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憲法
對抗中國,美媒急拱火:若高市廢掉和平憲法就太好了
當地時間2月8日晚間,新一屆日本眾議院選舉投票結束,自民黨已經贏下眾議院2/3席位(310席)以上的316席,自民和維新兩黨組成的執政聯盟拿下350席。在這一結果出爐後,多家美媒紛紛跳出來,表現出耐人尋味的“興奮”。《紐約時報》就稱,此次日本大選的選票上雖沒有“中國”的名字,但中國的“影響力”卻無處不在。《華盛頓郵報》則“激動”地宣稱,高市早苗的“大獲全勝”對美國來說是“好消息”,“如今美國可以幫助她取得成功”。報導稱,高市鼓吹要讓日本大幅增強軍力,除了將國防開支在GDP的佔比提高到至少2%之外,她還承諾擴大進攻性軍事能力,並解除對致命武器出口的禁令。此次選舉的“壓倒性勝利”,使她在議會中擁有了“強大的多數席位”,甚至可能使她得以廢除二戰後寫入日本憲法的和平條款。美媒之所以這樣鼓噪,源於從上世紀50年代後期開始,日本右翼一次次地妄圖突破“和平憲法”的束縛。就在此次選舉前,日本右翼仍在不遺餘力地炒作“修改憲法”、“廢除和平限制”等話題。近期,高市在競選活動中曾明確表達“修改憲法”、“將自衛隊寫入條文”的意願。由於日本憲法第九條規定日本“不保持陸海空軍及其他戰爭力量,不承認國家交戰權”,她的“修憲言論”引發輿論的猛烈批評。而在選舉結束後,高市領導的執政聯盟實際上已經獲得“修憲級”議席數。《日本經濟新聞》此前介紹稱,310席相當於眾議院定額465席的三分之二,不僅可以對在參議院遭否決的法案進行重新表決,還可滿足在眾議院發起憲法修正國民投票的條件。過去,在2005年的“郵政解散”、2014年的“安倍經濟學解散”中,執政黨曾獲得310席以上。“如果她的(修憲)議程獲得通過,日本就能在對抗中國方面承擔更多安全責任。”《華盛頓郵報》甚至這樣渲染稱,並提到,高市在2月9日盛讚日美同盟關係“潛力無限”,並已經證實,將於3月19日訪問美國。高市早苗和川普 IC Photo此次日本眾議院選舉‌,被視為對首相高市早苗領導的執政聯盟的一次關鍵考驗。正因如此,就在選前,美國總統川普也跳了出來。當地時間2月5日,他在社交媒體發文宣佈,將於3月19日在白宮與高市舉行會晤,同時他還對高市領導的執政聯盟參選表達了支援。而在選後,高市於2月9日凌晨在社交媒體X平台發帖,對於川普在社交平台上就此次選舉發文支援自己及其執政聯盟表示:“由衷感謝你溫暖的話語,日美同盟的潛力是無限的”。《華盛頓郵報》認為,在日本遭遇多年的“領導力低迷”之後,高市如今通過此次選舉,贏得了對其“雄心勃勃的改革計畫”的授權。這家美媒不遺餘力地拱火聲稱,選舉結果反映出日本民眾越來越認識到中國構成了所謂“生存威脅”,特別是在高市顛覆中日關係之後,民眾紛紛支援她。對於這場選舉,另一家美媒《紐約時報》也提到了近段時間的中日關係滑坡,並稱高市以“對華強硬”立場著稱,而中國則連打“反制牌”。去年11月7日,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剛剛上任便瘋言瘋語,她狂言台海衝突可被視為日本“存亡危機事態”,暗示武力介入的可能性,引發中方強烈不滿。去年11月10日,在日本國會眾議院預算委員會二次會議上,高市早苗又用“假設性回答”作為擋箭牌,並稱未來將避免此類具體表述,來為自己開脫。日本內閣官房長官木原稔也幫腔稱,高市早苗的發言是闡明“存亡危機事態”的原則性宗旨,日本政府立場並未改變。當地時間2月8日,日本眾議院選舉,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自民黨總部發表講話,並為獲勝候選人的名字上“貼花”。 IC Photo此後,中方因治安問題、產品質量安全等原因,先後發佈赴日旅遊、留學預警,暫停進口日本水產品等措施,這也被一些日媒認為是反制措施。今年1月6日,在中方宣佈加強對日本軍民兩用產品出口管制後,日方更是急得跳腳。《紐約時報》稱,高市處理中日關係的方式已成為競選活動中的一個議題。她的立場,幫助其贏得了一些選民的支援,其中包括願意對國家長期奉行的“和平主義”提出質疑的年輕一代。高市的支持者群體狂妄聲稱,此次選舉的“決定性勝利”,能夠表明她得到了日本民眾的支援,“日本不會在中國的‘威脅’面前退縮”。而高市的批評者群體則認為,她不必要地使日本在經濟上面臨中國反制,而且這場爭端可能會威脅到日本從中國獲取稀土礦產的管道。《華盛頓郵報》稱,在中方打出“反制重拳”之後,日本的一些官員和投資者“懇求”高市讓步,但她卻拒絕了。如今,選舉雖已結束,但她面臨的最大挑戰將是如何為其擴張性的經濟議程籌集資金。高市希望通過巨額支出刺激日本長期停滯的經濟,但激進的產業政策有可能使日本的債務負擔達到不可持續的水平。更重要的是,日本過去的緊縮預算可能做得有點太過頭了,而現在的揮霍無度可能會危機高市口中不斷承諾的“軍事投資”。根據日本廣播協會(NHK)發佈的開票結果速報,截至台北時間2月9日2時30分許,自民黨贏下316席,日本維新會拿下34席。兩黨組成的執政陣營合計獲得350席。自民黨單獨實現過2/3,不僅越過了“絕對穩定多數”(261席),即能夠確保在所有常任委員會中推出委員長並掌握過半委員人數,還具備支援被參議院否決的法案再次表決通過以及提出憲法修正案的議席基礎。自民黨所在的執政聯盟上一次獲得2/3是在安倍時期的2017年。當地時間2月8日,自民黨幹事長與當選議員提前慶祝獲勝。 IC Photo高市實施的“突襲式”選舉取得大勝,這不僅是自1996年日本改革眾議院選舉制度之後,自民黨獲得席位最多的一次,也是自民黨1955年成立以來獲得眾議院席位最多的一次。而中左翼的最大在野黨中道改革聯合則慘敗,預計由選前的172席大幅縮水2/3以上。對於修改憲法的問題,高市在選後回應稱:“各政黨都已著手準備相關方案,自民黨方面也在進行相應籌備,希望能在憲法審查會上就具體方案展開紮實、深入的審議。”2月4日,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林劍曾表示,二戰期間,日本軍國主義給地區和世界帶來了深重災難。《開羅宣言》、《波茨坦公告》和《日本投降書》等具有國際法效力的檔案,明確了日本作為戰敗國的國際義務,這也是日本重返國際社會的政治和法律前提。正因如此,日本修憲問題一直受到國際社會和亞洲鄰國高度關注。“我們敦促日方深刻反省侵略歷史,傾聽國內民眾和平反戰的聲音,堅持走和平發展道路,以實際行動取信於亞洲鄰國和國際社會。”林劍說。 (觀察者網)
《紐約時報》觀點|迪克·切尼的悲劇
迪克·切尼已不在人世,但我們還將長期受他的政治遺產的影響。他寫下了一本指南,教人如何超越憲法界限與法治原則來行使行政權力。唐納德·川普不僅在續寫這本指南,更是在全力創作續篇。正是作為副總統的切尼引導經驗不足的上司喬治·W·布什,將“行政權一元論”帶入現實。通過建立平行行政體系,任用直接效忠於自己的班底,他發動了反恐戰爭,為殘酷刑訊手段、魯莽軍事入侵及大規模國內監控正名。他宣稱國家緊急狀態優先,從而擺脫了民主權力框架的制約。那些阻擋他的人——科林·鮑爾、克里斯汀·托德·惠特曼、保羅·奧尼爾——都遭到排擠。即便面臨最嚴厲的警告,他仍在戰爭時期堅持為富人推行減稅政策。儘管這些舉措都已堪稱災難,但川普對權力與違法行為的擴張更甚一籌,而且往往是以更可疑的“緊急狀態”為名。說白了,這就是“沒有實際戰爭的反恐戰爭”模式。而這一切,正是切尼奠定的基礎。這兩個人在行事風格和手段上大相逕庭。切尼偏好深思熟慮,著眼長遠;而川普一貫憑直覺行事。切尼在推動戰爭的過程中,精心炮製看似可信的證據;川普根本不需要證據——他在Truth Social上發佈的任何內容就是新的現實。切尼雖然冷酷自私,卻仍尊重選民的意志;而川普,當然只在自己勝選時才會這樣做。1月6日國會山事件後,切尼與女兒莉茲毫不掩飾地成為川普的激烈批評者。切尼強烈感受到川普連任的危險,甚至不惜背棄效力終身的政黨,轉而支援賀錦麗。對於這位始終深藏不露、以幕後掌權者自居的政治人物而言,這一轉變非同尋常。然而為時已晚。他試圖喚醒的民眾早已對任何警示總統權力越界或宣揚民主規範的說教充滿懷疑。在摧毀美國民眾對體制與領袖(包括切尼本人)的信任方面,切尼的歷史作用恐怕無人能比。虛假的戰爭理由足以造成這樣的後果。80年來最嚴重的金融危機也是如此——它的衝擊直接落在了美國的中產階級和工薪階層肩上。其中許多人後來加入了川普的憤怒與怨恨大軍。完整的因果鏈需追溯至數十年前。切尼曾任尼克松總統的白宮助理,福特總統的幕僚長,在老布什時期擔任國防部長,參與了1991年的伊拉克戰爭;而在“9·11”襲擊後的數月裡,他是內閣當中經驗最豐富的人。剛聽完一場關於基地組織領導人試圖獲取裂變材料製造炸彈的簡報後,切尼說出了後來被稱為“1%原則”的話:如果恐怖分子有1%的可能獲得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我們也必須視其為既定事實。這種小機率絕對主義自此成為美國外交政策的指導原則,讓國家付出了慘痛的生命與金錢代價。在戰爭開始之前,布什和切尼已被告知薩達姆·侯賽因實際上可能並不擁有大規模殺傷性武器。但他們認為沒有理由告知公眾。一旦巴格達陷落,真相還重要嗎?對於那些試圖說出真相的人,後果來得迅速而殘酷。當大使約瑟夫·威爾遜揭穿了政府為開戰所提出的一些理由時,威爾遜的妻子被曝光是中情局的臥底特工。而當切尼的首席助手劉易斯·利比因與這次洩密事件相關的偽證和妨礙司法罪被定罪時,切尼向總統施壓要求赦免,並怒吼道:“你這是把負傷的好戰士遺棄在戰場上。”(布什堅持了自己的立場,但後來川普上任後實現了切尼的願望。)當川普轟炸那些疑似運載毒品的船隻、編造入侵委內瑞拉的藉口、設計忠誠度測試並殘酷懲罰未通過測試者,以及宣佈各種模糊的緊急狀態與戰爭來為黨派政治目標正名時,他實在應該停下來,抽點時間去感謝那位為美國示範如何踐踏憲政的先驅。即使切尼晚年發現了民主原則,但他親手創造了川普如今縱橫馳騁的政治生態。他當年對所有權力約束的蔑視為如今川普除赤裸裸的私利外蔑視一切的行徑鋪平了道路。 (一半杯)
《紐約時報》觀點|憲法裡的一個句子,正給美國帶來巨大麻煩
1787年11月8日,一位以“卡托(Cato)”為筆名的小冊子作者發表了美國歷史上最有先見之明的警告之一。卡托審視擬議中的《憲法》,斷言它很可能會演變成通往暴政的工具。他沒有看到一部通過列舉權利而對總統權力施以嚴厲限制的憲法。相反,他看到的是一部賦予總統如此廣泛權力的憲法,“以至於只要總統胸懷野心,他就擁有足夠的權力和時間來毀掉自己的國家。”換言之,他能預見到像唐納德·川普(Donald Trump)這樣的人物的出現,而且卡托知道憲法無法阻止他上升。我們並不確定“卡托”(Cato)的真實身份。一些歷史學家認為他是喬治·克林頓(George Clinton),當時的紐約州州長。但可以確定的是,他屬於反聯邦黨人;而反聯邦黨人被人們記為美國建國處理程序中最重要的爭論之一的敗方,即圍繞是否批准《憲法》的那場辯論。然而在某些方面,反聯邦黨人是對的。記住他們的話語並聽取他們的警告,至關重要。和許多美國人一樣,我處在一種微妙的處境:一方面,我敬仰《憲法》這份推動自由與正義的世界史性檔案;另一方面,我也承認其中存在若干缺陷。很多缺陷在國家由品行端正的人治理時並不顯眼,可一旦不是這樣,就會變得顯而易見且危險。糟糕的人格會形成一次憲法層面的壓力測試,它能夠像身體壓力測試揭示心臟缺陷那樣,暴露出致命問題。這些缺陷在第二條中表現得最為突出。這一條確立了美國總統之位。我們應該考慮做出改變。美國立國的根本目標,是摒棄英國的君主制,建立一種共和的政府形態。我們從本傑明·富蘭克林(Benjamin Franklin)對伊麗莎白·威林·波威爾(Elizabeth Willing Powel)那段著名答問中就能看出來。波威爾問道:“那麼,博士,我們得到的是共和國,還是君主國?”“共和國,”富蘭克林答道,“前提是你們能守住它。”我們守得住嗎?這正是卡托等反聯邦黨人所憂慮的。儘管富蘭克林本人認為,《憲法》雖有缺陷,但已經“接近完美”的合理預期,反聯邦黨人卻視之為內在危險。它沒有《權利法案》(Bill of Rights)。反聯邦黨人促成了各州在批准《憲法》後又批准《權利法案》這一過程。它把權力過多地交給了中央政府和統治精英。而一旦總統之位落入壞人之手,就可能產生專制。就總統職位的問題而言,卡托指出,問題始於第二條第一款的頭一句。“第二條第一節第一段的表述”,他說,“含糊其辭,語焉不詳。”他完全正確。它確實如此含混,以至於我們很難弄清它到底意味著什麼。雄心勃勃的領導者總是樂於用自己的理解去填補這種歧義所造成的真空。關鍵的一句話是:“合眾國的行政權應賦予一位總統。”這句話立刻引出兩個問題:何謂“行政權”?更關鍵的是,它的界限在那裡?川普在第一任期入主白宮時,他並沒有清晰的權力理論。他當然算不上憲法學者,這是客氣的說法。起初,他身邊圍繞著或多或少的傳統派共和黨人,他們對美國憲政傳統的忠誠遠勝於他本人。然而這一次,他周圍換成了另一類共和黨人。他們自詡擁有一套權力理論,聲稱這一理論就寫在憲法文字之中,然後就把這種權力一路推進到極限,甚至越過極限。對川普這套理論,最好的概括來自哈佛大學法學院教授傑克·戈德史密斯(Jack Goldsmith)。他認為這套理論包含四個明確要素:(a)憲法把全部行政權都賦予總統(b)所有隸屬於行政部門的官員都可由總統意志任意罷免;(c)總統在第二條下“確保法律得到忠實執行”的義務,意味著總統對那些法律應執行、那些不執行擁有排他性的決定權;(d)因此,總統可以指揮並控制所有下屬的行政官員。在川普第二任期裡,無數舉措與決策都體現了這四個要素,從大規模解僱行政部門員工,到削減國會設立的行政機構經費,再到拒絕執行事實上等於封禁抖音國際版(TikTok)的法律。川普正在把國會變成一個諮詢委員會。它可以通過法律,而由他決定那些法律要執行。合在一起看,這四條原則把憲制秩序顛了個倒。我並不熱衷於所謂“觸發預警”,但我得承認,有個詞組每次出現都讓我條件反射般不適:“政府的三權平等”。呃,不是這樣。我們的國家並不該是三權平等。國會理應居於至上地位。沒錯,其他兩權可以制衡國會,總統可以否決立法,法院可以行使司法審查,但唯有國會握有財政撥款之權。唯有國會可以宣戰。國會可以彈劾並罷免行政與司法部門的官員,包括總統和最高法院大法官。不知你怎麼想,但我通常會把能開除我的那個人叫做“老闆”。國會之所以應享至上地位,有著非常充分的理由。國會,尤其是眾議院,是我們民主制度中最具民主性、最具代表性的部門。正是國會,而不是總統或任何法院,讓我們的國家成為民主國家。如今,國會已是政府體系中最弱的一支。它的面貌完全由總統所界定。由總統所屬政黨掌控時,它就全然俯首帖耳;由在野黨掌控時,它又處處對抗。可它從未真正獨立,也沒有按自身意志行事。我說的這些並不新鮮。美國政治光譜的各個方向,都有大量人承認國會之弱。美國民眾厭惡國會。根據蓋洛普(Gallup)的民調,國會是全美最不被信任的公共機構。美國人清楚地看到,國會幾乎完全被黨爭所俘獲,而正是總統,比任何人都更在塑造這種黨爭的輪廓。這份擔憂並非始於川普。若問題只在川普,一旦他離任就能解決。實際上,他的總統任期不過是一個長期存在的跨黨派趨勢的放大與集大成。歷任兩黨總統都曾擴張他們的權力,雖然規模不及川普,但在川普入主白宮之前,行政權就已成為政府中最強的一支。阿瑟·施萊辛格(Arthur Schlesinger)在首次論述“帝王式總統制”(imperial presidency)時,多半還未聽說過川普這個名字。我們正活在歷任總統共同造就的糟糕現實中。每四年,美國人就去投票,選出“世界上權力最大的人”,執掌政府中權勢最盛的一支。但我們大多數人其實投不到“有意義的一票”。除非你生活在那六七個真正的搖擺州之一,否則你在選出這個國家真正的、甚至有時是唯一的、實權領袖時,幾乎沒有發言權。對這個問題,多數解決方案不過是道德規勸與輿論羞辱。我們對國會說:“做得更好,行使你的權力。”我們對總統說:“克制自己,不要越界太遠。”我們還要掙扎多久,才會意識到制度本身需要改變?當反聯邦黨人審視《憲法》中總統權力的幅度時,從第二條那句含糊而包羅萬象的開篇,到總統對赦免與軍隊的廣泛權力,他們就向我們發出過警告:一個國王要來了,將有一位美國的國王取代英國的那位。正如我此前寫過的,聯邦黨人對反聯邦黨人質疑的回答,體現在一個法律原則與一個德性典範上。法律原則是彈劾,德性典範是喬治·華盛頓。此刻讓我想起了弗吉尼亞的批准大會。當時,喬治·梅森(George Mason)等反聯邦黨人對總統的赦免權以及其對武裝力量的廣泛掌控發出了警報。詹姆斯·麥迪遜(James Madison)起身回應。“如果總統以任何可疑方式與某些人相勾連,”他說,“並且有理由相信他會庇護自己,那麼眾議院就可以彈劾他。如果被判有罪,他們就可以將其罷免。”麥迪遜稱,彈劾是一項“偉大的保障”。事實並非如此。直到 230 多年後,才有一位參議員投票定罪與自己黨派的總統。那位參議員是米特·羅姆尼,時間是 2020 年,而他是孤身一人。在美國總統協助煽動對國會大廈的暴力襲擊並試圖推翻總統選舉結果之後,只有七名同黨成員違背黨派立場——遠不足以定罪。而後,當總統赦免了1月6日的暴亂者,在“可疑方式”上與那些為他而試圖發動暴力政變的人產生關聯時,國會無動於衷。更糟的是,喬治·華盛頓的道德影響力已在減弱。作為他那個時代最受敬重的美國人,他本可以攫取近乎絕對的權力,終身統治國家。可他選擇為自己設限。在與現代一些近乎狂熱追逐總統之位的政治人物形成對照之下,華盛頓是一位勉力就任的總統,在每一步都意識到自己在樹立先例。他以為後世立下遺範為志業。反聯邦黨人敬仰華盛頓,但他們也明白他的榜樣難以長久。一位署名“老輝格”(An Old Whig)的反聯邦黨人說得很到位。他寫道:“將來凡是身居足以謀求延續個人權力之位的人,極可能缺少華盛頓將軍的德行。至於下一代還能否再出現那樣無私運用大權的典範,恐怕機會不過一億分之一。”我們已身處“下一代”,而我們正由一位背離華盛頓榜樣、雙手緊抓權力的人所治理。針對這一全國性挑戰,憲法層面有一條出路。我們可以,也終於應當,聽取反聯邦黨人的警告。實現這一點並不複雜:只需修改第二條(Article II)的第一句話,把“合眾國的行政權應賦予總統”改寫為“合眾國總統應當執行國會通過的法律”。這一簡單的改動將產生深遠影響。它會把總統從國家的“首席行政官”位置上移開,轉而讓他或她成為通過民主程序制定之法律的監管性執行者。在這種表述下,國防部(Department of Defense)與教育部(Department of Education)不再是總統的“屬下機構”,而是他或她必須依照國會所確立的規則與指引去運行的部門。總統將不再擁有一種獨立、自由裁量的“行政權”,以此獲得川普所覬覦的那類權威,包括可以自行決定那些法律要執行、那些法律可以置之不理。修訂“行政權賦予條款”並非唯一必要或穩妥的憲法修改。例如赦免權也應當重審。但這一步可以把憲法中隱含的原則直言明示:國會是至上的一支,而憲法也將一舉不再讓卡托筆下那種“雄心勃勃的總統去毀掉他的國家”的可能性得以發生。這種新的總統職位並非毫無權力。比如,總統仍將統帥武裝力量,也仍將提名法官並締結條約。這個修正案也不會讓國會恣意妄為。總統仍擁有否決權。法院仍擁有司法審查權。但權力的天平會發生位移,那種把行政權力擴張到最大化的民粹工程會宣告終結,除非再來一次憲法修正,否則它將無法捲土重來。從歷史看,除非下一任總統具備華盛頓式的人格與遠見,否則他或她很可能倣傚川普,盡其所能地攫取一切權力,不過服務的不是川普的目標,而是他或她本人的目的。事實上,若沒有國會行動,要想僅僅撤銷川普第二任期裡最糟糕的那些越界行為,恐怕也需要一次“川普式”的權力運用。還有另一條路。我們的國家可以正視不斷升級的政治衝突,也正視每隔四年在我們選出一位“准君主”之際席捲全國的歇斯底里,並作出抉擇:夠了,就到此為止吧。這需要時間。美國社會的分裂之深,致使凡是被視為帶有黨派色彩的憲法修正案,一提出就註定夭折。但把當下的極化視為永久,同樣是錯誤的。等到這段糟糕的政治時刻結束時,睿智的男男女女需要站出來,提出那些改革,以防止下一位美國煽動者伸手攫取足以威脅我們共和國的權力。 (一半杯)
39歲生日當天,貝東丹現身出庭
為泰黨黨首、被停職的泰國總理貝東丹·欽那瓦21日上午抵達泰國憲法法院,準備就其與柬埔寨參議院主席洪森通話錄音事件接受質詢。在那次和洪森的通話中,貝東丹稱呼洪森為“叔叔”,在泰國內引發爭議。泰國憲法法院對於該事件的判決,將直接決定貝東丹能否恢復行使總理職權,如果判決貝東丹被正式解職,泰國政府將面臨重組或觸發提前大選。生日出庭備受關注當地時間21日上午,大批媒體記者在憲法法院門口等候貝東丹現身。憲法法院傳喚兩名證人當天出庭接受質詢,分別為貝東丹本人及國家安全委員會秘書長差猜。連日來,貝東丹是否會親自出庭受到高度關注。媒體注意到,貝東丹近日保持低調,身為文化部長的她已連續兩次缺席內閣會議,自7月底以來未接受任何媒體採訪,也未公開透露自己是否將親自出庭。泰國旅遊與體育部長兼為泰黨秘書長索拉翁·天通19日說,21日恰逢貝東丹39歲生日,當天她將親赴憲法法院出庭。泰媒評論稱,如果貝東丹親自出庭,將傳遞其願意配合法律程序、爭取繼續執政合法性的訊號。據《泰叻報》報導,聽證會現場不允許媒體及公眾進入旁聽,憲法法院會將庭審畫面傳輸至法院一樓閉路電視供記者觀看。裁定結果影響政局走向憲法法院此前表示,如果法院傳喚的證人未能按時出庭,則視為放棄作證。此外,原告和被告方需在27日前向法院提交書面證詞,如未按時提交也被視為放棄作證。21日聽證會結束後,憲法法院將於29日上午進行合議與投票,並在當天下午3時宣佈貝東丹是否存在違憲行為。6月18日,柬埔寨方面流出一段貝東丹和洪森的通話錄音。通話中,貝東丹稱呼洪森為“叔叔”,請求洪森協助自己解決兩國的邊境問題,甚至批評一名泰國陸軍前線指揮官加劇緊張局勢。洪森說,“為了防止誤解和誤讀、也是為了透明,按照習慣進行了錄音”,並分享給了約80人,包括柬執政黨以及參議院、國會、外交事務、教育、邊境事務、軍隊等各部門的高層,其中“可能有人不喜歡泰國總理,所以放出錄音”。錄音很快傳至泰國。貝東丹就錄音事件作出道歉,稱通話屬於私人性質,旨在緩解邊境局勢,沒有想到被錄音。隨後,泰國36名參議員提請憲法法院調查貝東丹是否違反憲法與政治道德標準。憲法法院7月1日宣佈,受理有關調查總理貝東丹是否存在違憲行為的請願書,並暫停貝東丹行使總理職權。7月3日,貝東丹宣誓就任文化部長。分析人士指出,此次憲法法院的判決將影響未來泰國政局的走向。若判決貝東丹無罪,她將恢復總理職權,這將促進為泰黨及政府穩定;若貝東丹被正式解職,則將面臨政府重組或觸發提前大選。持續面臨壓力此前有媒體猜測,貝東丹會在審判前辭職。對此,為泰黨議員威素·差納倫近日回應稱,他已與貝東丹會面,後者堅定表示不會辭職。威素表示,他相信憲法法院不會作出負面裁決。當前,為泰黨內部對貝東丹復職的信心略有增強,黨內領導層強調其和洪森通話目的是“維護和平、為國家利益服務”,是一種外交策略而非失職行為。但是,也有媒體分析認為,即使貝東丹復職,也可能繼續面臨諸如泰國國家反腐敗委員會等其他獨立機構的調查,為泰黨及政府將持續面臨壓力。此外,貝東丹的父親、泰國前總理他信也官司纏身,就在8月22日,泰國刑事法庭將對他信是否涉嫌褻瀆君主作出裁決。分析人士認為,當前圍繞貝東丹及他信的系列官司受到泰國國內外高度關注,將直接影響泰國未來的政治格局。若判決導致政府更迭,將加劇泰國社會撕裂與政治不確定性,持續的政治動盪將影響泰國經濟復甦、打擊外資信心。 (澎湃新聞)
《行政院律師李荃和:為個案修法是常態 關鍵在通案適用》刑事訴訟法第441條有關「非常上訴」的修法,引發立委黃國昌與前最高法院法官錢建榮對槓是否為個案修法?行政院憲法訴訟代理人李荃和律師認為,針對個案修法本來就是常態,立法目的是為解決社會問題,如果可預見會發生什麼問題,當然可以預先立法防杜;但現實是在許多案件發生後,才發現制度或規範有缺漏,必須修法調整,「這不就是為個案修法?」李荃和在憲法法庭反嗆藍委一戰成名,被白委黃國昌罵是「側翼」。李荃和則引述黃國昌的論述反駁黃國昌,質疑其新聞造謠等言論,並直言將法律問題政治化會影響輿論,很可惜,最可怕的是自以為正義的人,網友大讚酸爆黃國昌。刑事訴訟法第 441 條規定,判決確定後,發見該案件之審判係違背法令者,最高檢察署檢察總長得向最高法院提起非常上訴。錢建榮認為語意模糊,授權檢察總長有裁量權;立委許智傑等人也認為相關法條應該檢討修正,才能解決法制不足。但黃國昌批評,這是為台商鄭文逸被控炒股案個案修法。李荃和舉例說明什麼叫做為個案修法,現在汽機車駕駛人必須購買強制險,法律依據是1998年公布施行的《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這是一部專為車禍受害者設計的法律,又稱為「柯媽媽法案」;當年就是因為柯媽媽的兒子被聯結車撞死,她發現當時制度對車禍被害人保障不足,奔走8年才催生這部法律。曾經名列國內四大懸案之一的彭婉如命案,也是在當年發生後,大家才察覺對女性權益保障不足。立法院於1996年底三讀通過《性侵害犯罪防治法》及《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修正案,限制有重大刑案前科或在執業期間犯罪的人,不得辦理計程車駕駛人執業登記,這個資格限制後來被稱為「彭婉如條款」。李荃和認為,現在有在野黨立委拿「不應為個案修法」來說事,他認為只是政治語言,「不管是為了鄭文逸的案件,還是鄭文燦的案件,還是柯文哲的案件,為了誰不是重點,重點是這個法條通過之後,是通案適用?還是只適用特定人士?如果只適用在特定人身上,才會有問題。」專精公法的李荃和強調,未來不管《刑事訴訟法》第441條修正通過是哪一個版本,重點是修過之後是通案適用,每一個刑事案件被告都可能會用到,「為個案修法本來就是常態,大家應該聚焦在條文的程序正義跟實質正義,也就是有無經過足夠的研議,要解決的是什麼問題,這才是理性跟有意義的討論。」
韓國關鍵時刻來臨,1.4萬警力待命!
韓國消息人士4月1日說,為防4日尹錫悅彈劾案宣判期間生亂,警方將在首都首爾部署1.4萬名警察。韓聯社援引消息人士的話報導,如果有人試圖闖入韓國憲法法院,將立即被逮捕;如果尹錫悅決定出庭聽取宣判,警方將確保總統官邸至憲法法院交通通暢,同時將在沿途把尹錫悅的支持者和反對者分隔開來。2月20日,尹錫悅在韓國首爾憲法法院出席總統彈劾案庭審。新華社記者姚琪琳攝另外,警方已經加強對憲法法院全部法官的安保措施。連日來,贊成和反對彈劾尹錫悅的民眾在首爾舉行大型遊行集會。警方表示,將在彈劾案宣判前一天發佈“乙級緊急令”,並在宣判當天發佈最高等級警戒令“甲級緊急令”,動員所有警力全力維護社會秩序,最大限度防範潛在的社會混亂。3月8日,尹錫悅乘坐的車輛抵達漢南洞總統官邸附近。尹錫悅當天下午獲釋離開首爾拘留所,乘坐警護車輛回到總統官邸。新華社記者姚琪琳攝韓國憲法法院4月1日宣佈,將於4日11時(台北時間10時)對尹錫悅彈劾案開庭宣判,裁決結果將決定其總統職務去留。據韓聯社報導,憲法法院宣佈宣判日期後,首爾地鐵3號線安國站距憲法法院較近的2號至5號出口當天中午關閉,僅餘1號和6號出口開放。另外,宣判日當天,安國站將全天關閉,地鐵車輛在該站甩站不停車,附近的光化門等多個地鐵站屆時也將視情況執行甩站措施。(環球雜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