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總統川普近日提議將2027年美國國防開支提高到創紀錄的1.5兆美元，同時要求阻止國防承包商配息及進行股票回購，直至這些公司加快武器生產。此舉對美國國防工業界帶來很大震動。當地時間12日，美國國防部長赫格塞思到訪位於德州的“星艦基地”（SpaceX“星艦”超重型火箭的主要生產和發射場），並在SpaceX公司首席執行長馬斯克的陪同下參觀“星艦”的生產廠房。作為赫格塞思“自由兵工廠”全國巡講的一站，他在“星艦基地”演講時再次提及對美國傳統軍工集團的不滿，要求徹底改革五角大樓的技術體系，並宣佈將“掃清美軍內部阻擋人工智慧高效發展的障礙”。當地時間12日，美國防長在馬斯克陪同下視察“星艦基地”。35分鐘演講說了啥五角大樓官方網站發佈的一篇新聞稿稱，赫格塞思12日的“自由兵工廠”全國巡講選擇在德州的美國太空探索技術公司（SpaceX）總部“星艦基地”進行。美國“防務快訊”網站稱，赫格塞思在公開演講中宣佈對美國軍方的技術採購進行根本性重組，並提出“人工智慧優先”的轉型計畫，旨在“以戰時速度運作”，並明確提出“SpaceX的快速原型設計和‘快速失敗迭代’方法是五角大樓的新藍圖”。赫格塞思在當天35分鐘的公開演講中表示，自冷戰結束以來，美國在技術創新領域的新興企業很難，甚至不可能贏得五角大樓的招標，“這種情況今天必須結束”。他批評稱，美國傳統軍工集團“為美國提供了贏得冷戰的武器”，但那套做法已經過時，無法適應今天面臨的新型威脅環境。舊方法的核心問題在於傲慢自大，“一項新發明會在30年後才演變成武器”。報導稱，赫格塞思表示，“我們不能再坐等十年，讓那些傳統防務承包商交付下一代武器系統，結果卻發現它不僅延期數年，而且成本還高出十倍。”他明確提出瞭解決思路，即向SpaceX首席執行長馬斯克學習，“質疑每一個需求，剔除不合理的需求，然後全力加速”。根據赫格塞思12日發佈的資訊，美軍技術採購的根本性重組旨在建構“圍繞六個執行機構的統一創新生態系統”，這些機構將統一在美國國防部“唯一”的首席技術官兼負責研究與工程的副部長埃米爾·邁克爾的領導下運作。這些機構為五角大樓首席數字與人工智慧辦公室（CDAO）、國防高級研究計畫局（DARPA）、國防創新部門（DIU）等。在新框架下，五角大樓首席技術官委員會以及拜登時代的包括國防創新指導小組和國防創新工作組在內的多個機構將被解散。邁克爾將組建新的首席技術官行動小組（CAG）來取代上述機構。五角大樓12日發佈的另一篇新聞稿稱，赫格塞思在“星艦基地”講話時宣佈，卡梅倫·斯坦利將擔任下一任五角大樓首席數字與人工智慧官。斯坦利是一名美國空軍退伍軍人，曾在私營部門任職，他將帶領一支同樣由私營部門精英組成的團隊，協助五角大樓實現川普設定的AI目標。赫格塞思表示，“在現代戰爭中，創新和迭代速度最快的人才能最終獲勝……我們要建立一條創新通道，以馬斯克的方式——最好是用電鋸——在繁瑣的官僚主義叢林中披荊斬棘、清除障礙，以時代的緊迫感快速推進。”為何選擇“星艦基地”值得注意的是，美國防長宣佈美軍作戰採購系統的結構性轉變的場所既不是在五角大樓，也不是在視察一家傳統意義上美國軍工企業之時，而是選擇在“星艦基地”。“防務快訊”網站稱，赫格塞思在現場讚揚了馬斯克和SpaceX的員工，並利用“星艦基地”所展現的商業製造規模，批評傳統國防承包商“規避風險的文化”，他明確宣稱這種文化“正在減緩美國國防領域的創新”。彭博社的文章介紹稱，“星艦基地”是SpaceX公司“星艦”超重型火箭的主要生產和發射場。赫格塞思視察“星艦基地”時盛讚馬斯克，表明這名億萬富翁在去年與白宮發生戲劇性決裂後，如今已重獲青睞。有分析認為，美國防長選擇在SpaceX旗下的“星艦基地”演講折射出美國國防部矽谷化的傾向日益明顯。不過一位不具名中國專家對這一觀點持保留態度。他認為，赫格塞思選擇在“星艦基地”表達對美國傳統軍工綜合體的不滿有著特殊考量，從最新的五角大樓首席數字與人工智慧官任命也能看出其希望使用更多私營機構就職背景的人員來提高美國防務領域的效率，但這不能完全看作是五角大樓加速矽谷化，而是美國軍方一方面非常依賴SpaceX的航天發射能力，畢竟川普提出的“金穹”反導計畫有不少依靠SpaceX的地方；另一方面，五角大樓也希望把更多初創企業引入到美國軍方急需的能力清單之中來。不過，專家也表示，最終赫格塞思的演講內容有多少能夠落地，還有待觀察，畢竟他在美軍中的資歷和話語權有限。在陪伴赫格塞思參觀“星艦基地”過程中，馬斯克表示，這裡是全球獨一無二的火箭製造基地，“我們的目標，是讓《星際迷航》成為現實。”報導稱，赫格塞思此次“星艦基地”之行進一步強化了美軍將“星艦”超重型火箭作為480顆衛星組成的MILNET星座主要重型運載平台的意圖，該合作旨在確保美軍在近地軌道上的優勢地位。幾乎同一時間，美國太空軍也宣佈將價值7.39億美元的發射合約授予SpaceX，準備將44顆具備導彈預警、追蹤與瞄準功能的先進衛星送入軌道。SpaceX還將執行代號為“NTO-5”的機密任務，負責發射美國國家偵察局的間諜衛星。這批衛星的發射時間定於2027財年第一季度至2028財年第二季度之間，具體數量與功能因涉密而未公開。將把領先AI模型部署到五角大樓作為美國政府與馬斯克關係重新回暖的標誌之一，赫格塞思還在“星艦基地”公開宣稱，馬斯克旗下的人工智慧聊天機器人Grok將被接入五角大樓網路。此前五角大樓已經引入Google公司的AI大模型Gemini。據稱GoogleAI系統可以幫助美國軍方“快速分析視訊和圖像”。根據赫格塞思的說法，五角大樓將向這些AI開放美軍資訊技術系統中的“所有合適資料”和情報資料庫中的資料，“很快我們將把全球領先的AI模型部署到我們部門所有非機密和機密網路中。”赫格塞思大幅推進五角大樓人工智慧發展的主張引發關注。他在演講中宣稱：“我們將以戰時手段對待阻礙人工智慧在五角大樓推廣處理程序的人員和政策。我們正在清除這些障礙。”他表示：“美國軍方在此前20年的軍事和情報行動，擁有世界上任何其他軍隊都無法比擬的非對稱資料優勢，但目前我們並未充分利用這一優勢。大量寶貴的資料被束之高閣，困在定製程序和資料庫中，被法律壁壘所束縛，操作人員、工程師和行業合作夥伴都無法訪問這些資料，而他們本可以幫助我們以最快的速度和最大的規模利用這些資料。”根據赫格塞思的說法，未來美軍方將迅速發展可能具有不可預測危險性的新興人工智慧資產，這與此前拜登政府的政策形成鮮明對比。拜登政府時期的人工智慧政策禁止國防和國家安全機構以“可能造成意外後果”或“帶來現有和不可預見威脅”的方式應用這些能力。而赫格塞思明確宣稱，“我們不會採用那些無法用於戰爭的人工智慧模型。我們將僅以此標準來評判人工智慧模型——事實精準、與任務相關且不受限制合法軍事應用的意識形態約束。”上述專家認為，人工智慧軍事化應用可能帶來的人道、倫理問題一直備受關注，甚至有國內外專家批評人工智慧的武器化可能帶來比核武器更大的破壞力，必須受到嚴格監管。如今赫格塞思大力推進五角大樓的“人工智慧加速戰略”，這一動向以及由此可能帶來的難以預測的後果，需要全球高度警惕。 (環球網)

[編者按] 據外媒報導，隨著川普總統簽署2026財年《國防授權法案（NDAA）》，美國國際發展金融公司（DFC）獲得為期六年的重新授權，並通過《2025年DFC現代化和重新授權法案》顯著擴權。新授權將DFC投資上限從600億美元提高至2050億美元，設立50億美元股權循環基金，並擴大其在能源、關鍵礦產、資訊通訊等戰略領域以及全球多數國家和地區的投資權限。分析人士稱，這一變化表明，美國正在把發展金融從輔助性政策手段，提升為服務對外戰略目標與產業安全的制度性國家利器。美國昆西外交政策研究所（Quincy Institute for Responsible Statecraft）系統分析了DFC在美國對外戰略中的角色與實踐，主張將發展金融作為“國家利益導向的國家工具”，而非冷戰式地與中國進行地緣政治避險。文章通過多個案例（包括厄瓜多港口項目），說明DFC如何通過支援基礎設施、能源和供應鏈項目，在不軍事化、不意識形態化的前提下，增強美國經濟韌性、供應鏈安全和區域穩定。作者認為，這種以經濟互利和長期穩定為核心的國家治道（statecraft），比單純的戰略遏制更符合美國的現實利益。DFC成立之初，旨在與中國的“一帶一路”倡議相競爭。該文認為這一戰略定位已經過時，這類地緣政治敘事不僅不會強化美國地位，反而會削弱其與全球南方的聯絡。作者建議DFC應當堅守商業邏輯與發展利益，而非迫使他國在大國競爭中站隊。為便於讀者瞭解DFC再授權後的戰略調整，從而知己知彼，歐亞系統科學研究會特翻譯編寫此文，供讀者批判性閱讀。文章僅代表作者本人觀點。美DFC戰略調整：向全球南方再進軍▲ 圖源：Quincy Institute for Responsible Statecraft1   DFC：面向全球南方2018年，隨著《促進投資發展法案》（the Better Utilization of Investments Leading to Development Act）的通過，美國國際開發金融公司（The United States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Finance Corporation，以下簡稱DFC）正式成立。作為一家政府所有的開發性金融機構（development finance institution），DFC的使命在於支援全球南方國家（尤其是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國家）的私營部門投資。儘管中美對抗是國際體系難以避免的結構性問題，但在部分與美國利益緊密相關的國家內，美國與中國等競爭對手的投資領域可能產生重合。這種情況下，禁止DFC對當地的投資反而可能將地區影響力拱手讓人，從而損害美國的利益，並且可能與中國等國家形成以競爭為主導的動態關係。美國的挑戰在於如何將這種競爭引向非軍事領域，同時在亞太地區擴大制衡效果。2   DFC再授權：兩黨協力的戰略調整DFC被視為推進國家利益的重要工具。如此緊密的兩黨合作，反映出美國對國家利益的定義正在變動，日益趨向於一種更加“安全化”的模式；正因如此，DFC的角色也發生了相應的變化。DFC更大規模的再授權背後隱藏著兩黨共同的願景，即希望借助DFC保障美國的關鍵礦產、基礎設施和供應鏈的安全，並阻止這些資源落入美國的“競爭對手”。川普陣營始終支援眾議院提交的HR 5299號法案（bill HR 5299），將DFC的目標確定為“防止戰略競爭對手在基礎設施、關鍵礦產、稀土、關鍵供應鏈和產業等領域取得進展和佔據主導地位”。該法案的政策聲明詳細列出了9項條款，其中8條涉及了國家安全。曾經的美國擁有更廣泛的政策目標，包括通過發展經濟來擴大影響力，增加新興市場的私營部門投資，以及為美國納稅人帶來回報。然而，現在的美國似乎已經不再看重這些。（一）立法桎梏：狹隘的國家利益觀重新授權的DFC更側重於控制特定行業和資源，並限制美國戰略對手獲取這些資源。在人們的普遍認知中，美國的供應鏈多樣化不但有助於本國的經濟平穩，也有利於增進全球經濟韌性；然而現在，一種零和思維逐漸成型，美國的戰略逐漸迫使各國在商業決策中選邊站隊，從而加劇全球緊張局勢。文章認為，對DFC的重新授權應當突破當前狹隘的國家利益觀。如果同時為DFC設定更單一的目標和更具攻擊性的態度，這一“發展機構”可能反而會為全球發展帶來阻礙。在這一點上，參議院提出的3826號修正案（Amendment 3826）對DFC的初心做了更多保留，如優先考慮在低收入國家開展項目。相反，倘若DFC不受限於國家安全的單一目標，則有機會在更廣多元的層面實現國家利益。1. 暗淡的經濟夢想若能突破安全目標的桎梏，DFC更有可能通過商業競爭來擴大美國的影響力。這種影響力會深化美國與合作國公私部門的經濟聯絡，從而形成更緊密的共同體。在此基礎上，DFC能夠推動開發中國家進一步融入全球市場。大多數全球南方國家已經適應了市場機制，尋求深度融入全球經濟以實現繁榮，而對美國所重視的許多意識形態衝突持無所謂態度。這一情況恰恰反映了美國在冷戰期間希望它們追求的意識形態目標。報告指出，眾議院的《馬斯特法案》明確提到，“促進各國基於市場的私營部門發展”能夠使美國“更加安全、更加強大、更加繁榮”。 如果能為DFC設立一個更廣闊的願景，則不但可以全方位服務於美國利益，還能體現美國對全球南方國家自主權與選擇權的承認，而非僅僅將其視為戰略競爭的舞台。但惋惜的是，後一種觀點在美國似乎愈發盛行，這並不利於提升全球南方對美國的國際好感。2. 潛在的反噬陰影除卻上述隱憂，文章進一步指出，在兩種情況下，重新授權後形成的擴大版DFC也可能對美國影響力產生負面作用。第一種情況是DFC被視為供養腐敗的工具。由於DFC大額資金的支出缺乏透明度，並且不對國會負責，其有可能被懷疑在東道國國內甚至美國本土剝削利益、滋生腐敗。近年來，美國《反海外腐敗法》在執行時愈發強調國家安全問題，往往著重調查美國競爭對手的活動，而忽略了對美國企業的監督，這可能導致腐敗風險加劇。同樣，如果DFC參與的項目被認為明顯偏袒美國，也會造成國際聲譽的損失。第一版烏克蘭關鍵礦產協議就是現成的案例，由於將大部分利益劃分給美國，該協議遭到了烏克蘭總統澤倫斯基的憤怒拒絕。2025年2月，烏克蘭消息人士表示，澤倫斯基總統“不準備接受目前的草案”。圖片來源：Agence France Presse。第二種情況是對小型投資項目的忽視，包括為中小企業提供的間接融資、具有重大發展意義的小額信貸項目等等。由於大眾更關注硬性基礎設施，這類微型項目往往得不到足夠的資源。除此之外，美國國際開發署（United States Agency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的解散也使得這些項目更難啟動。但這些變化並不意味著DFC的發展任務就此終結，只要在後續運行中有意識地予以兼顧，小型投資項目同樣擁有推進的機會。3. 有效的外交籌碼當DFC與全球南方中的中等收入國家的公司合作開展項目時，其外交方面的收穫可能尤為顯著。譬如在厄瓜多的波利瓦爾港（Puerto Bolívar），DFC與美洲開發銀行共同為港口建設提供了最高1.5億美元的貸款，在港口擴建後，美洲—拉美—北美之間的供應鏈獲得了更多替代管道。該案例同樣說明，DFC不排斥其他開發性金融機構繼續投資自己旗下的項目，這有助於應對諸如DFC獨佔利益、實行剝削性投資等指責。這些考量不僅是出於維護軟實力的需要，也包含了對項目的政治可持續性與實際安全性的保障。擴大後的DFC將成為美國在國際經濟外交策略中最為突出的“胡蘿蔔”獎勵。事實上，美國近期外交政策中“大棒”增多而不減，是因為在大多數全球南方國家，出於商業動機而互利的行為容易令人放鬆警惕，從而降低對政治操弄的防備。然而，明確要求排斥競爭對手國家的項目或貸款條件可能會適得其反，除非在極少數情況下，美國同時是該國最大的出口市場和最大的外來投資來源地（譬如在墨西哥）。（二）核心領域的變動在未來兩年內，DFC應將重點轉向關鍵礦產和戰略電信基礎設施（如長途海底電纜）。1. 關鍵礦產：大國競爭的關鍵對關鍵礦產的重視是DFC工作重心調整的根據之一。美國戰略與國際問題研究中心（CSIS）估計，中國目前佔據著全球此類材料約60%的供應源以及約90%的加工能力。對關鍵礦產問題的過度安全化解讀可能會加劇全球緊張局勢，致使全球發展成果受限甚至倒退。該領域的利益還可能引髮帶有帝國主義色彩的行為，如美國對格陵蘭島的興趣，或是對他國內政的干預，比如在阿根廷總統哈維爾·米萊的中期選舉前，美國曾提供經濟援助以助其鞏固地位。但報告同時指出，只要美國不執著於徹底切割全球技術和生產體系，並且尊重他國主權，那麼上述擴大關鍵礦產供應的努力，反而能夠增強全球經濟的韌性。採礦項目之所以長期備受批評，其原因主要在於兩點：一是採礦過程中可能引發的環境污染，二是在礦產所在地創造的就業崗位相對有限。但值得注意的是，採礦項目通常需要配備相應的運輸和加工環節，這些配套產業均可以成為帶動地區發展的有利窗口。因此，美國對關鍵礦產供應鏈安全的擔憂可以轉化為行業發展的驅動力。譬如2024年，DFC批准了一筆價值5.53億美元、為期15年的高級擔保貸款，用於支援洛比託大西洋鐵路公司（Lobito Atlantic Railway S.A.）對“洛比托走廊的升級、修復、營運和維護”。該項目採用了典型的多式聯運策略，除運輸關鍵礦產以外，還資助了太陽能發電場和電信基礎設施，極大地提高了當地人民的生活水平，並促進了人員和貨物的跨區域交流。洛比托走廊佈局圖。值得一提的是，該項目不僅使用中國製造的新集裝箱車廂，還參與向中國出口的銅精礦運輸，這恰恰證明DFC旗下的項目完全具備與中國合作的可能性。圖片來源：Trafigura。2. 能源供應：經濟活動的基石無論是關鍵礦產還是製造業領域，建構更具韌性的供應鏈，都取決於穩定可靠且具備規模化供給能力的能源體系。而在這一點上，DFC的項目可以強化美國在技術和產業方面的優勢。在當前的政治環境下，DFC在能源項目中的投入很可能會更側重化石燃料，從而帶來積極的發展外溢效應，特別在一些人均排放量極低的開發中國家，投資化石能源可以有效地促進其他工業活動。而且，這些技術能力同樣可以轉移至可再生能源領域，DFC也可以繼續支援地熱能源項目，例如總部位於裡諾的奧瑪特科技公司（Ormat Technologies Inc）在印尼的伊真地熱發電廠（Ijen Geothermal Facility）項目。此外，DFC還可以繼續拓展其在核能融資方面的能力，尤其是基於小型模組化反應堆的項目。這一使命的實現，可能需要更充裕的資產負債表作為支撐。正式投入商業營運的伊真地熱發電廠。圖片來源：Medco power。3. 電信安全：基礎設施的博弈除礦產和能源外，裡施法案明確指出，未來兩年DFC的重點領域之一將是電信安全。這再度證明，相關議題很容易被納入大國競爭的敘事框架中。DFC的一項相關舉措是提供1.9億美元貸款，用於建設新加坡、印尼與美國之間首條繞開中國南海的直連海底光纜，該電纜未來將由Google（Google）和臉書（Facebook）使用。連接新加坡、印度尼西亞和北美的海底光纜項目規劃圖。圖片來源：Engineering at Meta。4. 人工智慧：科技交鋒的前沿由於美國在人工智慧（以下簡稱AI）革命中的領先地位，該領域成為了DFC天然的工作重點。世界各地都對引入美國的AI技術有著高度興趣。當需求來自海灣國家等較為富裕的地區時，由於其充沛的主權基金，DFC的介入可能並非必要。然而，印度和東南亞國家在AI領域積累了深厚的專業能力（如人才和產業基礎），卻缺乏來自公私部門的資金支援。在撬動私人資本、深化關鍵資料基礎設施等方面，DFC有機會發揮重要作用。儘管存在一些瑣碎甚至危險的用途，但AI所具備的識別複雜模式與進行迭代模擬的能力，對服務業和製造業都至關重要。全球南方國家同樣希望獲得這樣的機會，而DFC在這一領域可以進行富有針對性的援助。在許多情況下，發展AI產業意味著大量消耗化石燃料；但是，對於希望依靠核能或地熱能來滿足電力需求的國家，DFC也可以協助美企開展相關項目。（三）拉美地區：緊鄰本土的重要防線由於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區（Latin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以下簡稱LAC地區）的地理位置，美國一直自視為該地區的“傳統主導者”；因此，DFC的戰略調整或許會更加顯著。這可能導致DFC被進一步“安全化”，愈發偏離其促進發展的本職。然而，在LAC地區，DFC理應保留更寬泛的發展職能，並支援更加多樣化的項目，其中也包括規模較小的項目。在世界其他地區，之所以要打造一個更“強勢”的DFC，是因為美國認為有必要與中國開展競爭。但在緊鄰美國的LAC地區，需要關注的不僅僅是大國競爭和供應鏈安全，還有各種犯罪、移民等問題。在DFC在提交給國會的資金說明中，曾強調其投資旨在“促進社區的穩定與健康，預防潛在的威脅入境，並減少導致移民的諸多因素”。通過拓展在LAC地區的各類經濟計畫，DFC得以發揮至關重要的作用。此外，在LAC地區開展一些小規模項目，也符合推動小企業發展的政治和經濟利益。即將上任的DFC首席執行長本傑明·布萊克（Benjamin Black）明確支援此類活動。在被提名為首席執行長之前，他曾在與人合著的一篇文章中表達立場，並指出DFC在為小企業創業者提供“類似美國小企業管理局的貸款和股權”等方面已經取得成功。此外，DFC也需要與當地從事小企業貸款的機建構立夥伴關係，為其提供投資，並在當地深入紮根——無論是直接開展業務，還是與其他開發性金融機構合作。美國周邊地區面臨的問題十分複雜，需要促進多層次的政府間合作，從而提升國家治理能力。與此同時，拉美政府還需要加強與私營部門的聯絡，以推動更廣泛、更具包容性的經濟增長。正如《美墨加協定》（USMCA）賦予了美國與墨西哥尤為緊密和深厚的聯絡，一個重新煥發活力的DFC也能進一步擴大美國在LAC地區的參與度。3   擁抱市場：放棄零和博弈關於DFC未來的走向，報告提供了五條期望與建議：1. 摒棄狹隘的國家利益觀兩黨推動大幅擴大DFC的行動固然值得肯定，但這也帶來了一個重要風險：該機構可能僅僅基於所謂的“國家安全考量”來選擇投資的行業、地點、合作夥伴和項目。如果DFC過度聚焦於此，將會把美國利益縮小為一種具有對抗色彩的國家安全願景，不僅容易引發反彈，也可能加劇全球緊張局勢。相反，DFC應當秉持商業競爭精神，通過市場化方式推動發展事業，並借此提升美國的全球影響力。2. 更大、更強、更靈活，洞悉國家與市場動態目前提出的諸如提高或有負債上限、最佳化股權和政治風險保險的預算處理、允許發放次級貸款等，都能增強DFC的風險承受力與吸引私營部門投資的能力。此外，在關鍵地區選派合適人員、設立合適的辦事機構，則有助於DFC更主動地尋求項目、設計交易結構並建立合作關係。長期看來，DFC還應考慮推出更多產品或措施，以降低匯率、原材料價格或商品市場波動所帶來的風險。3. 抓大不放小，平衡項目生態儘管出於對供應鏈韌性與安全性的考慮，國會目前的關注重點在於大型硬性基礎設施項目，但對大項目的熱衷並不必然排除其餘更廣泛的發展方向。一些能源、交通和電信領域的項目本身就會產生輻射全社會的正向外溢效應。除此之外，DFC還可以與相關開發性金融機構協作，共同為中小機構提供小規模資金，避免其在大項目優先的戰略導向下喪失生存空間。將規模小、見效快的項目與大型長周期投資相結合，可能對DFC的現金流有所改善。4. 著眼周邊，清掃“後院”兩黨對建設規模更大、更具針對性的DFC的支援，源於國家安全方面的擔憂，即美國在“大國基礎設施建設競爭”中正逐漸落後。然而，美國對LAC地區的安全關切還包括移民流動和毒品販運。在這一地區，除了專為應對“敵對勢力”而推動的基礎設施項目之外，DFC也應當基於社會經濟利益考慮，維持並拓展更廣泛的發展項目組合。此後在其他地區，它也可以逐漸重新回歸這一使命。5. 拒絕排他競爭，促進溫和博弈報告指出，在美國的敘事中，擴大DFC的主張是因為要與中國提出的“一帶一路”倡議競爭。然而，在美國之外，這種敘事可能會遭遇阻力——儘管存在失敗的案例，但“一帶一路”倡議確實取得了十分顯著的成功，而全球南方國家與西方債權人之間的摩擦早已持續了數十年。況且，中國經濟規模巨大，國際地位突出，是許多國家不可或缺的貿易與投資夥伴。在當今充滿潛在貸款方的世界裡，許多國家希望維持地緣經濟的開放性，倘若DFC的資金附帶排他性條件，可能會引起這些國家的反感。因此，DFC應當在商業基礎上展開競爭。既贏取財政收益，也提升國際影響力，才是全球南方之於美國的真正價值。 (歐亞系統科學研究會)

[編者按] 據媒體報導，近日，美國國防部啟動了一項新計畫，將在未來兩年內斥資10億美元，為軍方“快速、低成本”採購34萬架自殺式無人機。分析人士指出，五角大樓的這次豪賭，遠不止是一次簡單的裝備採購，它深刻反映了美國高層的戰略焦慮。無人機已經從根本上改變了現代戰爭的作戰方式和戰略思維。其低成本、高效率和廣泛適應性使其成為各國軍事力量爭奪的焦點。在無人機蜂群戰術面前，即便是美國，其傳統防空系統也面臨前所未有的挑戰。反無人機防禦體系的建構，不僅涉及傳統防空系統的更新換代，還需要整合感測器、主動防禦、非動能打擊等多層次手段，以應對小型、低速、難以探測的無人機攻擊。這一領域的技術發展和戰術創新，正成為全球軍事力量佈局的新焦點。對此，新美國安全中心（CNAS）發佈的《對抗蜂群：無人機時代聯合體系的軍事防禦》報告，嘗試從美國的視角切入，圍繞反無人機戰爭中的的軍事防禦體系展開介紹，一方面評估美國國防部在反無人機技術領域的投資和裝備採購情況，另一方面討論美軍在中東、紅海等地區應對無人機攻擊的實戰案例，並在此基礎上，圍繞印太地區無人機戰爭進行軍事推演。文章最終強調，無人機已重塑現代戰場，但美軍反制能力仍滯後，“即使擁有最先進的系統，若無法防禦無人機群，一切都將失效”。為便於國內各界把握形勢之變，知己知彼，歐亞系統科學研究會特編譯此文，供讀者批判性閱讀。文章僅代表作者本人觀點。對抗蜂群：無人機時代聯合部隊的軍事防禦▲ 圖源：報告原文1   無人機重塑現代戰爭形態在現代戰爭的歷史上，可能從未出現過像無人機這樣的武器，可以憑藉極低的部署成本，打破軍事強國對空中打擊力量的完全壟斷，深刻改變戰爭過程中的攻防邏輯。實際上，自冷戰結束以來，美國在空戰力量和精確打擊能力方面一直保持著幾代人的領先地位；然後，隨著廉價的軍事無人機在戰場上的大規模應用，這一壟斷格局可能將被徹底打破。無論是非國家行為體或是大國軍隊，均能通過批次部署無人機，將精確打擊能力轉化為普遍戰力，使現代戰爭進入“全民精確打擊”的新紀元。無人機的實戰威力已在多場戰爭和衝突中得到有效驗證，這些實戰案例充分揭示了無人機戰爭參與的核心特徵：其一，無人機的成本優勢顛覆傳統戰爭經濟邏輯。例如，伊朗“沙赫德-136”無人機單價僅2萬至5萬美元，大疆Mavic3商用無人機更是低至2000美元，而美軍攔截此類目標常動用單價數十萬美元的“郊狼”攔截器，甚至百萬美元級的防空導彈，這種“低成本攻擊-高成本防禦”的失衡，迫使防禦方重新審視戰爭資源配置。其二，無人機批次部署與戰術多樣性形成飽和威脅。敵方可通過“蜂群戰術”或“脈衝式攻擊”，耗盡防禦方攔截彈儲備、撕裂防空體系；同時，無人機可搭載手榴彈、反坦克彈藥等不同載荷，執行偵察、誘騙、自殺攻擊等多元任務，適配從城市巷戰到遠洋對抗的各類場景。其三，無人機自身的物理特性可規避傳統防空盲區。1至3類小型無人機體積小、飛行速度慢、雷達反射截面低，傳統針對高速高空戰機設計的防空雷達難以探測；部分無人機還採用慣性導航、超低空飛行或光纖操控技術，規避電磁干擾與雷達探測，進一步削弱傳統防空系統效能。其四，無人機的威脅範圍全域化延伸。無人機不僅在海外戰場構成直接威脅，更滲透至美國本土——美國國內軍事基地遭遇無人機入侵事件顯著增加，使“本土防禦”與“海外作戰”的界限逐漸模糊。因此，無人機的軍事化徹底打破了傳統戰爭的攻防平衡，其帶來的不僅是武器裝備的革新，更是作戰理念的重構。傳統依賴“高端裝備壟斷”的軍事優勢不再穩固，“數量優勢”與“技術創新”的結合成為新的制勝關鍵；防空體系從“重點防禦高端目標”轉向“全域應對多元威脅”，而單一軍種的防空責任擴展為所有作戰單位的自衛需求。這種變革對美軍長期依賴的空中優勢和精確打擊主導地位構成嚴峻挑戰，也使無人機防禦成為維護國家安全的核心議題。2   美國如何構造反無人機體系？反無人機體系的軍事部署需建構出一套專門針對無人機攻擊特點的完整的防禦體系；而這一過程需要依賴多類型感測器、分層主動防禦系統與被動防護措施的整合化協同整合，才能最大限度覆蓋小型低速無人機、大型遠端無人機及叢集攻擊等多元場景，形成“感測器探測-主動防禦攔截-被動防禦兜底”的完整軍事防禦鏈條。（一）探測系統：主動感測器與被動感測器探測是反無人機作戰體系中的首要環節，也是最困難的一環。其需通過主動與被動兩類感測器的協同，實現對無人機的遠距離發現、精準定位與敵我識別。因此，感測器的性能高低直接決定了防禦方是否有充足時間啟動反制措施，其核心價值在於填補傳統防空雷達對小型低速目標的探測盲區，為後續攔截創造有利的窗口。在實戰中，探測器主要分為主動感測器和被動感測器兩大類。主動感測器通過發射能量並接收反射訊號實現探測，優勢是定位精度高、可提供即時軌跡資料，能直接引導火力系統實施攔截，但缺點是發射訊號易暴露自身位置，且受電磁干擾、地形遮擋影響較大。其中，作為主動感測器的核心，雷達是傳統防空體系的基礎，也是反無人機作戰中遠距離探測的關鍵裝備。根據功能不同，反無人機雷達可分為早期預警雷達與火控雷達：早期預警雷達以被動式工作模式為主，能實現遠距離探測與火控引導，需依賴預先電磁頻譜勘測和充足背景輻射環境，可在廣闊區域識別潛在目標，且難以被敵方定位，但對低空低速小型無人機的探測精度有限；火控雷達為主動式工作，具備精確多目標跟蹤能力，抗干擾性強且可全天候24小時運行，能為攔截武器提供精準火控資料，但受尺寸、重量和功耗限制，機動性較弱，對低空、低速、小型無人機的探測距離短，且易受雜波干擾產生誤報。被動感測器無需發射能量，僅通過捕捉無人機自然釋放的能量實現探測，優勢是隱蔽性強、不易被敵方發現，成本低且部署靈活，可彌補主動感測器易暴露的缺陷，但缺點是解析度較低、定位精度有限，需依賴多裝置協同才能實現精準追蹤。其中，聲學感測器主要通過麥克風捕捉無人機發動機產生的特有聲波實現探測。這類感測器成本低廉、功耗需求低，可通過多靜態三角測量實現二維方位跟蹤，適合部署於基地、哨所等固定區域，但探測距離短，易受聲學污染影響，且需建立無人機聲學特徵庫才能精準識別目標。而射頻感測器：通過天線識別無人機與操作員之間的無線電控制訊號，可同時追蹤多個目標並測算無人機及操作員位置。射頻感測器無需發射訊號，隱蔽性強，且對商用改裝無人機的探測效果顯著，可快速察覺臨近的無人機威脅，且不會因發射訊號暴露自身位置。但這類感測器對預程式設計自主無人機無效，且需接入包含無人機射頻特徵的最新資料庫，才能實現精準定位與識別。總體而言，在實戰中對於無人機的探測，無論是採用主動還是被動感測器，單一使用均存在嚴重缺陷，其中主動感測器中的雷達易暴露，而被動感測器精度不足。因此，在實戰過程中需通過多感測器融合實現對無人機的精準探測。（二）主動防禦：動能防禦系統和非動能防禦系統在探測到敵方的無人機攻擊後，需立即採取防禦措施，包括主動防禦和被動防禦。其中，主動防禦是反無人機作戰的核心環節，是指通過動能打擊或非動能干擾，直接摧毀地方無人機或阻止其完成任務。此時需要需根據無人機類型、攻擊規模選擇適配的反制手段，核心目標是在無人機抵達目標前終止其威脅。在這過程中最為重要的是控制攔截成本，避免出現“用百萬美元導彈打千美元無人機”的資源浪費。一方面，主動防禦可通過動能防禦系統實現對無人機的精準打擊。動能防禦通過發射炮彈、火箭彈、導彈等直接撞擊或引爆無人機，具備技術成熟、實戰驗證充分的優勢，可覆蓋短中長不同射程，但缺點也十分明顯，即需消耗實體彈藥，成本隨射程增加而顯著上升，且面對蜂群攻擊時易因彈藥耗盡失效。火炮系統以高射速、低成本為核心優勢，適合應對短程小型無人機，是近程防空的基礎裝備。火炮通過密集彈幕形成攔螢幕擷圖障，若搭配雷射測距儀或火控雷達鎖定目標，再使用增強型近炸破片彈藥，可大幅提升對小型機動性無人機的殺傷機率。但火炮的射程有限，對高速或高機動性無人機的攔截效果較差，且需持續補給彈藥，難以應對長時間蜂群攻擊。火箭彈系統的射程優於火炮，成本低於導彈，適合作為中短程動能攔截手段，可通過托盤式發射裝置安裝於車輛、艦船等平台，具備一定機動性。但火箭彈系統的缺點是精度依賴制導技術，無制導火箭彈對遠距離目標的命中機率低，且需配套發射平台，機動性受限於載具。而導彈系統的射程最遠、精度最高，適合應對中大型無人機、巡航導彈等高端威脅，但成本極高，難以大規模使用。反無人機無人機則是通過自主或遙控方式撞擊敵方無人機，具備預先部署、持續巡邏的優勢，成本介於火箭彈與導彈之間，適合應對中短程單機或小規模無人機群。這類系統需具備超越目標無人機的速度與續航能力，反無人機無人機的缺點是速度低於導彈，面對高速無人機時攔截難度大，且續航能力有限，需頻繁更換電池或燃料，難以應對長時間作戰。另一方面，非動能防禦也能實現對無人機的主動防禦。非動能防禦通過電子干擾、定向能等技術，無需實體彈藥即可癱瘓無人機，具備“無限彈匣”、“單次成本低”的優勢，適合應對蜂群攻擊和大規模威脅，但技術成熟度較低，部分系統仍處於原型測試階段，受環境因素影響較大。包括電子戰系統，這是通過干擾或欺騙無人機的通訊、導航訊號，迫使其中斷任務或偏離航線，是應對商用改裝無人機的核心手段，主要包括無線電訊號干擾與GPS欺騙兩類。無線電干擾器可破壞無人機與操作員之間的控制訊號，迫使無人機返航或墜毀。此外還有定向能武器，其包括高能雷射與高功率微波，是指通過能量束摧毀無人機電子元件或機身結構，是應對蜂群攻擊的最具潛力手段。高能雷射武器通過聚焦雷射束灼燒無人機，單次成本僅數美元，且無需彈藥儲備；但該系統射程僅數公里，屬於末端防禦手段，且可能誤傷友方電子裝置，需謹慎部署。（三）被動防禦：降低無人機攻擊影響與主動防禦不同，被動防禦是指不直接攔截或摧毀無人機，而是通過隱蔽目標、減輕損傷、消耗敵方資源，提升作戰韌性，確保即便部分無人機突破主動防禦，也無法造成重大損失。被動防護被視為是反無人機作戰的“最後一道防線”，尤其適合應對無人機群的小規模滲透攻擊，與主動防禦形成互補。首先是偽裝與隱蔽，通過掩蓋目標的視覺、熱訊號、雷達特徵，使無人機難以識別定位，包括煙霧彈、多光譜偽裝網、塗料等手段。煙霧彈可暫時干擾無人機的光學感測器，為部隊轉移爭取時間；多光譜偽裝網能遮蔽視覺、熱能及雷達訊號。基礎偽裝技術成本低廉、部署靈活，對配備基礎光學感測器的無人機效果顯著，但面對具備人工智慧電腦視覺演算法的先進無人機，易被識別突破，需搭配其他防護手段。其次，防禦工事與防護裝備是指通過物理屏障抵禦無人機攻擊，減輕爆炸、彈片造成的損傷，包括掩體、防爆牆、籠式結構、裝甲等。掩體可提供頂部防護，抵禦無人機攜帶的小型炸彈；籠式結構與網狀防護輕便且用途廣泛，可安裝於車輛、建築頂部，攔截低空飛行的無人機；車輛加裝額外裝甲可抵禦小型爆炸物，但會增加重量、降低機動性，且仍存在脆弱點。最後是誘餌與欺騙，通過部署假目標消耗敵方無人機與彈藥，誤導敵方攻擊決策，分為低保真誘餌與高保真誘餌。低保真誘餌成本低廉、可批次生產。高保真誘餌具備熱訊號、雷達訊號和無線電訊號特徵，可模擬真實裝備，但成本較高，數量有限。誘餌系統的核心價值是打亂敵方目標鎖定流程，降低真實裝備被攻擊的機率，尤其適合應對無人機偵察與精確打擊結合的戰術。3   美國反無人機體系建設預算上限（一）反無人機軍事體系建設的資金投入和分配情況近十年來，美國國防部圍繞反無人機體系建設持續投入資源，支出規模呈增長態勢，但整體投入呈現出一種“應變性驅動”特徵，尤其是缺乏長期穩定的戰略規劃，且資金分配存在“重傳統裝備、輕新興技術轉化”、“重短期需求、輕長期儲備”的失衡問題。首先，從投入規模來看，2015至2025年間，美軍反無人機相關支出實現倍數增長。2015年，聯合部隊在反無人機能力採購上投入約48億美元，主要用於採購“愛國者”等成熟防空導彈系統及傳統火控雷達；到2025財年，五角大樓計畫再投入約74億美元，重點轉向短程防空系統、定向能武器及人工智慧指揮控制技術。這十年間，美國軍事支出經歷了兩次顯著激增：第一次是在2018年，受“堅定決心行動”中伊斯蘭國大規模使用商用無人機襲擊美軍的刺激；第二次是2022年俄烏衝突爆發後，無人機在戰場的主導性作用促使美軍加大對烏克蘭傳統防空系統及反無人機技術研發的間接投入。其次，從資金分配結構來看，美軍投入呈現三大特點：一是優先保障傳統防空系統採購，專用反無人機裝備佔比偏低。儘管反無人機任務被列為最高優先順序，但五角大樓長期依賴改進型傳統防空系統應對無人機威脅，這些系統設計初衷並非針對無人機，效能有限。二是新興技術研發投入高，但轉化為實戰能力慢。過去十年，美軍在定向能武器領域投入巨資，截至2025年，尚無任何一款定向能系統實現全面作戰部署。三是美國針對反無人機軍事體系建設的費用支出，存在應急性傾斜，長期儲備不足。美軍反無人機投入多受短期作戰需求驅動，缺乏對攔截器庫存、機動防禦系統等長期能力的規劃。（二）美軍採購反無人機裝備的進展美軍各軍種根據自身作戰需求，形成了差異化的反無人機投入重點，但均面臨“裝備適配性不足、部署規模有限、技術整合難”的共性問題，尚未形成全域協同的反無人機防禦作戰體系。其中，陸軍作為反無人機任務的執行機構，投入重點集中在地面部隊防護與短程防空系統建設，是反無人機裝備採購的主力，但存在“固定系統多、機動系統少”、“原型測試多、實戰部署少”的問題。在定向能系統建設領域，陸軍重點推進IFPC-HEL和IFPC-HPM項目，前者計畫開發300千瓦雷射武器，但2025財年預算中陸軍削減了該項目48億美元撥款；後者雖在2025年菲律賓巴利卡坦演習中成功測試，卻因投入時間晚，尚未形成量產能力。此外，陸軍反無人機系統採購量波動顯著，2021年“郊狼”攔截器採購量充足，2022年卻驟降至172架，2024年計畫組建的九支反無人機連隊，配備的“郊狼”發射裝置幾乎全部為固定式，無法為機動步兵部隊提供防護，難以適配分散作戰需求。海軍的投入聚焦於水面艦隊防空與電子戰能力，依託宙斯盾系統建構多層防禦體系，技術整合度較高，但缺乏專用反無人機動能攔截器，依賴傳統導彈導致成本過高。海軍在反無人機領域的核心優勢是其成熟的分層防空系統，驅逐艦和巡洋艦配備SM-2、SM-3、SM-6等遠端防空導彈，ESSM、RAM等短程導彈，以及5英吋艦炮、20毫米近防武器系統，形成從數百英里到數公里的攔截覆蓋。然而，海軍反無人機投入存在兩大短板：一是缺乏專用低成本攔截器，長期依賴昂貴的防空導彈應對無人機，導致成本失衡；二是艦載定向能系統進展緩慢。整體來看，空軍和海軍陸戰隊的投入相對滯後，空軍側重基地固定防護，海軍陸戰隊聚焦機動防空，但兩者均面臨裝備部署不足、能力覆蓋有限的問題。最為關鍵的是，美軍各軍種反無人機投入呈現“各自為戰”的特點，缺乏統一的協同規劃，導致裝備互操作性不足、資源重複建設。這種“碎片化”的建設模式，極大地削弱了美軍應對大規模、跨域無人機威脅的能力，也成為其反無人機體系建設中的核心短板。4   美國陸、海軍反無人機能力弱嗎？（一）中東行動中美國陸軍反無人機的實戰案例2023年10月哈馬斯與以色列戰爭爆發後，美國在中東地區的地面部隊成為伊朗支援民兵組織的主要襲擊目標。武裝分子的攻擊武器涵蓋迫擊炮、火箭彈及短程導彈，但自殺式無人機是其首選，這類固定翼單程攻擊無人機具備數百英里自主飛行能力，精準鑽了美軍防空體系的漏洞。在此背景下，美國陸軍第10山地師第2旅戰鬥隊承擔了防禦該地區超半數美軍基地的任務，在2023年10月至2024年2月展開了系統性的反無人機行動，成為陸軍反無人機實戰經驗的核心來源。行動初期，美軍陸軍的反無人機應對暴露出明顯短板。2023年10月，伊拉克西部阿薩德空軍基地首次遭遇無人機襲擊時，防禦體系反應遲緩且混亂：基地防禦作戰中心對首架來襲無人機的處置遲緩且猶豫不決，因標準操作規程要求必須通過目視確認威脅目標才能交戰，而攻擊過程中耗時過長未能完成確認，導致該無人機雖受損仍撞毀飛機庫；同日，敘利亞南部坦夫駐軍基地遭遇兩架單向攻擊無人機襲擊，雖最終擊毀第二架，但首架無人機的突破已暴露防禦流程的僵化。彼時，陸軍部隊普遍缺乏針對無人機威脅的專項訓練，多數負責攔截的士兵並非防空專業人員，且各基地配備的反無人機系統呈非標準化且種類繁雜的狀態，八座基地的防禦裝備組合各不相同，涵蓋固定式低空慢速小型無人機綜合防禦系統、高能雷射器、低功率武器系統及英國研發的兩款動能攔截器，這些裝備處於不同開發階段，性能差異顯著，部分原型機甚至未經過充分實戰驗證，難以形成統一高效的防禦合力。為扭轉被動局面，該旅在指揮官斯科特·溫斯上校的主導下，推行了一系列針對性改進措施，成為其後續取得高攔截率的關鍵。首先，賦予基層軍官決策權並強化專項訓練。溫斯上校打破傳統指揮層級限制，讓一線軍官直接負責來襲無人機的應對決策，同時額外安排反無人機系統操作訓練，確保士兵熟悉不同裝備的使用場景。其次，開展“中央司令部融合計畫”。在阿薩德空軍基地進行反無人機裝備與戰術的實測實驗，即時根據戰場反饋調整方案。最後，最佳化敵我識別流程以縮短決策時間。鑑於原“探測識別標準”耗時過長，部隊將識別標準調整為基於“位置、方位角、高度、距離和速度”的程序化判斷；所以，若某空中目標出現在美軍飛機不該出現的區域，且以已知敵方無人機的速度和高度朝基地方向飛行，即判定為敵對目標並可實施攔截，這種被稱為“鴨子測試”的簡化流程，為防禦部隊爭取了關鍵的攔截時間，大幅降低了無人機突破機率。在裝備與戰術的適配下，該旅的反無人機行動取得顯著成效。在無人機襲擊最密集的四個月內，他們成功擊落了防衛的八座基地所遭遇的115架無人機中的93架，攔截成功率高達80%，成為防禦效果最佳的基地。不過，此次行動的成功也依賴於“威脅規模有限”的客觀條件：武裝分子的攻擊雖頻繁但強度較低，每次僅1-2架無人機來襲，最大規模的一次也僅為五架“沙赫德-136”在15分鐘內分批攻擊，且未出現無人機與巡航導彈、彈道導彈混合編隊的複雜齊射，這使得陸軍有足夠精力應對單一類型威脅。當然，此次實戰也暴露了陸軍反無人機體系的深層短板，為後續改進提供了方向。一是早期預警能力不足。多數雷達探測距離僅4英里，導致防禦方需在不到一分鐘內完成“探測-識別-攔截”全流程，容錯空間極小。二是自動化水平低下。從探測無人機、判定敵意到實施攔截的全過程完全依賴人工操作，需在30秒至2分鐘內完成，面對大規模蜂群攻擊時極易因操作員疲勞或誤判失效。三是分散部署導致後勤保障壓力大。美軍需幾乎每天調動稀缺的“郊狼”攔截器，才能確保八座基地的防護覆蓋。（二）紅海行動中美國海軍反無人機的實戰案例2023年11月至2025年5月的紅海之戰，是美國海軍應對大規模無人機威脅的標誌性實戰場景。為回應以色列對加薩地帶的行動，伊朗支援的胡塞武裝以打擊以色列關聯船隻為名，對紅海這條連接歐洲、中東和亞洲的關鍵海上貿易通道發起襲擊，據國際戰略研究所資料，胡塞武裝共發動315次針對船舶的攻擊，其中無人機與導彈協同作戰成為主要手段。美國海軍以阿利·伯克級驅逐艦為核心，聯合空軍戰機建構多層防禦體系，在18個月的行動中擊落約480架胡塞武裝無人機，這一戰績的核心源於海軍建構的“分層防禦體系+多域協同”作戰模式。首先，美國海軍的分層防禦體系以宙斯盾作戰系統為核心，整合了遠中近程多類型武器，形成覆蓋數百英里至數公里的攔截網路。遠端防禦層面，驅逐艦和巡洋艦配備SM-3、SM-2、SM-6等防空導彈，其中SM-6可在數百英里外攔截無人機與彈道導彈，而中程防禦依賴進化型海麻雀導彈和RIM-116滾動式導彈，主要應對突破遠端防線的無人機與巡航導彈；近程防禦則由5英吋艦炮和20毫米近防武器系統構成，成為艦艇的最後一道屏障。此外，海軍還靈活運用電子戰系統，多艘艦艇通過干擾無人機指揮訊號或導航系統，挫敗了胡塞武裝的攻擊，避免了動能武器的消耗。其次，多域協同是海軍反無人機行動的另一核心優勢，海軍艦艇與空軍戰機、預警機形成高效聯動，拓展了防禦覆蓋範圍與響應速度。這種“艦艇探測+預警機引導+戰機攔截”的協同模式，不僅彌補了單艘艦艇的探測盲區，還能將防禦線外推至數百英里，為艦艇爭取更多反應時間。此外，2024年1月起，美國與英國啟動“發射前打擊”行動，通過空襲摧毀胡塞武裝尚未發射的無人機和導彈發射裝置，從源頭減少威脅。此外，海軍在行動中還展現出快速學習與戰術迭代的能力，宙斯盾系統收集的數位化雷達資料成為關鍵支撐。行動初期，海軍對交戰過程的分析需耗時近40天，但通過最佳化資料傳輸與分析流程，到行動後期已能常規性地在48小時內完成復盤，提煉最佳戰術並調整裝備參數——例如針對胡塞無人機的飛行軌跡特點，調整SM-6導彈的攔截參數，提升命中精度；根據無人機低空飛行的習慣，最佳化艦載雷達的低空探測模式，減少雜波干擾。同時，海軍還針對成本失衡問題進行戰術探索，而空軍也配合調整戰術。不過，紅海之戰也暴露了海軍反無人機體系的顯著短板，其中成本與彈藥儲備問題最為突出。行動期間海軍總耗資逾十億美元，導致防空導彈庫存處於危險低位。而胡塞武裝顯然採取了“費邊戰略”，試圖通過持續消耗美軍彈藥，最終利用庫存不足或兵力優勢突破防禦——這種低成本無人機消耗高價值導彈的困境，成為海軍後續需解決的核心問題。總體來看，紅海之戰中的海軍反無人機行動，既驗證了分層防禦與多域協同的有效性，也凸顯了成本控制、彈藥儲備、戰術迭代的重要性。5   印太地區無人機戰爭預測對於美國而言，伊朗製造的無人機雖在中東造成嚴重威脅，但其技術水平與中國先進的進攻性無人機系統相比，仍存在明顯差距。中國部隊將無人機視為建設“世界一流軍隊”的核心要素，高度重視無人機的生產與部隊整合。因此，在可能爆發的台海衝突中，如果美軍強行介入，其面臨的不僅是中國的導彈和有人駕駛戰機，更需應對規模急劇擴張的無人機編隊對美軍基地及分散作戰行動的威脅。儘管部分無人機的效能或許不及先進導彈，但中國龐大的無人機儲備，足以在印太地區的持久戰中對美軍力量形成壓制與摧毀之勢。面對中國在無人機領域的快速發展，美國新安全中心（CNAS）防務團隊開展了一次軍事推演。此次推演設定在軍事衝突爆發的第42天，假設美軍（藍方）與中國（紅方）均已耗儘先進遠端導彈及遠端防空攔截彈儲備。在此情境下，紅方計畫動用無人機壓制並摧毀在第一島鏈內作戰的美軍部隊。由於研究重點聚焦美國反無人機能力，推演被設計為單方面規劃演練。紅方針對三支代表美國軍事規劃者的藍方團隊發起攻擊，藍方團隊需完成兵力部署與防空計畫制定任務。推演的核心目標是探究這些防禦系統在印太地區特定戰術場景中的協同效能，識別美軍反無人機行動中的短板與挑戰。藍隊需應對兩個獨立的戰術場景。第一個場景是美國海軍陸戰隊近岸團在南琉球群島與那國島執行遠征前沿基地作戰。在此場景中，假設紅方發起了三次不同類型的攻擊：首輪為3輪齊射，每輪6架遠端螺旋槳驅動自殺式無人機，按預設飛行路徑飛行，間隔2分鐘，目標為固定燃料補給點及運輸發射車（TEL）的隱蔽部署位置；第二輪攻擊由1艘無人水面艇（USV）搭載小型空中無人機，包括軍用級巡弋武器（第二類無人機）及第一人稱視角（FPV）自殺式無人機，目標為配備軍用無人機的雷達與TEL，且FPV無人機會追獵美軍部隊；第三輪攻擊是約220架FPV無人機組成的自主、自癒、異構群集，包含5架可各搭載4架FPV無人機的大型“母艦”多旋翼飛行器，以及200架配備3磅炸彈的高速FPV無人機，由無人機艇部署武裝FPV無人機及搭載FPV的母艦級多旋翼機發射，目標為雷達與移動發射裝置。第二個場景是美軍戰鬥機在陸軍防空部隊支援下，於菲律賓棉蘭老島分散部署的空軍基地實施敏捷作戰部署（ACE）。紅方在該場景中同樣發起三輪攻擊：首輪為4輪齊射，每輪5架噴氣無人機，間隔1分鐘，從海南島由卡車發射，目標為燃料庫或跑道；第二輪是35架渦輪風扇自殺式無人機實施復合攻擊，同時配合4枚巡航導彈和1枚空射彈道導彈，卡車從海南島發射無人機，H-6戰機投射彈道導彈，艦載發射的CJ-10巡航導彈在中國受控空域發射，CJ-10巡航導彈瞄準燃料儲存或解除安裝點，優先攻擊目標為F-35部署點；第三輪為30架配備自癒式網狀結構、可同時發射的自主渦輪風扇自殺式無人機，由海南島發射卡車發射，目標為F-35戰機。此次桌面推演清晰揭示了未來無人機對美國的挑戰與當前中東及烏克蘭戰場所見的挑戰的顯著差異。這種差異不僅源於紅方無人機在規模與精度上的提升，更因印太地區的群島特性及島嶼間的廣闊距離，對美軍反無人機行動構成了嚴峻考驗。紅方的無人機具備破壞美軍行動、壓垮防禦體系並擾亂後勤保障的能力。憑藉廉價無人機，紅方可持續打擊第一島鏈內的美軍，軍用級遠端自殺式無人機能執行遠端打擊任務，小型無人機可由遠端飛機或無人水面艇投送，且由“母艦”無人機系統或無人水面艇（USV）部署的FPV無人機和自殺式無人機，其機動性可形成360度全方位威脅。第一類和第二類無人機的普遍性與龐大數量，意味著突破美國防空系統的無人機是不可避免的。這就要求美軍建立強大的被動防禦體系，尤其在空軍基地等固定據點，以應對包括無人機在內的各類空中威脅。通過協同運用主動與被動防禦體系，美軍能夠吸收並減輕無人機攻擊造成的部分影響，同時繼續開展進攻性作戰行動。在印太地區，美軍需分散部署於相距數百乃至數千英里的多個群島國家。分散部署雖能提升部隊生存能力，但駐地間距過大會導致對短程防禦系統的需求大幅增加。多數專用反無人機系統屬於短程類型，因此美軍希望防禦無人機攻擊的每個據點，都需配備獨立的分層整合式感測器與效應器系統。由此可合理推斷，印太地區衝突中對短程反無人機系統的需求將顯著增長。保護分散部署部隊免受無人機攻擊的關鍵，在於儲備大量短程動能攔截器，並制定完善的補給計畫，這也是美國爭議性後勤計畫的重要組成部分。為分散部署部隊提供足夠攔截器以持續開展反無人機作戰面臨諸多挑戰，而紅方擁有足夠數量的無人機可發動數百次攻擊。在推演設想的各類攻擊浪潮中，美軍面臨嚴峻考驗。當然，分散部署的部隊並不等同於機動部隊。在上述兩個推演場景中，藍軍部隊均配備了機動性各異的反無人機系統。然而，當前系統在管理反無人機系統的電磁輻射方面仍面臨挑戰。即便實施既定的改進計畫，若缺乏高功率微波和人工智慧等新技術的支撐，美軍仍將難以應對大規模脈衝式齊射、複雜攻擊及自主蜂群作戰。當防禦系統逐個攔截來襲無人機時，終將面臨飽和狀態——要麼因耗盡攔截器而無法繼續攔截，要麼因無法快速重新瞄準而失效，最終導致無人機在撞擊目標前無法被有效攔截。為應對大規模複雜攻擊，美國的感測器與攔截器必須無縫整合到自動化的人工智慧指揮控制系統中。隨著無人機攻擊規模從數架擴大到數十架乃至數百架，美軍防禦者必須在越來越短的時間內對多重威脅作出快速反應。鑑於攔截無人機時對決策速度的極高要求，美軍需要人工智慧系統最佳化射擊選擇，並在不同防禦平台間協調響應。但即便配備了人工智慧增強的指揮控制系統，當防禦系統逐個應對來襲無人機時，在某個臨界點仍會陷入飽和狀態。防禦系統可能耗盡攔截器，或因無法快速重新瞄準而無法在無人機撞擊前完成攔截。高功率微波是目前唯一能有效應對小型無人機群大規模攻擊的手段，但該技術僅適用於極短距離作戰，不宜單獨部署，而應作為末端防禦層。因此，美國應持續投資於高解析度被動感測器，這將使美軍能夠在更遠距離上探測並鎖定來襲無人機，且無需主動發射訊號，降低了自身暴露的風險。在戰術訓練演習中，參與者探討了利用蜂窩基站網路作為被動感測器，並通過先進電腦處理生成高解析度軌跡的方案。儘管該方案在現實中可能面臨諸多實施難題，但具備足夠探測距離和精度的被動感測器，對於實現對無人機的精準打擊仍將具有重要價值。6   美軍實力無法支撐美國的擴張戰略回顧美軍反無人機體系的建設歷程，其雖在中東、紅海等戰場取得局部成效，但整體仍滯後於威脅演進速度。過去十年，五角大樓在反無人機領域投入持續增長，卻受限於三大瓶頸：一是投資優先順序搖擺，專用系統量產不足；二是成本效益失衡，耗盡高端彈藥儲備；三是技術轉化緩慢，高能雷射、高功率微波等新興技術投入巨大卻未實現全面部署，傳統短程防空系統對電動無人機的攔截效能也日益衰減。從實戰案例看，美軍在中東和紅海地區的反無人機行動中，面對的僅是等低複雜度的無人機機型；而如今，隨著中國無人機技術的快速發展，美國需要慎重考慮其是否還有能力武力干預台印太地區，尤其是美軍分散式作戰戰略極有可能被中國的無人機叢集壓垮。 (歐亞系統科學研究會)

赫格塞思的演講與美國新版《國家安全戰略報告》一唱一和，勾勒出川普政府三大國防政策走向。當地時間2025年12月6日，美國國防部長赫格塞思出席在加利福尼亞州西米穀舉辦的“里根國防論壇”並行表演講，闡述了美國下一步的國防優先事項。其此次演講與剛剛發佈的美國新版《國家安全戰略報告》一唱一和，較為完整地勾勒出川普政府三大國防政策走向。戰略路線：由“烏托邦理想主義”轉向“溫伯格主義”軍事是美國維繫世界霸權的最重要工具之一。長期以來，美軍在全球保持強大的軍事存在，通過插手地區事務，發動對外戰爭，維持其全球軍事霸權。然而川普政府認識到，經年累月的戰略消耗致使美國國力日衰。因此，優先恢復美國國力元氣、在全球實施戰略收縮成為川普政府不得已而為之的戰略轉變，也成為其“美國優先”和“以實力求和平”治國理念的邏輯起點。美軍有針對性的戰略收縮已成定局。赫格塞思在演講中大篇幅論述里根主義的“真諦”，指出川普才是里根主義真正的繼承人，認為冷戰以後美國歷屆政府企圖在全球建立軍事霸權並沒有使美國受益，反而導致“中東漫無目的的戰爭、歐洲大陸的衝突”等，這種“烏托邦理想主義”將美國推入“准帝國主義幻想”。赫格塞思的表述與新版《國家安全戰略報告》一脈相承，後者認為冷戰後美國的全球投入是一種錯誤的戰略選擇，明確指出“我們的精英們嚴重誤判了美國願意永遠承擔那些與美國人民的切身利益毫無關聯的全球責任的意願。”兩者從頂層戰略上看似拋棄了傳統的軍事霸權路線，實質上是美國不得已的戰略收縮。需要指出的是，美軍的戰略收縮不是全面退縮、不再插手地區事務，而是有針對性地收縮，在涉及美國重要利益的西太地區，美國的戰略投入反而有增無減。川普政府國防政策將重回“溫伯格主義”。以里根政府國防部長卡斯帕·溫伯格命名的軍事理論“溫伯格主義”實質上是一種現實主義武力運用政策。在赫格塞思的演講中，他列出了“溫伯格主義”的四個原則：第一，除非牽扯美國或其盟國的重大國家利益，否則美國不應派遣軍隊參戰。第二，部隊必須軍心相當凝聚、取勝意志十分明確才能投入戰鬥，否則不應參戰。第三，美軍作戰部隊的戰鬥應僅限於具有明確的政治和軍事目標，且具備實現這些目標的能力。第四，美軍的參戰應僅作為最後的手段。赫格塞思宣佈美國將擁抱“務實的現實主義”，實質上也宣告美軍在全球軍事存在和全球軍事參與路線的戰略轉變，即在川普任內，美軍不再無謂地在全世界鋪張投入以贏得所謂的“全球霸權”，而是以美國的切實利益為標準確定軍事應用方案。赫格塞思在演講中也指出美國對伊朗發動的“午夜之錘”閃擊行動就是務實主義的典型案例。優先戰區：從東半球轉向西半球新版《國家安全戰略報告》將維護西半球利益作為美國首個優先事項，誓言美國“將重申並執行‘門羅主義’，恢復美國在西半球的霸權地位”。川普的政治意志成為國防政策和兵力運用的指導，也是美國軍事資源向西半球轉移的根本動因。與川普第一個任期和拜登政府將印太地區作為“優先戰區”不同，美陸軍官員直言當前西半球已成為“優先戰區”。確保西半球霸權將是美軍的首要職責。赫格塞思在演講中明確提出美國國防部優先開展的四個關鍵工作，首個關鍵就是“保衛美國本土和西半球”。其在8月7日一份備忘錄中闡述了其國防規劃指導方針，列出的首要任務也是“封鎖我們的邊境，擊退入侵，打擊毒品和人口販運，並支援國土安全部驅逐非法移民的任務”。在此政策指導下，美國軍事資源已經開始逐步向西半球轉向換防。在確保本土安全方面，聚力打造“金穹”導彈防禦系統，企圖抵禦各類武器對美國本土的襲擊；迅速統一戰區指揮，合併美陸軍北方和南方司令部成立美陸軍西半球司令部。在打擊非法移民和禁毒方面，向南部邊境增派兵力，進行軍事化部署；大量派遣國民警衛隊和海軍陸戰隊進駐美國各大城市，協助打擊非法移民；以“禁毒”為名在加勒比海發動軍事襲擊，甚至不惜重兵壓境委內瑞拉，美洲軍事高壓態勢前所未有。美軍在西半球的軍事擴張與在其他地區的戰略收縮形成鮮明對比，再度凸顯川普的國防政策已經開始由東向西過渡。對華威懾：以實力拒止代替圍堵對抗對華戰略威懾依然是美國國防戰略的重點，但川普政府似要拋棄短視政策，實施著眼長遠的“韜光養晦”戰略，一面與中國發展經濟，避免與中國形成軍事對抗；一面持續向亞太投入軍事資源，意圖依靠強大實力對華形成有效威懾。赫格塞思在演講中也明確提出美國對華戰略方針是“通過實力而非對抗來威懾中國”，對華形成新型“拒止威懾”，這將是美國國防戰略對華政策的基本走向。美國“拒止威懾”的重點是持續利用台灣問題牽制中國。2025年3月美國國防部出台的《臨時國防戰略指導》將應對中國作為優先事項之一，具體地提到應對中國的重中之重是“阻止中國解放台灣”。新版《國家安全戰略報告》也指出了台灣在軍事戰略上的重要性，指出“台灣為美國提供了直接進入‘第二島鏈’的通道，從而使東北亞和東南亞地區被劃分為兩個截然不同的區域”，並提出了台灣的處理思路——“通過保持軍事優勢”遏制台海衝突，“不支援任何單方面改變台海現狀的行為”。可以預見，在川普任內，台灣問題依然是美國對華國防政策重點，美軍及其盟友針對台海的軍事部署也將更加密集。東半球的軍事資源將進一步向亞太聚焦。赫格塞思在演講中稱美國及其盟友應“在印太地區部署足夠強大的力量，以制衡中國日益增長的實力”，並要確保美軍“能夠在必要時沿著第一島鏈和整個印太地區投射持續作戰能力”。12月7日發佈的國會兩院協調版2026財年《國防授權法案》中已經充分體現了川普政府聚焦亞太的國防政策。法案計畫擴大“太平洋威懾計畫”範圍，以增強美國在“印太地區”軍事存在；撥款10億美元，全力支援“台灣安全合作計畫”，以增強颱灣地區防禦能力；批准15億美元重要軍事項目建設，強化“印太地區”後勤保障能力；擴大與澳大利亞、日本和菲律賓在基地建設、情報共享、指揮控制及軍事演習方面的合作，等等。 (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

英國《衛報》6日稱，美國國防部長赫格塞思因多起爭議正面臨他擔任防長以來最嚴重危機，爭議包括對“運毒船”發動的攻擊行動以及他使用未加密聊天軟體處理機密軍事情報，外界批評和要求他辭職的聲音不斷出現。據報導，這兩場危機讓這位前福克斯新聞主持人面臨多項指控。議員、政策專家和前官員表示，這些指控揭示了五角大樓掌舵人魯莽行事的危險模式。赫格塞思 資料圖 圖源：外媒最近的爭議源於加勒比海地區的打擊行動。美媒稱，當地時間6日，赫格塞思表示，他支援美軍9月2日對加勒比海一艘“運毒船”發動第二次打擊的決定，但堅決否認曾下令殺害第一次打擊的倖存者，並拒絕透露五角大樓是否會公佈“運毒船”二次打擊的視訊。美國《紐約時報》稱，赫格塞思在加利福尼亞州羅納德·里根總統圖書館舉辦的防務論壇上，強烈否認自己曾下達“殺光所有人”的命令。“你不會一走進房間就說‘把他們都殺了’。這種說法顯然是在將我、我們所做的決策以及決策方式漫畫化、妖魔化。”美國“政治新聞網”稱，美國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凱恩在赫格塞思發言後表示，軍方計畫向國會議員簡要介紹此次打擊行動的具體細節。他強調，相關行動是他本人與特種作戰司令部司令布萊德利的主意。此前，美國總統川普表示，他支援公開美國政府掌握的所有相關錄影。赫格塞思6日稱：“我們正在審查相關流程，再評估具體情況。”他表示，審查的一部分目的是確保“情報來源和手段”的安全，因為美軍在加勒比地區的軍事行動仍在進行中。《衛報》稱，要求赫格塞思辭職的聲音大多數來自民主黨人，但一些共和黨人也表達了擔憂。參議員保羅稱，赫格塞思可能曾就9月的“運毒船”襲擊事件撒謊，“他要麼在對我們撒謊，要麼就是無能到甚至不知道事件發生”。不過，報導同時稱，赫格塞思絲毫沒有要辭職的跡象，仍然得到川普的支援。 (環球網)

美國人大吃一驚。見過很生猛的部長，但沒見過這麼魯莽、這麼流氓的國防部長，如果屬實，這可是非常明確的戰爭罪啊！這也成為美國政壇當下的一個熱點，民主黨不依不饒，川普開始切割，國防部長赫格塞思岌岌可危。事情的起因，是《華盛頓郵報》最新披露，在美軍對委內瑞拉展開所謂“打擊販毒”的軍事行動中，赫格塞思曾口頭下令，“不留一個活口”。請注意：口頭！他很清楚，這種事情，絕對不能落到紙面上。所以，9月2日，美國特種部隊“海豹突擊隊”對一艘所謂“運毒船”發動導彈攻擊，11人身亡。委內瑞拉方面駁斥，這根本不是什麼運毒船，被殺死的11人都是平民，美國完全是在濫殺無辜。11人都是當場死亡嗎？也不是！無人機視訊顯示，導彈襲擊後，船隻被炸碎，但兩名倖存者抓住冒煙的船體殘骸，正拚命掙扎；美軍又發動第二輪攻擊，兩人身亡。戰爭的殘酷往往在於，它不僅剝奪生命，更踐踏了人性中最基本的憐憫。按照美國媒體的披露，“第二次打擊”，就是執行美國國防部長“不留一個活口”的指令。這是公然違反國際法。且不說這些人到底是毒販還是平民，美國沒出示任何證據。退一萬步講，假設他們真是毒販，第一波襲擊，還可視為處於戰爭狀態；但“第二次打擊”，處決失去作戰能力的船員，這等同於“槍決俘虜”。這是什麼行為？這違反《日內瓦公約》，“構成戰爭罪”！這不是我的說法，這是美國法律界公認的說法。法律本是文明的盾牌，但不得不說，當權力蔑視它時，盾牌便成了一塊遮羞布。後果很嚴重。美國民主黨參議員凱恩就說：“如果報導屬實，這顯然違反了國防部自身的戰爭法，以及相關的國際法。因此，如果屬實，這已構成戰爭罪。”美國共和黨參議員、參議院軍事委員會主席威克，和民主黨參議員裡德表態，已指示對美國國防部展開調查。美國政府怎麼說？很讓人玩味的一點，赫格塞思痛罵，《華盛頓郵報》的報導，完全是“捏造的、煽動性的和貶損性的”，但他沒有否認下達了這道命令。《華盛頓郵報》分析，赫格塞思的表態，“間接承認”自己曾下令“不留一個活口”。川普則開始甩鍋，那怕對方是他的愛將。面對記者的相關問題，川普的回答是：“不，我不想那樣。不想再來第二次打擊……皮特（即赫格塞思）說那件事沒發生。”記者追問：“你是說沒有第二次打擊嗎？”川普回答：“我不知道。我會查清楚的。但皮特說他沒有下令殺害那兩個人。”什麼意思？1，川普很清楚，“第二次打擊”是戰爭罪，所以第一時間切割，這不是他的命令。2，他事實上沒有否認，而且視訊證據很確鑿，“第二次打擊”發生了，美軍確實越界了現在，最關鍵的，誰該對此負責？在白宮記者會上，伶牙俐齒的女發言人卡羅琳·萊維特，也被問得一度啞口無言。最後，她表示：赫格塞思部長授權布萊德利海軍上將進行這些打擊。布萊德利海軍上將嚴格按照職權和法律行事，指揮作戰，確保摧毀該船，消除對美利堅合眾國的威脅。什麼意思？我看到，有美國網友這樣分析：萊維特試圖轉移人們對“第二次打擊”的責任，結果卻把布萊德利海軍上將直接推到了風口浪尖。她沒有否認襲擊。她沒有否認倖存者被殺。沉默本身就是一種暗示。這意味著，如果報導屬實，川普、赫格塞思和布萊德利，現在都牽涉到軍事法認定的謀殺案中，這顯然是戰爭罪行。這不是我說的，這是美國網友的分析。很多美國人大吃一驚，是原來自詡為正義化身、濃眉大眼的美國海豹突擊隊，居然是這樣無視國際法、濫殺無辜的戰爭狂人。當正義的旗幟被用來掩蓋罪行，它便成了最諷刺的遮羞布。民主黨肯定不會放過這樣的機會。我看到，美國參議院民主黨領袖舒默，已明確要求：這麼嚴重的問題，赫格塞思必須到國會宣誓作證，公佈相關錄音。他指控，“川普似乎在完全秘密地策劃一場戰爭，沒有國會授權，沒有任何透明度，也沒有任何關於他目標的解釋。”一些民主黨人還宣稱，這也證明他們為什麼要反覆警告，美國軍隊不要執行“非法命令”的重要性！你們是跟著一些美國政客在犯法啊！最後，怎麼看？還是粗淺三點吧。第一，美軍道義形象轟然倒塌。不管誰最終背鍋，一個不爭的事實，美國確實進行了“第二次打擊”，確實犯下了嚴重戰爭罪。人權在那裡？公理在那裡？道義又在那裡？這根本不像是一支文明的軍隊。事實上，從阿富汗戰爭，從伊拉克戰爭，我們已經看到了太多血淋淋的例子，對平民無差別開槍掃射，用老百姓人頭冒充敵軍士兵……這個世界，就是這樣殘酷、冷血。如果這樣的惡劣行為，都不得到應有的懲罰。西方還有什麼臉面自詡正義！第二，甩鍋大戰正在進行中。我們就看看，最終是誰承擔了所有。布萊德利上將？赫格塞思防長？還是川普總統？亦或是執行命令的美國特種兵？坦率地說，如果其他國家，就比如說委內瑞拉，對美國人這樣幹了，還“第二次打擊”了，你看吧，美國會不會將對方的總統、防長、將軍一鍋端？但換了美國，其他國家又能怎麼樣？委內瑞拉又能怎麼樣？最後不排除，不了了之。但這樣大是大非的問題，歐洲人你們都沒看到嗎？怎麼不大聲指責？不採取制裁行動？第三，美國版的“顏色革命”？最讓人哭笑不得的一個細節，針對一些國會議員的不依不饒，尤其是一些民主黨議員號召軍人拒絕執行“非法命令”。共和黨參議員施密特痛罵，你們是在煽動叛亂，這是一場針對美國的“顏色革命！”“這是顏色革命的語言！你們號召軍人違抗命令。”他痛批，“民主黨人完全迷失了方向，我認為美國人民也看到了這一點，因為不喜歡川普就說應該不服從命令，這是一條非常危險的道路！”嗯，“顏色革命”，現在居然殺回到了美國。這不是我說的，這是美國人自己說的。當內部撕裂開始，最大的敵人，往往不是外部，而是自我的迷失。 (牛彈琴)

美國國防部內部命令突然曝光。據美媒最新爆料，在此前針對加勒比海一艘所謂“運毒船”的軍事打擊行動中，美國國防部長皮特·赫格塞思曾下達了“殺光所有人”（Kill them all）的口頭指令。這一爆料瞬間引發了各方關注與熱議，多名現任及前任美國官員、戰爭法專家的觀點指出，五角大樓的此類致命打擊行動已造成80餘人死亡，此舉涉嫌違法，且可能導致直接參與者面臨未來的法律追責。對此，赫格塞思當地時間28日斥責媒體報導“假新聞”。與此同時，美國總統川普也曝出大動作。據美媒報導，多名知情人士透露稱，川普上周與委內瑞拉總統馬杜羅進行直接電話會談，通話內容包括兩人在美國舉行會晤的可能性。“殺光所有人”11月29日，參考消息援引美國《華盛頓郵報》網站11月28日報導，知情人士透露，9月2日對加勒比海一艘船隻的襲擊是川普政府發起的“打擊西半球販毒嫌疑人”戰爭的第一槍。據報導，負責這次行動的特種作戰指揮官在襲擊中下令實施第二次打擊，以打死兩名倖存者。據兩名直接瞭解此次行動的人士透露，美國國防部長皮特·赫格塞思下達了口頭指令。“命令是殺光所有人（Kill them all）。”其中一人說。據報導，一枚導彈呼嘯著擊中了這艘船，船隻瞬間燃起熊熊大火，火勢從船頭蔓延至船尾。指揮官們通過無人機即時監控目睹了船隻燃燒的景象，大火持續了數分鐘。待煙霧散去，他們震驚地發現：兩名倖存者正緊緊抓著仍在冒煙的殘骸。兩名知情人士透露，負責這次行動的特種作戰指揮官下令實施第二次打擊，以執行赫格塞思的指示。那兩人在水中被炸得粉身碎骨。此前從未報導過的赫格塞思的命令，為打擊毒品走私嫌疑人的行動增加了另一個層面。部分現任和前任美國官員以及戰爭法專家說，五角大樓的致命行動（迄今已造成80多人死亡）是非法的，可能會使那些最直接參與的人未來面臨訴訟。美國喬治敦大學國家安全法項目負責人托德·亨特利說，即使美國已與“毒販”開戰，但如果船上所有人員都已喪失戰鬥能力，那麼下令將其全部殺死，“本質上就是毫不留情的命令，這構成了戰爭罪”。美防長緊急回應據悉，這篇報導是基於對7名瞭解9月2日襲擊和整體行動的人士的採訪和陳述撰寫的。五角大樓首席發言人肖恩·帕內爾拒絕回答有關赫格塞思的命令和其他行動細節的問題。11月29日，環球網援引美國《國會山報》報導，當地時間28日，赫格塞思為美軍近期襲擊摧毀所謂“販毒船隻”的行動辯護，斥責媒體報導“假新聞”。赫格塞思28日在社交平台X上發帖，為美軍摧毀“販毒船隻”的行動辯護，指認有關說法是“假新聞”，“和往常一樣，假新聞媒體又在散佈更多捏造的、具有煽動性和貶損意味的報導。”但他也公開辯稱，相關軍事行動“符合美國法律與國際法”，並強硬預告“打擊毒品恐怖分子的行動才剛剛開始”。《華盛頓郵報》解讀認為，其言論相當於間接承認了曾下令“不留活口”的爆料。9月初以來，美軍已在加勒比海和東太平洋擊沉超過20艘美方指稱的“販毒船”，造成80餘人死亡。《國會山報》報導稱，美軍打擊行動持續引發兩黨內部的強烈反應，不少人對行動合法性提出質疑。川普的最新動作11月29日，據新華社消息，美國媒體28日披露稱，川普上周與委內瑞拉總統馬杜羅通電話，通話內容包括兩人在美國舉行會晤的可能性。白宮和委內瑞拉方面暫未證實這一報導。《紐約時報》28日援引多名匿名知情人士的話報導說，此次通話的具體時間為上周晚些時候。報導還說，眼下雙方暫無會晤的具體計畫。美國媒體本周早些時候放出風聲稱，川普暫不打算對委內瑞拉動武，希望和馬杜羅直接談判。美國阿克西奧斯新聞網站援引多名美國官員的話報導，川普告訴他的一些顧問，打算與馬杜羅直接對話。這一想法目前“處於計畫階段”，日期未定，不清楚川普打算討論那些事項。一名熟悉情況的美國官員說：“目前沒有人計畫進入（委內瑞拉）向他（馬杜羅）開槍或抓捕他。我不會說永遠不會這樣，但這不是目前的計畫。”川普此前就曾表示願意“在某個時候”與馬杜羅對話。《紐約時報》23日報導，川普尚未決定如何對委實施下一階段軍事行動，可能方案包括在委實施破壞活動或進行網路戰、心理戰、資訊戰。阿克西奧斯新聞網站援引美方官員的話報導，上周以來，川普已經決定與馬杜羅直接對話，“關於對話的討論更多，關於轟炸的討論更少”，這是川普對委內瑞拉展開“炮艦外交”的一個重要節點。《紐約時報》評論稱，此次通話最終將如何影響美國對馬杜羅的政策，目前尚難定論。畢竟川普在與對手打交道時向來有“雙線操作”的傳統：一邊展開談判，一邊持續施加武力威脅。 (券商中國)

根據央視新聞報導，當地時間15日，美國總統川普表示，美方確定將考慮進行陸上行動對販毒集團進行地面打擊，並證實已授權中情局在委內瑞拉展開行動。對此，委內瑞拉政府指責美國違反國際法和《聯合國憲章》。馬杜羅政府在一份聲明中表示：“美國行動的目的是為改變委內瑞拉政權的行動創造合法性，最終目標是控制該國所有資源。”就在兩國劍拔弩張之際，負責美國在拉丁美洲軍事行動的海軍上將霍爾西宣布辭職。霍爾西資料圖根據路透社10月16日報導，美國國防部長赫格塞思16日宣布，南方司令部司令、海軍上將霍爾西將於今年底卸任，比原定任期提前兩年，但未說明具體原因。霍爾西在社交平台X上寫道，“能為祖國、為美國人民服務，並為捍衛憲法奉獻37年，我深感榮幸。”霍爾西是領導美國作戰司令部的兩名黑人四星軍官之一，去年底才接任南方司令部司令，該司令部負責中美洲、南美洲及加勒比海地區的軍事行動，任期通常為三年。因此很多媒體都認為，霍爾西是「辭職」而非「退休」。路透社稱，霍爾西「意外辭職」的背景是，隨著美國與委內瑞拉政府的對峙升級，美國正在加勒比地區加強軍事部署。霍爾西確認辭職前一天，白宮授權中情局在委內瑞拉進行秘密行動，這加劇了委內瑞拉的猜測，美國正試圖推翻他們的總統馬杜羅。《紐約時報》16日稱，五角大廈及美國國會的官員表示，赫格塞思和霍爾西措辭一致的公開表態，掩蓋了有關他們就委內瑞拉問題的真實政策分歧，而這位海軍上將及其文職上司正試圖掩蓋這些分歧。知情人士告訴路透社，在宣布辭職決定之前的幾天裡，霍爾西和赫格塞思之間的關係一直很緊張，外界甚至一度猜測他可能會被解職。路透社也提到，不到一周前，五角大廈宣布加勒比海地區的「禁毒行動」將不再由南方司令部領導，而是由海軍陸戰隊第二遠徵隊指揮。霍爾西的突然離職引發民主黨議員的擔憂和質疑。參議院軍事委員會民主黨領袖里德在一份聲明中稱：「在美國軍隊在加勒比地區集結、與委內瑞拉的緊張關係達到沸點之際，我們在該地區最高軍事指揮官離職發出了指揮系統不穩定的令人擔憂的信號。任何對委內瑞拉進行軍事干預的行動——尤其是在未經國會授權的情況下——都是不明智且危險的。」《紐約時報》16日稱，霍爾西是今年十多位離職的軍事領導人中的最新一位，這些領導人中許多人是有色人種和女性，大多數是被赫格塞思解僱或趕下台的。(中國新聞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