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觀點
過去中國名義GDP的高速增長是各類市場主體加槓桿的重要基礎。隨著宏觀槓桿率的不斷升高,加之三年疫情擾動,經濟潛在增速放緩後企業和居民對未來的收入預期趨弱,私人部門舉債的動力有所下降。目前來看,今年三大部門加槓桿的空間都相對有限,城投化債、中央政府加槓桿以及貨幣政策適度放鬆或是破局的關鍵所在。
較高的名義GDP增速是過去幾年加槓桿的重要基礎,隨著宏觀槓桿率的抬升和疫情的衝擊,經濟增速放緩後私人部門舉債動力不足。2009-2019年期間,我國名義GDP的年均增速高達10.8%。由於宏觀槓桿率= 總債務/GDP,債務可以被GDP的增長充分消化,各部門舉債的客觀基礎充足。同時,在經濟快速發展時期,企業利用槓桿加大投資帶來的收益高於債務增加而產生的利息等成本,企業主觀上也願意舉債融資。此後,隨著宏觀槓桿率的抬升,以及疫情的負面衝擊,經濟的潛在增速有所下滑,核心通脹也偏弱,2020-2022年期間,名義GDP的年均增速降至7.1%,加槓桿的基礎並不牢靠。與此同時,企業和居民對未來的收入預期受到了一定衝擊,私人部門加槓桿意願減弱。
從政府、居民、企業三大部門來看,今年進一步加槓桿的空間都有所受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