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語提到“中國製造”，過去很多人的第一反應是“便宜”。但近年來，隨著中國出口在全球份額的節節攀升，西方開始出現一種聲音：中國是不是靠著巨額的產業補貼，用低價佔領全球市場？中國出口的競爭力究竟源於何處？政府支援的“錢”到底花在了那裡？這篇文章基於數百萬條微觀企業資料，結論是：產業補貼並沒有讓中國產品賣得更便宜，而是讓產品的質量變得“更好”了，中國出口是靠“性價比”佔領全球市場。資料說明研究團隊利用了三套核心資料：第一套是1998年至2013年的中國工業企業調查資料，涵蓋超過300萬家企業的年度資訊，其中包含企業收到政府補貼的詳細記錄。這些補貼來自中央或地方政府，主要與生產相關，而非專門針對出口。第二套是中國海關的進出口交易資料，記錄了每家企業具體出口什麼產品、賣到那個國家、賣了多少、價格多少。第三套是分省份的投入產出表，而且特別考慮了企業所有制類型（國企、民企、外資企業各自的投入產出關係），這讓研究者能夠計算上游補貼如何層層傳導到下游。研究團隊不僅關注企業直接收到的補貼，還追蹤了上游產業補貼對下游企業的間接影響。另外，研究團隊把上游補貼分成兩層：第一層是直接供貨的上游產業（比如手機廠商的直接供應商），第二層是間接供貨的更上游產業（供應商的供應商）。這種細緻的區分，能看清補貼效果究竟在產業鏈的那個環節發揮作用。補貼規模與出口增長研究團隊整理的資料顯示，中國工業部門（包括製造業、採礦業等）獲得的政府補貼總額，從1998年的280億元人民幣，增加至2013年的1455億元。據估算，到了2022年，這一金額可能達到了5620億元。與此同時，中國的出口份額也持續增加。1998年，中國僅佔世界出口總額的3.5%；而到了2022年，這一比例已上升至14.6%。這兩條同步上揚的曲線，容易讓人發問：是不是因為政府給企業發錢，企業就能降價賣貨，從而擠佔全球市場？這聽起來符合直覺，但實際資料顯示：雖然中國出口產品的平均價格長期只有世界其他國家同類產品的40%-60%，但在2007年到2015年這段中國出口擴張最迅猛的時期，中國產品的相對價格反而是上升的。這就提出一個問題：如果補貼只是為了降價傾銷，為什麼價格反而漲了？這說明，光盯著“價格”看，是不全面的。直補的作用：不僅“扶上馬”更是“送一程”為了搞清楚補貼到底去了那、起了什麼作用，研究團隊建構了一個覆蓋超過300萬個“企業-年份”樣本的資料庫，他們首先分析了最直接的補貼形式—直接發給企業的錢。在經濟學中，往往把出口增長分為兩個維度：1. 廣度邊際（Extensive Margin）：企業從“不出口”變成“出口”，這是“從0到1”的突破。2. 深度邊際（Intensive Margin）：已經在出口的企業，出口得更多了，這是“從1到N”的擴張。研究結果顯示，直接補貼對這兩者都有正面影響，但側重點完全不同。直接補貼確實能提高企業進入出口市場的機率，但這個提升幅度其實很小—補貼每增加一個標準差，企業出口的機率僅增加不到1%。換句話說，政府發錢並不能輕易地讓一家只做內銷的企業突然變成出口商。但是，對於那些已經在做出口的企業，補貼的效果是驚人的。同樣的補貼增量，能讓企業的出口金額增長約10%！這說明補貼的主要作用，並不是在“撒胡椒面”新增大量出口商，而是像助推器一樣，幫助那些已經具備出口能力的企業擴大出口規模。這也符合貿易理論中的“固定成本”邏輯：補貼幫助企業分攤了昂貴的市場開拓費用（如廣告、管道建設），讓它們敢於賣得更多。供應鏈上的“隔山打牛”這項研究不僅看了“顯性”的直接補貼，也深入研究了“隱性”的間接補貼。什麼是間接補貼？舉個例子：假設一家汽車製造商，政府並沒有直接發錢，但是，政策補貼了上游的鋼鐵廠和電力公司。結果是，買鋼材更便宜了，用電成本更低了，甚至能買到質量更好的特種鋼了。這時候，雖然帳面上沒收到補貼，但是實際上享受了上游傳導下來的紅利。研究團隊利用“所有制差異化投入產出表”，計算了來自上游產業（即供應商）的補貼強度。結果是：來自上游產業（尤其是第一級供應商）的間接補貼，對下游企業的出口有著巨大的推動作用！資料顯示，上游第一級供應商的補貼強度每增加一個標準差，下游企業的出口額就能增長約1.95%。這意味著，中國龐大而完整的產業鏈本身就是一個巨大的優勢放大器。政府對基礎原材料、能源等上游領域的支援，通過複雜的供應鏈網路，層層傳導，最終轉化為了終端出口產品的競爭力。更有意思的是，這種“傳導效應”在不同類型的企業身上表現不同：• 本土民營企業是最大的受益者。它們深植於國內供應鏈，受供應鏈的助力最大。• 外資企業（FIEs） 則不同。它們雖然也拿直接補貼，但對上游間接補貼的反應較弱。這可能是因為很多外資企業（特別是加工貿易類）的原材料和零部件主要靠進口，並不依賴中國本土的上游供應鏈。這一發現深刻揭示了中國本土供應鏈的韌性和政策傳導機制：產業政策並非孤立起效，而是通過產業鏈產生了“漣漪效應”。補貼不是為了“降價”，而是為了“提質”回到文章開頭的問題：補貼是為了讓中國出口賣得更便宜嗎？研究團隊通過匹配海關資料，計算了出口產品的“單位價值”和“產品質量”：1. 名義價格沒降：資料顯示，獲得補貼（無論是直接還是間接）的企業，其出口產品的名義價格並沒有顯著下降。2. 產品質量大增：相反，補貼與產品質量呈現出顯著的正相關。直接補貼和上游補貼每增加一個標準差，產品質量分別提升約2.6%和2.1%。3. 性價比才是重點：研究者引入了一個概念叫“質量調整後的價格”（Quality-adjusted price）。簡單說，就是同樣花100塊錢，以前只能買個普通功能機，現在能買個智慧型手機。雖然價格沒變，但消費者的實際獲得感提升了。結論是：中國的產業補貼，實際上降低了“經質量調整後的價格”。這意味著，海外消費者和進口商其實是受益者。他們用同樣甚至略高的價格，買到了質量提升幅度更大的中國產品。對於全球消費者來說，這是一種福利的淨增加，而不是簡單的市場擾亂。錢都花那兒了？既然補貼沒有被用來打價格戰，那企業拿這些錢去幹嘛了？研究進一步分析了企業行為，發現了兩條清晰的路徑：• 路徑一：研發創新（針對直接補貼）：拿到直接補貼的企業，顯著增加了研發（R&D）支出，同時也購買了更多的高端進口中間品和資本裝置。這說明，企業把政府的錢轉化為了技術升級的動力，通過“練內功”來提升產品質量。• 路徑二：供應鏈借力（針對間接補貼）：受益於上游補貼的企業，雖然研發投入增加不明顯，但它們通過採購國內上游更優質、成本更合理的中間投入品，實現了最終產品的升級。這揭示了一個雙輪驅動的模式：直接補貼刺激企業自我創新，間接補貼通過改善供應鏈環境提升整體製造水平。這篇論文用詳實的資料和嚴謹的邏輯，描繪了一幅不同於西方媒體語境的圖景。中國出口的強勁表現，並非簡單建立在“政策輸血、企業降價”的簡單邏輯之上。相反，產業補貼更像是一種催化劑，它一方面通過直接支援，鼓勵企業加大研發和引進先進裝置；另一方面通過支援上游基礎產業，提升了整個製造業供應鏈的效率，最終使得中國企業通過提升產品質量和技術含量，實現了在全球價值鏈上的攀升。對於政策制定者而言，這意味著通過供應鏈傳導的政策效果不容忽視；對於海外觀察者而言，這說明簡單的貿易壁壘可能無法阻擋中國產品，因為“性價比”的提升才是中國出口競爭力的核心護城河。 (Rick筆記)

中國上海：繼此前宣佈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上海中心（見IMF新聞發佈稿第24/223號）後，今日，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正式啟動了該中心的營運。上海中心將為加強IMF與充滿活力的亞太地區的合作發揮重要作用。該中心將作為一個促進研究和知識分享的樞紐，為新興市場和中等收入國家相關領域的政策制定提供參考。其還旨在深化IMF與該地區的成員國、區域性機構和其他利益相關方的對話和外聯工作。IMF感謝中華人民共和國對上海中心及其設施的出資。魏翰澤（Johannes Wiegand）先生將擔任上海中心的首位主任。魏翰澤先生是IMF的資深經濟學家，在全球和地區經濟政策問題上擁有豐富的經驗。他具備深厚的IMF相關知識，並在全球政策研究與學術界擁有廣泛的合作網路。開業當天，上海中心還舉辦了主題為“亞洲宏觀經濟政策研究熱點問題”的首場研討會。來自該地區的頂尖經濟學學者和IMF經濟學家出席了本次活動，並就新興經濟體面臨的挑戰和機遇交換了看法，所討論的問題包括結構轉型和增長、金融與支付、人工智慧和創新。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

China’s growing global fan club最新民調顯示，全球輿論正向中國傾斜英國曼徹斯特泡泡瑪特門店中的Labubu玩具攝影：Mirrorpix 2025年11月13日外國友人正在“打破認知繭房”。在角逐超級大國地位的處理程序中，軟實力的勝利對中國意義重大。而唐納德·川普總統正將更多成果拱手讓給中國。他混亂的政策制定意味著，如今許多人將中國視為穩定力量。在世界眼中，中國似乎正成長為美國的強勁對手。圖表來源：《經濟學人》為驗證這一觀點，《經濟學人》與諮詢及民調公司環球掃描（GlobeScan）合作，於7月至9月期間，就中國和美國相關議題採訪了32個國家的3.2萬人。結果令人震驚。自一年前我們上次開展同類調查以來，中國作為全球首選“主導力量”的支援率大幅上升（見圖表1）。支援中國的受訪者比例躍升11個百分點，平均達到33%。與此同時，美國的支援率跌破全球多數水平，降至46%。中國希望被視為與美國平起平坐的國家。在環球掃描覆蓋的所有調查地區，支援中國成為全球主導力量的比例均有上升。或許最令人意外的是，這其中包括美國——該國支援中國主導的比例翻倍，達到（仍處於低位的）6%。此外，五分之二的美國人認為中國在全球的影響力“總體積極”，高於川普第一任期內的四分之一。對中國的支援度與年齡密切相關：受訪者越年輕，就越有可能支援中國主導（見圖表2）。在18至24歲群體中，美國和中國的支援率幾乎持平，分別為41%和39%。而在65歲以上群體中，美國以30個百分點的優勢遙遙領先。許多年輕人使用中國產品和服務（如熱門視訊分享平台TikTok），或關注去過中國的社交媒體博主。圖表來源：《經濟學人》在支援中國成為主導力量的地區中，拉美和歐洲的漲幅最大。在巴西、加拿大、墨西哥、南非和西班牙，對中國的支援率上升（同時美國支援率下降）約20個百分點。單一地區漲幅最大的是印度尼西亞，該國對中國的支援率飆升23個百分點，達到62%，成為僅次於埃及的第二大親華國家。中國鄰國對中國的支援率僅出現小幅上升。在日本和韓國，安全擔憂主導了民眾對中國的看法，支援中國主導的受訪者比例不超過5%。非洲和中東地區首次有超過半數受訪者選擇支援中國。這兩個地區的許多人原本就對中國抱有好感，這或許部分得益於中國的“一帶一路”倡議。過去十年，該倡議已在這些地區投入數千億美元。儘管如此，此次9個百分點的漲幅仍使中國的支援率超過半數，從而為中國聲稱“引領全球南方”提供了一定可信度。對中國的總體支援率只是故事的一部分。中國的支持者名單，也可以說是美國不滿者的名錄。川普曾就所謂“白人種族滅絕”的虛假說法與南非發生爭執，還因巴西起訴前總統、“讓美國再次偉大”（MAGA）盟友雅伊爾·博索納羅而與巴西產生矛盾。美國的鄰國加拿大和墨西哥均遭受過關稅打擊和入侵威脅。通常，共和黨總統執政期間美國的聲望會下降，民主黨執政期間則會上升，但此次新的變化是，美國好感度的下降顯然讓其最大對手受益。 (邸報)

2025年5月22日，蘭德公司發佈一系列關於俄烏衝突的研究報告，探討其地緣政治和軍事影響，並指出了對美國政策制定者的跨領域影響。俄烏衝突的後果本研究採用三重研究方法：首先，通過考察歷史上規模、持續時間和範圍相似的戰爭，劃定對俄烏衝突潛在影響和後果的預期邊界；其次，結合政府檔案、高層領導人表態、專家訪談及既有開源研究，梳理其引發的外交、軍事、經濟和規範層面的變化；最後，鑑於衝突仍在持續，著重分析可能改變各國應對策略的未來事態發展，進而修正報告的初步結論。主要發現1. 主要地緣戰略效應是強化了美國與歐洲盟友的關係，同時削弱了歐洲與俄羅斯的聯絡，並在較小程度上影響了歐洲與中國的關係。2. 俄羅斯和中國削弱跨大西洋聯盟的動機有所增強。3. 美國及其盟友需調整策略，以應對未來可能的大規模持久衝突並維持延伸威懾。4. 美國國防界可能忽視了俄烏衝突對印度-太平洋地區以外地區（包括歐洲）未來突發事件的影響。政策建議1.美國政府應：加強與歐洲盟友在應對全球議題上的協作、資訊共享和聯合規劃。調配更多跨部門資源和關注，保護美國及盟友政治體系免受對手資訊戰影響。持續完善美國與盟友的經濟制裁工具。2.美國國防部應：將國防工業基礎投資聚焦於長期需求準備。更新美俄及北約威懾計畫，充分吸收烏克蘭戰場經驗。評估無人機系統依賴度上升對對手認知美國北約防務承諾的影響。3.美國駐歐非空軍、美國空軍和美國太空部隊應：利用實際和擬議的歐洲國防工業基礎和基礎設施升級機遇來支援美國分佈式空中作戰。與烏克蘭及盟國空軍合作，將戰爭經驗融入國家、雙邊及北約演習訓練中。重建還是分裂？對歐洲未來的戰略影響俄烏衝突迫使歐洲領導人重新審視歐洲安全與防務的根本性問題，直面現代國家間衝突的現實，並評估當前危機管理與未來威脅防禦的可用工具。自戰爭爆發以來，歐洲國家通過歐盟（EU）、北約（NATO）及次區域聯盟協同行動，共同反對俄羅斯入侵併捍衛烏克蘭主權。然而這場戰爭能否推動歐洲對其集體利益威脅認知的深刻變革，以及集體防禦所需條件的重新定義，仍有待觀察。為評估衝突是否將引發歐洲安全優先事項、資源投入與國際關係的持久轉變，蘭德公司研究人員重點考察了戰爭對以下三方面的影響：（1）歐洲對俄關係的態度轉變；（2）歐洲集體安全戰略、機構與資源配置；（3）與烏克蘭加強一體化的前景。核心發現除非俄羅斯領導層、國內政治或對外行為發生重大轉變，歐洲對俄"接觸時代"的終結具有不可逆性。戰爭激發了歐洲提升作戰靈活性的意願，但脫離美國實現戰略自主的進展仍將有限。儘管歐盟謀求擴大防務角色，但因成員國分歧與方案不成熟，布魯塞爾主導集體軍事行動的實質性改革難以實現。歐洲對烏合作呈現單向性特徵，未達到實質性防務一體化標準。烏克蘭短期內難以通過歐盟和北約實現正式融入。政策建議1.美國政府應當：擴大與歐盟在防務事務上的磋商協調機制。推動設立歐盟專項基金，支援成員國落實北約韌性建設計畫。鼓勵美國在歐洲和太平洋地區的盟友通過非北約框架開展經濟和工業合作。2.美國國防部（DoD）應當：加強與歐洲防務局等歐盟機構的常態化對話，推動歐洲新型聯合研發採購項目（特別是彈藥系統）的互操作性。明確並通報歐洲製造商最能填補美軍能力缺口的領域。借助北約平台確定適用於多重應急場景（包括非戰爭行動）的高回報投資方向。在俄羅斯議題之外深化與歐盟的地區安全合作。3.美國空軍部（DAF）及駐歐空軍應當：評估並向歐洲盟友通報可能區別於烏克蘭戰場需求的彈藥、維護與備件潛在需求。加強印太等其他戰區空軍作戰需求的資訊共享。對美國及盟國國防工業基地的影響俄烏衝突已開始重塑美歐國防工業投資、採購與生產政策，並將對未來產能產生深遠影響。本報告系統分析了衝突前美歐國防工業基礎（DIB）、衝突暴露的短板問題以及當前的改進舉措。通過對比研究，揭示了跨大西洋國防工業體系面臨的共性與個性挑戰，包括結構性缺陷、供應鏈脆弱性、人才儲備困境及政府採辦和競爭政策等問題。隨著各國政府推進國防工業改革，蘭德公司研究人員為美國決策者梳理了衡量改革成效的關鍵指標，並針對持續戰事可能帶來的變數提出預警。這些研究成果不僅為當前跨大西洋國防工業合作提供決策參考，其價值更將延續至未來潛在衝突的應對策略。儘管研究緣起於俄烏衝突，但其結論對後衝突時代的美國防務政策制定具有持續指導意義。核心發現跨大西洋改革初見成效但進展有限。關鍵生產線仍存在瓶頸制約。美歐國防工業現代化與產能提升需要持續資金保障，但財政支援存在不確定性。工業基礎擴張可能引發新的協同挑戰。對烏國防工業投資有望培育歐洲新銳防務力量，初期聯合生產協議成效至關重要。戰爭形態演變正推動國防工業需求轉型。政策建議1.美國政府應當：若確將國防工業建設視為國家安全優先事項，須確保改革與擴張的充足資金。延續對關鍵彈藥及武器系統的多年期採購授權。避免政府停擺期間頒布停工令，維持國防工業人才隊伍穩定。在持續決議期間保障重點新研項目資金，確保財政不確定期的創新能力。協同歐洲夥伴探索強化烏克蘭國防工業的可行方案。2.美國國防部應當：動態評估資本投入效果並相應調整投資方向。追蹤歐洲國防工業投資成效，最佳化跨大西洋協同機制。在武器系統設計中優先考慮生產便利性。明確關鍵消耗品清單並優先保障資金。按衝突階段分層規劃彈藥需求，提升生產計畫與交付時效。3.美國空軍部應當：測算2030年前後大規模衝突中的預期彈藥消耗類型與數量，借當前投資高峰期推動需求落地。尋求與烏克蘭政府開展聯合創新與生產合作，總結產業界技術轉化與規模化應用經驗。對未來美國介入衝突的影響國家間戰爭——特別是需要投入大量資源的持久高強度衝突——既能創造運用新質戰鬥力的機會，也會倒逼作戰方式轉型。本報告作者通過剖析烏克蘭戰場戰術與作戰層面動態，提煉出關於現代戰爭的八項創新性發現，包括：無人航空/海上作戰系統的實戰運用、"透明戰場"與持續監視難題、防空系統與電子戰反制無人裝備效能、持久戰對低成本消耗型系統的需求、商用天基資產的軍事化應用等。核心發現火力投送方式革新：大規模無人機叢集可能成為替代傳統遠端精確火力的新解決方案。巡航導彈與自殺式無人機的界限模糊化：當前無人機憑藉低成本滯空優勢獨樹一幟，但技術進步將提升其尺寸、重量、動力與自主性，使兩類武器趨同。進攻作戰面臨三重挑戰：持續監視帶來的戰場透明化、指揮控制破壞能力升級、監視系統與遠端火力融合形成的區域拒止效能提升。持久戰催生特殊需求：需要可快速列裝、成本可控的模組化裝備體系，後方產能可能直接決定戰場勝負。外部支援成為持久戰必要條件：高強度消耗戰必然依賴外部支援，未來作戰需系統規劃援助獲取與轉化機制。人員素質與技術裝備同等重要：烏克蘭戰事再次證明戰術素養、作戰規劃與戰略協調的決定性作用。制空權價值凸顯：當前戰場困境根源在於交戰雙方均未掌握制空權，這嚴重制約了機動能力。政策建議1.美國駐歐非空軍、美國空軍和美國太空部隊應當：研發經濟型遠端彈藥。推進分佈式衛星星座與混合太空架建構設。2.美國國防部應當：重點發展反無人機叢集動能攔截系統。加速自殺式無人機的大規模列裝與體系整合。評估無人系統提升海上雷區效能的潛力。測試高對抗環境下對地偵察打擊概念的可行性。強化演習訓練中的分佈式決策能力。建立優先彈藥系統的快速擴產機制。3.美國政府應當：聚焦國防工業基礎投資，確保持久戰關鍵彈藥產能。制定保護美盟商用天基資產的反制方案。 (國際問題研究資料)

他對國際關係中權力本質的思想影響了政策制定者，成為全世界最受推崇的政治思想家之一。他還積極參與政治實務，曾擔任與美國國家安全相關的重要職位2023年10月，約瑟夫·奈訪問北京。攝/江瑋“謝謝，我在寫這本書的時候感受到了寫作的樂趣。”這是約瑟夫·奈留在這個世界的最後一條社交媒體帖子。今年2月19日，一位讀者在社交媒體上給他留言說，很享受閱讀他的著作《美國世紀結束了嗎？》。這句話在某種程度上像是約瑟夫·奈對世人的一種告別。作為最具影響力的國際政治學者之一，約瑟夫·奈的一生著述甚豐，他留下的思想將繼續影響一代又一代的讀者。當地時間5月7日，美國哈佛大學發佈消息，宣佈約瑟夫·奈於當地時間5月6日去世，終年88歲。約瑟夫·奈於1964年加入哈佛大學，曾在1995年至2004年間擔任哈佛大學甘迺迪政府學院院長。在他漫長的學術生涯中，約瑟夫·奈提出了“軟實力”“巧實力”和“新自由主義”等概念。他對國際關係中權力本質的思想影響了政策制定者，成為全世界最受推崇的政治思想家之一。約瑟夫·奈還積極參與政治實務，曾在卡特政府和克林頓政府擔任與美國國家安全相關的重要職位。約瑟夫·奈一生出版了14本學術著作，他生前最後出版的一本書是回憶錄《美國世紀裡的一生》。《財經》雜誌於2024年3月就他的這本自傳與美國世紀、中美關係、國際秩序等問題專訪了約瑟夫·奈。他當時對《財經》表示，中美關係不應僅僅被描述為大國競爭，而應該被稱為有管控的競爭或者合作性的競爭。“對我們兩國而言，關注能夠管控問題的合作而非只顧競爭的那一面相當重要。”約瑟夫·奈說。01 學界與政界成就“想要用一段話或者一頁紙來概括奈的學術貢獻是不可能的。”哈佛大學甘迺迪政府學院院長傑裡米·韋恩斯坦在通報約瑟夫·奈去世的郵件裡寫道，“在全球政治經歷前所未有變革的一個世紀裡，他是塑造我們對當代國際關係理解的最重要思想家之一。”約瑟夫·奈最為人所知的學術成就是與普林斯頓大學教授羅伯特·基歐漢共同提出新自由主義理論以及他創造的“軟實力”一詞。1990年，約瑟夫·奈出版《註定領導：美國權力性質的變遷》一書，提出“軟實力”的概念來回應“美國衰落論”。與軍事和經濟方面的硬實力相比，“軟實力”是通過吸引力得到想要的結果，而非通過威逼或者利誘。他試圖通過這個概念解釋美國的實力不僅體現在經濟和軍事力量，也體現為美國的價值觀。約瑟夫·奈後來在“軟實力”的基礎上提出一個新的概念“巧實力”。他認為僅靠武力或經濟制裁這些硬實力無法維繫長期國際影響力，而單靠“軟實力”可能缺乏實際威懾力，“巧實力”是將兩者結合為有效戰略的能力。歐巴馬2009年上台執政後，“巧實力”成為美國政府外交政策的指導思想。1937年，約瑟夫·奈出生在美國紐澤西州的一個小鎮。他最早的政治記憶是二戰、原子彈爆炸和羅斯福去世，從未想過自己有一天會在卡特總統任內負責制定遏制核武器擴散的政策。在快要從普林斯頓大學畢業時，約瑟夫·奈原本的計畫是加入海軍陸戰隊，他甚至做好了被派往越南的準備。但他的一位教授說服他去申請牛津大學的羅德獎學金，這個年輕人也因此走向了一個完全不同方向的人生。“每當我被傲慢誘惑時，我就會提醒自己，人生這盤輪盤上球落何處，很多時候並不由我們掌控。”約瑟夫·奈在自傳中寫道。結束在牛津大學的學業之後，約瑟夫·奈回到美國，前往哈佛大學攻讀博士學位，並在畢業後留校。他在哈佛大學度過了職業生涯的大部分時間，但期間他幾度投身政府工作。奈先後擔任過卡特政府的副國務卿幫辦、克林頓政府的國家情報委員會主席和助理國防部長。同樣擔任過哈佛大學甘迺迪政府學院院長的格雷厄姆·艾利森表示，奈成長於一個整個人類都處在核毀滅陰影下的年代，因此無論在學術界還是在政府中，他最引以為傲的是盡自己所能降低這種風險。在緬懷自己的摯友時，艾利森提到，自從奈的妻子莫莉去年秋天去世之後，奈愈加意識到自己的時日終將有限。奈在妻子的追思會上說自己更加深刻地領悟到感恩的力量，而非沉溺於失去；當他的時刻到來，他希望自己能走得快一點。“儘管我們都希望那一天能晚點到來，但我們仍要感激他走得安詳。那些讀過他的學術著作、聆聽過他的見解、與他辯論過的人，都應感激他的餽贈。”艾利森寫道。02 關心中美關係美國如何處理中美關係是約瑟夫·奈關心的最大問題之一。2024年3月接受《財經》專訪時，他坦言中美關係並不好，但也沒人們想像得那麼糟。他提出自1949年以來，可以20年為周期來劃分中美關係。“在冷戰的前20年我們在朝鮮半島上相互爭鬥。在尼克松與毛澤東會面後的20年裡，我們展開合作。從20世紀90年代到2015年前後，我們展開了經濟接觸，美國支援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然後在2015年或者2016年，我們進入了現在所謂的大國競爭時期。”約瑟夫·奈說。但他同時指出，這段時間不應僅被描述為大國競爭，而應被稱為有管控的競爭或者合作性的競爭，關注能夠管控問題的合作，而非只顧競爭的那一面相當重要。約瑟夫·奈強調，無論是中國還是美國都不會對彼此的生存構成威脅，因為兩個國家都太大了，難以真正改變對方或者入侵對方。兩國面臨的最大危險在於無法在諸如氣候變化、疫情等議題上展開合作，或者誤入一場大戰，這將對兩國和世界經濟造成毀滅性的影響。“這也是我為何認為，隨著人們更多意識到這些事實，就會越認同管控好這段關係符合中國與美國的利益。”1982年，約瑟夫·奈受邀第一次訪問中國，他的第一站是上海。他早上6點起來跑步，驚訝地發現外面有很多人在鍛鍊。當時的浦東還是一片空地，但1993年當他以美國政府官員身份再次訪問上海時，浦東已是高樓大廈林立。在北京的學術研討上，他聽到了很多對里根總統批評的聲音，但他認為這些交流比他在莫斯科遇到的更加坦誠。約瑟夫·奈生前最後一次訪華是2024年4月。當時他率領美國阿斯彭學會代表團訪華，訪問期間受到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部長劉建超會見。2023年10月，約瑟夫·奈在新冠疫情結束後第一次訪問北京，期間他參加了北京大學的年度“北閣對話”，做客清華大學蘇世民學院，並在由全球化智庫和中國人民對外友好協會共同主辦的中國全球智庫創新年會上發言。他當時說，有人認為中美之間進入了新冷戰，但他認為冷戰的比喻會誤導人們對於中美關係的認知。約瑟夫·奈對《財經》表示，在美國和蘇聯的冷戰中，兩國之間幾乎沒有貿易或者社會聯絡，幾乎都是軍事和政治方面。而美國與中國，儘管也有政治和軍事方面的聯絡，但更多的則是經濟上的互相依存和社會交往，還有遭遇新冠疫情和氣候變化時的生態相互依存。“與美蘇關係相比，我認為美中關係存在更多維度的相互依存，這是我拒絕稱之為新冷戰的原因。”他說。03 川普的批評者21世紀初，當美國入侵伊拉克時，奈伊擔憂的是“單極傲慢”。而如今，他憂慮的是一個日益內向、更加極化的美國。他認為，美國面臨的最大危險“不在於中國會超越我們，而在於權力的擴散將導致熵，即無法推動任何事情的能力”。在2015年出版的《美國世紀結束了嗎？》，約瑟夫·奈得出的結論是：沒有。但他認為美國在21世紀的領先地位將不同於20世紀。在人生的最後階段，奈依然在思考這個問題。他指出，與中國相比，美國至少在五個方面仍然擁有長期優勢：地理、能源、跨國金融機構和美元的國際角色、增長的勞動力和處在關鍵科技的前沿。他更擔心的是，美國國內的變化對美國軟實力以及美國世紀的未來所造成的影響。川普的再度當選無疑加劇了約瑟夫·奈的擔憂。奈經常批評川普，認為他是一個魯莽的反對者，破壞了那些鞏固美國全球地位的制度與機構。在生前發表的最後幾篇文章中，約瑟夫·奈試圖向川普發出警告。今年3月，奈在英國《金融時報》撰文指出，這位美國總統對權力的理解侷限於脅迫和交易，使用強硬手段逼迫丹麥出售格陵蘭島、威脅巴拿馬、關閉美國國際開發署等行為無一不在削弱美國的軟實力。奈擔心在未來四年裡，美國的軟實力將面臨重重困難。對於川普推行的關稅，約瑟夫·奈在近期接受媒體採訪時表示，關稅威脅這樣脅迫性的硬實力，也許在短期內會奏效，但從長期來看，這將刺激其他國家減少對美國的依賴。但他強調，美國的軟實力是有周期的，美國曾因為越戰陷入軟實力的低谷，但後來又得以恢復。他希望在川普之後，美國能再次看到軟實力的反彈，但川普無疑已經破壞了對美國的信任。在另一篇題為《世界秩序的未來》的專欄文章中，約瑟夫·奈指出，川普使得人們對戰後國際秩序的未來心懷疑慮：他的關稅威脅引發對長期聯盟和全球貿易體系前景的質疑；他退出巴黎氣候協定和世界衛生組織的做法則削弱了應對跨國威脅的合作。一個美國完全置身事外、以自我為中心的前景對世界秩序有著令人擔憂的影響。約瑟夫·奈在最後寫道：“問題在於，我們是在進入一個全新的美國衰落期，還是說川普第二屆政府對美國世紀體制和聯盟的攻擊不過是另一次的周期性衰落？關於這一切，我們或許要等到2029年才能知曉答案。”而他已經等不到這個答案了。 (財經雜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