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海從不會辜負真正的弄潮兒”。從太陽能、鋰電、新能源汽車“新三樣”出海，到Keeta、Deepseek、Tiktok“新服務”出海，中國企業出海，正在邁向從新型製造到新型數字服務的新階段。當巴西里約熱內盧街頭，出現中國外賣的身影，這場數字服務出海浪潮也正拉開新的序幕。一場意料之外的訂單風暴，正為中國企業“走出去”寫下生動註腳。貿易追蹤機構Vizion公佈的資料顯示，中美聯合聲明墨跡未乾，從中國到美國的集裝箱運輸預訂量已飆升近300%。這戲劇性的一幕，恰似中國民營企業出海的軌跡復刻——當國家戰略的東風遇上市場的春江水暖，激盪出的不僅是商業奇蹟，更是時代洪流。而就在同一時刻，一場更深刻的全球貿易版圖重構，已在暗流湧動。地緣政治和全球商業貿易息息相關，“危”和“機”也始終並存。“逆全球化”道路並不是明途，開放和合作才是。5月10日晚間，巴西總統魯拉抵達北京，開啟為期五天的對華國事訪問。這也是魯拉第六次訪華，在三天後的合作檔案簽字儀式上，中巴雙方共簽署20份合作檔案。這些合作，既有資源、能源、農業等傳統領域，也有科技、數字經濟等新興領域。就在5月12日，北京“中國—巴西商業研討會”上，巴西總統魯拉與美團創始人、CEO王興會面，並見證簽署投資協議。隨著投資協議的簽署，美團旗下外賣平台Keeta正式錨定巴西市場，並計畫5年內在巴西投入10億美元支援該項目。外賣雖“小”，但意義重大——中國服務貿易出海，正駛入深水區。▲全球主要地區外賣滲透率 （來源：招商證券等）從改革開放到現在，中國企業出海的處理程序，也是中國國力和勢能外溢的體現。回溯近些年來的“大出海”，從工業基建的“中國速度”走向國際，到義烏小商品漂洋過海裝滿歐美家庭的壁櫥，再到華為、中興的通訊網路和智能終端在海外落地生根，以及後來比亞迪電動大巴駛入拉美街頭，寧德時代在德國建起超級工廠，中國製造業企業始終在國家繪製的“一帶一路”海圖上精準航行。但當傳統商品貿易的航線逐漸擁擠，全球貿易格局也經歷著新變革——近十幾年來，服務貿易發展速度一直快於貨物貿易，佔全球貿易總量的比重也不斷上升。世界貿易組織（WTO）預計，到2040年服務貿易佔全球貿易的比重將超30%，比2022年提高近10個百分點。如果說製造業出海是國家“硬實力”的比拚，那麼服務貿易則是“軟實力”的較量。商務部資料顯示2024年中國服務貿易規模首次突破1兆美元，再創歷史新高。可以說，全球服務貿易的廣袤藍海，正成為中國企業新的競技場。而中國外賣為代表的新服務出海，也絕非心血來潮。2024年11月，中巴簽署的“一帶一路”合作規劃，早已為今日埋下伏筆。更妙的是，巴西正推行的“新工業計畫”，將推動服務行業在內的數位化轉型視為首要任務之一——這恰好是美團最熟悉的領域。因此，美團Keeta果斷闖入萬里之外的拉美“新大陸”，既踩著中巴合作及鼓勵數位化服務經濟出海的政策鼓點，又暗合巴西服務業升級的現實需求。在這之前，美團Keeta已多次驗證過服務出海的模式和能力。2023年，Keeta就率先進入中國香港，助力餐廳合作夥伴在平台上的銷售額翻了一番；落地沙烏地阿拉伯，持續位居沙烏地阿拉伯應用程式商店下載量榜首，短短半年就已覆蓋所有核心城市。從產業結構來看，外賣在中國已經高度成熟，不管是日均過億的訂單量，還是完善的移動支付、履約網路等配套數字基建，都意味著這個產業逐漸進入到存量競爭階段。從新競爭形勢來看，只盯著奶茶、咖啡大打價格戰，重走低價換市場的粗放競爭老路，這是低水平“窩裡橫”，而非高品質發展。要增長，有兩個方向。一個是“萬物30分鐘到家”的即時零售，外賣不僅是送餐飲、送小商品，還能買iPhone、買空調大家電，這也是全球數字零售都在探索的新方向。另一個，就是出海，到新的市場去，和老牌國際零售巨頭扳一板手腕；到新的產業分工和競爭之中去，靠科技創新、服務創新、產品創新，再造一個新藍海。這也是時代的新方向。今年民營企業家座談會就提出，民營企業和民營企業家要胸懷報國志、一心謀發展、守法善經營、先富促共富。早在多年前，“民營企業還要拓展國際視野，增強創新能力和核心競爭力，形成更多具有全球競爭力的世界一流企業”、“鼓勵和支援民營企業積極參與全球範圍產業分工和資源配置，提升核心競爭力”，就已成為頂層要求。站在2025年的十字路口，中國服務貿易的全球化已不可逆轉。不管是從製造到服務，還是從產品出海到模式出海，都有一個基本共識：不在國內低水平“內卷”，走向全球大市場，擦亮中國“硬科技、軟服務”的新名片。這才是到全球產業分工裡大顯身手，謀發展、求報國的實踐方向。1980年代的巴西經濟列車，曾駛入過“去工業化”泥潭。但四十多年後，這個被稱作“熱帶中國”的南美巨人，正上演著新變化。首先是，智慧型手機如雨後春筍般在巴西普及。Canalys資料顯示，截至2024年巴西擁有2.12億人口，活躍智慧型手機保有量達1.75億部，穩居拉美最大智慧型手機市場。而且，巴西對第三產業的長期重視，為GDP佔比近60%的服務業持續增長提供了絕佳環境。根據巴西地理統計所（IBGE）統計資料，巴西2025年第一季度服務業累計增長2.4%，在過去12個月內則累計增長3%，維持在非常接近其歷史最高水平的狀態。▲2008巴西各行業佔GDP比重 （來源：中金等）然而，在這片越來越繁榮的熱土上，仍存在著一些需求“短板”。最典型的，就是在巴西剛剛嶄露頭角的外賣服務等新業態。就像一個蹣跚學步的孩子，巴西全國性即時配送網路並不發達。消費者想要享受便捷的外賣服務，卻發現配送時間漫長，體驗不佳。更關鍵的是，數位化程度的不足，就像一道無形的牆，阻礙著外賣市場的進一步發展。這正是中國外賣破局的機會。美團Keeta來了，但它的落地可不是簡單的“送外賣”。外賣履約的背後，實際上是一張依賴移動支付、配送網路、調度演算法、高密度的實體線上經營等一整張數字服務大網。成熟的數字基建和密佈的商業網路，讓消費者以較低的成本，能夠享受到“30分鐘達”的便利。常用外賣的中國消費者，可能對這套模式的高效和便捷早已印象深刻。但在很多國家和地區，外賣並不是一項“物美價廉”的便捷服務，要麼配送費高昂、要麼商家稀缺。這也體現在資料上。有研究認為，在外賣滲透率分佈中，中國、韓國滲透率超20%，領跑全球；中東達23.7%，反超北美（15.5%）。而且，巴西作為拉美地區最大的經濟體，消費潛力巨大：巴西2023年城鎮化率達到87.79%，高於美國的83.1%；巴西網際網路使用者數在全球排名第五，在巴西超過1.77億使用者使用網際網路，佔總人口數的82%；這種大國規模優勢，在逆全球化趨勢下就體現出重要性。而且，巴西較高的網際網路普及率和城鎮化水平，以及相對薄弱的數字服務業，正是一片巨大的藍海市場。中國外賣走出去，順理成章。更重要的是，美團Keeta為代表的中國外賣，在海外市場帶來的想像力遠不止餐飲業。從商業生態來看，全國性即時配送網路的建構，像一張巨大的“蜘蛛網”將巴西本地生活供給的各個角落連接起來，補齊了本地數字服務基礎建設的短板。從送外賣，到送百貨數位，“萬物30分鐘達”的新場景、新模式，將在這個拉美最大的消費市場中得到充分驗證。從出海影響力來看，相較於傳統商品貿易，外賣即時零售有著明顯優勢。它們的供給、履約、消費都高度依賴本地商業體系，就像一棵紮根在本地土壤中的大樹，與當地的經濟生長緊密相連。而這種基於消費方式、生活方式的輸出，是更高層級的影響力輸出。三流企業關起門來“內卷”，一流企業則是走向全球大市場。“反內卷”已經成為今後產業經濟發展的主基調。5月16日，市場監管總局局長羅文就在人民日報發表署名文章，談綜合治理“反內卷”的問題。文章明確指出：不少行業進入新舊動能轉換與存量競爭階段，低價、低質、低水平競爭現象日益蔓延。“要堅持問題導向，淨化市場競爭生態；堅持‘治中求進’，推動企業提升創新發展水平。”這之前，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綜合整治‘內卷式’競爭，規範地方政府和企業行為。”中央政治局會議也明確指出：要強化行業自律，防止“內卷式”惡性競爭。“反內卷”，不是不要競爭，而是不要拼產能、拼價格的低水平競爭，從同質化低效能競爭轉向高品質高水平競爭。要通過技術升維和生態共建，創造增量價值；大踏步出海走向國際市場，參與更高水平的全球產業分工和競爭，是對“反內卷”政策更有力的響應。今年開始，外賣行業率先打響“2025年反內卷第一槍”，美團等平台走在前面： 一方面通過取消超時扣款、試點騎手養老保險補貼等，為騎手“減壓”；另一方面提供10億助力金等，為商家“減負”。在國際化步伐上，中國外賣也在加速領跑。去年12月，迪拜王儲，也是阿聯副總理兼國防部長，宣佈迪拜矽谷DSO成為第一個無人機商業營運區域。同一天，迪拜民航局為美團無人機頒發了第一張營運證書。同期，美團無人機還宣佈在迪拜地區同時啟動多條航線的常態化營運，可為Rochester Institute of Technology校區以及Dubai Digital Park區域的使用者配送快餐、應急藥品等商品。“硬科技”和“軟服務”共同走出去，是中國產業出海的新階段，也是“中國服務”的新名片。當巴西商戶習慣用中國的數位化工具提升效率，噹噹地騎手依賴智能系統規劃路線，當消費者享受即時零售的便利，中國數字服務就不再是可替代選項，而是悄然嵌入當地經濟毛細血管的“數字基礎設施”。這一中國模式輸出，不僅規避了傳統貿易的關稅壁壘，且能通過改造當地就業、商戶、消費生態，形成更深厚的全球化紐帶。甚至，中國外賣出海的“反內卷”主張，能夠產生意想不到的“溢出效應”。如果說，比亞迪、江淮汽車、長城汽車等製造業，和華為、中興等通訊科技企業走出去，完善了當地實體基建。那麼Keeta、Deepseek等數字服務走出去，則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繼續豐富數字基建。再往長遠看，當蜜雪冰城、小米手機等越來越多的中國消費品品牌，也加入湧向海外熱土的出海浪潮，顯然能夠與中國外賣形成生態協同，從而快速融入當地零售商業生態，打造出“中國製造+中國服務”的消費閉環，實現中國企業出海“擰成一股繩”的新格局。《百年孤獨》結尾，馬孔多小鎮在颶風中消失，暗示著舊秩序的消解與新生的可能。中國外賣的出海，也是一個關鍵轉折點：中國企業出海從“商品出口”走向“服務貿易+數字基建”的融合，更從“單點競爭”向著“生態協同”演進。從東南亞到中東，從中東到歐美，再到如今的南美……中國外賣在內的服務貿易出海規模註定會越來越大，考驗和挑戰也會更複雜，成功也就更有含金量。當全球貿易秩序改寫，美團Keeta為代表的“中國服務”出海將再次向世界宣告——大海從不會辜負真正的弄潮兒。 (華商韜略)

一場疫情，改變了飲食業命運，數碼外賣平台蓬勃發展，外賣員與平台有着共生關係，但香港勞工法多年未更新，與數碼經濟活動脫鈎，外賣業的「假自僱」現象備受關注。香港文匯報派出兩名臥底記者到兩大外賣平台試做「步兵」，親身體驗這場與算法和時間競賽的行業，並將分為三集揭露鮮為人知的苦樂，以及深度剖析外賣平台對飲食業及實體經濟的衝擊。五一勞動節將至，數碼平台的送餐外賣員卻一直被指是「自僱人士」，因而未受《僱傭條例》《僱員補償條例》等保障。為更真實了解這班被遺忘的勞動階層，香港文匯報記者親身試做數碼平台Foodpanda及Keeta步兵四五天，揭開「自由接單」背後的殘酷真相——所謂「彈性工作」，實為算法精密操控的隱形牢籠，實測數據顯示，記者日均暴走20多公里、爬升海拔700米，當送餐倒計時器不斷跳動，步兵只能化身人肉齒輪，在效率與剝削的鋼索上狂奔，換取70元至80元時薪，卻要承受零工傷、零退休保障的打工困局。步兵外賣員「爬樓行山」也是家常便飯。香港文匯報記者曾興偉 攝拒接單被負評 遲出餐累遲到記者首天在Foodpanda接單便接到棘手的訂單，限時8分鐘為中環街市附近一家越南餐廳分別派送三份外賣到中環國際金融中心(IFC)、雲咸街、摩羅上街，三處目的地南轅北轍，對於步兵而言幾乎是不可能的任務。美其名步兵是「自由工作」，但自由是有代價的，每拒絕接一張單，接單率隨之下降，記者最後只送當中兩份餐，接單率隨即跌至67%。根據平台規定，接單率需維持85%以上才能獲得最佳派單優先權，這意味着記者的收入已間接受到影響，帶來無形的心理壓力。等多一分鐘紅綠燈，就有可能錯失一次準時獎賞的機會。香港文匯報記者曾興偉 攝作為與時間賽跑的外賣員，為客人帶來便利，自己也要默默吞下因系統運算不公帶來的許多委屈。不時有餐廳延遲出菜，致步兵未能準時將外賣送達，被扣獎金。有次記者到達餐廳取餐時，店員冷冰冰地說：「仲未好!」「再等等!」苦等10分鐘，耽誤記者手中另一張已取餐、待一併送達的訂單，迫使記者在送餐時不得不加快腳步。抵達某寫字樓後，由於不熟悉入口位置，記者只能致電顧客要求對方落樓取餐，卻遭客人白眼和抱怨。外賣員抵達送遞地址後聯絡顧客同樣是急迫的過程。香港文匯報記者曾興偉 攝送餐地址模糊 痛失準時獎金客人填寫的送餐地址不清，也要步兵背鍋。有天記者在中西區一棟住宅大廈外迷路，原因是客人未有清楚注明送餐地址，記者靠估將餐點送至後，才接到顧客來電稱仍未收到外賣，原來正確地址是系統定位旁數百米外的另一屋苑，記者不得不折返取回餐點再送至正確地點，整個過程耗費20多分鐘，痛失約30元的準時送達獎金。記者到店取單後焦急確認送遞地址。香港文匯報記者曾興偉 攝為測試系統機制，記者在非繁忙時段刻意遠離配送高發區(鰂魚涌及太古一帶)，轉而前往較少訂單的天后及北角。結果苦等一小時，竟未獲派一張訂單。記者只好搭乘巴士返回高發區，又等待20分鐘後才接到新訂單。「別看我騎電單車，一小時也只有兩三單，只不過騎車能提前到餐廳。有的區域沒單，只能在寫字樓附近等着，這邊單最多。」南亞裔外賣員Ravi苦笑着向記者解釋。另一名記者則透過Keeta平台在觀塘一帶做步兵，由於該區缺乏餐廳食肆，放飯時間特別難「搵食」，透過平台點選外賣成為不少上班族的首選。Keeta明顯有更多疊單，即將兩間距離接近食肆的外賣，綑綁在一張大單之中，美其名是「順路單」，但此類單的一般做法是先到一間商戶領取第一個訂單，再到第二間商戶領取第二個訂單，隨後依次送往相應的顧客。疊單綑綁運送多勞少得搵笨在算法看來，每兩個地點之間的直線距離或許不長，但實際上送畢兩張單的直線距離是普通非疊單的兩倍。距離增加，單價並沒有獲得成比例增加。一般而言，由觀塘站附近食肆送至藍田的平田或啟田等屋邨，每張單單價介乎40元至45元。但在上述的疊單案例中，系統僅將單價提升至68.35元，另有12元需在指定時間送達前方可獲取，外送員並未獲得收入的合理比例增長。除此之外，觀塘區工業大廈林立，Keeta也常出現定位錯誤。記者在運送過程中，遭遇Keeta將駿運工業大廈標記成富利工業大廈的定位錯誤，令記者在尋找食肆時白白浪費大量時間，最終導致訂單超時。【記者手記】貼錢接單無路訴 「吐血外送馬拉松」晚上8點，銅鑼灣街頭，臥底做步兵的小記盯着手機熒幕，手指飛快滑動，搶下一張訂單。然而，接單後才發現，這竟是一張從銅鑼灣到黃竹坑的「長途單」—對於步兵而言，這幾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務。記者試圖向客服反映，卻在線上排隊15分鐘後，只得到一句冷冰冰的回應：「你可以放出(放棄)訂單。」棄單將留下不良紀錄，日後欲想接價優的訂單更難，小記唯有頂硬上蝕車錢完成這次任務。+這只是外賣員日常工作中無數維權困境的縮影。外賣平台常以「接單自由」包裝外賣員的「自僱」身份，但現實是，他們既無議價權，也缺乏保障。記者在數日體驗Foodpanda和Keeta外賣員工作期間，深刻體會到這種「假自僱」模式下的矛盾—工作受平台嚴格規管，權益卻無人兜底。例如，有一張訂單本應由北角送往鰂魚涌華蘭路，因平台定位錯誤，目的地被誤標為更近的太古坊，由於步兵每張單收入按距離計算，若接受該錯誤標示，單價大減，小記耗時修正路線，當要求系統按實際距離調整服務費時，客服僅回覆「可提交工單申訴」，最終能否補償仍是未知數，小記反問：「平台出錯，成本卻由我們承擔?」外賣員要據理力爭的時間成本極高，甚至可能因不良紀錄影響接單機會。例如，小記有次因餐廳出餐延遲，被平台扣減3元的準時獎勵，最後小記還是不服氣，兩度申訴才討回，「但不少外賣員選擇放棄，因根本耗不起，試想想一邊騎車一邊操作手機申訴，隨時可能發生意外」，故多數外賣員選擇沉默，即使權益受損，也只能「吞落肚」—因為停下腳步，就意味着收入銳減。這份「自由工作」的本質，終究是一場與算法和時間的疲憊賽跑。「自僱」缺法例保障 補償有限「撤出恐無賠」「我為Deliveroo賣命、因工受傷，但平台突然撤出香港市場，留下工傷官司不了了之，到頭來我一毫子賠償都無，只有七勞八傷的身子。」香港外賣員一般與外送平台簽訂所謂的自僱人士合約，倘若外賣員受到暫時性傷殘，其間難以獲得《僱員補償條例》保障，僅能獲得平台規定的不完整工傷補償權益。有Deliveroo外賣員送餐期間發生交通意外，獲醫生准假十個月，卻只獲得平台的六個月賠償，金額比《僱員補償條例》少十萬元，令他在療傷期間不得不節衣縮食，靠家人接濟與存款渡難關。工傷病假10個月 僅獲賠6個月常言道「遲來的正義非正義」。來自英國的Deliveroo撤出香港市場後，卻遺下多宗工傷賠償糾紛。葉先生在2021年11月底於Deliveroo全職效力四年，為加快送餐效率，他購置一輛電單車，但在一次送餐途中被一輛貨車所撞，葉先生連人帶車摔倒在路面，「當時感覺全身沒有知覺，大概有5分鐘至10分鐘無法動彈。」在醫院檢查後發現，頸部、右手及背部受到不同程度的損傷。醫生檢查後為葉先生開出十個月的病假紙。葉先生在2021年11月底於Deliveroo全職效力四年。香港文匯報記者洪澤楷 攝與一般打工仔受《僱傭條例》與《僱員補償條例》保障不同，現時香港的常見外賣平台會與外賣員簽署《獨立承包人(自僱人士)協議》，意味着若外賣員因工受傷，需根據平台公司自行訂明的意外保險索償，並不適用於《僱員補償條例》所訂明的條款。當時Deliveroo規定工傷可獲取的賠償是每日70美元，最多賠償180日、即6個月，所以即使病假十個月，葉先生亦最多僅獲約10萬港元賠償，平均每月逾1.6萬港元。作為家庭經濟支柱的葉先生，在此期間每月不得不縮減近一半開支，節衣縮食，方可維持日常生活。Deliveroo拖到撤出 傷手補償未卜Deliveroo撤出香港市場後，原設於香港的行政部門隨即終止營運，不少因工受傷的外送員索償無門。外送員何先生在Deliveroo平台工作逾六年，今年1月送餐時不幸摔倒，導致右手韌帶撕裂，農曆新年前，他接受相關治療手術，並獲醫生批准放病假四個月。何先生馬上整理醫療單據、醫生紙等，向Deliveroo索取工傷補償，但行政部門卻拖字訣，直到平台正式撤出香港市場，何先生相關賠償凍過水。育有一女、身為家庭經濟來源的他擔心，這筆款項最後不了了之。外送員何先生在Deliveroo平台工作逾六年，今年1月送餐時不幸摔倒，導致右手韌帶撕裂。香港文匯報記者洪澤楷 攝Deliveroo港外賣員：受管沒受僱 無助且無望香港勞工條例沿用多年，至今未有因應新經濟活動而進行修訂，其中數碼平台的冒起，衍生大量外賣員的「假自僱」問題，並在Deliveroo自4月7日正式撤離香港市場後，將未合時宜的法例漏洞曝露無遺。香港文匯報記者追訪兩名Deliveroo首批入職的外賣員，他們全職為平台送餐，最後遣散費、長期服務金等分毫沒有賠償，外賣員說：「做了這麼久，最終卻像一顆棋子一樣被拋棄。」也有外賣員表示，自僱與否不是平台說了就算，過去一段日子裏他們的行動及時間被平台支配，沒有自由接其他平台訂單，並要按時報到，與普通受僱打工仔無異，決意入稟討回逾十萬元的補償。平靜午後通常是張先生一天之中最繁忙的時候，像往常一樣，他中午12時許便到旺角等待接單，「Keeta幫您自動接咗新訂單，請及時處理」，手機傳來冰冷的機械提示，提醒他出發送餐。自從Deliveroo退出香港後張先生與不少受影響的外賣員轉往Keeta接單，需要適應的不僅是制服上的綠黃顏色變換，還有截然不同的接單規定及單價算法。平台十年興衰 「改制」步步進逼他解釋，Deliveroo會派送專屬訂單，不用搶，但Keeta卻完全不同，「Keeta的系統派單需與同行競爭，你要集中精神去看手機搶單，整個人都變得很累。騎車途中反覆點開手機查看，生怕系統的派單被同行搶走。」大約在十年前，香港外賣業務開始生根發芽，來自英國的Deliveroo於2015年底正式攻港。那時，原本任Pizza店外送員、領取固定工資的張先生翌年加入Deliveroo，見證該平台興衰及薪酬結構演變。他表示，入職初時平台實施包薪制，「差不多是一小時75元，最少要在一個小時內做一單，一天下來也有700元至800元。」不過2018年5月起，平台逐漸取消包薪制及僱傭合約，改為按接單量計算收入，單價則按配送距離計算，「Deliveroo最初只提出1,000元一次性補償，強制讓我們轉為自僱人士/獨立承包商合同，後來將補償金額提升到3,000元，拒絕簽新協議就不讓開工。」平台並在新制中加入「1.3加乘獎賞」，要求外賣員每星期的接單率達八成以上，才可獲得基本單價收入的額外三成獎賞，「不少外賣員隨意拒絕接受派單，平台出此下策，限制外送員拒絕的次數。」外賣員業務當時也進入高光年代，由於單量增加令張先生的收入翻倍，從原來包薪制下近每月1.8萬元收入猛增至3萬元左右。疫情期間，堂食限制令外送業務不斷增長，他高峰期月入近6萬元。直到Deliveroo宣布撤出香港市場之前，他仍一直全職為平台送餐，卻與1.2萬多名該平台外送員一樣從未被視為平台員工，遣散費和長期服務金毫無着落，他說：「很不開心，因為始終做了這麼久，有份感情在那邊，但最終卻像一顆棋子一樣被拋棄。」上班標準似全職 索償勝算未定與張先生一樣，鄧先生亦是Deliveroo較早的一批員工，當初入職更獲得平台「飯鐘福利」的承諾，「只要在繁忙時間做滿7張單，公司就會一次性派發介乎70元至80元的飯鐘錢。」除此之外，早期Deliveroo設區長制，外賣員返工前的一周需向當區區長報到，即使後期取消區長後，也需在Deliveroo軟件程式中登記返工的時間。鄧先生  香港文匯報記者洪澤楷 攝在鄧先生眼裏，Deliveroo雖然在2018年將僱傭合同轉為自僱人士合同，但因為報更制與「1.3加乘獎賞」制度的存在，公司嚴密控制前線外送員的上班時間與自由，工作性質與受僱員工無異，「如果是自僱為什麼還要給我們飯鐘福利呢?其次在1.3加乘獎賞制下，公司控制了我們的接單率，同時我還需要報到返工。我如果係自僱絕對應享有自由，是不需要向其他人交代我做了什麼。」對於平台沒有作出賠償，鄧先生十分憤慨，「好失望，在他們最賺錢的時候，我們前線外送員工不顧自己的安危為他們賣命，是真正幫他們賺錢的工具。」鄧先生認為自己已符合受僱的法律定義，理應在「僱主」結業時，獲取應得的長期服務金、遣散費、假期等補償，合計約為20萬元，故已在勞資審裁處落案。現行勞工法例雖然未有清晰界定數碼平台外賣員的法定受僱身份，但法例對僱傭關係有基本的定義，包括被指受僱者的對工作的自主性，例如能否自訂工作時間，拒絕工作等，是否獲提供工作所需工具等，一旦符合相關界定，便能確定受僱身份，僱主必須按勞工法例賦予相應的權責。兩平台爭奪市場 減單價「卷死」前線Deliveroo本月正式撤出香港市場後，香港僅剩Keeta與Foodpanda兩強競爭，究竟鹿死誰手依舊難測。在擁有逾九年外送員從業經驗的張先生看來，Keeta靈活的商業策略，設有準時獎勵令不少同時為兩個平台送餐的外賣員優先運送Keeta的訂單，進而製造Keeta較快捷送抵的社會觀感，搶奪更多消費者。外賣業雙雄對決，透過削減外賣員的報酬搶佔市場，逐漸出現「內卷」現象，他說：「本來每張訂單我們收三十多元，滑坡到現在二十多元一單。一單平過一單，未來是不是要變成幾元?早晚要和內地看齊。」張先生擁有逾九年外送員從業經驗。香港文匯報記者洪澤楷 攝Keeta設準時獎勵 吸外賣員又吸客Keeta自2023年登陸香港後，不惜功本搶市場份額，對於食肆，Keeta僅收取送遞食物價格約一成多的服務費，比當時兩大對手約三成服務費具吸引力。對於消費者，Keeta提供大量優惠券與價格優惠，不斷將客戶從其他兩個平台吸引過來。張先生認為，Deliveroo撤出香港市場，某種程度上說明Keeta的策略十分奏效。根據他的觀察，Keeta與Foodpanda兩大平台目前似乎進入最後決戰階段。在他看來，Keeta的準時獎勵策略提升外送員的送餐效率，久而久之，為消費端帶來了正面反饋，令不少顧客覺得Keeta的送餐效率更高。對比Foodpanda，Keeta則採取自由上線模式，外賣員亦可提前預約更份，靈活性更高。在繁忙時段，Keeta提供少量補貼與準時獎勵，因此受到不少前Deliveroo外賣員的青睞，「身邊Deliveroo的同事有八九成都轉做了Keeta，我現在也是以Keeta作為主力平台。」不過，他加入Keeta二十餘天，收入並沒有增加，日薪反而下降近三成，每日僅入帳1,000元，原因是平台對工作表現及效率未達標的外賣員減單價，外賣員不得不爭取更多訂單。議員促修例保障平台員工 存支配關係應屬正式僱傭自香港數碼平台「零工經濟」興起，有部分外賣員長期以全職方式為平台工作，並在工作時間及自由度上受到平台控制，卻仍被冠以自僱人士身份。有勞工界立法會議員指出，被視為自僱人士的全職外送員，長期面臨權益零保障狀態，在平台破產時更難以獲得妥善的遣散安排。議員建議香港參考內地對平台工作者的定義標準，修訂《僱傭條例》，若存在支配關係則應屬正式僱傭關係，平台需向外送員等基層員工提供正式僱員權益。外賣員為生計自掏腰包全副武裝。香港文匯報記者黃艾力 攝工會聯合會理事長、立法會議員黃國向香港文匯報表示，工聯會屬下工會近期收到超過200名Deliveroo外送員求助，當中有不少人最初與Deliveroo簽訂包底薪的僱傭合同，但平台隨後屢次更改協議，將員工合同轉變成類似自僱人士的形式，勞工權益含糊不清。倡賦予僱員身份 設三方協商平台他引述內地最高人民法院在去年發布的指導案例，指出判斷平台與外賣員僱傭關係的關鍵在於平台對於員工的支配程度，如果外送員需受平台限制上下班時間、受平台獎勵及懲罰，同時按照平台演算法計算收入，則應被視為正式僱傭關係。他表示，香港長期缺乏對平台員工的相關法律保障，令平台得以在灰色地帶剝削員工。他建議政府借鑒內地做法修改《僱傭條例》。新加坡已為平台工人設立專屬法例，香港又是否可行?黃國認為有關做法並未令平台工人享有全部僱員權益，強調只要外賣員被賦予僱員身份，問題就迎刃而解。港九勞工社團聯會主席、立法會議員林振昇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示，數碼平台工作人員常因訴訟繁瑣而放棄追討權益，建議政府主動建立勞資政府三方協商平台以分配利益，並給予員工表達意見的渠道，「起碼在平台想修改算法以重新分配員工收入時，可以在平台先討論下，聽取勞工的意見。若分歧巨大，勞工處再出面調解。」 (香港文匯報)

進入香港市場近一年後，美團香港外賣品牌KeeTa已經成為了當地第一大外賣平台。在中國企業加速出海的當下，香港外賣“封王”的美團，走到了哪一步？ Uber沒做到的事，美團KeeTa做到了。 據Measurable AI統計，自2023年5月登陸香港以來，美團香港外賣品牌KeeTa單量市佔率持續提升，今年3月餐飲外賣市場份額達44%，當地另外兩家外賣平台Foodpanda、Deliveroo的市佔率分別為35%、21%。 近年來，從電商、支付工具到短影片、甚至短劇，中國企業加速出海，成為打破增長天花板必走的一步棋。相比起電商、短影片在國外順風順水、不斷攻城略地，以外賣為典型業態的本地生活業務的出海，則顯得磕磕絆絆。

美團旗下外賣平台KeeTa進入香港，被一些人寄望於“改造”香港的外賣行業。如今一個月過去，在大量優惠推廣活動加持下，KeeTa似乎並未掀起預想中的“大風浪”。 今年5月22日，KeeTa正式登陸香港，並於旺角和大角咀兩個地區測試運營，美團由此將外賣服務觸角伸向香港市場。 最新消息是，KeeTa已自6月27日起，將業務範圍拓展至深水埗及油尖旺的多個區域。按此前計劃，其業務預計於年底時覆蓋整個香港。 進軍香港的第一步，美團沿襲“燒錢換用戶”的策略，不僅推出號稱“十億激賞”的新用戶下單和運費減免等優惠，而且面向騎手提供的薪資也相對其他外賣平台更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