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當地時間11月1日，美國總統川普在“真實社交”網站上寫道：“如果奈及利亞政府繼續放任基督徒被屠殺，美國將立即停止對奈及利亞的一切援助，並很可能動用武力干預這個如今已經聲譽掃地的國家，以便徹底消滅正在犯下這些可怕暴行的伊斯蘭恐怖分子。”從事件前置脈絡來看，川普的言論並非突發表態。此前數周，美國國會部分議員與保守基督教團體已展開密集遊說，核心訴求是敦促政府將奈及利亞列為“特別關注國家”（CPC）——這一名單是美國官方界定“侵犯宗教自由”國家的核心依據。而在川普發出軍事威脅的前一日（10月31日），其政府已正式將奈及利亞重新納入該名單，同期列入的還有緬甸、朝鮮、俄羅斯、巴基斯坦等國，為後續的強硬表態鋪墊了政策基調。多家權威媒體針對川普的相關舉措作出評論，其中英國《衛報》（The Guardian）明確指出，川普此舉是對其核心選民群體——基督教福音派（Evangelical）支持者的回應。由此，川普對奈及利亞，尤其對其國內伊斯蘭恐怖分子的武力威脅，在基督徒眼中堪稱21世紀的“十字軍東征”（Crusades）。然而，僅僅從簡單化的“回應選民壓力”視角解讀這一事件，顯然僅僅是冰山一角。川普政府的此次行動，背後潛藏著更為複雜的國內政治生態與國際關係博弈問題。就國內政治生態而言，川普作為具有鮮明反建制屬性的政客，其第二任期執政合法性的建構高度依賴基於政治領袖個人的“魅力權威”（charismatic authority），以保護基督徒為名對奈及利亞進行武力威脅的行為何以成為川普形象塑造與政治動員的關鍵一環？就國際關係博弈而言，美國長期以來以“自由民主”等特定具有理想主義色彩的意識形態為旗號的對外干預，是否會因川普的“實用主義”主張而發生斷裂？基於此，本文將超越簡單的政治動機解讀，嘗試從宗教——這一在美國政治結構中具有深遠影響、卻在既有研究中相對被忽視的角度切入，力圖呈現這一事件背後多維度的政治邏輯機理。圖為奈及利亞拉各斯各報紙的頭版報導稱，唐納德·川普威脅要對奈及利亞發動“火力全開”的軍事干預，原因是奈及利亞未能阻止針對基督徒的襲擊。圖片來源：The Guardian。01. 美國與奈及利亞摩擦逐漸滋生奈及利亞是非洲人口最多的國家，宗教構成呈現鮮明二元特徵：約53%的人口信奉伊斯蘭教（主要分佈於北部地區），45%信奉基督教（主要集中在南部及中部地帶），宗教信仰與地域、族群身份深度繫結。近年來，奈及利亞宗教衝突與極端主義襲擊頻發。“博科聖地”等伊斯蘭組織長期在奈及利亞北部及中部地區實施恐怖活動，多次針對基督徒社區發動襲擊，包括教堂爆炸、村莊劫掠、平民殺戮等行為。根據國際公民自由與法治協會（Intersociety）於2025年8月發佈的一份報告，僅今年前七個月，奈及利亞就有超過7000名基督徒被殺害。不同教派的基督徒和溫和派穆斯林經常死於博科聖地、富拉尼武裝分子和其他暴力分子之手。具體數字各不相同且難以核實，但據國際公民自由與法治協會報告，2009年至2023年間，奈及利亞至少有52000名基督徒被殺害，18500人被綁架且生還希望渺茫，超過20000座教堂和基督教學校遭到襲擊。從宗教信仰格局來看，美國與歐洲多數國家的世俗化演進趨勢存在顯著差異——儘管美國基督教信仰在近年呈現一定程度的衰退態勢，但從人口信仰結構來看，美國依舊是基督教信仰群體佔比超過60%的國家，基督教仍為其主流信仰形態。（見下圖）。而且，23%的美國成年人自認為是福音派新教徒。在此背景下，“保護基督教信仰及相關文化符號”成為美國社會與公共領域的關注議題。圖為皮尤研究中心一項針對36908名美國成年人宗教信仰狀況的大規模新調查。圖片來源：Pew Research Center。就美尼雙邊關係看，美國與奈及利亞長期保持多維度雙邊關係，為川普政府的干預性表態提供了現實語境。在援助領域，美國是奈及利亞的主要援助國之一，2020—2024年累計提供各類援助約45億美元，涵蓋醫療衛生、農業發展、安全培訓等領域；在安全合作層面，雙方曾就反恐議題開展協作，美國向奈及利亞軍方提供過情報支援與武器裝備援助，以應對“博科聖地”等極端組織威脅；在經濟領域，奈及利亞是美國在非洲的重要貿易夥伴，美國企業在尼石油、天然氣等能源領域擁有巨額投資，雙邊貿易額常年維持在50—80億美元區間。然而近年來，美國與奈及利亞的雙邊關係因人權議題及宗教自由相關爭議逐漸滋生摩擦。美國國會多次就奈及利亞政府未能對國內基督徒群體實施有效權益保護這一問題提出公開批評。這一矛盾在 2025年3月的爭議事件中得以具體呈現：在美國國會的集中批評輿論下，奈及利亞政府作出針對性回應，明確宣稱該國境內發生的各類暴力事件“並非源於宗教偏見，亦非針對任何特定宗教團體”。川普的威脅言論發佈後，引發多方回應：奈及利亞聯邦政府迅速發表聲明，駁斥川普言論“干涉內政”，強調已採取多項措施打擊恐怖主義、保護宗教少數群體權益，並指出美國的威脅“違背國際法基本準則”；奈及利亞國內基督教團體對川普表態表示支援，而北部伊斯蘭社區則表示強烈反對，擔憂外部干預加劇宗教對立。而美國國內民主黨議員則指責川普此舉“出於選舉政治算計，忽視非洲地區複雜現實”。02. 川普武力威脅奈及利亞的三重政治邏輯本文擬採用由遠及近的邏輯框架展開分析：首先，本文擬就宗教維度剖析川普核心支援群體的結構性特徵與投票動機分析，建構研究的基礎語境；其次，深入探究川普“殉道者—鬥士—被揀選者”多維政治形象的建構，將其武力威脅奈及利亞的行為界定為支撐其魅力權威的“宏觀邏輯”；最後，立足美國近期民意變遷的現實場域，從更具體的現實訴求分析川普武力威脅奈及利亞的現實動機。1. 2024年大選川普支持者的群像梳理：基於宗教維度的分析根據皮尤研究中心針對美國不同宗教群體總統大選投票偏好的調查，在2024年美國大選中，白人福音派是川普宗教支援基礎的絕對核心，而新教的其他派別與天主教，也呈現出支援川普的政治態度（雖然拜登宣稱自己信仰天主教）。而民主黨的核心支持者集中於少數族裔基督教選民，非基督教群體（含無神論者）亦呈現出明顯的支援傾向。而且，宗教參與程度越高的選民，越傾向於在大選中將選票投給川普。而且，更為重要的是，這一政治傾向在2016、2020、2024年三次大選均保持穩定。由此可見，從宗教維度而言，川普的絕對“基本盤”應為白人福音派選民，而相對“基本盤”應為白人基督教選民。圖為皮尤研究中心針對美國2024年總統大選中不同宗教群體的投票偏好調查。圖片來源：Pew Research Center。然而，選民投票的政治動機也值得分析。進一步分析宗教群體的投票動機可知，選民對川普的支援並非單純源於基督教身份認同，而是依賴於川普對基督徒核心政策訴求的精準回應。根據皮尤研究中心的調查，總體而言，大多數美國基督徒一致認為，“好基督徒”不需要對川普持特定觀點：80%的美國基督徒認為，虔誠的基督徒也可以對唐納德·川普持有不同意見，而11%的人認為反對川普是成為一名好基督徒的必要條件。這一資料表明，基督教身份本身並不直接轉化為對川普的支援，川普若要維繫宗教群體（尤其是白人福音派）的長期支援，必須通過持續釋放政策訊號的方式，精準回應其核心訴求。其中，白人福音派的政策立場具有特殊性——該群體在氣候變化、移民政策、政府對低收入群體援助、高收入群體稅收等關鍵議題上，表現出顯著的保守主義傾向。而川普在2016年第一次當選總統後，其具體施政舉措中，可清晰觀察到對上述宗教維度基本盤（尤其是白人福音派及白人基督教選民）訴求的明確回應。川普持續通過公開演講、社交媒體（如推文）建構特定敘事：一方面，頻繁使用基督教宗教語言，為其總統任期賦予符合聖經語境的解讀；另一方面，將基督教宗教語言與民粹主義概念深度融合，在語言層面兌現對“建立基督教導向國家”的隱性承諾。而這一以“迎合基本盤”為核心的政策導向，一定程度上背離了以“共識政治”為導向的美國政治傳統，引發了對立黨派（民主黨）的持續反對。因此，從川普的基本盤選民結構與其投票行為動機來看，川普確有必要以保護基督徒之名，通過武力威脅奈及利亞的行為來獲得國內基督徒選民的好感。圖為皮尤研究中心針對基督教選民對美國大選政治態度的調查。圖片來源：Pew Research Center。2. 2024大選：“殉道者—鬥士—被揀選者”的形象建構美國政治發展處理程序中，總統的民意定位經歷了顯著的歷史轉型。早期美國政治信奉共和主義原則下的“傑斐遜民主”，而後在19世紀30年代逐步轉向倡導大眾民主的“傑克遜民主”，“總統直接代表人民”的觀念在政治精英群體與普通民眾中日益普及。隨著現代國家治理複雜度與挑戰性的與日俱增，選民對總統的政治期待同步提升，這一現實推動美國民主進一步演進為20世紀以來政治精英與民眾普遍認同的“民意政治”。相應地，美國總統的自我角色定位也發生根本轉變，從立憲時代的“憲法執行者”轉型為“民意的解讀者”與“民意的代言人”。這一歷史演進為川普的政治形象建構提供了宏觀制度語境。而且，川普作為具有反建制屬性的素人政客，其與傳統職業政客的核心差異體現在三大維度：缺乏主流政治精英圈層的歷練經歷、對建制派的對抗姿態、對非傳統媒介敘事的高度依賴。尤其是2021年美國衝擊國會山事件發生後，川普不僅在這一事件中直接挑戰了美國的民主憲政秩序，其亦徹底遭到建制派的排斥，其中以民主黨建制派的排斥姿態尤為顯著。這些特質使得川普在第二任期執政合法性的建構過程中，區別於傳統政客依賴政策共識或建制支援的合法性獲取路徑，而是高度依賴“政治形象塑造”這一中介機制，建構一個“民意領袖”形象，以擺脫既有制度的壓制。川普2024年的競選處理程序，實質上從其拒絕接受2020年總統選舉敗選結果時便已開啟。在此期間，川普及其團隊廣泛運用基督教意象，將川普建構的“政治圍剿敘事”與基督耶穌受難的宗教敘事相融合，將自身及支持者群體定位為遭受主流政治力量、媒體機構聯合迫害的“殉道者”。這種高度情緒化的“悲情敘事”在其核心支援群體中激起了強烈共鳴。對他們而言，川普所遭受的刑事審判與國會聽證不是法治過程，而是“政治迫害”的體現，川普是“蒙冤受屈的無辜羔羊”（約1:29）。而川普反建制的競選風格，不但未引發反感，反而被視為為“恢復正義”的必要手段。例如，曾代理 2021 年1月6日國會山事件參與者的右翼律師在社交平台推特（X）上公開宣稱：“正如基督被釘十字架，並在第三天復活，川普也將如此。”（見下圖）類似的宗教化比較在保守派政治圈中並非個例，佐治亞州眾議員瑪喬麗·泰勒·格林、TPUSA Faith創始人查理·柯克，乃至川普本人的律師團隊，均曾在公開場合做出類似表述。圖為美國右翼律師於當地時間2023年3月18日在社交平台推特（X）的發言，將川普面臨的司法調查類比為基督受難。圖片來源：X。在2024年大選中，川普成功地為自己塑造了一個全新的政治身份：既是體制打壓的殉道者，也是不屈不撓的鬥士。他的競選定位已不再是傳統意義上的民主黨挑戰者，而是一個“被政敵非法剝奪權力”的合法領導人，一個誓言要為支持者（包括參與國會山暴力事件者）討回公道的“政治鬥士”。在這一敘事框架中，川普將自己描繪為遭受“深層政府”操控下的制度性打壓的犧牲品，而他所代表的不僅是共和黨陣營，更是“被侮辱與被損害的美國人民”的唯一拯救者。他公開宣稱，唯有自己能“拯救美國”，清除“腐敗體制”，懲罰那些利用司法、媒體、和行政手段破壞民主的人。2024年7月13日川普在賓夕法尼亞州巴特勒市遭遇的未遂刺殺事件，客觀上幫助川普及其競選團隊塑造了一個當代的“被揀選者”，作為他競選活動的象徵性形象。事件發生後，川普本人、其競選團隊及支持者群體迅速形成統一敘事，將此次“與刺客子彈擦肩而過”的經歷詮釋為“神意的認可”，為川普已具宗教化傾向的政治形象增添了准宗教式的狂熱色彩。川普多次在公開場合強調：“我能從槍擊中倖存下來，是因為上帝站在我這邊”“是上帝阻擋了子彈”。在許多川普的支持者眼中，這一刻已經超越了政治競選的範疇：川普不再僅僅是一個總統候選人，而是一個與他們同樣遭受主流政治力量壓制的“殉道者”，一個能夠代表他們與民主黨所代表的“政治正確”（political correctness）價值觀戰鬥到底的鬥士，更是“神所使用的器皿”（God’s chosen vessel）。他們必須與川普站在一起，一起來“奪回我的祖國”（take my country back）。宗教狂熱與政治悲情成為許多川普的“基本盤”選民在2024年大選中支援川普的主要理由。圖為一則來自美國共和黨（GOP）官方帳號的帖子，內容為紀念川普在遭遇槍擊事件一周年時的發言，並配言“A bullet missed, but purpose prevailed. By the grace of god, he was saved - to save America”。圖片來源：Instagram。川普“殉道者—鬥士—被揀選者”形象的建構，直接引發了其支持者群體的身份重構。在這一形象體系的影響下，川普的核心支持者不再是傳統意義上依附於共和黨黨綱、意識形態或政策議題的“共和黨人”，而是形成了以川普個人為核心依附對象的“川普共和黨人”（Trump Republicans）。儘管川普的個人行事風格與公眾認知中基督徒的典型形象存在顯著差異，但其精心建構的宗教敘事有效消解了這一認知矛盾，通過傳遞“上帝借不完美之人踐行完美計畫”的核心論調，使其獲得了“當代居魯士”（modern-day Cyrus）的輿論定位（尤其是在白人福音派支持者中）。甚至，在刺殺未遂後，在新教福音派眼中，川普甚至成為“殉道的彌賽亞”，而競選搭檔范斯更被視為前期反對基督教，但而後皈依基督教的使徒保羅。因此，宗教敘事成為其個人政治形象塑造的核心邏輯。並在其執政階段進一步延續，例如在第二次總統就職典禮上，川普融入大量基督教意象，甚至以“上帝拯救了我，讓我讓美國再次偉大”的表述，將自身政治使命與神聖感召相繫結，進一步強化了其政治形象的宗教維度，甚至被個別激進聲音（如福音派）比喻為“救贖再臨”式的政治事件。3川普的現實政治訴求由上，我們可以得出以下結論：川普基於基本盤選民政治傾向與投票動機，以及其個人魅力權威建構的需要，在當選後必須維護以基督教倫理為核心的傳統價值觀，通過強化宗教身份與保守意識形態的關聯，實現選民群體的深度凝聚。然而，就國際政治領域的任一議題或事件而言，除需秉持長時段的分析視角外，亦應納入短周期的現實動態視角，系統考察川普政府短期的現實政治利益訴求與政策導向，以形成更為全面的認知框架。從近期現實政治訴求看，川普對奈及利亞的武力威脅行為還受到現實政治壓力的驅動。一是川普本人的支援率長期處於低迷狀態。根據蓋洛普（GALLUP）等民調調查機構的結果，川普自2025年就任以來，其支援率持續低迷，執政合法性受到一定挑戰。截至2025 年10月，其全國支援率僅為41%，而反對率高達54%，顯示其在政治動員與社會認同層面存在危機。二是美國多個關鍵州的地方選舉結果加劇了白宮的政治焦慮。在2025年弗吉尼亞、紐澤西的州長及議會選舉，以及紐約市的地方選舉中，根據前期民調統計，共和黨整體表現不佳，民主黨候選人在郊區與城市地區的選民中重新獲得優勢。這些結果被普遍解讀為對川普政府執政表現的“預警性投票”（protest vote），凸顯其政治基礎的脆弱性。三是2026年即將到來的國會中期選舉。屆時，眾議院全部435個席位和參議院約三分之一的席位將重新改選。目前，可見的一個顯著威脅為加州的選區已經按照有利於民主黨的方向劃分。如果目前的民意在中期選舉前不能得到根本改變，共和黨將面臨失去參眾兩院現有微弱多數席位的風險，而這一結果將對川普政府剩餘兩年任期的政策議程推進構成顯著制約。圖為蓋洛普公司於2025年10月1日至10月16日對美國總統與國會支援率的民意調查結果。圖片來源：GALLUP。在支援率低迷、中期選舉競爭激烈的背景下，利用外交危機或軍事威懾來激發民族主義情緒，從而在選舉上動員核心選民，成為總統重新獲取民意支援的有效舉措。這一策略性舉措隱含對“聚旗效應”（rally around the flag effect）的潛在利用。“聚旗效應”是國際政治與國內選舉互動中的經典現象，特指當國家面臨重大國際政治危機或戰爭情境時，民眾因“國家認同優先”的心理驅動，對總統的支援率在短期內出現顯著飆升。從美國政治史來看，“聚旗效應”已多次得到驗證：1962年古巴導彈危機期間，甘迺迪總統支援率提升15個百分點；1991年海灣戰爭爆發後，老布什總統支援率同樣上漲約 30 個百分點；2001年“9·11” 恐怖襲擊事件後，小布什總統支援率更是暴漲近35個百分點。這些案例表明，“聚旗效應”可以成為總統應對支援率困境、凝聚國內共識的重要工具。對川普而言，在支援率持續低迷、中期選舉面臨壓力的現實情境下，其以保護基督徒為名對奈及利亞進行武力威脅的行為，本質上隱含觸發“聚旗效應”的潛在動機——通過製造或聚焦國際性議題，強化 “國家利益面臨外部挑戰” 的認知，進而推動國內民眾因 “國家認同”而暫時擱置分歧，提升對其政府的支援度，最終服務於中期選舉的選情鞏固與長期政治動員目標。03. 時代縮影：美國價值觀的復歸和重構揆諸歷史，中世紀的“十字軍東征”雖出於基督徒群體的宗教道義理想，但其中並不乏功利性的政治經濟算計。川普政府以“保護基督徒群體”為名對奈及利亞實施武力威懾的行為，恰與這一歷史邏輯暗合——表面以宗教道義為支撐，實則蘊含多重現實利益考量。從國內政治邏輯維度解析，川普此舉的動機具有三重指向性：其一，核心訴求在於迎合基督教選民的政策期待，通過“為基督徒發聲”的行動強化該群體對自身的政治認同，鞏固選舉基本盤；其二，是維繫自身“基督教化政治形象”的內在需求——此前通過宗教敘事建構的“被揀選者”身份，要求其以實際行動兌現“捍衛基督教價值觀”的形象承諾，以魅力權威維繫其力求建構的“民意領袖”形象；其三，是應對民調劣勢與選情頹勢的策略性選擇，通過製造“外部威脅——宗教保護”的議題，在國內政治動員中形成“聚旗效應”，凝聚民眾支援以扭轉政治被動局面。此外，正如前言所提出的問題，本文通過對這一事件的探討，也可以對美國“燈塔”的形象建構議題提供一個不同於主流觀點的解釋。不同於大多數觀點認為美國的“燈塔”形象建構在川普任期內得以結束，本文認為，美國“燈塔”的形象建構以國內政治價值觀為導向，本質是一種工具化的意識形態實踐。事實上，在政治極化的背景下，美國越來越呈現出根植於清教價值觀的“保守主義美國”與根植於《獨立宣言》的“進步主義美國”兩種截然不同的價值觀。當自由民主理念處於美國核心價值觀主導地位時，其“燈塔”敘事聚焦於“自由民主燈塔”的身份建構，將美國視為人類歷史上追求政治自治的第一個“政治實驗場域”；而當美國社會復歸亨廷頓所界定的WASP（白人盎格魯—撒克遜新教徒）傳統價值觀時，其“燈塔”形象可切換為“基督教燈塔”的敘事框架，重新成為基督徒的“山巔之城”（太 5:14）。這種切換既服務於總統魅力權威的建構，為其執政合法性提供意識形態支撐；又能將“基督教保護”等議題轉化為美國地緣戰略的工具，通過意識形態話語包裝實現地緣利益擴張。參考文獻1.Dahl,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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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日，川普在網上發文稱：“如果奈及利亞政府繼續允許基督徒被殺害，美國將立即停止對奈及利亞的所有援助，並且美軍很可能會火力全開地進入那個現在不光彩的國家，徹底消滅犯下這些可怕暴行的伊斯蘭恐怖分子。”赫格塞思隨即在X平台回應：“是的，先生。對奈及利亞及世界各地無辜基督徒的殺戮必須立即停止。戰爭部正在為行動做準備……”這消息一出，估計不少吃瓜群眾的第一反應是：奈及利亞？在哪兒？幹啥了？搶了川普的漢堡，還是偷了伊萬卡的包包？我們先來扒一扒這事兒有多“離譜”。首先，奈及利亞約2.3億人口，穆斯林和基督徒差不多各佔一半，基本以中間那條“宗教分界線”南北而居。根據聯合國和多家國際機構的報告，在奈及利亞最猖獗的恐怖組織“博科聖地”的屠刀下，死得更多的，恰恰是穆斯林同胞。怎麼到了川普嘴裡，就變成了專門針對基督徒的“大屠殺”了？其次，就在不久前，美國政府派出的特使團親自去了奈及利亞，進行了一番“深入調查”。調查報告白紙黑字地寫著：“奈及利亞政府也在努力反恐，並未系統性縱容宗教迫害。”這就尷尬了。自己人剛說完“沒事”，老大就跳出來說“有事，得打”！這等於老闆當著全公司的面，把你辛苦三個月做的市場調研報告撕了個粉碎，還踩了兩腳。事出反常必有妖。川普的“正義”，從來不是免費的，其背後，都標著你看不見的價碼。這個價碼，就藏在10月17日那場驚心動魄、卻鮮少被國際媒體報導的“未遂軍事政變”裡。話說10月17日，奈及利亞軍方突然出手，以雷霆之勢抓了40多名軍官。這陣容，堪稱“豪華”：從手握實權的准將，到一線帶兵的少尉；從掌管軍費預算的“財神爺”，到曾經主政一方的前州長。這可不是普通的反腐或者整肅軍紀。奈及利亞官方透露的消息非常關鍵：這些人秘密接觸“外國勢力”，並且收取了境外資金。“外國勢力”是誰？官方通報沒點名，但大家心裡都跟明鏡似的。這是美國在非洲玩爛了，但又屢試不爽的“顏色革命”標準劇本：第一步，扶植代理人。 尋找對現政府不滿的軍政要員，許以金錢、權力、政治庇護，讓他們成為“內應”。第二步，製造社會矛盾。 利用宗教、民族、地域等固有矛盾，煽風點火，策劃暴力事件，把水攪渾。第三步，輿論開道。 操控媒體，將現政府描繪成“無能、腐敗、侵犯人權”的惡魔，為干預製造“道德合法性”。第四步，直接干預。 或以“人道主義干預”為名出兵，或支援反對派武裝顛覆政權，最終扶植一個親美政權上台。這套玩法，從拉丁美洲到中東，從東歐到中亞，美國中情局（CIA）玩得是爐火純青，堪稱“顛覆界的麥當勞”——全球統一標準，快速複製。然而，這一次，在奈及利亞，劇本剛翻到第一頁，就被奈及利亞政府反手一巴掌，把導演的劇本給打飛了。這一波“清君側”，乾淨利落，直接把美國可能埋了幾年甚至十幾年的“暗樁”連根拔起。用咱們的老話講，這叫“掘了人家的祖墳”。川普能不暴跳如雷？這感覺，就像你辛辛苦苦在對手公司安插的商業間諜，正準備傳遞核心機密時，被對方保安一鍋端了，還開了新聞發佈會公示。這臉打得，啪啪作響。很多人對奈及利亞的印象，還停留在“詐騙郵件”、“治安混亂”、“人口爆炸”的層面。心想，美國至於為這麼個“窮亂差”的國家大動干戈嗎？大錯特錯！奈及利亞，乃是非洲大陸當之無愧的“天選之子”，其戰略價值，高到讓你無法想像。1. 經濟巨無霸： GDP超過5000億美元，是非洲第一大經濟體，比南非、埃及這些老牌強國還要雄厚。2. 能源聚寶盆： 已探明石油儲量370億桶，全球第十；天然氣儲量5兆立方米，全球第九。更重要的是，奈及利亞的原油品質極高，輕質低硫，是煉油廠的最愛。這個國家外匯收入的90%，都依賴於能源出口。3. 地理鎖鑰： 翻開地圖，奈及利亞雄踞幾內亞灣北岸，這裡是連接大西洋與印度洋的咽喉要道。每天，成千上萬的油輪、貨輪從這裡經過，將能源和商品運往中國、歐洲和美洲。誰控制了這裡，誰就扼住了全球能源貿易的“主動脈”。這就好比《三國演義》裡的荊州。 曹操、孫權、劉備為何為了荊州打得頭破血流？因為它“北據漢、沔，利盡南海，東連吳會，西通巴、蜀”，是進軍天下的戰略支點。今天的奈及利亞，就是非洲的“荊州”。美國若能在此建立親美政權，進而輻射整個西非，就能：控制能源通道，在關鍵時刻有能力掐斷中國乃至歐洲的能源生命線。遏制中國影響力，打斷中國“一帶一路”在非洲的推進。鞏固石油美元霸權，確保全球最重要的石油產區之一，仍在自己的掌控之下。看懂了這一點，你就能明白，川普的“怒火”，根本不是什麼宗教情懷，而是戰略焦慮。如果說，奈及利亞的戰略位置和資源，是美國垂涎的“肥肉”，那麼，奈及利亞軍隊近年來的“華麗轉身”，就是讓美國如坐針氈、甚至感到恐懼的“尖刺”。讓我們來看看奈及利亞軍隊的“購物車”裡，都裝了些什麼中國寶貝：空軍： 採購了中國和巴基斯坦聯合研製的JF-17“梟龍”戰鬥機。這款戰機性價比極高，被譽為“窮國的F-16”，足以碾壓周邊國家任何一款戰機，讓奈及利亞空軍在西非上空擁有了絕對的制空權。陸軍： 裝備了中國的“彩虹”、“翼龍”系列無人機。這些無人機在反恐戰場上大顯神威，發現即摧毀，成本極低，效果極好，把“博科聖地”的恐怖分子炸得懷疑人生。此外，還有SH-5自行火炮、ST-1突擊炮等重型裝備，極大地提升了陸軍的火力支援和機動突擊能力。海軍： 引進了中國的056型導彈護衛艦。這款軍艦雖然體型不大，但功能全面，反艦、防空、反潛樣樣精通，是近海防禦的“多面手”，極大地增強了奈及利亞保衛其漫長海岸線和海上油井的能力。特種部隊： 使用中國的防地雷反伏擊車，大大降低了在複雜地形執行任務時的傷亡率。這一套“中械化”裝備下來，奈及利亞軍隊的戰鬥力，實現了質的飛躍。這在川普和美國戰略家看來，已經不是簡單的“採購行為”，而是赤裸裸的 “戰略轉向”。回顧歷史明朝的“戚家軍”。 當年，戚繼光面對肆虐的倭寇，發現明朝衛所兵戰鬥力低下，不堪一擊。於是，他毅然摒棄舊制，招募新兵，採用全新的編制、戰術和裝備（如狼筅、鳥銃、虎蹲炮），打造了一支令倭寇聞風喪膽的“戚家軍”。今天的奈及利亞，某種程度上也在走這條路。面對國內複雜的恐怖主義和分離主義威脅，以及外部虎視眈眈的霸權干涉，他們發現，傳統的、依賴西方裝備和訓練的軍隊體系，不僅價格昂貴，還常常附帶各種政治條件，甚至可能被滲透成“篩子”。於是，他們選擇了中國裝備。這不僅是因為中國裝備物美價廉、不加政治條件，更深層次的原因是，通過與中國進行深度軍事合作，奈及利亞正在建構一套獨立於西方體系之外的國防自主能力。這觸動了美國最敏感的神經。美國對奈及利亞的“動武威脅”，本質上是一次“戰略敲打”，其潛台詞是： “你可以和中國做生意，但軍事核心領域，你必須站隊！你可以親華，但不能親得這麼徹底，這麼明目張膽！你這是在我後院裡挖牆腳！”要理解美國今天的行為，我們可以把目光投向歷史，看看另一個全球霸主——大英帝國的玩法。19世紀的英國，號稱“日不落帝國”，其核心戰略，叫做 “離岸平衡手”（Offshore Balancer）。簡單說，就是英國絕不允許歐洲大陸出現一個絕對的霸主。一旦有強國崛起，威脅到歐洲大陸的均勢，英國就會聯合歐洲大陸上的第二、第三強國，去圍毆、削弱這個最強的挑戰者。拿破崙時期的法國、威廉二世時期的德國、希特勒時期的德國，都享受過這套“VIP待遇”。英國自己則躲在英吉利海峽後面，充當“裁判”和“軍火商”，時不時下場踢兩腳，確保大陸永遠分裂，自己永遠高高在上。今天的美國，本質上是在全球範圍內玩一場“升級版的離岸平衡”。在亞洲，它要平衡中國；在歐洲，它要平衡俄羅斯（甚至某種程度上也包括歐盟）；在中東，它要平衡伊朗……而在非洲，它絕不允許出現一個有能力整合區域、並且不聽自己號令的強國。奈及利亞，憑藉其人口、經濟和資源潛力，恰恰是最有希望成為西非乃至整個非洲“扛把子”的國家。如果這個“扛把子”還和中國穿一條褲子，那對美國全球霸權體系的衝擊，將是毀滅性的。然而，今時不同往日。大英帝國玩“離岸平衡”的前提是，它擁有無可爭議的海上霸權，和碾壓級的工業實力。而今天的美國呢？財政捉襟見肘： 國債突破38兆美元，政府隔三差五面臨“關門”危機。打一場高科技局部戰爭，每天都是數十億甚至上百億美元的消耗。這錢，從那兒來？難道又靠聯準會印鈔，讓全球買單？大家還能忍你幾次？民意極度撕裂： 美國社會已經撕裂到“紅藍”不兩立的地步。川普的支持者和反對者勢同水火。在這種情況下，發動一場遠離本土、理由牽強的戰爭，國內能達成共識嗎？只怕戰爭還沒開始，國內先“內戰”了。戰略重心轉移： 美國自己都把中國定義為“最重要的戰略競爭對手”，其軍事、外交、科技資源都在向亞太傾斜。此時在非洲開闢“第二戰場”，豈不是自亂陣腳，給主要對手送上神助攻？所以，川普的“戰爭威脅”，更像是一場 “戰略性訛詐”。其目的，不是真的要發動戰爭，而是通過極限施壓，逼迫奈及利亞政府做出讓步：停止或者減少與中國在軍事領域的合作。採購一批美國的“昂貴”武器，算是交個“保護費”。在關鍵戰略問題上，比如在聯合國投票，配合美國。甚至，允許美國重新建立軍事基地。基於以上，我們可以對這場大戲的結局，做一個大膽的推演：外交談判，各取所需。 雙方會經過幾輪激烈的外交博弈，最終達成一個“體面”的協議。 奈及利亞可能會像征性地採購一些美國武器（比如幾架黑鷹直升機，或者一些二手巡邏艇），開放部分“非核心”領域的合作，在反恐情報分享上給予美方更多“便利”。 而美國則會順勢下台階，宣佈奈及利亞政府在“保護宗教自由”上取得了“顯著進步”，戰爭威脅自然解除。這，就是大國博弈的常態：吵得最凶的時候，往往是在談判桌上要價的時候。而非洲，也已經不再是那個任人宰割的“黑暗大陸”了。過去的非洲國家，往往是美蘇爭霸的棋盤，是大國代理人戰爭的戰場。今天，越來越多的非洲國家，像奈及利亞一樣，開始覺醒，懂得了 “鷸蚌相爭，漁翁得利” 的道理。他們靈活地在各大國之間周旋，利用大國之間的競爭，為自己爭取最大的利益。買中國的裝備，吸引美國的投資，接受歐洲的援助……他們不再願意選邊站隊，而是要掌握自己的命運。這背後，也是中國幾十年如一日在非洲的經營，是“一帶一路”倡議帶來的實實在在的基礎設施和發展機遇，讓非洲國家有了 “第二個選擇”。當市場上只有一個賣家時，你只能忍受他的壟斷價格和霸道條款；當出現了強大的競爭者時，買家自然就有了話語權。當奈及利亞可以用中國的裝備來抵禦美國的壓力時，它就不再是那個只能跪求西方保護的“小可憐”了。川普對奈及利亞的“戰爭恐嚇”，更是一面鏡子，清晰地照出了當今世界正在發生的深刻變局：美國的戰略焦慮與霸權透支並存，它依然強大，但已無法像過去那樣為所欲為。中國的穩健崛起，通過“一帶一路”和互利共贏的合作，正在全球範圍內，尤其是在廣大的開發中國家，建構起一套新的合作範式。中間地帶國家的覺醒，他們不再甘心做大國博弈的棋子，而是要利用時代的機會，實現自身的發展和民族的復興。這場大戲，最終會以“雷聲大、雨點小”的方式收場。但它的餘波，將會長久地迴蕩在幾內亞灣的上空，迴蕩在每一個尋求獨立自主的開發中國家心中。一個多極化的世界，正在這種激烈的碰撞與博弈中，加速向我們走來。 (亞非商務中心)

【導讀】川普下令戰爭部準備開戰大家好，簡單關注一則川普的威脅出兵奈及利亞的消息！11月2日，美國總統川普威脅稱，如果奈及利亞政府不制止伊斯蘭武裝分子“殺害基督徒”，美國可能會對奈及利亞境內的伊斯蘭武裝分子採取軍事行動。川普在其社交平台Truth Social發帖稱，他已指示五角大樓“為可能的行動做好準備”，並威脅立即中止對奈及利亞的援助。奈及利亞是石油輸出國組織（OPEC）成員，也是非洲人口最多的國家。川普表示，他因擔憂該國基督徒的安全，將奈及利亞列為“特別關注國”。奈及利亞總統提努布（Bola Ahmed Tinubu）在X（前推特）上一篇長文中駁斥了川普將該國描繪為宗教不容忍的說法。提努布表示，美國總統忽視了“政府為保障全體奈及利亞人宗教與信仰自由所做的一貫且真誠的努力”。奈及利亞人口約2.37億，穆斯林與基督徒大致各佔一半，穆斯林主要分佈在北方。過去十年裡，隨著“博科聖地”等暴力伊斯蘭極端組織對該國世俗政府發動叛亂並擴大影響，奈及利亞北部針對基督徒的暴力不斷升級。“博科聖地”的名稱大致意為“西方教育有罪”。該組織於2009年向奈及利亞國家宣戰，隨後將學校作為打擊目標，綁架成千上萬名學生，以恐嚇社區，並強迫男孩和女孩帶入其分散的營地。“博科聖地”在2014年從奇博克鎮綁架276名女學生的事件引發國際關注，並掀起全球性的#BringBackOurGirls（還我女孩）運動。奇博克女生大多為基督徒，其中許多人被迫改信伊斯蘭教。今年四月，廷布表示，一起穆斯林槍手襲擊基督徒農耕社區的事件至少造成40人死亡。川普周六稱：“如果奈及利亞政府繼續允許基督徒被殺害，美國將立即停止對奈及利亞的一切援助與協助，並很可能進入那個如今聲名狼藉的國家，以‘槍林彈雨’的方式徹底消滅那些實施這些可怕暴行的伊斯蘭恐怖分子。”他還稱，任何美國的攻擊都會是“快速、凶狠且痛快的”。多年來，奈及利亞一直難以遏制伊斯蘭叛亂運動。“博科聖地”利用北方茂密的森林躲避政府軍偵察，分散成小股力量在廣袤地區活動。近年來，美國向奈及利亞提供了軍事訓練，並出售先進武器系統，以提升其打擊“博科聖地”的能力。美國政府資料顯示，今年美國向奈及利亞提供了約5.5億美元的對外援助，去年則約為8.8億美元。位於奈及利亞拉各斯的金融服務公司Zedcrest Group分析師塞繆爾·阿拉德格拜耶表示：“從經濟上看，奈及利亞在很大程度上依賴美國的援助與軍事合作來應對安全問題，這對維持投資者信心至關重要。一旦如其所威脅的那樣中止或擾亂美國援助，可能會削弱奈及利亞的安全架構，並可能加劇不安全域勢。” (中國基金報)

據埃菲社11月1日報導，美國總統川普1日表示，他已下令戰爭部為在奈及利亞採取“可能的行動”做好準備，目標是消滅“恐怖分子”，他還指責奈及利亞政府“聽任基督徒被屠殺”。川普在“真實社交”網站上寫道：“如果奈及利亞政府繼續放任基督徒被屠殺，美國將立即停止對奈及利亞的一切援助，並很可能動用武力干預這個如今已經聲譽掃地的國家，以便徹底消滅正在犯下這些可怕暴行的伊斯蘭恐怖分子。”川普還表示，他將下令戰爭部為“可能的行動”做好準備，並保證這種可能的軍事干預將是“迅速的、無情的，並且乾脆利落”，他還敦促奈及利亞政府“迅速採取行動”。奈及利亞東北部自2009年以來一直受到極端組織“博科聖地”的襲擊，這種暴力隨著其分支組織“伊斯蘭國西非省”在2016年的出現而加劇。另據新加坡《聯合早報》網站和俄羅斯衛星通訊社網站報導，美國國防部長（“戰爭部長”）赫格塞思表示，在川普總統發佈命令後，五角大樓正準備對奈及利亞採取行動。赫格塞思在社交平台X上寫道：“是的，先生。對奈及利亞及世界各地無辜基督徒的屠殺必須立即停止。戰爭部正在準備行動。” (i財經)

在奈及利亞拉各斯高檔社區維多利亞島的一條未鋪柏油的路上，一家看似普通的汽車經銷商吸引了眾人的目光。薩格萊夫(Saglev)是奈及利亞最大城市拉各斯的一家獨立電動汽車經銷商，其展廳內陳列著幾款對大多數奈及利亞人而言頗為陌生的車型：嵐圖(Voyah)、奈米(Nammi)和猛士(Mhero)，這些車均由中國東風汽車集團生產。展廳前停放著三輛薩格萊夫品牌的豪華電動轎車，引得路過的燃油車司機紛紛側目。儘管電動汽車革命在世界許多地方開展得如火如荼，但在這個西非國家，給汽車充電的概念仍有些令人困惑。在奈及利亞，半數人口無法用上電，另一半則飽受頻繁停電之苦。然而，自2023年奈及利亞汽油價格開始飆升後，電動汽車的倡導者們看到了向這個非洲人口最多國家的數百萬司機推銷產品的機會。如今，奈及利亞各地至少有10家經銷商在推廣兩輪和四輪電動汽車，這些車輛大多來自中國製造商。此外，全國範圍內的電動汽車充電基礎設施建設工作也在推進，薩格萊夫甚至還在支援一家國內製造廠生產零排放汽車。儘管奈及利亞電力供應不穩定是出了名的，但投資者並未因此卻步。他們認為，單從成本角度考慮，這個國家急需迅速轉向可靠的清潔能源，而投資電動汽車是一個明智的長期押注。在位於拉各斯郊區的薩格萊夫電動汽車組裝廠，工作人員正在檢查一輛電動轎車奈及利亞最大城市拉各斯的多個薩格萊夫電動汽車充電站之一“在非洲，電動汽車的真正意義並不在於應對氣候變化，而是出於經濟考量。”薩格萊夫首席執行官薩姆·法萊耶(Sam Faleye)說道。法萊耶是奈及利亞本地人，他放棄了在美國的醫療工作，投身於非洲的電動汽車事業。他與中國電動汽車製造商東風展開合作，最早在2025年就能實現在奈及利亞每年組裝2500輛汽車。直到兩年前，奈及利亞的汽油價格在全球範圍內都屬於較為低廉的，因為該國每年花費約100億美元，以確保廣大貧困人口能夠負擔得起汽油。但在2023年5月，情況發生了變化。新當選的總統博拉·蒂努布(Bola Tinubu)終止了這項代價高昂的補貼政策，因為這一政策正將國家推向財政危機。補貼幾乎耗盡了政府的一半收入，剩下的收入則用於償還債務。隨後，汽油的零售價格飆升至原來的五倍多，許多人難以承擔開車的費用。為了減輕油價上漲帶來的壓力，政府一直在鼓勵車主改裝車輛，以使用壓縮天然氣。與此同時，法萊耶表示，電動汽車的前景正在改善，尤其是對於那些在汽油補貼取消後不得不停工的電動網約車司機來說。他說：“如今，一名駕駛小型汽車的網約車司機每天需要花費近1.8萬至2萬奈拉（約合11.91至13.23美元）來購買汽油，而駕駛電動汽車的花費則不到4000奈拉。”據服務提供商博爾特科技公司(Bolt Technology OU)稱，拉各斯網約車司機的日均收入約為1.3萬奈拉，汽油價格的大幅上漲使得這份工作無利可圖。儘管電動汽車的營運成本較低，頗具吸引力，但在一個為2億多國民僅供應4吉瓦電力的國家，其前景乍看之下似乎不容樂觀。相比之下，人口約為奈及利亞四分之一的南非，發電量約為25吉瓦。在奈及利亞，由於電力供應短缺，家庭和企業不得不依賴汽油發電機來滿足用電需求。這就導致在短期內，那些在家充電的電動汽車很可能使用的是由污染性發電系統所提供的電力，這與電動汽車所宣揚的清潔環保優勢背道而馳。不過，從長遠來看，可再生能源在滿足奈及利亞電力需求方面將扮演更為重要的角色。彭博新能源財經(BloombergNEF)預測，奈及利亞的太陽能裝機容量將迎來大幅增長。在2023年汽油價格急劇攀升後，該研究機構對其先前的預測進行了全面調整。目前預計，到本十年末，奈及利亞的太陽能裝機容量將顯著提升，從幾年前的約1吉瓦激增至21.5吉瓦。彭博新能源財經的分析師珍妮·蔡斯(Jenny Chase)指出，太陽能在奈及利亞的迅速發展已初現端倪。海關資料顯示，2024年，價值1.5億美元、約合1.5吉瓦的太陽能電池板從中國運往奈及利亞。她說：“這些電池板的具體去向尚不明確，但極有可能已被安裝在家庭和企業中，以幫助人們實現脫離電網的自主發電，從而避免使用昂貴的柴油和汽油。而鑑於當前太陽能元件價格極為低廉，這一發展趨勢有望持續下去。”如今，奈及利亞農村地區已有超過700萬人能夠通過去中心化的可再生能源項目獲得電力。西門子公司(Siemens AG)也在與奈及利亞政府合作開展一項價值23億美元的項目，以改善輸電和配電狀況。與此同時，斯特林銀行(Sterling Bank)正通過科雷移動公司(Qoray Mobility)，支援一項在奈及利亞各地建設電動汽車充電站網路的計畫，目前已部署了十餘座充電站。該行資助建設了拉各斯商業區的首個公共電動汽車充電站。斯特林銀行（總部位於拉各斯）可再生能源與出行部門負責人奧拉班喬·阿利米(Olabanjo Alimi)表示：“這個充電站已經營運了將近一年，為包括特斯拉、比亞迪等在內的眾多先進電動汽車提供充電服務。”但可以說，奈及利亞推廣電動汽車的最大障礙在於前期成本。根據世界銀行的資料，2023年，奈及利亞約有8700萬人生活在貧困線以下，使其成為僅次於印度的世界第二大貧困人口大國。對於部分電動汽車的倡導者而言，將發展重點轉向製造和購買成本相對較低的兩輪或三輪電動汽車，是一種可行的解決方案。奈及利亞汽車訂閱服務初創公司MAX的首席執行官兼聯合創始人阿德塔約·巴米杜羅(Adetayo Bamiduro)表示，公司計畫在未來5年內，在奈及利亞及其他非洲國家部署約10萬輛電動車，主要是兩輪車。他強調：“MAX之所以專注於兩輪電動汽車，主要是考慮到其價格更為親民，相比電動汽車，更多的人有能力購買電動摩托車。”拉各斯阿沃洛沃路，補貼取消後，該國油價大漲法萊耶坐在薩格萊夫電動汽車銷售中心的一輛豪華電動汽車內為了降低民眾購買電動汽車的經濟門檻，政府和私人機構採取了一系列措施。作為科雷計畫的一部分，斯特林銀行向電動汽車購買者提供高達車輛價值90%的貸款，還款期限長達5年。奈及利亞政府也出台了一系列激勵政策，目標是到2032年，使國內電動汽車產量佔汽車總產量的30%。2024年10月，政府宣佈對電動汽車免徵增值稅，以鼓勵更多人使用電動汽車，減少溫室氣體排放，助力實現2060年淨零排放的目標。此外，電動汽車經銷商還可憑藉進口關稅證書獲得額外的關稅減免。法萊耶表示，這些免稅政策的實施，使得電動汽車在價格上相較於汽油車更具優勢，而中國電動汽車本身在成本上幾乎已經低於汽油車。他說：“如今，中國生產的電動汽車，無論在成本還是質量方面，都是其他國家難以企及的。”擴大業務的潛力也是關鍵。阿利米指出，奈及利亞人口眾多，汽車市場規模龐大，即使僅佔據其中一小部分份額，從長遠來看，也能帶來豐厚的回報。他說：“奈及利亞的道路上有1200萬輛註冊車輛。隨著時間的推移，這些車輛中必然會逐漸增加電動汽車的比例。” (綠金)

奈及利亞突然加息 台北時間11月26日晚間，奈及利亞再次上調利率以抑制高企的通貨膨脹，其基準政策利率上調25個基點至27.5%。 奈及利亞央行行長卡多索在首都阿布賈表示，貨幣政策委員會（MPC）決定將基準利率上調25個基點至27.5%。 他表示，12名MPC成員的決定是一致通過的，且在對抗通膨的戰鬥中“絕不回頭”。

2024年中非合作論壇峰會將於9月4日至6日在北京舉行，本屆峰會主題為“攜手推進現代化，共築高水平中非命運共同體”。多國總統陸續抵達北京。 葛摩總統阿扎利·阿蘇馬尼抵達北京 今天（1日）上午9點25分左右，葛摩總統阿扎利·阿蘇馬尼乘機抵達北京，他將出席在北京舉行的2024年中非合作論壇峰會。 奈及利亞總統提努布乘機抵達北京

十年前，經濟學家林毅夫在《中國企業為什麼要走向非洲》中寫道：“非洲是轉移勞動密集型產業的最好一站，可能也是最後一站。” 十年後，在奈及利亞的萊基自貿區、烏干達的中烏姆巴萊工業園、埃塞的東方工業園，數十萬計的非洲年輕人，走出村落，進入園區，成為工人。 這些工業園，都是中國人開的。 2011年8月12日，深圳灣體育中心，第26屆世界大學生運動會盛大開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