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養老保險制度之間的養老金待遇差異導致了整體收入不平等（Li et al.2020；Hanewald，Jia and Liu 2021）。在中國領取養老金的人員中，55%（主要分佈在低收入十分位）在主要由政府補貼的城鄉居民基本養老制度下領取養老金（圖23）。城鄉居民基本養老保險的覆蓋範圍包括農村居民和在城市打工的中國三億農民工的五分之三（Wang et al.2022）。城鄉居民基本養老保險的平均待遇水平不到企業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平均待遇水平的6%，不到機關事業單位養老保險平均待遇水平的4%，企業職工養老保險和機關事業單位養老保險是面向正式職工的兩種繳費型養老保險（圖24）。[1][16]與東亞地區其他國家相比，中國是社會養老保險制度覆蓋率最高的國家之一，但相對於人均GDP而言，其養老待遇水平卻是最低的（Chomik et al.2024；Asian Development Bank 2024）。[1][17]在控制可觀察到的特徵不變的情況下，正規和非正規部門勞動者之間以及城鎮職工養老保險制度下的國企和非國企職工之間的平均養老待遇差距正在擴大（Glinskaya et al.2022；Wang et al.2022；Wang and Huang 2021；Wang et al.2023）。未來如不進一步擴大城鎮職工基本養老保險覆蓋範圍納入農民工，現行社會保障制度就會加劇累積性的不平等。
由於醫療費用支出上漲，老齡化也可能對居民的家庭預算帶來壓力。根據北京市醫療保險資料，64歲及以上人群的醫療費用支出幾乎是25-59歲年齡段人群的兩倍（Li et al.2020）。平均來看，老年居民的自付費用支出較高，收入分配最底層的居民的自付費用在總支出中的佔位元別高（圖25）。
低收入家庭在支付隨著年齡而上漲的醫療費用方面獲得的財務保障較少。自2003年以來，醫療保險的大規模擴張使低收入家庭獲得了防範健康風險方面的財務保障。儘管如此，覆蓋的深度也因保險制度、城市和職業而異。一般來說，機關事業單位和企業職工的醫保待遇比居民醫保更為優越[1][18]。例如，城鎮職工醫保的年保險費是居民醫保的8倍，平均報銷比例為85.2%，而居民醫保報銷比例為70%（Zhang et al.2023）。此外，居民醫保的支付範圍僅包括初級衛生保健、門診服務、基本住院和基本藥物，而職工醫保通常覆蓋更廣泛的醫療服務[1][19]。近年來，居民醫療保險參保率出現下降（圖26）。參保率下降可能反映了在保險費上漲的情況下，低收入群體的保費繳納意願較低：最近的一項研究發現，農民工平均願意繳納醫保費人民幣136元，僅相當於2024年居民醫保費預測的三分之一左右（Wang and Han 2022）。
隨著人口老齡化，缺乏抵禦健康衝擊的充分財務保障可能會加劇低收入人群的健康結果差距。醫保待遇水平較低的個人更有可能遭遇基本醫療服務機會減少和治療延誤的問題，從而導致不同社會經濟群體之間的健康結果差距擴大。[1][20]經濟壓力是限制老年人就醫的主要因素，而醫療機構的地理距離也影響了供給側的服務可及性（Qiu and Ran 2019）。基本醫療服務的可及性對於低收入和地處偏遠的老年人的健康影響更大。2018年，24%的家庭的自付醫療費用支出超過家庭總支出的10%，7%的家庭的醫療費用支出超過家庭總支出的25%——這是用於衡量巨額醫療支出的兩個可持續發展目標指標。在醫療保障不足的情況下，貧困家庭往往必須在醫療與食物、住房、教育等其他必需品之間做出選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