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國海關總署資料顯示，2025年中國貨物貿易順差首次突破1兆美元，規模達11889億美元，較2024年上升19.8%。在美國對華反覆加征關稅並極限施壓的背景下，出口保持相當強的韌性，是貿易順差破兆的重要來源，也成為中國經濟增長的重要支撐力量。2025年貨物和服務淨出口對GDP增長的拉動達1.64個百分點，為2007年以來次高，僅次於海外需求激增但全球供應鏈緊張的2021年。本文是出口系列研究之七，聚焦兆順差的總量和結構分析，後續還將發佈《如何理解兆貿易順差？意味著什麼？》。一、中國貨物貿易順差為何突破兆美元？是否合理？中國貿易順差絕對規模的增長，是中國經濟體量與全球貿易規模擴張的結果，是中國製造業強大競爭力的體現，受到雙重驅動：一是出口保持強勁韌性，得益於出口市場的多元化佈局和出口結構持續升級，中國出口保持強勁態勢，2025年中國出口規模增長5.5%。二是進口階段性放緩，受國際大宗商品價格回落、中國產業鏈本土配套能力增強以及美國高技術商品對華出口限制等因素影響，2025年中國進口規模同比基本持平。中國貿易順差佔GDP比重處於合理區間。國際收支表統計口徑下，2025年前三季度，中國貨物貿易順差佔GDP比重為5.1%，低於韓國（6.1%），亦顯著低於十年前德國出口高峰期（約7%—8%）的水平，處於合理經驗區間。若考慮服務貿易逆差，則中國貨物和服務貿易差額佔GDP比重為4%。二、分市場看，中國貨物貿易順差來源更加均衡，逆差格局結構性分化中國對近八成貿易夥伴維持貨物貿易順差。海關總署資料顯示，2025年中國與249個國家和地區發生貿易往來，其中對196個國家和地區形成貿易順差，對53個國家和地區形成貿易逆差。中國的貨物貿易順差主要來自兩類經濟體：第一類是終端消費能力較強的發達經濟體，如美國、歐盟等，其居民消費能力強，但本土製造業空心化，對中國商品有持續、規模化的進口需求。第二類是處於工業化中早期階段的發展中經濟體，如東盟、印度等，其從中國大量進口資本品和中間品用於當地產業鏈建設和生產。中國貨物貿易順差來源更加多元和均衡，不再過度依賴美國，而是在美國、歐盟、東盟三大市場之間相對均衡分佈，2025年中國對上述三大經濟體的商品貿易順差佔中國對外順差的比重分別為23.6%、24.5%和23.2%。中國的貨物貿易逆差也主要來自兩類經濟體：第一類是資源型經濟體，如澳大利亞、巴西、俄羅斯、秘魯、阿曼、伊拉克等，中國對其能源和礦產資源具有長期且剛性的淨進口需求。受原油、銅、貴金屬等大宗商品價格擾動，中國對上述經濟體逆差表現分化。第二類是技術密集型經濟體，如日本、韓國和台灣等，中國在部分高端製造和關鍵環節仍需進口其中間品。但隨著中國產業競爭力持續提升，中國對日韓的貨物貿易逆差總體呈縮小趨勢。三、分商品看，初級產品逆差縮小，順差由低附加值工業製成品為主轉向高端製造為主中國在商品貿易上長期呈現“初級產品逆差、工業製成品順差”的格局。2025年，中國初級產品逆差達8593億美元，工業製成品順差達20483億美元。原油等大宗商品價格回落帶動初級產品逆差縮小。受原油等大宗商品價格回落影響，2025年礦物燃料逆差縮小12.6%，初級產品逆差整體縮小4.5%。工業製成品內部結構發生顯著變化，順差來源由以家具、鞋靴等低附加值雜項製品為主，逐步轉向以機械及運輸裝置等高附加值產品為主。隨著順差重心從低附加值製品向高端製造切換，2025年工業製成品順差較2024年擴大8.3%。風險提示：全球貿易摩擦加劇、地緣政治風險加劇目錄一、中國貨物貿易順差總體情況：總體持續擴大，主要源自出口強勁二、分市場看，中國貨物貿易順差來源更加均衡，逆差格局結構性分化（一）順差來源更加均衡：中國對美順差縮小，對歐盟、新興經濟體順差擴大（二）逆差格局結構性分化：中國對澳洲、秘魯等資源型經濟體逆差受大宗商品價格擾動，對日韓等技術密集型經濟體逆差擴大三、分商品看，初級產品逆差縮小，順差由低附加值工業製成品為主轉向高端製造為主正文一、中國貨物貿易順差總體情況：總體持續擴大，主要源自出口強勁過去二十餘年，中國貨物貿易順差整體呈現持續擴張態勢。2001年加入WTO後，中國深度嵌入全球分工體系，逐步確立“世界工廠”地位，出口規模在較長時期內保持快速增長，成為推動貨物貿易順差擴大的核心動力。海關總署資料顯示，2001—2025年，中國貨物貿易順差年均複合增長18%。2025年中國貨物貿易順差高達11889億美元，歷史上首次破兆美元，較2024年上升19.8%。貨物和服務淨出口對GDP增長的拉動達1.64個百分點，為2007年以來次高，僅次於海外需求激增但全球供應鏈緊張的2021年。貿易順差反映的是出口與進口規模之間的差額，其變化通常取決於兩端的共同作用。中國貨物貿易順差快速擴張，主要是因為出口保持韌性增長，同時進口增速階段性放緩。一方面，中國出口保持強勁韌性。2025年中國出口增長5.5%，預計佔全球出口份額將突破15%，創歷史新高。中國出口韌性的背後有兩大支撐：一是出口市場佈局多元化。2025年中國對美國出口明顯下滑，但對東盟、非洲等非美市場的出口快速增長，有效避險了對美出口下降帶來的缺口。二是出口結構持續升級。中國出口正從過去以服裝、鞋襪等中低端消費品為主，逐步轉向零部件、機械裝置等中高端資本品和中間品為主。（詳見《壓力下的突圍：中國出口韌性從何而來，能否持續？》）另一方面，中國進口增速階段性放緩。受國際大宗商品價格回落、中國產業鏈本土配套能力增強、美國高技術商品對華出口限制等因素影響，2025年中國進口規模同比基本持平。其一，國際大宗商品價格回落，對中國進口金額形成直接抑制。2025年，原油、鐵礦石等主要大宗商品國際價格較前期高位明顯回落。在進口實物數量變化相對有限的情況下，價格因素對以金額計的進口規模產生明顯下拉作用。其二，中國產業鏈本土配套能力持續提升，對部分中間品和裝置進口形成結構性替代。其三，部分發達經濟體在半導體晶片、光刻機等高端技術產品領域強化對華出口管制和審查，影響了中國相關產品的進口節奏。二、分市場看，中國貨物貿易順差來源更加均衡，逆差格局結構性分化中國對近八成貿易夥伴形成貨物貿易順差。海關總署資料顯示，2025年中國與249個國家和地區發生貿易往來，其中對196個國家和地區形成貿易順差，對53個國家和地區形成貿易逆差。分別按照2025年中國對主要經濟體形成的貨物貿易順差和逆差規模從高到低排名，中國貨物貿易順差前十大來源經濟體分別為：中國香港、歐盟、美國、東盟、印度、墨西哥、英國、阿聯、土耳其和奈及利亞；中國貨物貿易逆差前十大來源經濟體分別為：台灣、澳大利亞、巴西、韓國、瑞士、阿曼、俄羅斯、秘魯、伊拉克和智利。中國的貨物貿易順差主要來自兩類經濟體：第一類是終端消費能力較強的發達經濟體，如美國、歐盟等，其居民消費能力強，但本土製造業空心化，對中國商品有持續、規模化的進口需求。第二類是處於工業化中早期階段的發展中經濟體，如東盟、印度等，其從中國大量進口資本品和中間品用於當地產業鏈建設和生產。中國的貨物貿易逆差也主要來自兩類經濟體：第一類是資源型經濟體，如澳大利亞、巴西、俄羅斯、秘魯、阿曼、伊拉克等，中國對其能源和礦產資源具有長期且剛性的淨進口需求。第二類是技術密集型經濟體，如日本、韓國和台灣等，中國在部分高端製造和關鍵環節仍需進口其中間品。（一）順差來源更加均衡：中國對美順差縮小，對歐盟、新興經濟體順差擴大受貿易摩擦、產業競爭力變化及經濟發展階段差異等因素影響，中國對主要經濟體的貨物貿易順差表現出現顯著分化：對美國、墨西哥的順差規模有所縮小，而對歐盟、東盟、印度、非洲等經濟體的順差則持續擴大。綜合看，目前中國貨物貿易順差來源更加多元化，不再過度依賴美國，而是在美國、歐盟、東盟三大市場之間相對均衡分佈，從而增強了整體穩定性。中國對美國貨物貿易順差因關稅戰衝擊而縮小，但美國仍是中國貨物貿易順差的主要來源地之一。在美國對華關稅和貿易限制持續加碼的背景下，2025年中國對美出口下降20%，對美貨物貿易順差規模較2024年下降22.3%。但由於中美貿易結構的互補性，中國在貨物貿易領域仍長期保持對美國的順差。從貿易結構看，美國自中國進口主要集中於消費品和機電類製成品，而對華出口則更多集中在農產品以及飛機、高端裝置等資本品。2001—2022年，中國對美國的貨物貿易順差規模持續擴大，從281億美元快速升至4041億美元，增長超14倍。2023年以來，受關稅政策延續、產業鏈佈局調整等因素影響，中國對美國的貨物貿易順差階段性收斂。但從絕對規模和結構地位看，美國仍是中國貨物貿易順差重要的來源市場之一。2025年，中國對美國的貨物貿易順差仍達2804億美元，佔中國貨物貿易順差總額的23.6%。受美國關稅政策外溢影響，中國對墨西哥貨物貿易順差亦出現縮小。2025年，美國對墨西哥加征25%的“芬太尼關稅”，僅有符合《美墨加協定》（USMCA）原產地規則的墨西哥產品可享受對美零關稅或低關稅待遇。在此約束下，過去中國經由墨西哥轉運、以規避美國對華“301關稅”的相關產品出口空間被顯著壓縮，轉口貿易效應減弱。2025年中國對墨西哥出口下降1.2%，為2021年以來首次負增長，其中，終端消費品出口下降4.7%。相較之下，中國對歐盟、東盟、印度和非洲的貨物貿易順差顯著擴大。2025年，中國對上述經濟體的貨物貿易順差分別達2918億美元、2758億美元、1161億美元和1020億美元，較2024年分別擴大18.1%、44.6%、13.3%和64.6%。對於歐盟，隨著中國製造業整體競爭力持續提升，部分產業已由過去對歐盟的“進口依賴”逐步轉向“本土替代並向外輸出”。汽車產業的轉變尤為典型，2025年，中國自歐盟進口汽車總額下降34.2%，而出口總額增長18.1%。2024年中國對歐盟汽車貿易格局發生實質性變化，首次由長期逆差轉為順差，且順差規模在2025年繼續擴大。在此過程中，德國作為此前中國主要的汽車進口來源國之一，其對華貿易格局亦發生顯著變化。中國在2022年時隔13年首次對德國實現貨物貿易順差，此後順差規模快速擴大，由2022年的48億美元增至2025年的254億美元。這一變化表明，中歐在部分製造業領域的比較優勢已發生實質性轉換，中國的高端製造業競爭力和優勢更加凸顯。對於東盟、印度、非洲等工業化中早期經濟體，近年來中國對其貨物貿易順差規模持續擴大，主要受這類經濟體的工業化需求驅動。此類經濟體的工業體系尚處於補鏈、建鏈階段，資本品和中高端製成品供給能力不足，對中國機電產品、基礎裝置及關鍵零部件形成持續性進口需求；而其對華出口則主要集中於資源品、初級產品或附加值較低的勞動密集型製造品，雙邊貿易結構不對稱特徵較為明顯，因此推動中國對其貨物貿易順差持續擴大。（二）逆差格局結構性分化：中國對澳洲、秘魯等資源型經濟體逆差受大宗商品價格擾動，對日韓等技術密集型經濟體逆差擴大受鐵礦石、原油等大宗商品價格回落影響，2025年中國對澳大利亞、阿曼和伊拉克等資源型經濟體的貨物貿易逆差出現階段性縮小。2025年，中國對澳大利亞、阿曼和伊拉克的貨物貿易逆差額分別為539億美元、217億美元和168億美元，均較上年有所縮小。中國自澳大利亞進口的主要商品是鐵礦石，自阿曼和伊拉克的主要進口商品是原油，中國對其逆差規模縮小主要受鐵礦石和原油價格回落影響。從價格與數量因素拆分看，2025年，中國原油和鐵礦石進口數量分別增長4.4%和1.8%，但進口均價分別下降12.6%和8.6%，帶動原油和鐵礦石進口金額分別下降8.8%和7.1%，價格因素成為中國對部分資源型經濟體貨物貿易逆差縮小的主要原因。而在銅及貴金屬漲價帶動下，中國對秘魯等經濟體的貨物貿易逆差規模顯著擴大。2025年中國自秘魯進口的銅礦砂及其精礦和貴金屬礦砂及其精礦分別增長19.7%和57.8%，直接帶動中國自秘魯整體進口增長18.3%。而對俄羅斯而言，中國對其貨物貿易逆差擴大主要源於俄國內經濟走弱，進而導致中國對俄出口回落。2025年，中國對俄羅斯出口下降10.4%。隨著中國產業競爭力持續提升，中國對日本和韓國的貨物貿易逆差總體呈縮小趨勢。2017—2021年中國對韓國和日本的年均貨物貿易逆差分別為716億美元和324億美元；2022—2025年則分別縮小至320億美元和66億美元。中國在部分中高端製造領域加快推進國產替代處理程序，對日本、韓國關鍵零部件和專用裝置的進口依賴度持續下降。但2025年中國對日韓的貨物貿易逆差有所擴大。2025年，中國對日本、韓國、台灣的貨物貿易逆差分別為75億美元、428億美元和1471億美元，分別擴大76.8%、21.1%和3.2%。一是中國AI、新能源汽車等產業對半導體晶片需求大幅增長，二是全球AI算力投資熱潮引發晶片短缺和漲價。2025年中國積體電路進口增長10.1%，其中，自日本、韓國和台灣的進口分別增長65.7%、23.2%和19.6%，進口額佔中國整體積體電路進口的比重分別為6.8%、22%和35.9%。三、分商品看，初級產品逆差縮小，順差由低附加值工業製成品為主轉向高端製造為主按照《國際貿易標準分類》（SITC），出口商品通常可劃分為初級產品和工業製成品兩大類。其中，初級產品主要包括食品、飲料、原材料、礦物燃料等資源品與農產品；工業製成品則涵蓋化工成品、金屬及橡膠、軟木等原材料製品、機械及運輸裝置和家具、服裝等各類雜項製成品。中國在商品貿易上長期呈現“初級產品逆差、工業製成品順差”的格局。2025年，中國初級產品逆差達8593億美元；工業製成品順差達20483億美元。原油等大宗商品價格回落帶動初級產品逆差縮小。油籽、木材、金屬礦砂等原材料，以及原油、煤炭等礦物燃料，長期構成中國初級產品逆差的主要來源。隨著中國工業化推進和資源能源需求持續上升，原材料和礦物燃料逆差規模持續擴大，2025年分別佔初級產品貿易逆差的48.2%和45.7%，合計佔比超九成，反映中國資源、能源對外依存度仍處於相對高位。而受原油等大宗商品價格回落影響，2025年礦物燃料逆差較2024年縮小12.6%，初級產品逆差整體縮小4.5%。工業製成品內部結構發生顯著變化，順差來源由以家具、鞋靴等低附加值雜項製品為主，逐步轉向以機械及運輸裝置等高附加值產品為主。隨著中國產業結構持續升級以及全球產業鏈重構，工業製成品貿易順差的來源結構發生顯著變化。2022—2025年，機械及運輸裝置的順差規模從7626億美元擴大至10163億美元；而雜項製品順差規模則在外需放緩和競爭加劇的背景下有所縮小，從6213億美元降至5328億美元。2025年，機械及運輸裝置和雜項製品順差規模分別佔工業製成品順差總額的49.6%和26.0%。隨著順差重心從低附加值製品向高端製造切換，2025年工業製成品順差較2024年擴大8.3%。與雜項製品相比，機械及運輸裝置出口對價格波動和短期消費周期的敏感度相對較低，更依賴產業能力和技術積累，這也使得中國工業製成品順差在外部環境波動加大的情況下表現出更強韌性。但值得警惕的是，高附加值產品順差擴大雖增強了整體貿易韌性，但其潛在風險亦在上升。高附加值機械產品技術密集度和資本密集度較高，更容易成為外部經濟體貿易保護和產業政策干預的重點對象。同時，其他經濟體進口機械裝置等完成產業鏈佈局後，形成實質的產業鏈轉移。 (粵開志恆宏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