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在前不久，比亞迪在巴西工廠下線了第1400萬輛新能源車。巴西總統魯拉來到現場，拉著王傳福的手說：“福特離開了，比亞迪來到了這裡，今天是我人生中最難忘的一天”。但是，在一片其樂融融的祥和背後，我們看到的不是喜悅和鬆弛，而是一種緊張感。比亞迪正在以驚人的速度全力推進全球建廠的計畫。就像巴西這座規劃年產能15萬輛汽車，由三座工廠組成的大型生產基地，2024年3月5日才開工建設，一年半的時間就已經落地生產。除此之外，比亞迪在匈牙利塞格德的工廠也計畫在今年10月建成，然後迅速提升產能，第二座歐洲工廠選址土耳其，預計在2026年投產，同時，比亞迪泰國工廠已經在2024年營運，印尼工廠預計在2026年1月正式投產。換句話來說，已經貴為全球新能源汽車銷量冠軍的比亞迪充滿著危機感，依舊在爭分奪秒地搶時間。為什麼呢？原因在於比亞迪內部的共識，以及我們分析的一個結論：2025年-2026年，是比亞迪乃至中國新能源汽車企業實現全球化佈局的“最後時間窗口”。換句話來說，留給比亞迪的時間，只剩下兩年，能不能揚帆出海成為全球巨頭，就看這兩年了。02這並不是危言聳聽，在未來的24個月，會有三股強大力量的匯合，根本性地重塑全球汽車產業的版圖。對於中國新能源車企來說，這既是最後的機遇，也是最嚴峻的考驗。那麼，是那三股力量呢？第一、傳統巨頭的反攻。為什麼是兩年窗口期？它的首要驅動力，是來自全球傳統車企即將發起的第二代電動化產品攻勢。在2025年之前，全球電動車市場的競爭相對稀疏，這給中國品牌提供了一個寶貴的市場切入點。然而，在2026年之後，這個優勢將蕩然無存。因為屆時幾乎所有主流傳統車企都將推出自己更具競爭力的產品組合，一場產品發佈的浪潮即將來臨。豐田、本田、雷諾、大眾、奧迪、奔馳、賓利、寶馬、雪佛蘭、福特...幾乎所有傳統主流汽車品牌，都計畫從2026年開始陸續推出全新的電動車型。包括像行業標竿的特斯拉，也計畫在2026年推出改款Model Y，升級自己萬年不變的內飾和造型，大眾也計畫在2026年更新ID.4。這種產品格局的演變，也就意味著一個全新的戰略轉折點。目前，很多中國品牌在海外市場的核心賣點，主要是在一個傳統車企供給有限的市場中，提供了一款功能豐富、價格具有競爭力的電動汽車，也就是“人無我有”。但是，從2026年開始，新的產品風暴就會席捲各大細分領域，海外消費者可以在每個細分市場當中，從他們早已熟知並且信賴的本土品牌，比如大眾、寶馬、奔馳那裡找到豐富的產品選擇。那麼，競爭的底層邏輯就發生了改變，不再是“電動車vs燃油車”，而是“電動車vs電動車”。在這個全新的戰場上，僅僅是“人無我有”的獨特性將不復存在，成功會更多地取決於品牌資產、服務網路、軟體生態系統和設計語言，而在這些領域，傳統汽車巨頭擁有根深蒂固的優勢。所以，對新品牌來說，到時候要面臨的就是行銷成本急劇上升、利潤空間受到擠壓，獲得使用者認知和市場份額的難度將呈指數級增長，競爭壓力會空前巨大。換句話來說，今天發生在中國汽車市場的慘烈競爭，一定會在海外市場再來一遍。03第二、政策和地緣政治的壁壘。比起中國市場雖然殘酷，但相對公平的競爭環境來說，在海外，中國品牌的出海要面對日益收緊的貿易保護主義。我們甚至可以說，支撐中國電動車第一波出口浪潮的低關稅市場環境，正在確定無疑地走向終結。像歐盟已經啟動的反補貼調查，比亞迪承受了17%的特定額外稅率，儘管對於像比亞迪這樣具備極致成本效率的企業來說，關稅成本並不是完全無法承受。但這些舉措清晰地傳遞出一個政策訊號：歐盟不歡迎來自中國本土的大規模整車進口。而美國市場，《通膨削減法案》已經把中國整車進口大門關上了。歐美改採取的措施，本質上都不是簡單的關稅，而是精心設計的產業政策，深層目標是推動全球電動汽車供應鏈的“去中國化”。你想要進入我的市場，就必須到我這裡建設一個完整的本土化生態，給我帶來投資、就業，拉動供應鏈發展。那麼，只要沒能在2027年之前做出投資承諾的企業，未來就會被永久性地排除在海外核心市場之外，只能在缺乏保護的新興市場進行價格戰。同樣，中國即將實施的純電動車出口許可制度，也在改變車企僅僅為了完成銷量目標而進行的低價出口。這本質上也提高了出海的門檻，只有真正能夠能夠進行本土化，有品牌號召力和盈利能力的車企，才擁有出口的許可。那麼，可想而知，那些拿不到出口許可的車企，不僅要面臨海外市場的關閉，還會被徹底困在國內這個競爭已經白熱化的市場中。這也是為什麼王傳福很早就預測，中國60%甚至70%的汽車品牌都會面臨關停並轉的命運。04第三股力量，就是市場的成熟曲線。全球電動汽車市場規模預計從2024年的1.3兆美元，增長到2030年的6.5兆美元，年複合增長率高達32.5%。其中，2025年至2027年被認為是市場經歷4.9倍擴張的“戰略投資最佳窗口期”，因為這是全球普及率從18%向大眾市場滲透的黃金階段。特別是像電動車滲透率13%的泰國，滲透率6%的巴西，這些新興市場帶來了巨大的市場增量空間。所以，根據市場的成熟曲線，我們對於“窗口期”的定義也有所區分。對於歐洲市場，未來兩年的窗口期，關乎企業能不能通過建立本土製造和品牌認知，在即將到來的競爭和監管風暴中生存下來。而對於新興市場，窗口期就在於先發優勢，能不能在傳統車企把戰略重心和資源轉移到這裡之前，迅速建立起銷售規模、分銷網路和品牌忠誠度。所以，在現階段去跑馬圈地，建立市場地位，遠比在2027年增長放緩、競爭格局固化的成熟市場去挑戰現有巨頭要容易得多，成本也一定低得多。05那麼，從我們的判斷和比亞迪的佈局來說，傳統以出口為導向的貿易模式，也就是一套方案通行全球的時代已經結束。未來的出海，一定是給不同核心區域量身定製不同的戰略。就像在歐洲，主要戰略是防禦性、以合規為導向的高端化。核心就是通過本地化生產繞過關稅壁壘，建設和拉高品牌的勢能，而不是一味的價格促銷，目的就是要在價格之外建立競爭優勢，像比亞迪把高端品牌騰勢和仰望引入歐洲，贊助歐洲盃這些高能見度的體育活動就是如此。這裡的關鍵是成為一個被接受的“局內人”，最大的挑戰在於品牌行銷，必須要消除本土消費者心中對“品牌原產地”的偏見，像比亞迪目前就在把自己的品牌形象從“經濟實惠的汽車製造商”轉變為“技術和豪華的領導者”。這是一個曾經日韓品牌花費數十年才完成的艱難過程，而比亞迪必須在極短的時間內加速實現。對於東盟與拉美的新興市場來說，主要戰略就是進攻跟跑馬圈地。重點在於搶佔先發優勢，通過與本地夥伴合作去擴張管道，提供滿足當地需求的定製化、高性價比產品，比如說在印尼市場推出MPV車型，在拉美推出的皮卡車型，投資充電樁這些基礎配套設施的建設，培育整個市場的成長，再從市場的壯大中獲利。對於中國車企來說，在未來兩年的窗口期，必須要完成一場深刻的自我革命：從依賴成本優勢和國內市場規模的貿易商，真正登上全球舞台，轉變為一個擁有本土化生產、供應鏈韌性、品牌認知和全品類佈局的跨國企業。那些能夠在窗口期完成轉型的企業，不僅能夠生存下來，更有可能在未來成為定義下一代全球汽車工業新秩序的核心力量。而那些在窗口期內猶豫不決、行動遲緩的企業，極有可能迎來另一個終局。當他們終於準備好揚帆出海的時候發現，所有的航道都已被封鎖，只能被困於一場殘酷的國內市場整合戰中，全球化夢想也將永久擱淺。 (單仁行)

當大多數人的目光還停留在晶片、新能源等高科技領域時，一場關乎中國製造業命運的決戰，正在非洲大陸悄然展開。七家輪胎巨頭，近百億投資，這看似普通的商業行為背後，隱藏著一盤精心佈局的全球棋局。這步棋，將如何改變中國製造的命運？2025年初秋，貴州輪胎宣佈將在摩洛哥建設其第二個海外生產基地。表面看，這不過是一家企業的常規擴張。但若把地圖展開，將時間軸拉長，你會發現一個驚人的事實：這已經是今內第三家宣佈在非洲建廠的中國輪胎企業了。如果把視野再放大一些，更會看到一個令人震撼的圖景：七大中國輪胎巨頭，正不約而同地在非洲大陸落下棋子。從地中海沿岸的摩洛哥、阿爾及利亞，到尼羅河畔的埃及，再到南部的安哥拉，中國輪胎企業的旗幟正在非洲四處飄揚。回顧六百年前的大明永樂年間。如果把地圖展開，你會發現這些企業的選址極富深意：摩洛哥-直布羅陀海峽-歐洲彼時，鄭和率領著當時世界上最龐大的艦隊，七下西洋。這支艦隊不是去征伐，而是去開拓；帶去的不是火槍大炮，而是瓷器、絲綢和茶葉。今天，中國輪胎企業的非洲遠征，何其相似！它們帶去的不是資本掠奪，而是先進的技術、成熟的管理和完整的產業鏈。這絕非簡單的產業轉移，而是一場精心策劃的 “跳出包圍圈”的戰略行動，是中國製造業全球化處理程序中的關鍵一躍。先讓我們認識一下這場大戲的七位主角：貴州輪胎：宣佈計畫在摩洛哥建設第二海外基地。朝陽浪馬：投資1.9億美元籌建埃及工廠。永盛橡膠：摩洛哥項目正式備案，設計年產能達600萬套半鋼子午胎。福建聯森集團：宣佈在安哥拉投建1億美元的輪胎工廠。雙星集團：與合作夥伴在阿爾及利亞合資建立年產能300萬條的輪胎工廠。賽輪集團：宣佈投資約2.9億美元在埃及建設年產360萬條子午線輪胎項目。森麒麟輪胎：作為先行者，其摩洛哥工廠已於今年9月30日正式投產，意向訂單遠超明年計畫產量，為後來者提供了成功範例。如果把地圖展開，你會發現這些企業的選址極富深意：摩洛哥-直布羅陀海峽-歐洲埃及-蘇伊士運河-歐洲阿爾及利亞-地中海-歐洲看出門道了嗎？這三個國家都有一個共同特點：它們都是進入歐洲市場的天然跳板。這讓人不禁想起二戰時盟軍選擇在北非登陸，開闢第二戰場的戰略決策。今天，中國輪胎企業選擇在非洲建廠，何嘗不是在貿易保護主義高漲的今天，開闢了一個繞開貿易壁壘的“第二戰場”？自從2009年歐盟對中國輪胎徵收反傾銷稅以來，中國輪胎企業就在苦苦尋找破解之道。最初的解決方案是東南亞。那裡勞動力成本低，而且享有對歐洲的關稅優惠。於是，中國輪胎企業紛紛在泰國、越南建廠。一時間，東南亞成了中國輪胎企業的“海外根據地”。但好景不長。歐盟很快發現了這個“漏洞”，開始對來自東南亞的輪胎也發起反傾銷調查。畢竟，在歐盟看來，你這是“繞道出口”，本質還是中國製造。這就像下圍棋，當你剛做一個眼，對手馬上就給你堵上。怎麼辦？必須開闢新的活眼。非洲，就是這個新活眼。根據歐盟的“歐洲-地中海夥伴關係”協議，多數非洲國家對歐出口享受零關稅或優惠關稅。更重要的是，這些國家普遍享有“最不發達國家”待遇，產品進入歐美市場門檻極低。這就好比在遊戲中找到了“漏洞卡”，直接繞過了對手設定的障礙。非洲擁有世界上最年輕的勞動力人口，平均年齡只有19歲。這是什麼概念？相當於整個大陸都處在人口紅利爆發的前夜。以摩洛哥為例，普通工人的月薪在300-400美元之間，只相當於中國的四分之一，東南亞的三分之二。不僅如此，非洲本土市場也在快速崛起。隨著經濟發展和基礎設施建設加快，非洲汽車保有量正在快速增長。據預測，到2030年，非洲輪胎市場規模將達到目前的3倍以上。這就好比上世紀八十年代的外資進入中國，既看中中國的低成本，也看中中國的潛在市場。今天，中國企業在非洲複製這個模式，既是生產者，也是銷售者，雙重受益。並且具備製造輪胎需要兩大核心原料：橡膠和能源。象牙海岸是全球第四大天然橡膠生產國，奈及利亞是非洲最大產油國。在非洲建廠，可以大幅降低原材料運輸成本。特別是在當前全球能源危機背景下，穩定的能源供應比低廉的能源價格更加重要。非洲多數國家能源自給率較高，受國際能源市場波動影響較小。這就好比在棋盤上佔據了“金角銀邊”，進可攻，退可守。明成祖朱棣派遣鄭和下西洋，表面上是為了“宣揚國威”，深層原因卻是要建立“貿易體系”，打破陸上絲綢之路的壟斷。當時，傳統的陸上絲綢之路被多個中間商控制，貿易成本高昂。鄭和通過海上通道，直接與東南亞、南亞、東非各國建立聯絡，繞開了中間環節，實現了利潤最大化。今天，中國輪胎企業遠赴非洲，何嘗不是在繞開“中間商”？這個“中間商”，就是貿易壁壘，就是地緣政治，就是各種形式的保護主義。歷史總是驚人的相似，只是這次的“絲綢”換成了“輪胎”。15世紀末，葡萄牙和西班牙為什麼要不惜代價開闢新航路？直接原因是奧斯曼帝國控制了傳統的東西方商路，歐洲商人需要支付高額過路費。深層原因則是歐洲各國對財富和資源的渴望。今天的情況何其相似！美國對中國商品加征高額關稅，就如同奧斯曼帝國對商隊徵收重稅。中國企業的“大航海”，就是要尋找新的“航路”，直達目的地。非洲，就是這條新航路上的“美洲新大陸”。不同的是，這次我們帶去的不是槍炮和殖民，而是工廠和就業。在非洲投資，首先要面對的就是複雜的地緣政治環境。以摩洛哥為例，這個北非國家與歐盟關係密切，同時又是美國在非洲的重要盟友。更重要的是，它還在與鄰國阿爾及利亞爭奪地區主導權。中國企業在這些國家投資，不僅要考慮經濟因素，還要充分理解當地的政治生態。但是，風險往往與機遇並存。 正是這種複雜的地緣政治環境，給了中國企業左右逢源的機會。非洲的基礎設施落後是眾所周知的。電力供應不穩定、道路交通不暢、港口效率低下......這些都是實實在在的挑戰。但是，換個角度看，這又何嘗不是機遇？中國企業在基礎設施建設方面擁有豐富的經驗，完全可以借此機會參與到當地的基礎設施建設中。事實上，很多中國輪胎企業都在工廠建設的同時，積極參與到當地的電網改造、道路修建中。這就好比下象棋，看似是“棄子”，實則是為了更大的“得子”。非洲是個文化多元的大陸，54個國家，2000多種語言，不同的宗教信仰和風俗習慣。如何實現文化融合，是中國企業必須面對的課題。森麒麟在摩洛哥的做法值得借鑑：他們不僅僱傭大量當地員工，還尊重當地的宗教信仰和文化習慣，甚至在工廠內設定了禱告室。這種文化上的尊重和包容，往往比經濟上的投入更能贏得人心。就在中國輪胎企業大舉進入非洲的同時，美國也在加緊在非洲的佈局。川普2.0時代，美國推出“非洲新戰略”，明確表示要“抗衡中國在非洲的影響力”。隨後，美國的跨國公司也開始加大在非洲的投資力度。這場輪胎戰爭，表面上是企業之間的競爭，背後更是大國之間的博弈。但是，與美國的競爭策略不同，中國走的是合作共贏的路子。 我們不是去掠奪資源，而是去創造就業；不是去輸出意識形態，而是去分享發展經驗。歐洲對中國輪胎企業在非洲的佈局心情複雜。一方面，他們歡迎來自非洲的優質低價輪胎；另一方面，他們擔憂這實際上是中國企業在“曲線救國”，間接進入歐洲市場。這種矛盾心理，在歐洲的政策中表現得淋漓盡致：一邊與非洲國家簽訂自貿協定，一邊又不斷出台各種技術壁壘和環保標準。這次輪胎企業出海，與以往有一個顯著的不同：帶出去的不是落後產能，而是先進技術。森麒麟在摩洛哥的工廠，是一座真正的“智能製造工廠”，自動化程度達到90%以上。這徹底顛覆了非洲人對中國製造的認知。這說明什麼？說明中國製造正在實現從“量”到“質”的跨越，從“跟跑”到“並跑”甚至“領跑”的轉變。長期以來，中國製造在全球價值鏈中處於中低端位置。但是，隨著輪胎企業在非洲的成功佈局，這一格局正在被打破。通過將研發和設計留在國內，將製造環節放在非洲，將銷售網路輻射全球，中國企業正在建構一個全新的全球價值鏈。如果我們把目光放得更遠一些，會發現輪胎企業的非洲佈局只是中國製造全球化的一個縮影。未來十年，我們將看到更多的中國製造企業在全球佈局：東南亞、中東、東歐、拉丁美洲......一個覆蓋全球的生產網路正在形成。這不再是簡單的“走出去”，而是要在全球範圍內最佳化資源配置，建構中國製造的“日不落”生產體系。回望歷史，每一個崛起的大國，都必然要經歷從“本土製造”到“全球製造”的跨越。19世紀的大英帝國如此20世紀的美利堅合眾國也是如此。如今，輪到了21世紀的中國。中國輪胎七巨頭下非洲，看似只是一個產業的海外擴張，實則是中國製造全球化的一個縮影。這背後，既有被迫應對的無奈，也有主動出擊的智慧；既有眼前利益的考量，也有長遠戰略的佈局。小編想起《孫子兵法》有句名句：“善戰者，致人而不致於人。”在中國製造的這場全球化征程中，我們正在從被動應對走向主動佈局，從跟隨者變成規則制定者。輪胎企業的非洲之旅，只是這個偉大征程的一個開端。未來的路還很長，挑戰依然很多。但是，當我們看到中國輪胎在非洲大陸滾動的那一刻，彷彿聽到了歷史車輪前進的聲音。這聲音告訴我們：中國製造的全球化4.0時代，真的來了。---------------------------------全球化4.0時代：“ 全球價值本地化 ”時代 核心特徵： 不再是簡單地把產品賣到全球，而是在全球主要市場和戰略要地進行深度本地化佈局，打造完整的“中國標準”生態鏈。它將製造、研發、行銷甚至供應鏈管理都植根於海外，實現“在非洲生產，供應當地，輻射歐洲；在東南亞設廠，整合區域資源”的網狀結構。 戰略意圖： 主動規避貿易壁壘，貼近終端市場，整合全球最優資源，並開始輸出中國式的商業模式、技術標準和管理體系。其標誌就是如上文所述的，在非洲、中東、墨西哥等“世界島”關鍵節點建立智能製造基地。 形象比喻： “造船出海”。我們自己設計、建造並指揮一整支艦隊，在全球的海洋中航行，不再依賴他人的航線和規則。那麼，與之對應的前三輪分別是：全球化1.0：“借船出海”的“外貿代工”時代（改革開放至21世紀初） 核心特徵： “三來一補”（來料加工、來樣加工、來件裝配和補償貿易）。我們出土地、勞動力和能源，用別人的技術、品牌和銷售管道，把產品製造出來再賣給世界。 驅動力： 中國巨大的人口紅利和成本優勢。 標誌： 遍佈東南沿海的出口加工區、代工廠。我們賺取的是微薄的加工費，是全球產業鏈上最辛苦、價值最低的一環。 形象比喻： “租客”。我們租用別人的品牌和管道，在別人的舞台上跳舞。全球化2.0：“買船出海”的“產品出海”時代（21世紀初 - 2010年代中期） 核心特徵： 中國企業開始創立自主品牌，直接將“Made in China”的產品賣向全世界。從服裝、玩具到家電、數位產品，中國製造開始以自有面目出現在全球商場。 驅動力： 國內製造業水平提升、電商平台（如阿里巴巴）興起降低了出海門檻。 標誌： 義烏小商品市場成為全球標竿，中國成為“世界工廠”。但此時我們依然嚴重依賴外部管道（如沃爾瑪、亞馬遜），品牌影響力弱，常陷入低價競爭。 形象比喻： “行商”。我們有了自己的貨，但還是要跑到別人的集市（海外管道）上去叫賣。全球化3.0：“搶船出海”的“資本出海”時代（2010年代中期 - 2020年代初） 核心特徵： 中國企業不再滿足於出口產品，開始大規模進行海外併購與綠地投資。直接收購國外的品牌、技術、管道和資源，實現跨越式發展。 驅動力： 中國資本積累完成，企業需要核心技術、高端品牌與全球化營運經驗。 標誌： 一系列震驚世界的併購案，如吉利收購沃爾沃、海爾收購GE家電、美的收購庫卡等。但同時，這一階段也引發了西方世界的警惕，地緣政治風險開始凸顯。 形象比喻： “收購者”。我們資金雄厚，直接去買下別人現成的船隊，但船長和水手可能還是原來的人，整合與管理是巨大挑戰。 (亞非商務中心)

美的集團最新公佈的2025年三季報顯示，公司前三季度實現營業總收入3630.57億元，同比增長13.82%；歸母淨利潤378.83億元，同比增長19.51%。其中第三季度單季實現營收1119.33億元，淨利潤118.7億元，繼續保持穩健增長態勢。值得關注的是，公司To B業務板塊表現亮眼，成爲新的增長引擎。前三季度，新能源及工業技術收入306億元，同比增長21%；智能建築科技收入281億元，同比增長25%；機器人與自動化收入226億元，同比增長9%。這些業務板塊的快速發展，展現了美的在工業科技領域的戰略佈局成效。在機器人領域，美的近期發佈了五大戰略級智能體產品，構建從感知、決策到執行的全鏈路智能生態。同時，公司推出的"COLMO AI管家"和"美拉"人形機器人智能管家等創新產品，也展示了其在智能家居和機器人領域的技術實力。全球化佈局方面，美的持續推進OBM(自有品牌)優先戰略。數據顯示，第三季度美的OBM收入已佔To C業務海外板塊收入的45%以上。目前美的在全球擁有38個研發中心和63個主要製造基地，其中海外設有22個研發中心及41個生產基地，爲全球化發展提供了有力支撐。在股東回報方面，美的集團已實施中期現金分紅，並持續推進股票回購計劃，展現出對股東回報的重視。公司表示，未來將繼續堅持創新驅動和全球化發展戰略，推動業務持續健康發展。

字節跳動登頂中國全球化品牌榜首！TikTok如何“征服”全球20億使用者？中國品牌出海的故事，這些年越來越精彩。就在今天，凱度與Google聯合發佈的《2025凱度BrandZ中國全球化品牌50強》榜單刷屏網路，字節跳動以2658分的品牌力高居榜首，小米、希音緊隨其後。這個結果並不讓人意外，畢竟TikTok早已成為全球年輕人手機裡的“標配”，但背後的故事卻值得深挖——一個中國APP，如何讓歐美青少年“刷到停不下來”？字節跳動的成功，靠的不是運氣，而是精準的“文化滲透”。TikTok如今覆蓋150多個國家，20億使用者每天在上面分享生活、看短影片、甚至購物。在歐美，80%的青少年手機裡都有它，連美國總統競選人都得靠TikTok拉票。它的演算法太懂人心，你愛看萌寵，它就推更多貓貓狗狗；你喜歡美食，下一秒就能刷到世界各地的街頭小吃。這種“越刷越上癮”的體驗，讓TikTok成了全球社交平台的“頂流”。更厲害的是，TikTok不光讓人刷視訊，還改變了全球電商的遊戲規則。直播帶貨在中國火了幾年後，TikTok把它搬到了歐美。老外一開始覺得奇怪：“邊看視訊邊買東西？”結果一試就停不下來。去年黑五，TikTok上的直播間銷售額暴漲300%，連奢侈品都賣斷貨。這種“中國模式”的輸出，讓全球商家都開始研究：怎麼在TikTok上賺大錢？相比之下，小米的全球化策略更“硬核”。它靠手機起家，如今智能家居、汽車業務也衝出國門，海外收入佔比超50%。在印度，每三台手機就有一台是小米；在拉美，小米電視賣得比本土品牌還火。雷軍的“人車家全生態”戰略，讓老外不僅買手機，還買掃地機器人、電飯煲，甚至電動車。這種“全家桶”式的出海，讓小米穩穩坐在全球化品牌第二的位置。不過，中國品牌出海並非一帆風順。華為受國際環境影響，這次排名第五，比技術實力稍顯“委屈”。騰訊則因國際化步伐較慢，連前十都沒進。這說明，光有技術還不夠，品牌如何在海外“親民”才是關鍵。TikTok的成功，恰恰因為它懂得“入鄉隨俗”——在印尼找本地明星拍視訊，在土耳其調整內容稽核機制，甚至幫拉美創作者建培訓基地。未來，中國品牌的全球化競爭會更激烈。新能源車、跨境電商等新賽道正在崛起，比亞迪、希音等品牌勢頭兇猛。但無論怎麼變，核心邏輯不變：誰能真正理解海外使用者，誰就能贏。字節跳動用短影片“征服”全球，小米用生態鏈“繫結”使用者，華為用技術“硬剛”封鎖——三種模式，三種成功。回過頭來看，字節跳動這次登頂，不僅是品牌的勝利，更是中國軟實力的體現。TikTok讓世界看到中國創新的活力，也讓中國文化以更輕鬆的方式走向全球。下次當你刷到老外跳廣場舞、學中文、甚至用筷子吃火鍋的視訊，別驚訝——這就是中國品牌全球化的魅力。 (書菜市場)

Q1: WAVE2025 是一場什麼樣的大會？A1：「品牌引力·重構增長 - WAVE2025品牌全球化大會」由霞光社聯合霞光智庫主辦，是一場面向全行業開放，聚焦出海市場的高規格行業盛會。大會將圍繞中國品牌在全球化處理程序中的戰略升級、產品突圍與技術賦能展開深入探討，通過趨勢洞察分享與實戰經驗交流，推動中國品牌在全球舞台上的持續增長與行業協同。Q2: WAVE2025 時間與地點具體是？A2: 大會將在 3 天後， 6 月 25 日於深圳深鐵鉑爾曼舉辦，敬請期待！時間：6月25日 09:00-17:40地點：深圳深鐵鉑爾曼大會平面圖如下：Q3：有那些嘉賓將出席大會？A3：大會將匯聚 30+ 中國品牌出海領域的實戰專家與行業領軍人物，同時邀請多家頭部電商平台、行銷平台與技術服務商現場參會，助力品牌打通全球增長的關鍵鏈路。  目前已確認參會的企業與機構包括：康佳、雲鯨智能、行雲集團、狼蛛鍵鼠、零零科技、Insta360 、yoose 有色、Pathmatics by Sensor Tower 、 Onesight 、星巡智能、 Regenerative Bio Inc. 、唯酷光電、火火兔、大觀資本、 Blackview 、Solvia Foundry 、深圳 DTC 操盤手社群……Q4：這次大會將討論那些話題？A4: 大會聚焦全球市場格局的深度變革與品牌增長方法論，結合實戰經驗與趨勢洞察，探討中國品牌如何實現全球價值躍遷。核心議題包括但不限於「品牌如何建構全球影響力」、「新興市場的增長路徑」、「AI驅動品牌價值增長」、「資料驅動品牌增長飛輪」、「融合本地市場提升品牌競爭力」……Q5: WAVE2025 有什麼亮點？A5: 不同於往年，本次大會設定主論壇、跨境生態對接會、大航海家市集等多個環節，同時重磅發佈報告、揭曉榜單，核心亮點查看下方大會詳細資訊。 (霞光社)

化工行業正經歷有史以來最漫長的低迷期，大多數價值鏈均受波及。與此同時，該行業還面臨著前所未有的複雜地緣政治與社會變革的挑戰。利潤縮小只是表象，市場波動和不確定性已然成為“新常態”。在此背景下，企業紛紛調整內部戰略佈局，重新評估並重構供應鏈，以增強其韌性。一、“不可控的外部因素”衝擊全球行業1、去全球化愈演愈烈近年來，去全球化趨勢已逐漸成形，如今全球貿易碎片化的跡像已初現端倪。持續的地緣政治緊張局勢是這一趨勢的主要推手，促使雙邊/多邊貿易協定和優先夥伴關係不斷增多，甚至可能加速東西方經濟體（尤其是美中兩國）的脫鉤處理程序。我們正目睹全球聯盟的重新洗牌，隨之而來的是貿易流向和投資的重新佈局。在美國徵收新貿易關稅及其貿易夥伴國徵收反制關稅很可能進一步升級的背景下，區域貿易聯盟正在形成。這無疑將阻礙整個行業的全球高效發展。作為高度依賴貿易的領域，化工行業必然會受到貿易和投資流向變化和潛在貿易平衡轉變的影響。然而，規避關稅和建立新型戰略聯盟的創新路徑也將應運而生，同時為行業帶來全新的合作與投資契機。2、能源轉型陷入停滯能源轉型曾是眾多化工企業的核心戰略焦點，如今卻已被大幅擱置。政治格局的轉變正在逆轉那些支援轉型的政策。特別是美國的監管環境在2025 年發生重大變化，其更加傾向於扶持化石燃料的能源政策，很可能阻礙清潔能源投資的步伐。即便在那些大力推行減碳的經濟體中，也正在縮減轉型規模和/或延長能源安全和可負擔性的目標。值得關注的是，美國再次決定退出《巴黎協定》，而曾經的氣候行動先鋒紐西蘭也在考慮效仿。在歐盟，OPIS於2 月24 日獲取的立法檔案顯示，碳邊境調整機制(CBAM) 即將迎來重大調整，包括縮減產品覆蓋範圍，並將最終實施期推遲一年至2027 年2 月。當前的投資環境同樣不利於《巴黎協定》目標的實現。雖然私營部門投資亟需大幅增長，但私人金融集團卻在逐步撤回其環境、社會和治理(ESG)承諾：例如，貝萊德已退出自願性淨零資產管理倡議，導致該倡議暫停活動。3、數位化處理程序加速儘管人工智慧的存在時間已遠超大多數人的認知，但其在化工行業，尤其是化工供應鏈中的發展與應用正在迅猛加速。數位化和人工智慧解決方案預計將顯著提升整個化工行業的效率、效能與生產力。多家企業已投資開發基於專有資料的解決方案，將人工智慧視為可能增強預測決策競爭優勢的戰略投入。鑑於獲得了大量資金和廣泛關注，因此人工智慧/數字工具迅速崛起並成為重塑行業格局的強大力量也就不足為奇了。二、利潤率將在未來十年繼續承壓近年來，大宗化學品行業深陷低谷，年均利潤率自2021 年疫後高峰以來持續下滑。遺憾的是，行業利潤將在未來數年內維持低位，這將成為有史以來持續時間最長的化工市場蕭條期。基於Chemical Market Analytics by OPIS 的資料，我們對全球化工行業平均利潤率進行了評估，得出兩個關鍵結論：1、行業尚未觸底，低谷將在2025 年到來；2、在實際價值層面，利潤率在未來十年內難以恢復至歷史水平。這一趨勢主要源於中國內地新增的化工產能，這些產能將在今年繼續擴充或提升，並覆蓋大多數主要化工價值鏈。長期低利潤水平實則是企業重新審視核心商業戰略的契機：企業往往在逆境中邁出提升效率和創新的最大步伐。為渡過低谷，企業將不斷調整，通過重構產品組合和客戶群體尋求差異化優勢，以緩解財務壓力。可採取的策略包括：重塑商業模式尋找新的高增長和/或細分市場調整產品設計，增添特種產品或開發新產品變體/等級佈局新市場/地區三、需求中心發生變化我們熟悉的市場正在快速變革。本世紀初以來，中國市場對進口化學品的需求似乎永無止境。如今，隨著中國市場逐步成熟，替代性需求中心正在崛起。與此同時，中國在大多數化工價值鏈領域大規模增加產能，進一步拉長國內市場平衡周期。因此，新增綜合產能疊加國內需求增長乏力，進口依賴度正在迅速下降，正改變中國的貿易格局。隨著中國有的放矢地調整貿易策略，需求動力轉向低速模式，眾多全球化工企業不得不重新規劃戰略佈局。這要麼從提升成本競爭力，要麼致力於為自身出口產品尋找新的需求中心。四、行業整合良機即使市場焦點已轉向其他需求快速增長的區域，未來幾年市場供過於求的局面仍將持續，甚至可能延續至第十年末。大宗化學品市場尤為明顯。由此導致的利潤壓縮將長期存在，我們近年來經歷的產能最佳化和/或整合浪潮也將繼續演進。通常，當行業陷入低谷時，併購(M&A) 活動便會活躍起來：某些企業的利潤縮小恰恰成為其他企業的機遇，實力雄厚的企業得以具有競爭力的價格收購陷入困境的資產。然而，當前持續的利潤低迷期催生的併購活動少於預期。儘管過去幾年我們見證了一些交易，但利率攀升引發的化學品市場高度不確定性抑制了交易達成，尤其是在大宗商品領域。一般而言，約50% 的化學品併購涉及大宗商品資產；而2024 年上半年，這一比例降至35%。值得關注的是，不同地區的併購意願也呈現顯著差異。例如，2024年上半年歐洲地區未出現大宗商品併購交易，該地區持續進行的是過時、競爭力較弱資產的產能最佳化，而非整合兼併。隨著2025 年市場低迷態勢的延續以及利率可能進一步下調，新的整合機遇將逐步湧現。我們預計今年化學品領域的交易活動將有所增加；若未能如願，市場則可能迎來新一輪產能最佳化浪潮。無論未來走向如何，2025年都將見證市場競爭格局的重塑，這將重構貿易平衡，為行業倖存者開闢新市場和/或合作夥伴關係。五、供應鏈成為戰略核心我們正邁入供應鏈重估與重構的時代。在充滿不確定性的環境下，供應鏈配置與合作夥伴網路的韌性和適應性已成為商業戰略成功越來越關鍵的要素，並成為企業競爭差異化的決定性因素。曾經僅受企業基層關注的供應鏈與物流問題，如今已成為高管的工作職責。在市場動盪時期，尋找可靠且響應及時的供應商變得愈發困難，並非所有供應商都能具備必要的韌性與響應能力。毫無疑問，供應鏈現已成為化工企業競爭力的關鍵支柱。供應鏈的戰略地位也體現在協作解決方案日益突顯的重要性上。隨著供應過剩和物流中斷加劇化學品生產商的交易風險，我們預計企業將更加依賴分銷商和其他貿易夥伴。這些戰略合作關係將提升供應鏈的適應性和靈活度（如更多元化的供應商組合、更豐富的配送中心選擇、最佳化的運輸路線等），最終有效降低突發中斷風險。這一變革可能導致供應鏈結構日益複雜，進而帶來新的挑戰。數位化/人工智慧工具能夠通過預測與規劃多重場景，或通過位置追蹤提升透明度來應對市場的突發情況，從而幫助企業快速響應各類事件。當能源轉型重獲重視時，這些工具還能實現供應鏈碳足跡的測量。六、結構性變革鑄就堅實基礎眾多“不可控”因素正威脅著化工行業的傳統營運模式。不確定性、波動性和日益複雜的環境使駕馭全球市場愈發艱難。然而，行業已通過開發新工具、實施創新解決方案以及靈活調整戰略重心，邁出了適應變革的重要步伐。市場參與者應將這些外部因素和新的業務方法視為創新契機，並相應重新評估產品組合和業務模式，尋求差異化發展路徑，在逆境中不僅求生存，更謀求繁榮發展。 (道瓊斯風險合規)

過去半年的美國，是很多人不熟悉的美國，但它又“很美國”。川普成立效率部門，對聯邦政府內部開刀，砍部門砍預算解僱公職人員；對全球60個經濟體同時發動貿易戰，資本市場極為動盪；制裁哈佛大學，叫停國際生簽證；與馬斯克公開決裂，在社交媒體上大打出手；驅逐非法移民，調遣國民警衛隊、海軍陸戰隊進入洛杉磯控制局面。本周六，即6月14日，是美國陸軍建軍250周年，正好也是川普79歲的生日，川普將舉行幾十年以來最大規模的閱兵。屆時，反對者與川普的衝突可能迎來高潮。我想，把當下各位正在經歷的事件放在歷史長河中，它處於什麼位置？一百年後，後人回顧——正如我們現在回顧20世紀20年代的歷史一樣：21世紀20年代美國發生了什麼、為何發生、對後世影響幾何？本文邏輯一、美國人的鬥爭二、全球化的困境三、大變局的時代01. 美國人的鬥爭看不懂川普，就很難看懂這個世界正在發生什麼；看不懂這個世界正在發生什麼，對於全球社會精英來說——參考哈佛大學、畢業生及其家人，是非常危險的。川普，這個人是不容易看懂的。在反對者眼中，川普是十惡不赦的暴君、獨裁者、國家的破壞者；在支持者心中，川普是愛國者、美國利益和憲法的維護者。更要命的是，這兩類人幾乎使用同樣的話術，讓人傻傻分不清。我們看看《紐約時報》上刊登的“不要國王”的廣告：我們是有原則和榮譽的人民，我們尊重我們的承諾並支援我們的盟友，我們抵禦獨裁者的侵略，我們維護和捍衛憲法……這廣告的出資方是沃爾瑪家族的繼承人克里斯蒂·沃爾頓。但是，以上這段話，川普也經常說。他經常說，維護美國的憲法，就職演說裡講“接下來的每一天，我都將為美國人民而戰”。怎麼理解這場鬥爭？可以先把它理解為這是一場典型的美式政治鬥爭。所謂美式政治鬥爭，就是美國是一個分權制衡的聯邦體制，選民在憲法框架下進行公開博弈，經過無數次博弈後大致形成了共和黨和民主黨兩黨、左右兩種意識形態的長期鬥爭。驢像兩黨、左右兩派，在每一個議題上，如稅收、福利、移民、能源、性別等，二者幾乎都是針鋒相對的，區別在於，有時溫和一些，有時尖銳一些。當然，存在溫和派、中間派、騎牆派。當前就是驢像兩黨、左右兩派鬥爭激烈的時候，歷史上鬥爭上升到刺殺總統等級的烈度有多次，如1901年共和黨總統麥金萊遇刺身亡，1963年民主黨總統甘迺迪遇刺身亡，1981年共和黨總統里根遇刺、幸運活下來。1983年里根改革獲得成功後，美國進入了長達20多年的大緩和、經濟景氣周期。驢像兩黨、左右兩派鬥爭有所緩和，期間再未發生總統遇刺事件。2008年金融危機後，鬥爭開始升級，歐巴馬八年慵政後，矛盾徹底激化。建制派失勢，兩極化加速，川普在共和黨中脫穎而出，民主黨全面擁抱極左派。去年大選中，川普遇刺，這場鬥爭到達階段性高潮。中國社會精英多數從80年代開始接觸美國，去美國留學、跟美國人做生意，這是二戰後最好的美國、也是中美關係最好的時候。他們對川普時代美國是非常陌生的，甚至帶著極度憤怒的情緒。在他們心中，美國是燈塔，布什、克林頓、希拉里，那怕拜登，都是講究體面的，如今川普完全是流氓，毫無體面可言。其實，一個政治人物在遭遇槍擊後能保持體面的，我只能想到里根。注意，這是一場要命的鬥爭。比如移民政策。其實，克林頓時期，民主黨也是反對非法移民的。2020年，拜登在大選中與極左派合作擊敗了川普，民主黨的移民政策全面轉向默許、縱容非法移民。民主黨支援非法移民的政策試圖“一石三鳥”：一是拜登兌現對極左派、移民者的競選承諾，獲得極左派的支援；二是增加勞動力，壓低通膨水平；三是後續設法讓非法移民獲得身份，以此擴大民主黨選民基數、遏制共和黨。但是，這對共和黨及其支持者來說是“災難式”的。拜登任期內，美國湧入了超過1200萬非法移民，這一數量超過了不少國家的人口總數，幾乎是前三屆總統任期內的總和。大規模的非法移民湧入，增加了美國聯邦政府的財政負擔、毒品氾濫、安全隱患以及社會衝突。民主黨縱容非法移民的政策破壞了正常的法律與秩序，對合法移民者來說極為不公平。這將威脅美國的立國之本——美國以其國家制度優勢吸引一代又一代全球精英移民者。共和黨被稱為保守派，此“保守”並非貶義，是指是維護美國的傳統溫和、家庭觀念、國家秩序、憲法原則與基督教倫理。拜登更左，川普及其支持者更右，在保守主義的道路上走得更極端。在非法移民上，川普不給餘地，直接管控邊境，非法移民斷崖式下跌，同時派出軍隊蕩平反對者。在國際貿易上，川普向全球60個經濟體發動貿易戰，不關照歐美同盟，不顧經濟後果，執著於貿易順差，製造業回流美國本土（不滿足於北美）。在財政與債務整頓上，川普試圖壓縮財政赤字，削減公共債務，降低美國的債務風險。在國家安全上，川普重塑美國國土安全，對格陵蘭島、巴拿馬運河提出強勢要求，對烏克蘭保持強勢態度，不在乎歐美軍事同盟北約的利益，要求歐洲提升軍力強化自衛能力。在能源政策上，川普支援傳統化石能源，提升能源供給與安全水平，叫停新能源補貼政策。在稅收政策上，川普堅持共和黨減稅政策，推行“大漂亮”法案，這長期利於經濟增長，但短期內給公共債務帶來壓力。在DEI（Diversity、Equity、Inclusion）政策上，川普重拳出擊，打擊哈佛、哥倫比亞等極左藤校，要求高校廢除偏袒少數裔的招生和僱傭政策，否定第三性別，打擊反猶行動，並以切斷政府撥款和國際招生作為威脅。可以看出，川普試圖以“國家”之名用簡單粗暴的方式對美國進行一次全方位的改革。實際上，短短四年超過1200萬非法移民湧入，任何一個國家都受不了、都要管控，但是這事在美國幹起來很難。原因之一是，這是美國，這是一場典型的美式政治鬥爭；另一個原因是，這超出了美國的界限，這是一場全球化鬥爭。02. 全球化的困境這場鬥爭，內部看是美國兩大派系、左右意識形態的鬥爭，外部看是國家與國家之間的鬥爭，實際上是全球化既得利益者與失意者之間的鬥爭。為什麼說是全球化既得利益者與失意者之間的鬥爭？我說一個例子，你就明白了。川普，很多美國人罵他，也有很多中國人、歐洲人罵他。如果川普管的只是美國的事，中國人、歐洲人罵他幹什麼。當今世界是一個全球化的社會，美國是一個高度融入全球化的國家。川普所作所為定然影響全球利益，尤其是上一個全球化秩序的既得利益者。如今的全球社會精英普遍都是全球化既得利益者，他們包括：歐美國家的建制派、傳統金融巨頭、科技巨頭，以及新興國家的製造商、貿易商，還包括知識分子、媒體人、大學教授，以及極左陣營。其中，當然就包括哈佛大學。我給大家一組資料，歐美高校過去十多年大量招收國際生、中國留學生，其中哈佛大學的中國學生在國際生中的比例23%，哥倫比亞大學47%，康奈爾大學50%。為什麼招這麼多國際生、中國留學生？一方面說國際化、多樣化，另一方面是賺錢。2023年哥倫比亞大學從國際生中賺取9億美元，加州伯克利分校5億美元，芝加哥大學4億美元，哈佛大學3.8億美元。美國大學多為私立學校，加入全球化賺錢，其實無可厚非。那麼，川普的支持者到底在反對什麼？此問題可以具體化為：很多人為何如此討厭哈佛畢業生的演講？川普及其支持者認為，上一個全球化秩序是不公平的，導致既得利益者壟斷了各行各業的利益。試想一下：回到20年前，你看到哈佛畢業生的演講視訊，會如此憤怒嗎？至少我不會，儘管今天我也不會。原因是20年前還保持著階級流動性，如今這個世界，階級固化了，從東方到西方，一個國際性的階級形成，就像一個天網，讓底層的人感覺壓抑。以前，很多人覺得美國是燈塔，現在燈塔的精英跟全世界的精英合謀了，燈塔變暗了。儘管多數人無法與哈佛學生競爭，但是，底層社會的人擔憂的恰恰是，全球社會精英壟斷了資源、壟斷了通道，他們還比我們更有天賦、更努力。擴大化來說，哈佛大學反映了這個世界的普遍問題、核心矛盾，那就是各個領域的階級固化、資源壟斷和通道堵塞。如今，川普支持者與反對者之間是無法對話的，全球社會精英對川普的態度多數是反對、無視、討厭、痛恨、憤怒。當然，有些全球化失意者、受害者，也獲得了鐮刀的思維，跟著全球化既得利益者一起罵川普。這種現象並不奇怪，因為即便是全球社會精英，幾乎也沒有多少人能夠理解全球化到底存在什麼問題。在他們的教育與意識中，全球化是正確的、人人受益的，加速階級流通，而非階級固化。全球化秩序到底存在什麼問題？就具體到世界貿易組織的規則來說，其至少存在兩個嚴重的問題：第一個問題，世界貿易組織促進了有形關稅大幅度下降，但對隱形關稅無能為力。什麼叫隱形關稅？就是非貨幣關稅壁壘，它指的是除關稅以外的所有限制流通、扭曲價格的措施，包括進口配額、出口補貼、資本管制、匯率管控、准入門檻、智慧財產權問題、勞工保護問題、環境保護問題等等。非貨幣關稅壁壘，具有靈活性、針對性、歧視性和隱蔽性，我把它稱之為隱形關稅。世界貿易組織的第二個問題就是：世界貿易組織促進了商品和資本的全球貿易，但對勞動力全球自由流通無能為力。這個問題很嚴重，但是沒有引起多少人重視。過去的全球化秩序對資本是非常友好的，聯準會及全球主要國家央行大規模印錢，資本極為廉價，融資成本非常低，在全球很多國家暢通無阻，追逐高回報，享受低稅率。但是，勞動力的全球流通非常困難，被層層設限，一些人在本土就地失業，一些人在本土享受低工資待遇，被就地征高稅收。全球化秩序問題，有形關稅與隱形關稅之差、資本全球化與勞動非全球化之差，導致了全球商品、金融、勞動力、經濟要素四大市場的價格被扭曲，資源嚴重錯配，全球貿易與金融嚴重失衡，宏觀經濟安全與家庭財富分化惡化。具體來說，導致了當今世界幾個嚴重的問題：第一，一些國家，比如美國，貿易赤字不斷惡化，製造業萎縮和結構性失業增加，金融盈餘不斷擴大，主權債務膨脹，主權貨幣超發，貧富差距不斷擴大。第二，一些國家，貿易盈餘不斷擴大，宏觀經濟快速增長，但因為價格被扭曲，私人部門收入增長相對滯後，同時大量外匯輸入推動貨幣擴張、信貸擴張，進而推動固定資產過度投資、產能過度擴張，不動產資產泡沫膨脹，地方和私人部門債務膨脹，出現一定時期高增長、高負債、低收入、低通膨、低消費福利陷阱。第三，全球金融和貿易失衡導致全球貧富分化擴大，金融與實體的收入差距擴大，資本與勞動力收入擴大。第四，全球經濟失衡還引發次生災害，導致階級對立、社會撕裂、政治鬥爭和國家衝突。所以，當前這場衝突實際上是全球化既得利益者與失意者之間的衝突。那些支援自由貿易的人不一定真正支援全球化，可能是支援維護自己利益的全球化；那些反對自由貿易的人不一定真正反對全球化，可能是試圖打破不利於自己的全球化。03. 大變局的時代當然，這不是全球化的問題。實際上，這是全球化道路上容易發生的問題。全球化是國家組織的敵人，全球化是國家主權對外讓渡的過程，全球每往前一步，國家組織就往後退一步。上述問題，根本上是國家組織扭曲了全球市場的價格，但是我們目前還無法擺脫國家的束縛。這就是矛盾所在。福山（1989）認為，過去一百年，全球範圍內的階級意識形態一潰千里，民族主義意識形態獲得全面勝利，民主、自由與人權等意識形態也只能寄生在民族國家的組織內生存。不過，福山可能忽略了一點，隨著全球化的推進，民族主義意識形態日漸式微，民族國家不斷異化，階級意識形態伴隨著全球化既得利益者的形成而捲土重來——實際上，我並不想用階級一詞，但似乎沒有更貼切的用詞。怎麼解決這個複雜的問題？最理想的辦法是，主要國家坐下來談判，修訂國際貿易與金融規則，縮小有形關稅與隱形關稅之差、資本全球化與勞動非全球化之差。但是，這需要機遇，也需要政治家。我們現在這套全球化秩序是在二戰後建立的，其中國際貿易、貨幣與金融秩序，源自1944年的布列敦森林體系和1947年的關稅及貿易總協定。其中，1944年的布列敦森林體系，凱恩斯代表英國參與制定。研究這段歷史，你會發現，其實在1941年美國通過《租借法案》後，英美等國就開始考慮戰後的秩序。凱恩斯，一是考慮戰時與美國的租借、貸款等協議不能讓戰後的英國陷入被動，二是與當時多數英國同僚一樣認為，這次戰後的國際貿易與匯率規則要比一戰後做得更好。在川普上台之前，美國政府試圖與歐洲、日本在世界貿易組織的框架下協商改進規則，降低貿易壁壘，促進資源要素的全球流通。但是，橫亙在東西方、跨越太平洋和大西洋的全球化既得利益網路非常穩固，誰也不願意妥協，無疾而終。川普上台後試圖使用國家武器達到目的，問題是，國家鬥爭是不是解決問題的辦法？應該分開來看：如果把國家視為一種手段，以打促談，或許可以降低無形關稅，而下一個新的全球貿易規則就是建立在貨幣關稅壁壘下降的基礎上。如果把國家視為一種目的，以強化國家力量作為目標，可能會走向全球化相反的道路，容易引發國家衝突危機。全球化是一個不斷地削弱國家組織、增強個人力量的過程。正確的方嚮應該是進一步全球化，美國聯合其它國家削弱非貨幣關稅壁壘、開放金融市場、促進勞動力流通，同時為國際市場提供公共用品，遏制戰爭與混亂。金德爾伯格（1986）認為，大蕭條期間，美國不願意為世界繼續提供國際公共用品，放棄金本位，關閉國際貿易市場，最終導致大蕭條蔓延。川普急切地強化美國作為國家組織的力量，這容易帶來短視風險——國際公共用品短缺的短期風險，包括國際市場上美元的供應、國際資訊知識技術與人才的共享、國際貿易與金融規則的維護、國際地緣政治衝突與國家戰爭的抑制。如果國際公共用品缺失，依賴於國際交易的全球社會精英將嚴重受挫，如果因此引發金融危機或國家戰爭，這對美國的國際威望與國家信用是一個巨大的打擊。要知道，美國的立國之本是以其制度優勢吸納全球社會精英。作為移民國家，國際社會精英是美國的客戶，美國政府不能把客戶得罪光了，更不應該將客戶拒之門外，拒絕其讀美國名校。其中，全球化最棘手的問題應該就是移民問題。我曾經說過，如果人口能夠全球自由流通，這個世界會多很多小麻煩，但會少很多大問題。自從有了國家之後，尤其是最近100年，人口便不能自由流動。如今，國際勞動力市場只對全球社會精英開放，這嚴重扭曲了全球勞動力市場價格，導致了上述所說的勞動力全球化與資本全球化之差。全球合理的移民政策應該是怎麼樣的？有人認為，人出生時沒有選擇國家的權利，但成年後必須具備自由選擇國家的權利。極左派不認為存在什麼非法移民，川普驅逐移民侵犯了人的自由。克林頓、小布什時代的移民政策，是上一個全球化時代的移民政策，是精英主義的移民政策。拜登放任非法移民的政策是一種極左政策，實際上破壞了這種政策。有意思的是，川普的移民政策實際上試圖恢復之前的移民政策——是川普政策中罕見的繼續維護上個時代的全球化秩序的政策。全球移民政策該如何調整？經濟學告訴我們，每個人是在約束條件下邊際行動的。換言之，每個人每一個行為都是有邊際成本的，不是自己想幹什麼就幹什麼。我想去英國，正如我想去鄰居家，要看人家願不願意。根據我提出的國家市場理論，更加合理有效的移民政策是各國降低人口流通管制，擴展全球移民市場，從精英轉向大眾，增加移民的競爭性，以價格來調節移民的供需與流動。在這個大變局時代，全球社會精英應該多思考少謾罵，需要理解當今世界正在發生什麼，否則，很危險。當然，直覺告訴我，這個世界不會亂。4月7日美股“黑色星期一”的時候我就說了，最壞的時候已經過去了。 (智本社)

導讀美國曾是推動全球化的中心力量，但近年來，美國自認為是全球化的利益受損者，去全球化和保護主義的趨勢明顯。與此同時，一種新型的全球化模式開始出現：其主要動力不再是美國，而是“全球南方”國家；其模式從依賴美元霸權的“美元-製成品”模式轉向強調平等交換的“製成品-資源”模式；其治理機制正從傳統多邊機制轉向效率和公平的新型多邊機制。全球化走向衰退，部分源於美國放棄全球自由經濟秩序，轉而擁抱經濟保護主義。美國曾是推動以經濟自由化為導向的全球化的中心國家，但由於政府未能妥善解決內部利益分配問題，原有全球化模式之下的利益受損者極度不滿，並通過選舉尋求變革。美國對全球化的態度經歷了根本性轉變，這一變化源於對全球化認知的逆轉。長期以來，美國將自身與全球化高度捆綁，認為全球化等同於美國化，並在全球化處理程序中不斷實現自身利益。特別是在冷戰結束之後，一些美國精英高度自信，甚至認為“歷史已經終結”。在這種認知下，美國積極支援並拓展全球化，以提升美國實力。然而，2007年的金融危機和中國近年來的快速發展改變了這一認知，美國普遍認為全球化使其他國家受益，卻讓美國利益受損，因此需要退出全球化以更好地保障自身利益。更深層次而言，美國對全球化的拒絕反映了國內政治的巨大變化。美國國內貧富分化嚴重，社會矛盾突出，政黨極化加劇，身份政治氾濫，自由主義衰退，民族主義抬頭，政治趨勢明顯轉向保守主義。國內問題層出不窮，給美國政黨和政府帶來巨大壓力。與全球化處理程序中其他國家的快速發展相比，美國似乎失去了更多，國內不滿情緒更加強烈。受國內政治趨勢影響，美國政府提出的治國理念，無論是“以中產階級為中心”還是“美國優先”，都表明政府更多聚焦於自身利益，全球化處理程序因美國政策調整而難以推進。一些美國精英清楚地認識到，美國貧富差距擴大、社會治安惡化和製造業不振等諸多問題主要是國內治理不善和政治對立所致，但在制度改革受阻的情況下，轉向外部施壓，迫使全球分擔美國解決自身問題的成本。圖片來源：新華社川普憑藉“讓美國再次偉大”的民粹主義話語體系再次贏得大選，這一現象表明，將美國視為“全球化模式下利益受損者”的觀點依然延續，去全球化在未來可能獲得更廣泛的民意支援。在川普的第一任期內，世界已經經歷了美國以“退出”方式重塑全球化的過程。在美國“缺席”的情況下，全球化反而呈現出新的表現形態，即新型全球化，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第一，新型全球化的動力逐漸從美國轉向“全球南方”國家，特別是金磚國家。全球化正處於動力轉換的階段，由美國主導逐漸變為“全球南方”國家驅動。川普政府認為全球化損害了美國利益，因此不再願意繼續推動全球化處理程序。而“全球南方”國家視全球化為符合自身利益、促進經濟增長的機遇，因此推動全球化的意願更為強烈。此外，美國日益將對外經濟制裁作為實現戰略目標的手段，這給部分“全球南方”國家的正常經濟發展帶來了巨大的不確定性，從而使其意識到完善全球治理體系的緊迫性，進而加快新型全球化的建設。同時，與21世紀初相比，“全球南方”國家的能力有了顯著的提升，其GDP佔全球總量之比從2000年的20%左右上升至2022年的40%左右。單獨與美國相比，“全球南方”國家的GDP已經從不及美國發展到超越美國。即使美國希望退出原有的全球化體系，“全球南方”國家自身的發展動力也足夠強勁，並有望自主推進新型全球化的發展。圖片來源：中國日報第二，新型全球化的模式正在從“美元-製成品”模式轉向“製成品-資源”模式。美國主導的傳統全球化模式依賴美元霸權。美國作為金融中心，一邊對外輸出美元，一邊從其他國家大量輸入製成品。近年來，美國濫用美元地位，通過大量舉債的方式發行美元，不對稱地從他國獲取製成品。美國聯邦債務規模從2017年的20兆美元增加到2024年的近36兆美元，與美國GDP之比也從103%上升至120%以上。這表明美國本質上是建立在美元霸權基礎之上，並承擔大量債務的金融國家，而非真正的貿易國家。相較之下，新型的“製成品-資源”模式強調各國在製成品和資源上的平等交換。一些國家提供礦產、能源等資源，其他國家則利用其工業能力生產出滿足需求的工業品。兩種模式的主要區別在於公平性和平等性。“美元-製成品”模式存在顯著的不公平問題，一方付出較少的勞動卻換回其他國家的勞動和資源成果。雖然美元在一定程度上扮演了公共品的角色，但美國也利用美元主導地位獲得了巨大的額外收益。而在“製成品-資源”模式中，各方相互依賴，總體平等，互有所需，即使存在摩擦和矛盾，也能通過協商達成共識，沒有國家能夠使用霸權迫使其他國家屈從。第三，新型全球化的治理機制正從傳統多邊機制轉向新型多邊機制。川普政府的“退群”行為和對全球多邊制度的質疑，引發了全球經濟機制的廣泛合法性危機。美國政府不僅忽略和動搖了傳統多邊國際機制，還積極打造以自身為中心的雙邊和“小多邊”機制。例如，在雙邊層面強化美歐貿易和技術委員會，在小多邊層面建立“晶片四方聯盟”。這些小多邊機製成員少，封閉性強，意識形態屬性明顯。在這種情況下，“全球南方”國家為了提升國際制度的可靠性，兼顧效率和公平，開始參與創設新型多邊機制，力爭使其發揮更大作用。以金融領域的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為例，自2013年成立以來，其投資總額逐年增加。2023年投資首次超過100億美元，批准的投資項目總額突破500億美元，達到504.7億美元。此外，金磚國家合作機制是“全球南方”合作的典範，其在推動南南合作中發揮了引領作用。圖片來源：中國日報(中國觀察智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