件本地製造，國產化率最高可達90%。越來越多國家希望資源收益可以反哺本國經濟與政治目標，這正是資源民族主義的典型表達之一。其實，這並不是第一次出現資源民族主義浪潮。二戰後，隨著全球殖民體系瓦解，一批資源國也曾經通過國有化、限製出口等手段，試圖奪得資源的掌控權。此外，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後，新興經濟體在資源定價上也曾集體發聲，試圖借資源優勢獲取更多話語權。本輪浪潮的目標與前兩次類似，都是在特殊背景下，各國希望通過強化對資源的控制，來獲取更多經濟收益，並提升政治籌碼。但由於時代背景的不同，本次資源民族主義的興起，又有許多新的特徵。隨著新能源技術的突破與廣泛應用，鋰、鈷、鎳、銅、稀土、鉑族金屬等八類礦產等成為新能源產業鏈不可或缺的關鍵資源。相比過去的石油等傳統能源，這些礦產分佈的更加集中，也因此使資源掌握國在全球供應鏈中的地位變得更加重要。相比過去，綠色能源的轉型使部分礦產的消耗比以前更大。有資料顯示，太陽能電站的資源消耗是火電廠的5倍；電動車需要的礦產資源是燃油車的6倍；海上風電場更是燃氣電廠的10倍以上。集中度高、消耗更大、替代性弱，這三點疊加，讓資源國在供應鏈上相比此前掌握了更強議價能力。更重要的是，相比傳統的鐵礦、銅礦、鑽石等資源，如今這些礦產資源的買家不再是其殖民地宗主國，而是有越來越多的中國企業參與其中，買家主體出現了結構性的變化。這種背景下，資源不僅是這些國家的重要經濟資產，更成了地緣政治博弈的重要工具。資源國普遍認為，借助這些關鍵籌碼，他們終於有機會主動改變自身的發展軌跡。風險相比過去兩輪資源民族主義蘭超，這次的政策工具顯然更加多樣化。不但包括了強制股權收購、提高資源稅、限制外資比例等“老手段”，還包括強制性本地加工、出口配額、禁止原礦出口、礦權准入審查等新措施。由於中國、歐美等許多有資源需求的國家，都在非洲和拉美佈局了礦業投資與戰略合作，因此本輪政策收緊，勢必會波及所有資源需求國（製造業國家），對全球供應鏈穩定性都形成衝擊。近日馬拉維的政策，就已經導致多個全球重要礦產項目立即被置於高風險之下。包括澳大利亞的索維倫金屬、蓮花資源、英國力拓、日本東邦鈦業等公司均在當地有礦業項目，如今都可能面臨項目擱置乃至合同重談等風險。在所有受影響的國家中，中國所承受的風險顯然更高，風險敞口也更大。截至去年底，中國在非洲投資存量達到438億美元，其中23%直接投向採礦業。中國企業深度參與贊比亞銅礦、剛果（金）銅鈷礦、奈米比亞稀土、辛巴威鋰礦，以及奈及利亞的油氣等項目。而且，中國不僅是非洲資源領域最主要的外國投資者之一，也已成為非洲第一大資源進口國。按現有資料計算，非洲為中國提供了約四分之一的關鍵礦產供應，一旦資源國政策收緊，中國將面臨一些關鍵資源供應中斷的風險，而這對中國的產業鏈安全可以說至關重要。在多數關鍵礦產的鏈條中，中國都扮演著全球中游加工中心的角色。例如，中國98%的鈷礦石從剛果（金）進口，中國則是全球最大的鈷化學品生產國和鈷精煉中心；中國擁有全球40%的煉銅產能，從剛果運來的銅產品多數在中國完成冶煉與增值；在石墨、稀土等多個領域，中國的中游加工更是長期佔據主導地位。這也意味著，如果更多資源國效仿馬拉維，要求礦產必須加工後出口，那麼以往在中國完成的冶煉和深加工環節的利潤將被壓縮。短期看，這將迫使中國只能採購更昂貴、供應更分散的初級加工品。長期看，中國以規模化加工能力形成的成本優勢可能被侵蝕，從而削弱在全球礦產供應鏈中的地位。另外，中國在非洲的資源項目大多由國有企業主導，這本身就容易觸發政治敏感性。非洲多國政局波動大，一旦發生政權更替，新政府往往會重新審視企業與舊政府簽訂的資源協議，比如此前尼日爾政變後，新政府就曾對中石油與舊政府簽訂的項目開展審查。儘管資源民族主義並非專門針對中國，但中國在非洲資源開發中更加強大的存在感決定了，本輪政策收緊極有可能可能對中國製造業形成更大的影響。在全球資源民族主義興起的大背景下，中資項目會更容易成為輿論和政策審判的優先對象。應對面對新一輪資源民族主義，中國企業局面緊迫。在深度參與非洲、拉美資源開發的過程中，已經到了必須在合作方式和產業佈局等方面做出及時調整的時期了。其中最為有效的措施，是把企業的合作方式從“獲取資源”轉向“共建產業”，這是符合中國與資源國雙重利益的模式。過去，中國企業在海外的佈局主要集中在採礦等初級環節，而未來更有效的路徑，是推動產業鏈向中游加工乃至新能源領域相關製造等高附加值領域延伸。這既能增強中國供應鏈的安全，也能為資源國創造稅收和就業，契合其工業化訴求，從而提升合作意願。近幾年，已經有許多中國企業和資源國成功實現合作共建,例如：贛鋒鋰業在阿根廷的鋰資源開發項目中，與當地政府共同投資建設採礦與初加工設施；中國有色礦業集團在贊比亞謙比希銅礦打造數位化生產控制中心，大幅提升當地礦山的生產效率和管理透明度；在印度尼西亞，鼎信集團與印尼八星投資共建青山園區，推動從礦石開採到鎳鐵、再到不鏽鋼的全鏈條製造體系落地，幫助當地形成了區域級冶煉與加工中心。人民日報報導中非工業合作進展未來，中國企業對非洲和拉美的投資不應僅停留在採礦業上，而應在項目本地化上進一步加碼。其舉措包括了擴大本地僱傭比例、參與社區發展、建設公共設施等，通過“嵌入式經營”降低社會阻力，增強企業在當地的存在感與可信度。對資源國而言，這類長期投入能提升項目黏性，也是緩解“反外資情緒”的重要手段。目前中資企業最大的難點在於，全球能夠適配中國企業經營效率的國家並不多。就算想在非洲、拉美等地延申資源產業鏈，也依然會面臨當地在基礎設施上的硬約束，導致加工成本畸高，效率低下。有資料顯示，非洲內陸段的公路運輸成本是中國的3-4倍。比如剛果（金）盧本巴希至德班港的銅礦運輸成本達247-367美元/噸，而中國同等距離僅需60-80美元/噸。效率上，非洲卡車平均時速僅為中國幹線運輸的一半，比如從奈及利亞拉各斯至南非約翰內斯堡4100公里的運輸，非洲需超72小時，中國僅36-48小時。這些不只是成本問題，更意味著供應鏈不穩定和物流不可控，直接制約當地加工業的可行性。負面現實之外，更大的問題在於政策變動和地緣政治的風險。非洲和拉美資源高度集中，本身就是大國競爭的焦點。而在當前全球供應鏈重構的大背景下，美國和歐盟推出“關鍵礦產聯盟”等戰略，在缺乏製造業基礎的情況下強行攪混水，使得資源合作更多被置於政治因素之中。目前，西方國家正通過外交施壓、輿論引導和援助附加條件等方式，間接影響中國和非洲的合作，比如通過制定更高的准入門檻來限制中國企業參與活動，通過多邊聯盟限制對中國的出口等。即使推進本地化合作，在當地承擔更多社會責任，也難完全避免供應鏈波動。寫在最後可以說，資源民族主義本質，就是資源國利益訴求和其他國際力量之間的博弈。這一輪升溫，是非洲國家在重新評估自身利益後做出的重要且理性的選擇——主權意識更強了，也更希望讓資源真正為本國發展服務，而不是繼續為全球製造業產業鏈低價輸血。如今，這股力量正在重新塑造全球資源秩序。它給包括中國在內的主要資源進口國帶來不小壓力。這也意味著，中國對拉非的合作模式必須邁入下一階段，過去以簡單的資源開發為主的思路，已經難以適應新的博弈格局。對於中國企業而言，要做的事情還有很多。包括建構更完善的風險緩釋體系，包括分散採購來源，推動供應鏈多元佈局，參與國際規則制定，強化海外合規能力等。並在關鍵材料、關鍵技術上持續突破，從而強化自身在供應鏈中的不可替代性。目前的情況看來，資源民族主義大機率將成為長期新常態。中國企業需要更快做出調整和適應，才能在全球資源競爭中站穩腳跟。但好在，越來越多的中資企業已經在轉型，並且不少已經取得初步成效。方向正確，積極的因素也在不斷積累。畢竟，全球最核心的製造業體系，和對礦產資源最核心的需求，還是在中國，而不是其他地方。 (巨潮WAVE)

Takaichi Sanae, the hardline nationalist who may soon lead Japan她將成為日本首位女首相——並將日本政治大幅推向右轉日本資深議員高市早苗在新聞發佈會上發表講話。圖片來源：路透社當高市早苗走上講台，宣佈競選日本執政黨自民黨（LDP）黨首時，20世紀80年代的熱門勁歌《一夜成名》（OVERNIGHT SUCCESS）響徹現場。不過，這樣的音樂選擇並不貼切：對於這位64歲的議員而言，這已是她第三次衝擊該職位。她身後的一條橫幅上寫著“加油，早苗！”。演講中，她談及經濟、地緣政治等議題，並未過多強調自己作為女性候選人的身份。但另一條橫幅則沒有忽視她創造歷史的可能，呼籲她成為日本首位女首相。高市早苗是一名持民族主義立場的強硬安全鷹派，她與另一位候選人共同領跑自民黨黨首競選（投票結果將於10月4日揭曉）。獲勝者幾乎必然會成為日本下一任首相，接替石破茂——石破茂在兩次選舉中遭遇慘敗後即將卸任。自民黨黨首（即日本首相）的人選將由自民黨議員及普通黨員共同投票決定。多項民意調查顯示，高市早苗是民眾最支援的候選人。她的主要競爭對手是小泉進次郎：44歲的小泉長相俊朗，現任日本農業大臣，同時也是備受歡迎的日本前首相之子。高市早苗是自民黨強硬右翼陣營的旗手，她將自己定位為前自民黨首相安倍晉三的政治繼承人（安倍晉三曾公開支援她，後於2022年遇刺身亡）。對於自安倍去世後便群龍無首的自民黨保守派而言，她是凝聚人心的核心人物；但在批評者眼中，若她當選，將意味著自民黨乃至整個日本的政治會危險地向右傾。高市早苗的背景與小泉進次郎及許多自民黨大佬的“政治世家”出身截然不同。她成長於日本西部的奈良縣，父親是公司職員，母親是警察。以日本政客的標準來看，她的青年時代頗為“叛逆”：騎摩托車、在重金屬樂隊打鼓，還痴迷於黑色安息日（Black Sabbath）和鐵娘子（Iron Maiden）兩支重金屬樂隊的音樂。她也十分崇拜“鐵娘子”瑪格麗特·撒切爾，將這位英國前首相視為榜樣，稱讚她“在認定某事對國家有利時，便能無所畏懼地發聲”。1993年當選國會議員前，高市早苗曾是一名電視主持人。她曾擔任過多個內閣要職，包括總務大臣和經濟安全保障擔當大臣。高市早苗的核心主張圍繞“民族自豪感”與“日本復興”展開。她提及日本經濟正深陷低迷，並回憶道，在日本戰後經濟繁榮期，父親每逢發薪日都會帶回家彩色電視機、立體聲音響或微波爐。她表示，在那個“充滿活力的光明時代”，努力工作就能改善生活。她的競選口號是“讓日本重返巔峰”。在經濟政策方面，高市早苗主張減稅並大幅增加政府開支。此前，她曾提出“高市經濟學”（Sanaenomics）——這一政策名稱既是對其導師安倍晉三“安倍經濟學”（Abenomics，核心為寬鬆貨幣政策與財政刺激）的致敬，也體現了自身政策思路。石破茂曾就日本公共債務問題發出警告：目前日本淨公共債務佔GDP的比例已達135%。與之相反，高市早苗則對擴大發債持開放態度，她認為此舉可用於補貼受通膨影響的家庭、扶持農村地區，同時投資於對國家安全至關重要的領域（如半導體和能源行業）。去年，她曾因稱“日本央行加息是愚蠢之舉”引發熱議。在本次競選期間，她不再發表此類尖銳言論，也不再過多強調部分耗資巨大的承諾（例如將日本8%的消費稅大幅下調）。儘管如此，分析師仍預測，若高市早苗當選，可能導致日元貶值，並推高國債收益率。高市早苗的民族主義主張更能激發支持者的熱情。長期以來，她一直倡導修改日本和平憲法，以強化日本的武裝力量。儘管隨著緊張局勢升級及海外衝突不斷，日本民眾對“強化軍力”的支援度有所上升，但“修改和平憲法”的提議仍存在巨大爭議。與安倍晉三一樣，高市早苗也淡化日本在二戰中的侵略行為及殖民統治歷史。此外，儘管她有可能成為日本首位女首相，卻絕非女權主義者：她堅持認為日本皇室必須維持男性子嗣繼承製，且已婚夫婦必須使用同一姓氏（這一規定導致大多數日本女性婚後被迫放棄本姓）。圖片來源：蓋蒂圖片社自民黨在過去70年中幾乎一直掌控日本政權，如今卻面臨嚴峻危機。在一系列醜聞曝光後，自民黨已不再在日本國會參眾兩院均佔據多數席位。今年7月的日本參議院選舉中，極右翼民粹政黨Sanseito支援率大幅上升——該黨以“反移民”“日本優先”為競選綱領。近年來，自民黨由黨內較自由的派系主導，如今擔憂會失去右翼基本盤。高市早苗正試圖贏回這部分選民：在近期一次演講中，她譴責遊客及外國居民的“不良行為”，並承諾收緊移民政策（儘管外國人僅佔日本總人口的3%）。目前尚不清楚自民黨是否願意為高市早苗“冒險”。在去年的自民黨黨首競選中，高市早苗在普通黨員投票中位列第一，但在最終對決中敗給石破茂——只因國會議員的選票權重更高。自民黨許多同僚認為她的立場“過於右翼”。據稱，日本前首相岸田文雄曾給她起了個“塔利班高市”的綽號。在接受《經濟學人》採訪時，一名自民黨資深議員將高市早苗這類強硬右翼人士稱為黨內的“毒瘤”。隨著自民黨黨首投票日臨近，高市早苗的表態正變得更為溫和。在以往的競選中，她曾明確表示將參拜東京極具爭議的靖國神社（該神社供奉著日本二戰陣亡者，其中包括戰犯）——此舉必然會激怒中國和韓國。如今，她不再明確表態是否會參拜；她還開始稱自己是“溫和的保守派”。這種向實用主義的轉變，雖有可能疏遠最堅定支援她的選民，但或許能幫助她爭取到獲勝所需的黨內聯盟支援。 (邸報)

日前，川普第一任政府期間貿易代表羅伯特·萊特希澤（Robert Lighthizer）接受了MAGA/民粹右翼主持人及意見領袖塔克·卡爾森（Tucker Carlson）的獨家採訪，在一個半小時的時間裡，回顧了他認為美國經濟所遇到的結構性困境、工人階級的遭遇、“超全球化”的自由貿易體系及其背後的意識形態及支持者集團、川普的關稅及貿易保護主義政策、製造業為何如此重要、美國能否實現產業振興、中美大國競爭等核心問題。塔克·卡爾森之所以邀請萊特希澤上節目，也是因為川普上任後積極加征關稅引發了很大的爭議（包括在MAGA基本盤內）——他認為有必要請萊特希澤這樣的“老鷹”上來給大家解讀一下——既是答疑，也是宣傳。萊特希澤是知名的貿易鷹派，早在里根政府時期即擔任貿易官員，參與過美國與日本的貿易談判，並將自己的經歷、經驗帶到川普政府。他是川普政府中最堅定的貿易鷹派，在第一任政府內的“鴿派”或自由派進行過“鬥爭”，最終取得了川普的支援和信任，主導了川普的貿易思維及對華貿易談判。他對川普關稅思想的形成有很大幫助，幫助提供了歷史經驗、理論支援、技術及政策實務支援。同時，他也是川普世界裡一個非常重要的對外辯護者、解釋者、宣傳者，既對MAGA基本盤，也對建制派精英，也對民主黨反對派。作為一個有政治理想和抱負的技術官僚、美國的愛國者，他結合自己個人的價值、理念和願景，為外界描述了一個更加理性、更加有長遠規劃、更加有理想、更加遠見、更加關心美國工人階級的川普。通過這樣的講述，他既能起到宣傳川普經貿政策的目的（剛好也是萊特希澤本人的理念），也希望能以此增加在川普世界經濟政策裡的話語權，並對川普形成某種引導——讓川普的事業更加宏大（包括包含了更多的價值理念），讓川普的政策有更多的實證和理論支援，以及讓川普推行政策更有信心。在訪談裡，我們看到了兩位美國“經濟民族主義”人士的對話：他們都主張重振美國本土產業，認為讓美國再次偉大離不開重振美國的製造業（製造業強國）；而他們的主張背後是有政治理念和政治價值的——最終的目的是服務美國工人階級，而非富人。文中覆蓋的主題（分成十七小節）：1. 美國為什麼需要重新引入關稅政策：萊特希澤認為過去幾十年來，許多國家都推行產業政策，導致現行全球貿易體系已失效，出現結構性的貿易失衡問題。他認為美國長期巨額貿易逆差將導致國家財富流失，會帶來一系列經濟、社會乃至政治問題。他主張通過關稅政策重建貿易平衡，認為這不僅是經濟自救，更是保護美國技術優勢與國家安全的關鍵。2. 美國工人階級的緩慢死亡： 語重心長、帶著悲憤地痛陳“製造業空心化”對美國工人階級的毀滅性影響：工資停滯、社區衰敗、尊嚴喪失。而且，他堅信製造業是一國的根基：不僅能夠提供就業、穩定，而且是創新的源頭，是國家安全的基礎，他反對“後工業時代”論調，認為只有製造業能夠帶動高品質崗位，幫助重塑中產階級社會結構。3. 關於是否存在一股力量，在破壞美國的自由市場：指出華爾街與跨國企業合謀推動的是“偽自由市場”，積極利用不同國家經濟和產業體系的差異，通過離岸外包降低成本、轉移技術，破壞就業、損害社區，最大化自己的利益。4. 認為美國處在“經濟緊急狀態”：強調自由貿易教條本身都是為跨國資本利益服務，犧牲本土勞工權益，批判“超全球化”導致美國技術優勢流失，列舉半導體、稀土、太陽能等領域的主導權都已旁落他國，強調財富分配的嚴重失衡，頂層富豪與普通民眾差距的急劇拉大，這些撕裂正動搖國家穩定根基。目前，美國關鍵物資和生產都依賴進口，已經威脅到國家安全，經濟可謂處在緊急狀態，需以戰時狀態重建產業主權。5. 指出平衡全球貿易的三種方法： 提出美國可用“三大手段”平衡貿易：巴菲特式進出口配額、資本流動稅、靈活關稅體系。支援川普政府用關稅等非傳統手段重構產業鏈，希望川普克服短期震盪的壓力，堅持下去直至達成最終目標。6. 美國必須再次成為世界最大的製造業強國：反覆強調美國必須拋棄“服務業立國”幻想，只要通過關稅保護與技術投資雙管齊下，製造業復興還是有可能的。萊特希澤強調，最終訴求應該是重建“生產型社會”，讓普通勞動者通過體面工作重拾尊嚴，恢復社區活力與國家凝聚力。強調經濟政策核心應是保障多數人福祉而非資本利益，認為這才是真正的保守主義精神。整個講話裡都貫穿著“製造強國”、“實業興邦”、“自己動手豐衣足食”等中國人非常熟悉的理念。7. 萊特希澤的老家和家族：介紹了自己俄亥俄老家的興起與衰落，從自己家族的視角，見證了產業工人群體從發展繁榮到落魄乃至消亡。這個很個人化的過程也幫助他塑造並強化了保護本土工業的信念。8. 誰是美國當前自由貿易政策的支持者：認為矽谷科技巨頭、華爾街投行、學術精英加華盛頓的代言人組成了一個既得利益集團，並形成了一種完全主導主流話語的意識形態（超全球化、超自由貿易、全球主義），以全球化的名義犧牲本土產業利益，最終服務了資本，損害了美國工人與長期可持續發展。他認為川普的政策調整一定會遭既得利益集團抵制，但強調危機已不容拖延。9. 川普的關稅和經濟政策：支援川普的關稅政策，認為相位元朗普第一任，現在更多人能看到美國經濟的結構性問題，所以對關稅的認可度和支援度實際上提高了。但承認推行不會一帆風順，也會犯錯誤；為了消除貿易平衡，和這麼多國家建立對等關稅機制也是一個非常複雜的任務，需要精心操作，動態調整。10. 關稅政策是否會帶來通貨膨脹、引起短期震盪：承認短期的震盪和陣痛是不可避免的，但強調本土產能恢復後將平抑物價，通膨恐慌是既得利益者誇大之辭等。萊特希澤完全是產業邏輯主導，認為不搞關稅就不可能復興製造業，是利用關稅“背水一戰”，“殺出一條血路”的邏輯。11. 中美的大國競爭：對中國的看法非常負面，吸收了很多關於中國的妖魔化言論。作為1947年生人的人，他和冷戰完全是同齡人，接受的純粹是冷戰邏輯，而且雖然自己號稱研究過中國，實際上見解很淺，大體上簡單粗暴地套用蘇聯模式理解中國，認為中國是蘇聯在當代的某種延續或迭代，而沒有把中國作為一個政治文明去理解。他把美國和蘇聯的所作所為都投射到中國，自然也認為中國和美國是“文明生存之爭”，咬定中國要在全球全盤取代美國建立霸權，認定中國是美國的“生存威脅”。他把美國對華態度分成三類，第一類是他自己，“明智地”看到中國的威脅；第二類是“蠢”，以為中國和美國的矛盾自然會過去。第三類是“壞”——通常都是在中國有利益的，沒有對美國的愛國之心。12. 美國是否應該限制對中國的投資，以及金融掮客的作用：整個談話裡，兩個人都表達了對華爾街、金融家、資本的懷疑和敵視，認為這些人並不掌握核心技能，也沒有核心價值觀，都是唯利是圖的掮客或買辦。卡爾森說，一個工廠的製造業工人也比按揭貸款經紀要強不知多少倍。萊特希澤痛斥華爾街協助中國企業收購美企關鍵技術，他主張應該極大加強對外資的審查。他批評華爾街把美國資本引入中國，從中賺取費用，賺得盆滿缽滿，結果幫助了中國產業的發展，犧牲了美國的國家戰略。他認為必須在資金和金融上追求和中國的戰略性脫鉤，切斷對華產業輸血管道，建立戰略性的產業與技術防火牆。我們看川普前段時間簽署的《美國優先投資備忘錄》——100%反映了萊特希澤所講的內容。持這種觀點的人正在變成主流。13. 製造業能夠重回美國麼？以及墨西哥的問題：萊特希澤稱川普第一任的“美墨加協議”有利於美國，但中國又借道墨西哥進入美國，必須防範中國對墨西哥的“滲透”。但他也認為，相比外包到中國、在中國創造就業而言，美國的產業即便外包到了墨西哥（近岸/友岸外包），聘請了墨西哥工人（而非美國工人），也相對更加符合美國的利益。稱要對墨西哥的中國企業和美國企業加以區分對待。對中國要給上“大棒”；對美國企業則要給“蘿蔔”，要誘導後者回到美國本土生產。14. 與中國競爭和第三國的關係：萊特希澤和卡爾森給出了不同的原因，但都認為中國在競爭第三國市場、建立關係時有自己的優勢，美國競爭力不如中國。卡爾森反覆強調：美國總喜歡對外國說教，大談價值立場和意識形態，並不利於和其他國家搞好關係。15. 美國和俄羅斯能否重建經濟關係：萊特希澤認為俄羅斯的經濟體很小，俄羅斯資源與市場對美價值有限，美俄經濟合作缺乏戰略基礎，聯合起來制華不現實。基本上，他對俄羅斯毫無興趣。16. 民主黨是否會支援川普的經濟政策：認為民主黨受到全球主義意識形態影響，但內部也有維護工人階級的經濟民族主義者，主要就是所謂的勞工民主黨，這些人是可以拉攏的，應該做好他們的工作。17. 股票市場的影響：對股市不以為然（尤其是，這些貿易鷹派非常警惕股市對監管的裹挾）。認為股市繁榮掩蓋實體經濟危機，警告美國過度金融化加劇產業空心化，要引導資本回流實體經濟。以上，推薦訪談閱讀全文：https://articles.zsxq.com/id_if4zw7z86o3f.html在以上內容基礎上，再做幾點解讀。一、 萊特希澤為川普關稅政策提供的依據，一言蔽之，就是“產業邏輯”。他講的話，翻譯過來都是中國人熟悉的話語：“實業興邦”、“製造業強國”、“打鐵還須自身硬”，“自己動手豐衣足食”、“飯碗牢牢端在自己手裡”。二、 在階級層面，他關心並維護的是工人階級、廣大勞動者、普通的美國人，懷疑和敵視的是精英：大企業、大資本、學院派、華盛頓政客。他當然認為川普和他的觀點立場一樣。這就是民粹主義和經濟民族主義的精髓三、 在行業上，他看重製造業——能“生產東西”的行業。認為國家的一切根基都來自製造業——高品質的穩定就業、手藝、技術、創新、團結穩定的社區、和諧的社會、國家安全。他懷疑資本，敵視金融，認為資本無國界、唯利是圖，為了追求自己的短期利益、小我利益、局部利益而犧牲國家利益。四、 他認為美國和其他國家“貿易失衡”的根本原因是其他國家（日本、德國、中國）推行的“產業政策”。這包括正向手段——國家/政府/監管以各種各樣的手段形式去支援本土產業，以及負向手段——為進口產品或服務設定門檻（“非貿易壁壘”）。其中，其他國家的一些特殊經濟制度安排，他也認為屬於不公平貿易的範疇，譬如歐洲的增值稅（導致某種非貿易壁壘），或者中國的國有銀行（導致資源向某些行業傾斜，成為產業政策的抓手）。在萊特希澤的世界裡，除非各國和美國的政治經濟社會甚至文化制度完全一樣，否則，只要存在能夠影響經濟因素的制度差異，只要對美國不利，就屬於“貿易不公平”。而由於各國的制度不同，發展階段不同，文化不同，也不因為美國所改變，所以，在萊特希澤的世界裡，對美國來說的“公平貿易”是不可能的，是個偽概念五、 萊特希澤當然知道，美國不可能改變其他國家的制度，因此解決貿易不平衡的辦法就是強行上手段——進出口配額、資本流動稅，或關稅，用人為政策去消除制度差異六、 他認為關稅是最優辦法、必由之路——關稅不是美國振興實業的“充分條件”，但可能是必要條件。要為製造業回歸“殺出一條血路”，所有人都必須忍耐短期的動盪七、 其中，既得利益者（大企業、大資本、金融家）其與知識界、政界的聯合體是最危險的抵制力量。股市就是衝在最前沿的一股力量——既得利益者利用股市大跌來倒逼政府放棄長期戰略八、 在中國問題上，他明顯屬於鷹派，遠位元朗普要強硬。他主張美國必須對中國戰略性脫鉤。同時，他看到的不僅是貿易問題，還有資本流動帶來的更大問題：中國利用貿易順差所獲得的美元投資美國資產；或者美國“金融掮客”將美國資本引到中國投資中國的產業。他主張“美國優先”，認為美國的投資“必須符合美國的利益，而不是符合中國的利益”，最終實際上孤立美國和中國圍繞關鍵戰略產業在金融和資本鏈條的脫鉤。九、 需要強調的是，萊特希澤是最強硬的貿易鷹派，和川普世界裡的彼得·納瓦羅或斯蒂芬·班農的觀點高度雷同，同時對於現在的貿易代表賈米森·格里爾（Jamieson Greer）也有很大的影響。但他畢竟不代表川普本人的觀點。他是在眾多幕僚面前爭取川普對自己政策支援的人物之一（儘管他已經不在台上）十、 萊特希澤和川普的區別在於，他有更多的遠大理想，有更多的技術考慮，有更多的職業經歷作為基礎，同時他來自基層，對美國工人有真正的感情和信念；川普對關稅的執念則有更多的個人考慮，包括他的政治權力和臉面，包括他把關稅作為工具手段。對於萊特希澤來說，關稅是實現“讓美國再次偉大”的“關鍵一招”；對於川普來說，“讓美國再次偉大”本身是他的關鍵一招。 (tuzhux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