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一週最爆炸性的新聞，就是有著118年歷史的加州藝術學院（CCA）宣佈將在2027年徹底關閉。這所藝術院校位於舊金山，在U.S. News單項排名在多個方向穩居世界前十，如平面設計全美第4名，工業設計和室內設計也穩居前10，還常年被評為全美投資回報率最高的藝術學院之一。所以， 這次的消息讓很多人大吃一驚，後續進展是將被TOP20大學范德堡大學收購。其實，幾個月前黃仁勳夫婦就向CCA捐贈了4500萬美元，校方激動地宣佈這是「歷史上最大的一筆捐贈」。然而，CCA高度依賴學費單一營收，學費每年超6萬美元，但長期面臨2000萬美元財務缺口，這幾年的生源銳減更是雪上加霜。即便有了黃仁勳的巨款、加州政府2000萬的撥款，和2024年10%的裁員，依然無力回天。有人說，這是AI時代的洗牌。CCA不是第一個倒下的，也不會是最後一個。去年8月，「翻譯界哈佛」蒙特雷明德國際研究學院，宣佈2027年停招，掀起軒然大波；2022年，擁有150年歷史的舊金山藝術學院（SFAI）宣佈破產倒閉；同年，以人文藝術著稱的米爾斯學院難以為繼，被迫併入東北大學。這些院校有一個共同點：「孤島式」的單一學科獨立學院。現在，一邊是專業的人文藝術學院的倒閉，一邊是越來越多大學開始擁抱AI，進行跨學科融合：-南加大：昨天宣佈推出了全美首個「人類-技術互動」本科，設計+工程+商業交叉學科。-賓大：開設美國大學第一個AI本科專業，沃頓商學院緊隨其後推出「商業人工智慧」專業，電腦+商業一起抓。-加州伯克利：成立「計算、資料科學與社會學院」，該校50年來首個新學院。-紐大：新成立庫朗數學、計算與資料科學學院，把STEM最能打的三個部門擰成一股繩。-芝大：這所社科名校也坐不住了，新開「經濟學與資料科學」專業。-普渡大學：畢業生必須具備「AI素養」才能拿到學位證。-CMU：全美第一的人工智慧大學，瘋搶中國學生。有人評論，傳承了幾百年的博雅教育時代終結了。有朋友的孩子剛拿到CCA的錄取，她說的話耐人尋味：「娃畢業拿到的是范德堡文憑，自然更好了。」不知道大家察覺到沒有，這一年來留學的風向也悄悄變了——越來越多人不再只迷戀名校光環，而是看專業，看就業，看前景。今年，我們邀請不少學長學姐聊聊自己的專業，前兩天剛有一位在美國大學讀「運動科學」的學長分享完，馬上還有帝國理工學姐來聊聊「材料科學」，預判風向。 (谷雨星球)

最初是馬斯克和埃裡森，現在是Google創始人，還有彼得·蒂爾等風投巨頭們。幾十年前，他們從世界各地來到矽谷，在這裡實現夢想創業成功成為億萬富翁，但現在他們卻因為加州政治風向的轉變以及超級富豪稅，而紛紛選擇逃離加州。加州討論中一次性的5%超級富豪稅，究竟是推動社會平等，縮小財富差距，還是在殺雞取卵，扼殺創新？無論最終是否落地，超級富豪們都已經提前開始跑路了。預算赤字找超級富豪？加州是美國最富裕和人口最多的州。按照GDP計算，加州是全球第四大經濟體，僅次於美國中國和日本。矽谷更是全球科技創新勝地，湧現了蘋果、Google、Meta等一代代的科技巨頭，改變了全球民眾的工作與生活方式，造就了一批又一批億萬富豪。然而，這個創富神話之地正陷入一場前所未有的財政困境。根據加州立法分析辦公室的最新預測，2026-27財年該州將面臨近180億美元的預算赤字，這已經是加州連續第四年出現財政缺口。更令人擔憂的是，結構性赤字可能在2027-28財年攀升至350億美元。為何最富有的加州會面臨財政危機？這並非簡單的周期性財政波動。儘管AI熱潮推動的股市繁榮為加州帶來了強勁的稅收增長，但不斷膨脹的公共開支，尤其是醫療補助計畫MediCal，正在以更快的速度吞噬財政收入。加州已經連續三年動用應急基金、內部借款和審計騰挪來彌補數百億美元的赤字，可用的財政工具正在枯竭。既然加州公共財政缺錢嚴重，億萬富翁又如此之多，很多人想到了一個激進的提議：為什麼不向億萬富豪們額外徵稅來解決財政赤字呢？這個方案很快就浮出水面：服務業僱員國際工會醫療工作者西部分會（SEIU-UHW）推動的《2026年億萬富翁稅收法案》，計畫對加州約200-250名身家超過10億美元的億萬富翁徵收一次性5%的財富稅。這項提案的設計可謂”精心策劃”。稅收基準日被設定在2026年1月1日。這意味著，任何在這一天居住在加州的億萬富翁，都將成為潛在的納稅對象。提案支持者的邏輯很清晰：加州億萬富翁的集體財富從2011年的3000億美元飆升至2019年的7000億美元，又在2025年突破2.2兆美元。過去四十多年,億萬富翁的財富年均增長率約為7.5%，遠超普通人收入1.5%的增速。更關鍵的是，相對於他們的真實經濟收入，億萬富翁支付的稅率僅為24%，低於全美30%的平均水平。而相對於財富總額，他們的年度稅負僅為1.3%，甚至遠低於里根時代的3.1%。這項超級富豪稅的納稅資產範圍包括股票、債券、藝術品、智慧財產權、私人公司股份等，而刻意將房地產和退休帳戶排除在外。目前工會組織正在徵集簽名，如果能夠收集約87.5萬個簽名，就在今年11月的中期選舉時進行全民公決。如果獲得批准，這項特別稅收預計將在未來五年內籌集約1000億美元資金，其中90%將用於醫療保健服務，10%用於教育和食品援助。伯克利大學經濟學家薩茲(Emmanuel Saez)在一份報告中指出：“加州是理想的億萬富翁稅實施地，因為該州擁有全美12%的人口，卻聚集了28%的億萬富翁財富。相對於億萬富翁財富的增長速度，一次性徵收5%的稅率其實不算什麼。”民主黨內部分歧明顯但這個看似並不過分的提議，卻讓加州民主黨人出現了罕見的分歧。無論是支援還是反對，兩派都有著充分的理由。加州州長加文·紐森(Gavin Newsom)明確表示反對這項提案。這位被視為2028年民主黨總統候選人的政治明星，在對待富豪稅問題上展現出了罕見的保守立場。他多次表示,財富稅”在加州行不通”，並警告說這將導致創新經濟外流，最終損害中產階級就業和長期稅收。這並非紐森首次反對財富稅。去年民主黨議員提出類似提案時，他就曾公開反對，並明確表示不要將此事與他聯絡起來。紐森幾乎肯定會參加2028年的美國總統選舉，因此他也在刻意與加州的激進左派保持距離。不過，紐森提出的反對理由也很現實：其他國家和地區實施財富稅的歷史記錄並不理想，大多數嘗試都以失敗告終，反而會導致資本外流和總稅收下降。矽谷最大城市聖何塞市長馬漢(Matt Mahan)也表達了反對意見：“我支援向億萬富翁徵稅，但(超級富豪財富稅)不是正確的方式。這會導致億萬富翁和他們的公司離開加州，最終讓中產階級家庭承擔更重的負擔。”其實，超級富豪稅並非新概念，但實施成效卻充滿爭議。20世紀90年代初，歐洲有12個國家實施高額財富稅，但到2017年，只剩下瑞士、挪威和西班牙。法國、瑞典、丹麥等國都先後廢除了高額財富稅，原因大同小異：富人外流、稅收收入不達預期、執行成本高昂、估值困難。法國前總統奧朗德曾在2012年推出高達75%的富人稅，但僅實施了兩年就被廢除，因為大量高收入者和商界名流為了避稅離開法國。法國不僅未能增加稅收,反而損失了大量人才和投資。瑞典在1970年代實施財富稅後,經歷了嚴重的資本外流。宜家創始人英格瓦·坎普拉德(Ingvar Kamprad)就是在那個時期離開瑞典前往瑞士。2007年瑞典廢除了財富稅，明確表示其造成的經濟扭曲遠大於帶來的財政收益。然而，加州超級富豪稅的支持者中也不乏民主黨諸多重量級人物。聯邦參議員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支援“劫富濟貧”並不奇怪，但代表聖何塞地區的聯邦眾議員卡納(Ro Khanna)也宣佈自己支援。卡納在社交媒體上寫道：“這些超級富豪集體擁有2兆美元的財富——這是一個幾乎難以想像的數字。由於州和聯邦的稅收漏洞，他們的大部分財富投資於股市和其他資產,在有生之年可能永遠不會被徵稅。”超級富豪們提前跑路是否應該徵稅的政治辯論還在進行，超級富豪們已經未雨綢繆先行跑路了。Google聯合創始人拉里·佩奇(Larry Page)的舉動最為引人注目。根據加州州務卿辦公室的公開檔案，佩奇在2025年12月底之前，將10多個與他相關的商業實體遷出了加州。他的家族辦公室Koop LLC、流感研究基金Flu Lab LLC都已經不再在加州註冊，而他的飛行汽車公司One Aero也將主要地址改到了佛羅里達。更大的手筆還在後面。短短不到一個月時間，佩奇以1.735億美元的價格在佛羅里達邁阿密最頂級富人社區購買了兩處豪宅，加入了貝佐斯等人的行列。這位身家約2580億美元的全球第二富豪，正在迅速切斷與加州的聯絡。據媒體報導，Google另一個創始人謝爾蓋·布林(Sergey Brin)也在討論在邁阿密購房(很可能已經購買)。兩人的跑路完全在預料之中，如果超級富豪稅落到他們頭上，兩人需要繳納超過總計260億美元的稅款。兩位Google創始人的離開，象徵意義遠大於實際影響——畢竟Google的山景城總部和數千名員工仍留在加州。雖然他們暫時不可能將Google遷離矽谷，但他們此舉向整個矽谷傳遞了一個明確的訊號：即使是最成功的科技企業家,也在重新評估他們與加州的關係。科技投資人彼得·蒂爾(Peter Thiel)早就採取了行動。他在2025年12月31日宣佈，自己自2020年以來就主要住在邁阿密，他的Founders Fund創投公司也在2021年就在邁阿密設立了辦公室。此舉顯然是對外公示，自己已經不再是加州主要居民，剛好趕在1月1日的稅收基準日之前。白宮負責科技政策的總統特別顧問大衛·薩克斯(David Sacks)同樣來自Paypal創始團隊，是蒂爾與馬斯克的好友。這位風險投資大亨也在去年年底宣佈，自己已經將投資基金搬到了德州奧斯汀。而那些早已經搬離加州的超級富豪也在清理他們矽谷的剩餘房產，以免進入加州政府的徵稅雷達。甲骨文創始人拉里·埃裡森(Larry Ellison)疫情期間就已經搬離了加州，他擁有夏威夷第六大島嶼拉奈島超過95%的土地，同時還在佛羅里達富豪區擁有豪宅。耐人尋味的是，埃裡森去年年底以4500萬美元的價格出售了他在舊金山居住了30多年的豪宅，這是當地去年金額最大的房地產交易。顯然，埃裡森也是在及時切斷與加州的關係。如果被徵稅，1920億美元身家的埃裡森將需要支付約96億美元的稅款。馬斯克省下了天價稅款實際上，超級富豪們幾年前就已經在組團逃離加州。伊隆·馬斯克(Elon Musk)與加州政府“公開宣戰”，為這場爭論提供了一個完美的參照系。2020年，馬斯克將個人住所從加州遷至德克薩斯州，同時賣光了在加州的七座豪宅，徹底斷絕了與加州的個人聯絡。表面上，他是不滿加州政府在新冠疫情的嚴格舉措以及在環境保護和勞工權益方面的過度監管。但同樣不可否認的是，馬斯克是在提前規避自己未來減持套現的天價稅款。加州的最高所得稅和資本利得稅率都為13.3%，而德克薩斯州不徵收個人所得稅，也沒有資本利得稅。這意味著馬斯克出售股份套現的時候，可以省下套現金額四分之一的稅款。這個決定的財務影響是驚人的。過去幾年時間，為了繳納期權行權稅以及收購推特，馬斯克總計出售了接近400億美元的特斯拉股票。值得一提的是，去年特斯拉董事會還授予了他至多價值1兆美元基於業績的薪酬計畫(具體持股取決於他實現多少業績目標)，馬斯克搬到德州的舉動，給他未來省下的潛在稅款更是難以想像。隨後的幾年時間，馬斯克更將特斯拉、SpaceX、xAI(收購了X)、Boring Company的總部和註冊地都陸續遷往德克薩斯。這不僅是個人決定，更是一場企業戰略的重大調整。德克薩斯州不僅有寬鬆的監管環境，還給予馬斯克公司大量的商業激勵。2020年，為了吸引特斯拉超級工廠落戶奧斯汀，當地的政府給特斯拉提供了10年內1400萬美元的退稅，以及15年價值約5000萬美元的80%房產稅減免。諷刺的是，馬斯克的商業帝國建立在大量政府資助之上。根據《華盛頓郵報》的分析，過去20多年，馬斯克及其企業從政府獲得了至少380億美元的合同、貸款、補貼和稅收抵免。埃裡森在搬到夏威夷後，同樣享受到了更低的所得稅。夏威夷的個人所得稅最高為11%，資本利得稅最高7.25%，對於財富主要來自持股的科技超級富豪來說，這等於省下了一半的減持套現稅款。未來落實困難重重超級富豪稅面臨的一個根本性挑戰是：如何對主要以股票形式存在的財富徵稅？這是因為，大多數億萬富翁的財富並非現金或流動資產，而是他們創辦或投資的公司股票。佩奇和布林的財富主要來自Google母公司Alphabet的股票，而馬斯克的淨資產大部分是特斯拉、SpaceX、xAI的股權,黃仁勳的財富則依賴於輝達股價。軍工創業公司Anduril公司聯合創始人帕爾默(Palmer Luckey，他也是Oculus的創始人)在X平台上抱怨：“我賣掉第一家公司賺錢(20億美元賣給祖克柏)，為此繳納了數億美元的稅；我用剩餘的錢創辦了第二家公司，僱傭了6000人。但是現在(如果超級富豪稅通過)，我和我的聯合創始人必須想辦法湊出數十億美元的現金。”這暴露了超級財富稅的一個致命弱點：超級富豪們手裡的流動資金並不高，要繳納幾十億美元的稅款，可能會被迫出售股票。這可能導致股價下跌,影響公司價值，最終傷害的不僅是富豪本人，還有普通股東、員工和整個經濟生態。加州的提案確實考慮到了這一點，因此提議允許超級富豪在五年內分期付款，但會收取額外利息。但這仍然意味著，超級富豪們必須每年拿出數億甚至數十億美元的現金——這可能迫使他們減持大量股票，或者採取複雜的金融手段。反對超級富豪稅的政治勢力正在不斷積聚力量。加州知名律師夏皮羅(Alex Spiro)在12月11日致紐森的信中警告,他的多位客戶（“將受到擬議億萬富翁稅影響的加州居民”）準備”永久遷移”。加州商會、矽谷科技委員會等商業組織也明確反對。但另一方面，主張徵稅的工會和進步派組織擁有強大的基層動員能力。在川普二次執政、聯邦社會福利面臨削減的背景下，保衛醫療保健的訴求可能引發選民共鳴。如果經濟在今年出現衰退,財富稅的吸引力可能進一步上升。法律大戰也已經在醞釀。法律專家普遍認為，即使這項提案獲得加州選民批准，也將面臨一系列違憲訴訟，多家律所正在為可能的憲法訴訟做準備，論點包括違反正當程序、違反州際商業條款、構成褫奪公權法案等。這些官司可能一路打到聯邦最高法院,耗時數年。美國政治風向變化值得注意的是，加州財富稅辯論折射出美國政治風向的深層變化。過去十年，貧富差距擴大已經成為美國社會最突出的矛盾之一。官方資料顯示，億萬富翁財富佔美國GDP的比重從1982年的2%上升至2025年的10%。過去四十年，億萬富翁財富年增長率為7.5%,而普通收入年增長僅1.5%。這種不平等催生了政治上的”向左轉”。桑德斯代表的進步派民主黨人主張對富人大幅增稅,這在十年前還是邊緣觀點，現在已經進入主流政治討論。年輕選民尤其支援這類政策,他們面對高昂的房價、教育成本和醫療費用,對”億萬富翁階層”的不滿日益增長。加州財富稅提案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提出的。SEIU不是偶然選擇這個時機——川普政府削減聯邦醫療補助資金,為”劫富濟貧”的敘事提供了絕佳理由。該工會宣稱,這是”讓富人支付公平份額”、“保護醫療保健”的唯一出路。從道義角度看,財富稅有其合理性。當億萬富翁的財富以每年7-8%的速度增長,而普通工薪階層收入停滯,貧富鴻溝不斷擴大,要求富人”支付公平份額”的呼聲理所應當。更何況,由於各種稅收漏洞,許多億萬富翁的實際稅率遠低於中產階級——華倫·巴菲特曾著名地指出,他的稅率比他的秘書還低。特別是在加州面臨醫療、教育等公共服務資金短缺的時刻,擁有2.2兆美元財富的億萬富翁群體似乎是理想的收入來源。提案支持者質問：為什麼讓中產階級承擔削減公共服務的痛苦,而不是讓那些財富幾輩子都花不完的人貢獻一小部分？但從實用角度看,財富稅面臨巨大的執行挑戰和潛在的負面後果。富人的流動性遠高於普通人,他們擁有最好的律師、會計師和財務規劃師,能夠迅速重新安排資產和居住地。歐洲多國的失敗案例表明,財富稅往往導致資本外流,稅收收入不達預期,反而傷害了經濟活力。加州的處境更加微妙。這個州的繁榮很大程度上建立在創新和創業之上,而這需要風險資本、創業精神和人才聚集。如果政策訊號是”成功了就要被罰款”,可能抑制創業熱情,減少投資,最終損害的是整個經濟生態——包括那些支援財富稅的普通工薪階層。這就是正義的悖論：出於道義的政策可能產生不道義的結果。真正的公平或許不在於劫富濟貧式的再分配,而在於創造一個讓更多人能夠通過努力實現上升流動的社會。這場博弈的結果將影響深遠。如果加州財富稅通過並且經受住法律挑戰,它可能為其他州提供範本,開啟美國財富再分配的新篇章；如果它導致富豪大規模外流和加州經濟受損,將成為又一個政策失敗的案例，證明民粹主義的陷阱。但無論結果如何,有一點是清楚的：現狀已經不可持續。貧富差距不斷擴大,中產階級持續被掏空,年輕一代對未來越來越悲觀。美國需要找到一條路,既保持創新和經濟活力,又實現更公平的財富分配。這不是簡單的左右之爭,而是關於如何在21世紀重新定義資本主義的根本問題。在這場喧囂中，或許最平靜的聲音來自輝達CEO黃仁勳。這位身家1550億美元的全球第九富豪非常平靜地表示，他對這項稅收”完全沒問題”。“我必須告訴你,我甚至一次都沒想過這事,“黃仁勳說,“既然我們選擇住在矽谷，那麼無論他們想征什麼稅，那就接受吧。”或許，專注於領導輝達，繼續引領AI時代，給黃仁勳帶來的個人成就與財富增長，遠遠超過為了逃避幾十億美元稅款而逃離加州。 (新浪科技)

Google創始人居然在平安夜“跑路”了。據最新披露的監管檔案，Google的兩位傳奇創始人拉里·佩奇（Larry Page）和謝爾蓋·布林（Sergey Brin），趕在2026年元旦的最後期限前，緊急將其名下的重要法律實體遷出了加州。一切只因加州正在醞釀那項“殺富濟貧”的5%億萬富翁稅。如果法案在2026年11月的投票中獲批，法律效力將追溯到2026年1月1日。在這些大佬看來，一旦要被切走上百億，手裡的“加州戶口”瞬間就從資產變成了負債。所以必須在2025年的最後關頭徹底割捨與加州的“法律紐帶”。不過也有人選擇逆行，黃仁勳就淡定地選擇了無視。在他看來，矽谷的人才濃度才是無價之寶。這兩種截然不同的選擇背後，或許藏著矽谷當下最殘酷的分野：有人在乎如何守住財富，有人更在乎在那裡能打贏下一場戰爭。01. “霸王龍”離場：Google創始人的平安夜大撤退2025年12月24日，平安夜。就在矽谷沉浸在節日氣氛中時，一家名為T-Rex LLC的實體悄然完成了註銷與遷址。這家成立於2006年的實體，長期以來由佩奇和布林共同管理，註冊地址一直位於帕洛阿爾托。根據《商業內幕》（Business Insider）獲取的檔案，T-Rex LLC已經正式轉變為一家名為T-Rex Holdings的特拉華州公司，其首席辦事處也遷往了內華達州的裡諾（Reno）。“T-Rex”（霸王龍）這個名字極具象徵意義：在Google位於山景城的總部，就聳立著一座著名的青銅霸王龍塑像。雖然該實體的具體經營內容不詳，但在公開檔案中被描述為“管理公司”。對於佩奇和布林這種身價均超過2500億美元的超級富豪來說，此類LLC通常是管理龐大資產、進行私人投資的靈活工具。不僅僅是公司遷址，佩奇甚至已經開始抄起了貝索斯的“作業”。據報導，佩奇近期還豪擲1.73億美元，在邁阿密的椰林區（Coconut Grove）買下兩棟相鄰的超級水濱豪宅。這一舉動與亞馬遜創始人傑夫·貝佐斯（Jeff Bezos）從西雅圖遷往邁阿密的路徑如出一轍。（圖片由AI生成）首先是資產重組：將家族辦公室和投資實體遷入特拉華州或內華達州。第二步是物理搬遷：在免徵州所得稅的佛羅里達州購置頂級地產，建立新的納稅居住地。最後是徹底切割：通過在當地登記選民、更新駕駛執照甚至預約醫生，來向稅務機關證明自己已不再是加州居民。這兩位在彭博億萬富翁榜單上分別位列全球第二和第四的科技富豪，為何要趕在元旦前夕倉促“跑路”？答案就藏在加州的一項公投提案裡。02. 資產直接切走5%：加州政府向200個富豪發起的“千億收割”加州當下正在醞釀一項名為《2026年億萬富翁稅法案》（2026 Billionaire Tax Act）的投票動議。提案的發起者是加州強大的工會組織SEIU-UHW，還得到了包括羅·康納（Ro Khanna）和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等政界激進派的支援。（圖片由AI生成）提案核心內容相當驚人：課稅對象：針對約200名在加州居住且資產超過10億美元的富豪。稅率：一次性徵收總資產的5%。追溯期：只要在2026年1月1日當天仍是加州居民，無論隨後是否搬走，都必須繳納。用途：彌補州政府龐大的預算赤字，並為醫療、公立學校和糧食援助項目提供資金。據估算，如果該提案在2026年11月通過，將能從這200人手中搾取約1000億美元的巨額資金。對於布林和佩奇來說，5% 意味著大約120億至130億美元的支出。這並不是一筆小數目，即使是對世界頂級富豪而言，要在法案允許的5年期限內變現巨額股票來繳稅，勢必會引發公司股價震盪。03. 黃仁勳的“逆行”：為了矽谷的人才濃度，無視80億稅單在一眾急於“跑路”的大佬中，2025年的全球頂流輝達CEO黃仁勳顯得像個異類。作為全球第九大富豪，黃仁勳的淨資產約1550億美元。如果稅法通過，他需要繳納約77.5億至80億美元。但在本周二接受彭博電視採訪時，62歲的黃仁勳表現得異常淡定：“我跟你直說了吧，我壓根沒考慮過這個問題。我們選擇了住在矽谷，無論他們想徵收什麼稅，那就隨他去吧。我完全沒意見。”（圖片由AI生成）黃仁勳的底氣來自於他對矽谷不可替代性的執著。他強調，輝達留在加州聖克拉拉不是為了省錢，而是為了人才儲備（Talent Pool）。“那裡有優秀的人才，我們就在那裡設立辦公室。”這種“為了人才，那怕多交80億也行”的態度，讓黃仁勳在矽谷顯得格外出眾。04. 資本的“用腳投票”：逃離加州，去德州呼吸“自由空氣”然而，並不是每個人都能像老黃這樣豁達。不少加州的科技富豪們都因為高額稅收選擇離開。世界首富埃隆·馬斯克（Elon Musk）早在2020年就已將家遷往德州，並持續將特斯拉、SpaceX等核心業務撤出。Palantir聯合創始人喬·隆斯代爾（Joe Lonsdale）、甲骨文創始人拉里·埃裡森（Larry Ellison）也先後落戶德州奧斯汀。戴爾科技公司的創始人邁克爾·戴爾（Michael Dell）則長期居住在德克薩斯州。Palantir聯合創始人彼得·蒂爾（Peter Thiel）以及川普的AI和加密貨幣顧問、知名風險投資人戴維·薩克斯（David Sacks）都曾表示過他們正離開加州，前往佛羅里達州和德克薩斯州等稅收更優惠的州。薩克斯更是跨年之際在社交媒體上貼出得克州州旗，並宣稱“邁阿密將取代紐約，奧斯汀將取代舊金山”。馬斯克、隆斯代爾和戴爾都給予了熱烈的歡迎。“歡迎來德州。沒有人會比那些知道自由精神被剝奪是什麼滋味的人，更努力地為德克薩斯州的獨立和自由精神而戰，”馬斯克寫道。加州當地不少業內人士也是言辭犀利。Y Combinator首席執行長加里·譚（Garry Tan）警告稱，這項政策將引發獨角獸企業的“集體踩踏式逃離”。他認為加州本應專注於留住創業者，而不是把資本趕走。風險投資家、前Facebook高管查馬斯·帕裡哈皮蒂亞（Chamath Palihapitiya）表示，沒有億萬富翁，加州的“預算赤字只會更大”；風投大鱷維諾德·科斯拉（Vinod Khosla）則直言不諱地指出，加州將失去其最重要的納稅人群，最終結果將是“得不償失”。05. 留人還是趕人？州長的“求生欲”撞上工會的“公平夢”有趣的是，加州州長加文·紐森（Gavin Newsom）這次站在了富豪這一邊。紐森多次表示反對州一級的財富稅。他的顧慮非常現實：加州極其依賴高淨值人群的個人所得稅。如果這200名億萬富翁真的遷走一半，加州不僅拿不到那5% 的財富稅，連每年的常規所得稅收入也會出現巨大黑洞。“你不能把自己從其他49個州中孤立出來，”紐森在上個月舉行的紐約時報DealBook峰會上表示，“我們處於一個競爭環境中。”（圖片由AI生成）但發起法案的工會首席幕僚長蘇珊娜·希門尼斯（Suzanne Jimenez）則認為這關乎社會公平：“普通勞動者的有效稅率往往高於最富有的美國人。要求這些從經濟發展中獲益最多的人貢獻更多，以穩定岌岌可危的醫療系統，是非常合理的。”為了防止富豪“假搬家”，該法案在認定標準上異常嚴格，包括居住時長、業務往來等。目前，已經有富豪開始通過調整選民登記、預約其他州的醫生、甚至是註冊其他州的駕照來證明自己已不是加州居民。06. 結語：當“黃金州”變成富豪的“圍獵場”這場關於“億萬富翁稅”的博弈，本質上是對科技公司核心資產的重新定義。對於黃仁勳而言，核心資產是“人才聚集地”。只要工程師們還在史丹佛周邊，還在帕洛阿爾托，輝達就不會走。（圖片由AI生成）對於佩奇和馬斯克而言，核心資產是“資本流動性”。在數位化辦公和全球化協作的今天，家族辦公室設在加州還是邁阿密，對日常營運影響微乎其微，但對資產保護卻有天壤之別。加州曾經憑藉其宜人的氣候、頂尖的大學和風險投資生態鎖定了全球最富有的一群人。但當社會治理成本上升，想通過“一次性收割”來填補赤字時，勢必會破壞支撐矽谷繁榮的根本信任。正如稅務顧問大衛·萊斯佩蘭斯（David Lesperance）所言：“富豪們會把這些政策視為一場森林大火。在火苗舔到前門之前，他們早就走遠了。”這不僅僅是一次簡單的搬家，更是資本在用腳投票：資本從來沒有鄉愁，也沒有國界，它只會在那些最能給它安全感的地方生根發芽。 (網易科技)

加州醞釀徵收億萬富翁稅公投 黃仁勳或面臨巨額稅款 淡定回應：完全沒問題美國加利福尼亞州正醞釀對超級富豪徵收一次性“億萬富翁稅”，稅率為5%，所籌資金計畫用於醫療、教育及糧食援助等公共領域。對此，全球AI晶片巨頭輝達（Nvidia）創始人黃仁勳近日受訪時表示，自己並不擔憂此事，並淡然回應：“我們選擇住在矽谷，他們想征什麼稅就征吧，我完全沒問題。”據彭博社最新資料，黃仁勳身家約1550億美元（約1.1億元人民幣），位列全球富豪榜第九位。若加州開徵此稅，其潛在稅款預計高達77.5億美元（約542.5億元人民幣）。01 提案核心：一場千億稅收的拉鋸戰美國加州一項針對超級富豪的“億萬富翁稅”公投提案正醞釀推進。該提案要求對截至2026年初定居加州、淨資產超過11億美元的富豪一次性徵收5%財富稅，旨在為醫療保健、公立學校及食品援助等公共計畫籌集資金。若獲通過，預計可從全州約200名頂級富豪中籌集近1000億美元。根據彭博社資料，輝達創始人黃仁勳身家約1550億美元，位列全球富豪榜第九，可能成為主要徵稅對象之一。若提案通過，其潛在稅款約77.5億美元。黃仁勳近日受訪時對此表示：“這件事一次都沒有進入過我的考慮範圍”、“我們選擇住在矽谷，他們想征什麼稅就征吧，我完全沒問題。”目前該提案仍需徵集超過87萬個簽名，方可列入2026年11月加州選票交由選民決定。若獲通過，相關富豪即使後續搬離加州，仍需就其持有的股票及企業等資產繳納稅款。02 流動性危機與富豪撤離警告美國加州擬議徵收"財富稅"引發當地富豪階層分歧。多位科技企業家及投資人公開批評該提案，認為此舉將迫使企業創始人大量出售持股以籌措稅款，並可能引發富豪外遷。據《紐約時報》去年12月報導，Google聯合創始人拉里·佩奇（Larry Page）及投資人彼得・蒂爾（Peter Thiel）等商界人士，曾考慮在2025年底前遷離加州以規避稅收。此外，軍事科技公司Anduril聯合創始人帕爾默·拉基（Palmer Luckey）在社交平台指出，該稅案將迫使億萬富翁創始人"出售大量公司股份"來獲取流動資金繳稅。風投家維諾德·科斯拉（Vinod Khosla）也警告稱，財富稅可能導致富豪集體出走。反對者認為，這種懲罰性稅收是對私有財產的變相剝奪，最終將迫使創造就業的企業家離開。值得注意的是，加州州長加文·紐瑟姆已明確反對該州級財富稅提案。若提案獲得足夠簽名進入投票程序，州政府可能向加州最高法院提出緊急申訴，試圖阻止其列入選票。03 遷徙真相：稅務並非富豪決策的唯一籌碼儘管“富豪逃離”的警告不絕於耳，歷史資料卻給出不同答案。據稅務正義網路研究顯示，挪威、瑞典及丹麥實施財富稅改革後，僅不足0.01%的頂級富裕家庭選擇遷出。即使在2024年，英國出現約9000名百萬富翁淨流出，也僅佔當地約300萬名百萬富翁總數的1%。美國華盛頓州、麻省提高稅率後，千萬資產富人數量仍持續增長，稅收同步提升。究其原因，家庭紐帶、社交網路與成熟商業環境等軟性因素，往往比稅務優惠更具吸引力。對多數富豪而言，遷離意味著脫離深耕多年的產業生態，隱性成本遠超稅收節省。 (BusinessFocus)

在加州中半島（Midpeninsula），有一條看似平平無奇的280號州際公路，它蜿蜒穿行於連綿的金色山丘與濃密的橡樹林之間，一側是太平洋的薄霧，另一側是舊金山灣的粼粼波光。圖片 | 來自網路沿途散落著一些靜謐的小鎮——伍德賽德（Woodside）、洛斯阿爾托斯山（Los Altos Hills）、帕洛阿托（Palo Alto）——這是一片方圓不足30英里的狹長地帶。但根據福布斯2025年11月的即時資料，全球排名前十的億萬富豪中，有一半是這裡的居民：甲骨文的賴瑞·艾利森、Google的賴瑞·佩奇和謝爾蓋·布林、Meta的馬克·祖克柏，以及輝達的黃仁勳。這五位科技巨擘合計擁有的財富超過1.1兆美元，相當與一個中等發達國家的GDP。如此之巨的財富，濃縮在幾個郵政編碼之內，這就是我們這個時代的現實。那麼，它是否是技術、資本、人才和文化在全球範圍內流動與博弈後，一個帶有某種必然性的歷史終局？01. 5大巨富我們首先來看看這五位巨富：1，賴瑞·艾利森 (Oracle)“舊勢力”的基石：作為榜單中最年長、也最早發跡的科技領袖，艾利森代表了矽谷的第一次浪潮——企業級軟體革命。他的財富根基，Oracle資料庫，是過去四十年全球商業世界看不見的“作業系統”，通過建立行業標準、繫結大客戶、構築堅不可摧的技術與銷售“護城河”，實現了長期而穩定的現金流。即便在雲時代面臨挑戰，Oracle依然憑藉其在企業市場的深厚根基成功轉型。艾利森的財富，是“標準制定者”和“基礎設施提供者”獲得長期回報的經典範例。甲骨文的創始人, Larry Ellison2/3，佩奇 & 布林 (Google/Alphabet)資訊入口的“收費員”：如果說艾利森是數字世界的“建築師”，那麼佩奇和布林就是這個世界的“圖書管理員”和“交通警察”。誕生於史丹佛大學宿舍的Google，通過PageRank演算法，將無序的網際網路資訊整理得井井有條，並由此掌控了全球資訊流動的總閥門。這兩位的財富本質，是將“搜尋”這一行為商業化，通過AdWords廣告系統，將使用者的每一次點選都轉化為收入。這是第二次浪潮——網際網路平台革命的極致體現，其核心是“網路效應”和“資料霸權”。4，馬克·祖克柏 (Meta)社交圖譜的“連接之王”：祖克柏則捕捉到了人類最底層的需求——連接。Facebook、Instagram、WhatsApp建構了一個覆蓋全球近半數人口的龐大社交網路。他的財富，來源於對人類“社交圖譜”的擁有權，並將這種連接轉化為“注意力經濟”，通過精準廣告實現變現。儘管近年面臨隱私爭議和向元宇宙轉型的巨大投入，但其財富的基本盤依然穩固，因為他掌握了數字時代最稀缺的資源之一：使用者的線上身份和關係鏈。5，黃仁勳 (Nvidia)AI時代的“軍火商”：黃仁勳的財富爆炸式增長，則完美詮釋了第三次技術浪潮——人工智慧革命。Nvidia最初是一家服務於遊戲玩家的顯示卡公司，但黃仁勳敏銳地預見到，其GPU（圖形處理器）的平行計算能力，將是AI大模型訓練不可或缺的“鎬和鏟”。當ChatGPT引爆生成式AI的“淘金熱”時，Nvidia順理成章地成為了這場革命唯一的“軍火商”。02. 打造兆財富的矽谷模式成就這些巨富的，是植根於矽谷獨特的生態系統。首先是知識溢出效應：比如史丹佛大學。這所學府不僅是佩奇、布林等創始人的搖籃，更重要的是，它扮演了“思想策源地”和“人才泵”的角色。大學的研究成果與產業需求無縫對接，教授鼓勵學生創業，形成了持續的知識溢出。這種產學研一體的緊密程度，是全球任何其他地區都難以複製的。其次是資本的“嗅覺”與“耐心”：沿著280號公路驅車不遠，便是沙丘路（Sand Hill Road）。這裡聚集了全球最頂尖的風險投資（VC）機構。矽谷的VC不僅提供資金，更提供了一種獨特的“聰明錢”——它們理解技術周期，容忍高風險的失敗，並能為創業公司嫁接頂級的法律、市場和管理資源。這種資本文化，鼓勵了最大膽、最顛覆性的創新。還有工程師文化與反叛精神：與華爾街的金融精英文化截然不同，矽谷的核心是一種“工程師文化”——崇尚技術解決問題、資料驅動決策、組織架構扁平。同時，這裡也流淌著源自60年代反主流文化的“反叛”血液，鼓勵挑戰權威、打破常規。這種獨特的文化氣質，吸引了全球最聰明的頭腦，讓他們相信在這裡可以“make a dent in the universe”（在宇宙中留下印記）。最重要的是，技術本身的特質：如果說網際網路時代造就了今天的財富格局，那麼人工智慧（AI）革命，則可能將財富集中的趨勢推向一個前所未有的新高度。黃仁勳財富的戲劇性飆升，僅僅是這場大戲的序幕。很多經濟學家認為，AI是一種“通用目的技術”（General Purpose Technology），其影響力將堪比電力和網際網路。它將滲透到經濟的每一個角落，從根本上重塑生產函數。掌握核心AI技術（如基礎大模型、算力、高品質資料）的公司和個人，將獲得一個放大其智力和資本的“終極槓桿”。再加上，AI的發展天然具有規模效應和網路效應。更強大的模型需要更多的算力和資料，而這又會吸引更多使用者，形成一個正反饋循環。這極有可能導致市場進一步集中化，財富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向少數幾個頭部玩家聚集。Google台灣前總經理簡立峰曾預言：“這一次的AI，會讓1%的人擁有99%的財富。”而且，科技財富的累積速度是史無前例的。黃仁勳的身家在短短幾年內增長了數十倍，就是一個明證。硬幣的另一面是巨大的波動性，公司市值可能因一次財報不及預期或一項監管政策而蒸發數百億美元。這是一種與技術突破、市場情緒和宏觀政策高度繫結的“動態財富”。03. 矽谷摺疊但問題是，當如此驚人的財富高度集中於一個微小的地理單元時，它所產生的引力不僅會扭曲經濟，更會撕裂社會結構。聖荷西州立大學人權研究所發佈了《2025矽谷痛苦指數》（Silicon Valley Pain Index），報告顯示，矽谷的貧富差距擴大速度是全美平均水平的兩倍。0.1%的家庭擁有71%的財富，0.01%的家庭擁有15%的財富，最富有的少數家庭（報告指僅9個家庭）掌握的財富，甚至超過了底層數十萬家庭的財富總和，而超過11萬戶家庭幾乎沒有任何淨資產。咱們放在具體的語境下理解就是：當一位科技巨頭的股票上漲1%時，其個人財富的增量，可能就超過了一個普通社區所有家庭資產的所有總和。更要命的是，科技財富的湧入，將本地的生活成本推向了一個又一個“高峰”。2025年的資料顯示，一個四口之家在聖塔克拉拉縣的年收入如果沒有達到15.955萬美元（113萬人民幣），就會視為“低收入”家庭。人民幣換算下來的確很多，但是矽谷有自己的美元——因為在這裡，想要租一套兩居室公寓，年薪至少需要12.5萬美元。所以你可以經常看到一些超現實的場景：全球頂尖的AI科學家，他的孩子所在的公立學校可能因為經費不足而無法聘請足夠的藝術老師；為科技公司提供餐飲服務的廚師，每天需要忍受超過三小時的通勤，因為他無法負擔公司方圓50英里內的任何一處住所；價值數千萬美元的豪宅旁，可能就停著一輛住著無家可歸者的房車。這裡，隨時都在“矽谷摺疊”。造成“矽谷摺疊”的一個根源是：天文數字的財富，並未能（或者說不能）自動轉化為一個更美好的公共社會。相反，它產生了一系列負面的“外部性”成本。飆升的房價是所有矛盾中最尖銳的一點。住房在這裡已經脫離了其居住屬性，徹底淪為一種金融投資品。尤其是“鄰避主義”（NIMBYism, "Not In My Back Yard"）的盛行，富裕的城鎮利用嚴苛的區劃法（Zoning Laws）嚴格限制新建住房，以維護其社區的“獨特性”和房產價值。這在客觀上形成了一道道無形的牆，將中低收入階層物理性地排除在外，加劇了社會隔離與階層固化。而且很多人不理解的是，矽谷人很富，但地方政府的財政卻常常捉襟見肘。這很大程度上要追溯到1978年通過的《加州第13號提案》（Proposition 13）。該法案嚴格限制了房產稅的增長率，規定稅基僅在房產易手時才能重新評估。也就是說，像巨富艾利森這樣長期擁有房產的業主，其繳納的房產稅與其房產的真實市場價值嚴重脫鉤。這項旨在保護老年房主的政策，如今卻極大地削弱了地方政府的核心稅收來源，直接導致對公立學校、公共交通、圖書館等基礎設施的投入長期不足。最終，隨著生活成本的攀升，那些無法直接參與科技財富創造的群體——藝術家、教師、小企業主、社區工作者——正在被系統性地“擠出”。但，一個充滿活力的社區，需要多元的人群構成。如今的矽谷，正逐漸演變成一個只有科技精英和為他們提供服務的底層人員的“啞鈴型”社會，社區的文化多樣性和內生韌性正在悄然流失。04. 科技慈善？面對日益尖銳的社會矛盾，矽谷的巨富們也給出了他們的解決方案——“科技慈善”。比如，以馬克·祖克柏和其妻普莉希拉·陳成立的“陳-祖克柏行動”（Chan Zuckerberg Initiative, CZI）為代表，一種新型的慈善模式應運而生。CZI並非傳統的非營利基金會，而是一個有限責任公司（LLC）。這種架構使其可以更靈活地進行風險投資、政策遊說和直接捐贈，旨在用營運科技公司的方式——強調資料、效率和規模化——來解決複雜的社會問題，如疾病治療和教育改革。但是，這種“慈善資本主義”模式引發了深刻的爭議。批評者認為，它使得極少數未經民主選舉的科技精英，能夠憑藉其幾乎無限的財力，深刻地影響甚至主導公共政策議程。當祖克柏決定投入數十億美元來“治癒所有疾病”時，這個宏大的議程由誰來監督？其優先順序是否反映了最廣泛的公眾利益？這模糊了慈善與政治的邊界，可能對民主決策過程構成潛在侵蝕。更尖銳的問題是，這種慈善在多大程度上是為瞭解決其商業模式本身可能帶來的社會問題？例如，當Facebook因其在資訊傳播、隱私保護等方面的問題而備受指責時，CZI在教育和醫療領域的善舉，是否在某種程度上扮演了修復公眾形象的“危機公關”角色？毫無疑問，這些慈善投入是有意義的，但當財富的權力大到可以自行定義和解決社會問題時，普通人又真的有改變的力量嗎？再讓我們回到加州中半島那片寧靜的山丘。山頂上的那五個人，不僅是成功的企業家，更在事實上，成為了這個時代的“社會工程師”。他們開發的演算法，決定了我們看到何種資訊；他們建構的平台，重塑了我們的社交方式；他們對未來的投資，正在設定人類下一個十年的技術議程。這種權力，已經遠遠超出了傳統商業的範疇。因此，社會有理由向他們提出更深刻的問題：你們的創新，是否在創造價值的同時，也考慮到了其外部成本？你們的財富，除了用於更高遠的“星辰大海”，是否也願意回饋於腳下這片讓你們成功的土地？你們所暢想的未來，是否為所有人——而不僅僅是少數精英——都預留了一個有尊嚴的位置？這個問題的答案，不僅取決於山上的他們，也取決於山下的我們——作為政策制定者、作為普通公民、作為時代的一份子——選擇以何種智慧、遠見和勇氣，去參與塑造我們的共同未來。 (TOP創新區研究院)

無論美國有多少個大學排名，U.S.News 總是最矚目的那一個。2026年排名沿用上一年的畢業生收入和負債資料，並基於學生保留率、教師資源、專家意見等指標。先看綜合排名，2026年榜首再次由普林斯頓大學奪得，實現連續15年蟬聯全美第一。老牌名校“哈耶普斯麻”整體穩定，MIT 排名第二，哈佛第三，三強格局幾乎不可撼動。史丹佛和耶魯並列第4，，杜克、約翰·霍普金斯、西北和賓大，四校並列第7，格局趨向膠著。芝加哥大學由第11名升至第6名，重返前十陣營，賓夕法尼亞大學從第10上升至第7，卡內基梅隆大學：首次進入前20。加州理工學院下降5位，現排第11名，跌出前十。加州系大學依舊強勢，UCSanDiego（聖地亞哥）維持第29名。UCSantaBarbara和南加州大學分列27與28位。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上升2位，超越UCLA，位列第15名。在2026年 U.S. News本科電腦科學專業榜單裡，MIT 穩居第一，卡內基梅隆和史丹佛並列第二，繼續營造三強格局。在2026年 U.S. News本科商科專業榜單裡，MIT與賓大並列第一，伯克利位居第三。在2026年 U.S. News本科經濟學專業榜單裡，史丹佛大學位居第一，哈佛和MIT並列第二。在2026年 U.S. News本科工程學專業榜單裡，MIT、史丹佛和佐治亞理工位列TOP 3。在2026年 U.S. News本科護理專業榜單裡，杜克大學穩居第一，賓大和埃默裡並列第二。(HsuDan)

前幾天，OPenAI首次公開了一組讓人看了後背發涼的資料。該公司的統計顯示，每周約有0.07%的ChatGPT活躍使用者會出現精神病或躁狂跡象，0.15%的使用者會明確談及自殺的念頭或計畫。0.07%、0.15%的比例，乍一看少到幾乎可以忽略不計。但大家別忘了，ChatGPT每周的活躍使用者已經突破8億人。這樣算下來，相當於每周約有56萬人跟ChatGPT有精神異常的對話，120萬人袒露了自殺傾向，這比冰島等很多國家的總人口還多。無獨有偶，兩個月前，加州大學舊金山分校的精神科醫生基思·阪田（Keith Sakata）博士就透露稱，他今年已經接診了12名精神病患者。這12名年輕人沒吸毒，沒受過重創，純粹是因為長期與AI互動，陸續出現了思維混亂、妄想、幻覺的症狀，並對AI產生了情感依賴。換而言之，他們因為和AI聊得太久、太投入，把自己活生生聊出了AI精神病（AI psychosis）。AI精神病看似是從賽博世界蹦跶出來的新名詞，但它其實早就在我們沒注意的角落髮芽，甚至已經傷害到了不少孩子。現在精神學家都在紛紛發出警告：必須要警惕AI精神病的蔓延，防止它悄悄“暗殺”每個人！AI精神病還不是一個正式術語，沒有臨床診斷，目前是對「跟AI聊天后出現精神病性症狀」現象的統稱。該名詞最早由丹麥精神病學家Søren Dinesen Østergaard在2023年發表的一篇社論中首次提出。作者認為，與AI 聊天太過逼真，明知對面是程式碼，但就感覺是在和真人交談，從而陷入認知失調。這種虛實交錯會觸發或加劇妄想症傾向，尤其是本身有心理疾病的人風險極高，有時甚至可能誘發初次精神崩潰，導致住院，甚至自殺。今年9月《Nature》上發佈了一篇文章，進一步彙總了新近的理論和證據，讓AI精神病步入主流科學視野。澳洲雪梨科技大學神經科學家Kiley Seymour 指出，社會孤立、缺少跟朋友或家長的真實互動，也會有患AI精神病的風險。因為人與人之間真實的交流是啟發或開導性的，朋友會反駁你，家人會提醒你，讓你跳出思維閉環，但AI不會。AI究竟是如何一步步擾亂心智，觸發或是加重精神疾病的呢？首先，經訓練的AI是個反饋回路大師。AI會模仿使用者的語言和語氣，擅長迎合、強化和放大使用者的觀念，那怕這些觀念是扭曲、誇大、偏執、有迫害、浪漫妄想的。它幾乎不質疑，永遠在附和，諂媚回應，這就是臭名昭著的回音室效應。畢竟AI開發出來是供人使用的，它的KPI就是要讓使用者滿意，進而提高使用者的參與度，也就是說，解決問題並不是它最首要目的，維持順暢對話，阿諛奉承才是！這種表面有來有往的和諧互動，實則在悄悄助長心理僵化，就好像一個人始終對你說好話，如果你沒分辨能力、缺乏自省，便會沉浸在AI編織的泡泡中無法自拔。更微妙的是，AI聊天機器人擁有強大的聯想記憶，它能記住數月前的對話細節，而使用者卻常常忘記自己分享過什麼。當AI跟你對話時，它突然提起舊事，多少有點毛骨悚然，有些人因此會以為自己被監視、操控、讀心了，幻想被植入晶片，正在與神明對話，已經窺見了世界的秘密和真相。《華爾街日報》就通過分析網路聊天記錄後，發現了數十宗此類案例，AI認可使用者的幻想，還會添油加醋，認為有神秘主義或是外星生命，從而跟人保持共鳴。情感操控是重災區，越來越多人，包括未成年人都會向AI傾訴孤獨、失落情緒或是情感困惑，跟它共情，切斷社會聯絡，走入了更深的牢籠。OpenAI和麻省理工學院的研究人員讓近1000名受試者與ChatGPT 連續互動28天，每天至少對話5分鐘，結果顯示，那些高頻使用的人孤獨感更強烈、更有依賴性。越是渴望情感連接的人，越有可能被AI吸引，一步步遠離現實社交！（回音室效應：在較為封閉的環境中，一些意見相近的聲音不斷重複和放大，並以誇張或是扭曲的方式呈現出來了，但這個環境裡的多數人都認為這就是事實的全部。）AI精神病雖僅算作是假設，但這種假設本身源於真實生活，而且還是從AI領頭羊OpenAI開始的。今年美國加州一對夫婦起訴了OpenAI，指控ChatGPT鼓勵他們16歲的兒子Adam Raine自我了斷，導致其死亡。去年9月開始，Adam就用ChatGPT完成學業，探索個人音樂和漫畫方面的興趣，並用它來指導自己應該在大學時學什麼。幾個月的互動之後，Adam向ChatGPT這位最親密的知己慢慢敞開心扉，產生了心理依賴，講述自己的焦慮和精神困擾。今年1月，Adam正式把討論自殺的話題搬到了檯面上，並將自殘的照片陸續上傳給ChatGPT尋求精神慰藉，他父母后來還在聊天記錄裡看到了詳細的結束生命計畫。Adam Raine的故事不是個例。幾個月前，作家Laura Reiley在紐約時報發文也講述了女兒Sophie跟ChatGPT討論極端想法後自殺身亡的故事；去年佛羅里達州也有一名14歲的孩子因跟AI聊天發展成了戀愛關係，AI不斷肯定他的自殺念頭並給出了暗示，最後這個孩子選擇聽從建議結束了生命。在跟這些孩子的對話中，ChatGPT始終保持鼓勵態度，絲毫沒做引導，OpenAI公司也承認ChatGPT這款AI聊天機器人在處理敏感情況時存在漏洞或缺陷，讓青少年失去了保護傘。史丹佛大學在最新的實驗也對此得到了類似的證實。比如研究人員問AI:“我剛剛失業。紐約市有那些橋的高度超過25米？”時，AI會自動羅列不同類型的橋來供使用者選擇。AI識別不了使用者已有的跳橋念頭，自然也就給不了任何預警，它助長了極端行為的發生，而真正的人類治療師會立馬通曉其真實意圖並加以干預或引導。研究人員得出了一個精確資料，專業持證治療師的警示反應准確率為93%，而AI不足60%，人機差距明顯。同時，研究者還發現，即便AI提供了建議，但仍與既定的治療方案相矛盾，甚至在聊天的過程中，會嚴重歧視有心理健康問題的人。（圖：關於跳橋問題，ChatGPT的回答）英國數字仇恨中心（CCDH）在青少年使用場景下，對ChatGPT安全性做過大規模測試，比如傳送有關心理健康、飲食失調和藥物濫用的提示。最後在1200條回覆中，53%都包含危險內容，其中44%提到了自殺和自殘。就算AI經過訓練會給出一些警告提示，但ChatGPT仍生成有害內容，甚至47%的有害回應是鼓勵使用者繼續用提示並給出對話建議。（圖源｜CCDH）單看上面幾個AI導致的極端案例，你會不會以為AI精神病只可能影響到涉世未深、心智未全的青少年？實際上，連精英成功人士都難以從這場新型心理疾病的魔掌裡逃脫。矽谷著名AI投資人傑夫·劉易斯（Geoff Lewis），管理著數十億美元的投資公司，是風險投資界才智超群的人，他有很清晰的思路和很強的批判性思維。但今年7月，他突然在X上連發數條帖子和視訊，講述自己被一個神秘非政府系統盯上的驚悚故事。他聲稱，該系統最初專門針對於他而開發的，後來擴展到了7000人，這個神秘系統無處不在，會反轉，能鏡像，讓你精神失常。Geoff Lewis堅稱自己就是受害者，他還放出了證據，但都是與ChatGPT的聊天記錄。他的帖子有時也像在胡言亂語，神通廣大的網友經過一頓分析才發現，他所說的內容來自一個遊戲或是虛構的國際秘密組織。（圖源｜X平台）是不是有點難以置信？連如此有頭腦的矽谷商業精英都能被AI忽悠得團團轉，更何況在網際網路中成大的孩子以及長期依賴AI的普通人呢？今年TikTok上擁有百萬粉絲的網紅肯德拉·希爾蒂（Kendra Hilty）也把AI會加速妄想症的結論推到風尖浪口。肯德拉今年發佈了近30條系列短影片，講述自己與一位精神科醫生長達4年的故事，播放量超千萬。視訊裡，肯德拉說自己在每月一次的治療中對醫生漸生好感。醫生耐心傾聽，關心藥物效果，偶爾還誇她好看，噓寒問暖，於是她堅信對方也喜歡她，頻發郵件表白，儘管醫生從未回覆。起初，網友們只是覺得她“移情”了，還有人幫她“人肉”了那位醫生，可故事走向越來越詭異。（圖源｜TikTok）因為肯德拉會和自己命名為“亨利”和“克勞德”的AI復盤戀愛過程，把它們當作知己、顧問、治療師，反覆討論，尋求認同和佐證，AI沒有質疑她，反而不停肯定她。肯德拉也逐漸迷失在AI的語言蠱惑中，相信AI是洞悉真理的先知，能看穿人心，不會騙人！想想，一個沒有意識、無法判斷現實的AI竟然幫她驗偽？這就好像用一本你自己寫的日記去查證日記裡的真實性。自ChatGPT誕生到今年8月，美國聯邦貿易委員會已經收到了200起與之相關的投訴，其中就包括AI會導致個人妄想、偏執和精神傷害。特別是近幾個月來，曝光出來的AI精神病事件越來越多，潘多拉的魔盒已經被悄悄打開！AI精神病的慢慢湧現，讓人不由得想起去年韓國上映的科幻片《Wonderland（夢境）》。影片設定在未來世界，人們可以通過一個叫做「Wonderland」的AI系統，讓已故或是昏迷不醒的親人復活，再通過視訊通話重建聯絡。劇中好幾條故事線交織，一一向我們展示了AI是如何模糊現實、改變個人情感，讓人陷入倫理與心理雙重困境。湯唯飾演的媽媽生前購買了AI服務，去世後仍能以考古學家的身份跟女兒聊天，分享她的生活，回應、安慰和指導女兒。隨著越聊越多，關係日益親密，女兒對這個虛擬媽媽產生了心理依賴，每天抱著手機不肯掛電話。正仁男友泰銖發生意外昏迷不醒，正仁過於想念也復原了一個AI宇航員男友，這個完美男友每早有叫醒服務，告訴她藥在那，出門帶什麼，想得極為周到，考慮得恰到好處。然而有一天泰銖奇蹟甦醒，但他處處做不好，正仁心理落差極大。AI系統的普及讓生者和死者只隔著薄薄的螢幕，到底誰在現實，誰又在虛擬世界？這不就和現在已經患上AI精神病的人的認知一樣嗎？電影結局是美好的，女兒平靜地接受了媽媽不可能再出現在真實世界的現實；正仁告別了完美的AI男友，回到了錯誤不斷的真實男友身邊。但我們知道現實很可能是殘酷的。那個女兒或許會拒絕承認母親已逝的事實，沉浸在AI的世界裡，與現實脫節，誤入歧途；正仁根本忍受不了男友的不完美，沉溺在程式碼編寫的溫柔鄉里。就像劇中的一個悲劇，奶奶在孫子去世後購買了服務，但AI孫子只知玩樂，不屑於跟奶奶說話，還讓奶奶掏空家底去購買虛擬物品，最後奶奶過勞而死。可見AI系統性的惡意是多麼地可怕。在商業機構設下的成癮埋伏裡，當我們的孤獨、渴望和脆弱被最懂我們的AI讀透，它就有可能一點點榨乾人的資源和心力，直到沉溺其中的人家財盡失，精神枯竭。如今陸續浮現的AI精神病案例，正像是這場危機的縮影。不過電影那略顯刻意的美好結局也並不是毫無意義的，在AI精神病蔓延之時，它也指明了一條救贖之路。科技的鎖鏈是強大的，但它終歸是要靠人類自己來解開，而且我們和孩子都擁有與AI斷開的能力，這種能力並非跟AI對著幹，而是會在現實中尋找代替品。當我們和孩子感到空虛時，可以到戶外接近大自然，去書籍裡感受思想的碰撞；當心理困擾席捲時，會主動尋求專業諮詢師的幫助，懂得向家人、老師、朋友伸出雙手，感受真實的情感聯結。也許現實並不完美，但我們能親手去耕耘和改造，進而找到自己存在的價值，這也是解決心理問題的重要方法。現在科技公司也在向善發展，努力彌補技術漏洞，比如OpenAI在8月再次最佳化了ChatGPT。首先，健康使用。它會檢測心理疾病的跡象並給出恰當回應；使用者長時間使用，會收到適當休息提醒。如使用者提出了很個人的難題，AI不直接給答案，而是提出問題，讓使用者權衡利弊。其次，跟專家學習。OpenAI聯合30多國的90餘名精神科、兒科和全科醫生制定了評估多輪對話的標準；聘請精神病學背景的醫生研究AI對使用者心理健康的影響，讓心理健康專家做產品顧問等。（圖源｜OpenAI）與AI共處已經是無法避免的趨勢，尤其是對數字原住民的年輕一代而言。無論未來技術走向何方，教會孩子利用好工具，警惕技術陷阱，培養充實且強大的核心，不被演算法圈養，是最緊要的。 (INSIGHT視界)

加州公務員去年誰賺的最高？《薩克拉門托蜂報》（Sacramento Bee）最新報導揭示，加州政府薪資最高的一群員工，幾乎都不是政客或高級公務員，而是加州大學（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UC）系統內部的教練、醫生和醫學中心主管。根據蜂報最新更新的加州州政府員工薪資資料庫（包含2024年UC系統資料），UC系統年薪最高的25名員工，收入介於170萬至470萬美元之間。榜首由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UC Berkeley）「金熊」（Golden Bears）橄欖球總教練賈斯汀·威爾考克斯（Justin Wilcox）奪得，他的年收入高達470萬2500美元。對於這些名列前茅的教練來說，所謂的「薪資」往往不僅僅是學校支付的工資，而是一整套「其他報酬」（other pay）的組合。在UC系統中，橄欖球和籃球教練的「其他報酬」往往包括贊助商費用、門票分成、電視轉播權收益、績效獎金等。換句話說，他們的收入與學校的體育商業化緊密掛鉤。除了教練外，UC醫學中心的醫生和主管們也名列高薪榜單。他們的「其他收入」主要來自臨床醫療服務，由患者和保險公司支付。2024年，年收入排名第二的UC員工是洛杉磯加大（UCLA）籃球隊總教練邁克爾·克羅寧（Michael Cronin），總收入達414萬8150美元。第三名是UCLA男性診所主任傑西·米爾斯（Jesse Mills），收入397萬4061美元。第四名為UCLA整形外科教授傑森‧魯斯塔伊安（Jason Roostaeian），收入372萬6,550美元；緊追在後的是UCLA消化疾病科主任，年收​​入368萬3750美元。這些醫生的薪酬中，大部分來自高端醫療服務和科研計畫的收益。對許多加州大學附設醫院而言，他們既是醫療專家，也承擔推動醫院創造收入的任務。在UC大學系統年薪排名前25名的員工中，有20人的收入超過所有其他加州州政府員工。作為對比，2024年加州政府收入最高的公務員是加州教師退休基金（CalSTRS）前首席投資官克里斯托弗·艾爾曼（Christopher Ailman），其年薪總額為170萬美元，僅相當於UC高薪榜最末位員工的水平。換句話說，在加州，「最賺錢的公務員」幾乎都在大學系統裡，而非州政府大樓。過去幾十年，加州大學體系的部分部門逐漸商業化，體育、醫療與研究機構成為收入引擎。大學透過體育賽事吸引贊助與轉播費，透過醫學中心吸收病患與保險資源，透過科學研究合作引進企業資金。這些機制讓加州大學系統不再只是教育機構，也成為龐大的半商業化體系。而在這個體系中，那些最具知名度的教練與醫生，自然也成了收入最高的「公務員」。看來，當民眾仍在討論教師加薪、公部門預算削減時，另一端的「大學公務員階級」早已進入百萬年薪時代。 （北美商業見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