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正在目睹的，不僅是財富分配方式的變化，更是資本主義文明自我定義方式的變化。2025年12月2日，美國華盛頓，白宮羅斯福廳，美國總統唐納德·川普宣佈戴爾科技公司首席執行長邁克爾·戴爾（左）及其妻子蘇珊（中）向“川普帳戶”捐贈62.5億美元。這筆捐款將用於資助至少2500萬美國兒童的投資帳戶。2025年12月，美國實業巨頭邁克爾·戴爾在白宮和川普共同宣佈一項62.5億美元的捐贈計畫。戴爾將捐贈62.5億美元，幫助沒有被“川普帳戶”覆蓋的兒童建立自己的資本市場投資帳戶。根據規劃，這筆善款將覆蓋全美約2500萬兒童，每人250美元。這不是一次傳統的捐贈。戴爾正在參與一項國家級的資本實驗：讓每個美國孩子從出生起就成為資本的擁有者，讓資產性收入從精英特權變成全民標配，讓新一代年輕人通過市場機制分享國家增長的紅利。這個設計如果成功，將為數千萬美國家庭打開通往財富積累的大門；但它同時也是一場豪賭，將整整一代人的命運與股市的漲跌深度繫結，其長遠影響充滿了未知數。川普帳戶與戴爾帳戶要理解戴爾為什麼做這件事，必須先理解“投資美國帳戶”這個制度本身的來龍去脈。2025年7月4日，川普在獨立日這個像征性的時刻簽署了《投資美國法案》。這不是一部普通的福利法案，而是一次對美國社會契約的激進重構。法案的核心內容極其簡潔：從2025年到2028年，每個在美國出生的嬰兒都將自動獲得一個由聯邦政府出資的“投資美國帳戶”，啟動資金1000美元。這1000美元不會存在銀行帳戶裡，而是會被投入美股指數基金，主要是標普500或類似的廣基市場指數。帳戶在18歲前完全鎖定，孩子無法動用。18歲之後，帳戶分階段解鎖：可以用於支付大學學費、職業培訓費用，可以用於創業啟動資金，可以用於購買首套住房的首付，也可以用於組建家庭的初期開支。但有一個關鍵限制：這筆錢不能用於日常消費，不能提現，只能用於“資產建設”。更重要的是，這個帳戶允許追加投資。家庭每年可以向帳戶注入最高5000美元，僱主可以匹配最高2500美元，慈善組織和其他第三方也可以捐贈。所有追加投資享受稅收遞延優惠，類似於傳統的退休金帳戶，但靈活性更高。2025年9月4日，美國總統川普在白宮國宴廳設宴款待科技和商業領袖，席間這些企業高管共承諾在美國投資1.5兆美元。這個制度的設計哲學，與美國傳統福利體系截然不同。它不是救濟，不是補助，不是再分配，而是“資本啟蒙”——讓每個美國人從出生第一天起就成為股市的參與者，就擁有資產性收入的來源，就與美國經濟增長的命運綁在一起。川普在簽署儀式上的講話充滿了民粹色彩，但也暴露了這一政策的深層邏輯：“我們要讓每個美國孩子成為所有者，成為建設者，成為投資者。我們不要培養下一代福利依賴者。美國夢的核心從來不是領救濟金，而是擁有自己的資產。”這番話擊中了美國社會的一個痛點：過去半個世紀，美國工薪階層的實際工資增長幾乎停滯，而資本市場卻經歷了前所未有的繁榮。那些擁有股票、房產、基金的家庭，財富翻了數倍甚至數十倍；而那些只靠工資生活的家庭，購買力反而在下降。階層分化的根源，不在於工資差距，而在於是否擁有資產。但《投資美國法案》有一個明顯的缺陷：它只覆蓋2025年之後出生的新生兒。那些2024年、2023年、2020年出生的孩子呢？那些已經5歲、10歲的孩子呢？從制度公平的角度看，這是一個巨大的漏洞。戴爾的出現，恰恰填補了這個空白。他宣佈的62.5億美元捐贈，針對的是全美約2500萬名10歲以下的兒童，每人250美元。更關鍵的是，這筆錢不是平均分配，而是精準投向家庭收入中位數低於15萬美元的郵編區域——也就是說，富人區的孩子拿不到這筆錢，真正的受益者是中產和底層家庭的孩子。戴爾與川普的關係，遠比表面上看起來更深。兩人都是商人出身，都相信市場的力量，都對傳統福利體系持懷疑態度。更重要的是，戴爾在川普第一任期時就與其有過密切接觸，戴爾公司是白宮“美國優先”政策在科技領域的積極響應者。這次捐贈，與其說是慈善家的個人義舉，不如說是企業家階層與政治權力的一次深度合作。戴爾在宣佈捐贈時的措辭頗有深意：“我用1000美元創立了戴爾公司，我知道初始資本的力量。現在，我希望2500萬美國孩子也能擁有他們的第一筆資本。”這句話既是在呼應川普帳戶的1000美元啟動金，也是在講述一個美國商業文明的經典敘事——白手起家，資本滾雪球，個人奮鬥改變命運。但這個敘事背後，是一套更複雜的政治經濟學邏輯。政府搭台，企業家配套，民眾入場，股市繫結——這是一個精心設計的利益共同體。政府通過這個制度將公民的長期利益鎖定在資本市場上，從而為股市提供了數千萬個穩定的長期投資者；企業家通過捐贈獲得了道德光環和稅收優惠，同時鞏固了資本在社會結構中的核心地位；而普通民眾，則被告知他們正在分享美國經濟增長的紅利。這是一場三方共贏的遊戲，還是一場重新分配社會權力的政治工程？答案可能取決於你站在那個位置上看。戴爾：一個被嚴重低估的資本操盤手要理解戴爾為什麼做這件事，首先要理解戴爾是如何賺到錢的。大眾對戴爾的認知停留在“賣電腦的人”。確實，戴爾公司起家於PC直銷模式。1984年那個在宿舍裡用1000美元組裝電腦的德州大學生，已經成為美國創業神話的經典樣本。但過去十年，推動戴爾個人財富從300億美元飆升至1480億美元的，早已不是筆記型電腦的利潤，而是一系列精心設計的資本運作。2013年，戴爾做了一個在當時看來極具爭議的決定——斥資249億美元將戴爾公司私有化，退出納斯達克。華爾街一片嘩然，認為這是一個衰落企業的垂死掙扎。但戴爾的真實意圖是擺脫公開市場的短期業績壓力，為徹底轉型爭取時間。他看到了未來十年的趨勢：消費電子式微，企業服務崛起，雲端運算和資料中心將成為數字時代的基礎設施。美國德克薩斯州奧斯汀，戴爾公司總部。三年後，戴爾出手了。2016年，他以670億美元收購EMC，這是科技史上金額最大的一筆併購。交易的核心資產是VMware——虛擬化和雲端運算領域的隱形巨頭。為了完成這筆交易，戴爾借債500億美元，槓桿率高得驚人。但他用VMware的股權作為抵押品，通過複雜的債務結構和股權設計，最終不僅完成了併購，還在隨後幾年通過資本市場操作實現了超過400億美元的帳面收益。這是典型的華爾街玩法，而非矽谷創新。戴爾的成功，本質上是對產業周期的精準判斷、對資本槓桿的熟練運用，以及對企業生態的系統重組。他不是技術天才，而是資本天才。正因如此，戴爾比任何人都清楚資產性收入的力量。他的財富增長曲線，從來不依賴工資或產品利潤，而依賴股權增值、債務重組和資本市場套利。這種經歷讓他深刻理解一個事實：在現代資本主義社會，真正的階層跨越不是靠勞動所得，而是靠資本所得。這也解釋了他為什麼會支援“投資美國帳戶”。他不是在做傳統意義上的慈善，而是在推廣一種他本人驗證過的財富邏輯——讓下一代美國人從出生起就擁有資本，從出生起就成為市場的參與者。對戴爾而言，這不是一次道德義務的履行，而是一次制度理念的推廣。人人都成為股民“投資美國帳戶”的真正革命性，不在於金額，而在於它試圖改變的社會結構。傳統福利國家的邏輯是：國家徵稅，然後以社會保障、失業救濟、醫療補助等形式返還給公民。這是一種再分配機制，目標是緩解市場經濟帶來的不平等。但這種模式在美國遭遇了深刻的政治困境——保守派認為福利養懶人，自由派認為福利不夠多，而中產階級則覺得自己既享受不到福利，又要承擔高稅負。“投資美國帳戶”提供了一個截然不同的方案：不是給錢，而是給資產；不是消費型補助，而是投資型帳戶；不是讓公民依賴政府，而是讓公民依賴市場。如果按照7%的年化收益率計算——這是美股指數基金的長期平均水平——政府提供的1000美元啟動金，18年後將增值至約3500美元。如果家庭每年追加5000美元，企業匹配2500美元，那麼孩子18歲時的帳戶餘額可能達到30萬美元。這不是一筆小錢。對於中產階級家庭，這足以支付大學學費；對於底層家庭，這可能是他們人生中第一次擁有“改變命運的資本”。2018年12月28日，美國紐約，紐約證交所。戴爾於12月28日正式回歸美國證券市場。但這個制度的深層邏輯更加激進：它將每個美國人的個人命運與美國股市的整體表現深度繫結。當2500萬，甚至未來幾十年數億美國人的財富積累都依賴於股市時，股市的漲跌將不再是華爾街的遊戲，而是全民關注的生存議題。這會帶來什麼？至少三種可能的後果：第一，它將重塑美國的政治經濟學。當選民的切身利益與股市掛鉤時，任何可能損害股市的政策——無論是加稅、加強監管還是反壟斷——都將面臨前所未有的阻力。這可能鞏固資本的政治地位，也可能讓政府在經濟危機時更有動力救市。第二，它將改變代際流動的模式。研究資料顯示，擁有兒童投資帳戶的孩子，高中畢業率提高20%，大學完成率提高30%，成年後購房率提高40%。原因很簡單：當一個家庭知道孩子有一筆正在增長的資產時，他們對未來的規劃會更長遠，對教育的投入會更堅定，對風險的承受能力會更強。第三，它可能加劇而非緩解不平等。富裕家庭有能力每年追加數千美元，而貧困家庭只能依靠政府的1000美元或戴爾的250美元。18年後，前者的帳戶可能是後者的幾十倍甚至上百倍。這意味著，起點的微小差距將通過複利機制被無限放大。更深層的問題是：這個制度本質上是在賭美國股市能夠持續增長。如果未來20年美國經濟陷入停滯，如果股市長期低迷，如果金融危機摧毀了這些帳戶的價值，那會發生什麼？那些把全部希望寄託在資本增值上的家庭，將承受比傳統福利削減更殘酷的打擊。從這個意義上說，“投資美國帳戶”是一場關於國運的豪賭。它押注的是美國資本主義的長期活力，是美股的持續繁榮，也是下一代美國人願意接受“與股市共存亡”的命運安排。慈善邏輯被改寫？戴爾的62.5億美元，標誌著慈善邏輯的一次深刻轉型。20世紀以來的現代慈善，無論是洛克菲勒基金會、福特基金會，還是比爾·蓋茲的全球健康計畫，核心都是“消費型慈善”——把錢投入教育、醫療、扶貧等具體領域，解決當下的問題，改善弱勢群體的生存狀況。這種模式有效，但有一個根本侷限：錢用完了，項目就結束了。慈善需要持續輸血，受助者需要持續等待。戴爾的模式截然不同。他不是在解決具體問題，而是在改變財富生成的機制。250美元不是用來買食物、買藥或買課本，而是投入資本市場，成為一顆可以自我增值的種子。如果按照7%年化收益，18年後這250美元將變成約845美元；如果家庭再追加投資，增值空間更大。這是“投資型慈善”的邏輯：不是給你魚，也不是教你釣魚，而是給你一個魚塘，讓魚塘自己生長出更多的魚。從社會學角度看，這種慈善改變的不僅是受助者的財富數量，更是他們的行為模式和心理結構。當一個10歲的孩子知道自己有一個投資帳戶，當他的父母每年查看帳戶餘額的增長，當整個家庭開始討論股市、基金和資產配置時，一種全新的“資本主體性”正在形成。這些孩子不會把自己視為被救助的對象，而會把自己視為市場的參與者、財富的創造者。這種心理轉變，可能比錢本身更有價值。不過這也引發了一個深刻的倫理問題：慈善應該改變人，還是應該改變制度？傳統慈善改變的是人的處境——讓飢餓者得到食物，讓病人得到治療，讓失學兒童重返校園。而投資型慈善改變的是人的身份——讓窮人變成投資者，讓無產者變成有產者，讓邊緣人變成市場主體。前者溫和，後者激進。前者關注當下，後者押注未來。前者試圖緩解資本主義的殘酷性，後者試圖讓更多人成為資本主義的受益者。那種更好？這取決於你如何理解貧困的根源。如果你認為貧困是資源分配不公的結果，那麼傳統慈善就是正確的；如果你認為貧困是被排除在資本積累機制之外的結果，那麼投資型慈善就更有說服力。戴爾顯然屬於後者。他相信，真正的貧困不是缺少消費能力，而是缺少資產。而一旦擁有資產，無論多麼微小，都會激發出一種全新的人生可能性。現在，未竟的問題已經自然浮現：這場慈善與資本的實驗能走多遠？當我們把目光從戴爾的個人善舉拉回到更宏大的社會圖景時，會發現一個充滿張力的畫面。一方面，這確實是美國資本主義的一次自我更新嘗試。它承認了一個殘酷的現實：僅靠勞動所得，絕大多數美國人無法實現階層跨越，無法積累真正意義上的財富。而通過制度設計，讓每個孩子從出生起就擁有資本，可能是打破階層固化的唯一出路。另一方面，這也可能是一場精心包裝的利益再分配遊戲。富人通過捐贈獲得道德光環和稅收優惠，政府通過帳戶制度將公民繫結在股市上，資本市場獲得了數千萬個長期穩定的投資者，而真正的底層家庭呢？他們得到的只是一個帳戶，以及一個關於未來的承諾。更深層的問題是：當一個社會的共同命運被託付給股市時，這個社會還能容納多大程度的分歧和多元？當所有人都成為股東時，誰來代表那些反對無限增長、反對資本擴張、反對市場邏輯的聲音？歷史經驗告訴我們，任何試圖通過技術性手段解決結構性矛盾的嘗試，都可能帶來意想不到的後果。20世紀初的福利國家試圖用再分配緩解階級矛盾，結果在21世紀遭遇了財政危機和政治撕裂。那麼，21世紀的“全民持股”會不會在22世紀製造新的危機？戴爾的62.5億美元，最終會被歷史記住什麼？是一個富豪的慷慨，一項制度的創新，還是一個時代的症候？現在下結論為時過早。但有一點可以確定：當慈善開始以改造制度為目標，當資本開始以塑造國民為使命，我們正在目睹的，不僅是財富分配方式的變化，更是資本主義文明自我定義方式的變化。19歲的戴爾在1984年用1000美元創立了自己的公司，41年後的他在2025年用62.5億美元參與了一場國家實驗。這場實驗的最終結果，將不僅取決於股市的持久漲跌，更取決於美國人是否真的相信——每個孩子都應該是資本家。而這個問題的答案，將在未來二十年逐漸浮現。 (中國慈善家雜誌)

剛剛，在美股盤中，波克夏公司在官網發佈了華倫·巴菲特最新的捐贈決定以及他的一封信。今天，華倫·E·巴菲特將1,800股A類股票轉換為270萬股B類股票，以便將這些B類股票捐贈給他家族的四個慈善基金會：向蘇珊·湯普森·巴菲特基金會（Susan Thompson Buffett Foundation）捐贈150萬股，向薛伍德基金會（Sherwood Foundation）、霍華德·G·巴菲特基金會（Howard G. Buffett Foundation）和諾瓦基金會（NoVo Foundation）各捐贈40萬股。這些捐贈已於今日完成交付，價值超過13億美元。股東信如下：致我的股東朋友們：從今年起，我將不再撰寫波克夏的年度報告，也不會再在年度股東大會上長篇大論。正如英國人所說，我要“安靜辭職”（go quiet）了。——嗯，算是吧。格雷格·阿貝爾（Greg Abel）將在年底接任CEO職位。他是一位出色的管理者、不知疲倦的工作者，也是一個誠實的溝通者。祝他任期長久。我會繼續通過每年的“感恩節信”與大家以及我的孩子們談談波克夏。波克夏的個人股東是一群特別的人，他們樂於與不幸者分享自己的財富。我珍惜這種聯絡。請允許我今年稍作回顧，然後談談我打算如何分配我的波克夏股票，最後說幾句關於事業和人生的感想。回顧與感恩感恩節臨近，我對自己能在95歲時仍健在感到既驚訝又感激。年輕時，我可沒料到能活這麼久。1938年，我差點去世。那時的奧馬哈，醫院被分為“天主教醫院”和“新教醫院”。我們的家庭醫生哈利·霍茨（Harley Hotz）是一位友善的天主教徒，會提著黑包上門出診。他叫我“小船長”，收費也不高。有一天我肚子劇痛，霍茨醫生來看了，說我第二天早上就會好。後來他吃了晚飯、打了幾圈橋牌，卻始終對我的症狀放心不下。深夜，他讓我去聖凱瑟琳醫院做急診闌尾手術。接下來三周，我彷彿身處修道院，還挺享受這種“講台”生活。護士修女們都喜歡我，我更是愛說話（那時就這樣）。我的三年級老師麥德森（Madsen）讓全班三十名同學每人寫信給我。我可能把男生的信扔了，但女生寫的我反覆看。住院也有收穫。最難忘的是，我的姨媽Edie送了我一套專業指紋套裝。我馬上給所有照顧我的修女按了指紋。我那時的“理論”——當然很荒唐——是總有一天會有一個修女犯罪，而FBI發現他們竟沒采修女指紋。那時J·埃德加·胡佛（J. Edgar Hoover，FBI創始人）是國民偶像，我幻想他會來奧馬哈親自查看我的收藏。結果當然沒有。但諷刺的是，後來事實證明，我倒該去采胡佛的指紋——他後來因濫用職權而身敗名裂。那就是1930年代的奧馬哈。那時孩子們最渴望的禮物是一輛雪橇、一輛自行車、一隻棒球手套或一列電動火車。奧馬哈的人與緣分我得從查理·芒格說起，陪伴我64年的摯友。1930年代，查理住在離我現在的家僅一條街的地方。1940年，他在我祖父的雜貨店打工，10小時賺2美元（節儉在巴菲特家族是基因）。第二年我也在那幹活，但我們直到1959年才第一次見面。查理從哈佛法學院畢業後定居加州，但他一直說奧馬哈塑造了他的人生。六十多年來，他是我最好的老師和“兄長”。我們意見有分歧，但從不吵架。1958年，我買了人生第一棟也是唯一一棟房子，至今仍住在那。離我童年住所兩英里，離岳父母家兩個街區，離我上班的辦公室車程七分鐘。另一位奧馬哈人是斯坦·利普西（Stan Lipsey）。他1968年把《奧馬哈太陽報》賣給波克夏，後來我派他去布法羅拯救那裡的《晚報》。他讓這份原本虧損的報紙年回報超過100%。斯坦家離我家五個街區，而他的鄰居是沃爾特·斯科特（Walter Scott）——他後來把中美能源賣給波克夏，還當了多年董事。沃爾特是內布拉斯加州的慈善領袖，他的影響遍佈整個州。還有唐·基歐（Don Keough），1959年就住在我家對面100碼處。那時他是咖啡推銷員，後來成了可口可樂總裁和波克夏董事。1985年他因推出“新可樂”慘敗，勇敢地在公開演講中道歉並恢復原味可樂——銷量隨後暴漲。他的那場演講至今仍是經典。我與唐、查理一樣，都來自中西部，熱情、坦率、真正的美國人。後來還有阿吉特·賈因（Ajit Jain）和格雷格·阿貝爾，他們都曾在上世紀末住在奧馬哈幾個街區內。看來奧馬哈的水確實有點魔力。回到奧馬哈我青少年時在華盛頓住過幾年，1954年去了紐約，以為會在那裡終老。那時我受本·格雷厄姆照顧，結識了許多朋友。但一年半後，我又回到了奧馬哈，再也沒離開。我的三個孩子都在這裡長大、上公立學校。我的父親、第一任妻子蘇茜、查理、斯坦·利普西、布魯姆金家族（他們經營內布拉斯加家具商場）和傑克·林瓦爾特（把National Indemnity賣給波克夏）都畢業於同一所高中。幸運與生命我在奧馬哈受益良多。這裡塑造了我和波克夏，也塑造了我們的運氣。美國的中心，是個創業、生活和養家的絕佳地方。我家族的最長壽紀錄原是92歲，我打破了它。多虧了優秀的奧馬哈醫生，他們幾次救了我的命。但老年需要好運——要每天躲開香蕉皮、車禍、雷擊等種種意外。幸運女神極不公平，往往偏愛已經幸運的人。我1930年出生在美國，健康、聰明、白人、男性——謝謝你，幸運女神。我的姐妹一樣聰明卻不享有同樣機會。面對衰老與未來“時間之父”不會放過任何人。遲早他會贏。雖然我行動變慢、視力減退，但我仍每天去辦公室工作。不過，我的長壽也讓遺產分配必須提速。我的三個孩子已分別72、70和67歲。我希望在他們仍健康、頭腦清晰時，讓他們主導我幾乎全部的慈善遺產。我會保留部分A類股，直到股東們對格雷格像信任查理和我一樣放心。那不會太久。我的孩子們有智慧、有經驗、有判斷力，也有同情心。他們會活得比我久，可以更靈活地應對稅務或慈善政策變化。我從不想“死後掌權”。關於波克夏與格雷格我加快慈善捐贈，並不代表我對波克夏前景信心減弱。格雷格·阿貝爾完全符合我當年的預期。他理解我們的業務和員工，學習能力極強。我認為世界上不會有任何CEO比他更適合管理我們的公司和股東資金。希望他健康長壽。波克夏未來會更大、更穩健，但偶爾股價會跌50%。別驚慌，美國會反彈，波克夏也會。最後的忠告我比前半生更滿意後半生。別為過去的錯誤自責——學一點教訓，繼續前進。選對榜樣，模仿他們。記住阿爾弗雷德·諾貝爾的故事：他誤讀了自己的訃告，嚇得改變了人生。你不用等那種意外——現在就決定希望別人如何記住你。偉大不是金錢、名氣或權力，而是善行。善良無價。清潔工和董事長一樣，都是人。祝你們感恩節快樂——是的，連那些“討厭鬼”也一樣；改正永遠不晚。感謝美國給予的機會，即便回報分配並不總是公平。選擇你的榜樣，努力像他們一樣。你永遠不會完美，但可以一直變得更好。 (i財經)

當地時間11月10日，波克夏公司在官網發佈了華倫·巴菲特最新的捐贈決定以及他的一封信。巴菲特在95歲之際宣佈將逐步退出波克夏年度公開信與股東大會的主角角色，由CEO格雷格·阿貝爾接棒。他通過捐贈價值13億美元的B類股（由1800股A類股轉換而來）給四大家族慈善基金會，正式啟動其慈善遺產規劃。信中，巴菲特深情回顧了自己的人生經歷、與摯友查理·蒙格等人的深厚情誼，以及奧馬哈這座城市對他個人與波克夏成長的深遠影響。他強調自己雖將退居幕後，但對波克夏的未來充滿信心，並寄語股東保持樂觀、選擇好的榜樣，以善行定義偉大。這是一封頗具趣味與智慧的信。最讓編者感動的一句話是：“偉大不源於萬貫家財、顯赫聲名或顯耀權位，而是善行。善良無價。”這句話濃縮了巴菲特一生的智慧與價值觀——即使坐擁巨額財富，他最終看重的仍是人性中的善良與對他人的貢獻。作為投資大師，他不僅教會我們如何創造財富，更提醒我們如何有意義地使用與傳承財富。巴菲特以謙遜、感恩與長遠的眼光看待人生與事業，這種精神比任何投資策略都更珍貴。今⽇，華倫·E·巴菲特將1800股A類股轉換為270萬股B類股，以便將這些B類股捐贈給四個家族基⾦會：150萬股捐贈給蘇珊·湯普森·巴菲特基⾦會，40萬股分別捐贈給謝爾伍德基⾦會、霍華德·G·巴菲特基⾦會和諾沃基⾦會。這些捐贈已於今⽇完成交付。巴菲特對其股東們的講話如下：致各位股東：我將不再撰寫波克夏的年度報告，也不會在年會上滔滔不絕地講話。⽤英國⼈的話說，我將“保持沉默”。差不多吧。格雷格·阿貝爾將於年底接任。他是⼀位出⾊的管理者，⼯作不知疲倦，溝通坦誠。祝他任期長久。我會繼續通過每年的感恩節致詞與你們以及我的孩⼦們談論波克夏。波克夏的個⼈股東們是⼀群⾮常特別的⼈，他們總是慷慨地與那些不如他們幸運的⼈分享⾃⼰的收益。我很享受與你們保持聯絡的機會。今年請允許我先回憶⼀下往事。之後，我會談談我波克夏股份的分配計畫。最後，我會分享⼀些業務和個⼈⽅⾯的看法。隨著感恩節的臨近，我⼼懷感激⼜略感意外，⾃⼰竟能活到95歲。年輕時，這樣的結果看起來並不樂觀。早年，我差點就丟了性命。那是1938年，當時奧馬哈的市⺠認為當地的醫院要麼是天主教的，要麼是新教的，這種分類在當時看來是很⾃然的。我們的家庭醫⽣哈雷·霍茨是個友善的天主教徒，他上門看病時總是提著⼀個⿊⾊的醫藥包。霍茨醫⽣叫我“⼩船長”，每次上門看病收費也不⾼。1938年，我肚⼦疼得厲害，霍茨醫⽣來了，探查⼀番後告訴我，第⼆天早上就會好的。隨後他回家吃了晚飯，還打了會兒橋牌。不過霍茨醫⽣始終無法將我那些有點古怪的症狀拋諸腦後，當晚晚些時候便把我送到了聖凱瑟琳醫院做緊急闌尾切除⼿術。接下來的三周⾥，我感覺⾃⼰就像置⾝於修道院，也開始享受起我的新“講台”。我喜歡說話——沒錯，那時也是如此——⽽修⼥們也接納了我。最妙的是，三年級的馬德森⽼師讓班上的30個同學每⼈給我寫⼀封信。我⼤概把男⽣們的信都扔了，⽽⼥⽣們的信我卻反覆閱讀；住院也有好處嘛。我康復期間最開⼼的事——其實頭⼀周情況還很危險——是我那親愛的艾迪姨媽送我的⼀份禮物。她給我帶來了⼀套看起來⾮常專業的指紋採集⼯具，我馬上給照顧我的修⼥們都採集了指紋。（我可能是聖凱瑟琳醫院收治的第⼀個新教徒孩⼦，她們也不知道該對我有什麼期待。）我的想法——當然完全是異想天開——是總有⼀天會有個修⼥犯了法，⽽聯邦調查局會發現他們居然沒有給修⼥們採集指紋。聯邦調查局及其局長J.埃德加·胡佛在20世紀30年代已為美國⼈所敬仰，我想像著胡佛先⽣親⾃來到奧馬哈來查看我那珍貴的指紋收藏。我還幻想胡佛和我會很快抓住那個犯了錯的修⼥。全國聞名似乎指⽇可待。顯然，我的幻想從未實現。但頗具諷刺意味的是，幾年後我才發現，當時我本該給J.埃德加本⼈採集指紋，因為他後來因濫⽤職權⽽⾝敗名裂。嗯，這就是20世紀30年代的奧馬哈，那時我和其他⼩夥伴都渴望擁有⼀輛雪橇、⼀輛⾃⾏⻋、⼀副棒球⼿套和⼀輛電動⽕⻋。讓我們來看看那個時代其他幾個孩⼦，他們就住在附近，對我影響很⼤，但我很久都不知道他們的存在。我先從查理·蒙格說起，他是我相識64年的好友。20世紀30年代，查理就住在離我1958年起就擁有並居住的那所房⼦⼀個街區的地⽅。早些時候，我差點就和查理成為朋友了。查理⽐我⼤6歲半，1940年夏天他在祖⽗的雜貨店打⼯，每天⼯作10個⼩時掙2美元。（節儉是巴菲特家族的傳統。）第⼆年我也在店⾥幹過類似的⼯作，但直到1959年我才⻅到查理，那時他35歲，我28歲。⼆戰結束後，查理從哈佛法學院畢業，然後永久定居在加利福尼亞。然⽽，查理卻⼀直將⾃⼰在奧馬哈的早年歲⽉視為⼈⽣的重要階段。六⼗多年來，查理對我影響巨⼤，他是⼀位極好的⽼師，也是我保護有加的“⼤哥”。我們之間雖有分歧，但從無爭執。他從不說“我早就跟你說過”。1958年，我買了我的第⼀套也是唯⼀⼀套房⼦。當然，它在奧馬哈，離我成長的地⽅（⼤致說來）約兩英⾥，離我岳⽗⺟家不到兩個街區，離巴菲特雜貨店約六個街區，開⻋到我⼯作了64年的辦公樓只需6到7分鐘。讓我們來談談另⼀位奧馬哈⼈斯坦·利普西。1968年，斯坦將《奧馬哈太陽報》（周報）賣給了波克夏公司，⼗年後應我的請求搬到了布法羅。當時波克夏旗下⼀家⼦公司擁有的《布法羅晚報》正與出版布法羅唯⼀⼀份周⽇報紙的早報展開⽣死較量，⽽我們正節節敗退。斯坦最終打造出了我們新的《星期⽇》產品，此後數年，我們這項原本每年都在⼤量虧損的投資，每年（稅前）盈利都超過了100%。在20世紀80年代初，這筆3300萬美元的投資對波克夏來說是⼀筆重要的資⾦。斯坦在我家附近⼤約五個街區的地⽅長⼤。斯坦的⼀位鄰居是⼩沃爾特·斯科特。沃爾特，您應該還記得，他在1999年將中美能源公司帶到了波克夏。他還是波克夏的董事，直到2021年去世，也是我的摯友。幾⼗年來，沃爾特⼀直是內布拉斯加州的慈善事業領袖，奧馬哈和整個州都留下了他深深的印記。沃爾特上了本森⾼中，我也原本打算去那所學校上學——直到1942年，我⽗親出⼈意料地在國會競選中擊敗了連任四屆的對⼿。⽣活總是充滿驚喜。等等，還有更多。1959年，唐·基奧和他的年輕家庭住在離我家僅⼀條街之隔、距離蒙格家約100碼遠的⼀所房⼦⾥。當時唐是⼀名咖啡推銷員，但後來他成為了可⼝可樂公司的總裁，並且還是波克夏公司的忠實董事。我認識唐的時候，他⼀年掙12000美元，⽽他和妻⼦⽶基還要撫養五個孩⼦，這些孩⼦都準備去天主教學校讀書（學費不菲）。我們兩家很快成了摯友。唐來⾃愛荷華州西北部的⼀個農場，畢業於奧馬哈市的克雷頓⼤學。早年，他娶了奧馬哈姑娘⽶基。加⼊可⼝可樂公司後，唐很快就在全球聲名遠颺。1985年，唐擔任可⼝可樂公司總裁期間，公司推出了命運多⾇的新可⼝可樂。唐發表了⼀次著名的演講，向公眾道歉，並重新推出了“⽼”可⼝可樂。這⼀轉變發⽣在唐解釋說，寄給“⾄⾼無上的⽩痴”的信件會迅速送到他的辦公桌上之後。他愉快地承認，實際上可⼝可樂這⼀產品屬於公眾⽽⾮公司。隨後，銷量⼤幅上升。和查理·蒙格⼀樣，唐始終是個地道的中西部男孩，熱情、友善且極具美國特⾊。最後，出⽣於印度並在那⾥長⼤的阿吉特·賈恩（Ajit Jain）以及即將成為我們⾸席執⾏官的加拿⼤⼈格雷格·阿貝爾（Greg Abel），在20世紀末都曾在奧馬哈⽣活了數年。事實上，在20世紀90年代，格雷格就住在離我僅幾個街區遠的法納姆街（Farnam Street），不過當時我們從未謀⾯。難道奧馬哈的⽔⾥有什麼神奇的成分嗎？我⼗幾歲時在華盛頓特區⽣活過幾年（當時我⽗親在國會任職），1954年我在曼哈頓找到了⼀份我認為會⼲⼀輩⼦的⼯作。在那⾥，本·格雷厄姆和傑⾥·紐曼對我關懷備⾄，我還結交了許多終⽣摯友。紐約有著獨特的魅⼒——⾄今依然如此。然⽽，僅僅⼀年半之後，1956年，我還是回到了奧馬哈，從此再也沒有離開過。後來，我的三個孩⼦以及幾個孫輩都在奧馬哈長⼤。我的孩⼦們⼀直就讀於公⽴學校（從同⼀所⾼中畢業，這所學校曾培養出我的⽗親（1921屆）、我的第⼀任妻⼦蘇西（1950屆），還有對內布拉斯加家具商場的發展起到關鍵作⽤的查理、斯坦·利普西、厄夫和羅恩·布盧姆⾦，以及傑克·林格⽡爾特（1923屆），他創⽴了國⺠賠償保險公司，並於1967年將其出售給波克夏，成為我們龐⼤的財產險業務的基礎。我們國家有很多偉⼤的公司、偉⼤的學校、偉⼤的醫療機構，每個地⽅都有其獨特的優勢，也都有才華出眾的⼈。但我感到⾮常幸運，能有幸結交許多⼀⽣的朋友，能遇到我的兩位妻⼦，在公⽴學校接受良好的教育，年幼時就能結識許多有趣且友善的奧馬哈⼈，還能在內布拉斯加州國⺠警衛隊結識各種各樣的朋友。總之，內布拉斯加州就是我的家。回⾸往事，我覺得波克夏和我之所以能取得更好的成績，很⼤程度上是因為我們紮根於奧馬哈。如果我出⽣在其他任何地⽅，結果都不會如此。美國的中⼼地帶是出⽣、養家和創業的絕佳之地。我出⽣時純屬運氣好，抽到了⼀根長得出奇的簽。現在來說說我的⾼齡。我的基因並沒有給我帶來什麼好處——家族長壽紀錄（當然，追溯得越久遠，家族記錄就越模糊）⼀直是92歲，直到我打破了這個紀錄。不過，我有睿智、友善且盡職盡責的奧馬哈醫⽣，從哈雷·霍茨醫⽣開始，⼀直到現在。⾄少有三次，我的⽣命是被離家不遠的醫⽣們挽救的。（不過，我已經不再給護⼠們按指紋了。95歲的⼈可以有很多怪癖……但也有底線。）活到⽼壽星這把年紀，得有極⼤的運氣，每天都要躲過⾹蕉⽪、⾃然災害、醉酒或分⼼的司機、雷擊等等，諸如此類的危險。但幸運⼥神反覆無常，⽽且——沒有別的詞能形容——極其不公平。在很多情況下，我們的領導⼈和富⼈得到的幸運遠遠超過他們應得的份額——⽽這些幸運兒往往不願承認這⼀點。有些豪⻔⼦弟⼀出⽣就獲得了終⾝的經濟保障，⽽其他⼈則在幼年時期就⾯臨地獄般的困境，甚⾄更糟的是，⾝患殘疾，失去了我習以為常的⼀切。在世界上很多⼈⼝稠密的地區，我可能會過著悲慘的⽣活，⽽我的姐妹們則會過上更糟糕的⽇⼦。我於1930年出⽣在美國，健康、聰明、⽩⼈、男性。哇！感謝幸運⼥神。我的姐妹們和我⼀樣聰明，性格還⽐我好，但她們的⼈⽣前景卻⼤不相同。幸運⼥神在我⼈⽣的⼤部分時間⾥都眷顧著我，但她可沒空去照顧那些九⼗多歲的⼈。幸運也是有極限的。時光⽼⼈恰恰相反，如今隨著我年歲漸長，他覺得我更有趣了。他從未敗過；對他⽽⾔，每個⼈最終都算作他的“勝利”。當平衡感、視⼒、聽⼒和記憶⼒都持續⾛下坡路時，你就知道時光⽼⼈就在附近了。我步⼊⽼年的時間較晚——衰⽼的開始因⼈⽽異——但⼀旦出現，就無法否認。令我驚訝的是，總體⽽⾔我感覺良好。儘管⾏動遲緩，閱讀也愈發困難，但我每周仍會在辦公室⼯作五天，與出⾊的⼈們共事。偶爾，我也會冒出⼀些有⽤的想法，或者有⼈向我們提出⼀些原本可能不會有的提議。由於波克夏的規模以及市場⽔平，好的想法不多——但並⾮沒有。然⽽，我出乎意料的長壽卻給我的家庭以及我慈善⽬標的實現帶來了重⼤且不可避免的影響。讓我們來探究⼀下它們。接下來是什麼我的孩⼦們都已超過正常退休年齡，分別為72歲、70歲和67歲。指望他們三⼈——在很多⽅⾯都已達到巔峰——能像我⼀樣延緩衰⽼，這顯然是不切實際的。為了提⾼他們在我指定的受托⼈被替換之前處理完我幾乎全部財產的可能性，我需要加快向他們三個基⾦會進⾏⽣前贈予的速度。我的孩⼦們現在在經驗和智慧⽅⾯都處於巔峰，但還未步⼊⽼年。這段“蜜⽉期”不會永遠持續下去。幸運的是，糾正⽅向很容易做到。不過，還有⼀個因素需要考慮：我希望在波克夏的股東們像我和查理那樣對格雷格充滿信⼼之前，保留相當數量的“A”類股。這種程度的信任應該不會太久。我的孩⼦們已經百分之百⽀持格雷格，波克夏的董事們也是如此。如今這三個孩⼦都已成熟，頭腦聰明，精⼒充沛，且富有本能，⾜以⽀配⼀⼤筆財富。在我去世很久之後，他們仍能活躍於世，這將是他們的優勢所在。如有必要，他們可以採取既具前瞻性⼜具應對性的策略來應對聯邦稅收政策或其他影響慈善事業的發展。他們很可能需要適應周圍世界發⽣的巨⼤變化。死後遙控指揮向來成效不佳，⽽我從未有過這種衝動。幸運的是，三個孩⼦都從⺟親那⾥遺傳了顯性基因。隨著歲⽉的流逝，我也逐漸成為他們思考和⾏為的更好榜樣。然⽽，我永遠無法與他們的⺟親相提並論。我的孩⼦們有三位候補監護⼈，以防出現任何意外死亡或殘疾的情況。這三位候補監護⼈不分先後順序，也不與特定的孩⼦繫結。他們都是傑出的⼈，對世事洞明。他們沒有任何相互衝突的動機。我已向孩⼦們保證，他們無需創造奇蹟，也無需懼怕失敗或失望。這些都是不可避免的，我也經歷過。他們只需在政府活動和/或私⼈慈善事業通常所取得的成就基礎上有所進步即可，同時要認識到這些財富再分配的⽅式也存在不⾜之處。早些時候，我曾構想過種種宏偉的慈善計畫。儘管我性格執拗，但這些計畫最終都未能實現。在我漫長的⼈⽣中，我也⽬睹了政客們拙劣的財富轉移、家族式的抉擇，當然還有那些不稱職或古怪的慈善家。如果我的孩⼦們能⼲得不錯，他們可以肯定，我和他們的⺟親都會感到⾼興。他們的直覺很好，⽽且他們每個⼈都有多年的實踐經歷，起初只是很⼩的數⽬，後來逐漸增加到每年超過5億美元。這三個⼈都喜歡長時間⼯作來幫助他⼈，各盡其能。我加快向⼦⼥基⾦會捐贈的步伐，這絕不是因為我對波克夏的前景有了任何改變的看法。格雷格·阿貝爾的表現遠超我當初認為他應成為波克夏下⼀任⾸席執⾏官時對他的期望。他對我們的許多業務和⼈員的瞭解遠勝於我，⽽且對於很多⾸席執⾏官都不曾考慮的問題，他也能很快掌握。無論您說的是⼀位⾸席執⾏官、⼀位管理顧問、⼀位學者，還是⼀位政府官員，我都想不出有誰能⽐格雷格更適合來管理您和我的儲蓄。例如，格雷格對我們的財產和意外險業務的潛在收益和⻛險的瞭解，遠勝於許多長期從事這⼀業務的⾼管。我希望他的健康狀況能保持良好幾⼗年。如果運氣好，波克夏在接下來的⼀個世紀⾥只需要五到六位⾸席執⾏官。尤其要避免那些⼀⼼想著65歲退休、⼀⼼只想成為引⼈注⽬的富豪或者想要開創家族王朝的⼈。⼀個令⼈不快的事實是：有時，⺟公司或⼦公司那位出⾊且忠誠的⾸席執⾏官會患上痴呆症、阿爾茨海默病或其他使⼈衰弱且長期纏⾝的疾病。查理和我曾多次遇到這個問題，但都沒有採取⾏動。這種失敗可能會釀成⼤錯。董事會必須在⾸席執⾏官層⾯保持警惕，⾸席執⾏官也必須在⼦公司層⾯保持警惕。說起來容易做起來難，我可以舉出過去⼀些⼤公司發⽣過的例⼦。我所能建議的只有董事們要保持警覺並敢於發聲。在我有⽣之年，改⾰者試圖通過要求披露⾸席執⾏官的薪酬與普通員⼯薪酬的對⽐來讓⾸席執⾏官們難堪。於是，委託書聲明的篇幅迅速從20⻚左右膨脹到100多⻚。但這些善意的舉措並未奏效，反⽽事與願違。據我觀察，多數情況下，A公司的⾸席執⾏官看到競爭對⼿B公司的情況後，便向董事會暗⽰⾃⼰應該獲得更⾼的薪酬。當然，他還提⾼了董事們的薪酬，並且在薪酬委員會的成員⼈選上也格外謹慎。新規定引發的是嫉妒，⽽⾮節制。這種螺旋式上升的趨勢似乎有了⾃⼰的⽣命⼒。讓那些⾮常富有的⾸席執⾏官們感到煩惱的往往是，其他⾸席執⾏官們變得更富有了。嫉妒和貪婪總是相伴相隨。⼜有那位顧問會建議⼤幅削減⾸席執⾏官的薪酬或董事會的報酬呢？總體⽽⾔，波克夏旗下企業的前景略好於平均⽔平，其中不乏幾顆規模可觀且彼此關聯度不⾼的明珠。然⽽，⼗年或⼆⼗年之後，會有許多公司⽐波克夏表現得更好；我們的規模也帶來了相應的負擔。波克夏遭遇毀滅性災難的可能性⽐任何我所瞭解的企業都要⼩。⽽且，波克夏的管理層和董事會⽐幾乎所有我熟悉的公司都更注重股東利益（我⻅過的公司可不少）。最後，波克夏的經營⽅式始終會使其存在成為美國的財富，⽽不會從事那些會使其淪為乞求者的活動。隨著時間的推移，我們的經理們應該會變得相當富有——他們肩負著重要的責任——但他們並不渴望建⽴世襲財富或追求那種引⼈注⽬的財富。我們的股價會反覆無常，偶爾會下跌50%左右，就像在現有管理層的60年⾥已經發⽣過三次那樣。別灰⼼，美國會復甦的，波克夏的股票也會。最後的幾點想法或許這是⼀條⾃利的觀察。我很⾼興地說，我對⾃⼰的後半⽣⽐前半⽣更滿意。我的建議是：別為過去的錯誤⾃責——⾄少從中吸取⼀點教訓，然後繼續前⾏。改進永遠都不晚。找到合適的榜樣並效仿他們。你可以從湯姆·墨菲開始，他是最棒的。阿爾弗雷德·諾貝爾後來因設⽴諾貝爾獎⽽聞名，據說他曾讀到過⾃⼰兄弟去世時誤登的訃告。他看到上⾯的內容後⼤為震驚，意識到⾃⼰應該改變⾏為。別指望新聞編輯室搞錯：想好你希望⾃⼰的訃告寫些什麼，然後就去努⼒過上配得上那樣的⼈⽣。偉大不源於萬貫家財、顯赫聲名或顯耀權位，而在於善行。善良無價。我寫下這些，作為⼀個曾無數次粗⼼⼤意、犯下許多錯誤的⼈，但也很幸運地從⼀些很棒的朋友那⾥學到了如何更好地為⼈處世（儘管離完美還差得很遠）。請記住，清潔⼯和董事長⼀樣，都是⼈。祝所有讀到這段話的⼈感恩節快樂。沒錯，包括那些討厭⻤；改變永遠都不晚。別忘了感謝美國為你提供了最⼤的機會。但不可避免的是，它在分配回報時有時會反覆無常，甚⾄有些⾃私。慎重選擇你的榜樣，然後效仿他們。你永遠無法做到完美，但你總能變得更好。 (上海證券報)

Danella Gallegos今年41歲，過得並不是很好。前些年，她淪落到流浪街頭的地步，還差點死掉。如今的她已經康復，卻覺得自己只要活著就已經挺幸運了，畢竟她已經見識過“地獄”的樣子。（Danella Gallegos）2022年，Gallegos在新墨西哥州的街頭流浪，也不知是出了什麼問題，突然陷入了昏迷。有好心人把她送到了醫院，聯絡上了她的家人。結果家人趕到時，只聽到醫生冷冰冰的死亡宣判：人沒救了，永遠康復不了了。看不到任何希望，她的家人最終同意捐獻Gallegos的器官，另一邊，該州的捐贈中心也做好了準備。就在這時，轉機出現了。在Gallegos“死亡”前幾天，她的家人突然發現她的眼睛含著淚水，似乎還並沒有徹底死亡。對此，捐贈中心的協調員卻表示：你們想多了，只是流淚反射罷了，人早就沒救了。捐獻手術當天，醫生們將Gallegos推到術前準備室，她的兩個姐姐握著她的手，強壓著情緒看著醫生撤掉她的生命維持系統。可大姐感覺不對，因為她感覺自己握著的手突然動了一下。醫生叫Gallegos眨眨眼，她真的眨了，房間裡爆發出陣陣驚呼。捐贈中心的協調員此時依舊想要繼續“捐贈”，表示這只是反射，打點嗎啡減少她的活動就行了。醫生果斷拒絕，將她推出手術室，繼續為她治療。醫生的決定挽救了Gallegos的生命，她最終完全康復。兩年後，Gallegos向美國衛生部投訴了新墨西哥州捐獻中心，調查目前仍在進行中。但醫院的一位資深ICU護士表示，當初醫院做出治療決定後，捐贈中心一直在給他們施壓：“他們只想得到器官，太激進了，令人作嘔。”當然，捐贈中心否認了這一點，寫了封聲明稱不會干預醫療決策，患者應由醫院負責等等。如今想到此事，Gallegos只覺得一陣陣後怕：“我感到非常幸運，昏迷期間，我只覺得非常害怕，沒有太多其他感覺。但一想到我的生命可能以完全不同的方式結束，我就覺得很瘋狂。”（Gallegos如今已完全康復）很可悲的是，Gallegos的遭遇如今在美國並不是很罕見。上個月，《紐約時報》走訪了全美的多家醫院，得到的結果令人震驚：橫跨19個州，多達55位醫務工作者見過至少一例自己覺得不妥的捐獻案例——這些捐獻者後來有的像Gallegos一樣康復了，但大多數就那麼死掉了。多個州的醫務人員表示，曾看到捐贈中心協調員說服醫生給捐贈者注射嗎啡、異丙酚等藥物，以加速其死亡。可他們真的需要死嗎？他們一定會死嗎？2024年5月21日，Misty Hawkins正在阿拉巴馬州的家中吃午飯，她出生起就有一點輕微智障，吃三明治時意外被噎到了。（Misty Hawkins）她的繼父叫了救護車，醫院最終也幫她拿掉了堵塞的食物，可耗費的時間過長，Hawkins仍大腦缺氧，一直昏迷，需要靠呼吸機維持生命。她母親接到消息，急吼吼地從單位趕到醫院，卻聽到醫生說，Hawkins這輩子應該都不能自主呼吸了，現在只有兩個選擇，一是在療養院作為植物人了卻殘生，二是撤掉呼吸機，送她離開。她有72小時做選擇。經過痛苦的權衡，母親最終認清了現實，她不想女兒一輩子受苦，體面地離開或許是更好的選擇。她還詢問了器官捐獻的相關事宜，希望這場悲劇能給世界帶來一點積極的影響。阿拉巴馬州的採購組織“希望遺產”接手了這次捐贈。進行完檢測、選定了受體後，就安排了外包公司派外科醫生來摘取器官。Hawkins被推進手術室，家人與她做了最後的告別。後來就不出意外地出了意外。Hawkins去的這家醫院是家三級創傷中心，很小，也很少處理器官捐獻。在手術室裡，醫院的醫生取下Hawkins的呼吸機，給她注射了鎮靜劑。103分鐘後宣佈她死亡，因為這個時間已經接近了器官存活的極限。然後外包公司的外科醫生就進了手術室，等待5分鐘後開始手術（通用流程，等5分鐘確保心臟不會再跳）。結果外科醫生打開胸腔，卻馬上看到Hawkins的心臟跳動起來。根據“希望遺產”的記錄，外科醫生還注意到她“隨後有喘息呼吸”。外科醫生趕緊停下手術，離開了房間。另一位醫生給Hawkins縫合了傷口。12分鐘，Hawkins又一次被宣佈死亡。（示意圖）她母親在回家的路上接到了“希望遺產”的電話。一位協調員告訴她，Hawkins的器官最終沒有被使用，但沒有告訴她詳情，醫院也沒有。直到一年多後，《紐約時報》進行調查走訪，她母親才終於知道那天究竟發生了什麼。後來，《紐時》請了5位重症監護專家分別審查Hawkins的病歷，而專家們不約而同地表示，她的心臟在等待期後重新跳動幾乎是不可能的。早有研究顯示，一旦生命維持系統被撤銷，人類的心臟在5分鐘後不能自行恢復跳動。最讓他們震驚的是Hawkins還有呼吸的跡象，這意味著她至少還有輕微的腦補活動，也就是說，宣佈她死亡很可能為時過早。不出預料，幾家涉事機構——醫院、“希望遺產”、外包公司——均擺出一副“不負責，不予置評”的樣子。只有Hawkins的母親難以接受，一年多過去了，她依舊每天跟女兒說話，把她的臥室佈置得和生前一模一樣，好像她沒有離開。（Hawkins的臥室）類似地，2023年的邁阿密，一位頸部骨折的患者在捐獻前開始哭泣，死死咬住了呼吸管。一名捐獻機構的工作人員覺得很明顯，他不想死，但最終，醫生給他注射了鎮定劑，撤掉了生命維持系統，靜靜等他死掉，然後摘除了器官。在西弗吉尼亞，一名27歲男子因車禍而癱瘓，鎮靜劑剛剛消退，就有捐獻中心的人把他推進手術室，問他要不要捐獻器官。他通過眨眼來交流，表示自己不同意。但捐獻中心的協調員還是希望他捐......此案的醫生表示，像他這樣經歷過鎮靜的決定根本說明不了什麼，除非等鎮靜完全消退，給他做一次全面的神經檢查，才能確定他是否足夠清醒，有沒有能力做決定。換言之，那時候詢問他是否同意捐獻根本就是不合倫理的。“真是場災難，處理得完完全全不合適，”一位醫生在和同事的簡訊中斥道。兩天后，病人自主決定撤掉生命維持系統，離開了人世，最終也沒有捐獻器官。其實受創的也不只是病人和家屬而已，有些醫護人員見證了一些堪稱“草菅人命”的案例，心裡也會受不了。比如Bryany Duff，科羅拉多州的一位外科技師，曾見過一位病人死得不明不白。她記得她是一個中年女子，之前還能哭，還能四處張望。但最終醫生給她打了鎮定劑，撤掉了她的呼吸機。她幾小時後去世了，更悲劇的是，她死去的時間不在器官捐獻的時間窗口內，所以器官也沒用上。Duff感到強烈的衝擊：她好像白死了。“我感覺，如果她能多用一段時間呼吸機，她可能就挺過來了，”Duff說，“我感覺自己像是參與了一場謀殺。”在這之後，Duff辭掉了工作，暫時離開了醫療行業。（Bryany Duff）那麼，這一樁樁無比草台的“捐贈”到底為什麼會發生呢？這和美國的器官移植系統有關。前些年，美國的大多數捐贈器官來自腦死亡者，但現在卻越來越依賴“循環死亡捐獻”，簡而言之，就是心臟停跳。循環死亡和腦死亡的患者區別還是很大的；後者是已經腦死亡，靠著生命維持系統維持著器官的活性；前者通常處於昏迷狀態，也靠生命維持系統活著，但還有一定程度的腦部活動。他們最終能不能活下來是未知數，只是醫生通過經驗判斷這人肯定活不了了。隨後醫生會詢問家屬是否同意捐獻，一旦同意就撤掉呼吸機，等待病人心臟停跳。但最大的問題在於：只要是人的判斷，就會有出錯的可能。去年，循環死亡捐獻已經佔了所有器官捐獻的三分之一，達到約2萬個器官，是五年前的三倍。到了這個基數，就算醫生出錯的可能性很低，“冤死”的病人數量也不可忽視了。這其實是有一定科學依據的，去年《神經創傷》雜誌發表了一篇論文，簡單來說，醫生如果覺得病人挺過來的希望不大，會在病人進入ICU後和家屬探討預後問題：他們是想讓病人活，還是終止生命維持？大多數患者最終的確會去世，但繼續使用生命支援系統的患者有42%都恢復得不錯，能夠一定程度上恢復獨立生活，少數患者甚至可以完全康復。（相關論文）說穿了，醫生的判斷有時候並不一定準確，多用一段時間呼吸機，說不定有奇效。可美國現在的器官捐獻缺口太大，有10萬多人正在等待移植，許多人到死也未必能等到合適的器官。而在去年，移植系統卻創下了移植數量記錄，主要就歸功於循環死亡捐獻......一方面，這確實救了很多人的命；但另一方，它是否合乎倫理，恐怕是一個需要再爭論很久很久的問題........ (英國那些事兒)

據美國廣播公司29日報導，日前，美國著名投資人巴菲特表示，將向5家基金會捐贈價值60億美元的波克夏公司股票，捐贈將於6月30日到帳，其中最大的一筆、約940萬股股票將捐贈給美國比爾及梅琳達·蓋茲基金會。據報導，巴菲特此次捐贈的是公司約1240萬股B類股票。當地時間27日的最新收盤價顯示，該公司每股B類股票的價值約為485.68美元。據悉，波克夏公司的B類股票在過去12個月裡上漲了19.1%，超過了美國股市包括股息在內的14.1%的整體回報率。 (央視財經)

在成立25周年之際，5月8日，蓋茲基金會宣佈一項新的承諾：未來20年的捐贈將達到2000億美元，以加速實現讓所有人都過上健康而富有成效生活的目標。這一決定意味著基金會的各項工作將全面加速，同時基金會將在2045年底停止營運。基金會主席比爾·蓋茲在他的個人部落格中宣佈了這一歷史性的決定，該承諾將成為現代歷史上最大的一筆慈善捐贈。他在部落格中寫道，“未來20年，我的財富淨值將減少99%。”蓋茲在文章中寫道：“當前有太多亟待解決的問題，我不應該把本可以用於幫助他人的資源據為己有。因此，我決定比原計畫更快地把我的財富回饋社會。未來20年，我將通過蓋茲基金會捐出我幾乎全部的財富，用來挽救和改善世界各地的生命。”新的時間表已得到蓋茲基金會理事會的確認，章程也進行了相應修改。章程之前規定，基金會將在蓋茲去世後20年關閉。此次承諾的捐贈總額已超過基金會當前的捐贈基金規模，差額部分將逐步從比爾·蓋茲的個人財富中撥付。“幾年前，我開始重新審視這個（時間表）。最近，在理事會的建議下，我相信我們完全可以在更短的時間內實現基金會的目標——尤其是如果我們在關鍵領域加大投入，並給予夥伴們更大的確定性。”蓋茲表示。據悉，未來20年，蓋茲基金會的整體戰略不變，同時將通過與夥伴們緊密合作，盡最大努力推動以下三個核心目標的實現：助力終結孕產婦和嬰兒死於可預防的疾病；確保下一代不再遭受致命傳染病的威脅；幫助數億人擺脫貧困，走上繁榮發展的道路。蓋茲寫道：“自蓋茲基金會成立以來的25年裡，我們已捐出1000多億美元，華倫·巴菲特的慷慨解囊對此功不可沒。在接下來的20年裡，基金會的捐贈將翻倍。雖然具體數額取決於市場環境和通貨膨脹情況，但我預計從現在到2045年，蓋茲基金會的慈善支出將超過2000億美元，這包括基金會現存的捐贈基金規模以及我未來的捐款。”蓋茲基金會表示，調整關閉日期既考慮了任務的緊迫性，也為了把握當下機遇。2000年至2025年，全球在健康和發展領域取得非凡進展——兒童死亡人數減半，致命傳染病造成的死亡人數大幅下降，數億人擺脫貧困——基金會希望能夠把握這一契機。2000年以來，蓋茲基金會通過支援全球疫苗免疫聯盟（Gavi ）和全球抗擊艾滋病、結核病和瘧疾基金（全球基金），助力挽救了8200萬人的生命。基金會還攜手夥伴共同推動開發了100多項創新成果，包括專門針對中低收入國家人群需求研發的疫苗、診斷工具和治療方案等。正是這些創新以及它們背後的推動者共同改變了全球健康事業的發展軌跡。目前仍有數百項創新正在研發當中。蓋茲基金會首席執行官兼理事會成員馬克·蘇斯曼（Mark Suzman）表示：“當前的需求比基金會成立以來的任何時候都更為迫切。基金會過去25年的成就表明，我們仍有可能取得巨大進步。因此，未來20年，我們將與夥伴們緊密合作，推動這些創新得到應用，並在過往25年積累的經驗和進展基礎上產生更大的影響。”這一消息發佈之際，全球健康指標已經數年停滯不前，某些領域甚至出現倒退。世界各國政府先後宣佈削減數百億美元對外援助資金，這將對全球最貧困人群造成毀滅性影響。與此同時，包括疫苗和人工智慧在內的科學突破、創新以及嶄新工具正在創造機會，讓我們能夠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挽救和改善生命。蓋茲寫道：“事實上，當前能幫助人們過上更健康、更富有成效生活的機會比以往任何時候都多；技術進步比以往任何時候都快，尤其是隨著人工智慧的崛起。即便世介面臨諸多挑戰，我仍對我們取得進步的能力感到樂觀——因為每一次突破都能帶來改善生活的機會。”未來20年，蓋茲基金會將進一步推動慈善領域的發展，確保在其自身停止營運後，其他機構——包括非營利組織、地方醫療衛生機構以及多邊合作組織等——擁有未來發展所需的空間和資源。今年年初，蓋茲基金會宣佈了迄今為止規模最大的年度預算，這與基金會到2026年將年度總支出提高到90億美元的承諾相一致。 (21世紀經濟報導)

本月16日2時13分，一顆來自中國不幸腦死亡幼童的心臟，在中國沒有匹配到醫學上合適的接受者的情況下，在中國國務院港澳辦、國家衞生健康委、海關總署、公安部等18個中國部門和香港特區政府醫衞局、醫管局、海關、入境事務處等6個部門及兩地醫療機構共超過200餘名專業人士的悉心守護下，穿越138分鐘的生命通道，最終在命懸一線的香港女嬰祈祈胸腔中重新跳動。「咚咚、咚咚」，兩地的醫務人員緊記承諾，第一時間將祈祈的心跳聲錄下來傳給內地捐獻者的母親，為極其悲痛的母親帶來莫大慰藉，生命就此延續，兩地同心共振。中國人體器官分配與共享電腦系統(COTRS)主任王海波昨日在接受香港文匯報獨家專訪時，講述了祈祈重獲「心」生背後感人的故事。 換心香港女嬰祈祈。受訪者供圖 2022年12月，當時僅4個月大的香港女嬰芷希成功接受了來自內地的心臟捐獻，延續了生命，實現首例內地與香港之間緊急醫療救助人體器官共享的歷史性突破。基於救治芷希的成功經驗，香港與內地現已建立起密切的跨境器官移植合作溝通管道及流程，令此次祈祈的獲救更加順暢。 最大挑戰：幼細血管精準銜接時間

美國最慷慨的慈善家出手愈發闊綽，但仍趕不上他們財富增長的節奏。 美國股市連續兩年回報出色，美國的頂級慈善家們得益於此，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富有。但他們當中並非所有人的捐贈額都跟得上其財富增長的步伐。 據《福布斯》估算，截至2024年12月30日，美國排名前25的慈善家們的終身捐贈總額增至2410億美元，比上一年高出300億美元，增長了14%。不過，他們的總財富增長了18.5%，從一年前的1.35兆美元增至1.6兆美元。從另一個角度看，頂級慈善家在一生中捐出了總身家的15%，金額固然龐大，卻是自2021年《福布斯》開始追蹤頂級捐贈情況以來比例最低的一次。 當然，各位慈善家的慷慨程度各不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