細究“PayPal黑幫”這一群體的發展軌跡,不僅可以看到一家初創公司如何成為矽谷創新體系的“黃埔軍校”,更能從中捕捉到馬斯克“第一性原理”的早期萌芽。更重要的是,也可借此窺見如今的矽谷如何通過科技資本與權力合流的關鍵蛻變。在矽谷的創新史中,有一個群體的名字始終與“顛覆”這個詞牢牢繫結——“PayPal黑幫”(PayPal Mafia)。從特斯拉重構電動汽車產業、SpaceX突破太空商業化邊界,再到LinkedIn重塑職場社交,以及YouTube定義視訊內容生態,這些改寫行業規則的商業奇蹟背後,均藏著同一群人的身影。當然,他們並非傳統意義上的“黑幫”。2007年,《財富》雜誌借此比喻這些前PayPal成員離開老東家後,帶著支付賽道打磨的技術基因與資本積累,又像“家族”般彼此扶持、共享機會,最終在新能源、航天、社交、企業軟體等領域接連締造神話。如今,這個從PayPal走出的矽谷群體,創辦或聯合創辦的企業估值規模達兆美元等級,投資版圖更是覆蓋全球20多個國家,直接影響數十億人的生產與生活。細究這一群體的發展軌跡,不僅可以看到一家初創公司如何成為矽谷創新體系的“黃埔軍校”,更能從中捕捉到馬斯克“第一性原理”的早期萌芽。更重要的是,也可借此窺見如今的矽谷如何通過科技資本與權力合流的關鍵蛻變。1 PayPal的反傳統基因鍛造整個故事源自PayPal的誕生。1998年,全球網際網路熱潮湧動,但傳統支付方式效率低下,難以滿足網路世界快速交易的需求,線上支付領域尚未出現成熟的解決方案。彼時,馬克斯·列夫琴(Max Levchin)、彼得·蒂爾(Peter Thiel)與盧克·諾塞克(Luke Nosek)等幾位矽谷創業者,共同創立了Fieldlink公司,最初目標是開發一款掌上裝置的安全軟體。隨著商業環境變化與移動網際網路萌芽,他們敏銳地察覺到數字支付的巨大潛力,果斷將業務方向轉向電子錢包服務,並將公司更名為Confinity,專注於線上支付業務。憑藉列夫琴主導研發的加密與反欺詐演算法,Confinity在創業初期不僅有效應對了網際網路交易欺詐風險,更為數字支付技術奠定了堅實基礎,PayPal的雛形由此誕生。幾乎同一時期,埃隆·馬斯克(Elon Musk)創辦的X.com也闖入了線上支付賽道。只是與Confinity側重於“最佳化支付安全”不同,X.com的野心在於打造一個覆蓋銀行、保險、投資的“全品類線上金融帝國”,意圖挑戰傳統金融業的邊界。在市場競爭的壓力下,兩個看似平行的創業方向,最終還是於2000年交匯,X.com與經營PayPal業務的Confinity合併,並在次年統一更名為PayPal。這次合並不僅是雙方優勢資源與技術的整合,也讓PayPal站在了新的起點上,開啟線上支付領域的征程。事實上,PayPal自誕生之初就充滿了濃厚的“反傳統”色彩,其招聘政策就頗為特立獨行。PayPal的高層對那時華爾街青睞的MBA畢業生不甚感冒,卻格外偏愛那些“放棄博士學位的人”和具有獨特思維的怪才。在公司內部,首席營運官戴維·薩克斯(David Sacks)還主動推行“不開無必要之會”的政策,只要發現會議缺乏實質內容,便會立即中斷。與此同時,PayPal內部也格外親民,不僅所有資訊公開,而且允許員工都可以查看客戶記錄、營收流水和欺詐損失等關鍵資料。正是通過這種開放和高效的文化,PayPal不僅培養了員工的主人翁意識,也顯著提升了決策效率。事實上,成立後僅數月內,PayPal就完成了兩次重大轉型:從掌上型電腦平台轉向網站為主,從P2P支付轉向電子商務支付,這種敏捷性即便在以高效著稱的矽谷都極為罕見。不過,與所有創業公司一樣,PayPal的成長道路也並非一帆風順,始終面臨著來自傳統金融機構的質疑、新興支付公司的競爭(如eBay旗下的Billpoint)及各種監管挑戰。好在經過一系列摸索與交鋒,PayPal還是憑藉卓越的使用者體驗和強大的技術實力,最終贏得了市場。2002年,PayPal成功上市,但僅僅幾個月後,便以15億美元的價格被eBay收購。被eBay收購後,PayPal的核心成員都獲得了天價財富,先後選擇離開eBay。但他們不是自此“告別江湖”,而是依然保持著密切聯絡,開始縱橫在矽谷各個領域,逐漸形成了一個後來被媒體稱為“PayPal黑幫”(PayPal Mafia)的獨特群體。那段在PayPal共同奮鬥的歲月,以及彼此所積澱的文化、技術和人脈,也悄然為未來二十年矽谷格局埋下伏筆。2 從支付賽道到跨領域顛覆的“黑幫”這支才華橫溢的團隊,每個人心中其實都懷著更大的創業藍圖。馬斯克,無疑是“PayPal黑幫”中最為耀眼的明星之一。離開PayPal後,他的創業之路就像一部充滿傳奇色彩的科幻大片,因為有太多報導,這裡不再贅述。其他幾位創業者也在離開後,繼續在自己專注的領域深耕,同樣書寫了極為精彩的篇章。彼得·蒂爾無疑是這場群體“裂變”中最具戰略眼光的“佈局者”,他將出售PayPal所獲的資本,迅速轉化為洞察未來的籌碼。2004年,當社交媒體還被視為“虛擬玩具”時,蒂爾力排眾議,向名不見經傳的Facebook投資50萬美元。這筆交易後來贏得超過萬倍的回報,成為矽谷投資史上最令人稱道的一筆投資。但他並未止步於此,其創立的Founders Fund旗幟鮮明地奉行“反共識”投資哲學,始終專注於支援那些能夠實現“從0到1”式突破、建構技術壟斷的硬核公司。因此,矽谷後來出現的SpaceX、LinkedIn、Palantir、Yelp等一系列“獨角獸”企業背後,都有蒂爾早期資本的身影。可以說,彼得·蒂爾不僅是“PayPal黑幫”的“點金之手”,更從“支付先驅”成功轉型為“矽谷投資大腦”,並創作出被無數創業者奉為圭臬的《從0到1》一書。聯合創始人馬克斯·列夫琴,也繼續秉持“技術解決核心問題”的信念,並將其融入到自己的創業企業。離開PayPal後,他於2012年創立了金融科技公司Affirm,隨即將PayPal時期錘煉的反欺詐演算法和風控模型升級迭代,應用於消費信貸領域,憑藉主打“先買後付”的透明化服務,稱霸金融科技行業。而在內容傳播領域,陳士駿、查德·赫利和賈韋德·卡里姆這三位前PayPal員工,則上演了一場“偶然創新”的奇蹟。三人就是一句吐槽“分享派對視訊太麻煩”,便共同在2005年創立了YouTube(油管)。這個線上視訊平台,因其極致的使用者體驗(無限制上傳、一鍵分享)和開放的UGC模式,瞬間引爆了網民的內容創作和分享熱情,吸引了諸多投資商的注意。2006年,Google以16.5億美元將其收購後,YouTube逐漸發展成為全球文化傳播的核心基礎設施,其價值不僅已是收購價的百倍以上,更徹底重塑了當代媒體生態。而核心成員裡德·霍夫曼則創立了連接全球職場人士的LinkedIn(領英),最終被微軟以262億美元收購;還有戴維·薩克斯創辦企業社交平台Yammer,也以10億美元花落微軟;Square早期核心成員基思·拉博伊斯,更是憑一己之力顛覆了北美的房地產交易流程。幾乎一夜之間,這些“PayPal的前員工”先後成為推動矽谷創新生態的“核心引擎”,其影響力從太空探索、社交網路、金融科技一直延伸到企業服務、視訊娛樂,繪製了一幅波瀾壯闊的“顛覆者版圖”。3 “PayPal黑幫”持續破局的底層邏輯“PayPal黑幫”成員,為何能在截然不同的領域持續取得成功?或許,還得從他們在PayPal那段共同經歷的“烈火煉真金”歲月說起。首先,在PayPal內部,雖然大家都堅信尖端技術是建構護城河的唯一途徑,但骨子裡始終滲透著“反傳統”基因的這群人並不迷信權威,並將其複製到了日後的創業賽道中。比如,Founders Fund專門押注那些被主流風投忽視的“冷門賽道”;Palantir則用巨量資料分析解決國防安全難題;而特斯拉通過自動駕駛演算法重構汽車;Affirm又通過建構新的信用模型來挑戰傳統金融。可以說,正是多年鍛鍊出的“挑戰者”思維,才讓他們總能以全新的思維顛覆傳統行業,發現和開拓各類藍海市場。然而,比文化基因更具力量的,是彼此間那張基於深厚信任的“互助網路”。那是一種在高壓環境中淬煉出的情誼,更是商業上最可貴的信任與默契。在投資領域,“PayPal黑幫”成員一直優先投資彼此的項目,即便這些項目並不被世人看好。比如,就在所有人對馬斯克的SpaceX接連發射失敗冷嘲熱諷時,是彼得·蒂爾一直在背後默默支援。而在YouTube最困難的創業時期,不僅三位創始人將全部身家押注其中,其他“PayPal黑幫”成員也給予了大量資金支援。除了資金,他們還互相推薦核心骨幹,尤其是早年的PayPal團隊成員,後來多數都成為了SpaceX、LinkedIn、YouTube等企業的新高管。日常生活中,他們還通過定期聚會,及時分享前沿趨勢與關鍵資訊,形成極為高效的資源合作團隊。這種來自團隊的專業支援,也極大地降低了創新者的試錯成本。馬斯克研發火箭屢次失敗時,除了得到彼得·蒂爾的資助,還有來自列夫琴從技術角度提出的專業建議;當陳士駿思考YouTube增長策略時,霍夫曼則為其貢獻了社交網路領域的深刻洞見。這種專業且無私的支援,猶如讓每個成員同時擁有了一支全球最頂級的“智囊團”,總能在關鍵的時刻提供專業且及時的幫助。在這種互幫互助的氛圍下,截至2010年,由這群前PayPal成員創辦或投資的企業總估值已超過千億美元。可以說,“PayPal黑幫”的成功,不僅是矽谷孵化出的一種獨特文化體系,成員更將PayPal時期形成的“技術至上、挑戰傳統、深度繫結”的模式,作為一種可移植的“作業系統”逐步覆蓋到各個領域,重塑了全球的科技產業格局。在完成了從“支付顛覆者”到“商業顛覆者”的蛻變後,“PayPal黑幫”的野心也並未止步於商業成功。4 從商業顛覆到科技霸權的躍升自2010年開始,“PayPal黑幫”開始逐漸展現出通過技術與國家權力捆綁的驚人實力。其中,彼得·蒂爾創立的Palantir正是最為典型的“黑幫”代表。Palantir原本是一家巨量資料分析公司,主要為政府與商業客戶提供定製化AI平台,核心產品包括面向政府領域的Gotham(側重國家安全和情報)和商業領域的Foundry(側重商業資訊和資料)的決策支援系統。而依靠豐富且專業的巨量資料分析能力,Gotham平台已逐漸成為當今美軍和各情報機構不可或缺的“決策支援系統”,其搭載的Vantage平台也是美軍“網路中心戰”的戰術核心組成部分。馬斯克的SpaceX幾乎是同樣的套路,借助與美國NASA深度捆綁的可回收火箭技術,不僅佔據了全球商業發射市場的主導份額,其“星鏈”系統也深度介入到了俄烏衝突等現實地緣政治場景,使得私營企業首次具備了直接影響現代戰爭處理程序的能力。一系列的“商業與國家繫結”,使得“PayPal黑幫”的影響力已走出矽谷,孕育出一個以資料、演算法和私營平台為主導的新時代“科工複合體”,並逐漸滲透進全美各個領域。甚至,“PayPal黑幫”還借助媒體傳播管道,有了重塑社會輿論和公共話語的規則的能力。比如馬斯克收購Twitter並更名為X平台後,就立即對其內容稽核規則進行大刀闊斧的改革,以所謂倡導“言論自由”,展現出其重新定義公共對話規則的雄心。就連如今已是全球最大的視訊平台的YouTube,其演算法推薦邏輯也早已超越單純的技術範疇,正深刻影響著全球流行文化趨勢和資訊類型。這一系列的變化意味著,當少數科技精英掌握了資訊分發的核心節點,他們實際也同時具有了左右政治輿情的巨大能量。這點最令人警惕,因為這群看似只關注技術的矽谷精英,在很多公開場合表現出對傳統政治制度和民主程序低效的失望感,試圖利用冷冰冰的演算法治理來替代或最佳化傳統的政治體制。比如蒂爾就曾多次批評現代民主制,甚至資助某些極端社會實驗,試圖建立完全由演算法技術操控的社會體系,以代替人工決策過程。或許,“PayPal黑幫”的出發點是希望將複雜的社會治理,簡化為可被演算法最佳化的工程問題,但這種“技術替代治理”的傾向,本質上是對現有權力結構和制衡機制的一種挑戰,更夾雜著某些“私貨”。5 從科技精英到政治玩家的野心展現如果說,早年“PayPal黑幫”這個稱呼還帶著幾分矽谷圈內人互相調侃的戲謔色彩,那麼隨著這個群體不斷介入政治博弈,甚至開始左右國防安全、外交策略等國家核心事務,這一稱呼便逐漸褪去調侃,令人格外警惕。最先引發外界爭議的,是2016年彼得·蒂爾的驚人舉動。他當時不僅公開表示對被矽谷主流視為“異類”的川普支援,還給與了大量資金捐助。雖然此舉令整個矽谷感到不解,但對於熟悉“PayPal黑幫”理念的人來說,這也完全符合他們一貫的“反建制”傾向和對“效率優先”的推崇。長期以來,雖然霍夫曼等人與蒂爾對川普態度南轅北轍,但在“PayPal黑幫”內部普遍存在一種共識,即臃腫的官僚體系和過度的監管正在扼殺創新,而川普所代表的“破壞性”力量,似乎與他們當年挑戰行業巨頭的創業精神不謀而合。川普對此自然欣然接受,自上台後更是投桃報李,不斷通過放鬆科技監管、推動AI軍事化、放鬆加密貨幣管制等措施,讓Palantir、SpaceX等“黑幫”關聯企業的商業利益得到了豐厚回報。僅Palantir在川普任期內,獲得的國防合同金額就超過同期,而垂死的SpaceX也通過獲得NASA“重返月球”計畫的核心訂單,重煥新生。這些政策與商業利益直接繫結的跡象充分表明,“PayPal黑幫”實際已經從政策的影響者,蛻變為了川普政策的共同塑造者,而且還在繼續加強其中的關係。在2024年大選周期,“PayPal黑幫”的政治參與更趨系統化與規模化:僅彼得·蒂爾及其盟友的政治捐款,據稱總額已高達數億美元,主要就是投給了共和黨陣營及與他們持相同政策理念的候選人。這一佈局中,最具代表性的成果便是蒂爾的“門生”——J.D.范斯的政治崛起。正是在蒂爾的資金支援和人脈打造下,范斯逐漸從一位暢銷書作家成功當選俄亥俄州參議員,並最終成為川普的副總統候選人。作為回報,范斯也在上任後,不遺餘力地推動放寬AI軍事應用監管、簡化加密貨幣合規流程等,有利於“PayPal黑幫”企業的議題通過。作為“PayPal黑幫”的“精英成員”的馬斯克也通過調整X平台內容稽核規則等行動,積極為川普站台;“黑幫”成員戴維·薩克斯更是被川普直接聘為人工智慧和加密貨幣事務顧問,深度參與相關政策制定。事實上,“PayPal黑幫”的政治影響力可能還要令人吃驚。從SpaceX的“星鏈”系統在俄烏衝突中扮演的關鍵通訊角色,到Palantir與美國國防和情報機構的深度合作,這些異乎尋常的合作顯示出“PayPal黑幫”掌控的私營公司通過關鍵基礎設施,已經可以直接影響地緣政治和國家安全等,傳統上由國家壟斷的核心領域,其權力邊界實際也遠遠超出商業範疇,觸及到了“國家主權”的敏感話題。與此同時,“PayPal黑幫”通過技術顛覆舊秩序的遊戲規則,也如同一枚硬幣的兩面,在閃耀著創新光環的同時,也投下了長長的陰影。由於過度追求技術效率,“PayPal黑幫”所投資和經營的科技企業,屢屢受到“效率優先”還是“人性至上”的質疑。比如Palantir為美國移民及海關執法局開發的資料監控系統,雖以效率和安全為名,卻被指控侵犯公民隱私;馬斯克的“星鏈”在烏克蘭戰場上的關鍵作用,也引發“私營企業是否具備戰爭事務決策權”的全球討論。更令人警惕的是,這些早年以“顛覆行業壟斷”為標籤的矽谷精英,如今卻頻繁通過排他性合作、政治遊說等方式抑制潛在競爭,利用政策資源維護自身壟斷地位,對市場創新活力構成制約。從某種角度來說,“PayPal黑幫”的發展軌跡,早已經成為矽谷的科技資本向政治領域滲透的典型樣本。可問題在於,當這些掌握頂尖技術與巨額資本的群體深度介入政治決策後,或許展現了技術提升政策效率的潛力,可帶來的“資本凌駕於公共利益之上”的風險,卻令人更為不安。時至今日,“PayPal黑幫”的傳奇故事仍在書寫,但是當演算法開始定義正義、資本試圖重寫社會規則,如何平衡技術創新與公共責任,也成為這個世介面向未來無法迴避的新挑戰。 (礪石商業評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