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丹佛、哈佛、耶魯等美國名校，登記為“殘疾學生”的比例居然佔了兩三成。這是咋回事？去年底，哈佛大學校報的一則資料引發震驚。報導稱，在這所世界名校裡，有21%的學生被登記為“殘疾人”。哈佛並非個例，耶魯大學、普林斯頓大學等美國常春藤院校的“殘疾學生”也在兩成左右。最“身殘志堅”的當屬史丹佛大學，“殘疾學生”比例高達38%。全球最聰明的學生，“殘疾人”比例高達38%，那是因為其中許多人的聰明都“用歪了”。據《紐約時報》報導，過去10年來，美國針對殘疾人保障頒布了“504計畫”，該計畫不僅包括在社會上新建殘疾人設施，給殘疾人預留專門停車位，還允許校園內的殘疾學生優先入住環境更好的宿舍、有更長的考試時間。許多名校學生研究政策發現，除了一般意義的肢體殘疾外，定義比較寬泛的注意力缺陷、焦慮症和夢遊症也在保障範圍。於是，幾乎一夜之間，這群學霸就沒法集中注意力了，突然半夜夢遊了。還有學生拿出了搞科研的“鑽研精神”，證明自己有“光敏感症”“公共環境恐懼症”，從而順利當上“殘疾人”。美國《大西洋月刊》還曝光了在美國高校裡，越是排名靠前的大學，“殘疾學生”的比例越高。另外，“入選殘疾人”已經有了一整套產業鏈。據《華爾街日報》等媒體此前披露，一些家長甚至會直接收買醫生開虛假診斷，而比較謹慎的家長則會請醫生做輔導，學習怎麼在評估裡演得更像殘疾人。由於鑽空子的人太多，本來沒冒充殘疾人的老實學生為了不被人比下去，只好被迫“走後門”，以至於芝加哥大學裡“殘疾學生考場”居然比普通考場更為擁擠。在這種亂象下，導致這項本該照顧殘疾人的政策，反而讓真正的殘疾人吃了啞巴虧。不止是高校，用“裝病”換取各種好處，幾乎成了美國社會的通病。去年10月，《華盛頓郵報》發佈的調查報告顯示，用脫髮、灰指甲、濕疹這類小病給自己申請“傷殘軍人補貼”的共有115萬人次，花費高達數十億美元。但自2000年以來，真正因戰鬥導致肢體傷殘、腦損傷而獲得補貼的，只有1萬多人。據美國各地機動車管理局的抽查資料，殘疾人專門停車位的司機裡，約10%是冒充的，許多美國民眾甚至表示該數字被大大低估了，因為有74%的受訪者稱自己經常親眼目睹這類假冒情況。“患病率”格外高的還有美國運動員，美國游泳運動員中得哮喘病的比例頗高。體操名將拜爾斯則自稱患有“注意力缺陷多動障礙”，以此申請使用反興奮劑機構停用的藥物，而這些藥物又“恰好”有助於提高比賽成績。這麼看來，美國社會還真是“病得不輕”啊。 (環球時報)

美國全國大學體育協會（NCAA）男子籃球錦標賽中的許多球隊，背後都有超級富有的鐵桿粉絲資助。以下是今年最富有的16位支持者，他們的合計身家達3650億美元。校園大人物：億萬富豪蒂爾曼·費爾蒂塔已向休斯敦大學捐贈7000萬美元，包括2016年向體育部捐贈的2000萬美元，用於翻新以他名字命名的籃球館。圖片來源：KAREN WARREN/HOUSTON CHRONICLE/GETTY IMAGES高水平大學體育運動向來都很燒錢。但在過去五年裡，隨著一系列法院裁決和政策變化，大把資金改為流向學生運動員——他們不僅能簽下姓名、圖像和肖像權（NIL）行銷協議，還能參與校方收入分成。各大學體育部門的財務“水龍頭”水量驟減，對資金的渴求愈發強烈。許多體育項目已開始新建或翻新高端座席，以抬高票價，或是簽署贊助協議，讓企業標誌直接出現在球場上。其他一些希望在這場“軍備競賽”中不掉隊的學校，則在探索與機構投資者合作。去年12月，猶他大學與Otro Capital達成合作，而Big 12聯盟正與另外兩家私募股權公司洽談。儘管各類金融創新席捲大學體育界，但真要想做大預算，最管用的還是擁有一位財大氣粗的資助人。《體育商業期刊》對110所學校的分析顯示，2019年至2023年間，捐贈額增長了40%。在新的NIL規則生效後，近四分之三的學校創下籌款紀錄。大學也並不缺少可供爭取的富有校友資源。近期拉開帷幕的NCAA男籃錦標賽64支球隊中，就有多支得到了億萬富豪捐贈者的支援。例如，投資公司Dimensional Fund Advisors的聯合創始人、身家約24億美元的大衛·布斯（David Booth），在2017年宣佈捐贈5000萬美元後，去年又承諾向堪薩斯大學體育部捐贈約3億美元。身家25億美元的運動飲料巨頭邁克·雷波爾（Mike Repole）也動用其財富資助聖約翰大學，最近承諾為該校紅風暴隊（Red Storm）的NIL基金捐贈最高100萬美元。雲端運算公司Qualtrics聯合創始人、NBA猶他爵士隊（Utah Jazz）和NHL猶他猛獁象隊（Utah Mammoth）的老闆、身家約33億美元的瑞恩·史密斯（Ryan Smith）則幫助招募了楊百翰大學的明星前鋒A.J.迪班薩（A.J. Dybantsa）。然而，即使是這些驚人的財富，在以下這些大金主組成“甜蜜16強”面前也相形見絀。這群超級支持者——其中有些甚至都不是所贊助高校的校友——合計身家估算達3650億美元。以下是為今年瘋狂三月參賽球隊體育部捐款的最富有的贊助人。拉里·埃裡森（Larry Ellison）密歇根大學身家：1956億美元圖片來源：JAY HIRANO/SOPA IMAGES/LIGHTROCKET/GETTY IMAGES甲骨文（Oracle）聯合創始人埃裡森的身家曾在去年9月一度短暫突破4000億美元，隨後因這家軟體巨頭股價回落而縮水。他曾先後從伊利諾伊大學和芝加哥大學輟學，但在2024年為伊利諾伊大學在Big Ten聯盟的競爭對手——密歇根大學開出了一張巨額支票。據悉，這位81歲的科技億萬富豪還資助了一份高達八位數的NIL協議，使橄欖球新秀布萊斯·安德伍德（Bryce Underwood）放棄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學，轉投密歇根大學——他妻子朱喬琳的母校。與埃裡森一同支援今年NCAA錦標賽中西部頭號種子密歇根大學狼獾隊（Wolverines）的，還有85歲的房地產開發商、邁阿密海豚隊老闆斯蒂芬·M·羅斯（Stephen M. Ross，估計身家為170億美元）。據悉，他已向密歇根大學捐贈4.8億美元，包括2013年宣佈為體育部捐贈的1億美元。丹·吉爾伯特（Dan Gilbert）密歇根州立大學身家：234億美元3號種子密歇根州立大學斯巴達人隊（Spartans）同樣擁有眾多億萬富豪支持者。64歲的丹·吉爾伯特是NBA克利夫蘭騎士隊（Cleveland Cavaliers）老闆，他在2016年通過家族基金會捐出1500萬美元，用於翻修密歇根州立大學的籃球館。其抵押貸款公司Rocket Companies也是該校的贊助商。身家估計為84億美元的United Wholesale Mortgage首席執行長、菲尼克斯太陽隊（Phoenix Suns）的老闆馬特·伊什比亞（Mat Ishbia）於2021年承諾捐贈3200萬美元，2022年又追加1400萬美元。他的兄弟、身家58億美元的投資人賈斯汀·伊什比亞（Justin Ishbia）則在2024年捐贈1000萬美元，並在2025年再捐超100萬美元。曾帶領斯巴達人隊奪得1979年NCAA冠軍、現身家16億美元的籃球名人堂成員“魔術師”埃爾文·約翰遜（Earvin Johnson）也曾表示“願意為母校做任何事情”。不過，密歇根州立大學收到的最大一筆捐贈來自一對並未出現在《福布斯》億萬富豪榜上的夫婦。去年12月，Acrisure首席執行長格雷格·威廉姆斯（Greg Williams）和妻子多恩·威廉姆斯（DawnWilliams）承諾向該校捐贈4.01億美元，其中2.9億美元指定用於體育部，另有1億美元將用於設立一個實體，幫助學校體育項目開發新的收入來源。傑裡·瓊斯（Jerry Jones）阿肯色大學身家：205億美元83歲的傑裡·瓊斯是NFL達拉斯牛仔隊（Dallas Cowboys）的老闆，最初靠石油開採發家。2015年，他向阿肯色大學體育部的募款機構捐贈256英畝土地，算上其他贊助，整筆捐贈價值1065萬美元。其中部分資金用於建造一座紀念碑，向1964年奪冠的橄欖球隊紅背野豬隊（Razorbacks）致敬，瓊斯本人當年是該隊的進攻線球員。作為今年4號種子的阿肯色大學還有另一位顯赫的支持者——72歲的約翰·泰森（John Tyson）。這位身家估計為31億美元的泰森食品公司（Tyson Foods）董事長曾捐贈600萬美元用於翻修學校的室內田徑場，並通過其公司贊助球隊。不過，阿肯色大學本身也很會賺錢：根據Sportico公立大學體育項目財務資料庫，紅背野豬隊在2023-24賽季（目前有資料可查的最新賽季）的男籃門票收入排名第六，領先於康涅狄格大學和密歇根州立大學等強隊。南希·沃爾頓·勞裡（Nancy Walton Laurie）密蘇里大學身家：192億美元南希·沃爾頓·勞裡與丈夫比爾·勞裡（Bill Laurie）曾在2001年向密蘇里大學捐贈2500萬美元，換取學校將新建籃球館以他們女兒的名字命名。但後來，二人的女兒捲入學術作弊醜聞，這項冠名協議隨之終止。這位74歲的女富豪是沃爾瑪（Walmart）聯合創始人巴德·沃爾頓（Bud Walton）的女兒，她並不是這個美國最富有家族中唯一支援10號種子密蘇里老虎隊（Tigers）的人。過去30年來，學校的田徑體育場一直以沃爾頓·勞裡的母親奧黛麗（Audrey）的名字命名，而奧黛麗去年還為這座設施的翻修提供了資金支援。查爾斯·厄根（Charles Ergen）田納西大學身家：150億美元73歲的查爾斯·厄根是Dish Network母公司EchoStar的聯合創始人，其身家在2023年曾一度跌破8億美元。但去年，他將公司頻譜許可證出售給AT&T，交易引發爭議，但也讓他的財富大幅回升。他已將部分資金用於資助本科母校田納西大學的體育和學術項目。作為6號種子身份參賽的田納西志願者隊（Volunteers）還有其他重要金主，包括克利夫蘭布朗隊（Cleveland Browns）老闆吉米·哈斯拉姆（Jimmy Haslam，身家103億美元）及其兄弟比爾·哈斯拉姆（60億美元），該校的商學院也是以他們的姓氏命名。丹·凱西（Dan Cathy）克萊姆森大學身家：136億美元丹·凱西的父親特魯特·凱西（Truett Cathy）於1967年創辦了Chick-fil-A，由此積累巨額財富。到2024年，該家族成為美國第八富有的家族，總資產達336億美元。73歲的丹當年其實就讀於佐治亞南方大學，但他和妻子隆達·凱西（RhondaCathy）卻向克萊姆森大學捐贈了數百萬美元。克萊姆森大學是今年NCAA錦標賽的8號種子，也是他們的兒子羅斯·凱西（RossCathy）的母校。而羅斯本人也為殘障學生設立了獎學金。蒂爾曼·費爾蒂塔（Tilman Fertitta）休斯敦大學身家：115億美元圖片來源：BRETT COMER/HOUSTON CHRONICLE/GETTY IMAGES據報導，費爾蒂塔已向休斯敦大學捐贈7000萬美元，其中包括2016年向體育部捐贈的2000萬美元，用於翻新籃球館，該球館現以他的名字命名。這位68歲的億萬富豪是NBA休斯敦火箭隊以及餐飲、酒店和博彩綜合企業蘭德里公司（Landry's）的所有者。自去年被提名為美國駐義大利和聖馬利諾大使後，他已辭去休斯敦大學系統的董事會職務。但費爾蒂塔對這支2號種子美洲獅隊依然充滿熱情，並公開呼籲學校改善其NIL籌款工作。馬克·史蒂文斯（Mark Stevens）聖克拉拉大學身家：107億美元66歲的史蒂文斯曾任職紅杉資本（Sequoia Capital），期間紅杉投資了Google（Google）、領英（LinkedIn）和貝寶（PayPal），如今他創立了自己的公司S-Cubed Capital。他通過向母校南加州大學（USC）以及10號種子聖克拉拉大學（Santa Clara University）捐贈來回饋社會——他的妻子瑪麗（Mary）在該校獲得學士學位，現擔任校董。該校的足球場和訓練設施都以這對夫婦的姓氏命名，他們還幫助建造了一個體育中心，供學生運動員訓練、學習和接受醫療服務。傑佛瑞·希爾德布蘭德（Jeffery Hildebrand）德克薩斯大學和德克薩斯農工大學身家：106億美元希爾德布蘭德大手筆捐助了本屆NCAA錦標賽的兩所參賽學校。這位67歲的石油大亨向其母校德克薩斯大學（University of Texas）的各種學術和體育項目捐贈超過1億美元。該校作為11號種子在周二的“最先四強”（First Four）淘汰賽中獲勝。另一位石油大亨布林斯羅伯特·羅林（Robert Rowling，身家81億美元）也是該校球隊的支持者。希爾德布蘭德還資助了10號種子德克薩斯農工大學（Texas A&M University），他的父親托馬斯（Thomas）曾在該校學習獸醫，女兒布列塔尼（Brittany）曾是該校全美冠軍隊馬術隊成員。希爾德布蘭德幫助農工大學建造了一個世界級的馬術中心和一個越野賽道。有了這樣的支援，兩所高校體育部門的財力十分充裕。根據奈特-紐豪斯大學體育資料庫的資料，2022至2024年間，在240所公立大學體育部的受捐總額排名中，德克薩斯大學和德克薩斯農工大學分別以3.04億美元和2.58億美元位列第一和第二位。喬什·哈里斯（Josh Harris）賓夕法尼亞大學身家：102億美元《福布斯》在2024年統計發現，14號種子賓夕法尼亞大學（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的本科項目培養出的美國億萬富豪比其他任何學校都多，哈里斯便是回饋母校的校友之一。2018年，這位61歲的另類投資公司阿波羅全球管理（Apollo Global Management）聯合創始人、NFL華盛頓指揮官隊（Washington Commanders）、NBA費城76人隊（Philadelphia 76ers）和NHL紐澤西魔鬼隊（New Jersey Devils）的老闆向賓大摔跤隊捐贈100萬美元——哈里斯在1980年代曾是該校摔跤隊成員。另一位賓大億萬富豪、身家約16億美元的羅納德·佩雷爾曼（Ronald Perelman）也出資支援該校的體育和學術事業。萊斯·韋克斯納（Les Wexner）俄亥俄州立大學身家：89億美元韋克斯納長期都是8號種子俄亥俄州立大學七葉樹隊（Buckeyes）最知名的支持者，他擔任該校醫學中心的理事，並於2007年向橄欖球訓練中心捐贈250萬美元——這兩處設施如今都以他的名字命名。此外，該校藝術中心也以這位88歲的L Brands零售帝國創始人的名字為名。然而，韋克斯納如今卻陷入輿論風波，備受指責：一方面是他與傑佛瑞·愛潑斯坦（Jeffrey Epstein）存在關聯，另一方面，1990年代他擔任校董期間，俄亥俄州立大學一名校醫被曝性侵多人。一些學生和該州知名人士呼籲大學重新命名這些建築，同樣接受韋克斯納資助的另一所學校哈佛大學也出現了類似呼聲。身家估計為14億美元的洛杉磯湖人隊明星前鋒勒布朗·詹姆斯（LeBron James）則沒有這樣的爭議。這位阿克倫本地人雖然沒有公開宣佈向七葉樹隊捐贈現金，但他利用自己與耐克（Nike）的合作關係，向該校運動隊提供裝備支援。保羅·都鐸·瓊斯二世（Paul Tudor Jones II）弗吉尼亞大學身家：81億美元瓊斯早年向3號種子弗吉尼亞大學（University of Virginia）捐贈3500萬美元，作為回饋，該校籃球館自2006年啟用以來一直以他父親約翰·保羅·瓊斯（John Paul Jones）的名字命名。除了支援體育事業，這位71歲的避險基金經理和妻子索尼婭（Sonia）還捐贈4000萬美元資助該校建設“沉思共享空間”（Contemplative Commons），內部設有研究和講座空間以及舞蹈和瑜伽等活動區域。蓋爾·米勒（Gail Miller）猶他州立大學身家：48億美元米勒的丈夫拉里（Larry）於2009年去世，在他生前，夫婦二人將猶他州穆雷市的一家豐田經銷店發展成了一個龐大的經銷網路。82歲的米勒並非9號種子猶他州立大學的校友，但在2024年被授予該校榮譽博士學位。她在體育和學術上均向該校提供支援，曾向商學院捐款。儘管她在2020年出售了NBA猶他爵士隊（Utah Jazz），但她仍是該州體育界的關鍵人物。去年，這位美國排名第七的白手起家女富豪收購了美國職業足球大聯盟（MLS）的皇家鹽湖城隊（Real Salt Lake）和全國女子足球聯賽（NWSL）的猶他皇家隊（Utah Royals）。安東尼·普利茲克（Anthony Pritzker）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身家：44億美元65歲的普利茲克經營著一家私募股權公司，也是凱悅酒店（Hyatt Hotels）財富的繼承人之一。他通過與前妻珍妮（Jeanne）共同創辦的基金會，助力7號種子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UCLA）的體育和學術事業，1996年至2023年間，總計向該校捐贈超1.15億美元。該校心理學系所在的普利茲克樓（Pritzker Hall），以及旨在減少寄養需求的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普利茲克兒童與家庭強化中心（UCLA Pritzker Center for Strengthening Children and Families），都以他的姓氏命名。普利茲克可能很快會迎來另一位億萬富豪同道者——凱西·沃瑟曼（Casey Wasserman）。他正在出售其同名人才經紀公司的股份，《福布斯》估計這筆交易價值可能超過8億美元。現年51歲的沃瑟曼是好萊塢重量級經紀人盧·沃瑟曼（Lew Wasserman）的孫子，去年12月作為UCLA選聘委員會成員，參與聘請橄欖球教練鮑勃·切斯尼（Bob Chesney）。據報導他還捐贈約2000萬美元，用於建造一個以他名字命名的橄欖球訓練中心。不過，與韋克斯納類似，沃瑟曼也因出現在愛潑斯坦檔案中而面臨批評——檔案顯示他曾與吉斯萊恩·麥克斯韋（Ghislaine Maxwell）互傳調情資訊。大衛·魯賓斯坦（David Rubenstein）杜克大學身家：42億美元圖片來源：DREW ANGERER/AFP/GETTY IMAGES76歲的私募股權億萬富豪魯賓斯坦是凱雷集團（Carlyle Group）聯合創始人。他於2005年至2017年擔任杜克大學（Duke University）董事會成員，並支援了該校多項事業，包括2012年向體育部捐贈1000萬美元，以及2015年為新建一座藝術大樓捐贈2500萬美元。作為今年NCAA錦標賽的總頭號種子，杜克大學藍魔隊（Blue Devils）也開始將這些資金投入使用：Sportico發現，該校的男子籃球預算在今年的NCAA錦標賽球隊中位列第二，僅次於肯塔基大學（University of Kentucky）。吉姆·戴維斯（Jim Davis）維拉諾瓦大學身家：40億美元戴維斯和表兄斯蒂芬·比西奧蒂（Stephen Bisciotti）創立了美國最大的人事公司Allegis Group，並憑藉這項事業成為億萬富豪。他還與兄弟威廉（William）聯手，資助8號種子維拉諾瓦大學的男籃和女籃球隊修建一個以他們名字命名的訓練中心，該中心於2007年啟用。66歲的戴維斯還成為了美國職業棒球大聯盟（MLB）聖路易斯紅雀隊（St. Louis Cardinals）的小股東，進一步滿足了自己對體育的熱愛。 (福布斯)

The Unmaking of the American University幾十年來，美國的研究型大學一直依賴聯邦資金，卻無人能保證這種支援會持續下去。如今，它們的生存可能取決於是否順從政府。本文刊登於2026 年 3 月 16 日的《紐約客》雜誌，印刷版標題為Severance。作者：尼古拉斯·萊曼是《紐約客》的專職撰稿人，也是哥倫比亞大學新聞學院的教授。他的著作包括《更高的錄取率：標準化考試的興起、衰落與回歸》。在本財政年度至今，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NIH）向大學提供的撥款已下降了超過90%。插圖： Derek Brahney對約翰·霍普金斯大學而言，來自川普政府的第一次打擊發生在2025年2月28日。當天，司法部發佈了一份新聞稿，稱聯邦反猶太主義特別工作組將訪問包括霍普金斯在內的十所大學校園，調查可能違反聯邦法律的行為。雖然從未有人真正到訪該校，但隨後的打擊後果要嚴重得多。聯邦政府終止了由霍普金斯管理的美國國際開發署（USAID）提供的八億美元撥款，導致該大學裁減了二千多名員工。此外，科研撥款的放緩與終止在去年又給霍普金斯帶來了五億美元的額外財務損失。在布朗大學，管理人員是從保守派報紙《每日呼叫者》（Daily Caller）4月3日的一篇文章中得知其撥款將被終止的。該報由塔克·卡爾森聯合創辦，標題寫著：“獨家：川普政府凍結另一所常春藤盟校數億美元資金。”當天晚些時候，政府停止了對布朗所有研究撥款的支付，總額達五億一千萬美元。普林斯頓大學則在3月31日收到通知：超過兩億美元的研究撥款被暫停。與此同時，自2月14日起，川普政府開始向全國幾乎每一所大學和學院傳送一系列信件。第一封信要求所有學校終止其“多元、公平與包容”（D.E.I.）項目。“信中說‘你們不能歧視’，”瓦薩學院校長伊麗莎白·H·布萊德利告訴我，“但我們並沒有歧視。我們甚至從未使用過‘D.E.I.’這個詞。”布萊德利回憶道，去年春天，來自川普政府的新信件似乎每周都會到來，警告成千上萬的收件人停止做那些政府認為不可接受的事情。這些舉措在美國精英高等教育界引發的震驚程度怎麼形容都不為過。人們不禁要問：大學為何未能預見這場襲擊？2025年初，距離哈佛大學和賓夕法尼亞大學校長因在眾議院教育與勞動力委員會就校園反猶太主義問題受到嚴厲質詢而辭職，才過去一年多。川普第二任期伊始，便簽署了一系列針對高等教育的行政命令，其中包括下令調查大學的D.E.I.項目和校園反猶太主義行為。難道新任副總統J.D.范斯不是在2021年一場保守派大會上發表過題為《大學是敵人》的著名演講嗎？然而，從大學的角度看，保守派對它們的不滿由來已久——無論以何種形式，這種不滿已持續一個多世紀——但從未升級到全面戰爭的程度，即便在川普的第一個總統任期內也是如此。似乎難以相信，那些充滿敵意的言論竟會被當真。如今，大學與聯邦政府之間的契約已被打破，而且可能不僅僅是暫時的。川普政府採用了一種此前從未使用過、卻極其有效的手段來引起這些機構的注意：暫停它們的資金，那怕是國會已撥款並依法簽訂合同承諾的資金。川普政府對法律的漠視、行事粗魯以及對其行動後果的無視確實非同尋常。然而，它並非完全脫離政治現實。這些行動並不像大學認為的那樣不受歡迎。這場悲劇的核心在於：大學自認為致力於公共利益，但卻遠遠未能獲得所需的公眾支援。這一切是如何發生的？美國頂尖大學是這個國家最古老的機構之一——有些甚至比國家本身還要古老。若它們未在歲月中多次變革以應對內外壓力，是不可能存續至今的。如果我們要挑選幾個關鍵時刻，將其比作《2001太空漫遊》中引導人類邁向下一次偉大飛躍的黑色石板，那麼對大學而言最重要的時刻或許是在19世紀末，即它們將研究確立為核心活動之時。那一代的美國大學校長紛紛前往德國——研究型大學的發源地——去汲取這一新理念；正如哲學家喬賽亞·羅伊斯在1891年所寫，他們是“一代只夢想著德國大學的人”。從此，大學的首要使命變成了追求純粹知識。這重新定義了“教授”的含義——這份工作賦予了前所未有的自由，從而推動了尤其是科學領域的進步，使整個社會受益。美國研究型大學的誕生催生了正式組織的學科體系、終身教職制度以及現代研究實驗室。這些構成了大學的“作業系統”，雖不為公眾所見，卻支撐著一切運作。這塊“黑色石板”再次出現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當時聯邦政府開始大規模資助大學。范內瓦·布希是一位電氣工程師，曾在戰時負責組織政府的國防研究項目，包括原子彈的發明。1945年，他向富蘭克林·羅斯福總統提交了一份長篇備忘錄，建議美國啟動一項重大新計畫，資助大學研究，並由科學家主導，政府僅進行有限監督。由此，1950年成立了國家科學基金會（NSF）。布希推動此舉的理由部分源於醫學進步的承諾，但更主要的是出於即將到來的冷戰考量。他那一代的美國科學家意識到，歐洲學術移民——希特勒“送給”美國的禮物——在原子彈研發中起到了關鍵作用。他們相信，為了與蘇聯競爭，美國必須增強培養科學家和資助其研究的能力。此外，還有一個更宏大的社會願景。詹姆斯·布萊恩特·科南特，時任哈佛大學校長，也是布希的親密合作者，在二戰期間為《大西洋月刊》撰寫了一系列熱情洋溢、充滿烏托邦色彩的文章。他提出，大學不僅可以開展政府資助的研究，還能幫助美國擺脫任何形式的世襲特權。這一點至關重要，因為蘇聯正向世界宣稱自己建立了一個無階級社會。美國大學應從各個地區和階層招收學生（科南特大力推動的SAT考試本應促成這一目標），並以極低成本教育他們。作為回報，他們的校友將投身於國家的民主事業，抵制將財富或地位傳給下一代的衝動。在戰後初期，像布希和科南特這樣主張集中資源扶持少數頂尖高校的人，與希望發展世界上首個大眾化高等教育體系的公立大學領導者之間存在張力。最有效融合精英與民主兩種高等教育理念的人是克拉克·克爾，時任加州大學校長。他建構了一個三級體系——研究型大學、州立學院和社區學院——旨在免費教育全州所有青年，並引導他們走向合適的社會經濟歸宿。然而，加州大學很快就遭到攻擊：首先來自左翼，即伯克利的言論自由運動，該運動反感其官僚作風及大量承接政府國防合同；隨後，更具決定性的是來自右翼的攻擊。羅納德·里根的政治生涯始於1966年成功當選加州州長，他在競選中承諾要懲罰大學對學生激進分子過於寬容。上任後，他的早期舉措之一就是支援加州大學董事會罷免克爾。“教授們是敵人，”理查德·尼克松總統在1972年對亨利·基辛格說道，那時J.D.范斯甚至還未出生。“把這句話在黑板上寫一百遍，永遠不要忘記。”儘管如此，基辛格和尼克松的許多顧問一樣，本身也是學者。而且，尼克松曾宣佈向癌症宣戰，這場戰爭主要是在大學裡由政府資助的研究實驗室中進行的。在大學內部，自20世紀60年代初興起的新左派浪潮已開始退去。學生的興趣正轉向商業職業。這並不意味著大學與聯邦政府之間就實現了和平，但全面衝突似乎是不可想像的：雙方彼此需要。如今回望戰後歲月，鑑於我們已知的一切，那段歷史看起來截然不同，彷彿當時正在布下一個陷阱：大學，尤其是精英大學，在日益依賴聯邦政府的同時，卻不斷遭受來自政治右翼的敵意。在德爾莫爾·施瓦茨1937年的短篇小說《責任始於夢境》中，主角想像自己坐在劇院裡，觀看一部關於他父母那場可怕婚姻之前的求愛過程的電影。“我在劇院裡站起來大喊：‘別這麼做。你們兩個現在改變主意還來得及。這不會有什麼好結果的，’”他說道。如果在重演研究機構的建立、聯邦獎學金和助學貸款的出現、政府消除校園歧視的努力，以及大學在發明救命藥物和啟動技術產業中所扮演的角色時，人們還會感到後悔嗎？只有極其冷血的人才會將這些發展視為潛在的問題，而在高等教育界幾乎沒有人這麼想。當我還是個小男孩時，我的祖父——紐澤西州藍領城鎮珀斯安博伊的一名兒科醫生——有時會開車帶我去普林斯頓。我們會站在拿騷街上，沉浸於校園的宏偉之中，彷彿它代表了世間一切偉大而又遙遠的事物。如今的普林斯頓更加宏偉，殖民風格和哥特式建築之間點綴著美麗的現代樓宇，校園對面的街道兩旁排列著優雅的商店。與我早年造訪時相比，普林斯頓要富裕得多。經過幾十年成功的籌款和其他形式的機構超額成就，該大學的年度預算已超過30億美元，捐贈基金超過350億美元。同時，它既變得更加開放（不再僅是白人新教男性的領地），也變得更加封閉（其本科錄取率低於5%）。官方資料顯示，普林斯頓每年的費用超過9萬美元；但對於家庭收入低於25萬美元的學生，免收學費。儘管如此，學生群體仍絕大多數來自中上層階級或更高階層，其中收入分佈頂層1%的家庭子女佔比極高。克里斯多福·L·艾斯格魯伯是一位法律學者，過去十二年來一直擔任普林斯頓大學校長，他深知這些矛盾。“你擁有的是一些精英機構，無法讓所有人進入。我們感受到追求卓越與民主化的雙重壓力，”艾斯格魯伯說，“這沒問題，但這讓事情變得艱難。我們希望開展無與倫比的高品質研究，同時對所有背景的人開放。我們特意招收社區學院和軍隊轉學的學生。這些願景之間存在張力。我對此沒有好的答案。”他說，在他任職初期，曾花費大量時間制定普林斯頓的使命宣言，其簡短版本被刻在校園中心嵌入地面的一塊花崗岩圓環上：“普林斯頓服務於國家，服務於人類。”這一聲明的誠意並未能完全消除其認知失調。普林斯頓的發展軌跡是頂尖私立大學的典型代表。總體而言，它們極大地擴展了自己的聲譽和地理影響力。如今，常春藤聯盟可以說已成為“黑人美國的常春藤”、“來自巴基斯坦的明星壁球運動員的常春藤”，以及“雄心勃勃的年輕保守派的常春藤”。許多學生最終進入高薪的私營部門工作，尤其是在科技、金融和諮詢領域。至少從外部來看，整體圖景是：這些機構極其富有且強大，它們在堅持自身道德優越性的同時，卻分發著通往私人財富和顯赫地位未來的門票，而這些門票主要發給了收入分佈頂層家庭的子女。英國社會學家麥可·楊在1958年普及了“優績主義”（meritocracy）一詞，他這樣做是為了警告：由教育體系建立的正式選拔制度，最終將成為民眾憤怒暴力爆發的對象。楊那部奇特且具有預見性的反烏托邦小說《優績主義的崛起》，最終以2033年針對優績主義者的血腥起義告終。大學的脆弱性既來自外部，也源於內部。學校不僅需要聯邦政府的支援，還需要教職員工、學生、校友、家長、捐贈者和理事的支援。正如“盲人摸象”的寓言所示，他們各自抓住的並非同一事物。“這極其困難，”艾斯格魯伯說，“他們對大學的看法各不相同。對有些人來說，大學是一支運動隊；對另一些人來說，它是一個實驗室。”霍爾登·索普曾擔任大學校長（2008年至2013年任北卡羅來納大學教堂山分校校長），目前負責監督美國科學促進會（AAAS）旗下的六家出版物，他對這種情緒給出了更為憤世嫉俗的版本：“如果你像我一樣是非猶太裔管理者，你去希勒爾（Hillel，猶太學生組織）參加的安息日晚餐多到都能背誦祈禱詞了。然後你設立了一個巴勒斯坦研究中心。接著，當你與保守派校友交談時，你會說：‘你們為什麼不多參與商學院和體育項目呢？’這就像維利·勃蘭特向東西德人承諾，統一後雙方都能得到各自想要的東西。原因是，我們承受不起失去任何朋友，也不希望出現公開爭議。我們一直告訴人們他們想聽的話，以維持他們的參與。”對《美國新聞與世界報導》排名的追求（這要求提高人均學生支出）、將捐贈基金投資於避險基金等流動性差的資產（這能產生更高回報——這些回報被花掉而非儲蓄——但也讓資金難以隨時動用）、以及爭奪學術超級明星的市場競爭日益激烈（這意味著減少最高薪教授的課程負荷）——每一項都略微加大了引擎馬力，使大學規模更大、營運成本更高，卻未能在萬一出現嚴重問題時提供足夠的應急資金。當科南特闡述他對戰後美國高等教育的願景時，他指出，他理想中的未來公民“將支援公共教育，真正實現在各個層面的普遍教育機會。他將不太關心私立教育的未來。”事實上，私立大學如今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依賴捐贈者的餽贈以及與私營公司的緊密聯絡，而頂尖公立大學也發展出了類似的與市場經濟的聯絡。而且，無論是私立還是公立大學，都與聯邦政府深度交織。就像2008年的大銀行一樣，它們既富有，又無法承受突然的重大財務挫折。在巴拉克·歐巴馬的第一任期內，教育部強力干預大學營運，宣佈有數百所大學因處理性侵指控的方式不當而受到調查。援引禁止在接受聯邦資助的學校中進行性別歧視的《教育法修正案第九條》（Title IX），歐巴馬政府強制要求大學實施具體的新程序來應對性侵指控。即便在大學內部，這些措施也頗具爭議，因為它們嚴重偏向指控方，且政府表示不遵守最終可能導致失去聯邦資金。在那幾年間，許多大學還設立了多元、公平與包容（D.E.I.）辦公室，並要求教職申請者提交關於其對多樣性承諾的陳述。保守派由此形成了這樣的印象：大學迅速向左傾斜，而民主黨政府正利用國家權力推動這一趨勢。共和黨人對大學信任度的急劇下降始於這一時期，與此同時，精英大學師資中保守派人士的比例（原本基數就很低）也顯著減少，尤其在人文學科和社會科學領域。蓋洛普民意調查顯示，在2015年至2024年間，共和黨人對大學的信任度從56%降至20%。（而在民主黨人中，這一比例從68%降至56%。）查理·柯克在數百個校園建立了“轉折點美國”（Turning Point USA）分會，並開始針對他認為過於左傾的教授。傳統基金會（Heritage Foundation）推出了更具政治色彩的分支“傳統行動”（Heritage Action）。在拜登政府期間，川普第一任期的官員建立了諸如“美國優先法律”（America First Legal）、“美國優先政策研究所”（America First Policy Institute）和“復興美國中心”（Center for Renewing America）等智庫，制定了採取更激進手段對待高等教育的計畫。“大學是唯一一個能團結保守派所有要素的議題——移民、學術激進主義、反覺醒文化，”普林斯頓大學政治學教授格雷戈裡·孔蒂說，“任何共和黨官員都可能發起攻擊。”由於被川普第一任期對大學相對平靜的態度所麻痺，大學並未充分認識到保守派情緒的威力。但我們可以從眾議院教育與勞動力委員會時任主席維吉尼亞·福克斯議員於2024年夏季在美國企業研究所發表的一次演講中窺見一斑。福克斯表示，川普曾告訴她，“他認為聯邦政府根本不應涉足教育”，而她回答說：“是的，先生。‘教育’一詞並未作為聯邦政府的責任出現在憲法中。這是我的立場。然而，我並非掌權者。如果由我說了算，我會立刻讓我們退出教育領域。”在大學內部，政治衝突通常表現為不同派別在大家一致認同的目標上，就應使用那些規則和策略產生分歧。然而，2023年10月7日哈馬斯對以色列的襲擊以及隨後以色列在加薩的戰爭，構成了一個棘手得多的案例，因為大學內部的核心群體在猶太復國主義這一核心問題上，產生了人們所能達到的最根本、最激烈的分歧。立刻，激烈的爭議爆發了，大學再也無法團結其所有利益相關者進行自我辯護。而對於外界而言，10月7日之後的這段時期，將後殖民意識形態公然展示在公眾面前——這似乎證實了保守派的觀點：精英大學的首要承諾是對一種激進版本的社會正義。“當我們意識到再也無法像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那樣通過閃轉騰挪來擺脫困境的那一刻，就是那場聽證會，”霍爾登·索普說道——他指的是2023年12月5日眾議院教育委員會舉行的聽證會。當時，眾議員愛麗絲·史蒂芬尼克（Elise Stefanik）質問哈佛大學、賓夕法尼亞大學和麻省理工學院的校長，他們是否容忍在其校園內呼籲對猶太人實施種族滅絕。三位校長的回答都是“這取決於具體情境”。“他們的回答非常法律化，”索普指出，“你可以看出他們已黔驢技窮。他們的回應與當時的情緒完全脫節。”12月5日聽證會的片段引發了憤怒；在2023-24學年向教育委員會作證的七位大學校長中，目前只有一位仍在任。據多方說法，喬許·格林鮑姆（Josh Gruenbaum）是設計暫停研究撥款這一具體策略的關鍵人物。格林鮑姆來自巨型私募股權公司KKR，後進入政府任職。作為伊隆·馬斯克的盟友，他被任命為聯邦採購服務局（Federal Acquisition Service）專員，該局隸屬於總務管理局（GSA），即政府的中央採購機構。去年3月，《猶太內幕》（Jewish Insider）發表的一篇文章稱：“在格林鮑姆看來，聯邦政府為什麼要與那些不符合川普政府優先事項的合作夥伴簽訂利潤豐厚的合同呢？”如今，格林鮑姆正身處一個負責實施川普重建加薩計畫的團隊中。正如本屆政府的典型特徵一樣，究竟誰在主導與大學的對抗始終不明朗，因此多個部門、形形色色的來來往往的官員以及鬆散的內部聯盟都在爭奪控制權。政府的反猶太主義特別工作組專注於其同名議題，但白宮在史蒂芬·米勒（Stephen Miller）的指導下，更側重於瓦解多元、公平與包容（D.E.I.）項目以及跨性別者權利。白宮監督了與大學的談判——其中一些大學已與政府達成和解，以恢復其資金。川普總統本人似乎一如既往地最感興趣於迫使特定的敵人屈從於他的意志，並從中搾取巨額罰款，這些金額似乎是憑空捏造的。川普的母校賓夕法尼亞大學是第一所簽署和解協議的大學，時間是2025年7月1日。政府恢復了1.75億美元的暫停撥款；作為交換，賓大承諾禁止跨性別女性參加女子體育項目，並撤銷她們此前獲得的頭銜和獎項。哥倫比亞大學——該國規模最大、最受關注的親巴勒斯坦抗議活動的發生地——緊隨其後達成了和解。（我自2003年起擔任哥倫比亞大學教員，並曾擔任該校反猶太主義工作組的聯合主席。）政府同意恢復哥倫比亞大學的科學研究撥款，並結束對該大學涉嫌違反民權法律的調查；而哥倫比亞大學則同意向政府支付2億美元——這是迄今為止最大的現金和解金——並任命一名“決議監督員”來監督其對條款的遵守情況。該和解協議還包含關於學術事務的具體條款；根據其中一項，哥倫比亞大學同意由教務長辦公室對包括中東、南亞和非洲研究系在內的幾個項目進行審查。或許政府最大的戰術失誤是2025年4月11日（星期五）發給哈佛大學的一封長信，該信由三個不同部門的三名官員簽署，充滿了各種要求。（據《紐約時報》報導，政府官員後來稱該信是誤發。）信中並未針對每一項要求說明政府指控哈佛違反了那些法律；其中一些要求——例如禁止招收“敵視美國憲法和《獨立宣言》所載美國價值觀與制度”的國際學生——不過是浮誇的政策偏好。這給了哈佛起訴政府的機會，理由包括侵犯其第一修正案權利等。9月，波士頓的一名聯邦法官裁定哈佛勝訴，稱政府的行為構成了“報復、違憲的條件設定以及違憲的脅迫”。川普政府已對此判決提出上訴，但目前哈佛的資金已恢復。然而，哈佛既在抵抗也在談判。川普已多次宣佈與該校達成和解指日可待；2月2日，就在《紐約時報》發表了一篇傾向於哈佛的談判進展報導幾小時後，他便要求該校支付10億美元的罰款。哈佛至今未作出公開回應。顯然，這所大學承受不起徹底決裂的代價。繼哥倫比亞大學之後，下一所與川普政府達成和解的是布朗大學，時間是7月30日。布朗大學擁有一位資深校長、經濟學家克里斯蒂娜·H·帕克森（Christina H. Paxson），她自2012年起任職。她在2024年春天通過談判和平結束了校園抗議者的紮營活動。但是，當政府在去年4月切斷對布朗大學的資金時，布朗並沒有像哈佛那樣收到措辭拙劣、可訴諸聯邦法院的威脅。此外，布朗擁有醫學院和公共衛生學院，兩者都高度依賴聯邦撥款。在宣佈和解的聲明中，帕克森表示，資金凍結“給布朗的研究使命和財務穩定帶來了巨大挑戰”。在與政府談判期間，布朗大學保留了對教學和科研內容的控制權。然而，協議的核心與哥倫比亞大學的類似：布朗的撥款得以恢復，政府對大學的調查隨之結束；作為回報，布朗同意在十年內向羅德島的“勞動力發展組織”支付5000萬美元。協議還包括關於大學如何處理反猶太主義和D.E.I.問題的條款——布朗承諾採取措施，例如禁止跨性別女性進入女性更衣室，並在猶太學校進行特別招聘努力——但這些條款不適用於教學和科研。和解協議簽署後，川普在“真實社交”（Truth Social）上發佈了一條勝利的帖子：“覺醒文化（Woke）在布朗大學正式死亡。”幾周後，政府發佈了一份十點版的“高等教育卓越學術契約”，並要求包括布朗在內的九所大學簽署。這是政府的又一個失誤：該契約來自教育部，而教育部並非主要的撥款發放機構，因此它將許多令人反感的條款（例如“改造或廢除那些故意懲罰、貶低甚至煽動針對保守思想暴力的機構部門”）與較低的抵製成本結合在一起。布朗成為繼麻省理工學院之後第二所宣佈不會遵守該契約的大學。這讓帕克森在和解協議的反對者中獲得了一些政治信譽。幾周後，她向校友傳送了一封長信，表示希望減少布朗大學對聯邦撥款的依賴。然而，減少依賴遠非消除依賴。布朗大學83%的研究資金來自聯邦政府；其同類院校的這一比例通常也相差無幾。看來，沒有人能離得開這些撥款。繼布朗之後，維吉尼亞大學、康乃爾大學和西北大學也達成了和解；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UCLA）則像哈佛一樣正在談判中。（在未能從UCLA搾取10億美元罰款後，川普政府最近起訴了該大學，指控其違反民權法。）保守派世界中至少有相當一部分人為迫使大學屈服而歡欣鼓舞。其中最洋洋得意者之一是位於西雅圖的挑釁者克里斯多福·魯福（Christopher Rufo），他一直協助領導對大學的攻擊。“我們正在重新協商大學與國家、大學與更廣泛社會之間的關係，”魯福說，“大學違背了基本的契約。它們甚至忘記了契約的存在。我們正在進行一場只有一方看得清楚的辯論。”他回憶道：“當我們發起一場旨在‘斬首’哈佛領導層的運動時，我感到震驚。他們在政治鬥爭中的裝備糟糕透頂。”他說，在一個月內，2024年辭職的哈佛校長克勞丁·蓋伊（Claudine Gay）“只接受了一次《波士頓環球報》的採訪。我當時想，這些人到底在幹什麼？”這不僅僅是因為大學不擅長政治。許多校長意識到，作為私立大學法定所有者的董事會成員並不會支援抵抗行動。“這一切始於董事會。我們的職責是充當受託人，”華盛頓大學董事會主席、商人安德魯·伯斯基（Andrew Bursky）告訴我。他說，大學未能維持與政客的關係：“我們參與了社區活動，但與州立法機構或聯邦政府的關係卻是零。我們需要建立關係。如果我們不主動修復它，別人就會替我們‘修復’。”教職員工也未團結一心。早在很久以前，克拉克·克爾就曾指出，研究型大學是個體創業者的集合；這一點尤其適用於明星科研人員，他們負責為自己的實驗室籌集資金，並可以將實驗室搬到另一所大學。在一些大學，依賴撥款的科學家（支援同川普政府和解）與無需撥款的人文學者（反對和解）之間出現了裂痕。獲得資助的科學研究比其他大多數大學研究昂貴得多；它涉及裝置精良的實驗室、由研究生和博士後組成的團隊、用作研究對象的動物，以及大量的文書工作要求。大學通常無法在沒有多年期撥款的情況下維持這些實驗室的運轉；像川普政府那樣突然叫停撥款，可能是災難性的。當這次對高等教育的襲擊來臨時，克里斯多福·L·艾斯格魯伯正擔任美國大學協會（AAU）董事會主席，該協會的成員是研究資金的主要接收者。艾斯格魯伯公開反對哥倫比亞大學與政府達成和解的決定，但以范德堡大學校長丹尼爾·迪麥爾（Daniel Diermeier）和華盛頓大學校長安德魯·D·馬丁（Andrew D. Martin）為首的一個較為保守的派別反對該組織採取立場。結果，AAU未發表任何聲明。迪麥爾告訴我：“人們往往無法跳出泡沫。校長們的意見並不一致。其中一派（我也是其倡導者之一）認為，高等教育已經偏離了其核心目標——它變得政治化了。而另一些有影響力的聲音則認為沒有任何問題，這只是一次政治接管。這種立場導致了抵抗的言論。”如果一位大學校長在川普重掌白宮之前很久就認真對待保守派的批評，情況會有所不同嗎？我們有一個自然實驗可以檢驗這個問題：約翰·霍普金斯大學。而我們知道結果如何：這並無幫助。霍普金斯大學成立於1876年，是美國第一所從一開始就旨在效仿德國研究型大學模式的大學。美國歷史上唯一一位成為總統的學者伍德羅·威爾遜，早年就是在霍普金斯獲得的政治學博士學位。如今，憑藉其在巴爾的摩的醫療綜合體以及位於主校區20英里外的國防承包商應用物理實驗室，霍普金斯已成為馬里蘭州最大的私營僱主，也是全美聯邦研究資金的最大接收者。其本科規模較小，且嚴重偏向醫學預科生。羅納德·J·丹尼爾斯（Ronald J. Daniels），一位加拿大法學教授，於2009年成為霍普金斯大學校長。當川普重返白宮時，丹尼爾斯似乎正春風得意。霍普金斯校友麥可·彭博（Michael Bloomberg）在丹尼爾斯任期內向該校捐贈了超過40億美元。該校的公共衛生學院現已以彭博命名；他的捐款使霍普金斯得以永久實行“無視家庭經濟狀況”的本科招生政策，以及其他多項舉措。在丹尼爾斯任期內，學生抗議的高峰並非出現在以色列對加薩的戰爭期間，而是在2019年，起因是他決定建立校園警察部隊；2024年，他幫助說服搭建抗議營地的學生拆除了營地。近年來，霍普金斯在華盛頓特區創立了一所政府學院，並成立了S.N.F.阿戈拉研究所，旨在加強民主建設，該研究所不久將遷入位於巴爾的摩校區的新總部。2021年，丹尼爾斯出版了一本名為《大學對民主負有何種責任》What Universities Owe Democracy）的書。書中，他呼籲大學加強“公民教育”，並抱怨學術生活的碎片化使得這一目標難以實現——這種抱怨在高等教育界被視為帶有保守派色彩。丹尼爾斯隨後在華盛頓特區的美國企業研究所（AEI）就書中的主題發表演講，促成了AEI與霍普金斯之間的正式合作夥伴關係——這表明丹尼爾斯希望以一種高度可見的方式向保守派伸出橄欖枝。（AEI已啟動一項倡議，旨在引導大學向保守方向發展。）丹尼爾斯支援僱傭更多保守派教職員工的想法，並且他是去年春天由迪麥爾（Diermeier）和馬丁（Martin）組織的、名為“重建對高等教育的信任”達拉斯會議的30位大學校長之一。儘管如此，毫無預警地，政府終止了給霍普金斯數億美元的撥款。幾個月後，同樣神秘地，部分撥款流被重新開啟，但該校的研究資金仍減少了43%。這與全國範圍內的下降趨勢一致，尤其是在健康研究撥款方面，但由於霍普金斯擁有龐大的醫療綜合體，如此大幅度的削減對其打擊尤為致命。它是全美接收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NIH）撥款最多的機構。去年7月，“美國優先法律”（America First Legal）向司法部投訴霍普金斯，稱其醫學院的多元、公平與包容（D.E.I.）做法違反法律，且其本科招生辦公室未遵守最高法院廢除平權法案的裁決。然而，這項投訴迄今未產生明顯後果。到目前為止，霍普金斯既未主動要求與政府談判和解，也未被政府要求這樣做。只有少數幾位教職員工（均來自人文學科）曾撰文批評丹尼爾斯對此事的處理方式。“我的感覺是，大學正試圖保持低調，”曾任霍普金斯教務長的政治學家羅伯特·利伯曼（Robert Lieberman）告訴我，“如果你是一位大學校長，環顧四周，會發現那些把頭伸出戰壕的人都已被擊斃。理性的反應就是低下頭。”西奧多·J·伊瓦西娜（Theodore J. Iwashyna）是霍普金斯醫學院和公共衛生學院的醫生兼研究員，從事由聯邦資助的關於肺炎和敗血症等急性疾病康復的研究。伊瓦西娜描述了他作為撥款接受者至今的生活，類似於擁有一位值得信賴的本地銀行家的小企業主。像他這樣的研究人員撰寫撥款提案（這些提案長達500頁），等待幾個月，然後由專家小組打分。（另一位醫學研究人員告訴我，她和同事們正在從提案中刪去可能刺激本屆政府官員的詞彙，如“差異”和“公平”。）如果一切順利，他們最終會收到一份名為“撥款授予通知”的檔案，伊瓦西娜將其比作信用證，讓研究人員對資金有足夠的確定性，從而能夠繼續工作。霍普金斯承擔了這一過程前端的成本；其價值在於，伊瓦西娜合作的聯邦機構會做出多年期的承諾。他生動地舉例說明了近期撥款放緩的危害：一位霍普金斯肺科醫生向NIH提交了一份提案，測試他的假設——一種廣泛使用的名為脈搏血氧儀的裝置（夾在患者手指上測量血液含氧量）可能會定期產生不精準的讀數。這絕非小問題——幾乎每位重症監護室的患者都配備了脈搏血氧儀。該提案在去年6月獲得了專家小組異常高的評分，但“撥款授予通知”至今仍未到達。在全國範圍內，本財政年度NIH向大學提供的撥款下降了超過90%；在此期間，國家癌症研究所（NCI）未發放任何一筆撥款。伊瓦西娜和他的同事們擔憂未來。誰還願意投身醫學研究事業？隨著許多大學博士項目招生大幅削減——霍普金斯公共衛生學院的博士生錄取人數下降了50%——那些仍對研究感興趣的人甚至如何獲得機會？“本屆政府引入了多層級的隨機性功能障礙，”伊瓦西娜告訴我，“一切都變得脆弱，沒有任何東西正常運轉。然後他們挑選個別機構進行欺凌……欺凌者的運作方式之一就是確保其他人因恐懼而不敢干預……這讓我感到不安。我是個在80年代長大的書呆子孩子。我認出這些手段來自我成長過程中認識的那些崇尚羞辱他人的人。”他提到了《回到未來》電影中的惡霸畢夫·譚能（Biff Tannen）。“那個混蛋現在正在治理這個國家。”川普在其剩餘任期內可能對精英大學造成更大損害——或者他也可能失去興趣。但這並不能解決大學對政府過度依賴而政治支援薄弱的問題。即便在深藍色的選區（大學往往是那裡最大的僱主），也很難找到將捍衛高等教育作為競選核心主題的政治候選人。與此同時，奧克拉荷馬州、猶他州、佛羅里達州、堪薩斯州、愛荷華州和德克薩斯州的保守派人士試圖通過影響課程設定、增加教學工作量以及限制終身教職等措施，干預其公立大學的營運。說到高等教育，保守派陣營內部也是門派林立。其中一派是由“燒燬一切”的叛亂分子組成，如魯福（Rufo），他們主要將大學視為敵對陣地和左派堡壘。另一派則專注於降低大學教育成本並教授職業技能，而非博雅教育——這也是川普政府試圖取消那些“投資回報率”低的專業學生貸款的原因所在。還有一派由一小群保守派教授組成。他們或許很高興大學終於開始關注他們的抱怨了。在最近一次“非正統學院”（Heterodox Academy，一個由對校園意識形態正統感到不安的教授組成的協會）的會議上，該組織的聯合創始人之一喬納森·海特（Jonathan Haidt）帶領觀眾高呼：“我們早就告訴過你們了！”但這些不同派別並不總能保持一致。政治學家喬恩·席爾茲（Jon Shields）和喬許·鄧恩（Joshua Dunn）（兩人均為保守派）在川普第一任期前夕出版的一本書中指出：“許多保守派學者覺得在進步主義學術界比在共和黨內更自在。”保守派學者通常是政治哲學和英國文學等領域的傳統主義者，他們最珍視的事業是恢復“偉大著作”課程，以及美學和外交史等課題的研究。他們對任職大學的不滿不僅僅關乎“覺醒文化”（wokeness），也關乎學生中壓倒性的職業主義傾向。羅伯特·P·喬治（Robert P. George），普林斯頓大學的法理學教授，可能是這群人中最著名的一位，他告訴我，有一年他和哲學家康乃爾·韋斯特（Cornel West）被邀請向新生及其家長介紹博雅教育的好處。“我們就在那個校園裡最大的講堂裡，”喬治回憶道，“艾斯格魯伯也在場。我開場說道：‘我們希望你們的子女利用這幾年成為更深邃、更獨立的思想者。我們的課程會讓你們感到不安，你們將受到挑戰。’我能感覺到我沒推銷成功——家長們不買帳。他們想的是摩根士丹利。然後康乃爾上台說：‘你們的子女來到這裡是為了學習如何死亡。你們必須先學會如何死亡，才能學會如何生活。’我看到一位父親轉向另一位說：‘每年七萬八千美元就為了這個？’”我交談過的大多數保守派學者不僅對川普切斷科學研究資金深感不滿，還擔心當前保守派事業的核心——教職招聘中的觀點多樣性——將如何實施。他們的反對部分出於原則——保守派幾乎總是反對平權法案，因此為了保持一致，他們也反對“針對保守派的平權法案”；部分出於實際考量。重新命名D.E.I.辦公室、採納“機構中立”政策、從院系網站上移除浮誇的社會正義資訊很容易。但改變教職招聘實踐幾乎是不可能的。研究型大學的一個基本特徵是，學院和系在僱傭問題上擁有自主權。即便是公開支援觀點多樣性的大學校長（這樣的人並不多），也很難將其落實到位。美國企業研究所（AEI）主席羅伯特·多爾（Robert Doar）告訴我，他曾敦促他的高等教育團隊支援觀點多樣性。“我說：‘我不明白。我在這裡做最終決定，但如果一位校長推翻了一個系的決定，難道不是侵犯了學術自由嗎？’他們告訴我：‘不，這永遠行不通。’我說：‘我想你是鬥不過市政廳的。’”極少數情況下，擔心某個系存在意識形態教條主義的大學校長會暫時接管該系——但引入更多保守派的標準做法是建立一個全新的大學部門。霍普金斯通過S.N.F.阿戈拉研究所做到了這一點，該研究所最近從杜克大學挖走了長期反對平權法案的保守派經濟學家彼得·阿西迪亞科諾（Peter Arcidiacono）。華盛頓大學建立了一所公共衛生學院；其新任院長桑德羅·加利亞（Sandro Galea）來自波士頓大學，他告訴我，他特意希望在一個“紅州”（共和黨主導的州）工作。他說，他的學院將特別對那些“與世界的主要介面是信仰”的人群抱有同情心。十多萬所公立大學被州立法機構命令開設公民課程，旨在為保守派學生和教職員工提供舒適的環境。這些都不是全盤變革。保守派的根本問題在於，他們無法像保守派政治候選人在選舉中與自由派競爭那樣，與主要大學競爭。美國許多領先的企業歷史不到一百年；而其領先的研究型大學鮮有如此年輕的。要在人口中心獲取大片土地，建造數十棟建築，建立全套學術系科，並增設支撐大學學術活動的專業學院和醫院——這幾乎是不可能的。在去年傳統基金會（Heritage Foundation）的一次會議上，與會者曾遐想將基督學院或奧扎克學院提升到全國顯赫地位，但這在我們任何人的有生之年都不太可能發生。最近以“反覺醒”為原則建立的學院——如新佛羅里達學院，以及2024年開始招生的奧斯汀大學——規模小且不穩定。由於大多數學生和家長將大學視為就業途徑，意識形態上的新興機構吸引力有限。更有可能的是，陽光地帶的研究型大學——如埃默裡大學、范德堡大學、杜蘭大學、德克薩斯大學——將躋身頂層，就像二戰後加州大學那樣。在政府最初要求籤署擬議的“高等教育卓越學術契約”的九所大學中，范德堡大學和德克薩斯大學是少數幾所沒有完全拒絕的。范德堡大學已宣佈將在紐約市、舊金山和西棕櫚灘開設校區。但這些大學距離集體保守派的天堂仍有很長的路要走。它們僅僅會呈現一幅熟悉圖景的改良版：教授和學生可能比其他大學的同行更保守，但仍比校友、捐贈者、僱主、理事和提供資金的政客們更偏左。保守派可能永遠無法創造出他們認可的、接近他們想要摧毀的那些大學水平的學府。但這並不意味著大學能完好無損地度過過去幾年的危機——並不意味著會出現真正有效的集體抵抗，也不意味著這一刻會過去，或者公眾會意識到大學有多麼寶貴。早在如今正受攻擊的體系被發明之初，克拉克·克爾曾在哈佛發表演講，提出這樣一個問題：“如何讓精英的貢獻被平等主義者看清？智力貴族又如何向所有人證明其存在的正當性？”那些終身在大學度過的人認為他們知道答案——醫學突破、為出身卑微的未來領袖提供機會、知識的擴展——但顯然，公眾並未被說服。政府，即使換了一批人掌權，會忘記它在過去一年中學到的教訓嗎？即讓大學像大企業對待其最大客戶那樣給予政府順從，是多麼容易的一件事。這似乎不太可能。政府擁有多種手段，其使用並不依賴於川普是否身在白宮。聯邦研究資金在全國範圍內超過600億美元，其中大部分流向了頂尖大學；未償還的聯邦學生貸款債務總額遠超1兆美元，這幾乎影響到每一所學院和大學。如果這些貸款被附加更多條件，後果會如何？樂觀主義者可以指出過去一年中學術界取得的部分政治勝利：政府緩和了擬議中的捐贈基金稅上調，國會也通過了增加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預算的法案（但這並不能保證政府一定會撥付這筆資金）。然而，從根本上說，那些在大學看來堅如磐石的安排，並未得到法律的充分保護。當今美國偉大大學的前提，往好裡說也是困難重重的：它們既要實行極其嚴苛的選拔（但必須以完全公平的方式），又要讓學生和教職員工能夠進入美國社會最負盛名、回報最豐厚的領域；既要不斷推高成本，又要向世界保證它們致力於公共服務和社會正義；同時還要贏得公眾的感激與讚賞，被視為國家最成功的機構之一。川普憑藉其利用自由主義秩序脆弱性的天賦，充分利用了這些矛盾，並造成了巨大的損害。這種損害將難以挽回。美國大學的黃金自治時代恐怕一去不復返了。♦ (邸報)

美國大學就讀費用每年都有3%到5%左右的漲幅，最近不少院校公佈了2026-27學年費用，果不其然，漲勢一大片。最誇張的恐怕是紐約大學，在該校本科學院一年就讀總費用都突破10萬美元（約合人民幣69.1萬元），其中純學費增至68576到75326美元。兩個王牌斯特恩商學院和蒂勢藝術學院最貴，前者已從去年9萬多美元漲到現在的102886美元，後者也增加到如今的107748美元。短短一年過去，紐大學子就要多交4000美元，即接近3萬元人民幣。看著名校帳單上一路暴漲的冷冰冰的數字，國內即將赴美的家庭叫苦不迭，美國本土中產也產生了讓孩子放棄讀大學的念頭了。我們統計了美國排名前50綜合大學本科就讀費用，其中已有22所漲價。幾乎所有私立校已逼近或超過10萬美元，曾經性價比之王的公立校也不再親民。具體來看：普林斯大學本科學雜費從65210美元漲至68140美元，一年多了近3000美元，漲幅4.5%，食宿費漲至22120美元，就讀一年總成本高達94624美元；耶魯學雜費由6.99萬美元增至7.25萬美元，漲幅3.7%，一年總費用為97985美元；賓大學費從63204美元漲至65670美元，食宿費20604美元，各項費用加起來為94582美元，總費用較上學年增長了3.8%。布朗本科學費從7.17萬美元增至74568美元，漲幅4%，食宿費為19464美元，最新就讀總成本99984美元，這跟10萬美元一年沒區別了。加州理工學院本科學費是68574美元，漲了4.5%，食宿費約為2.2萬美元，多項直接和間接成本加起來要98622美元。萊斯大一到大三學生學費大漲了4600美元至71140美元，其他在讀本科生學費也將增加2806美元，住宿費統一為20530美元，所有本科生還需繳納984美元的強制性費用，最新總成本預估為97309美元。卡耐基梅隆大學學費由67020增至69702美元，漲幅4%，一年總成本漲至93614美元。聖母學費漲了3.2%至69794美元，加上18992美元的食宿費等，總費用漲至91986美元。喬治城大學本科學費為74520美元，漲幅4.75%，已連續漲了5年，若將食宿費考慮在內，總費用將比上一年上漲約4.6%，具體總費用暫未公佈。北卡教堂山今年漲勢也誇張，國際生學費從43152漲至如今的47472美元，多了4320美元，漲幅10%，一年就讀總成本飆至70166美元，而上一年只要64846美元，漲幅8.2%。南加大學費連續4年大漲，每年上浮約5%，今年又上調2125美元，學費總額75384美元，校方暫未透露總成本費，但上年這一數字高達99139美元，今年100%要破10萬美元。羅切斯特大學本科生學費將上漲3.9%，達到71750美元；食宿費也要上漲4.2%至21326美元，一年總成本漲至96022美元，相比三上一年多了4.1%。俄亥俄州立大學州外和國際生學費為44122美元，漲了1700美元，食宿費也漲至15630美元，一年總成本漲至64858美元。馬里蘭大學帕克分校州外和國際生學費從40252美元增至41056美元，食宿費為17470美元，一年就讀總成本在64290美元。伊利諾伊大學香檳分校在過去11年中有7年凍結了本科生學費，但2026-27學年宣佈州內學費上漲2%，州外和國際生上漲驚人的7%至14.5%，食宿費上調5%，這導致總成本也上漲了2%，按照這樣計算，在該校就讀一年也要花7萬美元以上了。中國學生最愛的加州大學去年實施了一個「學費穩定計畫」，該計畫將在2026-27學年提高本科新生學費4.4%，即654美元，漲幅上限是5%，入學後6年內學費不再變。目前UCD和UCSD都公佈了最新費用，其中UCD州外和國際生學雜費漲至54858美元，總成本為88279美元；UCSD州外和國際生學雜費是58329美元，總成本是83658美元。今年美國前50大學裡比較有良心的是史丹佛、佛羅里達大學、佐治亞理工學院和普渡大學，四者本科學費均未漲價，但食宿費等漲勢明顯，這也導致總成本在遞增。史丹佛學費依舊是67731美元，這是連續10年學費大漲之後的一次停漲，不過食宿費漲了3.5%至22944美元，預估總費用為90675美元。佛羅里達大學州外和國際生學費依然是30900，但它的生活費從12615美元漲至14190美元，還有交通、書本費均在上漲，就讀一年總成本增加至50290美元，但在美國前30大學裡算是最有性價比的名校了。佐治亞理工學院國際生學費仍然是34572美元，但食宿費漲到了14628美元，漲幅4.5%，一年就讀總費用是55382美元。普渡大學已連續14年凍結了學費，國際生學費保持32104美元不變，但食宿費增加到了16734美元，漲了約3000美元，國際生就讀一年總成本漲至52698美元。今後送孩子去讀美本，一年70萬人民幣是既定事實，算上通貨膨脹和匯率的變動，四年讀完至少300萬元打底。對於頂級精英圈層，300萬元的就讀開支可能不算什麼，底層家庭也不敢奢望去美國就讀，真正尷尬的還是中產家庭。圖源unsplash想讓孩子在更廣闊的世界裡遨遊探索，這300萬見世面的成本中產咬咬牙賣一套房也能支付得起，但後果是整日提心吊膽，一旦大環境不好或是事業受挫，一朝返貧。最近Reddit就有一篇討論美國大學學費的熱帖，發帖人稱自己身邊朋友大多是中產或中上階層，但他們都在抱怨學費太貴，人人背負著重擔，有些人甚至要花一輩子去償還學費債務。這篇帖子引發了很多共鳴。有網友說自己從孩子出生起就在攢錢，就是為了這一刻；還有家長稱負債讀書很荒唐，現在本科畢業靠工作去償還幾十萬美元債務難度極高。圖源｜Reddit現在美國是世界上學生債務最多的國家，學貸已是美國第二大消費類債務，僅次於抵押貸款，遠超汽車貸款和信用卡債務，而且美國平均學貸債務增長率還超過了學費。美國學生的學貸中有90.9%是聯邦學生貸款，數量大約有4280萬人，而未償還的有1.693兆美元。有一個數字更為驚人，那就是總額達1.833兆美元的學生貸款（約合人民幣12.61兆元），平攤到每位實際借款人身上，相當於每人負債接近30萬人民幣。圖源｜education data initiative美國中產階級是學貸壓力的主力軍，聯邦學貸中有50.8%來自中產。這是因為中產的家庭收入往往超過了申請大額助學金的標準，但他們又沒足夠存款一次性付清昂貴的學費，只能讓孩子去貸款。最可怕的是美國學貸還會著代際傳承，因為人死債不消。Policy genius的研究就顯示，46%美國人在去世時會將債務留給他們的親人，家庭收入越高，債務傳遞給後代的可能性就越大。圖源｜Policy genius這種學貸長跑究竟有多難？美國前總統歐巴馬就自曝花了21年，在當選總統的前4年，也就是43歲時才還清學貸。由此可見美國學貸的普遍性與嚴重性。其實不僅美國本土家長，赴美留學的中國家庭也被無情灼傷。這幾年國內各大媒體平台流傳開來的留學斷供潮就是鮮活的例子。一大批留學生書沒讀完，家裡就破產了，身在異國他鄉的留子不得不錦衣縮食，借錢交學費，兼職賺生活費。有些學生是留學生活還沒開始就遭遇變故，比如一位網友高中最後一年家裡破產，父母抵押工程材料才湊齊了國際學校的學費，考上了美國大學沒錢讀，被迫留在國內半工半讀專科，從此人生道路被改寫。留學中途遇到財務困境是最常見的情況，有些人幹脆GAP或者轉學到其他便宜國家或地區繼續就讀，有些則是苟延殘喘，把重心從學業上轉到工作上。圖源unsplash比如一位讀美本的網友突然被爸媽告知，家裡拖欠款項，付完學費就徹底破產了，讓他自己去想辦法，走投無路的他只能在學習之餘偷摸打黑工。最慘的是畢業前夕的人，比如家裡做房地產起家的一位網友本科上到快畢業時家裡破產了，連學費都交不起，現在放棄也不甘心，畢竟拿不到文憑，前些年投入的幾百萬也打了水漂。於是她只能每天去超市撿臨時食品度日，搬家送貨代購，只要是能賺錢的活都接，原本十指不沾陽春水的富二代活成了流浪漢，每次回想過去大手大腳花錢的日子她都覺得罪惡滔天。「續不了費的留學，比爛尾樓更讓人絕望」，這話放在經濟下行周期裡再合適不過了。網申系統Common APP公佈了截止2月1日的美本申請資料，今年國際生申請人數下降了9%，中國申請人數比去年少了2%。雖然這2%的比例看起來微乎其微，但它確實代表著中國家庭終於在日益高漲的通膨和高昂學費面前，開始收回了邁向美國大學的腳了。最近一兩年，中國香港、新加坡等地留學爆火的背後，就是中產家庭尋找留學平替的體現，減少風險避險，用最低的成本讓孩子學得開心，家長自己也放心安心。去年一位亞裔學生發在網上的求助帖引起了不小的波瀾。這位亞裔學生過去三年間在學業上投入100%精力，打造了幾乎完美的背景，全家人的目標也瞅準了全美第一的普林斯頓大學。然而到了快申請階段，父母翻臉了，非逼他讀社區學院，想去別的大學只能自己出錢，父母連申請費都不掏。這種180度大轉變無非也因為學費太貴了。帖子下的網友除了討論社區學院值不值得去讀外，很多人勸這個亞裔孩子去看看提供獎學金或助學金的四年制大學。圖源｜college confidential實際上，為了招攬更多元的學生，美國大學設有豐厚的經濟援助計畫，給起錢來很慷慨。根據U.S. News的統計，在2024-2025學年823所美國大學向國際生提供的平均經濟援助約為25109美元。通常國際生可放心申請的是基於經濟需求的Need-Blind助學金和基於成績的Merit-Based獎學金。還有很多大學的Need-aware助學金國際生也能申請，但在評估時大學會把學生是否申請助學金納入錄取考量因素，因此國際生要謹慎選擇。Need-Blind助學金跟成績和背景無關，單純考察家庭財務狀況。它不會因為學生申請了而降低錄取率，其目的就是幫付不起學費的學生完成學業，一旦錄取就會獲得相應的資助，包括減免學費、食宿費，甚至所有花銷全免。開放Need-Blind政策給國際生的大學包括普林斯頓、哈佛、耶魯、布朗、麻省理工學院、達特茅斯學院、聖母大學、華盛頓與李大學、阿默斯特學院和鮑登學院。比如MIT從2025-26學年起就對家庭年收入在20萬美元以下的學生全免學費、低於10萬美元的家庭不用花一分一毫；今年1月耶魯調整了經濟援助計畫，將全免門檻提升到了10萬美元，真正實現零成本就讀。提供Need-Blind助學金的大學較少，頂級大學為主，所以想要申請必須本身極為優秀才行。圖源｜耶魯Merit-Based獎學金是國際生主要申請類型，幾乎所有大學都開放。它評估學術等綜合實力，其目的是吸引優秀學生，數額從幾千美元到全獎均有，特別是文理學院很慷慨，因為這類大學規模小，校友聯絡緊密，捐贈率高，學生受益就多。比如里士滿大學就有5類Merit-Based獎學金，其中里士滿學者計畫每年有25個名額，獎金涵蓋全部學費和食宿等，最長可領8個學期。總統獎學金授予新生中的前10%，所有大一新生均可評選。還比如綜合大U中的范德堡大學，其國家優秀學生獎學金每年最高可獲得6000美元；還有4類額外優秀獎學金每年8000美元起步，有些是全免學雜費。圖｜范德堡4類額外優秀獎學金當然，不管是助學金還是獎學金，每年搶奪這些機會的學生必然很多，想要順利拿到，前提還是要看綜合能力。只要實力線上，美國大學也絕不吝嗇，每年都有不少中國學生中獎！今年加州大學戴維斯分校放榜，很多國內學生獲得了3萬、4萬、4.9萬、8.4萬美元不等的獎學金；去年有多位中國學生也拿到了南加大學費半免的獎學金。史丹佛在官網中稱每年為國際生提供的經濟援助有限，但仍會錄取一些，今年就有1位中國學生在REA階段拿到了9萬多美金的資助，等於全獎讀史丹佛。圖源｜小紅書這也說明一個事實，美國高等教育在普通中產家庭這裡的確昂貴，但通往頂尖教育資源的大門並未完全關閉，孩子的能力、潛力始終是一張綠色通行證。對於有志於讓孩子走向世界的家庭而言，與其被學費嚇破膽，不妨把更多精力放在提升孩子硬軟性實力上，這樣即便美國供不起，其他大門也敞開著。 (INSIGHT視界)

很多人知道「清北互撕」的梗，學生們隔空吵架，教授也喜歡用「隔壁」來調侃一下，不過，美國大學互撕起來可是狠多了。你肯定知道史丹佛和伯克利都是矽谷名校，那你知道他們為了一把斧頭搶了一個世紀嗎？■伯克利的吉祥物熊每年都要砍倒史丹佛的「樹」。你肯定知道哈佛和耶魯是最知名的藤校，但你知道他們也吵來吵去鬧得不可開交嗎？■哈佛學生穿上耶魯的校服做滑稽表演來互懟。你肯定知道南加大和UCLA排名top30，但是你知道兩所距離不到10公里的大學，每年都會開啟一場「搶鐘大賽」嗎？而這些，都來自在美國大學延續了一個世紀已久的體育大戰。每每一提到美國大學，我們的第一反應往往是圖書館裡濃烈的卷王氣息，但若真的走進校園，你就會發現在這裡，學習是重要，但還有一個比GPA更熱血的東西——體育精神（School Spirit）。如果說美國大學生活裡有什麼能讓教授、校長、校友、學生、甚至整座城市的人都瘋狂，那一定是一年一度的體育賽季了，其中橄欖球賽最出名。畢竟藤校，也正是延續了一個世紀的體育聯盟。■哈佛和耶魯的橄欖球校隊對決而在剛去過的12月，美國大學剛迎來了一年一度熱血的橄欖球賽季，「死對頭」大學紛紛對彼此下「死」手，校園裡和其所在城市更是陷入了狂歡周。有人這樣說：橄欖球賽季=狂歡+大學糾紛+校友靈魂寄託。認識美國大學，不得不瞭解的就是其體育文化。今天，我找來了幾對宿敵，來看看他們之中熱血、好笑、又很「中二」的體育文化和好笑的惡作劇。■像俄亥俄州立大學這樣的十大聯盟球隊，一場比賽就能創造數百萬美元的收入，而這樣盛大的比賽也成了節日一樣的狂歡史丹佛vs伯克利的斧頭大戰這兩所學校，自1892年起就用了一場比賽決定誰是「灣區之王」——The Big Game: Berkeley Golden Bears vs Stanford Cardinal。作為矽谷兩大「天才收割機」，史丹佛和伯克利在學術上可以說是把「卷」寫進校訓，但在橄欖球上，他們同樣「誰也不讓誰」。最有趣的是，史丹佛還有一個最著名傳統「The Stanford Axe」（史丹佛之斧） 。這是一把真的斧頭！不過是獎盃，不是武器哈！每年贏得比賽的學校才能保管The Stanford Axe。而這把斧頭的由來也極具戲劇性。它的故事起源於1899年一群史丹佛學生的「創意助威」。當時他們在一個集會上拿著一把真的伐木斧，把一個裹著伯克利藍金色絲帶的稻草人砍得稻草亂飛，並高喊著從古希臘戲劇裡學來的口號 「Give ’em the axe!」——宛如要把伯克利當成要被劈開的樹。兩天后在棒球賽現場，這把斧頭繼續擔任「官方應援道具」，被史丹佛學生揮舞得像魔法杖一樣，逢好球就往絲帶上砍一下，氣勢極其囂張。但沒想到的是，最終那場比賽史丹佛輸了！正當史丹佛啦啦隊們在討論如何處理這個不太吉利的斧頭時，伯克利學生立刻發動了一場現實版《速度與激情：搶斧行動》。他們一路狂追史丹佛學生，成功強奪了斧頭，並把它當戰利品帶回伯克利，彷彿打贏了灣區中世紀戰爭。■By Carltchu - Own work, CC BY-SA 4.0,https://commons.wikimedia.org/w/index.php?curid=109611427就這樣，一把本來用來「敲敲打打製造氣氛」的小道具，被兩校學生的高智商腦洞硬生生升級成百年宿敵的圖騰，也開啟了之後幾十年裡「誰贏誰拿斧」的傳奇傳統。在過去幾十年裡，兩校學生為了這把斧頭，也是進行了各種堪比電影的經典事件：變裝潛入：扮成保安、記者、維修工混入對方校園，只為靠近展示櫃。偽造證件：做假學生證、假授權檔案、假停車證，專業度堪比CIA實習生。提前踩點：觀察安保路線、計算換班時間，把偷斧頭當工程項目做。大型突襲：幾十人組隊衝進現場「搶斧」，現實版大學幫派對決。攔截運輸車：甚至在路上攔停運斧專車，完全是《速度與激情：灣區篇》。也因為雙方太愛偷，史丹佛最後還成立了「The Axe Committee（斧頭委員會）」，並且有明確職責：護送斧頭參加比賽、防止伯克利學生偷斧、演練突發情況，以及比賽後執行「交斧儀式」。一個個穿著正式制服，站姿像特勤隊，只能說，這斧頭在灣區絕對是國寶級地位！時隔四年，史丹佛今年終於贏回了「Stanford Axe」！而兩校的互懟文化可不僅僅只體現在球場上，「賽前節目」也依舊精彩。史丹佛的學生會到處貼或舉著「Beat Cal」海報：在官網上還能找到很多老照片，大家在雪山上，在水底里，在太空中，在高樓上，都還舉著「Beat Cal」。只能說，這個精神已經隨時隨地融入了每一個史丹佛人的心中和血液中。當然，伯克利也不甘示弱。到了Big Game周，伯克利會到處貼「Go Bears」&「Bear Territory」。整個校園會變成藍金色的海洋，從海報、旗幟到學生臉上的貼紙，全都在宣告：「這裡是 Bear Territory，史丹佛請自行繞道。」Big Game周伯克利最經典傳統活動還有就是「The Tree Chopping Rally」(砍樹集會)，在校園內象徵性砍到一棵樹，代表著要打到史丹佛，因為史丹佛的吉祥物是顆樹（笑）。還有有兩個人分別穿著史丹佛和伯克利的衣服，來比賽看誰砍樹更快，來預測今年誰會贏得比賽。一句話總結雙方「嗯怨」：學術是學術，但打架——就要看 Big Game。哈佛vs耶魯的互懟之戰哈佛和耶魯的橄欖球賽「The Game」可以追溯到1875年，也是年度最重要的「溫柔拌嘴」環節。在Harvard–Yale The Game Week，整個常春藤變成「文明版校園戰爭」。從惡作劇大戰、篝火、校園樂隊互懟，到午夜裸奔、吉祥物亮相以及爆炸級tailgate，這場百年宿敵對抗完全不是比賽，而是學霸版年度狂歡節。耶魯最著名的一次惡作劇就是假扮成哈佛的啦啦隊，發給哈佛球迷標語牌。球迷們舉牌時，本以為在拼「Go Harvard」，結果卻被設計成拼出 「WE SUCK」。當然，哈佛也絕不示弱。哈佛學生會假裝自己是耶魯生，穿上藍色緊身衣或校服，做滑稽表演，比如改編歌曲嘲諷耶魯校園，唱跑調、搞錯運動項目。2016年，還出過一個非常有名的視訊：哈佛版《哈利波特》系列嘲諷耶魯。哈利興奮地收到了數百封錄取通知，結果發現自己被耶魯錄取崩潰，「Bloody hell！」。兩所常青藤名校，在The Game期間的惡作劇，不是破壞財產，而是用創意、幽默和誇張手法，把雙調侃到「心理吃虧」，成為百年宿敵文化的重要一環。密歇根 vs 俄亥俄州立的城市之戰這對宿敵的比賽被稱為「The Game」（跟哈佛耶魯一個名字，但激烈程度 ×100），是美國大學橄欖球最燃、最緊張、最情緒化的對抗之一。這倆學校不只是比賽互懟，在宿敵周期間，從語言、穿衣、食物到地鐵站命名都要互相看不爽。用一句話總結就是：連字母也能引發戰爭。俄亥俄州立大學會在the game周把密歇根的「M」變成「X」。校園所有M字母都被貼上紅色膠帶變為「X」，包括雕像、圖書館入口、廣告板、社交網路上，甚至是路標上的M，視覺衝擊力很絕。Rivalry Week的粉絲/社群互懟也非常精彩。每到The Game周，社交媒體上（官方帳號也包括）都會有一些「挑釁/挖苦/嘲諷對方」的內容。比如2024年，Michigan球隊官方社交媒體帳號就用一個「nutcracker」（胡桃夾子）造型圖來暗諷Ohio State，挑起嘲諷與競爭氣氛。核心諷刺點是，Ohio State = Buckeyes（吉祥物） = 一種堅果（buckeye nut）。「我們會像胡桃夾子一樣，把你們這些Buckeyes硬殼堅果‘咔嚓’夾爆。」這是一種典型的美國大學體育裡用吉祥物弱點做嘲諷的方式。網友們也有很多自己的惡搞方式，比如在家裡做一個Michigan旗插在Ohio State領地上的裝飾，表示我們征服了你們的地盤，插旗宣示主權。南加大vs UCLA的油漆大戰兩所距離大約10英里的大學，每年都會上演洛杉磯地區一年一度的「油漆大戰」「雕像自救大會」。Victory Bell（勝利之鐘），這可能是全美最有「綜藝效果」的獎盃。其實這個大鐘原本屬於UCLA，但是，在1941年，USC兄弟會成員把整口鐘給偷走了，並藏匿了一年！UCLA 學生暴怒，於是開始了各種「復仇計畫」。最後兩校怕再這麼「幹架」下去會出大事，在1942年約定：贏球的那一年，就能擁有這個鐘，並可以刷成自己學校的顏色：USC 贏 → Victory Bell 變成 紅色（Cardinal）UCLA 贏 → 變成 藍色（True Blue）每年，兩所學校還會開始保護吉祥物大戰。每到秋天USC-UCLA宿敵周，校園都會進入「一級安保模式」。UCLA 會「封熊」「封藍」「封校徽」，因為USC學生歷史上多次潛入UCLA校園噴漆或惡搞：於是UCLA 決定：每年開戰前一周：全面把「Bruin Bear」封起來或者藏起來。USC也會「保護」自己的校園圖騰。USC的鐵馬雕像Tommy Trojan也被UCLA 的藍色學生惡搞過無數次：潑藍漆、戴UCLA 帽子、噴藍色「UCLA」字樣等等，所以USC也學會了：把Tommy Trojan裹成木乃伊一樣，用膠合板、箱子和保全圍起來。看完這些充滿激情和「力量」的PK行為，從哈佛耶魯的機智惡搞，到史丹佛伯克利的斧頭追逐，還有南加大和UCLA的勝利鐘風波，以及貼滿X的校園…每一次的對決都讓人深深感受到，在美國大學，體育精神不是只有冷冰冰的比分數字，更多的是校友們的激情、幽默、創意和身份認同的完美混合和傳遞。不管在讀還是畢業，穿學校顏色的衣服、應援、罵對頭、熬夜排隊看比賽、贏球後陷入狂歡，輸球之後整個校園一起emo，都是大學裡必做的事情之一。這或許也是大學留下的「無用」卻充滿懷念的瞬間。 (穀雨星球)

OpenAI 已向約 35 所美國公立大學銷售超過 70 萬份 ChatGPT 許可，在高等教育領域建立了顯著影響力。根據 Bloomberg 審閱的採購訂單，這些學校以每位使用者每月僅幾美元的價格獲取批次存取權，相比個人使用者 每月 20 美元 的標準費用有大幅折扣。教育管理者的態度也從最初對學術作弊的擔憂轉向將 AI 素養視為未來職場必備技能。高校部署體現 AI 技能認知轉變OpenAI 在大學市場的廣泛部署標誌著教育機構對 AI 的態度發生了顯著變化：從謹慎甚至擔憂學術不端，到認識到 AI 是未來勞動力訓練的必要組成部分。亞利桑那州立大學本科教育副教務長 Anne Jones 表示：“未來不會有人選擇不使用 AI。僱主需要具備 AI 操作能力的員工。”該校已為全體師生購買了 ChatGPT 訂閱服務。競爭性定價策略推動快速採用學校購買批次訂閱服務每位使用者每月僅需幾美元，相比個人教育使用者 20 美元/月 和企業使用者 60 美元/月 的價格，具有顯著優惠。這種策略類似於科技行業長期慣例，即向學生提供折扣產品，將其培養為長期使用者，使 ChatGPT 在學生 AI 助手市場上具有顯著優勢。相比之下，微軟的 Copilot 在高校市場的滲透較為有限，教師使用比例高於學生。Microsoft 通常將 Copilot 與現有軟體捆綁銷售，但這種方式並未帶來 OpenAI 許可證模式的快速增長。從抵制到技能發展的必然性高等教育機構態度的轉變反映出對 AI 素養作為職場核心能力的認可。邁阿密戴德學院校長 Madeline Pumariega 表示：“我們感受到勞動力的迫切需求，因此制定了 AI 項目，以快速響應產業和勞動力需求。”研究顯示，AI 正以超過企業重組速度的方式改變工作崗位：48% 的製造企業主要用 AI 提升產出和效率，30% 的服務型企業用 AI 改善決策和客戶體驗。教育機構快速部署 AI 教育，旨在讓學生獲得實際操作技能而非單純理論知識，為 OpenAI 在新一代職場使用者中建立長期影響奠定基礎。 (AI Evangelist)

據媒體消息，當地時間12月13日（周六），美國東北部的布朗大學校園內發生一起槍擊事件，造成2人死亡、9人受傷。當地政府表示，這起發生在美國最負盛名大學之一——布朗大學校園內的槍擊事件，導致兩名學生死亡、九名學生受傷。案發後，槍手成功逃離現場。警方在新聞發佈會上表示，已在調查期間逮捕“一名疑犯”。市長佈雷特·斯邁利（Brett Smiley）在發佈會上確認了這一消息。當地警方負責人奧斯卡·佩雷斯（Oscar Perez）上校補充說，嫌疑人是在12月14日早晨被捕，布朗大學及周邊的就地避險令隨後被解除。 (歐時大參)

無論美國有多少個大學排名，U.S.News 總是最矚目的那一個。2026年排名沿用上一年的畢業生收入和負債資料，並基於學生保留率、教師資源、專家意見等指標。先看綜合排名，2026年榜首再次由普林斯頓大學奪得，實現連續15年蟬聯全美第一。老牌名校“哈耶普斯麻”整體穩定，MIT 排名第二，哈佛第三，三強格局幾乎不可撼動。史丹佛和耶魯並列第4，，杜克、約翰·霍普金斯、西北和賓大，四校並列第7，格局趨向膠著。芝加哥大學由第11名升至第6名，重返前十陣營，賓夕法尼亞大學從第10上升至第7，卡內基梅隆大學：首次進入前20。加州理工學院下降5位，現排第11名，跌出前十。加州系大學依舊強勢，UCSanDiego（聖地亞哥）維持第29名。UCSantaBarbara和南加州大學分列27與28位。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上升2位，超越UCLA，位列第15名。在2026年 U.S. News本科電腦科學專業榜單裡，MIT 穩居第一，卡內基梅隆和史丹佛並列第二，繼續營造三強格局。在2026年 U.S. News本科商科專業榜單裡，MIT與賓大並列第一，伯克利位居第三。在2026年 U.S. News本科經濟學專業榜單裡，史丹佛大學位居第一，哈佛和MIT並列第二。在2026年 U.S. News本科工程學專業榜單裡，MIT、史丹佛和佐治亞理工位列TOP 3。在2026年 U.S. News本科護理專業榜單裡，杜克大學穩居第一，賓大和埃默裡並列第二。(HsuD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