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美國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CSIS）發佈《技術優勢：美國科技面對中國的長期博弈行動手冊》，這是一份具有系統性，還具備多層次評估中美科技競爭態勢特徵的戰略檔案。此檔案核心觀點是：科技領導力並非出自單一的技術突破，而是由“技術生態系統的綜合優勢”來決定。報告把技術劃分成“堆疊技術”（像是AI、晶片）、“精密技術”（比如航空發動機）、“生產技術”（諸如高端機床）以及“基礎技術”（比方稀土、鋼鐵）這四大類別，並且經由對具體領域的對比剖析，表明美國在堆疊與精密技術方面依舊具備優勢，然而在生產與基礎技術方面已極度依賴中國及盟友。以下是從報告主要內容深度闡釋：一：核心戰略意圖的再確認這份報告的實質是美國針對中國的科技競爭所開展的戰略總動員，它表達了對中國在許多領域，像是AI演算法，稀土加工，電動車產業鏈方面真實具備的創新能力以及規模優勢的承認，甚至於更為少見地破除了美國長久以來抱持的“中國僅依賴抄襲與補貼”這種錯誤認知。該報告把中國界定成擁有“國家—市場混合體制”的複雜競爭者，著重指出中國憑藉“耐心資本”、地方競爭以及全產業鏈整合建構而成的系統優勢，對美國形成了具有根本性的挑戰。這意味著，美國戰略領域，已經從那種“防禦性遏制”，轉變為了“系統性重建自身生態系統”的，長期競爭性合作思維。二：對“技術生態系統”框架的剖析報告提出“技術生態系統”的分析框架，極具啟發性，它把競爭力拆解成為，“經濟基本面”、“技術特定推動因素”、“生態系統治理”以及“企業戰略”這四大支柱，對於中國來講，這恰好印證了我們在某些領域的成功並不是偶然的。比如稀土以及新能源範疇，中國借由中央戰略引導跟地方執行力的融合，建構起了從上游採礦、中遊冶煉直至下游應用的垂直一體化生態，這恰恰就是報告裡“基礎技術”和“生產技術”類別之中“耐心資本”與“規模效應”的精妙呈現。三：對中國產業政策的深度誤讀與真實啟示報告儘管認可中國產業政策存在有效性，然而卻依舊把它歸結為“國家主導”以及“市場扭曲”。實際上，中國所取得的成功是源於“有為政府”跟“有效市場”的動態性結合。就拿新能源車來講，初期補貼促使湧現出上百家企業，殘酷無比類似於“地方錦標賽”的競爭淘汰掉了競爭力弱的企業，最終造就了比亞迪、寧德時代等具備全球競爭力的行業巨頭。“地方保護主義催生出的殘酷競爭”，而這恰恰揭示了中國模式的真實面貌：並非單純的計畫指令，乃是在戰略引導之下的市場化優勝劣汰。四：對“技術靈活性”戰略的警惕報告所提出，美國應當具備所謂“技術靈活性”是對中國模式的一種模仿以及追趕。然而，需要明確的是，中國所具備的優勢在於，擁有全球範圍內最為完整、同時也是最具韌性的工業體系。美國此刻想要嘗試在短時間之內去重建高端機床或者稀土加工能力，所面臨的狀況，不單單只是資金方面的問題，更為關鍵的是，存在著數十年工業積澱的缺失，還有技工培養體系的缺失，以及上下游協同關係的缺失。這份報告也頗為無奈地承認，在生產技術這個範疇之內，美國的日德等盟友，才是佔據主導地位的一方，美國如今已經不再具備絕對優勢，這充分暴露出其“去工業化”所帶來的深層代價。五：中國在AI領域的“非對稱優勢”報告對中國在AI領域的現狀作了客觀分析，中國受限於先進晶片進口，然而依靠演算法效率、資料規模以及工程化能力，中國模型比如DeepSeek已接近美國前沿水平，這揭示出中國特有的那種“硬體約束下的軟體突圍”路徑，中國具備全球最為豐富的應用場景像智慧城市、工業網際網路，還有最為龐大的資料流，這給AI的“落地”以及“迭代”提供了美國沒法相比的“實驗場”，這種“應用驅動創新”的模式正在彌補底層硬體的暫且短板。六：基礎技術是真正的戰略“壓艙石”報告把稀土、鋼鐵、鋁等歸類為“基礎技術”，並且明確表明中國在這方面有著“主導性”優勢，這是中國戰略定力的一種展現，過去二十年，中國承受了高污染、低利潤的加工時期，最終借由技術積累以及產業整合，把資源優勢轉變成產業控制力，2025年稀土出口管制的事例說明，基礎技術不只是經濟命脈，更是地緣政治博弈的“王牌”。美國嘗試借助盟友與《國防生產法》來重新建構供應鏈，然而卻遭遇了長達29年的審批周期，並且還存在技術人才斷層的狀況，在短時間之內難以對中國地位產生撼動。七：盟友體系是美國的“槓桿”也是中國的“突破口”報告對歐盟、韓國、印度等“夥伴”的作用展開了詳細分析，指明美國需要借助盟友，來填補自身於生產以及精密技術方面的欠缺。這既是美國具有的優勢，也就是技術互補，亦是其存在的軟肋，即利益協調繁雜，中國應當憑藉巨大的市場吸引力，加深與這些經濟體的利益捆綁。比如，維持與日韓在半導體材料方面，跟德國在汽車產業鏈上的合作，能夠增添這些國家在中美之間“選邊站隊”的成本，進而削弱美國建構“排華技術聯盟”的效力。八：核心啟示與戰略定力這份報告給予中國的最大啟示在於，競爭的本質乃是生態系統的耐力賽，美國提出的“玩轉所有琴鍵”，也就是強化堆疊技術、修復生產技術、鞏固基礎技術，恰恰證實其認識到單一領域的領先無法獲取全域勝利。對我們而言，無需因美國的戰略報告而自己擾亂陣腳，我們應當持續深化基礎技術優勢，突破精密技術瓶頸，與此同時在堆疊技術上堅持自主創新與開放合作平行。維持戰略方面的穩定不動搖，健全從處於理論研究階段，到實際投入生產階段的轉變機制，中國不但有的情況下得到單個項目的競賽勝利，而且在這場需要長時間進行的競爭當中，能夠搭建起持續時間長、覆蓋範圍廣並且無法被其他事物取代的關於技術的生態體系。 (TOP行業報告)

美國在人工智慧晶片市場佔據90%的份額，擁有全球數量最多的頂尖AI模型；中國則控制著超過90%的稀土加工能力，其鋼鐵產量超過全球其他國家總和。這兩組數字，既揭示了當前全球最重要的戰略競爭態勢，也道出了其深層的複雜性與危險性。美國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CSIS）經濟安全與技術部門於2026年1月發佈旗艦報告《Tech Edge：美國技術長期競爭行動手冊》，對美中兩國在關鍵技術領域的競爭實力進行了系統性的"淨評估"，為華盛頓的決策者提供了迄今最為全面的戰略診斷與政策藍圖。這份長達100余頁的報告由CSIS經濟安全與技術部門主任納文·吉里山卡爾主導編寫，並獲CSIS總裁約翰·哈姆雷博士的支援與指導。報告明確拒絕以靜態的專利數量或市場份額來衡量技術競爭力，轉而提出一套"生態系統"分析框架，主張技術領導地位來源於動態的企業、研究機構、政策體系和盟國網路的綜合運作，而非單一技術突破。報告的核心論斷簡潔而有力：美國需要在多種技術類型上建立"技術靈活性"，而非僅在個別領域尋求壓倒性優勢。打破六大迷思，直面競爭實質報告開篇即以批判性姿態審視了長期以來主導美國政策辯論的六大錯誤認知。這些迷思非但沒有幫助美國制定有效策略，反而導致了資源錯配與戰略失焦。第一個迷思認為，中國的技術優勢"只靠作弊"取得——即貨幣操縱、智慧財產權盜竊與國家補貼。報告明確指出，這些觀點掩蓋了一個令人不安的現實：中國在基礎研究、快速原型開發與製造規模化方面已積累起真實的創新能力，並在前沿技術和突破性發明領域愈加活躍。以執法為導向的政策回應——報告用"更多律師、更少工程師"來形容這一取向——已令美國在標準制定和規模化生產上處於下風。第二個迷思認為，中國的創新體系是封閉自足的，正在孤立地追趕美國，由此引發了一種推論：美國的開放性和盟國體系是不必要的，甚至是一種劣勢，美國應當獨立應戰。報告對此予以駁斥：儘管中國一再強調"自力更生"，其經濟實際上仍深度嵌入全球網路，並在積極擴展新的戰略聯盟——與歐盟、東亞與東南亞國家及"全球南方"市場持續深化合作。當前的技術競爭，本質上是那個國家能夠建構最廣泛、最深厚的全球生態系統之爭。第三個迷思將中國的創新體系定性為"自上而下"，而將美國體系視為"自下而上"。報告認為這一二元對立嚴重失真。中國的生態系統具有高度動態性：它將殘酷的市場競爭與政府戰略引導、地方政府扶持和私營部門創新活力混合巢狀在一起。與此同時，美國經濟內部已出現在位者整合加劇、市場進入壁壘抬高、新進入者規模化通道縮小等問題。報告同時提醒，這一迷思還遮蔽了美國自身長期成功推行產業戰略的歷史——定向研發、公私合作、政府採購與二次供貨政策，均是美國維繫技術領先的重要工具。第四個迷思認為，美國只需聚焦人工智慧、量子計算、合成生物學等前沿技術，便能贏得技術競爭。這一迷思的隱含邏輯是：美國擁有選擇競爭賽道的奢侈條件，憑藉先發優勢就能"創造市場"。它同時默認，機床、金屬等美國已失去優勢的基礎性產業是無可挽回的爛帳，無需、也無法奪回。報告明確反駁：包括金屬加工、電子封裝乃至稀土等原材料生產在內的大量"基礎型"能力，對加速型技術至關重要，進而關乎美國經濟安全與中產階級的就業前景。美國若不正視上述基礎能力的流失根源，就根本無法在加速型技術上真正勝出。第五個迷思認為國家安全風險被過度渲染，聲稱政策制定者在軍民兩用技術風險等議題上存在誇大。報告以有據可查的案例予以反駁：美國雲服務商實際上協助訓練了如今支撐中國人民解放軍監控系統的中國AI模型；美國國防工業基礎對中國"傳統"晶片形成了嚴重依賴；半導體裝置的出口大幅加速了北京的晶片製造能力。這些已經發生的損失證明，國家安全風險是真實的、正在加速演變的，而出口管制的適應速度遠遠落後於戰略損失的蔓延速度。第六個迷思則走向另一極端，聲稱中國將不可避免地在技術競賽中超越美國。報告對此同樣予以駁斥：這一論斷最初源於數十年前對中國經濟超越美國時間節點的種種預測，如今演變為對中國高科技霸權的宿命論式斷言。中國確實在綠色技術、電動車、電池和無人機上取得成功，但這些勝利往往是被選擇性援引的例證，掩蓋了中國在諸多同樣獲得北京長期優先投入的領域中屢屢折戟的現實——商用噴氣發動機就是最典型的案例，投入數十年、耗資逾150億美元，至今仍無一台發動機通過商業認證並實際飛行於國際航線之上。對美國衰退的悲觀論調，同樣遮蔽了美國在各州、各城市和私營部門層面不斷湧現的創新突破。這六大迷思相互強化，共同構成了美國戰略決策的認知盲區。正如報告所指出的，它們導致美國領導層將症狀誤認為病因，以膝跳反射式的應急手段代替長期戰略佈局，過度依賴保護既有優勢的工具而非建構新的創新能力，最終形成內部邏輯自相矛盾的政策組合。打破這六個迷思，是制定任何有效技術競爭戰略的前提。四類技術，各有生態邏輯《Tech Edge》報告的核心分析工具，是一套將所有戰略相關技術按"應用廣度"與"生產複雜度"兩個維度劃分為四類的框架。這一分類不僅服務於學術分析，更直接指向政策處方。"堆疊型技術"（Stack Technologies），如人工智慧、先進晶片、量子計算與高級電信，具有高度的層級複雜性和廣泛的經濟溢出效應。其優勢在各層疊加，但脆弱性亦如此。報告在此類技術上給予美國"主導"地位評級，並指出美國擁有全球約75%的AI算力，2024年發佈了40個"值得關注"的前沿AI模型，中國僅有15個，歐洲只有3個。然而，這種領先並非無懈可擊：美國頂級AI公司在晶片製造上高度依賴台灣積電，美國國內AI擴散速度遠滯後於其投資規模——麥肯錫資料顯示，僅7%的大型美國企業實現了AI的全面部署與整合。"精密型技術"（Precision Technologies），如商用噴氣發動機、半導體光刻裝置與衛星系統，依賴數十年積累的隱性知識、深層供應商合作與高度專業化的認證體系。GE和普惠的發動機優勢，是FAA認證制度、"小時計費"型長期維護合同與軍民兩用研發協同三者疊加數十年的產物。這類"工業護城河"中國難以複製，不僅因為技術差距，更因為生態系統層面的信任積累無法速成。"生產型技術"（Production Technologies），包括高端機床與工業機器人，廣泛擴散於整個經濟體，但生產過程相對線性。報告在此揭示了一個令人不安的事實：美國曾在20世紀80年代初期主導全球機床市場，此後在短視的資本市場壓力與錯誤的政策取向下，將這一領域拱手相讓。而中國雖持續投入但仍停留在中低端，高端機床市場至今由德國和日本主導，依託其代代相傳的工匠文化、學徒制度與供應商網路。這一格局說明，生產型技術的競爭優勢是幾代人耐心積累的結果，不可能通過短期政策衝擊快速獲得。"基礎型技術"（Base Technologies），如稀土元素、電池、鋼鐵和鋁，生產複雜度相對較低，但高度集中的生產格局使之成為地緣政治槓桿的核心工具。中國對全球稀土加工的控制，以及2025年10月實施的前所未有的稀土與永磁體出口限制，是這類"戰略卡脖子"最直接的示範。報告特別指出，中國在稀土領域的成功，不單是政策設計的產物，也是幾十年科學教育專業化——包括專門設立的稀土學院和國家重點實驗室——長期積累的結果。上述四類技術彼此依存，形成相互強化（也相互威脅）的鏈條：沒有稀土就沒有晶片製造，沒有機床就無法規模化生產精密零部件，沒有晶片就無法訓練前沿AI模型。正因如此，報告強調，任何只聚焦單一技術領域的戰略都註定不完整——美國必須同時在四個像限建立差異化的生態系統能力。戰略處方：速度、規模與盟友面對上述診斷，《Tech Edge》報告提出了一套三位一體的政策框架，並將其定性為一本"動態更新的行動手冊"，將隨競爭形勢持續演進。其一，"彈奏全部琴鍵"——在所有四類技術上建立靈活性。報告建議，川普政府和國會應將《晶片與科學法案》的科學經費集中投向基礎型和生產型技術的短板，通過"技術靈活性基金"（Technology Dexterity Fund）整合商務部、國防部與盟國資本，聯合投資美國本土技術能力。同時，應動用《國防生產法》為稀土分離、精煉和磁體工廠提供政府信用背書，以吸引私人長期資本。在精密型技術上，應通過類似冷戰時期COCOM的新多邊機制，協調對華出口管制，同時防止以國家安全之名保護國內既得利益者，避免壟斷。其二，"以競爭所需的速度和規模行動"。報告對美國在部署速度上的系統性遲滯進行了量化批評：美國新礦山從勘探到投產平均需要29年，資料中心建設佇列積壓長達3至5年，各州監管框架碎片化進一步拖慢了商業化處理程序。與此形成對比的是，中國能夠在兩年內將一座超級工廠從奠基推進至批次生產。報告建議對礦業和基礎設施審批引入有約束力的"限時程序"，從商務部層面重整製造業試點項目，設立面向特定行業的"擴散加速器"，並建立全國性的AI勞動力聯盟，以標準化認證取代當前分散低效的職業培訓體系。其三，"保衛創新網路"。報告對當前出口管制政策的取向提出了有據可查的批評：過於寬泛的管制措施將美國企業拒於中國市場之外，反而將收入和學習曲線讓給競爭對手，這與美國的國家利益背道而馳。報告呼籲更精準、更快速的出口管制——以行為而非行業為限制對象，打擊傾銷、強制許可與掠奪性投資，而非實施一刀切的行業禁令。同時，報告建議擴展外國投資審查委員會（CFIUS）的審查權限，加強大學研究安全規範，對智慧財產權盜竊施以反映戰略損失而非僅針對商業損失的民事與刑事處罰。盟國在這一框架中佔據不可或缺的地位。報告直接批評當前美國貿易政策的混亂——失序的關稅舉措已令德國機床商、日本精密製造商、韓國電池生產商與荷蘭半導體裝置商等關鍵合作夥伴感到疏離。這些夥伴是美國技術創新的倍增器，而非談判籌碼。報告建議通過"友好貿易協議"建立以可核實里程碑為條件的關稅減讓機制，將合作夥伴繫結於供應鏈韌性框架之內。時間窗口正在縮小《Tech Edge》報告以一種罕見的緊迫感作為收尾，但其基調仍屬克制與審慎。報告援引歷史表明，美國曾多次成功重建生態系統優勢——網際網路源於DARPA的投入，生物技術革命由《拜-杜法案》點燃，農村電氣化則來自政府、私營部門、大學與勞工的協同配合。這一歷史並非用來激發自滿，而是用來證明路徑存在。然而，報告也坦率地指出，當前正在面臨的挑戰比以往任何時期都更為複雜：美國今天的競爭對手不是封閉的蘇聯，而是一個深度嵌入全球供應鏈的創新強國；美國的優勢不是一勞永逸的，而是持續遭受侵蝕的。聯邦研發支出佔GDP比例數十年來持續下滑，移民政策的不確定性正在動搖美國賴以為傲的全球人才吸引力，國內政治極化使跨屆戰略得難以為繼。報告最終指出，如果2025年是警示之年，2026年就是行動之年。國會和行政當局面臨一個清晰的選擇：圍繞技術領導力形成共識並付諸行動，或是陷入關稅戰與政治內耗，將中國無法複製的優勢拱手相讓。《Tech Edge》報告的真正價值，不在於提供關於美中技術競爭的終局預言，而在於提供一套動態更新、可供操作的分析框架——一本真正意義上的"長期行動手冊"。CSIS表示，這份報告將作為持續滾動分析的起點，後續將就人工智慧、電池、量子計算、晶片等各主要技術領域逐一發佈深度評估模組。這本手冊，才剛剛翻開第一頁。 (21世紀關鍵技術)

1 那個“二選一”的時代，結束了過去這幾年，只要關注地緣政治的朋友都有感覺，美國的打法非常簡單粗暴： 逼你站隊。你是跟美國走，還是跟中國走？如果你跟中國走，你就是“威權軸心”，你就是破壞規矩。美國試圖用價值觀劃一條線，把全球分成兩個陣營，也就是所謂的“新冷戰”。但結果呢？CSIS 這份報告用一種十分坦誠的方式把這個策略判了死刑。報告裡有這麼一段話，讓我印象極深。它說：那些崛起中的中間國家， 對那種將世界劃分為‘民主與威權’兩大陣營的摩尼教式二元對立，不僅不感興趣，甚至深感反感。這等於是在指著華盛頓那幫決策者的鼻子罵：你們過去那一套，現在根本沒人買帳！報告承認了一個現實：在全球南方，也就是我們常說的亞非拉廣大地區，沒人真心想在這個十字路口做選擇題。各個國家想的是：我全都要 。 我要中國的基建、市場和供應鏈，我也要美國的美元、技術和安全保護。誰逼我二選一，我就離誰遠一點。所以，這份報告的核心建議只有一個： 美國必須停止強迫各國“選邊站”，必須承認並接受這些國家會繼續與中國保持深厚關係這一事實。看到這裡，大家可能會覺得：這不是好事嗎？美國不逼人站隊了，中國壓力不就小了嗎？這才是最可怕的地方。當美國人放棄了那些虛無縹緲的意識形態大旗，開始變得“務實”甚至“市儈”的時候，真正的危險才剛剛開始。02被選中的“八大金剛”CSIS 在報告裡提出了一個新概念，叫“支點國家”（Fulcrum States）。他們認為，以前那種籠統的“全球南方”概念沒意義了。在那一百多個國家裡，真正能決定未來世界秩序倒向誰的，只有 8個國家。大家可以拿個小本本記一下，未來十年，這8個名字或許會反覆出現在新聞頭條裡：巴西、墨西哥 （拉美）； 沙烏地阿拉伯、阿聯、土耳其 （中東）； 印度、印尼 （亞洲）； 南非 （非洲）。為什麼是這8個？不僅因為它們經濟體量大、人口多，更因為它們有一個共同點： 極強的“地緣政治主體性”。說人話就是：它們都有脾氣，都有野心，都不聽話 。這8個國家，每一個都是地區一霸。它們對自己在這個世界上的位置極度不滿意。它們覺得二戰後的國際秩序是歐美定的，自己只是打工仔，連上桌吃飯的資格都沒有。報告裡特別提到了印度的例子。大家都知道美國現在拚命拉攏印度，但報告很清醒地指出： 印度從來不想做美國的盟友，印度想做的是“這一極”。 印度眼裡的世界不是兩極格局，而是多極，它自己就是其中一極。再比如沙烏地阿拉伯和阿聯。前幾年拜登政府因為人權問題、石油減產問題，跟沙烏地阿拉伯王儲搞得很僵。但現在呢？CSIS 告訴白宮：別在那兒端著架子了。這些國家是“交易型”的，他們看重的不是你的普世價值，而是你能給什麼實惠。這8個“支點國家”，就是未來中美博弈的 主戰場 。誰能撬動這8個支點，誰就能撬動全球秩序。03美國的“新陽謀”：從“築牆”到“挖角”既然不能逼這些國家跟中國斷交，那美國打算怎麼辦？CSIS 給出的策略，我把它總結為四個字： “精準拆解” 。這是一種非常陰險的打法。報告建議美國政府，從現在開始，不要去搞那些宏大的、簽一堆字的同盟條約，而是要搞“功能性的夥伴關係”。什麼意思呢？就是說，美國不再要求你在所有事情上都聽我的。你想賣石油給中國？行，我不攔著。你想買中國的廉價商品？沒問題，你接著買。但是——在 關鍵礦產 上，我們能不能簽個協議，把你的鋰礦、鎳礦供應鏈，那怕分出一半，對接到美國來？在 高科技標準 上，我們能不能搞個合作，你的5G網路或者AI資料中心，用我的標準，別用華為的？在 軍事安全 上，你要不要買我的F-35？如果要買，那你雷達系統裡能不能把中國的資料鏈剔除出去？你看懂了嗎？美國現在的策略是： 承認你和中國有經貿聯絡，但我用利益交換的方式，把你身上那些涉及到美國核心利益的血管、神經，一根一根地從中國身上剝離下來。這就是報告裡反覆提到的詞： Transactional（交易型的） 。美國要變成一個大號的商人。它要拿著它的技術（晶片、AI）、它的市場（雖然在萎縮但依然龐大）、它的安全承諾（這是中國目前給不了的），去跟這8個國家做買賣。你想要產業升級？好，我把一部分本來在中國的供應鏈搬到你這兒來（比如對墨西哥、印度、印尼）。你想要安全感？好，我給你提供防務保護（比如對沙烏地阿拉伯、阿聯）。條件是，你在某些關鍵領域，要跟我站在一起。這種策略之所以可怕，是因為它 不反人性 。它不強迫巴西或者印尼去得罪中國這個大金主，相反，它允許這些國家在中美之間左右逢源。這對於這些本來就想“兩頭吃”的國家來說，簡直是無法拒絕的誘惑。04每一個“支點”，都是中國的一道檻為了寫這篇分析，我特意把報告裡關於這幾個國家的章節細讀了一遍。說實話，美國人的算盤打得是真響，而且每一招都打在中國的痛點上。就拿 印尼 來說。我們都知道，印尼現在是中國電動車出海的重鎮，也是中國電池產業的關鍵上游（因為印尼有鎳）。CSIS 的建議是什麼？利用美國主導的“關鍵礦產夥伴關係”（MSP），給印尼的鎳礦開綠燈，允許它進入美國市場拿補貼，前提是—— 降低中國資本在印尼礦業中的佔比。這招狠不狠？印尼想發展，想賣鎳給全世界，不僅僅是賣給中國。美國就利用這種心理，試圖把中國從印尼的礦產供應鏈裡擠出去。再看 墨西哥 。現在很多中國企業為了規避關稅，跑去墨西哥建廠。報告怎麼說？它建議美國利用《美墨加協定》的審查機制，收緊口子，同時加大對墨西哥邊境基建的投資。目的只有一個：把墨西哥徹底變成北美產業鏈的後花園，而不是中國借道出海的跳板。還有 印度 。報告裡對印度的態度簡直是“溺愛”。雖然印度有很多讓美國頭疼的問題（人權、甚至在他國搞暗殺），但CSIS 明確說：為了制衡中國，這些都可以忍。美國要通過“關鍵和新興技術倡議”（iCET），手把手教印度造噴氣發動機，幫印度搞半導體。這實際上是在幹什麼？是在 培養中國的“替代品” 。美國心裡很清楚，單靠印度現在的實力，取代不了中國製造。但如果花十年時間慢慢扶持呢？只要能分流中國10%、20%的產能，對美國的戰略目的來說就夠了。05面對現實，丟掉幻想所以，這份《秩序的支點》報告，其實是美國戰略界的一次覺醒。他們終於意識到，在這個多極化的世界裡，不管是美國還是中國，都不可能完全“控制”誰。美國放下了身段，開始玩“陽謀”了。這種“陽謀”比陰謀更難對付。因為它擺在檯面上： 我有你想要的東西，你拿什麼來換？對於我們來說，這意味著什麼？第一，千萬不要再用“非黑即白”的眼光看世界。 未來這8個“支點國家”，會讓我們看得很“精分”。今天它們可能跟中國簽了大單，甚至一起搞軍演；明天它們可能就跟美國發聯合聲明，要在某個技術標準上排斥中國。 不要罵它們是“牆頭草”，這就是地緣政治的常態。在國家利益面前，沒有純粹的忠誠，只有永恆的計算。我們要習慣這種“渣男式”的外交關係。第二，中國的護城河，必須從“買賣”升級為“連接”。 如果美國開始搞“精準挖角”，我們靠什麼留住這些夥伴？靠賣便宜貨嗎？不夠了。 這8個國家都在搞工業化，它們不想永遠只做資源輸出國，它們也想造車、造手機、發衛星。 美國給的方案是“我給你技術，你幫我防中國”。 中國能給的方案是什麼？是“我幫你建全產業鏈”。 無論美國怎麼畫餅，修路架橋、港口碼頭、5G基站，甚至是從零開始建立一個工業園區，在這個星球上，目前還是只有中國能做到“多快好省”。這就是我們的硬實力。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點，保持戰略定力。 CSIS 這份報告雖然看起來策略很完美，但執行起來是另一回事。美國國內的黨爭、財政赤字、還有那股越來越強的保護主義勢力，都是它的掣肘。 試想一下，如果美國真的為了拉攏印尼，開放市場讓印尼商品隨便進，美國鐵鏽帶的工人們會答應嗎？ 美國想玩“交易”，但它手裡的籌碼，其實並沒有它想像的那麼多。06最後我個人的一點思考這份報告的發佈，其實是一個訊號： 中美博弈進入了“深水區”。以前是兩軍對壘，鑼鼓喧天；現在是貼身肉搏，比的是內力，比的是誰能給這個世界帶來真正的 增量 。這8個“支點國家”不是傻子。它們不會為了美國的安全承諾就放棄中國的發展機遇，也不會為了中國的市場就徹底斷絕與美國的聯絡。它們會在這兩個巨人之間，小心翼翼地走鋼絲，試圖利益最大化。而我們要做的，不是去搖晃這根鋼絲，而是要在鋼絲的一頭，堆上足夠多、足夠誘人的砝碼，多到它們根本捨不得離開。關於這份報告裡提到的針對 印度 和 中東 的具體算計，還有很多細節值得深挖，這篇太長了，寫不下了。如果你對這個話題感興趣，或者想聽聽這8個國家裡具體某一個的深度分析，在評論區告訴我。我看情況，下一期咱們接著拆解——美國打算怎麼利用“供應鏈重組”這個大殺器，來對付我們的“世界工廠”。 (知本設)

在中國與東盟國家共同努力下，南海局勢基本保持著和平穩定。然而近日，南海波瀾再起。菲律賓頻繁拉攏域外勢力組織所謂“聯合巡航”，破壞地區和平穩定。11月14日至15日，菲律賓武裝部隊與美國印太司令部及日本海上自衛隊在所謂“西菲律賓海”再次開展多邊海上合作活動（MMCA），“彰顯了地區團結與合作日益加強”。在此背景下，美國戰略與國際問題研究中心（CSIS）發佈報告《修辭與現實：菲律賓、東盟和南海》。本文從海外視角進行深度分析，直指美國南海政策的核心邏輯：並非真心維護地區穩定，而是將南海視為遏制中國崛起、維繫自身霸權的關鍵棋盤。文章指出，菲律賓正在形成一種新的外交政策路徑：在原則上重申東盟中心性的同時加強美菲合作，同時拓展其他戰略夥伴以尋求在地區對抗大國影響力。究竟誰是南海和平的守護者，誰是麻煩的製造者？讀完此文，答案不言自明。2025年8月21日，新華社國家高端智庫面向全球發佈“南海真相”系列中英文智庫報告。報告系統性闡明了中國對南海諸島領土主權和海洋權益的歷史和法理依據，揭露了域外勢力插手“南海問題”的事實真相。中方立場一貫清晰而堅定：我們堅持通過對話協商解決爭議，願與地區國家共護南海和平。隨著東盟峰會在馬來西亞吉隆坡落下帷幕，菲律賓正為於2026年接任輪值主席國一職做準備。此次擔任東盟主席恰逢一個具有歷史意義的時刻，這不僅是2016年“南海仲裁案裁決”的十周年，也處於中菲在南海關係日益緊張的敏感時期。菲律賓總統費費迪南德·羅慕爾德茲·馬科斯（小馬科斯，Ferdinand “Bongbong” Marcos Jr.）多次表示，推動早已陷入停滯的“南海行為準則”（Code of Conduct, CoC）談判達成共識，將是其擔任主席期間的優先事項。然而，從實際行動來看，馬尼拉對CoC的強調更多流於象徵性，其在應對當前安全挑戰方面的實質性進展，恐怕將更依賴於其不斷擴展的防務夥伴網路，尤其是與美國的安全合作，而非寄希望於東盟的集體共識。今年的東盟峰會凸顯了該機制在應對南海問題上的結構性侷限。大多數ASEAN成員國在會議中發表的聲明依舊謹慎，普遍迴避對近期事態發展的明確表態——包括中國宣佈在黃岩島設立自然保護區、部署浮標、以及持續對菲律賓船隻進行撞擊和水炮驅離等行為。作為2025年東盟主席國，馬來西亞總理易卜拉欣（Anwar Ibrahim）重申，應通過東盟框架內解決爭端，並警告稱“外部勢力”的介入只會加劇地區緊張局勢。儘管馬科斯在公開場合認同這一立場，其政府卻依然積極尋求東盟以外的安全合作關係，以遏制中國在海上進一步的行為。與易卜拉欣較為克制的語調形成鮮明對比的是，馬科斯的言論被菲媒形容為“強硬”。雖然並未直接點名中國，他仍然對所謂“不安全的操作行為以及對菲律賓在海域和空域內進行正當、例行活動的干擾與阻撓所使用的脅迫性工具與裝備”表示批評。在第20屆東亞峰會上，馬科斯的表態更為尖銳。他譴責中國在黃岩島設立自然保護區的舉措，並稱該地“長期以來是菲律賓領土的一部分”。在隨後舉行的新聞發佈會上，馬科斯表示，其言辭並非挑釁，而是反映了菲律賓在南海所面臨現實情況的“必要表達”。他還補充道，如果東盟“無法解決問題，至少我們應當持續尋求某種方式來管控緊張局勢……為各方找到某種程度上的共處機制（modus vivendi）”。2025年9月10日，國務院批覆同意新建黃岩島國家級自然保護區，圖為黃岩島礁盤（圖源：新華社）美菲“呼朋喚友”，影響南海局勢菲律賓總統馬科斯的言論反映出菲律賓正在形成一種新的外交政策路徑：在原則上重申東盟中心性的同時，持續拓展與其他戰略夥伴的合作。儘管菲律賓仍然支援“南海行為準則”談判處理程序，但談判進展緩慢，這進一步加深了其國內的共識，即僅憑東盟機制難以在南海實現實質性的安全成果，尤其是在當前緊張局勢已對菲律賓公民的安全與生計構成直接威脅的背景下。在東盟防長擴大會（ASEAN Defence Ministers’ Meeting Plus）上取得的進展，揭示了菲律賓當前安全政策的實質性突破所在——這些進展發生在東盟峰會閉幕後近一周的時間裡。美國國防部長皮特·赫克塞思（Pete Hegseth）與菲律賓國防部長吉爾伯特·特奧多羅（Gilberto Teodoro）聯合宣佈成立“菲律賓特遣隊”（Task Force Philippines），並完成了《聯盟戰備行動計畫》（Alliance Readiness Action Plan）。該特遣隊參考了2024年公佈的“阿雲金礁特遣隊”（Task Force Ayungin，阿雲金礁即中國南沙群島仁愛礁）設立模式，後者是一個專注於應對南海潛在危機的美軍單位，旨在進一步深化當前由美菲聯合軍事援助小組（Joint U.S. Military Assistance Group）協調的相關合作。新成立的“菲律賓特遣隊”將隸屬於美國印太司令部，任務範圍預計將比其前身更為廣泛，涵蓋包括災害救援在內的多項任務，尤其是在菲律賓群島範圍內的應急響應能力；儘管如此，南海仍將是其重點關注區域。該特遣隊預計將編制約60名常駐人員，由一位准將或同等等級的海軍將領領導，從而提升對突發情況的快速應對能力與戰略靈活性。特奧多羅部長強調，美菲之間不僅要加強雙邊聯盟，還必須“吸納更多盟友”——這一目標菲律賓已在積極推進。上周末，菲律賓與加拿大簽署了《訪問部隊地位協定》（SOVFA），這是渥太華在印太地區簽署的首個此類協議。此外，在2025年亞太經合組織（APEC）峰會期間，韓國總統李在明在場邊會見中稱菲律賓為“特殊朋友”，呼籲兩國加強合作；與此同時，韓國韓華海洋公司（Hanwha Ocean）也承諾將支援菲律賓海軍正在籌建的潛艇項目。上述進展進一步豐富了菲律賓近年來不斷擴展的防務合作網路。除與日本達成互惠准入協定（Reciprocal Access Agreement）外，菲律賓還與紐西蘭簽署了SOVFA，與德國締結防務合作協議，並與印度建立了多項防務合作安排。此外，菲律賓與法國也正在就自身版本的訪問部隊協議進行磋商。這些防務協議凸顯出菲律賓正在積極建構一個超越東盟框架、具備威懾與能力建設功能的多邊安全夥伴網路。展望未來，菲律賓面臨一場敏感的戰略平衡考驗。作為2026年東盟輪值主席國，菲律賓將有機會重申東盟在維護地區穩定方面的核心作用；然而，這一角色也要求其在東盟內部存在明顯分歧的背景下，謹慎處理部分成員國試圖迴避與中國直接對抗的立場。馬科斯當前改採取的路徑展現出一定的務實態度。菲律賓很可能會利用其主席國地位，繼續強調“南海行為準則”機制對和平解決爭端的重要性，藉此表明東盟對和平秩序的承諾，即便對談判取得實質性突破並不抱過高期待。與此同時，馬尼拉也將持續深化其“次區域小多邊”（minilateral）防務合作網路，以實現東盟共識機制所難以達成的實際安全成效。If successful, the Philippines could position itself as both a defender of ASEAN centrality and a driver of multilateral security cooperation—the success of which will shape not only Manila’s chairmanship but also Southeast Asia’s trajectory in navigating great power competition at sea.第47屆東盟峰會及系列會議於2025年10月舉行，東盟各國領導人重點討論了東盟共同體建設及對外關係等議題。圖為馬來西亞首都吉隆坡街頭的東盟峰會標識（圖源：BBC）菲律賓即將擔任的2026年東盟主席國角色，既具象徵意義，也具有戰略價值。一方面，該年份標誌著菲律賓在海牙國際仲裁中“勝訴”十周年（譯者註：2016年，海牙國際仲裁法庭對“南海仲裁案”作出最終“裁決”，荷蘭海牙法庭判菲律賓“勝訴”聲稱，中國對南海海域沒有“歷史性所有權”，並否定了中國主張的“九段線”），凸顯其對以規則為基礎的海洋秩序的長期承諾；另一方面，這也是一個契機，使菲律賓政府得以在南海問題上協調東盟外交路徑與現實安全需求之間的張力。馬科斯當前所面臨的挑戰，是如何在堅守東盟原則的同時，有效推進本國國家利益。如果運作得當，菲律賓不僅可塑造成東盟中心性原則的堅定維護者，也可能成為推動區域多邊安全合作的關鍵力量。這一角色的成功與否，將不只決定菲律賓主席國任期的表現，更可能影響整個東南亞在應對海上大國競爭中的戰略走向。 (大灣區評論)

導讀近日，美國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CSIS）發佈《戰略與現代戰場：來自烏克蘭和中東的見解》（War and the Modern Battle Field:Insights from Ukraine and the Middle East）以俄烏戰爭和中東衝突為例，深入分析了現代戰爭形態的深刻變化。報告由《戰略、政治與社會》和《作戰、戰術與技術》兩個部分構成。01 戰略、政治與社會第一部分《戰略、政治與社會》共三章，核心是把俄烏、中東這兩場正在進行的戰爭放進大國競爭與核威懾回歸的大框架裡，說明戰爭形態、敵人組合、社會韌性如何重塑未來戰場。第一章《對手與未來競爭——“中俄伊朝”軸心正在成型》鏡頭拉遠，將烏克蘭與中東衝突置於大國競爭框架，指出俄羅斯、伊朗、朝鮮等國之間並非基於意識形態的正式同盟，而是以“反美”為最大公約數形成的實用主義軍事-工業共生關係。作者列舉，2022年以來，朝鮮向俄提供炮彈與兵力，伊朗交付無人機並接收俄制戰機與衛星技術。——報告據此判斷，美國若繼續按“一次一戰區”配置兵力，對手可能在東歐與印太同時製造危機，形成“雙戰區”壓力，迫使華盛頓在兩條戰線同時做出戰略抉擇。第二章《意志、凝聚力、韌性——社會本身就是防線》把焦點從軍隊轉向社會本身。報告引用一個學者的觀點：“韌性就是威懾力”——如果對手相信你的人口、電網、輿論在第一輪打擊後仍能快速回血，他就不敢輕易動手。例如，烏克蘭在2022年基輔外圍防禦中，市民自發參與構築障礙並通過手機上傳俄軍動向表明社會韌性可直接轉化為戰場能力。——報告警告，未來侵略者必然把斷水斷電、綁架人質、放大政治撕裂作為前置任務，民主國家若還把韌性當成“內政議題”，就等於把第一道防線外包給對手。第三章《核威懾 2.0——核武不再是“最後手段”，而是“常規脅迫工具”》敲響核警鐘：戰術核武正從“不可想像”滑向“可想像”。俄在白俄部署Iskander-M、朝公開威脅“先發制人核毀滅”，這些動作都把“核門檻”壓到常規戰場頭頂。更危險的是“觀眾效應”：當俄在烏克蘭用核威懾成功拖住西方手腳，其他核國家會得出“只要威脅升級就能讓美國猶豫”的結論，於是朝鮮半島、波羅的海都可能出現“局部核真空”——美國缺少對等戰場核選項，盟友就會考慮自造核武器。——作者直言，若美國無法在近期內提供陸基中導、海基核巡航與升級型核共享等對等選項，盟友或將尋求自建核能力，觸發新一輪核擴散。02 作戰、戰術與技術第二部分《作戰、戰術與技術》對準戰場本身，用烏克蘭和中東的炮火驗證一個核心判斷：資訊-火力-後勤的“即時閉環”已取代傳統的“平台中心戰”。本節選取報告中與未來科技演進相關的第九章深入探討。戰場上的技術演進第九章首先提出，現代衝突已進入以演算法和迭代速度為核心的新階段。商用感測器、低成本制導套件與人工智慧同步擴散，使技術更新周期首次短於傳統採購周期。報告用“六周學習循環”概括俄烏戰場的技術博弈：電子戰或無人機的新對策平均六周即被對手破解或反超。作者據此認為，未來軍力優勢將取決於現場迭代速度，而非實驗室裡的先發優勢；軍隊必須把基層單位變成即時技術實驗床，並通過扁平化供應鏈把改進方案快速推向前線。其次，作者強調“廉價精確質量”正在取代傳統平台中心思路。在俄烏戰場上，雙方大量採用商用無人機、改裝制導炮彈與現貨晶片，形成“花數百美元即可摧毀數百萬美元裝備”的成本逆差。報告援引烏方2024年公開聲明，其國內無人機年產能已達二百五十萬架，並指出部分部隊利用人工智慧在三十秒內完成“偵-打”閉環。這些例證表明，經戰場快速整合後，商用現貨技術可直接承擔火力打擊與偵察主體任務，迫使傳統重裝備縮短暴露時間或轉入地下、機動部署。在以巴衝突中，報告聚焦人工智慧對目標生成流程的放大效應。以軍“福音”決策支援系統可在單日輸出超過一百個潛在目標，而傳統人工流程年均約五十個；2023年10月至2024年12月，以國防部向一百零一家初創企業授出反無人機等合同，佔同期該類裝備採購量的半數。以軍加薩邊境感測器網路在10月7日遭哈馬斯提前標定並癱瘓、俄烏戰場GPS制導彈藥因干擾偏航近一公里等案例，被用來佐證“技術-倫理-韌性”必須同步設計，否則高端系統同樣會在關鍵節點被低成本手段抵消。結論部分，報告重申技術本身不足以構成持久優勢：能持續迭代、部署廉價的後備武器裝備並以機器的速度保持人類監督的一方，才能主導未來戰鬥。03 總結結論認為，強調美國必須立即建構“第四次抵消”——用更快迭代、廉價備份和機器速度下的人類監督，重塑聯合部隊。報告引用杜黑1921年的警示——“勝利屬於那些預見戰爭特性變化的人，而非事後適應者”——提醒決策者：技術迭代已從實驗室下沉到排級，六周學習循環、百萬級商用無人機和AI目標倍增已成常態，若仍用傳統採購思維規劃力量，將在開戰後立即陷入庫存與更新雙重缺口。因此，作者主張把“生產即威懾”制度化：平時保持冗餘供應鏈與盟友協同，戰時讓連排單位成為即時技術實驗床，並用機器速度維持人類監督。只有將迭代、備份與韌性嵌入和平時期的國防工業與聯盟框架，才能確保在下一場多戰區衝突中，概念、庫存與節奏同步到位，避免“有方案、無彈藥”的致命時差。 (稻香湖下午茶)

在川普政府擬對中國造船業加征重稅以重振美國製造業之際，台灣地區長榮航運再次在中國大陸船廠下單造船。這一份普通的民船訂單似乎成為了導火線，再次引發美國對中國造船業全球霸主地位的擔憂。12家船廠「極高風險」？美國智庫：商船訂單變相資助中國海上戰力崛起戰略與國際問題研究中心（CSIS）近期發佈了題為《艦船之戰：直面中國軍民兩用造船帝國（ Ship Wars : Confronting China ' s Dual-Use Shipbuilding Empire ）》的報告，稱“中國刻意建構的模糊化軍民用造船網路，使得外國企業難以判斷自身的造船訂單、技術助力及其他的商業活動最終幫助。CSIS表示，中國造船業經歷了驚人的變革，二十年前中國在全球造船業僅佔據邊緣地位，而如今則主導了這一行業。在這一轉變的核心是作為全球最大造船集團的中國船舶集團，2024年中國船舶集團商船建造量（按總噸位計算）超過了整個美國造船業自二戰結束以來的總建造量。報告指出，中國船舶集團的影響力不僅限於商船領域，該集團還是中國打造「世界一流海軍」的核心力量。這份報告對2019年至2024年間中國307家活躍船廠進行了分類，依照其融入中國軍事工業體系的程度劃分為四個等級。其中，一級船廠涵蓋了12家隸屬於中國船舶集團（CSSC）的船廠，包括江南造船、滬東中華、大連造船、廣船國際等，這些船廠承擔了中國現代海軍艦隊幾乎全部的建造任務，其中多家船廠同時也是全球領先的商船建造基地，其商船建造量佔中國造船業年產量的17%。CSIS將一級船廠列為「極高風險（Very High Risk）」。報告引述資料稱，在2019年至2023年間，江南造船、滬東中華、大連造船、廣船國際這四家船廠建造了高達1900萬總噸的商船，其產量幾乎相當於世界第二大造船國韓國一年的總建造量；與此同時，上述四家船廠建造並下水至少390噸的總量；CSIS稱，一級船廠具有龐大的建造能力與極高的靈活性，在艦船與商船建造平行的情況下，大規模造船既能滿足商業需求，又能支撐中國海軍的擴張。另外，這些船廠的商船訂單絕大多數來自海外船東，2019年至2024年間由一級船廠建造的商船中約有72%面向海外買家。 CSIS認為，這顯示「西方企業仍在大量依賴中國船廠，間接為中國造船業及其軍民融合體系提供資金支援」。被列為「高風險（High Risk）」的二級船廠共計23家，這些船廠同樣隸屬於中國船舶集團，包括上海外高橋造船、青島北海造船等。雖然CSIS並未找到這些船廠直接生產軍艦的證據，但報告指出這些船廠與軍事項目、軍方人員及國家資金機制保持密切聯絡。CSIS指出，二級船廠合計佔中國造船業全年產量的約23%，而其建造的商船中約有76%是海外船東訂造的，這一比例在四個等級中是最高的。二級船廠的主要客戶包括法國、新加坡、德國、希臘的大型航運公司，這種強勁的國際需求凸顯了全球航運業對這些船廠依賴，儘管「這些船廠與中國國防工業的戰略聯絡引發了嚴重的安全關切」。除了中國船舶集團旗下船廠之外，其他國營船廠被歸類為三級船廠，存在「中等風險（Moderate Risk）」。這些船廠共計41家，包括中遠海運集團、招商局集團、省政府控制的船廠。三級船廠合計佔中國造船業全年產量的約24%，其中約58%的商船由海外船東訂造。值得一提的是，三級船廠建造的船舶平均尺寸明顯小於中國船舶集團旗下一級和二級船廠所建造的船舶。CSIS認為，儘管與中國的國防工業生態系統沒有直接聯絡，但這些三級船廠仍然是由國家主導的經濟和技術戰略的重要管道；國有性質意味著這些公司直接由中央政府通過國資委進行管理，國資委的主要責任是確保國有資本按照國家戰略目標進行組態。最後，民營或外資企業擁有的船廠被歸類為「低風險（Lower Risk）」的四級船廠，共計210家，是中國船廠中數量最多、生產佔比最大的群體，佔中國造船業全年產量的約36%，其中約71%面向海外船東。四級船廠中絕大多數是專注於市場細分領域的小型企業，如冷藏貨船和客船；但也有揚子江船業和新時代造船這樣的民營造船巨頭。15%在營運船舶由中國大陸船廠建造！長榮海運再遭“點名”據理解，CSIS於1962年由海軍上將阿利·伯克和大使大衛·阿希爾成立，是美國國內規模最大的國際問題研究機構，總部設在首都華盛頓特區。 CSIS就經濟和安全問題，進行政策研究和政治戰略分析，其重點放在技術、公共政策、國際貿易和金融、能源等。近年來CSIS加強了對亞太的研究，是對共和黨政府有重大影響力的智庫之一。值得一提的是，CSIS的這份報告特別點名了台灣地區最大的航運公司——長榮海運，稱其在營運船舶15%來自被列為「極高風險」的一級船廠，且目前仍有多艘新船正在建造。CSIS稱，長榮海運近年來大幅投資擴張和升級其集裝箱船船隊，而相關新船訂單大量流向一級船廠，尤其是滬東中華和江南造船，而這兩家船廠正是建造中國海軍最先進艦艇的核心基地，長榮海運「標誌性的綠色船體就在中國海軍航空母艦旁邊建造艦的建艦'建艦'。據理解，長榮海運在2018年首次在中國大陸船廠訂造新船，與江南造船簽署了4艘2500TEU支線集裝箱船訂單。此後在2019年，江南造船、滬東中華與韓國三星重工分享了長榮海運10艘24000TEU級A級集裝箱船大單，其中江南造船2艘、滬東中華2艘、三星重工6艘，2021年長榮海運又在滬東中華2艘、三星重工6艘，2021年長榮海運又在滬東中華加約造了3TEU4616462362361箱。此外，長榮海運還在與黃埔文沖合作建造支線貨櫃船。克拉克森的資料顯示，長榮海運在黃埔文沖累計訂造了多達30艘支線船，包括11艘3110TEU、11艘2300TEU、6艘2400TEU和2艘1904TEU，其中16艘已經交付，還有14艘正在建造。今年2月，長榮海運還宣佈在中韓兩家船廠訂造11艘24000TEU全球最大LNG雙燃料集裝箱船，其中廣船國際接獲5艘、韓國韓華海洋（原大宇造船）將建造6艘。這是廣船國際首次承接兩萬箱超大型集裝箱船訂單。事實上，這並不是長榮海運第一次遭CSIS「點名」。早在2022年，CSIS就警告稱，長榮海運在中國船舶集團訂造新船，恐會間接助長中國內地海軍軍力；CSIS擔心中國船廠海外訂單獲得的利潤很有可能會降低中國海軍升級的成本，因此建議相關企業考慮把韓國、日本等美方盟國列為替代合作夥伴。對此，長榮海運當時回應CSIS表示，新船採購純屬民間商業行為，承造長榮海運部分船舶的中國大陸船廠屬於中國船舶集團的商船部門，與其軍工部門無關；而且許多國家的造船廠皆有此慣例，設有商船及軍船部門。除了長榮海運之外，CSIS的最新報告還「點名」兩家美國航運公司Pangaea Logistics Solutions和Seabulk Fleet Management，稱這兩家公司同樣在高度軍事化的一級船廠訂造新船。針對中國在全球造船業的主導地位，CSIS建議美國政府採取果斷行動制定政策，「解決中國造船業帶來的多方面安全和經濟挑戰」。報告稱，新政策應圍繞下列目標制定：反制中國“軍民融合”戰略，切斷外國資本和技術流入中國造船廠；減少中國在全球造船業中的主導地位；鼓勵“友岸外包（friendshoring）”，與關鍵盟友韓國和日本共同建立反制中國的力量；培育美國國內造船能力，重點關注關鍵領域；限制美國及其主要夥伴的成本限制。CSIS特別強調了與韓國和日本的合作。報告指出，完全將商船訂單轉移出中國幾乎不可能，全球新造船需求龐大，而中國以外的造船產能嚴重不足；同樣地，期望美國在短期至中期內成為全球造船市場的主要參與者也不現實，即便是達到5%的市場份額也需要美國國內產能增加近50倍。CSIS明確表示，美國應優先增強韓國和日本造船業相對於中國的競爭能力，這是拓展中國以外替代市場的最有效且可行的戰略。但有專家表示，中國造船業能發展到今天的高度是全球化和各國產業分工合作的結果，也是中國製造業低成本和高性價比綜合優勢的體現，至於所謂的軍民融合純屬猜測，是杞人憂天。正如其自己的報告所分析指出的，全球航運公司之所以熱衷於在中國船廠訂造新船，除了在政府補貼和其他國家支援政策，中國船廠通常能夠以比競爭對手更快的速度、更低的成本交付高品質的船舶，使其成為首選建造商。 （國際船舶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