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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秋拍觀察丨總槌14.83億!誰在買?買什麼?
一直以來,香港拍賣的現當代藝術類股成績,是亞洲地區藝術市場的重要參考指標,也是二級市場的風向標。今年香港秋拍收官,佳士得(Christie's)、蘇富比(Sotheby's)與富藝斯(Phillips)三大龍頭國際大行的現當代藝術類股表現各異,成交額分別為8.17億港元、4.48億港元及2.18億港元。整體而言,三間公司共槌出14.83億港元的總成交額,較去年同期下降22%,對應出亞洲甚至是全球藝術品交易市場的波動趨勢。本季該類股呈現出明顯的結構性調整:經典的藍籌大師藝術家代表作表現穩健,可抵禦市場波動,中低價位作品流動性穩定,而新銳藝術家在新藏家的推動下,槌出多個個人拍賣紀錄。可見價值回歸和市場對新藝術的擁抱,都是亞洲市場的新坐標。近幾年的香港拍賣市場中,佳士得一直以最強勁的晚間拍賣成交率領跑,而蘇富比則憑借其在選件的排兵布陣,收穫市場對於現代和當代兩個業務核心類股的信心。此外,本季香港秋拍展場,富藝斯拍賣成績呈逆勢上漲趨勢,有業界人士分析指,這得益於該行新推出「優先競投」(Priority Bidding)的革新性競投機制,雖然是香港拍賣市場的首試,卻取得了全部成交的「白手套」成績。●蘇富比晚間拍賣中奈良美智《等不及夜幕降臨》競拍現況。(拍賣行供圖)西方藍籌藝術家佔主導本季拍賣中現當代最貴作品TOP30名單中,西方藍籌股依舊佔據主導地位,畢加索、莫奈、羅伊·李奇登斯坦、大衛·霍克尼、夏加爾、喬治·康多、湯姆·衛索曼、沃爾特·史畢斯佔據高價席位,亞洲類股則由趙無極、奈良美智、草間彌生、村上隆等奪得高價席位,高價標的數量上看,東方大師略遜逾歐美大師藝術家。隨著當下亞洲美術館機構對西方藝術史的追根溯源,以及拍賣市場的戰略佈局,國際大行的客戶偏好也更能代表當今市場的投資與審美風向。●奈良美智《芽苗小使者》(拍賣行供圖)國際畫廊厲蔚閣亞洲區合夥人兼主席魏蔚回顧今年以來亞洲藝術市場趨勢指出,剛剛過去的第二季度中,藝術市場在國際地緣政治、關稅貿易戰等大環境連動下遭逢挑戰,同時還需應對證券市場回報更高、更高流動的投資管道的競爭。她認為位居市場高端的藍籌藝術家作品(如幾千萬美元甚至5,000萬美元以上的高價作品)的私洽交易依舊活躍,亞洲買家也仍具接盤能力。價格在100萬至500萬美元之間的「中端」藝術品交易則相對困難,藏家對這些作品表現得更加審慎。而「超當代」藝術類股在經歷了2020至2022年間的價格飆漲後,目前則處於消化和調整期,市場趨於平靜,但仍可見部分品質優異、價格公允(20萬美元以下、尤其是10萬美元以內)的藝術家作品,仍具市場活躍度。精品策略主導秋拍本季秋拍,各大拍賣行不約而同地採取了「精品策略」,即選件需「精準」以提高成交率。佳士得亞太區二十及二十一世紀藝術部專家暨晚間拍賣主管徐文君(Ada Tsui)指出,此次為適應當前市場環境,拍賣行在選件時兼顧質量與價格,「不僅選件需要所選的藝術家,在藝術史的橫、縱兩個方向都具有代表性,所選的作品也須是其有代表性的經典畫作。」佳士得今次更將夜場作品限縮至40件左右,價位設置覆蓋從入門到高端的各個價位層級,並確保拍前估價具有吸引力。成交數據顯示,高達93%的拍品成交價低於500萬港元,支撐了市場流動性;而千萬級別的高端拍品數量雖少,卻均以穩健價格成交,反映該價位的市場仍舊穩健。富藝斯推出的「優先競投」機制,也是市場更加細化運營的一個體現。該機制允許在拍賣開始前至少48小時提交具法律約束力書面出價並成功競得的買家,享受較低比例的買家酬金,即為藝術市場的「早鳥」參拍模式,在目前較為冷淡的市場環境中的為賣家提供更高確定性,也更大地激勵買家參與到與拍賣行專家聯繫互動的環節中,也是追求選件和價格「精準」的實驗案例。佳士得首席執行官邦妮·布倫南指出,公司上半年業績反映出當前市場「穩健而平穩」。數據顯示,亞洲收藏家在本季所有拍賣貢獻中佔比達21%。蘇富比亞洲區現當代藝術部臨時主管Jasmine Prasetio則表示,本輪競拍主要由大中華區藏家引領,他們購入了當晚成交額前十名拍品中的七件。她還提到東南亞地區的積極參與,該區域買家對多件頂尖作品表現出強烈興趣。本季拍賣進一步凸顯出買方市場的特徵,整體氛圍審慎而非投機,同時市場也顯示出多元文化審美細分的趨勢,這些都標誌著亞洲收藏家群體結構的長期演變。Z世代藏家崛起 推新銳藝術本季秋拍最引人注目的現像是新銳藝術家的強勢表現。80後中國新銳藝術家李黑地則以《夏天總是去而復返;我注視著晨光慢慢老去》拍出的266.7萬港元成交價,改寫其個人拍賣新高紀錄。90後藝術家鄺詠君的《遠雷 X》則以18萬港元刷新個人拍賣紀錄。●李黑地《夏天總是去而復返;我注視著晨光慢慢老去》(拍賣行供圖)從今年香港巴塞爾到秋季拍賣,不少藝術市場從業人士反饋,新晉藏家多為Z世代,該群體對數字藝術、潮流藝術等新興類股表現出濃厚興趣,顯現出推動市場向多元化、年輕化方向發展的趨勢。香港仍是亞洲市場樞紐香港仍儘管全球藝術市場波動,本次香港秋拍仍吸引全球藏家參與,再次顯示出了香港作為亞洲藝術交易中心的地位。蘇富比、嘉德、富藝斯等主要拍賣行均報告了強勁的亞洲藏家參與度,其中內地藏家佔比達35%,顯示出大中華區藝術市場的持續活力。香港文匯報記者採訪藝術市場分析顧問周維時,他認為香港憑借國際化的交易平台、完善的物流配套和專業的藝術服務生態系統,仍舊在亞洲藝術市場中扮演不可替代的角色。而巴塞爾、國際拍賣等亞洲藝術市場的盛事,亦不斷讓亞洲市場聚焦在香港。總體而言,2025年香港秋拍呈現出一個更加理性、多層次的中國當代藝術市場。在結構性調整中,學術的價值回歸和市場對新銳藝術的擁抱,都是市場發展和探索的新坐標。「預先競投」造就100%成交富藝斯晚拍斬獲近1.6億國際拍賣行富藝斯(Phillips)此前宣佈自2025年9月起推出業界首創的「優先競投」策略,透過大幅降低買家酬金費率,鼓勵藏家提前至少48小時提交具有法律約束力的書面競投。這項創新舉措已於香港首場應用中展現成效,實現百分之百成交率的亮眼成績。晚拍現場,舉槌的20件拍品全數成交,其中共6件拍品在1,000萬港元以上成交,從拍賣過程所見,拍賣官Jonathan Crockett會特別喊出「預先競投」買家的出價及牌號,整場拍賣至少半數拍品獲此安排。●富藝斯亞洲區主席暨拍賣官Jonathan Crockett拍出奈良美智作品《粉紅》。(拍賣行供圖)現場一位來自台灣地區的藏家指出,對於富藝斯而言,「預先競投」有助拍賣行預早為拍品找到買家,避免流拍風險。該新策略,要求買家出價金額不得低於拍品的低估價,且一旦提交即不可撤回。該位藏家分析,這項策略本質上是把以前僅用於高價拍品的「不可撤回出價」機制,擴展到更廣泛的拍品範圍,用優惠價實現流拍的風險管理,「對拍賣行而言,提前鎖定的出價,有助於預估成交情況,也便於對那些沒有獲得預先競投的拍品做出及時調整,也就是『提前摸底』,有效提升了成交率。」他指出,對買家而言,最大的吸引力在於買家酬金的優惠,節省競投成本,但也意味著對於那些在拍賣前48小時內才做出決策的買家,無法享受此優惠,可能影響其最終競投意願。對賣家來說,則提供了更高的成交確定性,在拍賣前就已獲得書面出價保證。在此政策助力下,富藝斯今季晚拍實現了百分之百的成交率,且半數拍品均有預先競投者參與,顯示其初期成效顯著。業內觀察家認為,這種創新模式反映了拍賣行在應對市場波動時,更加精細化運營和風險管理的新趨勢。這項變革不僅提升了市場效率,更降低了交易不確定性,預計將對整個藝術拍賣行業的商業模式產生深遠影響。隨著新策略在全球範圍內推行,後續效應值得市場持續關注。 (香港文匯報)
日本國債的“至暗時刻”
5月20日上周二,日本財務省(Ministry of Finance)20年超長期日本政府債券(Japanese Government Bond,即國債JGB)的拍賣遇冷 ─ 最終中標的平均收益率為2.453%,較往期上漲15個基點(bps),為2000年以來的最高值。此次拍賣中衡量投資人意願的投標倍數(Bid-to-Cover Ratio)也跌至2012年8月以來的最低值。另一個主要同類指標尾部利差(the Tail,均價與最低中標價格間的差額)為1.14,為1987年以來最高值。我用跌入冰點來形容日本長期國債買盤的人氣也絲毫不過分。同期受到市場負面交易情緒顯著波及的還有30年期和40年期的國債。前者的收益率攀升至1999年首次發售30年期債券以來的最高水平,而期限更長的40 年期國債的收益率同樣創歷史新高的紀錄。在其它條件不變的前提下,收益率越高,對應債券的市場價格越低。時至我撰文時(5月27日),日本國債的收益率曲線(Yield Curve)雖然較上周略微下行,但整體仍然處於過去12個月以來的高位,且呈現熊陡的格局。其中40年期的收益率比1個月前增加了約45bps,比12個月前暴增了102bps。圖1:日本國債的收益率曲線,2025年5月27日資料來源:World Government Bonds現時的日本國債收益率曲線的變化趨勢已不限於熊陡的問題,曲線的陡峭度(Steepness)在發達經濟體中也是首屈一指,反映資本市場對日本不斷升溫的通膨率持擔憂態度。圖2:主要期限類別日本國債的收益率,2025年5月27日日本財務省的國債拍賣遭遇不順並非毫無預兆。自2024年8月開始,日本央行(BOJ)宣佈將逐漸縮減每月的購債規模,從彼時的每月約¥5.7兆日元削減近一半至2026年第1季度的每月¥3兆日元。換言之,日央行計畫從債市有序地抽走流動性,分階段退出量化寬鬆PE,其結果是造成了國債市場的需求缺口。上述主要因素疊加央行的升息周期後,日本國債的收益率曲線無疑會面臨上行的壓力,但財務省和日央行明顯沒有預料到資本市場的需求衰減的如此之快。上周中日本國債市場的劇烈波動使得部分長債投資人已經遭受了將近20%的損失。即便如此,40年期國債的收益率依然低於CPI(年化3.6%,2025年4月)。扣除通膨值後,新發行的40年期債券買家的實際收益率為負值,這暗示收益率曲線的遠端仍有上翹的空間。或許能讓他們感到慰藉的只有近期不斷走強的日元所帶來的匯兌收益。不過,新買家的處境還是好於5年前的投資人,後者持有的同類國債在如今剩餘的35年中每年的票面利率不超過1%。他們正面臨立即出售實現損失(流動性其實有限),或持有到期坐視通膨緩慢侵蝕價值的兩難境地。拍賣前一天,日本首相石破茂在國會的發言被認為是觸發國債買盤負面情緒的另一個主要因素。他公開反對通過發行更多的國債替減稅提供資金,並表示在借貸成本不斷上升的背景下,政府不應再增加國家開支。他稱日本的金融現狀“非常糟糕,甚至比希臘還糟”。和石破茂的表態相呼應的是日本的公共債務佔GDP比率(Public debt-to-GDPRatio)。在世界主要經濟體中,日本的比率排第一,高達240%,而1990年時這個數字僅為50%。屋漏偏逢連夜雨。今年日本的第1季度GDP環比減少了-0.2%,年化下跌-0.7%。這是自2024年第1季度以來日本的GDP首次錄得收縮,與去年4季度+0.6%的環比增幅更是形成了鮮明對比。第2季度迄今,經濟結構嚴重依賴出口的日本還被迫繼續與美國在關稅議題上反覆拉鋸,而後者除了關心直接消除貿易逆差的議題外,並無意對從日本進口的汽車整車和鋼鋁製品在稅率上網開一面。這讓抗波動能力較差的日本國內中小企業正面臨嚴峻的挑戰,其所凸顯的影響甚至讓宏觀經濟浮現衰退的徵兆(季度GDP的連續萎縮)。過去的35年中,日本政府為重振停滯的經濟而選擇大規模舉債,繼而又出台龐大的刺激計畫投入諸如基礎設施和社會福利,其政策目的是為了結束持久的通貨緊縮和增長低迷。然而隨著社會老齡少子化趨勢的無可挽回,以及低利率時代的終結,這套完全依賴公共債務驅動的財政和貨幣政策正在走向難以為繼,並留下了巨額的負債。這對隔海相望的東方大國亦具有非凡的借鑑意義。日本宏觀經濟的長期結構性頑疾不可能於短期內得到解決,而目前財務省急需優先緩減長期國債供需的問題,以時間換空間,從而避免立即引爆收益率曲線失控的風險。本周二(5月17日),有知情人士向媒體透露財務省正考慮調整本財年的發債計畫安排,其中可能涉及削減超長期債券(20年期或更久)的發行量,而相應增加短期國債的拍賣。債券的發行總量擬保持不變。此配方是如此的熟悉,這不就是美國前財長葉倫女士2023年末玩過的美國國債收益率曲線扭曲操作麼(Yield Curve Control Tweak)?該方法雖然能通過刻意削減長期國債供給來暫時人為抑制曲線遠端的上行,但其代價是大幅增加國債的再融資風險。現任財長貝森特此前曾屢次抨擊葉倫的扭曲操作不負責任,可是他現在也不得不蕭規曹隨。高利率環境、財政赤字和宏觀不確定性使得扭曲操作就像芬太尼,讓前後兩位美國財長都欲罷不能。念及此處,我不禁為日本財務省捏把汗。不過無論如何,這些伎倆都無法改變市場對日本財政狀況的憂慮和懷疑。除了曲線扭曲這種偏方外,我還是希望財務省在6月中下旬的下次會議時能想出更有效的應對方法。 (1分60秒)
日債拍賣,再度遇冷
28日,日本40年期國債拍賣再度以慘淡的結果收場。拍賣結果顯示,日本40年期國債拍賣投標倍數為2.2,是自去年7月以來最低的需求水平。上周,日本20年期國債拍賣需求同樣疲軟,導致日本長期國債收益率飆升至歷史高位。受此影響,日本超長期國債收益率日內上漲。英為財情資料顯示,截至13時25分,日本40年期國債收益率報3.386%,日本30年期國債收益率攀升至2.939%。近段時間以來,日本超長期國債收益率呈現明顯上升趨勢。以日本40年期國債為例,截至13時25分,日本40年期國債收益率較5月初已經上升了0.44個百分點。緣何出現這種趨勢?國泰海通宏觀團隊分析稱,首先,在美國貿易政策影響下日本財政擴張傾向增加了市場對債券供給衝擊的擔憂。其次,2025年以來,日本國內機構對超長債需求較為疲弱。在通膨壓力高企、日央行貨幣政策持續收緊的影響下,日本長債利率持續呈上升趨勢,日本國內金融機構或積累了一定投資虧損壓力,或暫時抑制了對超長債配置需求。在此背景下,日本央行面臨嚴峻挑戰。日本央行持有超過一半的日本國債,也曾是日本國債市場的最大買家。自結束負利率政策以來,日本央行一直以來朝著貨幣政策正常化努力,正在逐步縮減債券購買規模。但問題是:當失去了日本央行的托底,還有誰有興趣購買日本國債?近期日本債券市場的波動已經表明,日本國債需求端疲軟導致的日債收益率飆升,可能會增加日本政府、企業和消費者的借貸成本。日本央行行長植田和男表示,將警惕超長期債券收益率大幅波動可能影響短期借貸成本並對經濟產生更大影響的風險。這一言論凸顯出,日本央行對近期的市場動盪保持密切關注,這也可能會影響下個月關於縮減債券購買規模步伐的討論。路透社周二報導稱,日本將考慮縮減超長期國債的發行規模,因近期超長期國債收益率大幅攀升,決策者尋求緩解市場對政府財政惡化的擔憂。報導稱,20年期、30年期或40年期日本國債發行量的減少將通過增加短期債券的發行量來抵消。國泰海通宏觀團隊表示,若日本債券市場波動持續加大,可關注日本央行是否會釋放鴿派訊號緩解市場恐慌。一方面,需關注日本央行是否會在6月份貨幣政策會議上對其量化緊縮計畫做出調整;另一方面,若長債收益率持續上升,日本央行或有可能開啟臨時購債為市場注入流動性。此前,植田和男曾提到“在長期收益率急劇上升的特殊情況下,我們將靈活地購買政府債券,以促進收益率的穩定”。日債風暴只是近期海外金融市場波動的一個縮影。由於日本長期處於超低利率狀態,使其成為“套息交易”的關鍵貨幣。投資者借入日元,投資於海外高收益資產。但隨著日本收益率上升,這種策略的吸引力逐漸減弱,可能引發“套息交易平倉”現象。這種逆轉可能使得大量資本回流日本,招致全球金融市場波動。法國興業銀行表示,儘管美國債券和股票市場此前曾受益於來自日本的資金流入,但這種情況現在可能正在逆轉。“海外超長債的異動,反映對安全資產不再安全的擔憂。”華西證券研報中寫道,“大財政”框架使得投資者反思發達經濟體債務體系的可持續性。對於政府債務而言,債務可持續的基礎是可控的新增債務、較低的融資利率。市場擔憂美國未來的赤字不可控、財政擴張推升通膨又可能導致利率偏高,違約或者變相違約的風險在上升,市場自然要求超長債給予更高的期限溢價補償。 (上海證券報)
美國債市震盪:未來走勢如何?
未來美國國債市場的變動可能具有三個特點:收益率同時具有上行和下行壓力;波動性加劇期限利差增加,收益率曲線更趨陡峭化;國債安全資產屬性受質疑作為全球資本的天然避風港,美國國債在全球金融市場中佔據著極為重要的地位,是全球風險資產定價的“錨”。但自川普2025年4月2日公佈大範圍和超預期的“對等關稅”政策以來,美國國債市場出現大幅震盪,一方面表現為市場需求的減弱,如海外投資者對美國國債的拋售行為愈發頻繁,以及新買家對美國國債的購買熱情也顯著降溫;另一方面則表現出收益率曲線的更加陡峭化的特點,長期美國國債收益率的波動較短期更為劇烈。筆者在介紹美國近期濫施的關稅政策對美國國債市場影響的基礎上,具體闡述影響美國國債市場震盪的因素,如宏觀經濟、貨幣政策、供需博弈和市場聲譽,並基於川普政府的關稅政策和各經濟體的反制措施可能給美國甚至全球經濟增長帶來的挑戰,以及聯準會操作不確定性的增強,對未來美國國債市場走勢進行預期。美國國債市場震盪由於川普的“對等關稅”政策,美國國債市場出現大幅震盪,既表現為拋售加劇和購買減少的市場需求減弱,也呈現出美國國債收益率曲線更趨陡峭化的趨勢。(一)市場需求減弱美國國債市場需求疲軟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海外投資者對美國國債的持有意願顯著下降,拋售行為愈發頻繁。由於美國財政部的TIC資料僅公開至2025年2月,無法全面反映3月和4月外國投資者對美國國債的投資情況,因此本文參考摩根大通的做法,通過交易型開放式指數基金(ETF)的每日流量來衡量外國投資者對美國國債的操作。資料顯示,自2025年3月以來,外國投資者對美國債券基金的操作由2月的淨買入轉為適度賣出,4月的淨賣出規模較3月大幅增加。尤其是4月2日川普宣佈“對等關稅”政策後,外資拋售美國國債的速度明顯加快(詳見圖1)。此外,據紐約梅隆銀行的跨境資金流動資料,自4月4日以來的11個交易日中,有8個交易日出現外資賣盤,截至4月11日當周,外資拋售美國國債的規模接近偏離正常值一個完整標準差,創下近年來最劇烈的單周拋售紀錄(詳見圖2)。圖1每月淨流入投資美國債券ETF的資金資料來源:摩根大通圖2美國國債外部需求資料來源:紐約梅隆銀行二是新買家對美國國債的購買熱情顯著降溫,這一現像在近期的國債拍賣活動中表現得尤為明顯。例如,在2025年4月舉行的30年期國債拍賣中,一級交易商不得不承擔了相當可觀的認購份額,佔比高達18.2%,創下了自2021年12月以來的最高紀錄,反映出除一級交易商之外的其他潛在買家對此次長期國債的興趣明顯不足,市場參與度有所下降。無獨有偶,在同月8日進行的3年期國債拍賣中,間接投標人的認購比例也出現了顯著下滑,僅達到79.3%,為自2023年12月以來的最低水平,也凸顯了市場整體需求的疲軟態勢。這種需求端的低迷表現,不僅對美國國債市場的短期流動性產生了影響,也可能對長期的市場信心和利率走勢帶來潛在的連鎖反應。(二)收益率曲線更陡峭自2025年4月川普的“對等關稅”政策以來,美國國債收益率曲線更加陡峭化,長期美國國債收益率的波動更為劇烈,而短期利率變動不大,甚至出現與長端利率相反的變動趨勢。從2025年4月至今,長期美國國債收益率呈現出先下降後上升再下降的趨勢。4月2日美國政府公佈關稅政策後,美國國債收益率經歷了一波快速下行,10年期和30年期的美國國債收益率從4月2日-4月4日分別下跌4.52%和2.86%。4月7日-4月11日,美國國債收益率出現了更為快速的飆升,10年期和30年期美國國債收益率分別在4月11日達到了4.48%和4.85%,漲幅為11.72%和9.98%。此後,美國國債收益率在波動中有所回落,5月1日的10年期和30年期美國國債收益率分別為4.25%和4.74%。而短期美國國債收益率卻相反,呈現出波動下降的趨勢,2年期美國國債收益率在4月2日-5月1日的跌幅為5.37%(詳見圖3)。這種長期和短期收益率的分化,使得同期10年期-2年期美國國債收益率增加89.66%,30年期-2年期美國國債收益率提高65.08%(詳見圖4)。圖3近期美國國債收益率波動趨勢資料來源:聯準會圖4近期美國國債期限利差變化趨勢資料來源:聯準會美國國債市場震盪的影響因素通常來講,債券市場的波動主要受基本面、政策面、供需面和市場面的影響。本次美國國債市場的大幅和快速波動,不僅與美國宏觀經濟、經濟政策和市場供求等因素有關,還受美國國債市場聲譽降低的顯著影響。(一)宏觀經濟因素經濟增長和通貨膨脹是影響債券市場的主要經濟因素。其一,經濟增長情況直接影響債券收益率。強勁的經濟增長通常預示著利率上升,從而降低債券價格。相反,經濟疲軟會降低利率,提高債券價格。其二,通貨膨脹水平對債券市場有顯著影響。通膨率的提高會侵蝕貨幣購買力,導致實際收益率下降,從而使得債券發行者通過提高債券票面利率的方式增強債券吸引力,帶來債券收益率的上升。已有研究指出了通貨膨脹對國債收益率的重要性,如Cieslak and Povala(2015)發現預期通貨膨脹率是影響美國國債收益率的重要指標,對10年美國國債收益率的解釋力達88%。本次美國國債收益率的波動,與美國的經濟增長和通貨膨脹密切相關。一般情況下,經濟增長和通貨膨脹相呼應,共同推動債券收益率上升。而現階段美國面臨的“滯脹”困境,對美國國債收益率產生相反的影響,使收益率呈先升後降的變動趨勢。一方面,第一階段美國國債收益率的快速下行源於超預期關稅政策引發的美國經濟衰退預期。國際主流機構紛紛下調美國2025年經濟增速預期,並調高衰退機率。如美國智庫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和惠譽評級公司分別在4月15日和4月17日將美國2025年第四季度的GDP同比增速降為0.1%和0.4%,彼得森還預計美國未來12個月陷入經濟衰退的機率達40%。4月17日,路透調查顯示,美國經濟在2025年和2026年的增速分別為1.4%和1.5%,而非3月份預測的2.2%和2.0%,美國在未來一年陷入經濟衰退的機率為45%。經濟增長預期快速下調至接近0,美股市場遭受重創,出現了快速且猛烈的下跌,導致風險資產遭到拋售。由於美國國債被視為避險資產,此時資金紛紛湧入美國國債市場,推動美國國債價格上升,收益率下降。另一方面,第二階段收益率的上行則隱含著市場對美國高通貨膨脹率的擔憂。彼得森在4月15日預計,2025年第四季度美國個人消費支出(PCE)價格指數同比將上漲4.0%,明顯高於2024年第四季度2.5%的同比增幅。原本市場認為美國通膨有機會回落到2%左右,但在關稅政策公佈後,便將2025年通膨預期上調至接近4%。國際主流機構對美國通貨膨脹預期的上調,表明了市場對美國高通膨的擔憂,帶動債券收益率的快速和大幅提高。(二)政策因素貨幣政策作為市場資金流動性的重要調控手段,是影響債券市場的重要政策因素(強靜等,2018;Sihvonen,2024),不僅直接影響債券收益率變動,還會影響通過對不同期限的債券收益率產生不同程度的影響,改變債券收益率曲線。一方面,降息會降低債券收益率,而加息會導致收益率上升。另一方面,利率不確定性的增加可能帶來債券收益率曲線的斜率上升(Bayaa and Qadan,2024)。本次美國國債收益率的大幅波動,受美國貨幣政策的直接影響。2024年,美國結束了持續數年的加息周期,正式開啟降息處理程序,分別於9月18日、11月7日和12月18日降息50BP、25BP和25BP,全年共降息100BP,當前聯邦基金利率目標區間處於4.25%-4.5%。然而,儘管美國已經進入降息周期,但其經濟環境仍面臨諸多不確定性,目前仍處於高通膨風險之中,而川普政府實施的“對等關稅”政策對通貨膨脹產生了進一步的負面影響。多項因素的綜合作用使得聯準會未來的降息路徑存在較多不確定性。儘管自2025年4月初以來,川普通過社交媒體和公開場合多次公開挑釁聯準會的獨立性,甚至暗示“鮑爾應儘早被解僱”,以迫使聯準會盡快降息。但聯準會更關注中長期的經濟穩定,基於保持物價穩定和充分就業的歷史使命,仍面臨降息空間受限的貨幣政策困局,降息節奏偏慢。這不僅直接影響了美國國債收益率下行路徑的不明確,還對期限結構產生影響,導致收益率曲線更加陡峭。(三)供需因素債券市場的供需博弈影響債券價格和收益率水平。供應增加會導致債券價格下降,收益率上升;而當投資者對某種債券的需求增加時,其價格會上升,收益率下降。此外,機構行為的一致性也會加劇債券市場的波動,如果眾多機構投資者同時採取類似的交易策略,這種一致性行為可能會加劇市場的波動,放大價格和收益率的變化幅度。近年來,美國國債市場的流動性呈現出一定的下降趨勢。美國財政赤字不斷擴大,財政擴張政策導致國債供給迅速增加,公共債務負擔持續加重,政府債務率持續維持在100%以上,在發達經濟體中處於高位水平(詳見圖5)。2025年第一季度,美國財政融資需求依然較高,截至2025年4月1日,聯邦政府債務總額已超過36.2兆美元。然而,需求端的增長卻未能與供給端同步,導致市場深度下降。這種供需失衡的狀況在一定程度上成為推動收益率上行的重要基礎性因素。圖5主要經濟體的政府債務率資料來源: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本次美國國債收益率的快速和大幅上行,也與市場的流動性衝擊密切相關,美國國債的快速、劇烈且高強度的風險資產拋壓,更多是由流動性壓力導致的。所謂流動性壓力,是指當市場上大部分參與者進行同向交易,並且不計價格地拋售資產時,容易產生局部性的流動性緊張。這種壓力主要來自市場上大量高槓桿的避險基金。這些避險基金在進行套利交易時,通常同時做多和做空一些股票或債券,整體風險敞口並不高,但槓桿率卻非常高。在外部事件的影響下,市場波動突然加劇,為了控制風險,這些基金會自發地降低倉位或槓桿。然而,當眾多基金同時採取這一行動時,就會產生巨大的拋壓。在這種情況下,拋售行為只是為了降低槓桿、回籠資金,而市場上的潛在買盤,由於擔心巨大的拋壓,會選擇暫時觀望,不願輕易入場。這就導致賣盤急於拋售,而買盤卻遲遲不進場,市場向極端方向發展。對於美國國債市場而言,此前部分大型機構(尤其是避險基金)廣泛採用“基差交易”(Basis Trade)策略,通過同時買入美國國債現券和做空對應的國債期貨,賺取兩者之間的價差。但在近期美國國債現券價格因拋售壓力急劇下跌,而期貨價格跌幅相對較小(甚至價差擴大)的情況下,該策略瞬間從“穩定套利”變為巨額虧損。部分機構觸及止損線或面臨追加保證金的壓力,被迫大規模平倉,進一步加劇了現券市場的拋售壓力,形成了惡性循環,顯著放大了美國國債長端收益率的上行幅度。(四)市場聲譽因素美國國債長久以來都是全球資本的天然避風港,在全球金融市場中佔據著極為重要的地位,是全球風險資產定價的“錨”。通常情況下,當形勢混亂且不確定性較高時,投資者會希望投資安全資產,即買入美國國債,這往往會壓低美國國債收益率。但此次美國國債收益率卻走高,其背後有著美國國債市場聲譽受損的原因,美國國債的避險屬性弱化。川普對全世界掀起關稅大戰,引發世界經濟高度動盪,使美國成為風險源頭。而川普本人“目標驅動型”的領導風格、個人“主導”的領導策略以及風險冒進的“利益型”決策模式(龐琴等,2024),易使其推出一系列出爾反爾的政策,也使得美國的國家信用遭受重大打擊。投資者開始迴避美元資產,並質疑作為全球金融體系基石的美國國債的安全性。此外,市場流傳的“海湖莊園協議”草案,也大大動搖了美國國債的信用。該協議指出,美國未來可能將36兆美元國債轉換為100年期不可交易的零息債券,以免除每年8900億美元的利息支出,實質是通過短期債務的長期化變相賴帳,將債務負擔分攤給其他經濟體。這種試圖鞏固美元霸權的協議,反而成為了各經濟體加速去美元化的催化劑,損害了美國國債的市場聲譽。對美國國債市場未來走勢的預期川普政府的關稅政策和各經濟體的反制措施可能給美國甚至全球經濟增長帶來挑戰,疊加聯準會操作的不確定性增強,未來美國國債市場的變動可能具有以下三個特點。一是收益率同時具有上行和下行壓力,波動性加劇。二是期限利差增加,收益率曲線更趨陡峭化。三是國債安全資產屬性受質疑。第一,美國國債收益率波動性加劇。一方面,通膨預期加強和供大於求可能推高美國國債收益率(陳胤默和張明,2024)。其一,高強度關稅政策可能進一步推升美國通貨膨脹率(屠新泉等,2025)。一是關稅的增加使得美國進口商品的價格大幅上升,不僅直接導致消費者購買進口商品的成本增加,還可能引發國內相關產業鏈的價格連鎖反應。許多依賴進口原材料和零部件的美國本土企業,不得不面對更高的生產成本,為了維持利潤,它們可能會將這些增加的成本轉嫁給消費者,從而進一步推高國內商品和服務的價格水平。二是貿易夥伴可能會對美國採取報復性關稅措施,這將限制美國出口商品的市場空間,進而影響國內經濟的供需平衡。在這種情況下,美國的通貨膨脹率可能會因成本上升和供需失衡的雙重因素而進一步攀升。在川普“對等關稅”政策下,市場普遍預期美國通膨反彈。2025年4月3日和4月13日,五礦證券研究所和中國金融四十人論壇發佈報告,估計美國關稅政策可能會提高美國通膨水平3%和1個-2個百分點。2025年4月15日,耶魯大學預算實驗室(The Budget Lab at Yale)測算了美國實施的所有關稅和外國報復措施的影響,發現2025年所有關稅造成的價格水平在短期內上升3%,相當於2024年每個家庭消費者平均損失4900美元,其中服裝和紡織品受到的影響尤為嚴重,短期內消費者將面臨87%的鞋子價格上漲和65%的服裝價格上漲,從長期來看鞋子和服裝的價格將分別高出29%和25%。因此,關稅衝擊大機率會中斷美國當前通膨回落態勢,美國短期再通膨風險不容忽視。其二,美國財政赤字提高公共債務水平和增加美國國債供給,疊加外國投資者對美國國債需求減少,供大於求給美國國債收益率帶來上行壓力。2025年2月25日美國眾議院通過預算決議,2025財年預算赤字為2.2兆美元,赤字率7.3%,未來十年增加赤字2.8兆美元,實際赤字率在6%,並提高債務上限4兆美元。雖然預算決議只是沒有法律效力的指導性財政框架,但共和黨最終通過該法案的機率較高,財政部需繼續大量發行新債來為預算赤字融資,這會推高收益率。此外,美國國債市場越來越多地由國際金融市場決定,從長期趨勢看,日本和中國大陸一直都是美國國債海外的第一和第二大債主,日本自2019年6月持倉超越中國大陸以來,一直是美國國債最大的海外持有國,但二者持有的存量債務佔比呈下降趨勢(詳見圖6)。未來,外國對美國國債的需求可能會下降,尤其是居於美國國債海外持有國第一和第二位的日本和中國大陸。就日本而言,2025年4月日本財政部公佈的資料顯示,4月的前兩周日本銀行和養老基金等私人金融機構共拋售了201億美元的債券,雖然並未報告拋售的是何種債券,但市場預計其中多為美國國債。此外,據日本財務省資料,截至4月,海外投資者已淨買入675億美元的日本債券和股票,未來可能會有更多的投資者將資金從美國國債市場轉移到日本資本市場。就中國而言,鑑於中美關係變化和外儲資產配置多元化的趨勢,中國的美國國債持倉仍可能穩步下降。外資對美國國債市場資金流入的減少,將使得美國國債收益率上升。圖6 美國國債市場前五大海外持有國資料來源:美國財政部TIC。另一方面,經濟衰退風險和聯準會降息可能性助力美國國債收益率下行。其一,更劇烈的關稅衝擊和更高的政策不確定性加大了美國經濟衰退風險。美國新一屆政府就職以來,大肆對其貿易夥伴徵收或威脅徵收關稅,給經濟活動帶來巨大不確定性,消費者信心嚴重惡化,通膨預期大幅攀升,投資者財富顯著縮水,美國經濟增長預計將大幅放緩,經濟“滯漲”或衰退風險大幅提高。事實證明,美國經濟增速確實下降了,美國商務部2025年4月30日公佈的資料顯示,2025年第一季度的美國GDP環比按年率計算降低0.3%,為自2022年以來的最差季度表現。美國經濟疲軟會降低市場利率,提高債券價格,降低美國國債收益率。其二,儘管美國經濟形勢複雜多變,但聯準會仍具有降息的可能性。雖然市場對降息的預期存在分歧,但從當前的政策趨勢來看,聯準會整體處於降息周期,為美國國債市場提供了一定的支撐,使得美國國債收益率具有下降的可能性,未來的變化將高度依賴於降息預期的邊際變化。2025年4月25日,聯準會克里蘭夫聯儲主席哈馬克表示聯準會可能在6月調整利率。芝商所CME Group的資料顯示,市場預計聯準會5月下調25個基點的可能性為5.4%;預計6月降息25個基點、降息50個基點的可能性分別為61.3%、3.4%;預計2025年降息50個基點、75個基點、100個基點、125個基點的可能性分別為14.5%、31.9%、34.3%、15.1%。如果聯準會在未來繼續推進降息政策,那麼美國國債收益率將不可避免地出現一定程度的下行。第二,美國國債收益率曲線愈發陡峭。長端美國國債利率綜合反映了經濟增長、通膨和流動性預期。長端利率是經濟增長、通膨和流動性預期的綜合體現。如前文所述,美國實施的“對等關稅”政策可能顯著推高國內通膨預期,並引發市場對美國經濟前景的擔憂。投資者對長期經濟增長的預期較為悲觀,從而減少了對長期國債的需求,推動長端收益率上升。相比之下,短端國債更多地反映流動性狀況。在當前市場不確定性增加的環境下,投資者更傾向於持有流動性更強的短期國債(Goyenko et al.,2011),以規避長期國債的久期風險和利率風險,導致短端收益率下降。長端收益率上升和短端收益率下降的雙重作用,使得美國國債的期限結構分化更加明顯。第三,市場對美國國債進行信任重估,美國國債避險功能降低。通常在地緣政治混亂或不確定性高企時,資金會湧入美國國債尋求避險,壓低收益率;而當美國國債收益率上升時,又會吸引資本流入推高美元。此次美國國債收益率飆升伴隨美元下跌的情況,顯示了全球對美元資產信任度的降低。近年來,隨著美國自身經濟政策的調整以及國際經濟格局的深刻變化,美國國債的避險功能逐漸呈現出減弱的趨勢,在國際金融市場上作為安全資產具有市場支配力和便利收益率,但也面臨來自其他國家債券的競爭(Yang and Wang,2024)。一方面,美國國內的財政赤字不斷擴大,債務規模持續攀升,引發了市場對其償債能力的普遍擔憂和美元信用的下降(劉東民和宋爽,2024),打擊了投資者對美國國債的信心,疊加美國的單邊主義、貿易戰和金融制裁,尤其是川普的“對等關稅”政策,使得美國成為全球系統性風險的重要源頭,一定程度上提高了美國國債的風險性,削弱了美國作為避險錨定資產提供者的屬性。另一方面,全球經濟發展多元化,新興經濟體的崛起及除美元外主要貨幣的國際化,為投資者提供了更多的安全資產選擇,一些新興經濟體的債券市場在風險收益比上展現出了一定的競爭力,吸引了部分原本流向美國國債的資金。內外雙重因素在降低美國國債避險屬性的同時,也加劇了以美元為中心的國際貨幣體系的不穩定。 (大勢看財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