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美國知名戰略諮詢機構“國際政治風險分析”的創始人薩米爾·塔塔在《戰略家》平台撰文指出:即便中國製造業在未來二十年完全停滯不前,美國也幾乎不可能追上中國的製造體量與體系優勢。 這一觀點引發國際輿論廣泛關注。文章援引世界銀行最新資料稱,2024年,中國製造業增加值達4.7兆美元,佔GDP比重高達25%;而美國製造業規模僅為2.9兆美元,僅佔其GDP的10%。若以購買力平價(PPP)調整後的經濟總量計算,中國整體經濟規模已達33.6兆美元,遠超美國的25.7兆美元。據此推算,中國製造業實際產出接近8.4兆美元,是美國2.6兆美元的三倍有餘。底特律廢棄汽車工廠這種差距,不只是數字,更是系統性能力的鴻溝。在中國長三角、珠三角等核心工業帶,一台智慧型手機所需的上千個零部件,可以在一小時車程內全部配齊。從晶片封裝到螢幕模組,從電池組裝到整機測試,高度集聚的產業鏈讓“即時響應”成為常態。這種“製造密度”,是低密度、高成本、碎片化的美國工業生態難以複製的。反觀美國,其經濟結構早已深度金融化與服務化。儘管擁有蘋果、輝達等全球頂尖科技品牌,但這些企業的硬體製造幾乎全部外包至亞洲。美國掌控的是設計、品牌與軟體生態,而將重資產、長周期、低毛利的製造環節“戰略性放棄”。這一模式在過去幾十年提升了資本回報率,卻也導致本土製造能力嚴重退化——機床操作工短缺、供應鏈韌性脆弱、基礎工業品依賴進口等問題日益凸顯。近年來,美國試圖通過《晶片與科學法案》《通膨削減法》以及高額關稅等手段推動“製造業回流”。然而,政策執行卻陷入多重悖論:一邊用補貼吸引台積電建廠,一邊對關鍵裝置進口加征關稅;一邊呼籲企業“去中國化”,一邊又因財政赤字壓力削減長期扶持承諾。更致命的是,兩黨輪替帶來的政策斷層,使企業難以做出十年以上的產能投資決策。相比之下,中國對製造業的戰略定位始終清晰且堅定。從“中國製造2025”到“十四五”製造強國戰略,再到即將啟動的“十五五”規劃,政策主線一以貫之。面對美國的技術封鎖,中國迅速轉向自主可控路徑:中芯國際加速先進製程研發,北方華創等裝置廠商快速填補空白,長江儲存突破NAND快閃記憶體技術瓶頸。同時,通過稀土出口管制、關鍵原材料調控等非對稱手段,有效反制外部打壓。更重要的是,中國擁有全球最龐大的單一消費市場。這不僅為本土企業提供了“試錯—迭代—放量”的完整閉環,更形成了“以市場換技術、以規模降成本”的獨特優勢。比亞迪憑藉國內新能源車市場快速崛起,寧德時代依託本土電池需求躍居全球第一,都是這一邏輯的生動體現。製造業不是靠口號就能重建的。它需要土地、電力、工人、工程師、供應鏈、基礎設施和數十年如一日的政策耐心。 而這些,恰恰是中國過去四十年持續積累的核心資產。正如薩米爾·塔塔在文末所言:“美國或許能在某些尖端領域保持領先,但在整體製造生態的廣度、深度與韌性上,中國已構築起一道難以踰越的護城河。就算中國明天按下暫停鍵,美國要跨越這條鴻溝,也需要的不只是資金,而是一場徹底的國家再工業化革命——而這,在當前的政治與社會結構下,幾乎不可能發生。” (晶片研究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