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人今日網）據最新資料顯示，2026年1月全美裁員浪潮持續高漲，裁員人數飆升至2009年以來最高水平。加州則在1月經歷相反趨勢，失業人數放緩。加州1月失業情況放緩（圖源: latimes.com）1月全美裁員潮持續高漲，但加州在同月失業人數有所放緩。根據職業顧問公司Challenger Gray & Christmas資料顯示，全美僱主1月宣佈裁員10萬8千4百35人，是去年同期的兩倍多。1月的裁員總數是自2009年金融危機爆發以來的最高紀錄。據Challenger公司稱，全美範圍內，僱主1月宣佈的招聘計畫僅為5千3百零6人，是自2009年開始追蹤招聘計畫以來的當月最低水準。經濟學家指出，關稅和持續的通貨膨脹是拖累經濟成長的因素。相較之下，經濟規模龐大的加州1月失業情況放緩，宣佈裁員的人數減少，為8千2百86人，比去年同期減少近三分之一。去年加州遭受了科技和娛樂業的重創，以17萬5千7百61個失業崗位居全美各州之首。加州的失業人數僅次於華盛頓特區。2025年的裁員潮使加州的失業率在一年內上升了0.3個百分點，達到5.6%，之後在12月份回落至5.5%。2026年1月資料顯示，加州失業情況整體步調正在放緩。 (洛杉磯生活互動)

Gavin Newsom Is Playing the Long Game加州州長一直被視為民主黨在2028年大選中的最佳人選。但首先，他必須說服選民：自己不僅僅是個油滑的建制派政客。本文即將刊登於2026 年 2 月 9 日的《紐約客》雜誌，印刷版標題為“The Long Game.”作者：內森·海勒（Nathan Heller）於 2011 年開始為《紐約客》撰稿，並於 2013 年正式成為該雜誌的專職撰稿人。“他一直非常謹慎，避免讓自己陷入一種負面因素變成負擔的境地，”舊金山前市長威利·布朗說道。照片由傑夫·明頓為《紐約客》拍攝。去年11月，在聖地亞哥一處工會大廳裡，身材高挑、髮型一絲不苟的加州州長加文·紐森站在一旁，身穿白襯衫捲起袖子，等待輪到自己上台發言。當工會領袖們講話時，他的目光謹慎地掃過全場。加州歷任州長往往以光鮮形象示人，卻常刻意反其道而行之：阿諾德·施瓦辛格曾以扛著火箭筒的形象聞名，後來卻搖身一變成為西裝筆挺的政策專家；傑瑞·布朗一度是“流行政治”的代表人物，最終卻成了脾氣乖戾的老派政客。而對紐森——這位中年男子，擁有一個龐大的年輕家庭，渾身散發著事業有成的光環，且大多數日子裡頭髮上抹的奧裡比（Oribe）髮蠟足以為一份上好的蟹肉沙拉調味——他的挑戰在於既要顯得謙遜，又要流露出關切之情。他聽人講話時會微微聳肩，彷彿要縮小自己的身形；點頭時則會從腰部彎下身子——不只是表示贊同，更像是在致以細微而感激的鞠躬。“我想大家都知道我們為何聚集於此，”他接過麥克風說道。當時距離加州一場全州特別選舉還有幾天，紐森正對加州家庭護工工會的地方分會發表講話。該組織成員多為有色人種女性，當天特地集會歡迎州長。“川普知道他將在中期選舉中落敗，”他說，“他知道，就在明年此時，眾議院議長將不再是約翰遜，而是哈基姆·傑佛瑞斯。他也明白，我們所熟知的那個總統任期——”他意味深長地放慢語速——“即將終結。”過去幾周，紐森一直在為一項名為“第50號提案”（Proposition 50）的全州公投奔走呼籲。該提案旨在重新劃分加州選區，預計將新增五個傾向於民主黨的席位。早年從政時，他曾潛心研究博比·甘迺迪和比爾·克林頓的演講技巧。如今站在講台後，他的手勢仍略顯排練痕跡；但一旦手持麥克風在台上走動，他便如拳擊手般移動：雙臂平行抬起，手腕相對，右手橫跨至左肩，彷彿在格擋；每當講到高潮處，他的膝蓋還會輕輕彈跳。“他甚至在投票開始前就想操縱選舉，”他談及總統的選區重劃圖謀時說道，“他對德州州長格雷格·阿博特說了什麼？他說：‘我理所當然——對，就是理所當然——應該得到五個席位。’要知道，在美國歷史上，從未有那位總統使用過這樣的措辭。”第50號提案意在抵消德州共和黨通過選區重劃獲得的優勢（該優勢將持續至2030年），對紐森而言，這標誌著他經歷了一場異常動盪的一年後的收官之舉。2025年1月7日，帕利塞茲山火燃起三個半小時後，他站在附近街道上，周圍火星紛飛，協調指揮了加州歷史上規模最大的一次滅火行動。五個月後，洛杉磯爆發抗議ICE突襲的示威活動，川普總統未經州長批准，擅自將四千多名加州國民警衛隊成員聯邦化。紐森隨即提起訴訟——這是加州針對川普第二屆政府發起的第54起訴訟。同年8月中旬，州長的官方X帳號開始模仿總統那種混亂、浮誇、全大寫的推文風格嘲諷對方（例如：“唐納德‘塔可’·川普，正如許多人稱呼他的那樣，‘錯過’了最後期限！！！”）。月底，紐森宣佈啟動加州選區重劃運動；此後半年，他的支援率飆升了十個百分點。這些事件使他獲得了現任州長罕見的全國性聲望。目前各類民調加權平均顯示，在“若現在舉行民主黨總統初選你會支援誰”的問題上，紐森與前副總統卡瑪拉·哈里斯的支援率不相上下——而在此階段，這類民調通常僅反映知名度高低。“要麼有脈搏，要麼沒有；要麼有脊樑，要麼沒有，”舊金山市民領袖、市監事候選人曼尼·耶庫提爾（Manny Yekutiel）告訴我，“他正在提醒人們：民主黨是有立場的。我們也能玩這場遊戲。我們也可以發煽動性的推文！”在聖地亞哥的工會大廳裡，紐森突然轉身說道：“唐納德·川普這周待在海湖莊園。沒人願意跟他一起競選！”他讓歡呼聲持續片刻，隨後補充道（他曾經歷過一段托尼·羅賓斯式的自我激勵時期）：“未來不在我們面前，而在我們內心。”本月晚些時候即將出版的回憶錄《匆忙的年輕人》（Young Man in a Hurry）中，他試圖將自己的人生軌跡——從充滿希望卻飽受困擾的童年，到就任“這個最大膽、最神奇、最受詛咒也最受祝福的州”領導人前夕——與一個仍在尋找方向的國家的需求相契合。2023年1月，紐森攜妻子詹妮弗·西貝爾·紐森及四個孩子出席了他的第二次州長就職典禮。紐森曾向一位同事透露，他從小就夢想成為州長。照片由亞隆達·M·詹姆斯/《舊金山紀事報》/美聯社提供。多年來，紐森一直營造出一種“意外從政者”的形象。他常提到自己二十多歲時曾是一名葡萄酒企業家：在豪門商人兼作曲家戈登·蓋蒂（Gordon Getty）的支援下，他先後創辦了一家葡萄酒商店、一家咖啡館，以及名為“胖傑克”（PlumpJack，取自莎士比亞《亨利四世》第一部分中福斯塔夫的綽號）的葡萄園和其他項目。如今，他通過一個旨在避免利益衝突的盲信託，仍持有諸如“福斯塔夫管理集團有限公司”等衍生企業的股份。他告訴人們，如果明天政治生涯結束，他會重返商界，並稱那將是一種解脫。但幾乎沒人相信這種姿態，因為紐森或許是葡萄酒圈中最不像福斯塔夫的人：他清晨七點就開始發簡訊；每天穿衣打扮都如同要去參加可能改變人生的會議；他的資產每年被動收入超百萬美元，足以舒適生活，但他卻每周堅持記政策筆記、站在邊境烈日下——似乎已將公共事務的辛勞內化到極致，甚至連調侃總統那些瘋狂推文這類簡單樂趣，也變成了州府職責的一部分。1996年，28歲的紐森首次踏入政壇時，人們普遍認為他雖會有所成就，卻難以登頂——太過油滑、太過時髦、太過傲慢，普通民眾難以與之產生共鳴。（當時一位對手曾對我說：“他誤入歧途，屬於精英階層。”）三十年過去，這一批評未變，但他的前景已截然不同。如今58歲的紐森從未輸過任何一場選舉。他連續擔任行政職務逾二十年，即將完成作為美國人口最多、實力最強州領導人的第二個任期。其支援率常年徘徊在50%以上，而他推動的國會選區重劃運動，已成為今年秋天民主黨奪權戰略的核心。本應是“跛腳鴨”之年的此刻，州長反而加速前行，令觀察人士不得不重新審視一個長期存在的問題：加文·紐森究竟圖的是什麼？“加州就是美國，只是更甚而已，”去年9月氣候周期間，紐森在紐約與比爾·克林頓同台時表示。兩人皆著深藍色西裝，中間放著一隻擺滿同色馬克杯的小桌。“這是全球最多元民主國家中最多元的州。我州27%的人口出生於海外。我們踐行多元主義——這是我們引以為豪之處。”觀眾為多元主義鼓掌；紐森繼續說道：“我們在每個關鍵產業都佔據主導地位。沒錯，我們是世界第四大經濟體，年經濟產值達4.1兆美元，但我們更擁有最多的工程師、科學家、諾貝爾獎得主和風險投資，以及全球最優秀的公立高等教育體系。”他張開雙臂，彷彿在清理桌面，“我們沒有對手。”整個20世紀，加州曾是個搖擺州：在25次總統大選中，14次支援共和黨。但過去十五年，它已成為民主黨的堅固堡壘，這一時期恰逢其經濟繁榮加劇，同時也招致保守派更猛烈的攻擊。疫情以來，共和黨人常站在舊金山街頭，指著無家可歸者渲染末日景象，聲稱這是民主黨治理失敗所致。紐森則持相反觀點。自上任首年起，他便將加州塑造成民主黨理念的“生態箱”——將生殖權利寫入州憲法、維護庇護州政策、推動警察改革——同時強調成功而非失敗。作為藍營經濟最接近的試驗場，加州孕育了全美約半數估值超10億美元的“獨角獸”初創企業；就連曾高調因稅收和監管逃離加州的科技巨頭如埃隆·馬斯克，也已回歸創辦人工智慧公司。“如果加州成功，共和黨的治國理念就站不住腳，”紐森辦公室前副幕僚長傑森·埃利奧特（Jason Elliott）告訴我，“我們駁斥了他們的核心論點：多元主義必然導致失敗，完全不受監管的資本才是增長的唯一途徑。”他補充道：“這讓他們氣得發瘋。”加州州長通常並非國際領袖角色，但紐森賦予了這一職位國際影響力。2019年就職三個月後，他訪問薩爾瓦多，會見該國總統及當選總統；2023年10月7日襲擊事件後，他飛往以色列會見本雅明·納坦雅胡（事後稱自己“並非其忠實粉絲”）——他既肯定以色列自衛權，又譴責加薩平民傷亡，並向當地運送了百余托盤醫療物資。“他明白加州是美國與東方大國競爭的關鍵前沿之一，”領英（LinkedIn）創始人裡德·霍夫曼（Reid Hoffman）告訴我。2023年紐森支援率低迷時，有評論員稱加州民眾感覺被他的頻繁出訪“排除在外”。然而，在華盛頓盛行本土主義與貿易衝突的當下，紐森曾被視作拜登時代虛榮分心之舉的“影子外交”，如今卻有了新意義。上月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期間，州長竟被拒之於美國展館門外——他原定在此發表演講；其團隊指責白宮從中作梗，而白宮則稱毫不知情。某些情況下，紐森的立場隨視野拓寬而轉變。2016年任副州長時，他主張關閉加州中部的迪亞布羅峽谷核電站，以推動清潔能源轉型；但成為州長後，他卻力主保留該電站，理由看似矛盾：清潔能源太過重要，不能冒險依賴尚未成熟的技術——電網一旦崩潰，恐被迫重回化石燃料，從而損害整個轉型計畫的公信力。自2004年出任舊金山市長以來，紐森從未更換手機號碼，手機通訊錄存有9022名聯絡人。他不斷與其中大量人士保持聯絡，以拓寬視野。“就像他的焦點小組，”前州長幕僚長吉姆·德布（Jim DeBoo）告訴我，“他的媒體消費極度右傾——我當幕僚長時，整天只看福克斯和Newsmax。”（如今，紐森每日閱讀一份彙總右翼部落格的晨間簡報《Righting》。）他能敏銳捕捉政治風向的細微變化。“疫情初期，他反覆告訴我：‘犯罪問題——這裡有問題，’”德布回憶道。當時他查閱最新犯罪資料，未見異常，便未予重視。隨後新資料公佈，顯示疫情期間商店盜竊和汽車盜竊激增，犯罪問題迅速成為頭條新聞。去年3月，紐森判斷風向，推出播客《這就是加文·紐森》，首期嘉賓竟是右翼網紅查理·柯克（Charlie Kirk）。節目中，他稱跨性別運動員參加職業女子體育賽事“極不公平”。此言連同整場訪談，招致進步派強烈批評，認為他是在討好右翼選民。“我因此失去不少好友——他們覺得這是背叛，”某日下午在薩克拉門托辦公室，紐森告訴我。但他接著說：“我當時想，為什麼我們不去組織校園活動呢？這傢伙挺有意思。”身高六英呎三英吋的他蜷縮在一張藍灰色沙發角落，身體彎成“S”形，雙膝側向一邊。“我和團隊‘無法找到’所謂公平的解決方案。去年我們提出折中方案——頒發多個獎牌——結果似乎激怒了所有人。”他苦笑著說道。公開場合，紐森常坦率談論自身失誤，強化了自己作為熱情過度、略顯笨拙受害者的形象。但有人認為他謀劃更為深遠。“他一直非常謹慎，避免讓自己陷入負面因素變成負擔的境地，”舊金山前市長威利·布朗（Willie Brown）表示。以查理·柯克訪談為例。若紐森兩年後參選總統，勢必面臨右翼慣用的指控：加州人都是喝拿鐵的素食左派。“民主黨人被2024年慘敗深深創傷，我能想像很多人會說：‘我們絕不再搞加州那一套了，’”民主黨競選策略師兼政治分析師詹姆斯·卡維爾（James Carville）告訴我，“他必須證明自己能在中西部立足——既能適應淡水（指內陸），也能適應鹹水（指沿海）。”一位有記錄顯示曾與MAGA（讓美國再次偉大）支持者對話並分享部分立場的候選人，或許更容易做到這一點。（紐森播客接下來兩期嘉賓分別是邁克爾·薩維奇（Michael Savage）和史蒂夫·班農（Steve Bannon）。）再看紐森通往州長之路。2009年春，時任市長的他是唯一主要民主黨候選人，獲比爾·克林頓背書。但前州長傑瑞·布朗組建委員會，考慮再度參選。紐森隨即退選，轉而競選副州長，在布朗陰影下耐心等待進入薩克拉門托的機會。克製成為他通往權力的道路。六年後，當芭芭拉·博克瑟（Barbara Boxer）宣佈退出參議院時，紐森竟在臉書發帖稱自己不想要這個職位。“坦誠總比故作神秘好，”他寫道。此舉雖退出競爭，卻將這個需半年離州履職的強勢參議員席位留給了其他新星，如卡瑪拉·哈里斯。第50號提案可視為類似策略：既是出於真誠對白宮選區重劃的回擊，也是精明的政治佈局。若提案通過，既能證明紐森有能力發動一場勝算渺茫的動員戰役，又能展示他團結分裂政黨的能力。州長在選舉前發佈的視訊中，從巴拉克·歐巴馬到亞歷山德里婭·奧卡西奧-科爾特斯（Alexandria Ocasio-Cortez）、伊麗莎白·華倫（Elizabeth Warren）等民主黨人均表態支援。選舉日前周六，紐森在洛杉磯會議中心舉行選區重劃集會。明尼蘇達州參議員艾米·克洛布徹（Amy Klobuchar）發表演講；德州國會女議員賈斯敏·克羅克特（Jasmine Crockett）——川普政府的直言批評者——蹬著細高跟牛仔短靴登台盛讚州長：“他看到德州發生的事，說：‘在我的任期內絕不允許！’”哈里斯現身助陣；壓軸登場的紐森向人群拋擲印有“TRUMP IS NOT HOT”（川普並不性感）字樣的白T恤，並熱情洋溢地談論提案如何“凝聚了這些傑出民選領袖”。“紐森當總統！”人群中有人高喊。州長輕拍胸口——承認卻不接受——繼續講話。舞台左側的高台上，二十名網紅正向各自受眾直播。“這是我們如今一切工作的優先事項，”高級政治顧問林賽·科比亞（Lindsey Cobia）告訴我。紐森認為MAGA運動已掌握一種持續不斷的環境式資訊傳播，而民主黨尚未學會；他專注向網紅輸送敘事（主串流媒體消費者大多看不見），這或許部分解釋了他的高知名度。“他如今大部分時間都在和這些人交談，而非傳統記者，”科比亞解釋道。她與其他幕僚合作撰寫紐森那些模仿川普風格的推文，但有些笑點——比如關於“紐森跪墊”（Newsom Kneepads）的系列玩笑（“滿足你所有向川普卑躬屈膝的需求”）——純屬紐森原創。去年，紐森個人社交媒體帳號新增超五百萬粉絲，獲得數十億次觀看與曝光。其團隊估算，洛杉磯集會通過網紅直播盒傳達到1.5億觀眾。“而如果我今天下午上傑克·塔珀（Jake Tapper）的節目呢？”政治顧問肖恩·克萊格（Sean Clegg）告訴我，“我他媽只對著加州八萬人說話。”紐森的父親威廉·A·紐森三世（William A. Newsom III）是典型建制派律師。其家族19世紀從愛爾蘭移民至舊金山，融入其他雄心勃勃、熱心公益的天主教社群。紐森形容外祖父（綽號“老闆”）與1960年代大部分時間擔任州長的帕特·布朗（Pat Brown）關係“如此緊密”——他十指交扣示意。兩人友誼始於紐森為布朗競選舊金山地區檢察官助選；布朗任州長期間，授予紐森與其合夥人約翰·佩洛西（John Pelosi，即未來眾議員南希·佩洛西的公公）在奧林匹克谷（當時稱“斯闊谷”）經營滑雪場的特許權。高中時期，紐森的父親比爾（Bill）結識戈登·蓋蒂（Gordon Getty）與小約翰·保羅·蓋蒂（John Paul Getty Jr.）——後者父親當時即將成為世界首富——並終生保持親密關係。1975年，比爾先由帕特·布朗之子傑瑞任命為高等法院法官，後升任上訴法院法官。比爾擁有兩個文學學位。“他是個十足的知識分子，備受敬仰，”紐森的妹妹希拉里（Hilary）說。民主黨籌款圈從未遠離這個家庭。加文與希拉里父母在加文三歲時分居。母親特莎（Tessa）最終帶孩子們搬離舊金山馬裡納區的家宅，在金門大橋另一側郊區科特馬德拉（Corte Madera）的平地上買下希拉里所稱的“一間灰色小屋”。為維持生計，特莎有時收租客，一度同時打三份工。在《匆忙的年輕人》中，紐森回憶這段歲月“清貧至極”——“我們靠大碗通心粉奶酪養活自己，對此毫不在意”——偶爾因與蓋蒂家族度假而稍顯亮色。一些前友人認為這種描述是對優渥青春的戰略性重塑。（有人稱之為紐森的“我生來是個貧窮黑人孩子”故事——暗指史蒂夫·馬丁1979年喜劇《傻瓜》（The Jerk）中的戲仿開場白。）比爾搬至太浩湖附近幾小時車程的小鎮，孩子們最多每月見他一次。交接地點常在灣區外圍瓦卡維爾（Vacaville）的“堅果樹”（Nut Tree）遊樂園——一個位於兩地之間的中轉站。希拉里回憶：“每次媽媽接我們回去時，加文總會緊緊抱住父親的腿哭泣。”紐森患有嚴重閱讀障礙。起初父母送他就讀法語雙語學校，後轉入其父曾就讀的法語天主教學校聖母勝利學院（École Notre Dame des Victoires）。到三年級時，他對閱讀和數學的困難已焦慮至極。“我假裝生病，因為討厭學校、壓力大，他們總得提前接我回家，”他回憶道。後轉至馬林縣公立學校，他成了個瘦弱害羞、留著鍋蓋頭的男孩。“他總說自己笨，”妹妹說，其他孩子似乎也認同。“那些傢伙老說：‘如果你找你哥，他正吊在路燈桿上，內褲掛在頭上。’”初中時，紐森決心重塑自己為運動員。《洛奇》（Rocky）剛上映，他便效仿主角——跑山坡、喝生雞蛋、學拳擊。妹妹記得無數夜晚聽著他在外反覆練習投籃：投、投、投、投。學會閱讀同樣是一場壯舉。某日下午在辦公室聊及閱讀障礙時，他給我看一疊前一晚閱讀材料的列印稿——幾乎每個詞都被劃線標註。他翻閱回憶錄校樣，只見整頁密密麻麻的劃線——“只有這樣，”他說，“我才能讀任何書，那怕是自己的。”他又拿出一疊橫線紙，上面佈滿手寫筆記：他會將所有劃線內容抄寫到記事本上。1992年，紐森（中）與彼得·蓋蒂和比利·蓋蒂在PlumpJack葡萄酒商店的開業派對上。照片由史蒂夫·卡斯蒂略/《舊金山紀事報》/蓋蒂圖片社提供。接著，他取出一摞厚如三明治的淡黃色索引卡，上面是他潦草的字跡。從橫線紙上，他提煉內容二次謄抄至卡片。“然後，”他指著頭部說，“這些就直接進到這裡了。”這種劃線、抄寫、再抄寫的過程，構成了紐森工作生活的支柱。他每天90分鐘通勤（從馬林縣肯特菲爾德家中——與紀錄片導演妻子詹妮弗·西貝爾·紐森（Jennifer Siebel Newsom）及四個孩子同住——至薩克拉門托，通常每周過夜一兩次）都在州長專用SUV後座做筆記。會議間隙及晚餐後，筆記本與卡片便會現身。他形容由此產生的“成百上千乃至上萬張紙”曾長期堆在汽車後備箱充當配重；如今它們佔據州長辦公室外一個非正式檔案室，按他自創的分類系統存放。若有顧問說了令他生疑的話，他常會消失在檔案室，帶著資料夾（“裡面有各種標籤之類的東西，”傑森·埃利奧特驚恐地告訴我）現身，抽出一張筆記證明該顧問數月前說過相反的話。因閱讀困難，紐森極少發表長篇書面演講，而是依靠記憶。（他將提詞器上的文字行視為單個圖像，如漢字般幫助回憶下一行。）林賽·科比亞告訴我：“一場四小時的播客，從UFO聊到協助自殺政策，對他而言其實比朗讀十分鐘演講更自在，因為閱讀障礙。”灣區國會女議員拉蒂法·西蒙（Lateefah Simon）回憶2020年民主黨全國代表大會期間，她與紐森共用顧問團隊。“他們去幫他準備演講——通常半小時搞定——結果我三個小時都沒見到人，”她說，“他非要一遍遍重來。”西蒙25年前認識紐森時，她是“青年女性自由中心”主任，代表未成年司法系統中的女孩。她曾拿著擴音器在他辦公室外抗議其福利政策。“民選官員從不出來見你，”她說。但紐森出來了，認真傾聽抗議者訴求長達一小時。“最後他說：‘我的辦公室永遠向你們所有人敞開。’”西蒙開始關注他的記者會。“我會告訴成員：‘記下他的資料，我們來核對——因為他從不看筆記！’”紐森的資料經得起檢驗；他能如自己所說“深入鑽研”幾乎任何話題，稍有機會便滔滔不絕，常給人留下精力遠超聽眾承受力的印象。競選途中，紐森腦中備有一疊“提示卡”，如同爵士鋼琴家依據和弦譜即興發揮。他的語言表達有時頗為怪異。（“法治而非唐治，我希望人們已開始醒悟”是他多次重複的句式。）如今擔任胖傑克聯合總裁的希拉里認為，他展示冷僻知識是一種補償行為。家中公認她更像那位才華橫溢、魅力非凡的父親。“我媽極其害羞，總告訴所有人加文像她——但她對自己超級苛刻，”她說，“我覺得他內心有種沉默的反抗，想說：我才不像那樣。”高中時，他受電視劇《雷明頓·斯蒂爾》（Remington Steele）啟發，開始梳油頭、穿西裝、拎公文包，試圖效仿那個時代打磨精緻的男性權力偶像，卻活脫脫像個亞歷克斯·P·基頓（Alex P. Keaton）。“我記得付他五美元，讓他陪我去聖拉斐爾的李維斯店買一條‘縮水合身’牛仔褲，因為我想：‘你在高中對我運氣不利，’”希拉里說。從問題兒童到疏離的企業家，如今傳聞有意角逐更高職位的紐森，有機會成為美國首位X世代總統。如今，紐森的政治顧問們以他四十年如一日使用髮膠，作為其“忠於真我”的證明。肖恩·克萊格告訴我：“紐森的呈現方式就是真實的紐森！”這種論點並非完全令人信服，因為一個上學帶西裝公文包的少年，其實只是穿著紐森自己所比作的“戲服”。州長在最親近的人面前仍會卸下這層油亮外殼。摯友洛裡·普奇內利·斯特恩（Lori Puccinelli Stern）說，他下班後“根本看不到髮膠瓶。他的頭髮很長。我總說，給他戴上小眼鏡，就是成年版哈利·波特。”紐森有時更像政界的湯姆·克魯斯——成功多於受愛戴——他竭力向人們表明：那個風度翩翩、富有親和力的交際花形象，是他自我塑造的角色，而非與生俱來的本性。（“所以我寫了本書，”他告訴我。）這種資訊能否跨越政治光譜引發共鳴？“他將自己定位為敢於迎戰所有對手的人，目前這在民主黨內部很受歡迎——唯一挑戰這一定位的是普利茨克（Pritzker），”詹姆斯·卡維爾說，指伊利諾伊州州長。“對紐森的問題是：他能否走進南卡羅來納州的黑人教堂並打動聽眾？這尚待觀察。”去年選舉日，州長順道拜訪通訊顧問辦公室，癱坐在椅子上。那天早上首場會議前，他花了三小時研讀電動汽車政策，倍感壓力。“每天這樣開始真是地獄，”他說，“我能讀多少書啊！文學！哲學！老實說，我常思考人生。我本可以讀完整個國會圖書館。我本可以成為某個人！我本可以擁有智慧！”通訊顧問鮑勃·薩拉迪（Bob Salladay）——前調查記者——點頭附和。紐森童年殘留的羞澀，體現在他偏愛表演喜劇段子，通常以反諷自憐的基調呈現，以此避免更直接的情感交流。他當天穿著白襯衫、灰藍色西褲，繫著一條打出標準四手結的藍領帶，領結處有兩個清晰酒窩。社交媒體男裝達人德里克·蓋伊（Derek Guy）曾在一篇關於紐森領帶的文章中稱他為“當今少數真正懂得如何打領帶的政治家之一”。“這傢伙可不是鬧著玩的，”紐森嚴肅地說起川普總統。他刻意低頭，嘴角閃過一抹變幻莫測的微笑。年輕時，媒體常形容他有電影明星般的俊朗外貌。他確實如明星般運用自己的面容：其謹慎與精準程度，堪比多數人操作電動工具。“我們預言的一切都發生了，”他說，“我們說他會在選舉日派ICE出動——他在洛杉磯就這麼幹了。”前一天有報導稱，約百名ICE及邊境巡邏特工被部署在道奇體育場附近；紐森認為這是為恐嚇選民。網上流傳視訊顯示，聯邦特工在家居建材店（Home Depot）外拘捕一名美國公民後，竟開著他的車離去，後座安全座椅上還綁著他的幼童。“我當時真的渾身發抖，”紐森說，“還有那些拍攝者哭喊著：‘你們到底是誰？你們是什麼人？’”他皺眉道，“這些就是專制行為。”州長更深地陷進椅子裡，似想轉換情緒，告訴薩拉迪自己在讀沃爾特·惠特曼（Walt Whitman）。他提及詩作《哦，我！哦，生命！》（O Me! O Life!），其中敘述者認定生命的意義在於盡己之力。隨後他略顯窘迫地停頓：“沃爾特·惠特曼——天那！我快變成我父親了。”紐森任職舊金山期間，力推“關愛而非現金”（Care Not Cash）計畫。這項頗具爭議的無家可歸者救助措施旨在用心理健康、藥物濫用和住房服務取代該縣大部分現金福利。照片由賈斯汀·沙利文/蓋蒂圖片社提供。當天，媒體已在不遠處的加州民主黨總部架設攝影機。夜幕降臨時，紐森團隊齊聚州長官邸（他並不居住於此）等待計票結果。州長辦公室向媒體透露重劃提案預計以10個百分點優勢通過，但內部民調顯示領先幅度接近15至20個百分點。CNN與美聯社在投票站關閉後立即宣佈結果。該提案最終以29個百分點大勝——“不僅是勝利，更是壓倒性勝利，”曾任加州州務卿（主管選舉）的參議員亞歷克斯·帕迪利亞（Alex Padilla）告訴我。在紐約新當選市長佐蘭·曼達尼（Zohran Mamdani）發表勝選演說清空電波後，紐森攜妻子亮相。面對密集鏡頭，他宣佈勝利並呼籲其他藍州效仿加州。“今夜，秉承惠特曼的精神——他說過‘偉大的戲劇繼續上演’——我們都必須貢獻自己的詩句，”他說，“因此我們需要弗吉尼亞州、馬裡蘭州，需要我們在紐約、伊利諾伊和科羅拉多的朋友。”他嚴厲的目光逐一掃過各攝影機，“一切都懸於一線。”紐森的政治之路始於零售業。1992年，他與兒子比利合夥，在戈登·蓋蒂等人提供的1.5萬美元初始投資支援下，開設了“胖傑克”（PlumpJack）葡萄酒商店。這家店率先推行親民定價策略，並開創了如今司空見慣的“資訊密集型銷售”模式（比如：“這款酒的風土特色在於……”）。它正好趕上了雅皮士（yuppie）消費浪潮的興起，紐森也首次感受到創造的力量。直到今天，他仍樂於宣稱自己普及了螺旋瓶蓋葡萄酒。1995年，威利·布朗當選舊金山市長。他手握數百個職位任命權，而紐森因在非正式場合將布朗引薦給自己的社交圈（包括蓋蒂等人）而脫穎而出。紐森委婉地表達了希望加入電影委員會的願望，但布朗卻未經徵詢就直接任命他進入停車與交通委員會。“我說，‘我相信他足夠聰明，願意接受這份工作，’”布朗回憶道。1997年，在兩次選舉之間出現市監督委員會席位空缺時，布朗再次任命紐森填補該職。“當時我確實想推動多元化，”布朗告訴我，“而舊金山監督委員會裡連一個異性戀白人男性都沒有。”這個由11人組成的市立法機構幾十年來一直因左翼與中左翼派系內鬥而動盪不安。紐森憑藉其與蓋蒂家族的關係和一身西裝革履的商人形象，立刻引起左翼同僚的警惕。“頭幾周，我覺得他傲慢又自負，”由活動人士轉任監督委員的湯姆·阿米亞諾告訴我。另一位偏左的監督委員艾倫·佩斯金則說，紐森總是猶豫不決，彷彿在等待新資訊的到來。“他說‘是’其實意味著‘否’，說‘否’反而可能是‘是’，說‘也許’基本等於‘不行’，”佩斯金說，“大家都覺得：千萬別指望他投出關鍵的第六票。”紐森對自己看似反覆無常的態度有不同解釋。“我對兩黨中的教條主義者都感到難以相處，”他說。在監督委員會任職期間，他越來越厭煩那些一邊抱怨系統性問題、一邊又盲目追隨志同道合者的人。“我當然意識到存在系統性挑戰，”他告訴我，“但在舊金山從政初期，我看到太多受害者心態，簡直筋疲力盡。我想問的是：為什麼我們不去做那些真正能解決問題的事？”政治上的實用主義，是從期望的結果倒推行動，而非從抽象理念出發。紐森首次重大實用主義嘗試是一項名為“關懷而非現金”（Care Not Cash）的無家可歸者治理措施，用心理健康、戒毒和住房服務取代大部分現金福利。數十年來，街頭露宿問題一直是舊金山一道複雜的難題。紐森主動請纓，前往紐約和芝加哥考察當地的無家可歸者項目。回到舊金山後，他會見了海特-阿什貝瑞免費診所的負責人——該診所服務大量無家可歸患者。對方建議紐森在每月1日和15日（政府發放福利支票的日子）前來探訪。那幾天藥物過量案例激增。“他對我說：‘你們這是在殺人，’”紐森回憶道，“那一刻，我的想法徹底改變了。”2002年，“關懷而非現金”作為公投提案獲得通過，確立了紐森作為一位能“換個角度解難題”的年輕政治人物的聲譽。批評者則認為此舉更為諷刺：迎合選民懲罰街頭流浪者的衝動，剝奪他們自由支配或儲蓄現金的能力，代之以無法變現的服務，並導致臨時收容所供應緊張。阿米亞諾稱該項目是“一種噱頭，而且極其不人道”；紐森甚至收到死亡威脅。政策顧問傑森·埃利奧特則認為，紐森的做法是時代的產物。“如今‘永久性支援性住房’已被廣泛接受，但在25年前並非如此，”他說。短期內，無家可歸人數確實有所下降。然而，加州乃至舊金山的無家可歸問題並未消失；相反，它已成為日益嚴重的全美危機。紐森喜歡指出，他出任州長時，加州根本沒有全州統一的無家可歸者政策。他一口氣列舉了任內推出的多項舉措：從尋找住房的專項補助到監護制度改革。在住房問題上，州長一直是州參議員斯科特·維納的盟友——維納是“鄰避終結者”（YIMBY，意為“在我家後院也可以”）運動的立法領袖之一，該運動旨在通過增加住房供應緩解可負擔性危機。“他知道我們需要調整分區法規以建設更多住房，並簡化審批流程，”維納說，“你永遠不能保證州長一定會簽字，但他十次中有十次都簽了。”（批評者則認為YIMBY政策等同於向房地產開發商大開綠燈。）當我問紐森，鑑於他多年來的各種努力，對無家可歸問題的看法是否有所改變時，他堅稱始終貫穿著同一條主線，只是不斷最佳化升級。“這是一種持續迭代、試錯、不斷嘗試新方案、看那些有效的理念，”他說，“這就是我骨子裡的企業家精神。”考慮到紐森曾公開對抗川普；他雄心勃勃、精力充沛且人脈深厚；他尚未年滿60歲，育有四個孩子，妻子也越來越多地與他一同發表演講；他寫過一本白手起家的回憶錄；以及過去30年從未離開過公職——許多人確信他計畫在2028年競選總統。紐森並未否認這種可能性。“我現在沒考慮參選，但這條路我能看到它展開，”他去年夏天說——這番話被一些人認為是典型的輕描淡寫。“25年前他就透著一股‘我想當總統’的氣場，”佩斯金回憶第一次走進紐森的監督委員辦公室時，迎面就看到一座約翰·F·甘迺迪的半身像，他告訴我。2004年，南希·佩洛西曾對本刊表示她考慮過紐森未來入主白宮的可能性。（最近她告訴我已不記得說過這話，但補充道：“從領導力、遠見、價值觀、對議題的理解以及推動事務的戰略思維來看……他確實出類拔萃。”）其他人則更直白。維納對我說：“他可能會殺了我，但我認為他會參選。”威利·布朗則直截了當地說：“我認為他從第一天起就這麼打算了。”紐森勤勉地記錄著人們對民主黨2024年敗選原因的每一種解釋，目前已整理成27頁的清單。他常被描述為民主黨提名的領跑者——儘管目前尚無人正式參選，這一說法顯得有些奇怪。如果他最終成為民主黨2028年提名人，他將是繼哈里斯之後第二位獲此殊榮的舊金山政治家。近年來，這座面積僅49平方英里、人口從未超過90萬的港口城市，已誕生了一位副總統、一位眾議院議長和多位重量級議員，堪稱全美最炙手可熱的民主黨人才搖籃。這種熱度部分源於無處不在的科技產業——正如一位議員對我所說：“這裡就是當今宇宙的中心”；同時也源於草根文化對建制派的持續挑戰。舊金山已有半個世紀未選出共和黨籍的監督委員或市長，但其自由派正統內部卻由多個激情澎湃、觀點迥異的派系構成。“卡瑪拉常說，在灣區競選就像電話亭裡的刀戰，”曾在地區檢察官辦公室為哈里斯工作的拉蒂法·西蒙說。2004年紐森接任市長時，被視為連接舊金山傳統與新興創業精神的橋樑。“他並非局外人，但願意另闢蹊徑，”一位助手說。當時，LGBTQ群體正處於政治搖擺期：一邊是歷史悠久的左翼邊緣政治傳統，另一邊是伴隨職業成功而崛起的中左翼利益訴求。隨著同性婚姻辯論升溫，紐森與市政官員合作修改婚姻登記表格，並為一對女同性戀伴侶安排了儀式。當晚，他們為數十對同性伴侶辦理了結婚登記；隨後數千對跟進。這些婚姻的消息遠至澳大利亞都登上頭條。在美國，此舉卻讓紐森在黨內淪為眾矢之的。許多人告訴我，當年巴拉克·歐巴馬為競選聯邦參議員在舊金山籌款時，拒絕與紐森合影。（歐巴馬團隊否認此事。）參議員約翰·克里剛在2004年總統大選中輸給小布什，他在當地一場私人晚宴上發言。時任監督委員會主席的佩斯金回憶，聽到克里聲稱“若非紐森用這項政策疏遠選民，我本該當上總統”後憤然離席。（克里發言人否認他作過此番言論。）當我向佩洛西暗示，在舊金山為同性伴侶頒發結婚證並非多麼大膽之舉時，她指向紐森的政治生涯：“他當時冒著斷送自己前途的風險，”她說，“別搞錯——這需要勇氣。”如今，超過三分之二的美國人支援同性婚姻，證明了紐森政治直覺的正確性。但同性婚姻也體現了所謂“紐森主義”：即通過超前政策推動變革。2004年，在克林頓與小布什定義的時代，普遍認為政治魅力在於個人魅力、價值觀和“一起喝啤酒”的親和力；政策只是後續填充細節的律師式工作。而同性婚姻表明，政治吸引力可以反向流動——從大膽政策回溯到背後的政客。“加文刻意決定不讓自己成為故事的主角，”紐森長期立法助理邁克爾·法拉說，“但最終，這反而更提升了他的聲望。”與此同時，紐森的私生活卻陷入混亂。2002年，罹患乳腺癌的母親特莎選擇協助自殺離世。姐姐希拉里幾乎獨自陪伴母親度過最後時光，此後幾乎不再與他說話。“我在那裡，而他不在，”她說；他把自己埋進了工作中。“他以為只要不去面對，事情就不會發生。”洛麗·普奇內利·斯特恩形容特莎去世後的那段時期是她唯一一次見到紐森消沉。“他兩三天沒說一句話，”她說，“我們跟他說話，他也不回應。”此前一年，紐森娶了金伯利·吉爾福伊爾——當時是傾向左翼的地區檢察官辦公室職員，後來成為福克斯新聞主持人，也曾是小唐納德·川普的未婚妻（現任美國駐希臘大使）。兩人似乎想通過結合雙倍放大各自的野心，現實卻更像一場高速碰撞。當我問希拉里對這段婚姻的看法時，她脫口而出“天啊”，接著尷尬地笑了一會兒。在母親病重期間，她認為紐森“封閉”了自己的內心：“在我看來，這不是我哥哥發自內心的選擇。”2004年《時尚芭莎》刊登的一張照片——兩人身穿晚禮服在安·蓋蒂豪宅的地毯上依偎——被廣泛視為粗俗且脫離現實；二十年後，這仍是許多加州人對紐森的第一印象。照片刊登時，吉爾福伊爾已在紐約擔任法庭頻道主持人，不久後便啟動離婚程序。2007年，紐森與已婚的市委員會任命秘書發生婚外情一事曝光。該秘書隨後辭職並獲得追溯性帶薪假期補償，引發公平性質疑。更令人不適的是，她和紐森的市政廳辦公室竟包圍著她丈夫（紐森的高級助手）的辦公室。面對曝光，紐森宣佈：“你們聽到和讀到的一切都是真的”——這種罕見的全面認錯反而消解了進一步追查的興趣。九個月後，他成功連任市長。紐森擔任舊金山市長期間，於2004年頒發了同性婚姻許可證；圖中是2008年，他為德爾·馬丁和菲利斯·里昂慶祝，他們是第一對在市政廳登記結婚的同性伴侶。照片由金伯利·懷特/科比斯/蓋蒂圖片社提供。據多數說法，紐森與現任妻子的關係改變了他的軌跡。她成長於羅斯（Ross）——舊金山灣區富裕郊區——的一個共和黨家庭，家中五姐妹她排行第二，家族在蒙大拿州還擁有牧場。她六歲時，姐姐在一場高爾夫球車事故中喪生，當時她就在車上。2023年接受《洛杉磯時報》採訪時，西貝爾·紐森描述自己童年努力“做到完美，替父母忘記傷痛，一人扮演兩個女兒”。2006年，兩人初次約會是盲約；第二次約會則是為“窮苦老人修女會”舉辦的紅領結慈善晚宴。普奇內利·斯特恩回憶：“他打電話問我：‘你們能先在市區喝一杯嗎？’我對丈夫說：‘彼得！有個冒充加文·紐森的人居然在認真做計畫！’”他們早已習慣紐森當電燈泡。“我們去度蜜月時他居然出現在飛機上，”普奇內利·斯特恩解釋道，“我問：‘你在這幹嘛？’他說：‘你們休想不帶我度假！’”幾個月後的一次集體旅行中，紐森帶著西貝爾出現，看起來“像見了鬼似的”。“我走過去問：‘你到底怎麼了？’他說：‘太可怕了。整整五個半小時的飛行，只有我們倆，我不得不談論自己的感受！’”那時紐森已酗酒成性。他開始每天拜訪“德蘭西街基金會”主席——這是一個針對前囚犯和藥物使用者的嚴愛式康復中心。他戒酒一年多後又重新開始飲酒，據說如今已適度控制。希拉里認為，2008年與紐森結婚的西貝爾迫使他直面母親之死。“他採取了典型的愛爾蘭父親式態度：沒什麼可看的，一切都好，大家沒事，趕緊工作吧，”她說，“珍讓他學會表達自己。”當我問及這次轉變時，紐森神秘地說：“面具摘下了”——或許暗指他妻子2015年製作的紀錄片《你戴的面具》（The Mask You Live In），該片探討媒體塑造的男性氣質理想及其對男孩和男性的束縛。去年春天，紐森還在自己的播客上邀請了“美國男孩與男性研究所”主席理查德·里夫斯。“如今的年輕男孩和男性正在尋找如何做男人的劇本或故事，”里夫斯告訴我，“他們常常面臨兩種選擇：右翼鼓吹的‘這才是真男人’，或左翼近乎完全沉默——只告訴年輕人不要做什麼。”2020年，30歲以下男性中56%投票支援拜登；2024年，相同比例轉投川普。（紐森在州長選舉中深受年輕選民支援，且在全體男性選民中支援率持平。）MAGA運動在年輕男性中的支援不僅限於工薪階層。去年12月《緊湊》（Compact）雜誌一篇廣為流傳的文章提出，在媒體、學術界、科技等精英領域存在一代“迷失的千禧白人男性”，他們私下感到受歧視。“我採訪的大多數男性最初都是自由派，”作者雅各布·薩維奇寫道，“有些人現在仍是。”紐森與里夫斯對談的節目發佈當天，州長簽署行政令，指示各州機構通過心理健康項目、職業發展機會和教師等領域人才招募，支援“默默受苦”的男性和男孩。里夫斯告訴我：“我認為他想對共和黨人說：‘你們總在談論男孩和男性，但你們做了什麼？我在行動。’但他的風格本身也吸引年輕人——直率、幽默、偶爾有點冒險，隨遇而安。”這種風格體現在他與柯克（Kirk）等人的直播互動及與喬·羅根（Joe Rogan）的公開爭論中。在里夫斯看來，紐森的努力可將民主黨的未來與美國所謂“迷失”年輕男性的命運繫結。對紐森而言，這還能帶來隱性收益：將自己早年作為“迷失青年”的艱難經歷轉化為政治美德。紐森曾向埃利奧特坦言，自己從小就夢想成為州長。他以在舊金山任內推行全民醫保為政綱競選州長。（截至2023年，通過擴大加州醫療補助計畫Medi-Cal，約95%加州居民獲得醫保覆蓋；去年，紐森宣佈縮減對無證移民的醫保覆蓋。）就職數月內，他暫停死刑執行、重劃加州高鐵線路、調整大型輸水隧道項目、為首次入讀社區學院的學生提供兩年免費教育，並修訂法律促進住房建設。“通常你不該在重大事項上快速推進，因為需要時間組織選民政治和利益相關方，”埃利奧特說。紐森在副州長任內已遍訪全州，自覺“準備好了”。但他不太擅長將龐雜政績包裝成清晰的政治身份。鮑勃·薩拉迪告訴我：“我們花很多精力簡化敘事。”即便政治便利性已過，紐森仍熱情洋溢地向我盛讚拜登政府的國內議程。“他從政策角度實現的成果是跨時代的，”他說。但拜登的傳播效果出奇地糟，導致多數美國人對這套新政綱——許多人認為這是自新政以來最全面的勞工導向政策——渾然不知。紐森的最佳政策（如同性婚姻或選區重劃）如燈塔般耀眼；最差時則類似“拜登主義”：變革如織物尚未成形便已鋪展腳下，來不及欣賞。 “我以前特別沮喪，因為我會想：‘嘿！我們要免費提供社區大學教育了。今年就專注這件事，算作勝利不行嗎？’”吉姆·德布說。但紐森堅持將免費學費納入包含眾多環節的高等教育改革整體計畫——這種複雜方案很難在電視上15秒內說清。2020年2月19日，州長髮表州情咨文，聚焦無家可歸問題，承諾為住房、戒毒治療、心理健康和社會服務提供新資金——這是多維度協同破解難題的重大嘗試。但一切很快被顛覆。3月4日，一名71歲郵輪乘客死於一種新型呼吸道病毒，成為加州首例確診新冠死亡病例。紐森當天宣佈進入緊急狀態。大規模危機雖不可預見卻非不可知——總有先例或專家可詢。疫情期間，領導人卻如盲人摸象。“你能做的最好情況就是‘找埃博拉事務主管聊聊，找研究西班牙流感的歷史學家談談’，”埃利奧特說，“關閉經濟？停課？毫無先例可循。”州長在洛杉磯國際機場會見了唐納德·川普總統和第一夫人梅拉尼婭·川普，之後他們前往視察了帕利塞茲山火災區。照片由曼德爾·恩甘/法新社/蓋蒂圖片社提供。紐森轉向謹慎。3月19日，他發佈全美首個居家令。4月中旬，他提出經濟重啟計畫，但因夏季疫情反彈而撤回。“我們必須艱難討論社區疫情和企業關閉問題，”時任長灘市長、現為國會議員的羅伯特·加西亞說（他的雙親均死於新冠）。紐森的警惕使加州在第一波疫情中感染率受控，避免了如紐約州般的醫院擠兌危機（紐約2020年死亡率是加州兩倍）。但他個人的魯莽行為卻引發了州長任內首次重大危機。2020年11月，福克斯電視台曝光紐森在納帕谷參加12人無口罩生日聚餐的照片，違反他自己“避免大型聚會”的建議。其他賓客包括醫療高管和說客，場面難看；餐廳更是加州頂級的French Laundry，強化了他“特權階層違規”的形象。他雖道歉，但被封鎖多月的加州民眾怒不可遏。2021年4月，罷免州長的請願成功進入選票。“罷免是生死存亡之戰，”德佈告訴我，“選舉失敗還能再選，罷免失敗就徹底完了。”紐森組建團隊反擊罷免。肖恩·克萊格說：“我告訴他，你可以成為格雷·戴維斯（2003年被成功罷免，導致施瓦辛格當選），也可以成為斯科特·沃克（將罷免變成對反對派的公投）。”儘管請願簽名者中有民主黨選民，但主要推動者是不滿封鎖的保守派商人。由策略師胡安·羅德里格斯領導的反罷免陣營，將罷免描繪成共和黨惡意奪權。罷免以24個百分點差距失敗。近三分之二投票加州人支援紐森留任。此次行動為其政治金庫注入7000萬美元捐款，並留下強大的動員網路。（州長後來的選區重劃戰役正是由原班人馬在90天內完成。“成功部分源於已有成熟模式，”羅德里格斯說。）這次經歷也讓紐森更具鋒芒。“他的臉皮厚多了，”德布說，“這是成人政治的實戰訓練。”總體而言，關於民主黨未來最佳路徑有兩種理論。理論1認為：在川普時代，民主黨已陷入效能危機，其現有人員、戰略機制都應徹底廢棄，從富有魅力的左翼重建。當川普總統不經審判就把人送往薩爾瓦多監獄時，民主黨卻還在糾結程序正義，顯然無力應對當下。答案在於精通社交媒體的新左翼——他們不屑於文明辯論或兩黨合作，而是直擊要害，直接挑戰MAGA。是的，他們將失去富豪捐贈者、大企業和擁有媒體及護膚品牌的名流支援。但理論1認為：民主黨不需要他們。若真正擁抱“可負擔性民粹主義”，即使沒有巨額資金也能爭取因便宜牛奶而轉向川普的選民。“變革授權、新型政治授權、我們能負擔的城市授權，”扎赫蘭·馬姆達尼（依據理論一贏得紐約市長職位）在勝選演講中如此總結。另一位成功實踐者奧卡西奧-科爾特斯去年與伯尼·桑德斯在坦佩、米蘇拉、楠帕等地集會，證明他們能在中西部吸引數萬觀眾。理論2認為：此刻不宜分裂自由派聯盟。公開或暗中對MAGA感到憤怒的人群已極為龐大，需要的是能成事的動態整合者。這需要金融和產業界的合作——他們厭倦了現政府動盪的經濟與外交政策，可能支援能穩住局面的挑戰者。也需要善於激發熱情的年輕新星——這種能力不應與將理念轉化為法律的能力混淆。難道改良現有體系不比另起爐灶更好？聯盟與制度記憶正是民主黨相對於自我毀滅的共和黨的最大優勢。理論2主張：抓住這一優勢。紐森是民主黨當前理論2路徑的領跑者——這也是黨內建制派的首選，相關架構和資金管道已開始形成。去年10月下旬，選區重劃投票前兩周，斯科特·維納宣佈競選國會席位，對手竟是自己盛讚的南希·佩洛西。重劃投票兩天后，佩洛西宣佈不再尋求連任，將關注點轉向年輕民主黨人。“如果候選人不是拜登，最高法院大法官也不是金斯伯格，民主黨內部所有潛在能量都將釋放，”紐森的高級顧問告訴我。這支新興力量多為“紐森系”成員。有些人如西蒙，在掌權前就與他建立聯絡。現任眾議院監督委員會（負責調查川普政府）首席議員羅伯特·加西亞，自紐森任副州長時支援其以黑馬姿態競選長灘市長起便是政治盟友。他們多能彌合左翼與中左翼選民。墨西哥裔巴勒斯坦裔海軍預備役軍人阿馬爾·坎帕-納哈爾自2011年起與紐森保持聯絡，雖兩次挑戰南加州共和黨現任議員未果，但去年秋天宣佈第三次參選，認為選區重劃等因素改善了前景。“如果你在2018年說，身為在加薩長大的墨西哥裔巴勒斯坦人會成為今日政治資產，我會覺得你在吸毒，”他告訴我。即便在加州，紐森通往更高職位的道路也可能面臨挑戰，因有人認為卡瑪拉·哈里斯正為再次競選總統佈局。去年7月她宣佈不競選加州州長——詭異呼應了紐森早前拒絕參議員席位的先例；她對未來的曖昧態度及新近出版的回憶錄也引人遐想。更明顯的是，在選舉日前夕洛杉磯會展中心舉行的選區重劃集會上，哈里斯全程未提紐森名字。一位熟識兩人的消息人士形容他們的關係“謹慎”。對紐森最有利的局面是哈里斯儘早退場並給予背書。“若他能讓她順利退出，加州將無人再覬覦該提名——絕無他人，”此人說。紐森有感性的一面：這在其回憶錄中顯而易見。他能將氣候科學與太平洋的氣息融入同一思緒。其聯盟建構的核心信念是：激烈黨爭更多是傳播問題而非政治本質。維納回憶州長曾勸他勿理會會場最尖銳的聲音：“他說：‘你代表所有人，不只是那些有時間耗六小時聽證的人。’”但州長本人的折中做法也令一些組織者沮喪。“加州擁有超級多數席位卻未通過更多進步政策，是巨大浪費，”加州工人家庭黨創始人、灣區崛起行動組織執行董事金米·李告訴我，“因為他想競選總統，試圖讓所有人都當朋友，結果推動力不足。”在許多人眼中，紐森的妥協斡旋能力使其在分裂的加州遊刃有餘。另一些人則看到不純影響力的過往。2011年1月紐森市長任期結束時，他拖延一周才宣誓就任副州長，以便任命舊金山新地區檢察官。地區檢察官可起訴勞工、消費者、環境違法及其他商業違規行為。在舊金山，該職位常被視為受產業界守護。過去二十年唯一左翼地區檢察官切薩·布丁（建立“反勞工經濟犯罪組”並起訴DoorDash）遭罷免，其罷免運動資助者包括DoorDash主要投資人。紐森任命了一位溫和派。時任市民主黨主席的佩斯金稱此舉向大企業傳遞的資訊是：“你們很安全。順便記住，我幾年後要競選州長，記得捐點錢。”科技行業的影響力問題尤為突出。Salesforce CEO馬克·貝尼奧夫是紐森一個孩子的教父。Google聯合創始人拉里·佩奇創業早期曾借宿紐森客廳。紐森在2013年首部著作《公民城》（Citizenville）中描繪了科技創業改善政府的理想願景。當我問及外界對他與科技巨頭關係過密的看法時，他承認：“這很公平。”早期“只有拉里、謝爾蓋、埃文和比茲，”他說。在紐森看來，許多科技領袖已背離初心。“這些人變了。埃隆就是典型——我認識他多年。他們不再是我的朋友。”但他們也非敵人。當強大醫療工會SEIU-UHW發起請願，要求將對淨資產超10億美元加州居民徵收一次性財富稅列入今年選票時，紐森公開反對，稱該提案財政上不合理：長期看，按常規稅率持續徵稅比用巨額一次性稅收嚇跑富豪更能增加收入。而人工智慧（AI）爆炸式發展對紐森的平衡術構成更大挑戰。“核心問題是：誰決定這項技術的未來？誰決定它對人類的意義？”加州經濟安全政策倡導組織副主席特裡·奧爾說。她主要關注AI的社會經濟影響——誰將因此致富掌權，誰可能陷入貧困。該技術也帶來新型風險。兩年前，在奧爾和AI安全專家推動下，斯科特·維納提出監管法案，要求主要AI企業遵守預設安全標準、接受審計，並允許州檢察長追究企業責任。奧爾協助爭取到好萊塢明星支援。“馬克·魯法洛等一眾巨星告訴州長他們真心希望他簽署，”她告訴我。但多數科技巨頭強烈反對，使州長夾在加州兩大支柱產業之間。紐森否決了該法案。“我非常信任的人說：‘等等看，’”他解釋。轉而召集工作組研究AI安全，由微軟核心計算與AI實驗室前負責人詹妮弗·查耶斯、曾任加州最高法院大法官的馬裡亞諾-弗洛倫蒂諾·奎利亞爾（研究AI法律問題）及史丹佛以人為本人工智慧研究所創始人李飛飛（常被稱為“AI教母”）領銜。去年3月，工作組發佈報告草案，主張從基於責任的護欄轉向“信任但驗證”的透明度標準——“相當於要求你降低碳排放 vs 僅要求你報告碳排放量，”參與法案諮詢的AI安全組織Encode總法律顧問內森·卡爾文解釋。新框架允許民選官員根據AI技術演進動態應對問題，而非預先定義術語。“我們都相當滿意，”奧爾承認。去年夏天維納提出第二版法案時，包括Anthropic在內的部分公司甚至正式支援（OpenAI等仍尋求替代方案），紐森最終簽署。儘管總統已授權司法部阻止各州AI監管，但紐約州去年12月簽署的AI安全法案明確借鑑加州透明度模式，其他州預計跟進。拋開自身政治前途，加文·紐森究竟信仰什麼？支持者指出此類時刻：他將棘手政策轉化為聯結多元利益的橋樑。其辦公室走廊掛滿保羅·富斯科拍攝的羅伯特·甘迺迪葬禮列車照片——沿途聚集著悲痛而多元的國民。紐森如同他推崇的戰後建制派民主黨人，視州政府為美國事業的核心樞紐。對那些並非哀悼從未存在的過去、而是痛惜未兌現未來的美國人而言，時間正在流逝。甘迺迪葬禮那年（登月前一年）七歲的孩子今年將滿65歲；今年秋季入學的大學生七歲時正值川普乘金色扶梯登場。人們可寄望他們傳承火種，但對他們而言，那火種已是幽靈。這是他們認知的國家，其餘皆屬歷史。今年1月第二個星期四，紐森在薩克拉門托發表州情咨文。他提出以教育為核心的預算案，涵蓋普及過渡性幼兒園至暑期學校資金。他提到州政府推出的平價藥項目，胰島素筆售價僅11美元；並宣佈已為超六萬名無家可歸者對接服務。美國首條高鐵軌道終於在加州鋪設。洛杉磯兇殺率降至1966年以來最低，舊金山則為1954年以來最低。“是時候更新你們的說辭了，”他對MAGA批評者說。這篇一小時演講，他一周內便熟記於心。演講前夕，加州預計赤字180億美元。紐森通過不同測算稱實際為30億，但仍強調需謹慎行事。過去一年，眾多經濟學家和銀行家警告美國經濟基礎不穩，意味著2028年總統候選人可能面臨金融危機。“我思考的是‘通過經濟民主化拯救民主’——二者緊密相連，”他在辦公室告訴我。他認為普通美國人的經濟困境導致民主黨2024年敗選。“缺乏切實解決方案時，人們會抓住任何不同選項。這就是我們願意給川普再次機會的原因。”在就第 50 號提案（一項旨在抵消德克薩斯州選區劃分不公的重新劃分選區措施）進行投票前的幾天裡，紐森在一系列集會上向支持者、工會成員和有影響力的人士發表了講話。攝影：Gabriela Bhaskar / NYT / Redux自任州長以來，紐森已在全州部署近400名國民警衛隊，聚焦南部邊境。（“川普為洛杉磯撤走邊境警衛，極具諷刺意味，”紐森說。）他在移民問題上走鋼絲。作為州長，紐森已與ICE及國土安全部協調完成1.1萬起州監獄刑事驅逐移交。“這不討喜，”他說，“但絕不能容忍犯罪行為——無論是否持合法身份，犯罪都無豁免。”對於未犯重罪者，加州仍是庇護州。紐森首份預算就撥款支援聖地亞哥猶太家庭服務和天主教慈善會，為越境移民提供服務——此舉最終促使州政府投入數億美元建設移民中心。他堅稱加強邊境安全與援助抵境者並不矛盾；加州未出現如德州（專注執法）般的 不堪重負狀況。紐森稱曾警告拜登政府不控制邊境的政治代價。“我說：‘各地民主黨人都在抱怨。我去聖迭戈、去帝國縣，民眾很憤怒。你們正在失去支持者，’”他告訴我，“無論誰當選下一任總統，若執政頭兩年掌控國會卻未能解決此問題，就該下台。”去年2月在橢圓形辦公室會見川普時，總統喋喋不休談論移民。“我說：‘我支援你——廢除庇護政策吧。讓我們推行全面移民改革。問題存在僅僅因為聯邦層面不願真正解決，’”紐森告訴我。任何與紐森會面的人都會帶走一份亟待改進的政策清單。去年底，他組建團隊梳理今年加州州長候選人政策綱領，尋找可在年底前採納實施的創意。他坦言，從政一生總被人勸“專注”；但他從政一生始終拒絕。“我們沒奢侈到能專注，”他在辦公室對我說，“寄養重要，托兒重要，產前護理重要，學前教育重要，可預防疾病和慢性病管理重要，還有——”他喘口氣，雙臂揮舞，幾乎跳起來。“天那！”他突然像被靈感擊中，“真希望我能再次競選州長啊！” (邸報)

美國首個！加州宣佈：加入世衛組織全球疫情警報和反應網路據英國路透社、美國“政治新聞網”報導，美國加利福尼亞州當地時間23日宣佈，在川普政府決定美國退出世界衛生組織後，加州將成為美國首個加入世衛組織全球疫情警報和反應網路的州。報導稱，加州州長紐森23日譴責美國退出世衛組織的舉動，稱其為“魯莽的決定”，將傷害很多人。“加利福尼亞州不會眼睜睜看著這項決定將帶來的混亂，”紐森在一份聲明中表示，“我們將繼續在全球範圍內加強合作，並繼續走在公共衛生防範的最前沿”。針對川普政府此前宣佈退出世衛組織的決定，紐森還稱，加州成為第一個加入世衛組織全球疫情警報和反應網路的美國州。紐森 資料圖 圖源：美國公共廣播公司據報導介紹，世衛組織全球疫情警報和反應網路由360多個技術機構組成，通過向受影響國家（地區）派遣人員和調撥資源來應對公共衛生事件。川普2025年1月20日簽署行政令，宣佈美國退出世衛組織。聯合國於同年1月22日收到這一通知，因此美國退出的日期定在今年1月22日，即世衛組織官員收到通知的一年後。美國全國公共廣播電台（NPR）20日在報導中援引世衛組織官員的話介紹說，退出世衛組織需滿足兩項要求：第一是要提前一年通知世衛組織，另一項要求是結清會費。NPR報導說，要退出世衛組織，美國必須先支付2024-2025雙年度所拖欠的2.78億美元會費，但美國政府不打算支付。NPR援引美國國務院的回覆聲明說：“美國在退出前不會向世衛組織支付任何款項。”世界衛生組織一名新聞官21日在回覆記者郵件詢問時也說，雖然美國提出退出世衛組織已滿一年，但尚未結清其拖欠的會費。 (環球網)

這一週最爆炸性的新聞，就是有著118年歷史的加州藝術學院（CCA）宣佈將在2027年徹底關閉。這所藝術院校位於舊金山，在U.S. News單項排名在多個方向穩居世界前十，如平面設計全美第4名，工業設計和室內設計也穩居前10，還常年被評為全美投資回報率最高的藝術學院之一。所以， 這次的消息讓很多人大吃一驚，後續進展是將被TOP20大學范德堡大學收購。其實，幾個月前黃仁勳夫婦就向CCA捐贈了4500萬美元，校方激動地宣佈這是「歷史上最大的一筆捐贈」。然而，CCA高度依賴學費單一營收，學費每年超6萬美元，但長期面臨2000萬美元財務缺口，這幾年的生源銳減更是雪上加霜。即便有了黃仁勳的巨款、加州政府2000萬的撥款，和2024年10%的裁員，依然無力回天。有人說，這是AI時代的洗牌。CCA不是第一個倒下的，也不會是最後一個。去年8月，「翻譯界哈佛」蒙特雷明德國際研究學院，宣佈2027年停招，掀起軒然大波；2022年，擁有150年歷史的舊金山藝術學院（SFAI）宣佈破產倒閉；同年，以人文藝術著稱的米爾斯學院難以為繼，被迫併入東北大學。這些院校有一個共同點：「孤島式」的單一學科獨立學院。現在，一邊是專業的人文藝術學院的倒閉，一邊是越來越多大學開始擁抱AI，進行跨學科融合：-南加大：昨天宣佈推出了全美首個「人類-技術互動」本科，設計+工程+商業交叉學科。-賓大：開設美國大學第一個AI本科專業，沃頓商學院緊隨其後推出「商業人工智慧」專業，電腦+商業一起抓。-加州伯克利：成立「計算、資料科學與社會學院」，該校50年來首個新學院。-紐大：新成立庫朗數學、計算與資料科學學院，把STEM最能打的三個部門擰成一股繩。-芝大：這所社科名校也坐不住了，新開「經濟學與資料科學」專業。-普渡大學：畢業生必須具備「AI素養」才能拿到學位證。-CMU：全美第一的人工智慧大學，瘋搶中國學生。有人評論，傳承了幾百年的博雅教育時代終結了。有朋友的孩子剛拿到CCA的錄取，她說的話耐人尋味：「娃畢業拿到的是范德堡文憑，自然更好了。」不知道大家察覺到沒有，這一年來留學的風向也悄悄變了——越來越多人不再只迷戀名校光環，而是看專業，看就業，看前景。今年，我們邀請不少學長學姐聊聊自己的專業，前兩天剛有一位在美國大學讀「運動科學」的學長分享完，馬上還有帝國理工學姐來聊聊「材料科學」，預判風向。 (谷雨星球)

最初是馬斯克和埃裡森，現在是Google創始人，還有彼得·蒂爾等風投巨頭們。幾十年前，他們從世界各地來到矽谷，在這裡實現夢想創業成功成為億萬富翁，但現在他們卻因為加州政治風向的轉變以及超級富豪稅，而紛紛選擇逃離加州。加州討論中一次性的5%超級富豪稅，究竟是推動社會平等，縮小財富差距，還是在殺雞取卵，扼殺創新？無論最終是否落地，超級富豪們都已經提前開始跑路了。預算赤字找超級富豪？加州是美國最富裕和人口最多的州。按照GDP計算，加州是全球第四大經濟體，僅次於美國中國和日本。矽谷更是全球科技創新勝地，湧現了蘋果、Google、Meta等一代代的科技巨頭，改變了全球民眾的工作與生活方式，造就了一批又一批億萬富豪。然而，這個創富神話之地正陷入一場前所未有的財政困境。根據加州立法分析辦公室的最新預測，2026-27財年該州將面臨近180億美元的預算赤字，這已經是加州連續第四年出現財政缺口。更令人擔憂的是，結構性赤字可能在2027-28財年攀升至350億美元。為何最富有的加州會面臨財政危機？這並非簡單的周期性財政波動。儘管AI熱潮推動的股市繁榮為加州帶來了強勁的稅收增長，但不斷膨脹的公共開支，尤其是醫療補助計畫MediCal，正在以更快的速度吞噬財政收入。加州已經連續三年動用應急基金、內部借款和審計騰挪來彌補數百億美元的赤字，可用的財政工具正在枯竭。既然加州公共財政缺錢嚴重，億萬富翁又如此之多，很多人想到了一個激進的提議：為什麼不向億萬富豪們額外徵稅來解決財政赤字呢？這個方案很快就浮出水面：服務業僱員國際工會醫療工作者西部分會（SEIU-UHW）推動的《2026年億萬富翁稅收法案》，計畫對加州約200-250名身家超過10億美元的億萬富翁徵收一次性5%的財富稅。這項提案的設計可謂”精心策劃”。稅收基準日被設定在2026年1月1日。這意味著，任何在這一天居住在加州的億萬富翁，都將成為潛在的納稅對象。提案支持者的邏輯很清晰：加州億萬富翁的集體財富從2011年的3000億美元飆升至2019年的7000億美元，又在2025年突破2.2兆美元。過去四十多年,億萬富翁的財富年均增長率約為7.5%，遠超普通人收入1.5%的增速。更關鍵的是，相對於他們的真實經濟收入，億萬富翁支付的稅率僅為24%，低於全美30%的平均水平。而相對於財富總額，他們的年度稅負僅為1.3%，甚至遠低於里根時代的3.1%。這項超級富豪稅的納稅資產範圍包括股票、債券、藝術品、智慧財產權、私人公司股份等，而刻意將房地產和退休帳戶排除在外。目前工會組織正在徵集簽名，如果能夠收集約87.5萬個簽名，就在今年11月的中期選舉時進行全民公決。如果獲得批准，這項特別稅收預計將在未來五年內籌集約1000億美元資金，其中90%將用於醫療保健服務，10%用於教育和食品援助。伯克利大學經濟學家薩茲(Emmanuel Saez)在一份報告中指出：“加州是理想的億萬富翁稅實施地，因為該州擁有全美12%的人口，卻聚集了28%的億萬富翁財富。相對於億萬富翁財富的增長速度，一次性徵收5%的稅率其實不算什麼。”民主黨內部分歧明顯但這個看似並不過分的提議，卻讓加州民主黨人出現了罕見的分歧。無論是支援還是反對，兩派都有著充分的理由。加州州長加文·紐森(Gavin Newsom)明確表示反對這項提案。這位被視為2028年民主黨總統候選人的政治明星，在對待富豪稅問題上展現出了罕見的保守立場。他多次表示,財富稅”在加州行不通”，並警告說這將導致創新經濟外流，最終損害中產階級就業和長期稅收。這並非紐森首次反對財富稅。去年民主黨議員提出類似提案時，他就曾公開反對，並明確表示不要將此事與他聯絡起來。紐森幾乎肯定會參加2028年的美國總統選舉，因此他也在刻意與加州的激進左派保持距離。不過，紐森提出的反對理由也很現實：其他國家和地區實施財富稅的歷史記錄並不理想，大多數嘗試都以失敗告終，反而會導致資本外流和總稅收下降。矽谷最大城市聖何塞市長馬漢(Matt Mahan)也表達了反對意見：“我支援向億萬富翁徵稅，但(超級富豪財富稅)不是正確的方式。這會導致億萬富翁和他們的公司離開加州，最終讓中產階級家庭承擔更重的負擔。”其實，超級富豪稅並非新概念，但實施成效卻充滿爭議。20世紀90年代初，歐洲有12個國家實施高額財富稅，但到2017年，只剩下瑞士、挪威和西班牙。法國、瑞典、丹麥等國都先後廢除了高額財富稅，原因大同小異：富人外流、稅收收入不達預期、執行成本高昂、估值困難。法國前總統奧朗德曾在2012年推出高達75%的富人稅，但僅實施了兩年就被廢除，因為大量高收入者和商界名流為了避稅離開法國。法國不僅未能增加稅收,反而損失了大量人才和投資。瑞典在1970年代實施財富稅後,經歷了嚴重的資本外流。宜家創始人英格瓦·坎普拉德(Ingvar Kamprad)就是在那個時期離開瑞典前往瑞士。2007年瑞典廢除了財富稅，明確表示其造成的經濟扭曲遠大於帶來的財政收益。然而，加州超級富豪稅的支持者中也不乏民主黨諸多重量級人物。聯邦參議員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支援“劫富濟貧”並不奇怪，但代表聖何塞地區的聯邦眾議員卡納(Ro Khanna)也宣佈自己支援。卡納在社交媒體上寫道：“這些超級富豪集體擁有2兆美元的財富——這是一個幾乎難以想像的數字。由於州和聯邦的稅收漏洞，他們的大部分財富投資於股市和其他資產,在有生之年可能永遠不會被徵稅。”超級富豪們提前跑路是否應該徵稅的政治辯論還在進行，超級富豪們已經未雨綢繆先行跑路了。Google聯合創始人拉里·佩奇(Larry Page)的舉動最為引人注目。根據加州州務卿辦公室的公開檔案，佩奇在2025年12月底之前，將10多個與他相關的商業實體遷出了加州。他的家族辦公室Koop LLC、流感研究基金Flu Lab LLC都已經不再在加州註冊，而他的飛行汽車公司One Aero也將主要地址改到了佛羅里達。更大的手筆還在後面。短短不到一個月時間，佩奇以1.735億美元的價格在佛羅里達邁阿密最頂級富人社區購買了兩處豪宅，加入了貝佐斯等人的行列。這位身家約2580億美元的全球第二富豪，正在迅速切斷與加州的聯絡。據媒體報導，Google另一個創始人謝爾蓋·布林(Sergey Brin)也在討論在邁阿密購房(很可能已經購買)。兩人的跑路完全在預料之中，如果超級富豪稅落到他們頭上，兩人需要繳納超過總計260億美元的稅款。兩位Google創始人的離開，象徵意義遠大於實際影響——畢竟Google的山景城總部和數千名員工仍留在加州。雖然他們暫時不可能將Google遷離矽谷，但他們此舉向整個矽谷傳遞了一個明確的訊號：即使是最成功的科技企業家,也在重新評估他們與加州的關係。科技投資人彼得·蒂爾(Peter Thiel)早就採取了行動。他在2025年12月31日宣佈，自己自2020年以來就主要住在邁阿密，他的Founders Fund創投公司也在2021年就在邁阿密設立了辦公室。此舉顯然是對外公示，自己已經不再是加州主要居民，剛好趕在1月1日的稅收基準日之前。白宮負責科技政策的總統特別顧問大衛·薩克斯(David Sacks)同樣來自Paypal創始團隊，是蒂爾與馬斯克的好友。這位風險投資大亨也在去年年底宣佈，自己已經將投資基金搬到了德州奧斯汀。而那些早已經搬離加州的超級富豪也在清理他們矽谷的剩餘房產，以免進入加州政府的徵稅雷達。甲骨文創始人拉里·埃裡森(Larry Ellison)疫情期間就已經搬離了加州，他擁有夏威夷第六大島嶼拉奈島超過95%的土地，同時還在佛羅里達富豪區擁有豪宅。耐人尋味的是，埃裡森去年年底以4500萬美元的價格出售了他在舊金山居住了30多年的豪宅，這是當地去年金額最大的房地產交易。顯然，埃裡森也是在及時切斷與加州的關係。如果被徵稅，1920億美元身家的埃裡森將需要支付約96億美元的稅款。馬斯克省下了天價稅款實際上，超級富豪們幾年前就已經在組團逃離加州。伊隆·馬斯克(Elon Musk)與加州政府“公開宣戰”，為這場爭論提供了一個完美的參照系。2020年，馬斯克將個人住所從加州遷至德克薩斯州，同時賣光了在加州的七座豪宅，徹底斷絕了與加州的個人聯絡。表面上，他是不滿加州政府在新冠疫情的嚴格舉措以及在環境保護和勞工權益方面的過度監管。但同樣不可否認的是，馬斯克是在提前規避自己未來減持套現的天價稅款。加州的最高所得稅和資本利得稅率都為13.3%，而德克薩斯州不徵收個人所得稅，也沒有資本利得稅。這意味著馬斯克出售股份套現的時候，可以省下套現金額四分之一的稅款。這個決定的財務影響是驚人的。過去幾年時間，為了繳納期權行權稅以及收購推特，馬斯克總計出售了接近400億美元的特斯拉股票。值得一提的是，去年特斯拉董事會還授予了他至多價值1兆美元基於業績的薪酬計畫(具體持股取決於他實現多少業績目標)，馬斯克搬到德州的舉動，給他未來省下的潛在稅款更是難以想像。隨後的幾年時間，馬斯克更將特斯拉、SpaceX、xAI(收購了X)、Boring Company的總部和註冊地都陸續遷往德克薩斯。這不僅是個人決定，更是一場企業戰略的重大調整。德克薩斯州不僅有寬鬆的監管環境，還給予馬斯克公司大量的商業激勵。2020年，為了吸引特斯拉超級工廠落戶奧斯汀，當地的政府給特斯拉提供了10年內1400萬美元的退稅，以及15年價值約5000萬美元的80%房產稅減免。諷刺的是，馬斯克的商業帝國建立在大量政府資助之上。根據《華盛頓郵報》的分析，過去20多年，馬斯克及其企業從政府獲得了至少380億美元的合同、貸款、補貼和稅收抵免。埃裡森在搬到夏威夷後，同樣享受到了更低的所得稅。夏威夷的個人所得稅最高為11%，資本利得稅最高7.25%，對於財富主要來自持股的科技超級富豪來說，這等於省下了一半的減持套現稅款。未來落實困難重重超級富豪稅面臨的一個根本性挑戰是：如何對主要以股票形式存在的財富徵稅？這是因為，大多數億萬富翁的財富並非現金或流動資產，而是他們創辦或投資的公司股票。佩奇和布林的財富主要來自Google母公司Alphabet的股票，而馬斯克的淨資產大部分是特斯拉、SpaceX、xAI的股權,黃仁勳的財富則依賴於輝達股價。軍工創業公司Anduril公司聯合創始人帕爾默(Palmer Luckey，他也是Oculus的創始人)在X平台上抱怨：“我賣掉第一家公司賺錢(20億美元賣給祖克柏)，為此繳納了數億美元的稅；我用剩餘的錢創辦了第二家公司，僱傭了6000人。但是現在(如果超級富豪稅通過)，我和我的聯合創始人必須想辦法湊出數十億美元的現金。”這暴露了超級財富稅的一個致命弱點：超級富豪們手裡的流動資金並不高，要繳納幾十億美元的稅款，可能會被迫出售股票。這可能導致股價下跌,影響公司價值，最終傷害的不僅是富豪本人，還有普通股東、員工和整個經濟生態。加州的提案確實考慮到了這一點，因此提議允許超級富豪在五年內分期付款，但會收取額外利息。但這仍然意味著，超級富豪們必須每年拿出數億甚至數十億美元的現金——這可能迫使他們減持大量股票，或者採取複雜的金融手段。反對超級富豪稅的政治勢力正在不斷積聚力量。加州知名律師夏皮羅(Alex Spiro)在12月11日致紐森的信中警告,他的多位客戶（“將受到擬議億萬富翁稅影響的加州居民”）準備”永久遷移”。加州商會、矽谷科技委員會等商業組織也明確反對。但另一方面，主張徵稅的工會和進步派組織擁有強大的基層動員能力。在川普二次執政、聯邦社會福利面臨削減的背景下，保衛醫療保健的訴求可能引發選民共鳴。如果經濟在今年出現衰退,財富稅的吸引力可能進一步上升。法律大戰也已經在醞釀。法律專家普遍認為，即使這項提案獲得加州選民批准，也將面臨一系列違憲訴訟，多家律所正在為可能的憲法訴訟做準備，論點包括違反正當程序、違反州際商業條款、構成褫奪公權法案等。這些官司可能一路打到聯邦最高法院,耗時數年。美國政治風向變化值得注意的是，加州財富稅辯論折射出美國政治風向的深層變化。過去十年，貧富差距擴大已經成為美國社會最突出的矛盾之一。官方資料顯示，億萬富翁財富佔美國GDP的比重從1982年的2%上升至2025年的10%。過去四十年，億萬富翁財富年增長率為7.5%,而普通收入年增長僅1.5%。這種不平等催生了政治上的”向左轉”。桑德斯代表的進步派民主黨人主張對富人大幅增稅,這在十年前還是邊緣觀點，現在已經進入主流政治討論。年輕選民尤其支援這類政策,他們面對高昂的房價、教育成本和醫療費用,對”億萬富翁階層”的不滿日益增長。加州財富稅提案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提出的。SEIU不是偶然選擇這個時機——川普政府削減聯邦醫療補助資金,為”劫富濟貧”的敘事提供了絕佳理由。該工會宣稱,這是”讓富人支付公平份額”、“保護醫療保健”的唯一出路。從道義角度看,財富稅有其合理性。當億萬富翁的財富以每年7-8%的速度增長,而普通工薪階層收入停滯,貧富鴻溝不斷擴大,要求富人”支付公平份額”的呼聲理所應當。更何況,由於各種稅收漏洞,許多億萬富翁的實際稅率遠低於中產階級——華倫·巴菲特曾著名地指出,他的稅率比他的秘書還低。特別是在加州面臨醫療、教育等公共服務資金短缺的時刻,擁有2.2兆美元財富的億萬富翁群體似乎是理想的收入來源。提案支持者質問：為什麼讓中產階級承擔削減公共服務的痛苦,而不是讓那些財富幾輩子都花不完的人貢獻一小部分？但從實用角度看,財富稅面臨巨大的執行挑戰和潛在的負面後果。富人的流動性遠高於普通人,他們擁有最好的律師、會計師和財務規劃師,能夠迅速重新安排資產和居住地。歐洲多國的失敗案例表明,財富稅往往導致資本外流,稅收收入不達預期,反而傷害了經濟活力。加州的處境更加微妙。這個州的繁榮很大程度上建立在創新和創業之上,而這需要風險資本、創業精神和人才聚集。如果政策訊號是”成功了就要被罰款”,可能抑制創業熱情,減少投資,最終損害的是整個經濟生態——包括那些支援財富稅的普通工薪階層。這就是正義的悖論：出於道義的政策可能產生不道義的結果。真正的公平或許不在於劫富濟貧式的再分配,而在於創造一個讓更多人能夠通過努力實現上升流動的社會。這場博弈的結果將影響深遠。如果加州財富稅通過並且經受住法律挑戰,它可能為其他州提供範本,開啟美國財富再分配的新篇章；如果它導致富豪大規模外流和加州經濟受損,將成為又一個政策失敗的案例，證明民粹主義的陷阱。但無論結果如何,有一點是清楚的：現狀已經不可持續。貧富差距不斷擴大,中產階級持續被掏空,年輕一代對未來越來越悲觀。美國需要找到一條路,既保持創新和經濟活力,又實現更公平的財富分配。這不是簡單的左右之爭,而是關於如何在21世紀重新定義資本主義的根本問題。在這場喧囂中，或許最平靜的聲音來自輝達CEO黃仁勳。這位身家1550億美元的全球第九富豪非常平靜地表示，他對這項稅收”完全沒問題”。“我必須告訴你,我甚至一次都沒想過這事,“黃仁勳說,“既然我們選擇住在矽谷，那麼無論他們想征什麼稅，那就接受吧。”或許，專注於領導輝達，繼續引領AI時代，給黃仁勳帶來的個人成就與財富增長，遠遠超過為了逃避幾十億美元稅款而逃離加州。 (新浪科技)

Google創始人居然在平安夜“跑路”了。據最新披露的監管檔案，Google的兩位傳奇創始人拉里·佩奇（Larry Page）和謝爾蓋·布林（Sergey Brin），趕在2026年元旦的最後期限前，緊急將其名下的重要法律實體遷出了加州。一切只因加州正在醞釀那項“殺富濟貧”的5%億萬富翁稅。如果法案在2026年11月的投票中獲批，法律效力將追溯到2026年1月1日。在這些大佬看來，一旦要被切走上百億，手裡的“加州戶口”瞬間就從資產變成了負債。所以必須在2025年的最後關頭徹底割捨與加州的“法律紐帶”。不過也有人選擇逆行，黃仁勳就淡定地選擇了無視。在他看來，矽谷的人才濃度才是無價之寶。這兩種截然不同的選擇背後，或許藏著矽谷當下最殘酷的分野：有人在乎如何守住財富，有人更在乎在那裡能打贏下一場戰爭。01. “霸王龍”離場：Google創始人的平安夜大撤退2025年12月24日，平安夜。就在矽谷沉浸在節日氣氛中時，一家名為T-Rex LLC的實體悄然完成了註銷與遷址。這家成立於2006年的實體，長期以來由佩奇和布林共同管理，註冊地址一直位於帕洛阿爾托。根據《商業內幕》（Business Insider）獲取的檔案，T-Rex LLC已經正式轉變為一家名為T-Rex Holdings的特拉華州公司，其首席辦事處也遷往了內華達州的裡諾（Reno）。“T-Rex”（霸王龍）這個名字極具象徵意義：在Google位於山景城的總部，就聳立著一座著名的青銅霸王龍塑像。雖然該實體的具體經營內容不詳，但在公開檔案中被描述為“管理公司”。對於佩奇和布林這種身價均超過2500億美元的超級富豪來說，此類LLC通常是管理龐大資產、進行私人投資的靈活工具。不僅僅是公司遷址，佩奇甚至已經開始抄起了貝索斯的“作業”。據報導，佩奇近期還豪擲1.73億美元，在邁阿密的椰林區（Coconut Grove）買下兩棟相鄰的超級水濱豪宅。這一舉動與亞馬遜創始人傑夫·貝佐斯（Jeff Bezos）從西雅圖遷往邁阿密的路徑如出一轍。（圖片由AI生成）首先是資產重組：將家族辦公室和投資實體遷入特拉華州或內華達州。第二步是物理搬遷：在免徵州所得稅的佛羅里達州購置頂級地產，建立新的納稅居住地。最後是徹底切割：通過在當地登記選民、更新駕駛執照甚至預約醫生，來向稅務機關證明自己已不再是加州居民。這兩位在彭博億萬富翁榜單上分別位列全球第二和第四的科技富豪，為何要趕在元旦前夕倉促“跑路”？答案就藏在加州的一項公投提案裡。02. 資產直接切走5%：加州政府向200個富豪發起的“千億收割”加州當下正在醞釀一項名為《2026年億萬富翁稅法案》（2026 Billionaire Tax Act）的投票動議。提案的發起者是加州強大的工會組織SEIU-UHW，還得到了包括羅·康納（Ro Khanna）和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等政界激進派的支援。（圖片由AI生成）提案核心內容相當驚人：課稅對象：針對約200名在加州居住且資產超過10億美元的富豪。稅率：一次性徵收總資產的5%。追溯期：只要在2026年1月1日當天仍是加州居民，無論隨後是否搬走，都必須繳納。用途：彌補州政府龐大的預算赤字，並為醫療、公立學校和糧食援助項目提供資金。據估算，如果該提案在2026年11月通過，將能從這200人手中搾取約1000億美元的巨額資金。對於布林和佩奇來說，5% 意味著大約120億至130億美元的支出。這並不是一筆小數目，即使是對世界頂級富豪而言，要在法案允許的5年期限內變現巨額股票來繳稅，勢必會引發公司股價震盪。03. 黃仁勳的“逆行”：為了矽谷的人才濃度，無視80億稅單在一眾急於“跑路”的大佬中，2025年的全球頂流輝達CEO黃仁勳顯得像個異類。作為全球第九大富豪，黃仁勳的淨資產約1550億美元。如果稅法通過，他需要繳納約77.5億至80億美元。但在本周二接受彭博電視採訪時，62歲的黃仁勳表現得異常淡定：“我跟你直說了吧，我壓根沒考慮過這個問題。我們選擇了住在矽谷，無論他們想徵收什麼稅，那就隨他去吧。我完全沒意見。”（圖片由AI生成）黃仁勳的底氣來自於他對矽谷不可替代性的執著。他強調，輝達留在加州聖克拉拉不是為了省錢，而是為了人才儲備（Talent Pool）。“那裡有優秀的人才，我們就在那裡設立辦公室。”這種“為了人才，那怕多交80億也行”的態度，讓黃仁勳在矽谷顯得格外出眾。04. 資本的“用腳投票”：逃離加州，去德州呼吸“自由空氣”然而，並不是每個人都能像老黃這樣豁達。不少加州的科技富豪們都因為高額稅收選擇離開。世界首富埃隆·馬斯克（Elon Musk）早在2020年就已將家遷往德州，並持續將特斯拉、SpaceX等核心業務撤出。Palantir聯合創始人喬·隆斯代爾（Joe Lonsdale）、甲骨文創始人拉里·埃裡森（Larry Ellison）也先後落戶德州奧斯汀。戴爾科技公司的創始人邁克爾·戴爾（Michael Dell）則長期居住在德克薩斯州。Palantir聯合創始人彼得·蒂爾（Peter Thiel）以及川普的AI和加密貨幣顧問、知名風險投資人戴維·薩克斯（David Sacks）都曾表示過他們正離開加州，前往佛羅里達州和德克薩斯州等稅收更優惠的州。薩克斯更是跨年之際在社交媒體上貼出得克州州旗，並宣稱“邁阿密將取代紐約，奧斯汀將取代舊金山”。馬斯克、隆斯代爾和戴爾都給予了熱烈的歡迎。“歡迎來德州。沒有人會比那些知道自由精神被剝奪是什麼滋味的人，更努力地為德克薩斯州的獨立和自由精神而戰，”馬斯克寫道。加州當地不少業內人士也是言辭犀利。Y Combinator首席執行長加里·譚（Garry Tan）警告稱，這項政策將引發獨角獸企業的“集體踩踏式逃離”。他認為加州本應專注於留住創業者，而不是把資本趕走。風險投資家、前Facebook高管查馬斯·帕裡哈皮蒂亞（Chamath Palihapitiya）表示，沒有億萬富翁，加州的“預算赤字只會更大”；風投大鱷維諾德·科斯拉（Vinod Khosla）則直言不諱地指出，加州將失去其最重要的納稅人群，最終結果將是“得不償失”。05. 留人還是趕人？州長的“求生欲”撞上工會的“公平夢”有趣的是，加州州長加文·紐森（Gavin Newsom）這次站在了富豪這一邊。紐森多次表示反對州一級的財富稅。他的顧慮非常現實：加州極其依賴高淨值人群的個人所得稅。如果這200名億萬富翁真的遷走一半，加州不僅拿不到那5% 的財富稅，連每年的常規所得稅收入也會出現巨大黑洞。“你不能把自己從其他49個州中孤立出來，”紐森在上個月舉行的紐約時報DealBook峰會上表示，“我們處於一個競爭環境中。”（圖片由AI生成）但發起法案的工會首席幕僚長蘇珊娜·希門尼斯（Suzanne Jimenez）則認為這關乎社會公平：“普通勞動者的有效稅率往往高於最富有的美國人。要求這些從經濟發展中獲益最多的人貢獻更多，以穩定岌岌可危的醫療系統，是非常合理的。”為了防止富豪“假搬家”，該法案在認定標準上異常嚴格，包括居住時長、業務往來等。目前，已經有富豪開始通過調整選民登記、預約其他州的醫生、甚至是註冊其他州的駕照來證明自己已不是加州居民。06. 結語：當“黃金州”變成富豪的“圍獵場”這場關於“億萬富翁稅”的博弈，本質上是對科技公司核心資產的重新定義。對於黃仁勳而言，核心資產是“人才聚集地”。只要工程師們還在史丹佛周邊，還在帕洛阿爾托，輝達就不會走。（圖片由AI生成）對於佩奇和馬斯克而言，核心資產是“資本流動性”。在數位化辦公和全球化協作的今天，家族辦公室設在加州還是邁阿密，對日常營運影響微乎其微，但對資產保護卻有天壤之別。加州曾經憑藉其宜人的氣候、頂尖的大學和風險投資生態鎖定了全球最富有的一群人。但當社會治理成本上升，想通過“一次性收割”來填補赤字時，勢必會破壞支撐矽谷繁榮的根本信任。正如稅務顧問大衛·萊斯佩蘭斯（David Lesperance）所言：“富豪們會把這些政策視為一場森林大火。在火苗舔到前門之前，他們早就走遠了。”這不僅僅是一次簡單的搬家，更是資本在用腳投票：資本從來沒有鄉愁，也沒有國界，它只會在那些最能給它安全感的地方生根發芽。 (網易科技)

加州醞釀徵收億萬富翁稅公投 黃仁勳或面臨巨額稅款 淡定回應：完全沒問題美國加利福尼亞州正醞釀對超級富豪徵收一次性“億萬富翁稅”，稅率為5%，所籌資金計畫用於醫療、教育及糧食援助等公共領域。對此，全球AI晶片巨頭輝達（Nvidia）創始人黃仁勳近日受訪時表示，自己並不擔憂此事，並淡然回應：“我們選擇住在矽谷，他們想征什麼稅就征吧，我完全沒問題。”據彭博社最新資料，黃仁勳身家約1550億美元（約1.1億元人民幣），位列全球富豪榜第九位。若加州開徵此稅，其潛在稅款預計高達77.5億美元（約542.5億元人民幣）。01 提案核心：一場千億稅收的拉鋸戰美國加州一項針對超級富豪的“億萬富翁稅”公投提案正醞釀推進。該提案要求對截至2026年初定居加州、淨資產超過11億美元的富豪一次性徵收5%財富稅，旨在為醫療保健、公立學校及食品援助等公共計畫籌集資金。若獲通過，預計可從全州約200名頂級富豪中籌集近1000億美元。根據彭博社資料，輝達創始人黃仁勳身家約1550億美元，位列全球富豪榜第九，可能成為主要徵稅對象之一。若提案通過，其潛在稅款約77.5億美元。黃仁勳近日受訪時對此表示：“這件事一次都沒有進入過我的考慮範圍”、“我們選擇住在矽谷，他們想征什麼稅就征吧，我完全沒問題。”目前該提案仍需徵集超過87萬個簽名，方可列入2026年11月加州選票交由選民決定。若獲通過，相關富豪即使後續搬離加州，仍需就其持有的股票及企業等資產繳納稅款。02 流動性危機與富豪撤離警告美國加州擬議徵收"財富稅"引發當地富豪階層分歧。多位科技企業家及投資人公開批評該提案，認為此舉將迫使企業創始人大量出售持股以籌措稅款，並可能引發富豪外遷。據《紐約時報》去年12月報導，Google聯合創始人拉里·佩奇（Larry Page）及投資人彼得・蒂爾（Peter Thiel）等商界人士，曾考慮在2025年底前遷離加州以規避稅收。此外，軍事科技公司Anduril聯合創始人帕爾默·拉基（Palmer Luckey）在社交平台指出，該稅案將迫使億萬富翁創始人"出售大量公司股份"來獲取流動資金繳稅。風投家維諾德·科斯拉（Vinod Khosla）也警告稱，財富稅可能導致富豪集體出走。反對者認為，這種懲罰性稅收是對私有財產的變相剝奪，最終將迫使創造就業的企業家離開。值得注意的是，加州州長加文·紐瑟姆已明確反對該州級財富稅提案。若提案獲得足夠簽名進入投票程序，州政府可能向加州最高法院提出緊急申訴，試圖阻止其列入選票。03 遷徙真相：稅務並非富豪決策的唯一籌碼儘管“富豪逃離”的警告不絕於耳，歷史資料卻給出不同答案。據稅務正義網路研究顯示，挪威、瑞典及丹麥實施財富稅改革後，僅不足0.01%的頂級富裕家庭選擇遷出。即使在2024年，英國出現約9000名百萬富翁淨流出，也僅佔當地約300萬名百萬富翁總數的1%。美國華盛頓州、麻省提高稅率後，千萬資產富人數量仍持續增長，稅收同步提升。究其原因，家庭紐帶、社交網路與成熟商業環境等軟性因素，往往比稅務優惠更具吸引力。對多數富豪而言，遷離意味著脫離深耕多年的產業生態，隱性成本遠超稅收節省。 (BusinessFocus)

在加州中半島（Midpeninsula），有一條看似平平無奇的280號州際公路，它蜿蜒穿行於連綿的金色山丘與濃密的橡樹林之間，一側是太平洋的薄霧，另一側是舊金山灣的粼粼波光。圖片 | 來自網路沿途散落著一些靜謐的小鎮——伍德賽德（Woodside）、洛斯阿爾托斯山（Los Altos Hills）、帕洛阿托（Palo Alto）——這是一片方圓不足30英里的狹長地帶。但根據福布斯2025年11月的即時資料，全球排名前十的億萬富豪中，有一半是這裡的居民：甲骨文的賴瑞·艾利森、Google的賴瑞·佩奇和謝爾蓋·布林、Meta的馬克·祖克柏，以及輝達的黃仁勳。這五位科技巨擘合計擁有的財富超過1.1兆美元，相當與一個中等發達國家的GDP。如此之巨的財富，濃縮在幾個郵政編碼之內，這就是我們這個時代的現實。那麼，它是否是技術、資本、人才和文化在全球範圍內流動與博弈後，一個帶有某種必然性的歷史終局？01. 5大巨富我們首先來看看這五位巨富：1，賴瑞·艾利森 (Oracle)“舊勢力”的基石：作為榜單中最年長、也最早發跡的科技領袖，艾利森代表了矽谷的第一次浪潮——企業級軟體革命。他的財富根基，Oracle資料庫，是過去四十年全球商業世界看不見的“作業系統”，通過建立行業標準、繫結大客戶、構築堅不可摧的技術與銷售“護城河”，實現了長期而穩定的現金流。即便在雲時代面臨挑戰，Oracle依然憑藉其在企業市場的深厚根基成功轉型。艾利森的財富，是“標準制定者”和“基礎設施提供者”獲得長期回報的經典範例。甲骨文的創始人, Larry Ellison2/3，佩奇 & 布林 (Google/Alphabet)資訊入口的“收費員”：如果說艾利森是數字世界的“建築師”，那麼佩奇和布林就是這個世界的“圖書管理員”和“交通警察”。誕生於史丹佛大學宿舍的Google，通過PageRank演算法，將無序的網際網路資訊整理得井井有條，並由此掌控了全球資訊流動的總閥門。這兩位的財富本質，是將“搜尋”這一行為商業化，通過AdWords廣告系統，將使用者的每一次點選都轉化為收入。這是第二次浪潮——網際網路平台革命的極致體現，其核心是“網路效應”和“資料霸權”。4，馬克·祖克柏 (Meta)社交圖譜的“連接之王”：祖克柏則捕捉到了人類最底層的需求——連接。Facebook、Instagram、WhatsApp建構了一個覆蓋全球近半數人口的龐大社交網路。他的財富，來源於對人類“社交圖譜”的擁有權，並將這種連接轉化為“注意力經濟”，通過精準廣告實現變現。儘管近年面臨隱私爭議和向元宇宙轉型的巨大投入，但其財富的基本盤依然穩固，因為他掌握了數字時代最稀缺的資源之一：使用者的線上身份和關係鏈。5，黃仁勳 (Nvidia)AI時代的“軍火商”：黃仁勳的財富爆炸式增長，則完美詮釋了第三次技術浪潮——人工智慧革命。Nvidia最初是一家服務於遊戲玩家的顯示卡公司，但黃仁勳敏銳地預見到，其GPU（圖形處理器）的平行計算能力，將是AI大模型訓練不可或缺的“鎬和鏟”。當ChatGPT引爆生成式AI的“淘金熱”時，Nvidia順理成章地成為了這場革命唯一的“軍火商”。02. 打造兆財富的矽谷模式成就這些巨富的，是植根於矽谷獨特的生態系統。首先是知識溢出效應：比如史丹佛大學。這所學府不僅是佩奇、布林等創始人的搖籃，更重要的是，它扮演了“思想策源地”和“人才泵”的角色。大學的研究成果與產業需求無縫對接，教授鼓勵學生創業，形成了持續的知識溢出。這種產學研一體的緊密程度，是全球任何其他地區都難以複製的。其次是資本的“嗅覺”與“耐心”：沿著280號公路驅車不遠，便是沙丘路（Sand Hill Road）。這裡聚集了全球最頂尖的風險投資（VC）機構。矽谷的VC不僅提供資金，更提供了一種獨特的“聰明錢”——它們理解技術周期，容忍高風險的失敗，並能為創業公司嫁接頂級的法律、市場和管理資源。這種資本文化，鼓勵了最大膽、最顛覆性的創新。還有工程師文化與反叛精神：與華爾街的金融精英文化截然不同，矽谷的核心是一種“工程師文化”——崇尚技術解決問題、資料驅動決策、組織架構扁平。同時，這裡也流淌著源自60年代反主流文化的“反叛”血液，鼓勵挑戰權威、打破常規。這種獨特的文化氣質，吸引了全球最聰明的頭腦，讓他們相信在這裡可以“make a dent in the universe”（在宇宙中留下印記）。最重要的是，技術本身的特質：如果說網際網路時代造就了今天的財富格局，那麼人工智慧（AI）革命，則可能將財富集中的趨勢推向一個前所未有的新高度。黃仁勳財富的戲劇性飆升，僅僅是這場大戲的序幕。很多經濟學家認為，AI是一種“通用目的技術”（General Purpose Technology），其影響力將堪比電力和網際網路。它將滲透到經濟的每一個角落，從根本上重塑生產函數。掌握核心AI技術（如基礎大模型、算力、高品質資料）的公司和個人，將獲得一個放大其智力和資本的“終極槓桿”。再加上，AI的發展天然具有規模效應和網路效應。更強大的模型需要更多的算力和資料，而這又會吸引更多使用者，形成一個正反饋循環。這極有可能導致市場進一步集中化，財富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向少數幾個頭部玩家聚集。Google台灣前總經理簡立峰曾預言：“這一次的AI，會讓1%的人擁有99%的財富。”而且，科技財富的累積速度是史無前例的。黃仁勳的身家在短短幾年內增長了數十倍，就是一個明證。硬幣的另一面是巨大的波動性，公司市值可能因一次財報不及預期或一項監管政策而蒸發數百億美元。這是一種與技術突破、市場情緒和宏觀政策高度繫結的“動態財富”。03. 矽谷摺疊但問題是，當如此驚人的財富高度集中於一個微小的地理單元時，它所產生的引力不僅會扭曲經濟，更會撕裂社會結構。聖荷西州立大學人權研究所發佈了《2025矽谷痛苦指數》（Silicon Valley Pain Index），報告顯示，矽谷的貧富差距擴大速度是全美平均水平的兩倍。0.1%的家庭擁有71%的財富，0.01%的家庭擁有15%的財富，最富有的少數家庭（報告指僅9個家庭）掌握的財富，甚至超過了底層數十萬家庭的財富總和，而超過11萬戶家庭幾乎沒有任何淨資產。咱們放在具體的語境下理解就是：當一位科技巨頭的股票上漲1%時，其個人財富的增量，可能就超過了一個普通社區所有家庭資產的所有總和。更要命的是，科技財富的湧入，將本地的生活成本推向了一個又一個“高峰”。2025年的資料顯示，一個四口之家在聖塔克拉拉縣的年收入如果沒有達到15.955萬美元（113萬人民幣），就會視為“低收入”家庭。人民幣換算下來的確很多，但是矽谷有自己的美元——因為在這裡，想要租一套兩居室公寓，年薪至少需要12.5萬美元。所以你可以經常看到一些超現實的場景：全球頂尖的AI科學家，他的孩子所在的公立學校可能因為經費不足而無法聘請足夠的藝術老師；為科技公司提供餐飲服務的廚師，每天需要忍受超過三小時的通勤，因為他無法負擔公司方圓50英里內的任何一處住所；價值數千萬美元的豪宅旁，可能就停著一輛住著無家可歸者的房車。這裡，隨時都在“矽谷摺疊”。造成“矽谷摺疊”的一個根源是：天文數字的財富，並未能（或者說不能）自動轉化為一個更美好的公共社會。相反，它產生了一系列負面的“外部性”成本。飆升的房價是所有矛盾中最尖銳的一點。住房在這裡已經脫離了其居住屬性，徹底淪為一種金融投資品。尤其是“鄰避主義”（NIMBYism, "Not In My Back Yard"）的盛行，富裕的城鎮利用嚴苛的區劃法（Zoning Laws）嚴格限制新建住房，以維護其社區的“獨特性”和房產價值。這在客觀上形成了一道道無形的牆，將中低收入階層物理性地排除在外，加劇了社會隔離與階層固化。而且很多人不理解的是，矽谷人很富，但地方政府的財政卻常常捉襟見肘。這很大程度上要追溯到1978年通過的《加州第13號提案》（Proposition 13）。該法案嚴格限制了房產稅的增長率，規定稅基僅在房產易手時才能重新評估。也就是說，像巨富艾利森這樣長期擁有房產的業主，其繳納的房產稅與其房產的真實市場價值嚴重脫鉤。這項旨在保護老年房主的政策，如今卻極大地削弱了地方政府的核心稅收來源，直接導致對公立學校、公共交通、圖書館等基礎設施的投入長期不足。最終，隨著生活成本的攀升，那些無法直接參與科技財富創造的群體——藝術家、教師、小企業主、社區工作者——正在被系統性地“擠出”。但，一個充滿活力的社區，需要多元的人群構成。如今的矽谷，正逐漸演變成一個只有科技精英和為他們提供服務的底層人員的“啞鈴型”社會，社區的文化多樣性和內生韌性正在悄然流失。04. 科技慈善？面對日益尖銳的社會矛盾，矽谷的巨富們也給出了他們的解決方案——“科技慈善”。比如，以馬克·祖克柏和其妻普莉希拉·陳成立的“陳-祖克柏行動”（Chan Zuckerberg Initiative, CZI）為代表，一種新型的慈善模式應運而生。CZI並非傳統的非營利基金會，而是一個有限責任公司（LLC）。這種架構使其可以更靈活地進行風險投資、政策遊說和直接捐贈，旨在用營運科技公司的方式——強調資料、效率和規模化——來解決複雜的社會問題，如疾病治療和教育改革。但是，這種“慈善資本主義”模式引發了深刻的爭議。批評者認為，它使得極少數未經民主選舉的科技精英，能夠憑藉其幾乎無限的財力，深刻地影響甚至主導公共政策議程。當祖克柏決定投入數十億美元來“治癒所有疾病”時，這個宏大的議程由誰來監督？其優先順序是否反映了最廣泛的公眾利益？這模糊了慈善與政治的邊界，可能對民主決策過程構成潛在侵蝕。更尖銳的問題是，這種慈善在多大程度上是為瞭解決其商業模式本身可能帶來的社會問題？例如，當Facebook因其在資訊傳播、隱私保護等方面的問題而備受指責時，CZI在教育和醫療領域的善舉，是否在某種程度上扮演了修復公眾形象的“危機公關”角色？毫無疑問，這些慈善投入是有意義的，但當財富的權力大到可以自行定義和解決社會問題時，普通人又真的有改變的力量嗎？再讓我們回到加州中半島那片寧靜的山丘。山頂上的那五個人，不僅是成功的企業家，更在事實上，成為了這個時代的“社會工程師”。他們開發的演算法，決定了我們看到何種資訊；他們建構的平台，重塑了我們的社交方式；他們對未來的投資，正在設定人類下一個十年的技術議程。這種權力，已經遠遠超出了傳統商業的範疇。因此，社會有理由向他們提出更深刻的問題：你們的創新，是否在創造價值的同時，也考慮到了其外部成本？你們的財富，除了用於更高遠的“星辰大海”，是否也願意回饋於腳下這片讓你們成功的土地？你們所暢想的未來，是否為所有人——而不僅僅是少數精英——都預留了一個有尊嚴的位置？這個問題的答案，不僅取決於山上的他們，也取決於山下的我們——作為政策制定者、作為普通公民、作為時代的一份子——選擇以何種智慧、遠見和勇氣，去參與塑造我們的共同未來。 (TOP創新區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