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十多年，全球秩序正經歷結構性重組，從2008年金融危機、川普上台、英國脫歐、俄烏戰爭，到以色列與哈馬斯衝突的持續升級、全球通膨與地緣衝突交織蔓延，再到中國與西方關係的重塑、全球供應鏈的去風險化，這些事件的頻率與影響之深，已經遠遠超出了「「發現」」的範疇。這不再是貿易衝突或經濟危機那麼簡單，而是一整套經濟邏輯與制度信念的系統性失靈。從資本流動到產業分佈，從國家角色到市場信條，曾被視為理所當然的框架正在鬆動甚至崩塌。一些國際觀察家指出，我們已不再處在一個「多極競爭」的世界，而是身處一個「無極的世界」，權力分散、規則漂移、秩序失效。越來越多的普通人也開始意識到，我們所處的，並非某種「常態中斷」的短期階段，而是一場深層轉折期：舊範式不再有效，而新範式尚未成型。正如義大利哲學家葛蘭西所言：「舊的已死，新的未生：在這個過渡期，各種各樣的病態現象就會發生。」 我們目睹的種種怪象，正是這一過渡期的陣痛。面對動盪，我們往往本能地渴望回歸往日的穩定。但哈佛大學歷史學家斯文·貝克特（Sven Beckert）最近在《紐約時報》發表文章，提出一個反常的觀點：世界舊秩序已死，但切勿試圖「復活」它。他以宏大的歷史視野指出，資本主義從未停止激進的自我更新，它正處於又一次必然的「政權更迭」之中。貝克特指出，資本主義從來不是穩定的，它的歷史是一連串的製度更替，而非一次次修補。從奴隸制資本主義到凱因斯主義，從自由放任到新自由主義，每一個舊秩序的崩塌，都是在深層危機和社會反抗的衝擊下完成的。「資本主義不是保守的，它是不教條的，因此它的未來方向永遠難以預測。」他說，歷史上每一次資本主義的重構，都是在原有體制失去「自我再生產」的能力後發生的，而不是透過「微調」舊系統完成的。這一次，也不會例外。在這個被葛蘭西稱為“舊的已死，新的未生”的時代間隙中，貝克特提醒我們，正是這種混亂本身，蘊藏著重新構想未來的契機——不是回頭看，而是敢於問：“我們可以如何重新組織經濟生活，讓所有人都能從中受益？”這篇文章是關於全球經濟思想變革的深度解讀，也是一封寫給我們這個時代的冷靜來信。在世界的方向依舊未明之際，值得你花時間認真讀完。The Old Order Is Dead. Do Not Resuscitate.舊秩序已死，切勿施救2025年11月4貝克特（Sven Beckert）貝克特博士是哈佛大學教授，即將出版一本關於資本主義歷史的著作。經歷過大地震的人都知道，很少有什麼比腳下大地晃動更讓人慌了。而這正是我們當下的處境。興起於20世紀80年代的新自由主義（Neoliberalism）——這種組織經濟生活的方式——正在迅速衰落。曾經被視為「異端」的政策，例如提高關稅，如今獲得了越來越多的支援；而那些信奉舊秩序的人，甚至大多數人，都感到迷失。我們正走向何方？我們的未來會不會被某個瘋子掌控？在人們的記憶中，或許是第一次，我們的經濟未來不再只是因為眼下的不確定，而是因為過去的經驗不再具有指導意義。但好消息是，我們並非首次面對這樣的處境。保護主義（Protectionism）和國家所有權（State Ownership）畢竟不是21世紀的發明。我們最近的經驗提醒我們：資本主義（Capitalism）並不等於穩定。它怎麼可能穩定？資本主義是人類歷史上最具革命性的經濟體系。它本質上不保守，也不教條，因此它的變化方向總是難以預測。縱觀歷史，資本主義的形態曾多次劇烈變革。19世紀60年代，一個由土地貴族主導、由富有的商人階級推動、並依賴奴隸勞動的資本主義體制，讓位給由工業巨頭僱傭工資工人、自由主義政治體制日益強大的新時代。到了1930年代，凱因斯主義（Keynesianism）經濟秩序取代了1920年代以緊縮財政、高度不平等、減稅、「自由放任」（laissez faire）為特徵的舊秩序。1970年代，強調逆周期調控、國家主導經濟、匯率管理的凱因斯主義陷入困境，被加里·格斯特爾（Gary Gerstle）等學者稱為「新自由主義秩序（Neoliberal Order）」的體系所取代。這種秩序一直延續至今，直到最近才開始瓦解。資本主義是一連串制度更替（Regime Change）的歷史。思考它們之間的共通性，有助於我們理解當下的震盪，也能讓我們更有效地思考未來的可能走向。這些更替過程（或許包括當下的這一輪）都展現出類似的特徵：舊制度面對經濟危機和各類反抗時，已無法自我維繫；精英階層總以為只要對舊制度稍作修補，就能維持現狀；但現實是，舊制度彷彿「天經地義」的存在──19世紀中葉是奴隸制，1920年代是自由放任，1960年代是凱因斯主義干預主義，而2000年代則是市場原教旨主義（Market Fundamentalism）。這些舊制度沒有一次是被「復活」的。相反，資本主義總是以全新形式向前推進。我們也必須接受：今天的變局亦然。這樣的歷史時刻本來就令人不安。更糟的是，它們也往往充滿危險。當未來懸而未決時，「怪物」就會抬頭。正如義大利哲學家安東尼奧·葛蘭西（Antonio Gramsci）在另一段動盪時期曾警示的那樣：“舊的已經死去，新的尚未誕生：在這個間歇期，各種病態現象（morbid phenomena）層出不窮。”如今，我們正經歷對過去半個世紀塑造我們生活的新自由主義秩序核心原則的廣泛否定。一、新自由主義的興起與衰落川普政府對國內經濟和國際貿易的重構之所以被視為“激進”，是因為我們過去40年來已經徹底接受了新自由主義秩序。幾十年來，無論是民主黨還是共和黨，經濟學家還是時評人，都認為貿易有益而關稅有害。國家只是為市場提供運作框架，不應在市場中積極干預。高效率生產必須全球化，而將供應鏈嵌入國家內部的想法顯得狹隘，甚至落後。聯邦儲備委員會（等不受政治影響的獨立機構，被視為美國資本主義的支柱。政客、銀行家和經濟學家年復一年齊聚瑞士阿爾卑斯山高處的「朝聖地」——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虔誠地重申他們幾乎是宗教般的市場信仰。新自由主義革命的核心概念包括：放鬆監管、自由貿易、中央銀行獨立、全球化生產鏈。它弱化了國界的重要性。貨櫃貨船這項革命性發明，加速了商品流通，達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投資者也可以一鍵將資本在全球任意轉移。製造業從歐美轉移至亞洲。一些世界上最小的國家成了新自由主義資本帝國中的關鍵節點，顯示出它對地理疆域的漠視。一個看似「無摩擦」的全球經濟互動世界，彷彿即將成真。當然，國家在這一秩序中仍然至關重要——但它的角色只是“輔助”，僅僅為了讓市場更好地發揮“看不見的手”。這一切註定不會長久。歷史表明，任何看似穩定的製度終將崩塌。資本主義的數百年歷史告訴我們：經濟體制的轉變從不是線性的，而是階段性的──相對穩定的長期階段，被如今天般迅猛的變革所打破。二、歷史中的製度更替：從奴隸製到自由市場那麼，過去的製度更替有何共通點呢？首先，它們總是出乎人們意料，令人困惑。1861年9月，美國北軍將帶領約翰·C·弗裡蒙特（John C. Frémont）在密蘇裡州解放了被奴役的工人。儘管英國的《經濟學人》（The Economist）通常反對奴隸制，但它仍憂心忡忡地報導稱，這樣一項「可怕的舉措」可能會「給那些肥沃的土地帶來徹底毀滅與普遍荒蕪」。在舊制度逐漸衰退時，人們常誤以為，只要進行少量調整，世界就能回到從前。他們不認為自己正經歷制度更替，而只是暫時的危機。例如，聯合國在1972年的報告中曾斷言：「沒有特別理由懷疑，1970年代初中期的成長趨勢會像1960年代一樣持續。」——但事實並非如此。在這些歷史時期，新秩序的輪廓往往在事後才看得清楚。奴隸制廢除後，工業資本主義崛起，民族國家的規模與影響力擴大，土地貴族的權力被削弱。而當時幾乎沒有人能真正想像這個新體制的最終形態。1933年，美國通過第一批「新政」（New Deal）法律時，也沒人能預測，十多年後，這種制度會形成一個如此清晰、完整的凱因斯主義秩序。而在1970年代，美國放鬆對航空業的監管、全球開始製訂新貿易規則時，人們也無法預見，後來我們會將那個無所不在的新自由主義秩序視為理所當然。三、推動轉型的不是偉人，而是危機與反抗這些轉型並非源自於所謂的「偉人理論」（Great Man Theory）。它們是因舊制度深陷危機而不得不改變。凱因斯主義與越戰期間的高支出，先引發通膨，接著是失業。同時，全球經濟結構的變化也逐步削弱了美國製造業的優勢。 1973年後，美國的生產力成長和經濟成長均較1950至60年代放緩。再往前數40年，大蕭條（Great Depression）帶來的失業、銀行倒閉和貧困，使數百萬美國人對舊制度徹底失望。而再往前70年，重商主義資本主義（Mercantile Capitalism）所帶來的城市貧窮、鄉村暴力（尤其是奴隸制）、戰爭及反覆的經濟危機，最終使體制崩潰。當然，危機本身不足以摧毀舊制度。每一次經濟體制的更替，都伴隨著大眾和菁英的反抗──它們的意義往往要等新制度穩固後才變得清晰。18至19世紀的舊資本主義秩序面臨來自三個方向的挑戰：1.美洲的被奴役者發起多次起義，從1790年代的海地革命（Haitian Revolution）到美國內戰（American Civil War）中WEB杜波依斯（WEB DuBois）所稱的「總罷工」（General Strike）。2.新興的產業無產階級，在歐美的部分地區持續不斷地抗議、罷工與起義。3.精英階層中，以製造業和現代農業致富的人，與固守權力的土地貴族發生衝突，要求國家轉向代表他們而非地主利益。這種張力表現為1848年的歐洲革命、美國內戰以及新政治力量「共和黨」（Republican Party）的崛起——當時它是反奴隸制、城市工業精英、製造工人、農民及保護主義者的代表。1930年代，隨著大蕭條席捲全球，左翼與右翼、精英與平民紛紛挑戰舊秩序。法西斯主義（Fascism）在許多國家抬頭，即便在失敗的國家如美國，也出現了要求強化國家、終結自由民主、推行激進經濟民族主義的浪潮。同時，左翼群眾運動也同樣激烈地挑戰舊秩序，要求國有化、福利擴張、工會權利，甚至徹底終結資本主義。1960年代，反抗主要來自左翼群眾。民權運動（Civil Rights Movement）試圖打破凱因斯體制中存在的種族階級制度；學生運動反對體制軍事化和由企業自由主義主導的「無趣人生」；女性運動則反擊其性別不平等。而精英階層中，企業主開始組織反對凱因斯主義，奪回共和黨控制權，建立智庫，並試圖重建一種新的資本主義敘事。四、我們正處於另一個大轉型之中今天，我們或許正處於另一個制度更替中。新自由主義秩序陷入多重危機：不平等劇增生產力成長停滯資本主義的「大西洋心臟地帶」的製造業萎縮建立在化石燃料基礎上的文明面臨環境極限自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這些結構性問題愈演愈烈。同時，支撐新自由主義的全球秩序也因中國的快速崛起而破碎。新自由主義與自由民主（Liberal Democracy）之間「鐵一般的聯繫」——即弗朗西斯·福山所謂「歷史終結論」——已被匈牙利、土耳其，乃至當今的美國所出現的威權政權徹底顛覆。大眾和菁英的反抗也不斷侵蝕新自由主義大廈：· 來自左翼的反抗包括：1994年墨西哥恰帕斯（Chiapas）叛亂、1999年西雅圖世界貿易組織（WTO）抗議、2001年熱那亞抗議、2011年佔領華爾街（Occupy Wall Street）、2023年法國退休改革罷工。· 來自右翼的反彈包括：2009年茶黨運動（Tea Party）、法國「國民聯盟」（National Rally）、德國「德國另類選擇黨」（AfD）及美國「MAGA」（Make America Great Again）運動。如今，新自由主義最痛恨的「市場政治化（Politicization of Markets）」正迅速回歸。新自由主義的核心目標之一就是將經濟政策從民主政治「脫鉤」。但市場的政治化，如今在美國表現尤為明顯：川普政府推動關稅、干預企業決策，甚至在英特爾等公司中持有股份；其他國家也正在跟進。中國從未真正接受新自由主義；歐洲也越來越傾向類似政策。拜登政府也展現出類似轉向──例如2022年透過《晶片與科學法案》（CHIPS and Science Act）以扶持本土製造業，以及大規模基礎建設投資。這種放棄新自由主義的趨勢，正如五十年前它的崛起一樣，具有「傳染性」。如果說達沃斯是新自由主義時代的精神朝聖地，那麼「保守政治行動會議」（Conservative Political Action Conference）或許正成為新時代的象徵。川普在推銷某項關稅計畫時，稱自由貿易是「單方面的經濟投降政策」；他曾將自己想要吞併格陵蘭島的願望稱作「一筆大型房地產交易」。五、我們的未來不是只有這個選項但這不必成為我們的唯一未來。 1930年代，當上一個全球經濟秩序崩潰時，曾出現兩個對立的願景：法西斯主義與社會自由主義。最終，是世界最強大國家——美國的反法西斯干預，決定了結果。今天，我們也正處於同樣動盪的時刻。我們必須意識到，這種不確定性中蘊藏著機會。不論好壞，我們都無法回到那個剛離開的舊世界。如果美國人想要挑戰本國正在走向的「非自由主義」傾向，就必須停止對過去的留戀。正如歷史上的其他經濟秩序一樣，新自由主義已成過去。復甦它是不可能的，而繼續追求復甦，政治上將是一場災難。隨著新自由主義共識的崩塌，我們或許終於可以跳脫它的限制，設想全新的經濟組織方式。隨著人們對「市場祭壇」的狂熱崇拜退潮，我們可以重新提問：我們如何建構一個讓所有美國人都能發展的經濟？我們如何確保這個社會所創造的巨大財富能惠及每一個人？我們如何為我們的子孫後代留下一個環保且永續的經濟體系？如果人工智慧（AI）真的帶來顯著的生產力成長，我們又該如何確保，受益的不只是極少數寡頭？我們必須設想並塑造未來的可能性，尤其是為了避免葛蘭西所說的那些此刻正近在咫尺、對我們虎視眈眈的「病態現象」。 （不懂經）

89個國家一同站出來據參考消息，巴西《論壇》雜誌網站9月21日報導，巴西外交部於21日上午宣佈，在魯拉總統啟程前往紐約聯合國大會前夕，一項彙集89個國家旨在“捍衛國際人道法以保護戰時人類”的倡議正式啟動。報導稱，這項由巴西與中國、法國、約旦、哈薩克和南非共同領導的倡議，旨在“遏制世界目睹的違反國際人道法行為浪潮”。據紅十字國際委員會微信公眾號消息，這是去年九月，紅十字國際委員會聯合上述六國發起了一項全球倡議，於2025年9月21日再次發佈聯合聲明，呼籲各國領導人團結一致捍衛國際人道法。這項倡議的提出最顯著的意義在於經歷過單邊主義的衝突後，多邊主義以一種更具包容性和行動力的多邊合作模式持續深化。89個國家來自全球不同地區，突破了傳統陣營分割，涵蓋拉美國家（巴西）、亞洲國家（中國、哈薩克）、歐洲國家（法國）、非洲國家（南非）以及中東（約旦）等，這種超越不同文明和政治體制的“統一戰線”與《日內瓦公約》76 周年的歷史節點形成呼應，參與國家數量之大、代表性之廣泛反映了一種跨越地區的國際共識。而且，這次倡議也並沒有停留在喊口號的層面，該倡議計畫於2026年舉行高等級全球會議以保護戰時人類，體現了倡議的務實性。釋放的三重訊號：對單邊主義的 “集體反制”訊號一：人道法權威不容單邊解構倡議中“我們呼籲世界各國領導人團結起來，共同承擔起一項責任：防止暴行，保護戰時人類。當國際人道法基本原則被頻繁且蓄意違反時，世界不能無動於衷。我們攜手努力，才能終結當今衝突中那些難以想像且不可接受的苦難與破壞，並引導衝突走向和平解決。”直指一些國家頻繁且蓄意違反國際人道法基本原則的行為。雖然沒有點名，但結合美以最近在加薩問題上的表現，形成一種無聲卻強烈的批評。就拿最近的加薩停火協議來說，美國9月18日在15個成員中14個投了贊成票的情況下，以“一票否決”安理會加薩停火決議草案，導致決議草案未獲通過。以色列則以 “自衛權” 為由拒絕解除人道援助限制。89國此時聯合發聲實質是對 “強權凌駕法律” 的集體抵制，釋放人道底線的明確立場。更是在質問國際社會，究竟該維護 “基於規則的國際秩序”，還是縱容 “特殊盟友關係” 破壞國際權威？訊號二：多邊協作替代 “陣營對抗”法國和中國的參與是該倡議的亮點。作為歐盟成員國參與並主導此次倡議，再一次打破了歐美對外統一立場的表象。更值得關注的是，當地時間9月22日，法國、比利時、盧森堡、馬耳他、安道爾陸續在美國紐約聯合國總部宣佈正式承認巴勒斯坦國。至此，聯合國193個會員國中已有超過150個國家承認巴勒斯坦國，而聯合國安理會五常中只剩美國未承認巴勒斯坦國。而中國作為聯合國安理會五常中堅定維護多邊主義的亞洲大國、全球南方的重要合作夥伴，其參與主導這一倡議的行動，更彰顯了負責任大國的擔當。而89國跨文明、跨陣營的國際共識，與美國 “小圈子外交” 形成鮮明對比。倡議中遇到的“共建共識”才是解決問題的真辦法。訊號三：全球南方掌握主動權魯拉是全球首位公開將以色列對巴勒斯坦的暴行定性為“種族滅絕”的巴西領導人，推動倡議，背後是全球南方對加薩的人道關切，長期以來，人道議題通暢由西方主導，此次89國聯盟的形成標誌著開發中國家不再滿足於 “被動響應” 人道議題，而是通過 “主動議程設定”主動發聲，將自身關切納入全球視野，這與中國 “人類命運共同體” 理念中 “共商共建共享” 的治理觀形成呼應。全球秩序重構89國倡議的背後，不僅是人道領域的合作，更折射出全球全球力量格局演變。巴西、南非等新興大國與中國、法國等傳統力量攜手領導倡議，打破了 “少數發達國家壟斷國際議程” 的舊格局。表明“全球南方”國家不再滿足於被動接受議程，而是積極聯手志同道合的國家，共同設定關乎人類共同利益的國際議題。這改變了由少數發達國家壟斷話語權的局面。美國因其對以色列的偏袒政策，在眾多盟友和全球輿論中面臨批評。這項倡議的廣泛響應，某種程度上反映了國際社會對美國當前扮演的“全球領導者”角色的不信任和失望，大家開始尋求自己推動重要議程。傳統西方主導的人道議題，總是聚焦特定衝突、忽視開發中國家苦難，如今這個局面正在被打破，中巴等新興市場國家通過 “跨陣營合作”，將 “全球南方” 關心的人道議題納入國際視野。這種規則重塑，就是多邊主義的進步，國際規則不應由少數國家定義，而應反映全人類的共同利益，這就是89國聯手的核心意義！ (佔豪)

橋水基金創辦人、《時代》「全球百大影響力人物」瑞·達利歐（Ray Dalio），這位深耕週期規律的投資大師已確認作為重要嘉賓出席2025全球最具影響力另類投資論壇——格林威治經濟論壇（Greenwich Economic Forum，GEF）。在全球債務風險未被市場充分定價、AI技術加速滲透的關鍵節點，達利歐的參會將為論壇注入獨特價值——他將結合新書《國家為什麼會破產：大週期》研究與最新市場動態，深度解析五大力量的當前演化態勢，探討AI如何重塑債務週期的化解路徑，更可能針對中美科技競爭、儲備貨幣體系見變革等問題獨家變革。對全球華人財富管理者而言，格林威治論壇將是直擊週期本質的寶貴機會。今年，諾亞ARK將第八年以全球合作夥伴（Global Partner）身份亮相格林威治經濟論壇。論壇將於2025年10月6日至8日（美東時間）在美國康乃狄克州格林威治盛大啟幕。議題不僅涵蓋宏觀經濟、資產策略與技術創新，也將影響全球資本的流向與投資報酬。在這場匯聚全球智慧的核心平台上，達利歐的分享將為我們在變局中掌握投資原則、規避週期風險提供關鍵指引。「國家為什麼會破產：大週期」瑞達利歐｜ 著N+之名，「N」源自Noah，「+」象徵無限可能。我們致力於將N+打造為諾亞ARK客戶專屬的增值服務互動平台。N+全球讀書會活動，是我們與客戶在智慧進階與共識建構上的深度連結。每月我們將不定期精選並傳遞管理層的推薦書單與閱讀感悟，期望在共讀之旅中與客戶深入交流思想，於字裡行間映現諾亞的核心理念，從而在價值與知識的共享中一同前進，直抵認知共鳴。我們始終堅信，客戶不僅是財富的持有者，更是蘊含無限創造力的智慧主體──他們所擁有的，從來不止於財富本身，更有持續創造財富的智慧來源。大週期理論的核心框架瑞・達利歐耗時數年整理35個國家、近500年的經濟與政治數據，最終提煉出「整體大週期」理論──國家的興衰本質是債務/貨幣/經濟、國內政治社會、國際地緣政治、自然、技術進步五大力量動態博弈的結果。這個框架打破了單一領域的分析侷限，強調五大力量的「協同共振」才是推動週期更迭的核心動力：當經濟繁榮與債務擴張同步、國內政治共識與國際地位穩固、技術突破對沖自然風險時，國家進入上升週期；反之，若債務失控、政治分裂、地緣衝突加劇，且技術進步乏力，則必然走向經濟衰退。他在《國家為何破產：大週期》中表示，這項規律並非現代產物，而是貫穿人類文明的「歷史基因」。他以19世紀的大英帝國為例：工業革命（技術力量）推動經濟起飛，英鎊成為全球儲備貨幣（貨幣力量），殖民擴張鞏固國際地位（地緣力量），國內議會改革緩解社會矛盾（政治社會力量），五大力量形成正向循環，成就“日不落帝國” ；而20世紀初，兩次世界大戰（地緣與自然力量）耗盡國力，債務/GDP比率飆升至200%以上（債務力量），國內經濟停滯與社會分化加劇（經濟與政治力量），技術優勢被美國超越（技術力量），多重負向共振最終終結其霸權地位。五大力量的作用機轉與演化規律債務/貨幣/經濟力量：週期的“引擎與煞車片”這一力量是大週期最核心的驅動軸，由「經濟成長—債務擴張—貨幣貶值—債務重組」構成閉環。達利歐將經濟成長分為“生產力驅動型”與“債務驅動型”，前者依賴技術進步與勞動力品質提升，是可持續的成長模式；後者透過信貸擴張刺激需求，短期推高經濟增速，但長期必然引發債務危機。書中數據顯示，全球主要經濟體的債務總額已從2008年的142兆美元增加到目前的300兆美元，遠超過GDP成長率。美國作為典型代表，正經歷「債務驅動成長」的惡果：聯邦政府年支出7兆美元，收入僅5兆美元，赤字率達40%，每年需支付1兆美元債務利息，佔財政支出的14%。達利歐警告，這種“債務複利增長快於經濟增長”的局面，如同“溫水煮青蛙”，一旦市場對國債的需求下降，美聯儲將被迫重啟量化寬鬆，進而引發美元信用貶值，陷入“債務貨幣化—通脹高企—貨幣地位衰落”的惡性循環，這與17世紀西班牙銀元、高度衰落的軌跡。國內政治社會力量：週期的“穩定器與分裂源”達利歐指出，國內政治社會力量的核心是「財富分配與共識凝聚」。他將其演化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共識建設期”，貧富差距小，社會凝聚力強，政策聚焦長期發展；第二階段“分化加劇期”，經濟增長成果向少數群體傾斜，基尼係數突破0.4的警戒線，民粹主義抬頭；第三階段“分裂衝突期”，左右翼對立激化，政策短視化，政府喪失治理能力。當前美國正處於第二階段向第三階段過渡的關鍵期：最富1%人群掌握40%的社會財富，基尼係數升至0.48，兩黨在財政政策、社會福利等議題上陷入“否決政治”，國會多次因債務上限問題陷入停擺。達利歐以1930年代的德國為例警示，當經濟下行與社會分裂疊加，極易催生極端思潮，成為週期崩塌的「催化劑」。國際地緣政治力量：週期的“外部放大器”在全球化背景下，國際地緣政治力量對大週期的影響愈發顯著，核心表現為「霸權競爭與秩序更迭」。達利歐提出「霸權國家生命週期理論」：霸權國透過經濟、軍事、金融優勢建立國際秩序，隨後因維護霸權的成本上升、新興國家崛起而逐步衰落，最終透過戰爭或和平過渡完成秩序交替。美國作為現有霸權國，在軍事、科技、美元霸權上仍具優勢，但經濟成長放緩、債務高企；中國作為新興大國，經濟總量佔美國比重從2000年的12%升至當前的70%，在5G、新能源等領域實現突破。達利歐強調，這種“守成大國與崛起大國”的競爭並非必然走向衝突，關鍵在於能否建立“新的合作與製衡機制”，而歷史上的英德競爭因缺乏有效機制，最終引發世界大戰，加速了英國霸權的衰落。自然力量：週期的“黑天鵝與壓力測試”自然力量雖具有偶然性，卻往往成為週期轉折的「導火線」。達利歐在書中整理了近百年的重大自然事件：1918年西班牙流感加劇一戰後的經濟衰退，2003年非典疫情延緩東亞經濟成長速度，2020年新冠疫情直接引發全球經濟衰退與債務擴張。他特別指出，自然力量的影響並非短期衝擊，而是會透過「供應鏈中斷—通膨上升—政策加碼」的鏈條持續發酵。以新冠疫情為例，全球供應鏈中斷推升大宗商品價格，各國央行被迫在「保增長」與「控通膨」間兩難，美國透過大規模財政刺激應對衰退，直接導致債務規模激增10萬億美元，成為當前財政危機的重要誘因。技術進步力量：週期的“破局者與長期動能”技術進步是唯一能對沖其他力量負向影響的核心變量，其核心價值在於「提升全要素生產力」。達利歐將技術進步分為“基礎創新”與“應用創新”，前者如電力、互聯網，能重塑生產方式；後者如AI、大數據，能優化資源組態。關鍵變數AI：生產力革命與週期侷限在五大核心力量中，技術進步被達利歐視為重塑週期軌跡的關鍵變量，而AI更是其中的核心焦點。他明確指出，中美已成為AI、晶片、量子運算等關鍵技術領域的“唯二重要競爭者”，這場科技競賽將深刻影響未來全球秩序。從趨勢判斷來看，達利歐預見AI將引發研發週期縮短的“生產力革命”，但這種技術突破的價值實現，高度依賴於“培養頂尖人才、包容失敗、激勵創新”的生態環境。短期來看，AI可在金融、醫療等領域提升效率，例如智能投研系統將數據分析週期從數週縮短至小時級，AI輔助診斷使癌症檢出率提升30%；長期來看，AI將推動“生產要素重構”，勞動力結構從“體力密集型”轉向“知識密集型”，全球產業鏈將因“智能生產+遠程協作”，勞動力結構從“體力密集型”轉向“知識密集型”，全球產業鏈將因“智能生產+遠程協作”重新佈置協作”。但達利歐也提醒，技術進步的價值釋放需要時間，且依賴制度環境——19世紀的中國雖有四大發明，但因缺乏「專利保護、市場化激勵」的製度，未能轉化為經濟成長動能，而同期的英國正是透過《壟斷法案》（專利法前身）激發創新活力，推動工業革命。不過，作為審慎的宏觀研究者，達利歐並未誇大AI的短期效用。面對市場將AI視為「債務危機救贖者」的期待，他客觀指出AI雖能顯著提升生產效率，但在當前美國需每年發行12萬億美元國債的緊迫局面下，其創造的增量價值難以在關鍵時間窗口內扭轉財政失衡的慣性。這種既重視技術長期潛力、正視短期限制的判斷，為投資人理解AI與宏觀週期的互動關係提供了重要參考。當前週期的訊號與應對全球週期的三大危險訊號基於五大力量的分析，達利歐指出當前全球正處於“大週期末期”，存在三大危險信號：一是債務與貨幣危機風險，全球債務/GDP比率突破350%，10個主要經濟體陷入“負利率陷阱”，美元儲備貨幣地位動搖；二是政治社會分裂加劇，全球30%的國家出現民粹主義領導人，政策極端化傾向明顯；三是地緣衝突與技術脫鉤，中美在晶片、AI等領域的技術競爭升級，全球產業鏈出現「陣營化」趨勢。「和諧的去槓桿化」與週期管理針對債務危機，達利歐提出「和諧的去槓桿化」策略，核心是實現「債務增速低於經濟增速+通膨溫和上升」。具體包括四方面措施：一是債務重組，透過延長期限、降低利率減輕償債壓力；二是財富再分配，透過遺產稅、資本利得稅調節貧富差距；三是貨幣寬鬆，在控制通膨的前提下維持流動性合理充裕；四是結構性改革，透過減稅、簡政激發企業活力。他以1930年代的美國和1990年代的日本為例對比：美國透過「羅斯福新政」實施債務重組與社會福利改革，同時推動技術創新，實現「和諧去槓桿」；而日本因過度依賴貨幣寬鬆、缺乏結構性改革，陷入「失落的三十年」。這表明，應對週期危機需“政策組合拳”，單一措施難以見效。 （ARK Wealt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