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美國匿名職場社交平台Blind上出現了一篇帖子,迅速在科技圈引發熱議。發帖人自稱是Meta的一名AI工程師,他抱怨的並非是項目壓力或薪酬,而是一種“政治性的中國文化(Political Chinese Culture)”。題圖 | 來自網路他在帖子中說,在Meta的頂尖AI團隊中,普通話已經成為非正式交流的主導語言,許多關鍵的、即興的技術討論和決策,都在非華裔同事“聽不懂”的閒聊中悄然發生——這讓他感到被邊緣化,彷彿置身於一個無法融入的核心圈層之外。這篇帖子並沒有誇張。其實在X(前Twitter)和Reddit上,類似的討論層出不窮,大致意思都是,聽不懂普通話,在矽谷AI圈基本要被邊緣化了。比如,Meta在2025年成立的超級智能實驗室(Superintelligence Labs)約44名成員中,有中國背景的員工佔據了一半(根據你計算方式的不一樣,可能是一半不到,也可能是一半多)。其中許多人是從OpenAI和Google DeepMind高薪挖來的頂尖人才,而OpenAI那邊的情況也差不多。趨勢就是,華裔人才,特別是中國大陸背景的科研精英,正在成為塑造矽谷AI未來的核心力量。你想啊,當普通話開始成為頂尖實驗室e的“工作語言”之一時,這早已不是簡單的文化多樣性問題,它背後折射的是一場深刻的權力結構變遷、全球人才流動的地緣政治博弈……01. 從黃金少數到權力核心40年間,華裔在矽谷的崛起經歷了至少三波清晰的浪潮,每一波浪潮都將這個群體從邊緣推向更核心的位置。第一波浪潮(1960s-1980s):半導體時代的拓荒者1965年美國《移民與國籍法》的修訂,為亞洲高技術人才打開了大門。 許多來自台灣和中國香港的工程師,憑藉在美國頂尖學府(如史丹佛、伯克利)的教育背景,進入了當時方興未艾的半導體產業。華人勤奮、聰明、技術過硬,在仙童、英特爾等公司扮演著重要的工程師角色。例如,畢業於美國、來自台灣的潘文淵,不僅是美國無線電公司(RCA)的重要技術骨幹,後來還成為台灣積體電路產業的奠基人之一。再比如台積電的張忠謀,他在美國德州儀器(Texas Instruments, TI)長達25年(1958-1983)的職業生涯,早已讓他成為矽谷半導體產業的重量級人物。在這個時代,華裔是美國科技的重要貢獻者,但大多數人處於執行層,是技術藍圖的實現者,而非定義者。第二波浪潮(1990s-2010s):網際網路浪潮的弄潮兒到了90年代,隨著網際網路泡沫的興起和H-1B工作簽證計畫的擴大,大批來自中國大陸的留學生和工程師湧入矽谷。他們在中國接受了紮實的數理基礎教育,在軟體工程和演算法領域展現出極強的競爭力。同時在這一時期,華裔開始從單純的工程師向創始人和高管轉型——雅虎的聯合創始人楊致遠(生於台灣)、Zoom的創始人袁征,都是這個時代的傑出代表。同時,在Google、Facebook(後來的Meta)、蘋果等巨頭內部,華裔工程師憑藉技術實力,逐漸晉陞為技術骨幹和中層管理者。根據史丹佛大學的一項研究,到2010年代,已有近2萬名華裔科學家在美國建立了職業生涯。第三波浪潮(2020s至今):AI時代的定義者進入人工智慧時代,華裔人才的地位發生了質變。輝達的黃仁勳曾指出,全球50%的AI研究者是華人。在NeurIPS、ICML等頂級AI會議上,華人作者的論文佔據了半壁江山,甚至有觀察者稱某些熱門領域的優秀論文90%都有華人作者的署名。這種“聚集”的意義已經超越了“量”,在最前沿、最具決定性的領域形成了“權力核心”。中國面孔們不再僅僅是執行者,而是AI技術路徑、模型架構的定義者和塑造者。這種權力的轉移,是全球人才市場力量、教育體系差異和地緣政治博弈共同作用的自然結果。02. 三大推動力那中國背景人才是如何在AI領域形成當下的“統治力”的呢?我們認為有三大原因:1,人才供應鏈——中國的“AI兵工廠”中國每年產出超過400萬STEM領域的畢業生,嚴苛的基礎教育和高考制度,篩選出了大量在數學、程式設計和邏輯推理方面擁有卓越能力的學生。頂尖學府如清華大學、北京大學,其電腦科學和AI專業的水平已能與世界一流大學(如MIT)比肩,這些學校的畢業生構成了赴美攻讀博士學位的核心力量。他們中的佼佼者,在博士期間便已在頂級期刊和會議上嶄露頭角,手握多篇高影響力論文。這構成了一條從中國頂尖高校到美國博士項目,再到全球頂級核心AI實驗室的、高效得近乎工業化的“人才流水線”。2,圈層網路的強連結效應:微信群裡的“內循環”一旦中國人在某個團隊或領域形成初始的規模優勢,強大的網路效應便會啟動。這種網路以校友關係(如清華校友圈、北大校友圈)和社交媒體(特別是微信)為載體,形成了高效的資訊和信任傳遞機制。一個團隊有職位空缺,負責人可能會先在自己的校友微信群裡發佈消息;一個新項目需要攻堅,團隊成員會優先推薦自己信得過的、文化背景相似的前同事或同學。這種基於熟人網路的招聘模式,極大地降低了資訊不對稱和信任成本,提升了招聘效率。3,地緣政治的意外催化中美之間日益激烈的科技戰,尤其是美國對華實施的先進晶片出口管制,意在通過“硬體”遏制中國AI的發展。 然而,這一策略在客觀上反而極大地凸顯了“軟體”——即頂尖人才——的戰略價值。當獲取先進硬體變得困難時,通過演算法最佳化、模型創新來提升算力效率的能力就變得至關重要。美國政府一方面擔憂技術和智慧財產權流失,對部分中國科學家的審查趨嚴;但另一方面,科技企業和學界清醒地認識到,失去中國頂尖人才將嚴重削弱美國自身的競爭力。一份分析報告甚至警告稱,沒有來自中國的人才的參與,美國不可能贏得AI競賽。這種矛盾心態,使得頂尖AI人才的價值被地緣政治的槓桿無限放大,他們成為了雙方都想極力爭取的“戰略資產”。值得一提的是,對美國而言,這些中國AI研究員的“忠誠度”,始終是懸在美國國家安全機構頭頂的達摩克利斯之劍。他們擔心智慧財產權通過各種管道流向中國,尤其是在中國企業和資本頻繁在矽谷設立前哨、招募人才的背景下。而對中國而言,這些在海外的頂尖人才既是“流失的精英”,也是潛在的“戰略儲備”。他們中的許多人通過學術合作、遠端指導等方式與國內保持著聯絡,一旦選擇回國,將極大地反哺國內的科技生態。“矽谷的新母語是普通話”的背後,其實是矽谷的權力天平正在發生結構性傾斜。一直以來,矽谷一直以其“精英熔爐”(Melting Pot)的理想形象示人,即不論背景,唯才是舉。然而,華裔乃至印度裔等特定族裔在部分領域的“統治力”,讓這一理想開始褪色。不過,這也是全球化時代人才、資本和知識跨國流動的必然結果,是由中國強大的教育體系、華裔人才自身的奮鬥、矽谷對頂尖智慧的無限渴求,以及中美地緣政治的複雜博弈共同塑造的。 (TOP創新區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