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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學人》丨美國正愚蠢地驅逐數千名中國頂尖學者
敵對政策與對科學的攻擊正將他們推向中國的懷抱插圖:Hokyoung Kim華裔頂尖人才長期以來一直走在美國創新的前沿。10月逝世的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楊振寧便是其中之一。但在雙重因素的作用下——既有推力(如唐納德·川普政府對各類外來者的敵意),也有拉力(包括中國對科技的大力支援)——如今許多人正沿著楊振寧晚年的道路前行:他80多歲時回到中國,在北京清華大學任教。如今,眾多中國年輕人甚至根本不再選擇前往美國留學。這種轉變自川普首次執政以來便已開始,目前在三個相互重疊的群體中尤為顯著:學生、科學家和科技人才。這一趨勢既會損害美國最頂尖的大學,也會衝擊其最具創新力的企業。華裔學者長期以來一直是美國外國研究人員中規模最大的群體。眼下,在全球兩大經濟體陷入激烈貿易衝突之際,這一群體的大規模外流,將侵蝕美國在對華科技競爭中的最大優勢之一:吸引並留住頂尖人才的能力。但川普政府似乎並不這麼認為。今年5月,美國國務卿馬爾科·盧比歐表示,美國將“積極撤銷中國學生的簽證”。(之後川普卻表示希望增加60萬名中國學生,這一表態讓相關討論變得明顯混亂。)9月,美國國會某委員會發佈了一份題為《從博士到解放軍》的報告,以中國學生未來可能與中國軍隊存在聯絡為由,呼籲加強對他們的限制。同月,川普提議對H1-B簽證新申請收取10萬美元費用,科技公司大量依賴該簽證引進外國技術人才,華裔和印度裔將是受影響最嚴重的群體之一。首先來看學生群體的轉變。2000年至2019年間,赴美中國留學生人數增長了6倍,2019年達到峰值,超過37.2萬人,佔美國國際學生總數的三分之一以上。自那以後,這一數字下降了近30%。疫情是原因之一,而美國政府的敵意則是另一個重要因素——這讓赴美留學看起來像是一場押注於川普政府克製程度的昂貴賭博。紐約雪城大學社會學家Yingyi Ma表示,與此同時,美國大學在中國的聲譽已經下滑。十年前,“海歸”(中國對擁有海外學位歸國人員的稱呼)被視為“千軍萬馬過獨木橋的贏家”,能在中國獲得高薪優渥的工作。但這種優勢已經減弱。馬博士指出,如今中國僱主認為,本土畢業生即便不比美國名校畢業生優秀,也至少不相上下。加上國內高校畢業生供過於求,許多在美國的中國畢業生發現自己在兩國就業市場都不受青睞。越來越多的年輕學生,尤其是頂尖學校的學生,現在選擇留在中國。(圖表來源:《經濟學人》)科學家群體中也出現了類似趨勢。紐澤西州普林斯頓大學社會學家Yu Xie的研究顯示,2010年至2021年間,近2萬名華裔科學家離開了美國。2018年以來,他們返回中國的速度進一步加快(見圖表)——正是在那一年,川普政府啟動了“中國行動計畫”。該計畫以涉嫌欺詐、共謀或間諜罪為名將研究人員列為目標,旨在打擊所謂的技術盜竊行為,而被告中九成是華裔。2020年,時任美國聯邦調查局(FBI)局長克里斯托弗·雷稱,中國的間諜活動和機密竊取行為是“對美國智慧財產權和經濟活力最嚴重的長期威脅”。“中國行動計畫”的強硬推行(僅有四分之一的案件最終定罪)引發了廣泛恐慌。美國司法部於2022年終止了該計畫。中國則從中受益匪淺。2021年,離開美國的華裔科學家中有三分之二前往中國,而2010年這一比例還不到一半。背後的原因日益明顯:自本世紀初以來,中國的研發支出按實際價值計算增長了16倍。此外,中國長期以來實施的多項計畫為歸國科學家提供了豐厚待遇。中國深知,一位知名學者的引領,往往會帶動更多人追隨。曾旅居美國的生物物理學家施一公和神經科學家饒毅,共同創辦了位於中國浙江省杭州市的一所新型研究型大學,該校已招募了200多名學者。科技領域是美國接下來應擔憂華裔人才外流的另一個領域,尤其是在人工智慧等關鍵產業。矽谷依然匯聚著眾多華裔頂尖人才,因為美國仍是全球人工智慧人才的首選目的地。但中國是這些人才的最大來源地。美國智庫保爾森基金會2022年的一份報告顯示,近半數頂尖人工智慧研究人員以及在美國工作的人工智慧研究人員中近40%(按本科畢業院校所在國家統計)來自中國。許多美國大公司都依賴華裔員工的專業知識。例如,據《紐約時報》報導,社交媒體巨頭Meta今年6月宣佈成立新的“超級智能實驗室”,其11人核心團隊中多數成員均為華裔。美中關係的緊張局勢也可能產生溢出效應。今年夏天,華裔頂尖研究人員姚順宇從人工智慧實驗室Anthropic跳槽至GoogleDeepMind,原因是Anthropic暗示中國是“敵對國家”。他表示,這一因素“約佔跳槽原因的40%”。美國作為全球領先的人工智慧中心仍遙遙領先,但中國正在穩步追趕。在美國獲得博士學位的非美國籍人工智慧研究人員中,近80%傾向於留美工作,但畢業後轉而前往中國的比例已從2019年的4%上升至2022年的8%。這一比例雖仍不高,但令人擔憂的是,它可能預示著一種更具破壞性的趨勢的開始。曾就讀於杭州浙江大學、現為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博士後研究員的Dylan Zhao認為,赴美中國人才的輸送管道正在萎縮,而中國的大學和企業正產出更多具有重要意義的人工智慧研究成果。一位曾就讀於浙江大學和史丹佛大學、現就職於美國某人工智慧公司的華裔員工表示,他的幾位同行已從美國的博士項目退學,轉而效力於中國的人工智慧企業。他選擇留下,是因為認為美國的創新環境更具優勢。但他不確定公司明年是否會為他支付高昂費用參與H1-B簽證抽籤,也擔心未來美國是否會轉而針對即使是頂尖的華裔人工智慧專家。“人們能感受到風向的變化,氣氛越來越冷,”他說。但美國越是排擠這些傑出人才,他們在中國受到的歡迎就會越熱烈。 (邸報)
2025年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揭曉,美、日三位學者摘桂冠
他們解開了自身免疫疾病的成因謎團一年一度的諾貝爾獎又來了。2025年11月6日,因在防止免疫系統傷害身體的外周免疫耐受方面的突破性發現,瑪麗·布倫科(Mary.E.Brunkow)、弗雷德·拉姆斯德爾(Fred Ramsdell)和阪口志文(Shimon Sakaguchi)共同獲得了2025年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該獎項獎金為1100萬瑞典克朗(約合人民幣834萬元),由三人共享。“他們的發現對我們瞭解人體免疫系統如何運作,以及為什麼我們不會患上嚴重的自身免疫性疾病起到了決定性作用。”諾貝爾委員會主席Olle Kämpe在新聞發佈中評價。三位免疫學家的研究工作揭示了免疫系統如何避免“誤傷”自身組織,他們成功識別了在免疫系統中的“安全衛士”——調節性T細胞,這些細胞能有效阻止免疫系統對機體自身造成傷害。由此,一個新的研究領域崛起,人類不僅解開了自身免疫疾病的成因謎團,也催生了多項進入臨床試驗的創新療法。神奇的調節性T細胞每天,數千種不同微生物試圖入侵人類身體,它們形態各異,有的甚至會偽裝得近似人體細胞。那麼,人體免疫系統如何決定對這些入侵者是攻擊,還是防禦?2025年的三位獲獎者首先確定了免疫系統的“安全衛士”調節性T細胞,繼而揭示了其在防止免疫細胞攻擊人體自身的作用。來自日本大阪大學(Osaka University)免疫學前沿研究中心的阪口志文教授,在1995年做出了第一個關鍵發現。當時,許多研究人員確信,免疫耐受主要發生在胸腺,通過消除對自身有強烈反應的中樞耐受而發展起來。阪口志文則表明免疫系統更加複雜。他發現在外周,即胸腺之外的環境存在一類特殊T細胞,能夠制約免疫反應,防止自身免疫病的發生。2001年,任職於美國西雅圖系統生物學研究所的瑪麗·布倫科和任職於美國舊金山索諾瑪生物治療公司的弗雷德·拉姆斯德爾取得了另一項關鍵發現,他們解釋了為何一種特定的小鼠品系(scurfy)特別容易患自身免疫性疾病。這兩位醫學獎得主繼而發現,這些小鼠體內一個被他們命名為Foxp3的基因發生了突變。他們還證明,該基因在人類中的對應基因發生突變,會導致一種嚴重的自身免疫性疾病——IPEX。兩年後,阪口志文將這些發現聯絡起來,證明了Foxp3基因支配著他在1995年發現的細胞的發育。這些細胞就是調節性T細胞,監測其他免疫細胞,並確保人體的免疫系統能容忍自身的組織。獲得者的發現開啟了外周耐受領域,刺激了癌症和自身免疫性疾病的藥物治療的發展。這也可能導致移植更成功。其中幾種治療方法目前正在進行臨床試驗。三位研究者的發現,不僅使調節性T細胞成為現代免疫學的核心概念之一,也極大拓展了醫學界對自身免疫病、器官移植、癌症免疫治療等的新一輪研究。獎項源起“如果此事可行,將會取得很多預想不到的結果。”這是1890年,瑞典化學家阿爾弗雷德·諾貝爾給一位名叫約翰森的年輕的科學家的信中的一句話,也是由此他提出建立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當年,阿爾弗雷德·諾貝爾資助了約翰森的研究,並提供巴黎塞夫蘭實驗室讓他進行6個月的輸血試驗,這是諾貝爾非常感興趣的一項新技術。經過這件事,阿爾弗雷德·諾貝爾認識到醫學試驗和研究的重要性。他拿出5萬克朗,捐獻給建立在卡羅琳醫學院的羅琳娜·諾貝爾基金,專門用於醫學研究、發表研究成果報告、各科室試驗等。圖源/諾貝爾獎官網按阿爾弗雷德·諾貝爾的遺願,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於1895年設立。第一枚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章於1901年授予德國生理學家埃米爾·阿道夫·馮·貝林(Emil Adolf von Behring),用於表彰他在血清療法及白喉疫苗等方面所作的貢獻。1947 年獲獎的美國生物化學家格蒂·科裡(Gerty Theresa Cori)是第一位獲得該獎項的女性,她的貢獻在於闡釋了葡萄糖的代謝作用,這對治療糖尿病以及解決眾多醫學問題有重要作用。截至2025年,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共頒發116次,有218名男性、14名女性獲獎。最年輕的獲獎者31歲,年紀最大的獲獎者87歲。儘管諾獎評選委員會的任務是負責選出那些在基礎科學領域作出貢獻的研究者,而不是已作出應用貢獻的人,還是有很多諾貝爾獎表彰的研究,在之後取得了空前的商業化。醫學領域的研究,往往續命一秒值千金,最著名的案例是胰島素。1923年,加拿大科學家弗雷德里克•班廷(Frederick Grant Banting)和約翰•麥克勞德因發現胰島素可以控製糖尿病,獲得該年度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弗雷德里克•班廷時年31歲,是迄今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得主中最年輕的獲獎者。他們為胰島素申請了專利,後以每人一美元的象徵性價格,將這價值連城的專利轉讓給了多倫多大學,而多倫多大學隨後又以非排他授權的方式允許禮來公司開展胰島素的大規模生產和銷售。非排他授權的方式也使得更多的製藥公司可以參與到胰島素的生產和銷售中,使得全世界範圍內更多的糖尿病人受惠。 (財經雜誌)
CNN、路透等11大國外媒瘋轉中國學者的大國時局點評
01美國CNN、英國《衛報》等大段引用2025年8月16日,正值美國總統川普和俄羅斯總統普丁在美國阿拉斯加州會見的第二天,王文在接受英國路透社、英國《衛報》、俄羅斯塔斯社、日本經濟新聞、韓國《中央日報》採訪時表示,特普會後“西方聯盟裂痕將持續深化,北約角色弱化,歐盟、日本將繼續被邊緣化,烏克蘭註定成為最大輸家。”這一觀點被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其專題節目中原封不動引用,美國線上(AOL)、加拿大PressReader等媒體轉發相關內容。02聚焦九三閱兵,在BBC就敏感議題“極限拉扯”接受美國NPR、土耳其國家電視台採訪9月3日,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80周年閱兵式在天安門廣場隆重舉行。美國國家公共廣播電台(NPR)、英國廣播公司(BBC)、今日俄羅斯等媒體第一時間專訪王文。其中,BBC全程直播中國閱兵式盛況並邀請王文進行直播解說,王文就閱兵目的、西方領導人缺席和普丁、金正恩出席等敏感問題做了有力回擊。該解說一經發佈,閱讀量迅速突破10萬+。“中國通過這次閱兵至少希望實現三個重要目標。第一,告訴全世界,中國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付出最大貢獻和犧牲的國家;第二,希望展現中國強大的軍事國防能力,警告那些強國不要再欺侮中國;第三,中國希望塑造和平。實踐已證明,中國越強大,世界越和平。”“西方領導人未能來出席,這是西方的損失,西方失去了一次見證歷史的機會,同樣也失去了一次近距離更好瞭解和觀察中國軍力崛起和戰略決心的機會。”同一天,王文還在土耳其國家電視台圍繞閱兵式進行發聲:“通過這次閱兵,中國希望向世界表明,我們是戰後國際秩序的堅定捍衛者。我們希望表明反對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的立場。”03路透社發聲,以正確二戰史觀避險西方敘事東西方主串流媒體密集轉引8月22日,王文接受英國路透社採訪談中國二戰史觀,並強調“中俄兩國是戰爭中最大的勝利者,也承受了最沉重的損失,中國抵抗運動在消耗日本軍事資源方面發揮了不可或缺的作用,為軸心國最終戰敗奠定了基礎。”隨後,包括英國BBC、美國德克薩斯廣播電台、《日本時報》、日本朝日新聞、印度stratnews、馬來西亞雪蘭莪傳媒、印度尼西亞《羅盤日報》在內的多國媒體爭相轉引該觀點。▲王文在美國《國際政策文摘》發文Four Enduring Myths of the Second World War此前,王文曾於美國《國際政策文摘》、澳大利亞《珍珠與刺激》發表題為《關於二戰的四種誤解》的評論文章表示,中國和俄羅斯在二戰中貢獻巨大,但西方敘事常忽視或低估。西方存在四種偏見:“忽視中國說”“西方中心說”“二戰六年論”“日本受害論”。這些偏見源於冷戰政治,旨在鞏固西方主導權。紀念二戰結束80周年是糾正歷史誤解、肯定所有反法西斯貢獻的契機。以下為該文完整內容:▲王文在澳大利亞“珍珠與刺激”網站Four World War II myths: Ignoring China, downplaying Russia’s role2025年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80周年,而中國和俄羅斯的重要貢獻仍然像以往一樣被西方忽視。這兩個國家在打敗法西斯主義的過程中都發揮了關鍵作用,但在大多數西方的敘述中,它們的參與都被淡化或歪曲了。這種選擇性記憶扭曲了公眾對過去的理解,並持續影響著當今的全球政治。這些扭曲源於四個根深蒂固的“迷思”,它們至今仍在塑造著現代地緣政治。“六年戰爭”謬論最根深蒂固的誤解之一是將戰爭時間狹隘地定義為六年,始於1939年德國入侵波蘭。這種觀點未能解釋日本、義大利和其他國家之前實施的侵略行為——而這些行為對於最終爆發全面的全球衝突至關重要。日本的軍國主義始於1931年入侵滿洲,九一八事變標誌著其在亞洲擴張主義戰爭的開始。A.J.P. 泰勒和約翰·托蘭德等著名歷史學家強調,日本對中國的侵略是太平洋戰場的關鍵前兆。同樣,義大利1935年入侵衣索比亞和西班牙內戰(1936-1939)也預示著席捲全球的專制暴力浪潮的興起。這些早期的衝突挑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國際秩序,並助長了歐洲和亞洲各地法西斯政權的囂張氣焰。日本軍隊在中國的殘暴行為,包括大規模屠殺和南京大屠殺等系統性暴行,與納粹對猶太人犯下的罪行有著令人毛骨悚然的相似之處。南京等城市曾遭受大規模屠殺、強姦和破壞,這些罪行至今仍深深地烙印在中國人的集體記憶中。在中國,這場衝突被稱為抗日戰爭,從1931年持續到1945年日本投降,比歐洲戰爭真正爆發早了近十年。從中國的角度來看,這場戰爭是一場漫長而殘酷的鬥爭,為後來盟軍的勝利奠定了關鍵基礎,但這一觀點在西方卻被忽視了。西方中心主義認為戰爭的核心事件發生於歐洲的觀點進一步扭曲了歷史敘事。美國和英國長期以來一直強調諾曼底登陸是戰爭的關鍵轉折點。與此同時,蘇聯在擊敗納粹德國過程中所發揮的作用——犧牲了數百萬人的生命——卻常常被最小化或忽視,尤其是在冷戰的背景下。蘇聯在東線擊敗納粹軍隊方面發揮的作用不容低估。早在1944年西線戰爭爆發之前,蘇聯就已重創德國,付出了巨大的代價。蘇聯傷亡人數高達2700萬,其貢獻對於確保盟軍最終勝利至關重要。再比如,澳大利亞參與了全球多線作戰,在720萬總人口中動員了95萬軍隊(近七分之一),為盟軍提供了重要的人力支援。1939年9月3日,澳大利亞與英國一同對德宣戰,並參與了歐洲、北非、東南亞和太平洋地區的戰鬥。其軍隊在中東戰場堅守六個月(例如利比亞托布魯克戰役),成功抵禦了德軍的進攻。1942年日軍空襲達爾文港後,澳大利亞軍隊配合美軍進行反擊,並在新幾內亞等地與日軍展開激戰。然而,這些事實在世界史教科書中卻鮮為人知。忽視的中國抵抗中國在戰爭中的作用在西方敘述中經常被忽視,但中國對日本的抵抗對於軸心國的最終失敗至關重要。自1931年起,中國成為抵抗日本在亞洲擴張的主要戰場,抗日戰爭一直持續到1945年。在此期間,中國人民傷亡人數超過3500萬。儘管付出了巨大的代價,西方觀點往往將中國描繪成被動受害者或間接參與者。然而,事實是,中國的軍事抵抗發揮了戰略作用,牽制了日本大部分軍隊,限制了日本在其他地方作戰的能力。中國軍隊與東南亞的盟軍合作,在緬甸公路等戰役中與美國並肩作戰。這條公路是一條至關重要的補給路線,為盟軍的大規模戰爭提供了物資,並削弱了日本的軍事實力,從而使蘇聯能夠更加專注於歐洲戰線。無論你可能在其他地方讀到或看到什麼,中國參與這場戰爭並非僅僅是象徵性的。它是一支至關重要的力量,幫助扭轉了太平洋戰場的局勢。中國的抵抗在消耗日本資源、削弱其整體戰略地位方面發揮了不可或缺的作用,為盟軍的最終勝利奠定了基礎。日本重新塑造為受害者將日本描繪成第二次世界大戰(尤其是原子彈爆炸之後)的受害者,對許多中國人來說是另一個難以接受的問題。這種敘事往往掩蓋日本在亞洲的侵略者角色。例如,南京大屠殺——日軍屠殺了數十萬中國平民——在西方仍然是一個備受爭議的話題,傷亡人數、歷史背景和政治敏感性引發了爭論。許多中國人認為這是試圖改寫歷史,尤其是當中國平民所遭受的苦難被日本後來在廣島和長崎遭受的苦難所掩蓋時。令他們深感憤怒的是,日本政府不斷否認和修正南京大屠殺和日本的戰爭罪行。儘管有大量證據,包括目擊者的證言和照片,日本政府仍然未能充分承認這些罪行,而且一些政治人物和機構也不願正視這一黑暗篇章,這繼續引發人們的憤怒和怨恨。日本領導人不願正式、毫無保留地道歉,加劇了緊張局勢,阻礙了真正的和解。此外,日本不願解決強迫勞動、被稱為“慰安婦”的性奴役制度以及其他戰爭暴行,也加劇了這些問題。通過國際合作改寫歷史這四個“迷思”有著很深的根源,是由冷戰政治和西方維持全球主導地位的努力所塑造的。通過強調西方的貢獻並淡化中國和蘇聯的貢獻,這些敘述有助於鞏固政治和意識形態權力。然而,隨著全球政治的演變,糾正這些歷史錯誤至關重要。就中國而言,西方常常將這些歷史問題描繪成民族主義議程的工具,然而,這種對中國在二戰中角色的不精準描述不僅誤導了公眾,也加劇了外交關係緊張。同樣,西方對蘇聯角色的選擇性記憶與更廣泛的政治戰略息息相關,尤其是在後冷戰時期。糾正這些歷史誤解需要更強有力的國際學術合作。西方學者應該對中國的抵抗和蘇聯的犧牲有更細緻的理解。這將有助於避免未來的誤解,並促進更準確、更公正的全球歷史敘事。二戰結束80周年提供了一個契機,讓我們能夠致敬所有為戰勝法西斯主義做出貢獻的人,而不僅僅是西方國家的貢獻。04俄媒專訪,解讀中國與周邊國家合作新機遇8月31日至9月1日,上海合作組織成員國元首理事會第二十五次會議在天津召開,王文於9月1日接受今日俄羅斯專訪探討當下中印關係。王文在專訪中表示:“中印現在可以並肩對抗美國霸權,‘龍’與‘象’有智慧解決彼此間的分歧與邊境衝突。”印度學者在LinkedIn轉發相關內容。9月5日,王文接受俄羅斯塔斯社採訪時表示:“俄羅斯、中國和蒙古國就‘西伯利亞力量2號’或稱‘東方聯盟’管道達成的進展,標誌著歐亞能源格局的一次重大演變。 ‘西伯利亞力量2號’管道項目對中國能源安全的影響是極其正面且戰略性的。它將大幅提升中國天然氣供應的總量和穩定性。顯著增強中國在全球能源市場中的議價能力和選擇靈活性。深化中俄蒙三國的經濟與戰略聯絡,重塑歐亞能源地圖。該項目是中國推動能源進口多元化、保障國家能源安全的又一重要里程碑,標誌著全球能源權力的持續東移。” (人大重陽)
全球頂尖科學家排名發佈:施一公、曹雪濤、裴鋼等上榜
iNature系統地總結了生命科學領域的前20位在中國單位任職的學者,包括分子生物學,神經科學,生物化學,遺傳學,免疫學,醫學,微生物學,植物科學與農學等8個細分領域。D-index(學科H-index)學者排名指標,僅包括被調查學科的論文和引用值。根據官網介紹,D-index細分為化學,電腦科學,數學,法律,材料科學等26個細分領域。iNature系統地總結了生命科學領域的前20位在中國單位任職的學者,包括分子生物學,神經科學,生物化學,遺傳學,免疫學,醫學,微生物學,植物科學與農學等8個細分領域:對於分子生物學領域:李家洋,裴端卿,孫毅,徐華強,賀福初,張志榮,湯富酬,鄧宏魁,翁傑敏,陳曄光等人入選;對於神經科學領域:蒲慕明,賀永,龔啟勇,蔣田仔,魯白,李曉江,臧玉峰等人入選;對於生物化學領域:鄧初夏,韓家淮,施一公,陳國強,徐建明,陳峰等人入選;對於遺傳學領域:朱健康,鄧興旺,楊煥明,徐訊,李英睿,張勇,張啟發,張亞平,金力,賀林等人入選;對於免疫學領域:管軼,高福,曹雪濤,傅陽心,董晨,姜世勃,田志剛,時玉舫,劉宇隆等人入選;對於醫學領域:黃天蔭,沈祖堯,陳力元,范上達,鄧初夏,於君,管軼,高福,高玉堂等人入選;對於微生物學領域:袁國勇,肖立華,李蘭娟,張彤,陳鴻霖,賀志理,趙國屏等人入選;對於植物科學與農學領域:朱永官,張福鎖,趙方傑,張建華,沈其榮,楊肖娥,喻景權等人入選;最後,由於時間比較匆忙,如有任何錯誤,可直接聯絡iNature編輯部,方便我們進一步更正。在分子生物學領域,對多達6162名研究人員進行了分析。如果一個學者的大部分出版物是在分子生物學領域,那麼他被考慮的D指數門檻是40。進入頂尖研究人員排名的接受標準是基於D指數、在特定領域的貢獻比例、研究人員的獎勵和成就。在神經科學領域,對多達30084名研究人員進行了分析。如果一名學者的大部分出版物是在神經科學領域,那麼他被考慮的D指數閾值為30。進入頂尖研究人員排名的接受標準是基於D指數、在特定領域的貢獻比例、研究人員的獎勵和成就。對於生物學和生物化學學科,對多達88978名研究人員進行了分析。如果一名科學家的大部分出版物是在生物學和生物化學領域,那麼他被納入排名的D指數閾值為40。進入頂尖研究人員排名的接受標準是基於D指數、在特定領域的貢獻比例、研究人員的獎勵和成就。在遺傳學領域,對多達6162名研究人員進行了分析。如果研究人員的大部分出版物是在遺傳學領域,則將其納入審查的D指數閾值設定為40。進入頂尖研究人員排名的接受標準是基於D指數、在特定領域的貢獻比例、研究人員的獎勵和成就。在免疫學領域,對多達11980名研究人員進行了分析。如果一個學者的大部分出版物是在免疫學領域,那麼他被納入評估的D指數閾值是40。進入頂尖研究人員排名的接受標準是基於D指數、在特定領域的貢獻比例、研究人員的獎勵和成就。在醫學領域,對多達70665名研究人員進行了分析。如果一個學者的大部分出版物是在醫學領域,那麼他被納入審查的D指數門檻是70。進入頂尖研究人員排名的接受標準是基於D指數、在特定領域的貢獻比例、研究人員的獎勵和成就。在微生物學領域,對多達44555名研究人員進行了分析。如果研究人員的大部分出版物是在微生物學領域,則將其納入審查的D指數閾值確定為40。進入頂尖研究人員排名的接受標準是基於D指數、在特定領域的貢獻比例、研究人員的獎勵和成就。在植物科學與農學領域,對多達10707名研究人員進行了分析。如果發表的大部分論文是在植物科學與農學領域,則接受該學者的D指數門檻設定為30。進入頂尖研究人員排名的接受標準是基於D指數、在特定領域的貢獻比例、研究人員的獎勵和成就。(儀器資訊網)
《台灣人不習慣也應該拒絕「箝制思想」的一言堂》台灣9成的人出生在戰後,沒有歷經過戰爭,粗略估算38歲以下的人應該也沒有歷經戒嚴,恐怕對50歲以下的人來說,戒嚴時期的社會氛圍只是聽說。言論以及思想的自由,對台灣絕大多數的人來講,都是再自然不過的。但即便未曾經歷戰火與抗爭,從閱讀中大家知道,台灣乃至世界各地,自由都得之不易。但同樣從歷史的教訓中我們也知道,從自由的擁護者到箝制思想的獨裁者往往僅在一念之間。18世紀羅蘭夫人上斷頭台前留下亙古名言「自由,自由,多少罪惡,假汝之名以行!」,21世紀的今天,依然值得警醒。近日中研院院士陳培哲等75位學者發表聲明,指出台灣的言論自由空間正快速遭到壓縮,戒嚴時代的思想審查陰影再次浮現。這些學者逆風諍言的勇氣值得敬佩,但他們隨即遭到全面抹黑。有人質疑他們的政治立場,甚至翻出他們過往的背景以示不可信,甚至統稱馬友友戲謔輕蔑。在政黨長期惡鬥之下,當權者以標籤簡化論述,一有不同意見就歸咎是政敵朋友,不管藍或白都是中共同路人。民進黨惟我獨尊,根本容不下任何不同的聲音。將不同立場者污名化。這種作法本身就是一種政治歧視。就以陳培哲來說,由於其家庭長期挺綠的背景,綠營側翼難以說三道四,索性就有親綠媒體趕緊找來陳培哲的哥哥反制。對陳培哲及其家庭稍有了解的都知道,陳家三兄弟成就各據一方,過去支持綠營不遺餘力。直到前總統陳水扁因貪汙被關,陳培哲認為「絕對的權力造成絕對的腐化」,從支持在野起家的民進黨轉而成為永遠的在野黨,支持政黨輪替。從蔡政府時期他對於疫苗的批評可知,堂堂學者一如人權作家柏楊所言,「不為君王唱讚歌,只為蒼生說人話。」75名學者背景各異,他們共同關心的是台灣的思想以及言論自由恐將不保。的確,陸配亞亞僅因為在抖音的言論就被驅逐令人心驚。台灣何時因為言論就入人於罪?言論審查的現象連學者與教育工作者也無法倖免。北一女教師區桂芝因接受大陸媒體訪問,提及課綱議題及對兩岸關係的看法,便遭到側翼網軍圍剿,甚至被匿名檢舉「不適任教師」,儘管最終未違反教育中立,仍遭校方約談。這是否意味著批評時政都可能惹上麻煩?因為在抖音上自稱是中國人或愛中國的都遭到查處。政府對個人言論的干預已經滲透至私領域,對於我輩台灣人而言真的很不習慣,也與民主價值背道而馳。更令人憂心的是,政府的言論管控似乎已形成一條龍。先由綠營側翼舉發,政府宣稱收到檢舉然後進行調查。不但以公權力威嚇人民,還形塑了「隔牆有耳」的肅殺氣氛。美國大法官霍姆斯曾說:「憲法中最重要的原則,就是思想自由。」民主國家皆奉為圭臬。然而當政府可以「抗中保台」之名懲罰異議者,就連訴求「反戰」與「和平」都可能被扣上「投降主義」的帽子,難道不是思想箝制的開端?75位學者的聯名聲明,不僅是對台灣現狀的警示,也是一場保衛言論自由的奮鬥。台灣人不習慣思想箝制,也不應該接受箝制。民主社會的核心價值是多元與包容,而非將異議者視為敵人。歷史一次次證明,當社會集體沉默時,極權主義便會趁虛而入。我們今天享有的自由,是前人努力爭取而來,絕不能輕易交還給任何以民主之名行專制之實的勢力。
《為胡婉玲發聲!前學生崑山科大副教務長:兩個博士學位、TSSCI論文在手 當然夠資格!》 前民視新聞傳播群副總胡婉玲接任中央社社長以來話題不斷,接任前有人批評她專業不足,引來她前同事秀其新聞獲獎成績反擊;曾是她學生、現任崑山科大副教務長兼公共關係暨廣告系系主任何性東也投書媒體表示,不忍看到一位在新聞工作岡位得獎無數、認真進取的前輩被如此的羞辱,他認為胡婉玲不但是資深新聞工作者也是新聞傳播學者,是少數結合學術與實務的管理人才,若國內設有新聞從業人員「名人堂」獎項,胡婉玲絶對百分百有資格列入。 何性東以《我所認識的胡婉玲》一文投書媒體。他指出,胡婉玲如此資深的新聞工作前輩,卻在離開民視、接任中央社社長之際,遭人以「評價頗低」為由羞辱,令他相當不平。他表示,90年代就讀大學時,曾在新聞寫作這堂課與胡婉玲結緣。當時「胡老師」還在華視任職,透過她妙語如珠分享獨家新聞與不擇手段搶新聞的差別,尤其分享如何獲得達賴喇嘛的信任而得到多次獨家訪問機會時,很明顯感受到胡婉玲對新聞採訪的熱情與活力,班上許多同學當場立志要以她為榜樣投入新聞業。何性東回憶,胡婉玲不但沒有新聞主播的「自帶傲驕」,還願意將經驗與專業跟學生們分享,「胡老師上課的內容,我至今記憶猶新。」 何性東指出,畢業到美國唸書期間,發現胡婉玲用十多年拿到兩個完全不同領域的博士學位,他感到很震撼,也因此激勵他更加投注學術研究。自己曾在電視台工作,對於電視台不分晝夜、女生當男生用、男生當牲口用的工作量,胡婉玲除要應付新聞工作外,還要撥時間唸書、寫論文,並發表多篇學術質量出色的論文,其中還獲2010年TSSCI等級的中華傳播學刊上得過教授組的最佳論文。他感慨地說,這箇中辛苦若無堅定毅力及對知識的追求慾,早就跟現實妥協!「我實在不清楚那些批評她資格不符的人,可有相同拿得出手的論文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