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美元作為全球主要儲備貨幣的信任動搖正在各個角落顯現。而黃金到底扮演什麼角色的討論則變得更為熱烈市場炒作最熱的主題之一 “川普交易”已在最短的時間內改編成為“賣出美國”的敘事。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於4月22日發佈的《世界經濟展望報告》（WEO）顯著調降全球經濟增速，並警告貿易緊張局勢的迅速升級，以及極高的政策不確定性預計將對全球經濟活動產生重大影響。IMF表示，對於美國而言，貿易衝突將引發供應衝擊，推高物價並拖累生產力。對於貿易夥伴而言，更高的關稅將轉化為需求衝擊，影響產出和物價。值得注意的是，美國關稅的實際稅率已躍升至一個世紀以來的最高水平。多位華爾街分析人士對《財經》指出，過去三周的市場波動是近年以來最為劇烈的。現在沒有人知道明天、下1小時甚至下1分鐘會發生什麼。而今年以來金價的快速上漲說明，市場對美國的信心比以往任何時候都低。當地時間4月22日周二，美國媒體報導說，美國財政長貝森特在一次閉門會議上告訴投資者，關稅僵局不可持續，預計在不久的將來，形勢將有所緩和。貝森特預計美中關稅戰“在不久的將來將會降溫”。他也提到，目前華盛頓與北京方面的談判尚未開始，而且預計這個過程將“很艱難”。全球緊張局勢有所緩解，22日美元反彈，美股反彈，三大股指均上漲超2.5%。其中道瓊斯指數飆升，累計上漲超過 1000 點，標普500指數和納斯達克綜合指數創下當日最高水平，大型科技股今日的反彈幾乎抹平了昨日損失。由於川普的關稅政策，美國股市、美元和長期美國國債一直動盪不安。近期他公開挑戰聯準會獨立性，加劇了對聯準會獨立性和美國發展方向的擔憂。金融市場顯出強大的美元拋售壓力。作為市場動盪起點的美國長期利率上升（債券價格下跌）趨勢已經平息，但外匯市場上美元貶值並未停止。顯示美元對主要貨幣強弱的“美元指數”跌破100，徘徊在三年來的最低水平。特別是美元兌歐洲貨幣的貶值趨勢尤為明顯。川普在當地時間周二出席美國證交會主席阿特金斯就職宣誓儀式中表示， 他無意解僱聯準會主席鮑爾，儘管他對聯準會沒有更快地降息感到失望。根據IMF預測，美國今年的經濟增長率為1.8%，2026年為1.7%，分別下調0.9和0.4個百分點。IMF還將2025年美國的通貨膨脹預測提高了大約一個百分點至3%。預計2025年美國經濟增速將放緩至1.8%，較1月預測值低0.9個百分點。攝/金焱年初至今，美元指數跌跌不休，特別是在關稅戰開始後，更是一瀉千里，年內跌幅已經跌近10%。與此相對，紐約期金、現貨黃金一度上破3500美元/盎司關口，雙雙再創歷史新高，隨後小幅回落。現貨白銀日內跌幅擴大至1%，報32.3美元/盎司。高盛再度上調金價預期，預計到今年年底，金價將達到每盎司3700美元。美國對世界多國加征關稅，或將衝擊現有跨境支付結算體系，並推動建設新一代以人民幣為核心的結算體系。基於人工智慧的預測分析平台 AlphaGeo創始人兼首席執行官帕拉格卡納(Parag Khanna) 對《財經》在談到去美元化趨勢時指出，金磚國家去年剛剛擴容至十幾個國家，另有至少20個國家等待加入。數字金融的興起，大大減少了在美元體系之外建立相當於即時多幣種交易的摩擦。IMF首席經濟學家Pierre-Olivier Gourinchas在簡報會上表示，“我們正在進入一個新時代。過去80年來運作的全球經濟體系正在被重塑。”在相當一段時間以來，閉著眼睛購買美國資產的氛圍發生了變化。關稅緊張局勢正在導致整個投資組合中的套利交易大幅去槓桿化。美國銀行公佈的基金經理調查顯示，73%的投資者回答稱，以“美國例外主義”為主題的交易已經越過頂峰。此前，美國以外的投資者減少對本國的投資，把大量資金投入到美國股票等，但現在不得不重新考慮。作為顯示美元拋售壓力之大的關鍵詞，“扭轉（投資資金在）美國一極集中”正在浮出水面。起因是美國總統川普的關稅政策和美國經濟惡化隱憂。川普關稅帶來的結果，不只是價格上漲，更深層的是它在傷害美國公司利潤和美國家庭的消費能力，而這兩樣東西正是“美國例外論”的發動機。華爾街交易員在尋求避險之際，復活節假期過後，資金對黃金從中立倉位轉為買入。對美元作為全球主要儲備貨幣的信任動搖正在各個角落顯現。目前全球有2.2兆美元的美元相關資產沒有外匯避險，一旦投資者決定撤退，影響會很大。對美元作為全球主要儲備貨幣的信任出現動搖。攝/金焱黃金到底扮演什麼角色的討論變得更為熱烈。4月22日《黑天鵝》作者塔勒布喊出“黃金是新的儲備貨幣”。他說因所謂的“川普交易”，黃金相對美元上漲35%，成為新的儲備貨幣，資金正逃離美國資產。同時還嘲諷稱，“我不認為有人能像川普那樣迅速地摧毀一個國家”。雖然黃金已經成為新的儲備貨幣的說法有些極端，但可以確定的是，市場對美元傳統避險貨幣地位的擔憂正在蔓延。考慮到美元在過去數十年來保持領先地位的慣性和網路效應不會很快消失，美元不會完全失去王者地位，但疲軟會持續一段時間。分經濟體來看，美元兌發達市場、新興市場貨幣的走勢明顯分化，分別回落7.6%、1.4%。4月7日以前，美元的走弱主因美國衰退預期的升溫。1月10日以來，美國經濟持續走弱，花旗經濟意外指數由14.5回落至-19.5。衰退擔憂下，市場的降息預期也逐步回升，由1.2次一度升至4月4日的4.2次，10年期美債利率隨之大幅回落62bp、導致了美元的相對疲軟。4月7日以來，美債利率反彈、但美元仍在走弱，或因海外資金在“逃離美國”。市場完成了從轉向避險資產向逃離美國的切換：4月7日前，關稅衝擊下資金避險、流向美債等；4月7日以來，部分投資者拋售美債、回流歐日，導致美元兌歐元等更為弱勢。全球各國政府與資產管理人都在努力適應新的現實。德國商業銀行董事長、德國央行前行長延斯·魏德曼日前指出，全球地緣政治力量結構正在我們眼前重組。他表示，美國的“過度特權”——這是一個半個多世紀前在歐洲創造的術語，用來形容美元的主導地位——“並非鐵板釘釘”。IMF將今年全球貿易增長的預測下調了1.5個百分點，並預計明年僅略有復甦。Gourinchas表示：“全球經濟的風險已經增加，並且明顯偏向下行。”值得注意的是，根據彭博經濟學家Alex Isakov和Adriana Dupita日前指出：“在潛在的破壞性危機中，IMF的預測往往會偏向樂觀。無論IMF一開始如何下調增長預測，歷史表明最終的打擊將會更糟。” (財經雜誌)

2025年開年以來，全球經濟風向標再次發生變化。聯準會延遲降息、地緣政治風險上升、歐洲經濟增長乏力……在多重不確定因素交織下，全球資本開始尋找“避風港”。而沉寂已久的日元，悄然重新登上避險貨幣的C位，日本也再度吸引全球投資者的目光。特別是美國經濟前景的波動以及對華貿易摩擦的升級，日元作為一種避險資產的角色再次引起了市場的高度關注。高盛集團的最新分析指出，日元逐漸成為全球投資者避險美國經濟衰退和貿易風險的首選貨幣。全球資本湧入日本市場當前，美元表現疲軟，美元指數跌破99關口，創兩年新低。與此同時，日元兌美元匯率飆升至140.61，回到了7個月前的水平。這一趨勢不僅提升了日元本身的投資價值，也為以日元計價的資產，尤其是日本本土房地產市場，帶來了前所未有的投資機會。而就在近些年，國際知名投資機構也紛紛加碼日本房地產市場，尤其是東京、大阪等主要城市。2024年初，高瓴資本通過旗下房地產投資平台Rava Partners收購了日本房地產開發商Samty Holdings，並計畫大規模佈局日本及亞太市場。據透露，未來幾年高瓴資本每年將投入10億至20億美元用於日本房地產投資。除了高瓴資本，黑石集團、基匯資本、凱雷投資集團和摩根士丹利等國際巨頭也看中了日本房地產市場的穩定回報和較低的風險，紛紛加大投資力度。在全球避險情緒升溫以及日元資產升值預期增強的背景下，預計未來會有更多國際資本流入日本房地產市場。對於投資者而言，日本房地產不僅提供了穩定的現金流和租金回報，還在全球經濟不確定性中展現出了較強的風險避險能力。為什麼日元被稱為“避風港”？可見，這波資本流向日本，並不僅僅止步於貨幣交易。越來越多的資金正跨越國境，流入日本的房地產、股市，乃至長期移民資產組態領域。那麼，為什麼日元在關鍵時刻總能扮演“避風港”？這背後有什麼深層邏輯？日本的房地產和身份機會，又是否是下一輪全球化資產重組中的關鍵拼圖？1、對外淨資產世界第一日本長期是世界最大的債權國之一，對外淨資產（對外資產減去對外負債）連續多年全球第一。這意味著在市場風險劇增時，日本資金撤回本國、拋售海外資產、買回日元，是金融市場的慣性動作。2、利率長期維持較低由於日本人口老齡化嚴重、消費低迷，其央行長期維持超低利率甚至負利率。這使得在市場劇烈震盪時，借入日元的成本極低，資金更傾向於回流或流入日本避險。3、政治與金融體系穩定日本政治體系穩定、金融監管成熟，央行政策連續性強，加上日本國債主要由本國投資者持有，不容易受到國際資金大幅拋售的衝擊。這些因素疊加，使得在每一次全球經濟不確定性升高的周期裡，日元總能獲得超額關注。尤其是在美國股市大幅波動時，日元通常會獲得資本青睞。如果美國經濟前景惡化，全球避險情緒上升，日元兌美元有可能升值至140區間。這為投資者提供了一個明確的目標價位。此外，全球經濟的不確定性和美國關稅政策的升級，促使投資者重新評估資產組態，特別是日元資產的避險價值。在這種背景下，日本房地產市場的吸引力愈發突出。2025年的“重回C位”，是偶然更是必然2025年的這波日元升溫，其實從2024年底已有跡象。全球資本市場動盪，避險情緒升溫，日元兌美元從低點反彈超12%，成為全球表現最強勁的主要貨幣之一。而吸引資金的，不止是“紙面上的避險”，更是日本本身所具備的戰略價值：1、日本企業估值長期低迷，股市被低估多年，外資開始“抄底”2、通縮陰影逐步散去，工資上漲、消費復甦帶來新經濟活力3、房地產市場穩健，東京、大阪等一線城市租金回報持續走高4、政策推動吸引外國投資，包括房地產、醫療、教育等領域種種跡象顯示，全球資本正重新“定價”日本。日元不是單一的貨幣操作機會，而是背後藏著更深的產業升級與資產組態邏輯。日本房地產市場的“低調實力”說到全球資產避險，很多人第一反應是“瑞士帳戶”“新加坡家族辦公室”“倫敦學區房”。而日本房地產，往往被忽略。但事實上，日本房地產在多個維度上具備全球投資者青睞的獨特優勢：1、房價穩定，抗通膨能力強日本房價不像北美那樣暴漲暴跌，也不似中國一二線城市那樣受調控限制。以東京為例，過去10年房價年均漲幅穩定在3%-5%，但租金回報維持在4%以上，是非常健康的投資結構。2、租賃市場成熟，流動性強日本是一個“租賃為主”的社會，超過60%的年輕人租房居住，東京、大阪、橫濱等核心城市租房需求長期旺盛。即便是外國人持有，也可以通過專業託管機構實現“躺賺式”房租收益。3、產權永久，購房不設限日本的外資政策相對寬鬆，外國人可以完全擁有日本不動產產權，且沒有資本管制，資金進出自由，這在亞洲國家中比較罕見（對比新加坡、香港等市場，日本顯得更為自由與友好）。這種友好的政策環境使得外國投資者能夠輕鬆進入市場並享受政策支援。4、金融槓桿適中，投資門檻靈活日本有完善的購房貸款體系，部分銀行支援外國人貸款購房（尤其持日本長期簽證者），槓桿率最高可達70%。投資者可根據自身情況靈活安排資金比例，避免一次性重壓。5、老齡化社會推動“遺產型”物業價值隨著日本進入深度老齡化，大量房產將通過繼承、拍賣進入市場。優質物業逐漸稀缺，資產流轉速度加快，也提供了更多“抄底”機會。在全球高通膨、高利率的背景下，日本這樣一個“低風險+穩定收益”的市場，自然成為全球資金再分配的重要落點。身份組態：避險的另一個維度除了貨幣與房地產資產，真正聰明的家族辦公室與高淨值人群，近年來在“日本身份”的佈局也越來越活躍。移民日本，不再只是為了生活質量，更是一種資產安全、教育資源、醫療保障的戰略規劃。日本治安世界前列，生活安全性高，對外籍居民接納度高；日本教育質量高、國際學校眾多、醫保體系全球領先；日本對外籍人士資產持有完全透明，不設限，不追溯來源，所持資產更加合法合規；在政策上，投資者可以選擇經營管理簽證（能購買房產，在日本做民宿）、高度人才簽證、特定技能、投資簽證等多元化路徑。日本的貨幣穩定性、房地產安全性與身份可延展性，構成了一個完整的“資本避風港”。不是短期套利，而是長期價值沉澱。那麼，如果各位也在考慮在日本組態資產、獲取身份或者佈局家族全球化，不妨關注小洲，我們會持續更新移民最新政策、真實案例和實操經驗。最後，評論區歡迎討論：你認為下一站的“避險王者”，會是誰？ (洲際移民總部)

編者按：數十年來，美元（USD）和美國國債（美債）一直是全球金融體系的基石，擔當著主要的儲備資產、交易媒介和無可爭議的避險港灣的角色。這種主導地位源於美國經濟的規模與活力、金融市場的深度與流動性、相對穩定的政治環境以及健全的法律體系。然而，近年來，圍繞這些資產的傳統角色，特別是其避險功能的討論和質疑顯著升溫。經濟、財政、地緣政治和市場結構等多重因素的交織，引發了關於資本是否正在流出美國，以及美元和美債避險光環是否正在褪色的廣泛猜測。特別是近期，關於資本流出美國以及美元（USD）和美國國債（美債）作為傳統避險資產地位可能受到侵蝕的討論日益增多。本文通過考察近期的國際資本流動資料，評估美國國內經濟狀況（通脹、貨幣政策、財政健康度、增長前景）的影響，探討地緣政治動盪（衝突、貿易戰、制裁）和政策不確定性如何改變投資者情緒，分析黃金、歐元、人民幣等替代性資產的競爭力，審視各國央行儲備管理策略的調整，並評估美國國債市場自身的韌性與脆弱性，力求呈現一個關於美元和美債在全球金融體系中地位演變的全面、客觀且多維度的圖景。一、美國近年來的國際收支趨勢理解資本是否“逃離”美國，首先需要審視相關的國際資本流動資料。雖然資料呈現複雜景象，但通過細緻分析可以找到一些值得關注的趨勢和結構性變化。1、美國財政部國際資本（TIC）資料分析近期的月度TIC資料顯示，美國資本帳戶整體呈現波動，但並非持續的淨流出。例如，2025年2月錄得$2847億美元的總淨流入，主要由$2293億美元的外國私人淨流入驅動，儘管官方淨流入相對較小（$554億美元，包含短期證券和銀行流動）。相比之下，2025年1月則出現$488億美元的淨流出，主因是私人部門淨流出超過了官方部門的淨流入。2024年12月也錄得$871億美元的淨流入，同樣是私人淨流入（$1625億美元）抵消了官方淨流出（-$753億美元）。在長期美國證券（尤其是國債）的交易中，一個持續的模式值得注意：外國私人投資者通常是淨買家，而外國官方機構則經常是淨賣家或購買力度減弱。具體來看：2025年2月，私人投資者淨買入$1661億美元長期證券（其中$1258億美元為國債和票據），而官方機構淨賣出$234億美元（其中$196億美元為國債和票據）。2025年1月，私人淨買入$592億美元，官方淨賣出$590億美元。2024年12月，私人淨買入$1305億美元，官方淨賣出$509億美元。這種官方與私人流向的分化，暗示著兩類投資者行為背後驅動因素的差異。私人投資者可能更受收益率差異、市場深度需求、避險情緒（相對於其他風險資產）或特定交易策略（如基差交易）的影響。而官方機構（中央銀行、主權財富基金）的行為則可能更多地反映了儲備資產多元化的戰略調整、對地緣政治風險和制裁的擔憂、匯率管理需要或國際貿易格局的變化。因此，僅僅關注淨流入總額可能會掩蓋官方層面潛在的戰略性撤資或減持，即使私人部門的資金流入目前足以彌補。這揭示了一種潛在的脆弱性：一旦私人投資者的情緒轉向負面，整體資本流入可能迅速減弱。（需要注意的是，TIC資料主要基於託管地點統計，可能無法完全精確地反映證券的最終受益所有權歸屬。）2、外國直接投資（FDI）趨勢美國吸收的外國直接投資（FDI）存量持續增長，2023年達到$5.5萬億美元。然而，新增FDI流入的速度自2015-2016年的峰值後呈現總體下降趨勢。2022年新增FDI為$1775億美元，低於2014-2021年間約$2988億美元的平均水平。製造業仍然是FDI流入的最大領域。地緣政治風險可能正在重塑FDI格局。有證據表明，美國對外直接投資正從中國大陸和香港轉向墨西哥、印度、越南等地，這與美國從新興市場經濟體進口模式的調整相一致，可能反映了企業為規避衝突、貿易限制、改變商業環境以及降低供應鏈風險而進行的戰略調整。這暗示著更廣泛的經濟力量正在影響長期投資決策。解讀FDI資料時還需考慮其他因素的干擾，例如美國稅改法案（TCJA）導致美國跨國公司在2018-2019年大量匯回海外利潤，表現為負向的對外FDI資料，以及特定的大型企業重組事件（如博通2018年遷回美國）對資料的顯著影響。3、美國國際投資頭寸（IIP）美國的淨國際投資頭寸持續為負，且負值不斷擴大，2024年第四季度末達到-$26.23萬億美元。這意味著美國居民對外國的負債遠超其擁有的外國資產。這一負頭寸自1980年代以來呈下降（更負）趨勢。儘管淨頭寸為負，美國歷史上卻能獲得正的淨國際投資收入，因為美國海外資產的平均收益率高於外國在美國投資的平均收益率。這常被稱為美國的“過度特權”。然而，國會預算辦公室（CBO）預測，由於外國持有者持有的美國聯邦債務利息支出增加，這種正的淨收入未來可能會下降。這直接關聯到美國的財政前景和利率上升的影響。這意味著美國作為全球主要儲備貨幣發行國所享有的金融優勢，可能正因其自身的財政軌跡而受到侵蝕，從而削弱支撐美元主導地位的一個支柱。下表總結了近期外國投資者在美國長期證券（包括國債）交易中的淨額變化，突顯了私人和官方投資者的不同行為模式。表1：外國投資者在美國長期證券的淨交易額（單位：十億美元）綜合來看，雖然美國資產的存量吸引力依然巨大，但邊際上的資本流動格局正變得更加複雜。私人資本的持續流入掩蓋了官方資本可能的戰略性調整，而新增FDI的放緩和對外投資的地域轉移則暗示著更深層次的經濟和地緣政治力量正在重塑全球資本組態版圖。二、美國國內的經濟增長趨勢與財政壓力外國投資者對美元和美債的信心，不僅取決於外部環境，更深刻地受到美國國內經濟基本面、財政健康狀況和政策可信度的影響。近期，這些領域均出現了令人擔憂的訊號。1、美國通脹與美聯儲貨幣政策美國在經歷2022年高達8%的消費者價格指數（CPI）通脹峰值後，美聯儲採取了數十年來最激進的貨幣緊縮政策以遏制物價上漲。聯邦基金利率目標區間被迅速提升至4.25%-4.5%的高位，並維持了一段時間。同時，美聯儲還通過量化緊縮（QT）縮減其資產負債表規模。這一系列緊縮措施雖然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通脹（2025年3月CPI同比降至約2.4%，CBO曾預計PCE通脹將在2027年回歸2%的目標），但也帶來了顯著的副作用。全球範圍內的借貸成本被推高，增加了各國（尤其是新興市場）的債務負擔，並引發了對美國自身經濟增長放緩甚至衰退的擔憂。隨著通脹回落和經濟降溫跡象顯現，市場普遍預期美聯儲將在2025年繼續降息。然而，降息的時點和幅度仍存在不確定性，特別是考慮到潛在的通脹粘性或因關稅等因素引發的新一輪價格上漲風險，這給全球投資者帶來了巨大的不確定性。政策路徑的搖擺不定，使得依賴利差的資本流動變得更加波動，降低了美國資產相對於其他選項的穩定性預期，可能促使投資者尋求更多元化的組態。2、美國財政健康狀況堪憂美國聯邦政府的財政狀況正迅速惡化，成為動搖投資者信心的核心因素之一。根據國會預算辦公室（CBO）的預測，聯邦公眾持有債務佔國內生產總值（GDP）的比例將從2025財年的約100%飆升至2035年的118%，並在2055年達到驚人的156%，遠超二戰後的歷史峰值。巨額財政赤字成為常態。CBO預計2025財年赤字為$1.9萬億美元（佔GDP的6.2%），並在未來十年維持在GDP的6%左右的高位，顯著高於過去50年3.8%的平均水平。這種赤字並非主要由短期經濟週期因素造成，而是源於結構性問題：社會保障（Social Security）和醫療保險（Medicare）等強制性支出因人口老齡化而持續增長，同時不斷膨脹的國債規模帶來了淨利息支出的爆炸式增長。債務負擔能力急劇下降。不斷上升的利率（部分由美聯儲緊縮政策和市場對通脹及財政風險的擔憂驅動）顯著增加了償債成本。淨利息支出預計很快將超過每年1萬億美元，成為僅次於社會保障的第二大聯邦開支。這意味著納稅人的錢越來越多地用於支付過去的債務利息，而非投資於當前和未來的公共服務與發展。評級機構穆迪（Moody's）在將其對美國主權信用評級展望下調至“負面”時，明確將債務負擔能力的惡化列為主要原因之一，並指出美國的債務負擔能力已弱於其他AAA評級的國家。這種嚴峻的財政前景可能引發“財政主導”的風險，即持續的巨額赤字和高昂的償債成本，可能迫使或誘使美聯儲採取遷就財政需求的貨幣政策，例如在通脹壓力依然存在時過早降息或通過大規模購買國債（量化寬鬆）來壓低利率，實質上是債務貨幣化。一旦市場形成這種預期，將嚴重損害美聯儲的獨立性和抗通脹信譽，進而動搖美元和美債作為價值儲存手段的基礎，可能引發資本的長期流失。此外，近期川普對美聯儲頻繁施加降息壓力，並且對外公開是否立即更換現任美聯儲主席鮑威爾的內部討論，導致市場對美聯儲貨幣政策的獨立性愈加擔憂。一旦美聯儲失去貨幣政策的獨立性，對美元體系的公信力將是致命打擊。3、美國經濟增長前景預期在經歷了疫情後的強勁反彈後，美國經濟增長預計將放緩。CBO預測2025年和2026年實際GDP增長率分別為1.9%和1.8%，2027至2035年平均增長1.8%。美聯儲的預測中值也類似，預計2025年增長1.7%，2026和2027年增長1.8%。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對全球經濟增長的預測也相對平穩，約為3.1%-3.3%。但在川普推出“對等關稅”貿易戰之後，各大機構進一步調低了美國的GDP增長預期。歷史上，強大的美國經濟是支撐美元地位和吸引外國投資的關鍵因素。然而，增長前景趨於平緩，甚至面臨衰退風險，疊加高利率環境和財政壓力，可能降低美國資產的相對吸引力，影響投資者信心。歐洲央行（ECB）在其金融穩定評估中也表達了對歐元區增長前景疲軟的擔憂，這同樣可能影響全球投資者的風險偏好。三、地緣政治逆風與政策不確定性除了國內經濟和財政因素，日益緊張的國際關係和美國政策的不確定性，也對美元和美債的全球地位構成了顯著挑戰。1、國際衝突、貿易緊張與經濟碎片化的影響持續的國際衝突（如烏克蘭戰爭、中東緊張局勢）和不斷升級的貿易摩擦（尤其是中美之間的關稅戰）加劇了全球地緣政治風險。這些事件不僅直接擾亂跨境貿易和投資，推高商品價格（特別是能源和食品），還通過增加不確定性來衝擊金融市場。資產價格可能下跌，主權風險溢價上升（尤其是在新興市場經濟體），銀行信貸收縮，對金融穩定構成威脅。中美貿易緊張局勢尤為引人關注。近期美國對部分中國商品徵收高達145%的關稅，引發了市場對通脹壓力加劇、經濟增長受損以及金融市場劇烈波動的擔憂。這種緊張關係還可能引發其他報復性措施，包括中國可能調整其持有的美國國債（即使大規模拋售的可能性和效果存在爭議）。這些衝突和緊張局勢正在推動“地緣政治碎片化”或“地緣經濟碎片化”——即全球經濟活動可能沿著地緣政治陣營重新佈局。這種趨勢可能鼓勵那些對美國影響力或制裁感到擔憂的國家，加速尋求美元替代方案，推動儲備多元化。2、美國金融制裁政策影響深遠美國日益頻繁且嚴厲地使用金融制裁作為外交政策工具，特別是針對俄羅斯（包括凍結其央行儲備）以及可能對與俄羅斯有業務往來的中國金融機構實施次級制裁，極大地加深了包括中國在內的許多國家對其過度依賴美元體系和持有大量美元資產風險的憂慮。制裁（或其威脅）被認為是推動“去美元化”努力和儲備多元化的重要催化劑。凍結俄羅斯央行資產的先例，讓其他大型儲備持有國警醒、意識到其海外資產並非絕對安全。這刺激了對黃金等實物資產的興趣（黃金難以被遠端凍結），以及對非美元支付系統（如人民幣跨境支付系統CIPS）和雙邊本幣互換安排的探索。然而，也存在反作用力。全球金融體系與美元深度交織，例如中國截至2023年底仍有超過1.1萬億美元的外部美元計價債務。對大型經濟體實施全面金融制裁可能引發巨大的系統性風險，反過來損害美國及其盟友的利益，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制裁的範圍和強度。這種金融“武器化”政策可能形成一個負反饋循環：美國越是利用美元體系施加影響，就越是激勵其他國家（包括潛在目標和尋求戰略自主的盟友）減少對該體系的依賴，從而長期來看可能侵蝕美元主導地位的基礎。3、市場對美國政治穩定性和政策可預測性的擔憂美國國內的政治極化日益成為全球投資者關注的風險點。兩黨對立加劇了財政政策制定的難度，導致在關鍵問題上難以達成共識。反覆出現的債務上限危機就是一個典型例證，每次危機都導致短期國債收益率飆升、市場動盪，並損害了對美國政府治理能力的信心。2023年的債務上限僵局就曾導致4週期國庫券收益率創下2000年以來的拍賣紀錄。國際評級機構（惠譽、穆迪，以及早前的標普）在下調美國信用評級或展望時，除了財政擔憂外，都明確指出了政治功能失調、治理能力削弱是重要原因。這表明，美國國內政治已不再僅僅是內部事務，而被視為影響全球第一大儲備貨幣發行國信譽的關鍵風險因素。政策的連續性和可預測性也受到質疑。特別是在貿易政策（關稅的突然宣佈和調整）以及美國政府對美元國際角色的態度上，都存在不確定性。穆迪警告稱，未來可能出現的無資金支援的減稅或持續的高關稅政策，都可能對美國信用狀況產生負面影響。甚至有觀點認為，美國部分政策制定者可能認為美元的儲備貨幣地位對美國弊大於利，未來可能出台政策主動或被動地削弱其國際角色。這種政策的不確定性，進一步增加了持有美元資產的風險感知。4、中國持有美債的困境在中美關係緊張的背景下，中國作為美國國債的第二大外國持有者（官方直接持有約7840億美元，總持有量估計更高；2024年6月時，總持有美國證券近1.4萬億美元），其持倉動向備受關注。儘管市場擔憂中國可能“武器化”其美債持倉（即通過大規模拋售來施壓美國，但多數分析認為這是一種“相互確保摧毀”的策略）可能性較低。因為快速拋售不僅會重創全球市場，也會導致中國自身持有的剩餘美元資產大幅貶值，並可能引發人民幣不受歡迎的升值壓力。然而，中國確實在逐步減持美債，並增加黃金等其他資產儲備，進行長期多元化組態。即使不進行大規模拋售，僅僅是持續減持的趨勢或在緊張時期暗示可能出售，就足以引發市場焦慮，影響投資者情緒。這凸顯了雙邊地緣政治緊張如何直接轉化為美國核心金融市場的風險敏感性。四、持續演變中的美元主導地位儘管面臨多重挑戰，美元在全球經濟和金融體系中的主導地位依然根深蒂固，但其角色和影響力正在經歷緩慢而深刻的演變。1、美元的國際角色美元在多個維度上保持著壓倒性優勢：作為全球首要儲備貨幣，儘管份額有所下降，仍佔已分配外匯儲備的約58-60%；在國際貿易計價中佔據主導，全球約54%（在美洲等地區比例更高）；是國際債務發行的主要貨幣，全球佔比約64%；在外匯交易和國際銀行間借貸與存款中佔比約60%；並且是許多國家貨幣的錨定貨幣，全球約一半的GDP（除美國外）產自貨幣錨定美元的國家。2、全球儲備中美元份額變化的分析（基於IMF COFER資料）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的官方外匯儲備貨幣構成（COFER）資料顯示，美元在全球已分配儲備中的份額確實呈現長期緩慢下降的趨勢，從2000年左右超過70%的高點降至目前的約58-59%。最新資料顯示，2024年第四季度為57.8%。值得注意的是，美元份額的下降並未主要流向傳統的第二梯隊儲備貨幣——歐元、日元和英鎊。歐元份額長期徘徊在20%左右，並未顯著受益。相反，美元失去的份額中，約四分之三流向了所謂的“非傳統儲備貨幣”，包括澳元、加元、瑞士法郎、北歐國家貨幣、韓元、新加坡元等；另外約四分之一流向了人民幣。推動這一轉變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中央銀行儲備管理者主動尋求更高的收益率和更好的投資組合多元化效果；得益於數字金融技術（如自動做市、電子交易平台）的發展，這些非傳統貨幣的市場流動性和交易便利性得到顯著改善；地緣政治考量和對衝風險的需求也可能起到了一定作用；不過，也有研究認為，美元份額的下降可能更多地反映了少數大型儲備持有國的行為，或者受到匯率和利率變動等技術性因素的影響，而非廣泛的偏好轉變。3、美元主導地位的演變趨勢美元在全球儲備中的份額下降是事實，但這並不等同於其在貿易、金融、銀行等多個功能上的主導地位的瓦解。後者由於深厚的網路效應和缺乏可行的替代方案而更具粘性。儲備份額的下降更多反映了中央銀行在邊際上的風險對沖和多元化操作，而非對美元核心“管道”作用的全面放棄。非傳統儲備貨幣的興起，不僅反映了對美元的某種疏離，也體現了這些貨幣發行國自身的吸引力（經濟穩定、治理良好、市場准入改善），以及儲備管理者在現有國際金融框架內尋求最佳化組態（而非徹底顛覆）的策略。許多這類貨幣的發行國（如加拿大、澳大利亞、瑞士）與美國關係密切，這表明多元化並非完全是“去美國化”的同義詞。美國政策制定層內部似乎存在關於美元主導地位究竟是“過度特權”還是“過度負擔”的爭論。這種政策上的不確定性本身就給全球美元持有者帶來了新的風險，可能反過來強化尋求多元化的動機。表2：美元地位的支撐因素和挑戰因素五、美國國債：壓力下的避風港？美國國債作為全球最重要的“無風險”資產和避風港，其市場結構和近期表現也成為評估資本流動和投資者信心的焦點。1、美債債市場結構變化供應急劇增加：由於持續的聯邦財政赤字，美國國債的發行量和存量急劇膨脹。公眾持有的債務已達約$29萬億美元，其中外國投資者持有約$8萬億美元。僅在2020至2024年間，財政部每年新增發債約$2.3萬億美元。投資者基礎變遷：外國官方機構（傳統上被認為對價格不敏感）在國債持有者中的佔比已從2015年約50%的高點降至目前的約30-33%。與此同時，對價格更敏感、可能使用槓桿或面臨贖回壓力的國內投資者，如共同基金、對沖基金和家庭部門的持有比例顯著上升。交易中介格局演變：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後實施的金融監管改革（如補充槓桿率SLR）限制了傳統一級交易商（主要是大銀行）利用自身資產負債表進行國債做市的能力，相對於市場規模的急劇擴大，中介能力顯得不足。同時，高頻交易公司（PTFs）在電子交易平台上的作用日益增強。2、近期市場流動性事件回顧2020年3月“現金爭奪戰” (Dash for Cash)：這次事件暴露了國債市場嚴重的結構性脆弱性。在新冠疫情引發的極端不確定性下，投資者（包括共同基金、對沖基金解除基差交易頭寸、部分外國投資者）急於拋售資產獲取現金，他們首先選擇出售流動性最好的美國國債。然而，拋售壓力之大遠遠超出了交易商吸收庫存的能力，導致市場流動性瞬間枯竭，國債價格下跌、收益率飆升，完全違背了其作為避險資產在危機時應有的價格上漲（收益率下跌）的特性。最終依靠美聯儲史無前例的大規模干預才穩定了市場。2025年4月關稅相關壓力事件：在美國宣佈超預期關稅後，市場再次出現異常。國債收益率並未像傳統避險模式那樣持續下跌，反而出現顯著上升，同時美元走弱。這再次引發了對國債避險地位和市場韌性的質疑。市場猜測可能的原因包括對通脹的擔憂加劇、對美國政策和信譽的疑慮上升，以及可能存在的槓桿化基金被迫平倉。此外，2019年9月的回購市場風波也曾暴露出金融體系“管道”中的流動性問題。3、吸引外國投資美國國債的主要原因安全性（美國政府信用背書）、流動性（全球最深、最活躍的政府債券市場）、基準地位（全球眾多金融資產定價的參考）、價值儲存功能是美債的核心吸引力。此外還有如下幾組比較因素：收益率與相對價值：當美國國債收益率相對於外國投資者本國債券收益率具有吸引力時（尤其是在進行匯率對沖後），會吸引購買。高昂的匯率對沖成本則可能抑制投資需求。投資組合多元化與保險價值：國債提供投資組合的多元化效益，並在全球不確定性加劇時提供類似保險的保護價值。特別是私人投資者，可能將國債視為一種“負貝塔”資產，即在市場下跌時表現相對較好。儲備管理需求：外國官方機構持有國債是為了滿足流動性需求、進行外匯市場干預以及支撐本國貨幣體系。特定交易策略：對沖基金等機構進行的基差交易（利用現貨與期貨之間的微小價差套利）是國債市場重要的交易活動來源。4、美國國債市場存在的風險國債市場看似無限的流動性，在極端壓力下可能成為一種“流動性幻覺”。結構性變化（債務供應大增、交易商中介能力相對下降、快速反應的投資者增多）意味著，當市場最需要避險功能時，大規模的拋售可能引發流動性枯竭和價格下跌的自我強化循環。2020年3月的事件表明，市場的韌性在很大程度上依賴於美聯儲作為最後貸款人的干預，其避險屬性並非僅由市場結構自身保證。近期的壓力事件挑戰了國債作為“避風港”的傳統定義，因為國債價格在4月危機中出現下降（而收益率上升）。國債的價格波動可能變得更加複雜，取決於衝擊的類型（是外部衝擊還是源於美國自身的政策/財政問題）以及當時的市場結構和投資者行為。國債可能仍然比其他資產相對安全，但其價格並非在所有壓力情景下都保證上漲，尤其是在引發大規模去槓桿或對美國信譽產生根本性質疑的情況下。倘若簡單地將“外國投資者”視為一個整體來研究，則掩蓋了其內部的巨大差異性。外國私人投資者（如對沖基金、資產管理公司）的行為模式往往更接近於國內機構投資者——對收益率敏感，可能使用槓桿，參與複雜的交易策略。而外國官方投資者則有不同的政策目標（儲備充足性、匯率穩定、地緣政治考量）。TIC資料中兩類投資者流向的持續分化正是這種差異性的體現。理解未來美國國債市場的需求變化，需要分別分析影響每一類投資者的具體因素，而非簡單地假設存在統一的“外國”行為邏輯。例如，地緣政治風險加劇可能促使官方機構減持美債以求多元化，但同時可能促使私人投資者增持美債以求安全，從而產生複雜的淨效應。六、可能替代美元/美債的避險資產隨著對美元和美債傳統避險地位的疑慮增加，投資者和中央銀行自然會將目光投向其他可能的替代資產。然而，每種替代方案都面臨自身的挑戰和侷限性。1、首選資產：黃金近年來，全球中央銀行購買黃金的熱情異常高漲。世界黃金協會（WGC）資料顯示，2024年央行淨購金量達到1045噸，這是連續第三年超過1000噸，遠超2010-2021年的年均水平。購買主力是新興市場經濟體的央行，如波蘭、中國、土耳其、印度、捷克、匈牙利、塞爾維亞、喬治亞等。此外，還有大量未報告的購買行為。央行增持黃金的動機複雜多樣，包括尋求資產安全、實現投資組合多元化（特別是減少對美元的依賴）、對沖通脹風險和地緣政治風險（包括制裁風險），以及維護金融穩定。黃金作為一種實物資產，可以儲存在本國，從而規避了持有外國金融資產可能面臨的凍結或沒收風險。這種地緣政治對沖的意圖，在當前緊張的國際局勢下顯得尤為突出，是驅動近期黃金購買潮的重要因素，其意義可能已超越純粹的市場化投資決策。然而，黃金也存在固有缺陷。它不產生利息收益，還需要支付儲存和安保成本。雖然黃金市場流動性較好，但其總體規模和深度仍無法與美國國債市場相提並論。儘管購買量巨大，黃金在全球央行總儲備中的佔比仍然相對較低，約為10-15%。2、歐元：先天不足、恐難當大任作為全球第二大儲備貨幣，歐元在國際支付和儲備中佔有重要地位，儲備份額穩定在20%左右。但歐元面臨著難以踰越的結構性障礙。歐元區缺乏統一的財政權力機構，也沒有一個可與美國國債市場規模和流動性相媲美的、統一的、被廣泛認可的“歐元區安全資產”。投資者購買的是各成員國發行的主權債券，這些債券存在不同的信用風險。持續存在的對部分成員國（特別是南歐國家）主權債務可持續性的擔憂，以及缺乏財政聯盟的深層制度缺陷，限制了歐元作為主要避險資產的吸引力。這些結構性弱點使得歐元難以複製美元所提供的“大規模、安全且流動性極佳”的資產池，阻礙了其在全球儲備體系中進一步提升地位，也解釋了為何在美元儲備份額下降時，歐元份額未能相應大幅增長。歐洲央行（ECB）在其金融穩定評估中也持續關注歐元區內部的風險，如主權債務脆弱性、經濟增長乏力以及政策不確定性，這些內部風險無疑會影響外部投資者對其避險屬性的評價。3、人民幣：任重道遠人民幣國際化在貿易結算領域取得了顯著進展。截至2023年底，人民幣在中國貨物貿易結算中的佔比達到26%。在SWIFT全球支付資訊中的份額也持續上升，2024年2月達到約4.5%，超過日元成為第四大支付貨幣。人民幣在貿易融資中的使用率也有所提高（2023年底約5%）。中國積極通過雙邊本幣互換協議（截至2023年底總額度達4.2萬億人民幣）和“一帶一路”倡議等途徑推廣人民幣使用。然而，人民幣在成為全球主要的投資和儲備貨幣方面則進展緩慢。其在全球已分配儲備中的份額僅為2-3%，近期甚至出現停滯甚至小幅下降。外國投資者近期還出現了從中國債市和股市淨流出的情況。這種“貿易熱、金融冷”的格局，主要受制於中國的資本帳戶尚未完全開放、金融市場深度和流動性與發達市場相比仍有差距、以及外界對監管環境透明度和可預測性的擔憂。此外，在許多新興市場貨幣之間的兌換中，美元往往仍是必要的中間貨幣，增加了直接使用人民幣的成本和不便。除非中國能夠解決這些結構性問題，特別是實現資本帳戶更大程度的開放並建立更深厚、透明、可信賴的金融市場，否則人民幣在全球儲備體系中挑戰美元核心地位的潛力仍然受限，儘管其在貿易領域的重要性日益提升。4、其他的替代品其他前文提到的“非傳統”儲備貨幣（加元、澳元、瑞士法郎等）在全球儲備中份額的上升值得關注。這些貨幣的發行國通常經濟穩定、治理良好，且金融市場准入和流動性得到改善。然而，這些國家各自的債券市場規模遠小於美國或歐元區，難以吸收大規模的儲備組態需求。其他主要主權債券，如日本國債（JGBs）或英國金邊債券（Gilts），雖然也扮演一定角色，但各自面臨挑戰，如長期低收益率、國內經濟問題等，限制了其作為全球主要避險資產的吸引力。七、全球變局中，央行策略的分化演變全球中央銀行作為外匯儲備的主要持有者和管理者，其策略調整是觀察美元和美債地位變化的關鍵窗口。央行持有外匯儲備通常出於多種目的，包括滿足國際支付和交易需求、干預外匯市場以維持匯率穩定、積累國家財富和作為價值儲存手段，以及最關鍵的——確保在金融壓力時期擁有足夠的流動性以應對危機。安全性、流動性和回報率是儲備管理的三大傳統目標。近年來，特別是自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全球央行（尤其是新興市場經濟體）展現出明顯的主動多元化管理儲備的趨勢。這不僅體現在逐步降低美元在儲備中的比重，更體現在積極組態非傳統儲備貨幣和大幅增持黃金。驅動央行儲備多元化的因素較多：追求更高回報/收益最佳化：在過去十多年的全球低利率環境下，為了提升龐大儲備資產的回報率，央行有動力將部分資產組態到收益率可能更高、風險調整後回報（如夏普比率）更具吸引力的非傳統貨幣資產上。投資組合分散風險：通過增加不同貨幣和資產類別的組態，降低對單一貨幣（尤其是美元）的過度依賴，以期在不同市場環境下獲得更穩健的整體表現。市場准入與流動性改善：技術進步降低了非傳統貨幣的交易成本，擴大了央行可投資的資產範圍。地緣政治風險與制裁規避：日益加劇的地緣政治緊張局勢和美國金融制裁的廣泛應用，促使一些國家戰略性地減少對美元體系的依賴，將儲備轉移到被認為更不易受制裁影響的資產（如黃金）或與自身地緣政治立場更契合的貨幣上。可持續性目標：部分央行開始將環境、社會和治理（ESG）或氣候相關因素納入儲備管理考量，雖然這主要影響的是公司債券和股票等多元化資產部分，而非核心的政府債券。同時，利率環境的改變（全球主要央行加息/降息）以及資產相關性的變化（如過去幾年債券與股票的正相關性增強），可能正在重塑央行的投資決策。TIC資料中觀察到的外國官方機構淨賣出美國國債，與儲備多元化的敘事相符。而央行大規模購買黃金的行為，雖然不直接體現在TIC跨境證券流動資料中，但代表了儲備資產組態上的重大戰略轉變。雖然在低利率時代，追求收益是推動央行組態非傳統貨幣的重要原因，但近年來，即使在美國收益率大幅上升的背景下，多元化趨勢（尤其是向黃金的多元化）仍在持續甚至加速。這強烈預示著地緣政治擔憂、制裁風險以及戰略性地尋求非美元替代方案，對於許多中央銀行（特別是新興市場國家或與美國存在地緣政治摩擦的國家）而言，其重要性已不亞於甚至超過了傳統的財務指標（流動性、安全性、回報率）。全球央行儲備管理的策略似乎正在出現分化，可能形成一個雙層體系：第一層，主要是與西方緊密聯絡的發達經濟體，可能繼續以美元為核心，同時在邊際上利用非傳統貨幣進行最佳化；第二層，包括中國、俄羅斯、印度、土耳其等主要新興市場經濟體以及其他一些國家，則出於地緣政治和戰略自主的考量，更積極地尋求黃金等戰略替代品，並推動非美元的區域性或雙邊安排。未來的全球儲備格局可能不再是統一的演變，而是反映出日益加深的地緣政治分野和對現有美元體系不同程度的認同。八、未來展望：在多元化金融格局中航行對近期資本流動變化及美元與美債避險地位的分析表明，全球金融格局正經歷著複雜而深刻的演變。美國國內的挑戰——包括通脹的波動性、嚴峻的財政前景（高債務、大赤字、利息負擔加重）以及政治極化帶來的政策不確定性，與全球性的力量（地緣政治衝突加劇、經濟碎片化、金融制裁的廣泛使用）相互作用，共同影響著投資者的信心和資本流向。同時，市場結構的變化，特別是美國國債市場在供應急劇增加而中介能力相對受限的情況下，放大了市場在壓力時期的脆弱性。綜合來看，美國財政可持續性惡化、地緣政治風險與制裁擔憂、中央銀行的主動多元化策略、美國國債市場結構性脆弱性等多種因素相互交織，共同對以美元為核心的現有體系施加壓力，共同推動當前的美元、美債地位的演變。基於不同的假設，未來國際金融體系多元化格局可能按照如下三種情景發展：情景一：緩慢演變。美元在全球儲備和交易中的份額繼續緩慢下降，非傳統資產（貨幣和黃金）地位小幅提升，但由於美元體系的慣性和缺乏可行的全面替代方案，美元的主導地位得以維持。美國國內的財政或政治問題可能引發間歇性的市場壓力，但最終得以管控。情景二：多元化加速。地緣政治緊張局勢進一步惡化，制裁範圍擴大，導致主要國家（如中國）更激進地推進去美元化和儲備多元化。非美元支付系統、數字貨幣或以黃金/商品為基礎的替代性安排發展加速。美國資產可能面臨更高的風險溢價。情景三：美國政策轉向。美國政府出於國內政策考量（如認為強勢美元和儲備地位損害本國產業），主動或被動地採取措施（如資本流動限制、對外匯儲備需求漠不關心）削弱美元的國際角色。這可能導致全球金融體系向多元化格局的過渡更加迅速和無序。全球金融體系正不可逆轉地朝著更多元化的貨幣格局演變，但這將是一個長期且可能充滿波折的過程。美元和美國國債憑藉其無與倫比的市場深度、流動性和網路效應，在可預見的未來仍將保持其在全球金融體系中的核心地位。然而，它們作為“無風險”和“絕對安全”避風港的傳統觀念正受到嚴峻考驗。其地位的穩定性更多地取決於市場參與者的集體信心，而這種信心正受到內外部因素的侵蝕。對美元/美債地位的主要威脅，短期內並非來自某個能夠立即取而代之的競爭對手，而是源於美國自身的內部挑戰（財政、政治）可能破壞全球信任，以及地緣政治力量推動的戰略性多元化選擇。最終，美元和美債能否維持其長期以來的特殊地位，不僅取決於美國能否有效應對其國內的經濟和政治挑戰，也取決於全球地緣政治格局的未來走向，以及市場參與者在風險與機遇並存的新時代中如何重新評估和組態其資產。 (避險網)

長期通縮的日本竟然開始通脹了，準確來說是“滯脹”，這恐怕不是什麼好事！ 數據顯示，以美元計價的日本GDP已經回到了30年前，首次低於4萬億美元，而日本的核心CPI卻漲到了2.8%，創下31年來的新高。 經濟下滑疊加通貨膨脹，就是典型的滯脹，這個階段在經濟周期裡是最難熬的，不僅民生困難，而且央行的貨幣政策對這一現像是無能為力，放鬆會加劇通脹，收緊會導致經濟下滑，滯脹會更趨嚴重。 不僅如此，以美元計價的日經平均指數今年下跌20%，日本工資也退回30年前，令日本的購買力和人才吸引力下降。

受投資者對美聯儲激進加息政策的預期提振，美元指數今年迄今上漲了約10%。但是，隨著美聯儲加息預期降溫，美元隨後出現回落，週一美元小幅走低，收跌0.41%，報105.39。儘管美股似乎已經失去以財報強勁為動力的上漲動能，並出現下跌，但美國時段盤中美股跌幅收窄。市場參與者仍然關注全球經濟衰退的風險。 日內早盤，中國公佈中國7月財新製造業PMI，錄得50.4，弱於期值51.5，前值51.7。此外，標準普爾全球下調一些歐洲國家和美國的製造業採購經理人指數。 美國7月ISM製造業PMI錄得52.8，前值 53，降幅小於預期。 ISM這項數據顯示，新訂單出現急劇收縮，而支付價格出現回落。另外製造業庫存處於 1984 年以來的最高水準，表明經濟增長放緩。 台北時間週二(8月2日)亞市早盤，美元指數微跌，目前交投於105.35附近。在數據顯示美國7月製造業活動放緩程度低於預期後，美元指數走勢波動。但本周投資者關注的重點將是8月5日公佈的美國7月非農報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