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論美國有多少個大學排名，U.S.News 總是最矚目的那一個。2026年排名沿用上一年的畢業生收入和負債資料，並基於學生保留率、教師資源、專家意見等指標。先看綜合排名，2026年榜首再次由普林斯頓大學奪得，實現連續15年蟬聯全美第一。老牌名校“哈耶普斯麻”整體穩定，MIT 排名第二，哈佛第三，三強格局幾乎不可撼動。史丹佛和耶魯並列第4，，杜克、約翰·霍普金斯、西北和賓大，四校並列第7，格局趨向膠著。芝加哥大學由第11名升至第6名，重返前十陣營，賓夕法尼亞大學從第10上升至第7，卡內基梅隆大學：首次進入前20。加州理工學院下降5位，現排第11名，跌出前十。加州系大學依舊強勢，UCSanDiego（聖地亞哥）維持第29名。UCSantaBarbara和南加州大學分列27與28位。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上升2位，超越UCLA，位列第15名。在2026年 U.S. News本科電腦科學專業榜單裡，MIT 穩居第一，卡內基梅隆和史丹佛並列第二，繼續營造三強格局。在2026年 U.S. News本科商科專業榜單裡，MIT與賓大並列第一，伯克利位居第三。在2026年 U.S. News本科經濟學專業榜單裡，史丹佛大學位居第一，哈佛和MIT並列第二。在2026年 U.S. News本科工程學專業榜單裡，MIT、史丹佛和佐治亞理工位列TOP 3。在2026年 U.S. News本科護理專業榜單裡，杜克大學穩居第一，賓大和埃默裡並列第二。(HsuDan)

How Teacher Evaluations Broke the University“我們給他們全A，他們就給我們全五分。”作者：羅斯·霍羅威奇（Rose Horowitch）Illustration by Ben Kothe / The Atlantic. Sources: csa-archives / Getty; Nitas / Getty.秋季學期末，全美各地的教授都會為學生打分。從近期趨勢來看，這些分數將達到歷史新高。幾乎在同一時間，學生也會以“教師評估”的形式反過來為教授打分——這些分數同樣可能創下新高。這兩個現象之間存在密切關聯。美國高校，尤其是那些錄取門檻極高的頂尖院校，正面臨“分數膨脹氾濫”與“學術要求降低”的雙重問題。正如我此前所寫，在哈佛大學，過去40年間得A的學生比例翻了不止一倍，但學生的學習投入卻比以往更少。教師評估是高等教育陷入這一困境的重要推手。評估分數會影響學者的薪資水平、招聘錄用乃至終身教職申請機會。然而，“最大化教師評分”與“提供高品質教學”完全是兩回事——事實上，這兩個目標在很大程度上相互對立。教師會受到“減輕學生課業負擔、提高學生分數”的激勵，只因擔心自己因此受到懲罰。“在某種程度上，我們都怕學生。”一位哈佛曆史系教授這樣告訴我。教師評估的初衷本無可厚非：教授應通過反饋改進教學。但高校學者，尤其是研究型大學的學者，受聘的核心依據是其發表的研究成果，而非教學能力。這意味著他們幾乎得不到關於“如何成為更優秀教師”的直接指導。20世紀60至70年代，學生與部分教師對引入評估制度充滿熱情，認為這是實現“大學民主化”的一種方式。到21世紀10年代，教師評估已普及至所有高校。學校讓學生以1至5分的量表為教授評分，評估問題通常涵蓋“評分是否公平”“課堂是否有趣”等多個維度。問題在於，學生根本不擅長判斷“誰是好老師”。由於學習過程並非總能帶來愉悅感，最終的結果是：教得越多、要求越嚴的教師會被“懲罰”，而對學生挑戰性最低的教師反而會被“獎勵”。大量研究表明，學生在“客觀學習評估”中的表現，與他們給教授的評分之間“無相關性”，甚至存在“負相關性”。一項實驗發現，哈佛物理系學生通過“主動學習”模式學到的知識更多，但他們卻認為“被動聽講座”時收穫更大。另一項研究顯示，在美國空軍學院，由“高評分教授”授課的學生，在後續課程中的表現往往更差。教師評估還極易受到各類偏見的影響。課程評估分數與學生“預期獲得的成績”高度相關。多項研究發現，除其他因素外，學生給男教授的評分高於女教授，對長相出眾的教師評分更高，還會因教師帶餅乾進課堂而給出更高評價。“我們尚不清楚評估到底在衡量什麼，但從某種意義上說，它衡量‘性別’或‘分數預期’的效果，比衡量‘教師實際教學價值’要好得多。”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統計學教授菲利普·斯塔克（Philip Stark）研究過教師評估的有效性，他這樣對我說道。儘管教師評估的缺陷已有充分記錄，但它對學者的職業生涯影響極大。“我曾參與過多個晉陞與終身教職評審委員會，在評審過程中，教師評估即便不是衡量教學水平的‘主要方式’，也是‘主要方式之一’。”弗吉尼亞大學心理學教授丹尼爾·威林厄姆（Daniel Willingham）告訴我。德克薩斯A&M大學統計學教授、前院長瓦倫·約翰遜（Valen Johnson）則表示，評估是終身教職評審中的“關鍵因素”。對研究生助教與兼職教師而言，評估的重要性尤為突出——在許多高校，這類群體承擔了大部分本科課程的教學工作。評估分數甚至能直接決定他們能否獲得聘用。“作為兼職教師，你的工作居然要取決於19歲學生對你課堂表現的評價，這實在令人毛骨悚然。”喬治城大學兼職英語教師納撒尼爾·邦普（Nathaniel Bump）這樣說。即便是擁有終身教職的教授，也不得不關注自己的評估分數——除非他們願意面對“課堂空無一人”的局面。部分高校會將評估結果提供給學生，供其選課參考。例如，耶魯大學允許學生根據“課程難度評分”篩選課程：若某門課的難度評分超過特定標準，學生便可將其排除在選課列表之外。評估分數差的教授，其課程選課人數會不斷減少，這不僅會影響其指導的研究生獲得教學機會，還可能導致所在院系的經費與教職名額被削減。最終結果必然是：教師為提高自身評估分數，不得不承受“減輕課業負擔、抬高學生分數”的壓力。瓦倫·約翰遜的一項研究發現，在杜克大學，教授若給學生打A而非B或C，獲得“高評估分數”的機率會翻倍。哈佛大學國際事務教授梅拉尼·卡梅特（Melani Cammett）從布朗大學轉至哈佛任教後，評估分數大幅下滑。她推斷部分學生因“閱讀任務過重”而給她打低分，於是從教學大綱中刪掉了幾篇學術論文，並提高了學生的分數。（她事後告訴我，現在覺得當時“迎合學生”的做法有些過頭，後來又把部分論文加回了大綱。）“教師基本上可以調整自己的教學風格與方法，以在學期末獲得更高評分。”杜克大學商學院行政人員理查德·弗賴施塔特（Richard Freishtat）與斯塔克曾合作研究，他表示，“尤其是當他們知道，這些評分會被用來評判自己的工作表現，並直接關係到薪資、晉陞與留任時——我們談論的可是人們的生計。”普林斯頓大學社會學教授金·萊恩·謝佩勒（Kim Lane Scheppele）回憶，她在巴克內爾大學（Bucknell University）任職時，曾有一位同事會在學生填寫評估表前夕舉辦派對。對許多教授而言，這種“討好式操作”確實能奏效。在哈佛大學，隨著多個學科的教授普遍抬高分數，學生給出的評估分數也隨之上漲。哈佛大學本科教育院長阿曼達·克萊博（Amanda Claybaugh）回憶，一位同事曾對她說：“這裡的平衡狀態就是：我們給他們全A，他們就給我們全五分。”有些教授告訴我，他們會無視評估結果；另一些教授則表示，只要意識到評估形式的侷限性，就能從反饋中獲得有用資訊。弗吉尼亞大學的威林厄姆說，他學會了忽略那些極端情緒化的評論，同時樂於通過評估瞭解學生對課程的感受。此外，部分“要求嚴格但能讓學生收穫頗豐”的課程，依然能獲得較高評分。但幾乎沒人認為，評估真的能“提升教學質量”——而“提升教學質量”本是推行評估制度的核心初衷。正因如此，部分高校正試圖降低對教師評估的依賴。俄勒岡大學與南加利福尼亞大學近期均調整了評估流程：在學生評估的基礎上，增加“教師互評課程”與“教授自我反思”環節。達特茅斯學院的工程系也在試點類似制度。哈佛大學過去會向“評估分數最高的教師”頒發獎項，而兩年前，該校改為獎勵“教學大綱質量高”且“學生在後續課程中表現好”的教師。然而，儘管缺陷重重，教師評估制度卻難以被徹底廢除。馬薩諸塞州惠頓學院（Wheaton College）教育學教授斯科特·格爾伯（Scott Gelber）告訴我，那些有權推動廢除該制度的“資深終身教授”，往往並不那麼反感評估——因為現有體系對他們是有利的。此外，替代方案也存在諸多不足：同行評審比“讓學生填寫問卷”耗時得多，而且教師也不願被同事評判。喬治城大學英語系前主任丹尼爾·肖爾（Daniel Shore）總結了這一困境：“我們都知道，評估是個糟糕的衡量工具，但我們也需要對‘提供高品質教學’負責。”保留教師評估還有另一個原因：若高校徹底取消“學生為教授打分”的權利，大學生及其“支付學費的家長”可能會發起抗議。家庭為大學教育支付數萬美元甚至數十萬美元，自然希望有機會對“所享受的服務”提出批評——畢竟，他們是消費者。但問題在於，在教育領域，“消費者並不總是對的”。 (邸報)

周三，川普政府向九所主要大學發出信函，註明簽署一份「協議」。據《紐約時報》報導，該協議除其他事項外，將要求這些大學凍結學費五年，限制外國學生入學大學生，並遵守關於性別的特定規定。該協議還要求大學禁止任何懲罰、貶低保守派思想的行為，甚至包括針對保守派思想的暴力行為。作為交換，這些大學將獲得“財政積極福利”，包括“且意義重大的聯邦撥款”。學校被警告稱，如果“放棄聯邦福利”，他們可以自由選擇不同的路線。白宮一位高級顧問表示，政府希望將這項協議擴展到所有高等教育機構。這就是赤裸裸的敲詐勒索。作者｜歐文‧切梅林斯基（Erwin Chemerinsky），切梅林斯基先生是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法學院帕克。毫不誇張地說，美國高等教育的未來要求所有大學都拒絕這項協議。如果有任何學校屈服，所有學校都會面臨巨大壓力而紛紛屈服。唯一的解決方案是團結一致，集體抵制高等教育的這種控制意圖。川普總統試圖通過將這項協議作為與學校達成的協議，繞過政府的立法和司法分支。憲法或聯邦法律沒有授權總統單方面這樣做。最高法院已經明確表示，國會可以對聯邦撥款設定條件，只要這些要求是合憲的、清晰說明的，並與該項目的目標相關，且不會過度強制。而川普的協議卻在每一項測試中都失敗了。2012年最高法院關於《平價醫療法案》的裁定解釋了川普提案為何過於強制，因此是違憲的。在那起案件中，最高法院裁定，《平價醫療法案》（即奧巴馬醫改）在大體上是合憲的。但它宣判該法案的一項條款違憲，即要求各州擴展其醫療補助項目，否則將失去所有聯邦醫療補助資金。沒有州被強制接受聯邦醫療補助資金（就像沒有大學被強迫接受聯邦資金用於其研究和項目）。然而，最高法院仍然認為，強迫各州作出這項選擇是違憲的。首席大法官約翰·羅伯茨在多數意見中形容這如同將“槍頂在頭上”和“脅迫”各州。政府提出的協議與此極為相似，過於強制，不容接受。此外，憲法法學的基本原則違憲條件學說明確規定，政府不能將獲取福利的條件與受益人放棄憲法權利掛鉤。而這正是該協議所要求的。它要求大學實質性地禁止任何被認為是懲罰或貶低保守思想的行為，這實際上踐踏了言論自由的權利。《第一修正案》的核心在於，政府不能利用其權力歧視任何表達的觀點。然而，該條款正是如此，它以不同的方式對待保守思想與自由思想。任何限制貶低某一思想的行為顯然是違憲的；人們始終有權對思想表示異議，即使是使用強烈的語言。 （與「貶低」類似，「保守」的定義模糊不清，留給政府成員任意解釋的空間。）我看過協議的副本，注意到它還以另一種方式違反了《第一修正案》：要求大學制定政策，禁止「所有大學員工，作為大學代表的身份，」迴避「與社會和政治事件相關的言行，除非外部事件直接影響大學。」很難想像這不是在試圖明確限制言論自由。要求遵循政府關於性別的定義顯然是進一步邊緣化跨性別學生的做法。它也很可能是非法的，因為最高法院已裁定，聯邦法律中禁止性別歧視的規定（例如就業歧視法案）禁止​​基於性別認同的歧視。除了該協議中的違憲方面，還有它令人憎惡的要求，即乾涉學校的自治權。協議的每個方面都試圖決定通常由每所大學獨立做出的決策——這是專制國家對高等教育的控制特徵。作為一名在學術界長期從教的教授和院長，看到大學以這種方式放棄自由令人毛骨悚然。事實上，如果這些大學中的任何一所屈服，很難想像政府接下來會試圖要求什麼。我們早已從經驗中學到，試圖安撫惡霸只會讓局勢變得更糟。如果大學開始向川普的非法協議妥協，實在難以想像高等教育將如何恢復。 （一半杯）

最近美國大學陸續開學，有倒楣的留學生還沒到學校就收到了想都沒想過的壞消息。“人還沒上飛機，學校就倒閉了。”圖源網友@脆皮研究生自救計畫.J @IIIris＆蔚然日記“行業真的不景氣，文科生不知道該怎麼辦了。學校真倒閉啦，我喜提絕版文憑。”圖源@尾大地蕭蕭「開學一周喜提學校倒閉，變成關門弟子。”被譽為世界三大頂級翻譯院校之一的美國明德大學蒙特雷國際研究學院（MIIS）宣佈研究生項目將逐步停止招生，並於2027年6月正式結束辦學。在現實的多重衝擊之下，有些撐不住美國大學最近已經開始批次倒閉了。今年年初，川普針對哈佛、哥大、賓大、約翰霍普金斯等一系列大學發起了轟轟烈烈的「砍一刀」活動。面臨數億美元的研究經費被砍的命運，哈佛反手起訴川普。最近地方法院剛剛出了判決，顯示川普的行為違法，而美國大學所面臨的威脅不止於川普一人。有媒體觀察到，美國的高等教育近年來正經歷一場緩慢的大崩潰。具體表現為大量的大學破產倒閉，停止辦學，人人自危。美國費城聯準會的最新預測是未來5年內，美國會有80所大學被迫關閉，而彭博社更是直言，未來十年裡，高達370所私立大學將會關停或是合併。今年在USNews中排名152的老牌高校韋爾斯學院（ Wells College ）宣佈即將關門。排名169的紐約國王學院（ TheKing's College ）眾籌失敗，將停止辦學。美國歷史最悠久的藝術學府之一的費城藝術大學（ University of the Arts）也官方宣佈倒閉。培養出過多位知名好萊塢演員的紐約戲劇藝術學院（NYCDA）宣佈將於8月底正式關閉。還有愛荷華衛斯理大學、麥克默裡學院、伊利諾州的林肯學院和綠山學院，都沒躲過這場倒閉潮。有些學校是面臨非常嚴重的財政赤字。芝加哥大學，培養出全球首富馬斯克的加拿大女王大學都有嚴重的財政問題。圖為芝加哥大學圖書館這種危機也蔓延到了藤校當中，布朗大學和康奈爾大學都面臨著財政赤字，賓大校長尼利·本達普迪稱因入學人數下降，將關閉部分聯邦分校。上述這些問題對藤校來說還不算是死局，畢竟他們還能藉著校友會拉到投資和捐款，整合學校機構降本增效。而對於一些小型的私立學校來說，這種死亡過程是不可避免的。疫情之後因為入學人數減少，有些學校開始連年招不到生，就算賣樓，停課，增設熱門專業也無法做到一下子增加收入。2024年，俄克拉荷馬州的培根學院宣佈破產，這所學校成立的時間甚至早於俄克拉荷馬州加入美國。培根學院舊照到的學生人數減到106人，還不及十年前入學人數的十分之一。根據報導，這是由於培根學院管理人員的“嚴重管理不善”，導致債務不斷增加，因此才陷入破產。幸運的是有一些學校和其他大學能夠達成合作協議，從大學變成校區。在2025年USNews全美綜合大學中排名58的私立大學維拉諾瓦大學（ Villanova University ）與羅斯蒙特學院合併，被合併的羅斯蒙特學院改名為維拉諾瓦羅斯蒙特校區，羅斯蒙特做出這個選擇也是因為入學人數下降。對大學來說，學生短缺還是最大的問題。根據Best Colleges 資料顯示，2024至2025學年，美國大學招生數量達到1910萬名。由於美國的出生率下降和更多美國學生決定不上大學，美國本地適齡的青少年就讀大學比例將下降15%，而國際學生比例本來應該上漲的，但因為簽證問題導致入學率雪上加霜。一項資料顯示，今年秋季美國大學的國際新生入學人數可能因簽證下降30%到40%。美國大學面臨除了天災，還有人禍。最近半年，美國教育界上下可以說是因為川普惶惶終日。學校怕聯邦資助的經費被砍，教授怕工作沒了，而國際學生則是擔心簽證出問題。今年3月，川普簽署一道行政令要求美國教育部長推動教育部關閉，將教育管理權還給各州。美國眾議院的傑夫裡斯說，關閉教育部會讓美國公立學校裡的數百萬孩子、教師和家庭受害，“教育工作者將被解僱、特殊教育項目被削減、大學的學費會變得更昂貴。”4月時，美國7所大學被川普點名宣傳可能會削減經費，分別是哈佛、康奈爾、布朗大學、賓大、哥大、普林斯頓和西北大學，遭到川普威脅要撤回和已撤回的資金總額超過120億美元。同時有近300名中國留學生的F1簽證出問題，幾件事情疊加起來釋放同一個訊號，去美國讀書這件事的風險正在變得更大。《金融時報》報導稱，美國高校負責人透露，有很多學生都因為簽證問題變得很焦慮，“這種狀況或許會在未來幾年裡產生'寒蟬效應'。”圖源@是sophia鴨就算有可能去美國的高校深造，也可能因為不確定性，轉去選擇別國的大學。誰也不知道川普會不會那天一時興起，又多點名幾個高校，ICE再取消一批留學生的簽證。還有一重挑戰來自環境的變化，除了美國人出生率下降之外，主觀上更多的Z世代學生也不願意繼續上大學了。根據2024年的民意調查，77%的美國人相信大學學位不再是事業成功的必要條件，只有一半的受訪者覺得大學值得投資。美國年輕人覺得，花四年背貸款去上大學的性價比太低。現在AI發展這麼快，誰也不知道四年後自己的產業會不會被AI取代。資料顯示，職業學校的入學人數正在爆發式增長，特別是在建築和維修領域。自2020年以來，兩年學制的公立職業學校入學人數淨增加超過85萬名。美國年輕人現在普遍覺得去搬磚，搞鑷接，當水電工都比上大學好。美國的Z世代正在轉化為動手能力更強的「工具腰帶一代」 （ toolbelt generation）。Tiktok和Reddit到處都是這樣的討論，說這種選擇多有吸引力：更快賺到錢，無需背貸款，而且還不會被AI取代。職業服務機構的負責人麗莎認為，“最近的10到15年，我們看見了年輕人放棄大學的趨勢，大學的債務成了一道障礙。”資料顯示過去24年裡，美國大學的平均費用上漲了1倍多，達到每名學生每年38,270美元。依照4年的大學學制算下來，每人畢業時身上平均負債15萬美元。相較之下藍領工作就香多了，建築工人平均年薪6.8萬美元，鐵路工人7.5萬美元，而電梯技術人員平均年薪10.2萬美元。德州網紅水管工羅傑說：“我知道很多人每天靠著一門手藝，做自己感興趣的事情，一年就能賺10萬美元。”川普“砍一刀”，美本倒閉，簽證難辦等一連串風險事件之後，還是有學校吃到了些許時代紅利的。全球大學排名分析公司的人士表示，世界各國一流的大學都在努力吸引那些不確定是否要去美國的國際學生。在歐洲這邊，學生們首選是德國、法國、愛爾蘭。而在亞太地區，中國大陸和香港、韓國、日本、新加坡，還有紐西蘭的優先順序正在上升。例如最快反應的香港科技大學，當即決定為有意轉學的哈佛學生提供無條件錄取，簡化入學程序和學術支援，幫助他們順利過渡。在2025至2026學年，香港科技大學和香港理工大學都收穫近2萬份非本地的大學部學生申請，創造歷史新高。香港理工大學、香港浸信會大學、香港中文大學、香港大學等大學今年收到的國際留學生申請也都大幅增加。一些科研者認為，中國現在越來越比美國更適合從事科學研究。歐盟國家也對優秀的科學研究人才表示歡迎。法國宣佈撥款1.13億美元，吸引美國的科學研究人員到法國工作。西班牙和英國都拿出了數千萬歐元（英鎊）的資金，希望能吸引科學研究人員。德國教育部長貝爾說，“我們需要再次成為燈塔”，發揮影響力，特別是在美國選擇不這樣的做的情況下。德國的媒體國務部長魏默也公開提議，哈佛可以在德國建立一個流動校區，德國非常歡迎哈佛和美國其他大學的學生。雖然私立美本批次倒閉，美簽不確定性大增，藤校財務吃緊，也是其他國家高校的一個機會。這其實也是給廣大留學生的提醒，不必執著於美國，我們本來可以有更多選擇。 （INSIGHT視界）

科裡·羅賓是一位作家，也是布魯克林學院的政治學教授。他最初對有關 ChatGPT能力的報導持懷疑態度。後來，他當時上高二的女兒用它寫出了一篇論文，水平堪比他教的本科生花一個學期寫出的文章。他決定不再佈置帶回家的論文作業。在他三十年的教學生涯中，他第一次採用了課堂閉卷考試。自1865年開始，倫敦的計程車司機必須學習和通過世界聞名的"知識考試" 。該考試要求司機掌握查令十字車站六英里半徑範圍內、數千條街道和地標的詳細知識。研究發現，經過知識考試訓練的倫敦計程車司機，其大腦後海馬體（對長期記憶和空間感知至關重要）異常發達。這項考試至今依然存在。而顯然，自從有了GPS導航，人們也不再記憶地圖了。如今，有了AI，很多人已經不再記憶知識，甚至也不再思考了。這會讓我們失去什麼呢，除了發達的大腦後海馬體？人工智慧讓我們重新回到了那個問題：高等教育的意義究竟是什麼？十八歲之前，我們上學是因為必須如此，在學習第二次世界大戰和約分的同時，經歷著社會化的過程。我們基本上是在學習如何遵守規則。然而，大學是一種選擇，它一直包含著一個默契的協議：學生完成一系列任務，其中一些可能涉及他們認為毫無意義或不切實際的科目，然後獲得某種文憑。但即使對最功利的學生來說，追求分數或文憑也帶來了附帶的好處。你被教導如何做一件困難的事，或許在這個過程中，你開始欣賞學習的過程。但人工智慧的到來意味著，你現在可以完全繞開這個過程和其中的困難。紐約客剛剛發佈了一份長篇的報告文學，全景式地描述了美國大學生使用人工智慧的情景，以及由此引發的種種討論和思考。絕對值得細細讀完。What Happens After A.I. Destroys College Writing?The demise of the English paper will end a long intellectual tradition, but it’s also an opportunity to reëxamine the purpose of higher education.By Hua Hsu人工智慧摧毀大學寫作之後，將發生什麼？英語論文的消亡將終結一項悠久的學術傳統，但它也提供了一個重新審視高等教育目標的機會。關於究竟有多少學生在使用人工智慧，目前沒有可靠的資料，但各種故事都表明，人人都在用。一個風大的春日周四，期中考試剛過，我約了紐約大學的兩位本科生亞歷克斯和尤金一起吃麵，聊他們如何在學業中使用人工智慧。我去年第一次見到亞歷克斯時，他對藝術事業很感興趣，把大量業餘時間都花在和朋友們進行攝影創作上。但最近，他決定選擇一條更實際的道路：成為一名註冊會計師（C.P.A.）。他的周四總是很忙，四十五分鐘後還要參加一個會計課的學習小組。他把滑板收在餐廳的長凳下，從包裡拿出筆記型電腦，在我們坐下之前就連上了網。亞歷克斯留著一頭捲髮，說話帶著一種在灣區待久了的人特有的、輕鬆而富有韻律的腔調。他和尤金看著菜單，亞歷克斯建議點清湯而不是辣湯，“這樣我們都能好好護膚。”幾周前我給亞歷克斯發資訊時，他說他認識的每個人都在以某種方式使用 ChatGPT，但他自己只用它來整理筆記。可見面後，他承認這種說法根本不精準。“我生活中任何類型的寫作都會用人工智慧，”他說。他用 Claude 來做研究，用 DeepSeek 進行推理和解釋，用 Gemini 生成圖片。ChatGPT 則用來滿足更寬泛的需求。“我需要人工智慧來給女孩發簡訊，”他開玩笑說，想像著一個由人工智慧強化的 Hinge [譯註：一款約會軟體]。我問他我們約見面前，他是否也用了人工智慧。他笑了，然後回答說：“老實說，用了。我懶得打那麼多字。你看出來了沒？”OpenAI 於2022年11月30日發佈了 ChatGPT。六天後，其首席執行官山姆·阿爾特曼宣佈使用者數已達一百萬。像 ChatGPT 這樣的大語言模型並不會像人類那樣“思考”——當你向 ChatGPT 提問時，它會從訓練它的資料集中提取資訊，並根據可預測的詞語模式建構答案。多年來，許多公司都嘗試過由人工智慧驅動的聊天機器人，但大多在發佈後就失敗了；微軟在2016年嘗試推出的機器人 Tay，上線僅16小時就因開始發表種族主義言論和否認大屠殺而被關閉。但 ChatGPT 似乎不同。它能進行對話，並將複雜的概念分解成易於理解的步驟。不到一個月，Google的管理層就宣佈進入“紅色警報（code red）”狀態，他們擔心人工智慧會衝擊其搜尋引擎業務。教育工作者中則爆發了更大的恐慌。這個“作業殺手”的出現，讓學校在學期中途來不及制定出連貫的應對政策：ChatGPT 能在幾秒鐘內收集和總結研究資料，並起草一篇完整的論文。許多大型高校試圖監管 ChatGPT 及其後來的競爭對手，但大多徒勞無功。我請亞歷克斯給我看一篇由人工智慧生成的論文。尤金也想看。他用另一款人工智慧應用來幫助他完成商科課程的計算，但一直沒掌握用它來寫作的竅門。“沒問題，”亞歷克斯對他說。（文中所有學生的姓名均為化名。）他在筆記型電腦上打開了 Claude。我注意到一個聊天記錄裡提到了“廢奴運動（abolition）”。“我們有門課要讀羅伯特·韋德伯恩（Robert Wedderburn）的著作，”他解釋道，指的是十九世紀牙買加的廢奴主義者。“但很明顯，我才不想讀那個。”他讓 Claude 生成一份摘要，但摘要太長，他沒法在課前十分鐘內讀完。“我就對它說，‘把它變成簡潔的要點。’”然後他把 Claude 的要點抄在筆記本上，因為他的教授不允許在課堂上使用電子裝置。亞歷克斯找了一會兒，找到一篇藝術史課的論文，內容是關於一個博物館展覽。他去看過那個展覽，拍下了展品和附帶的牆上文字，然後上傳到 Claude，讓它按照教授的要求生成一篇論文。“我想儘可能少花力氣，因為這門課我實在不怎麼上心，”他說。他粗略讀了一遍論文，覺得人工智慧沒有充分回答教授的問題，於是他最佳化了提示語，讓它重寫一遍。最終，亞歷克斯提交的論文得到了相當於 A- 的成績。他說自己對論文的論點有個大概的瞭解，但如果教授問他具體細節，他肯定“就死定了。”我越過亞歷克斯的肩膀讀了那篇論文；它很好地模仿了一名本科生描述一組圖像的口吻。如果這是在2007年，我不會太在意它那平庸的語氣，或是那種精準地、按部就班完成任務式的評論。尤金嚴肅而略顯莊重，一直帶著一絲困惑在聽。“我可不敢像他那樣直接複製貼上，因為我疑心重得多，”他說。他比亞歷克斯小幾歲，ChatGPT 發佈時他還在上高中。那時，他曾嘗試用人工智慧寫論文，但發現它會犯一些容易被察覺的錯誤。“這篇論文通過了人工智慧檢測器嗎？”他問亞歷克斯。ChatGPT 剛推出時，教師們採取了各種措施來確保學生的作業是自己完成的。這些措施包括要求學生分享帶有時間戳的Google文件版本歷史，以及設計必須在課堂上分多次完成的書面作業。但大部分的“偵查”工作都在提交後進行。像 GPTZero、Copyleaks 和 Originality.ai 這樣的服務，會分析一篇文章的結構和句法，並評估其由機器生成的可能性。亞歷克斯說他的藝術史教授“年紀特別大”，所以可能不知道有這些程序。我們把這篇論文輸入到幾個不同的人工智慧檢測網站。一個網站說論文由人工智慧生成的可能性為28%；另一個則認為是61%。“比我預想的好，”尤金說。我問他是否認為他朋友的做法是作弊，亞歷克斯打斷道：“當然是了。你他媽開玩笑呢？”看著亞歷克斯的筆記型電腦，我注意到他最近還問過 ChatGPT 能否穿著耐克（Nike）的 Dunk 系列球鞋跑步。他得出的結論是，ChatGPT 是最好的知己。他像諮詢治療師一樣諮詢它，詢問約會技巧，以及如何在低谷期保持動力。他的 ChatGPT 側邊欄記錄了一個年輕人的喜怒哀樂。他向我和尤金承認，他申請紐約大學的文書就是用 ChatGPT 起草的——如果沒有人工智慧，我們今天的午餐可能根本不會發生。“我猜這確實很不誠實，但管他呢，反正我人已經在這兒了，”他說。“這算是作弊，但我覺得又不算那種意義上的作弊，”尤金說。他認為亞歷克斯的藝術史論文是一種沒有受害者的犯罪。他只是在滿足課程要求，又不是要成為一名文學學者。亞歷克斯得趕去參加學習小組了。我告訴尤金，我們的對話讓我開始反思自己作為一名教授的職能。他問我是不是教英語的，我點了點頭。“嗯，好吧，”他笑著說。“那你可真是受影響最大的了。”我在一所小型的文理學院（liberal-arts college）任教，我常開玩笑說，學生更有可能把一篇大論文拖欠一年再交（最近就發生了這樣的事），而不是走不光彩的捷徑。我的班級規模小而親密，教學由各種過程和教學模式驅動，比如刻意讓尷尬的沉默持續一會兒，這些都難以大規模複製。因此，我總隱約感覺我的學生學到了東西，即便這些收穫難以量化。過去，如果我擔心一篇論文有抄襲嫌疑，我會在搜尋引擎裡輸入幾句話，就算盡職調查了。但最近我開始注意到，一些學生的書面表達和他們在課堂上的口頭表達似乎不太同步。有一篇論文感覺像是兩個大腦拼湊出來的——一半行文流暢但刻板，另一半則親切自然、毫無修飾。由於從未明確過關於人工智慧的規定，我選擇了簡單的處理方式。那個學生至少還有羞恥心，自己寫了一半，我就把反饋集中在改進那一半上。我們很容易糾結於學術不端的個例。去年年底，一項針對學院和大學領導的調查顯示，59% 的人報告作弊現像有所增加，而如果你和學生們聊聊，會覺得這個數字還算保守。人工智慧讓我們重新回到了那個問題：高等教育的意義究竟是什麼？十八歲之前，我們上學是因為必須如此，在學習第二次世界大戰和約分的同時，經歷著社會化的過程。我們基本上是在學習如何遵守規則。然而，大學是一種選擇，它一直包含著一個默契的協議：學生完成一系列任務，其中一些可能涉及他們認為毫無意義或不切實際的科目，然後獲得某種文憑。但即使對最功利的學生來說，追求分數或文憑也帶來了附帶的好處。你被教導如何做一件困難的事，或許在這個過程中，你開始欣賞學習的過程。但人工智慧的到來意味著，你現在可以完全繞開這個過程和其中的困難。關於究竟有多少美國學生在使用人工智慧，目前沒有可靠的資料，但各種故事都表明，人人都在用。2024年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對13至17歲學生的一項調查顯示，目前有四分之一的青少年使用 ChatGPT 來完成學業，這個數字是2023年的兩倍。OpenAI 最近發佈的一份報告聲稱，有三分之一的大學生在使用其產品。我們有充分的理由相信，這些都是低估的數字。如果你是Google著一切長大，或用 Grammarly 來潤色文章，那麼將人工智慧視為又一個生產力工具也就不那麼離譜了。“我覺得它和Google沒什麼區別，”尤金說。“我用它的目的也差不多。”當學生就是要試探邊界，比規則快一步。當管理者和教育者們在為作弊爭論新定義、討論監控機制時，學生們早已在擁抱人工智慧的可能性。ChatGPT 發佈幾個月後，哈佛大學（Harvard）一名本科生獲准進行一項實驗，讓他用人工智慧完成了七門課程的論文。人工智慧輕鬆拿下了 3.57 的平均學分績點（G.P.A.），只比學校的平均水平略低一點。初創公司推出了專門將人工智慧生成的文字“人性化”的產品，TikTok 上的網紅也開始教導他們的粉絲如何避免被檢測出來。由於跟不上節奏，學術管理部門基本上放棄了控制學生使用人工智慧的努力，轉而採取一種充滿希望的無奈態度，鼓勵教師探索人工智慧在教學上的實際應用。在某些領域，這並不算什麼大的跨越。研究表明，人工智慧在幫助非英語母語者適應大學水平的英語寫作方面尤其有效。在一些 STEM [譯註：科學、技術、工程和數學] 課程中，使用生成式人工智慧作為工具是可以接受的。亞歷克斯和尤金告訴我，他們的會計學教授鼓勵他們利用各大公司為爭奪學生忠誠度而在春季推出的、僅限本科生享受的新人工智慧產品的免費優惠。今年五月，OpenAI 宣佈推出專為教育用途行銷的產品 ChatGPT Edu，此前牛津大學、亞利桑那州立大學和賓夕法尼亞大學沃頓商學院等學校已嘗試將人工智慧納入其課程。本月，該公司詳細介紹了將 ChatGPT 融入校園生活方方面面的計畫，學生們將獲得“個性化”的人工智慧帳戶，伴隨他們整個大學生涯。但對於英語系以及整個大學寫作而言，人工智慧的到來則更為棘手。現在還有什麼必要教寫作呢？與人工智慧帶來的更大問題，如其對環境的影響或工作自動化相比，期中論文的未來或許只是一個不值一提的煩惱。然而，在人類歷史上，寫作對普通人來說，何曾像今天這樣重要？電子郵件、簡訊、社交媒體帖子、評論區的憤怒長文、客戶服務聊天——更不用說我們實際的工作了。我們寫作的方式塑造了我們的思維。我們每天幾十次地通過組織文字來處理世界，這正是文學學者黛博拉·布蘭特（Deborah Brandt）所稱的我們的“大眾寫作”時代。在未來，當每個人都能使用相同的人工智慧助手時，寫出原創且有趣的句子的能力，或許只會變得更加重要。科裡·羅賓（Corey Robin）是一位作家，也是布魯克林學院的政治學教授。他最初對有關 ChatGPT 的報導持懷疑態度。後來，他當時上高二的女兒用它寫出了一篇論文，水平堪比他教的本科生花一個學期寫出的文章。他決定不再佈置帶回家的論文作業。在他三十年的教學生涯中，他第一次採用了課堂閉卷考試。羅賓告訴我，他覺得大學為應對人工智慧論文改採取的許多措施都是“毫無意義的保姆式做法”。他轉而信奉段落識別的藍皮書考試[譯註：藍皮書考試是一種傳統的紙筆閉卷考試，學生在藍色封面的考卷冊上作答。]，即讓學生指出並分析課堂所讀文字的節選。“讀懂文字，並就此進行明智的書寫，”他說。“這是一種在不扮演警察角色的前提下，尊重他們自主性的方式。”他的女兒現在是高三學生，她抱怨說老師們很少佈置整本書的閱讀任務。羅賓也注意到，大學生們對節選比對整篇文章更適應，更喜歡短篇小說而非長篇小說。“我感覺他們不再具備那種我們過去佈置論文時所默認的文學或文化素養了，”他說。去年發表的一項研究發現，兩所中西部大學58%的學生在解讀查爾斯·狄更斯（Charles Dickens）的《荒涼山莊》（Bleak House）的開頭幾段時遇到了極大的困難，以至於“他們無法獨立閱讀這本小說”。而這些學生還是英語專業的。回歸紙筆是教授們應對人工智慧的普遍做法，過去兩年，某些大學的藍皮書銷量大幅上升。弗吉尼亞大學的媒體研究教授西瓦·維迪亞那坦在一些學生提交了他懷疑是人工智慧生成的作業後感到心灰意冷，而作業題目恰恰是關於學校的榮譽準則應如何看待人工智慧生成的作品。他也決定回歸藍皮書，並正在思考口試的可行性。“也許我們得一口氣退回到公元前450年，”他告訴我。但其他教授則重新強調讓學生看到過程的價值。加州大學戴維斯分校大一寫作項目主任丹·梅爾澤（Dan Melzer）回憶說，ChatGPT 剛問世時，“所有人都陷入了恐慌”。梅爾澤的工作是思考寫作如何在整個課程體系中發揮作用，以便所有學生，從未來的科學家到未來的律師，都有機會錘煉他們的文筆。因此，他對交流規範的變化，尤其是在網際網路時代的變化，持有一種包容的態度。他對那些認為某些作業枯燥機械而求助於 ChatGPT 以加快處理程序的孩子表示同情。他稱那種由引言、三個支撐段落和結論組成的經典“漢堡包結構”的五段式論文是“過時的”，源於精英主義傳統。梅爾澤認為，一些學生之所以厭惡寫作，是因為它的教學方式，尤其是在過去二十五年裡。《不讓一個孩子掉隊法案》（The No Child Left Behind Act）自2002年起在所有公立學校推行基於標準的改革，導致幾代學生被教導按照僵化的考試評分標準來寫作。正如一位教師在2013年《華盛頓郵報》上所寫，學生們在掌握了一種“糟糕寫作”形式後反而取得了優異成績。梅爾澤設計了一些工作坊，將寫作視為一個包含起草、反饋（來自同伴，也來自 ChatGPT）和修訂的審慎、迭代的過程。“如果你佈置一個泛泛的論文題目，不參與任何過程，一個月後直接收上來，那幾乎就像你在創造一個為犯罪量身定做的環境，”他說。“你這是在你的社區裡鼓勵犯罪！”我發現梅爾澤的教學方法很鼓舞人心；我立刻為自己經常把班級分成小組讓他們“研討”論文而感到內疚，彷彿這個動詞的意思是直觀明了的。但是，如果我是學生，我會覺得梅爾澤對過程的關注很乏味——這需要一定的信念，相信所有的努力最終都會有回報。寫作是困難的，無論它是一篇五段式論文還是一首俳句，而想要避免艱苦的工作是很自然的，尤其當你是一名大學生時——這就是為什麼像梅爾zer這樣的課程是必修的。“你可以想像學生們是多麼‘樂意’來上課，”他開玩笑說。上大學充滿了機會成本。看待人工智慧的一種方式是，它干預了人們選擇如何度過時間的方式。在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初，大學生估計每周花二十四小時在學業上。如今，這個數字大約是十五小時，這對當代高等教育的批評者來說，是年輕人受益於分數膨脹的標誌——在《哈佛深紅報》的一項調查中，近80%的2024屆畢業生報告其平均學分績點（G.P.A.）達到或超過3.7——並且他們缺乏前輩的勤奮。我不知道我在九十年代末上大學時花了多少小時在學業上，但我記得當時總感覺時間不夠用。我懷疑，即使今天的學生花在學習上的時間更少，他們感到的壓力也未必減輕多少。校園生活的本質就是每個人都融入一種忙碌文化，而很多焦慮已經轉移到了課外活動或職業預備追求上。哈佛大學的一位院長評論說，學生們感到必須在課堂外尋求卓越，因為他們在課堂內的表現大同小異。埃迪（Eddie）是長灘州立大學的一名社會學專業學生，比他大多數同學年齡都大。他2010年高中畢業，一邊全職工作，一邊上社區大學。“我為了上學經歷了很多，”他告訴我。“我想儘可能多地學習。”ChatGPT 是他的治療師推薦給他的，在長灘州立大學所屬的加州州立大學系統宣佈與 OpenAI 合作，為其四十六萬名學生提供 ChatGPT Edu 之前，它在長灘就已經無處不在了。“我當時對它的便利性有點懷疑，”埃迪說。“它似乎知道很多東西，那種方式看起來很像人。”他告訴我，他用人工智慧“作為頭腦風暴”，但從不直接用它來寫作。“我肯定會限制自己。”埃迪在洛杉磯縣工作，他是在休息時間和我交談的。他承認，當時間緊迫時，他有時會用 ChatGPT 來做測驗。“我不知道這是不是在自欺欺人，”他說。“我給了自己機會去做合乎道德的事，但如果我趕著去上班，我不會因此感到內疚，”特別是對於非專業的課程。我理解埃迪的矛盾。我用過幾次 ChatGPT，有一次它如此迅速地完成了一項日程安排任務，以至於我開始理解那種超高效率帶來的陶醉感。我感到需要阻止自己沉迷於漫無目的的提問。我過去幾個月採訪過的幾乎所有學生都描述了同樣的發展軌跡：從使用人工智慧輔助整理思路，到完全外包自己的思考。對一些人來說，它變得類似於社交媒體，總是在螢幕一角開著，一個分心的入口。這不像花錢請人代寫論文——沒有社交摩擦（social friction），沒有非法活動的光環。也不像分享筆記，或者把你在克里夫筆記（CliffsNotes）或 SparkNotes [譯註：均為文學作品學習輔導資料]上讀到的東西當作自己的分析。學生幾乎沒有時間去反思原創性或誠實性的問題——他們基本上成了一個項目經理（project manager）。而對於像埃迪那樣，把它當作一種交流和檢驗想法的工具的學生來說，並沒有一個清晰的界限來區分作品何時不再是原創思想。今年四月，Claude 背後的公司 Anthropic 發佈了一份報告，該報告基於一百萬份匿名的學生與其聊天機器人的對話。報告表明，超過一半的使用者互動可以被歸類為“協作式”，涉及學生與人工智慧之間的對話。（據推測，其餘的互動則更具“搾取性”。）梅是喬治城大學的一名大二學生，她最初對使用 ChatGPT 持牴觸態度。“我不知道這是否是出於道德考慮，”她說。“我只是覺得我能把作業做得更好，不值得為了節省那點時間。”但她開始用它來校對論文，然後生成求職信，現在她“幾乎所有”的課程都用它。“我不認為它讓我的寫作變差了，”她說。“也許它讓我成了一個更沒耐心的作者。我過去常常花好幾個小時寫論文，斟酌用詞，認真思考如何措辭。”大學讓她反思了自己在競爭極其激烈的高中時的經歷，在那裡她取得了頂尖的成績，但幾乎沒記住什麼知識。結果，她成了那種少有的覺得大學有點輕鬆的學生。ChatGPT 幫助她輕鬆完成繁瑣的作業，並加深了她對那些她真正充滿熱情的課程的投入。“我當時就在想，這些時間都去那兒了？”她說。直到她告訴我答案，我才第一次羨慕起一個大學生來：“我現在睡得更多了。”哈里·斯特科普洛斯負責愛荷華大學的英語系，該系有八百多名主修學生。在他的入門課程的第一天，他要求學生手寫一篇二百字的文章，分析拉爾夫·埃裡森（Ralph Ellison）的《看不見的人》（Invisible Man）的開篇段落。總會有一些抱怨聲，偶爾還會有學生走出教室。“我喜歡這個練習，因為它能定下基調，強調他們的寫作，”他告訴我。藍皮書考試的回歸可能會讓那些從小被鼓勵掌握打字的學生處於不利地位。一旦你習慣了打字的流暢節奏，再回到紙筆會感到束手束腳。但神經科學家發現，手寫的“具身體驗”能啟動大腦中打字無法觸及的部分。能夠用一種方式寫作——即使它更高效——並不會讓另一種方式過時。斯特科普洛斯的開學第一課練習帶有某種崇高的意味。但它還有另一個原因：手寫的段落也開啟了一條紙質記錄，證明了學生的語態和風格，助教在遇到可疑論文時可以查閱。凱文（Kevin）是雪城大學的一名大三學生，他回憶說，在一門課的第一天，教授讓每個人手寫一些想法。“那讓我會心一笑，”凱文說。“其他孩子都在抓耳撓腮，滿頭大汗，而我卻覺得，這挺不錯的。”凱文曾為一門大一新生適應校園生活的必修課擔任助教。他說，寫作作業涉及一些關於學生背景的基本問題，但他們常常還是用人工智慧。“我感到非常不安，”他說。他偶爾會用人工智慧來幫助他的高級阿拉伯語課程進行翻譯，但他現在看不起那些嚴重依賴它的人。“他們幾乎忘了自己有思考的能力，”他說。和許多曾經的抵制者一樣，凱文覺得他自己對人工智慧的審慎使用比同齡人的使用更具正當性。隨著 ChatGPT 的聲音越來越像人，我們是否會重新思考“聽起來像我們自己”意味著什麼？凱文和他的一些朋友以能聽出人工智慧生成的文字而自豪。他說，其標誌包括大量使用破折號和一種平淡客觀的語調。他的一位熟人把自己寫的論文輸入檢測器，因為她擔心自己的措辭開始像 ChatGPT 了。他讀了她的論文：“我意識到，是的，聽起來確實有點像 ChatGPT。這讓我有點害怕。”ChatGPT 一個特別讓人卸下防備的方面是，如果你指出一個錯誤，它會用一種懊悔學生般的、退縮的語氣進行交流。（“為之前的混淆表示歉意……”）它的錯誤常被稱為“幻覺（hallucinations）”，這個描述似乎將人工智慧擬人化，讓人聯想到一個睡眠不足的助手。一些教授告訴我，他們讓學生去核查 ChatGPT 的工作，以此來討論原創研究的重要性，並展示機器的不可靠性。大多數人工智慧的幻覺率都在惡化，且沒有單一的原因可以解釋這種增長。正如一位研究員告訴《紐約時報》：“我們仍然不清楚這些模型到底是如何工作的。”但許多學生聲稱對人工智慧的錯誤並不在意。他們對成就問題顯得漠不關心，甚至與自己的作品脫節，因為它只是名義上屬於他們。約瑟夫（Joseph）是十大聯盟（Big Ten）學校的一名一級聯賽運動員，他告訴我，他認為在課程中使用 ChatGPT 沒問題，但他有一個例外：他想“真實地”體驗他的非洲文學課程，因為它涉及他的文化遺產。紐約大學的學生亞歷克斯說，如果他的一篇人工智慧論文得了不好的成績，他的失望會集中在他為訂閱服務花了二十美元這個事實上。奧古斯特是哥倫比亞大學電腦科學專業的大二學生，她告訴我有一門課要求她就自選主題寫一篇簡短的講稿。“那是一門每個人都保證能得 A 的課，所以我就把它放進去了，可能就改了兩三個詞就交了，”她說。她的教授將她的文章評為優秀作品，並要求她在一堂二百人的課上朗讀。“我有點緊張，”她說。但她隨即意識到，“如果他們不喜歡，反正也不是我寫的，你懂嗎？”相比之下，凱文渴望的是一種更普遍的道德優越感。我問他，如果他的一篇論文得分比用了 ChatGPT 的同學低，他是否會感到困擾。“一方面，我能夠進行區隔，不為此生氣，”他說。“我作為一個‘人’得到了成長。我可以對此有一種優越感。我學到了更多。”他笑了笑。但他接著說，“另一方面，我也會覺得，這太不公平了。我本可以多和朋友們出去玩的。我得到了什麼？我只是讓自己的生活在那段時間裡更艱難了。”在我的交談中，正如大學生們無一例外地將 ChatGPT 僅僅視為又一個工具一樣，四十歲以上的人則專注於它的影響，將其與 GPS 導致我們與空間關係退化相提並論。那些經過嚴格“知識（the knowledge）”[譯註：“The Knowledge” 指倫敦計程車司機必須通過的嚴格考試，要求他們熟記城市中數千條街道和地標。]訓練的倫敦計程車司機，其大腦後海馬體（對長期記憶和空間感知至關重要）異常發達是出了名的。然而，最終，大多數人可能寧願選擇更快捷的出行，而不是更敏銳的記憶。什麼是值得保留的，我們又願意為了效率而外包什麼？如果我們認真對待人工智慧輔助可以加速學習這個想法呢？——即今天的學生能更快地到達目的地。2023年，哈佛大學的研究人員在一門熱門物理課程中，引入了一位自定進度的（self-paced）人工智慧導師。使用人工智慧導師的學生報告了更高的參與度和積極性，並且在一項測試中的表現優於那些由教授授課的學生。喬治城大學的學生梅告訴我，她在為考試複習時，經常讓 ChatGPT 生成額外的練習題。人工智慧的出現，難道不是為了摧毀教育，而是為了革新它？巴裡·林（Barry Lam）在加州大學河濱分校的哲學系任教，並主持一個熱門播客《Hi-Phi Nation》，該播客將哲學探究模式應用於日常話題。他開始思考，如果人工智慧真的成為一種生產力工具，那意味著什麼。他在自家小屋裡搭建的播客錄音室裡和我交談。“現在學生們能在三十秒內生成我過去需要一周才能完成的東西，”他說。他將教育比作木工，這是他的眾多愛好之一。你能在沒學會手鋸的情況下，直接跳到使用電動工具嗎？如果學生們學得更快了，那麼林就有理由給他們佈置“一些非常難的”作業。他想檢驗這個理論，於是在期末考試中，他給了本科生一個博士等級的問題，涉及指稱語言德國邏輯學家戈特洛布·弗雷格（Gottlob Frege），坦白說，這已經超出了我的理解範圍。“他們考得一塌糊塗，”他說。他相應地調整了評分曲線。林並不覺得使用人工智慧在道德上站不住腳。“它不是複製貼上意義上的抄襲，”他爭辯說，因為嚴格來說沒有原始版本。相反，他覺得這可能是對大家時間的浪費。在學期初，他告訴學生：“如果你們只想交一篇 ChatGPT 生成的論文，那我就用 ChatGPT 來給你們所有的作業打分，然後我們都可以去海灘了。”沒有人是因為喜歡批改論文才去當老師的。我與一位教授交談，他熱情洋溢地談到，自從他用簡短的考試取代了論文後，他的學生學到了更多東西。我問他是否懷念批改論文的日子。他笑了笑說：“無可奉告。”東北大學的一名本科生最近指控一位教授使用人工智慧來建立課程材料；她向學校提出了正式投訴，要求退還部分學費。這場風波暴露了許多人上大學的原因與教授教學的原因之間的緊張關係。學生們從小被教導將成就理解為具體可衡量的事物，但當他們進入大學，卻遇到像我這樣的人，懇求他們與困難和抽象搏鬥。更糟糕的是，他們被告知，分數不像他們努力考大學時那麼重要了——只是到這個時候，學生們的思維模式已經被設定為尋找通往好成績的最有效路徑。隨著寫作這門手藝被人工智慧所貶低，原創寫作已成為訓練語言模型的寶貴資源。今年早些時候，一家名為“催化劑研究聯盟”（Catalyst Research Alliance）的公司刊登廣告，尋求上世紀九十年代末和本世紀頭十年中期在密歇根大學進行的兩項研究中的“學術演講資料和學生論文”。學校要求該公司停止其工作——這些資料本就免費提供給學者——一位大學發言人表示，學生資料“過去不是，也從未被出售過”。但這種情況確實讓許多人開始思考，教育機構是否會開始將原創學生作品視為潛在的收入來源。根據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最近的一項研究，自2012年以來，人類的智力水平有所下降。一項針對近三十個國家數萬名成年人的評估顯示，在數學和閱讀理解方面的測試分數出現了長達十年的全面下降。經合組織教育與技能司司長安德烈亞斯·施萊歇爾（Andreas Schleicher）推測，我們今天消費資訊的方式——通常是通過簡短的社交媒體帖子——與識字能力的下降有關。（在該評估中，歐洲表現最好的國家之一是愛沙尼亞，該國最近宣佈將在未來幾年內向一些高中生推廣人工智慧，將書面論文和死記硬背的家庭作業邊緣化，轉而支援自主學習和口試。）哲學教授林曾是我的同事，我們還曾短暫地做過鄰居。我偶爾會從窗外看到他在修籬笆或打理花園。他是一位狂熱的業餘廚師、吉他手和木匠，並且他堅信，學習用那種煩人、老派、且如他所說的“匠人式（artisanal）”的方式做事是有價值的。他告訴我，他的妻子珊娜·安德拉維斯（Shanna Andrawis）——自2008年以來一直是一名高中教師——經常不同意他對付大型語言模型的輕率方法。安德拉維斯認為，不誠實一直是個問題。“我們正在嘗試進行大規模教育，”她說，這意味著沒有太多空間去講究教學過程的精細。“我不會和學生討論‘匠人式’寫作。但我會和他們討論我們之間的關係。尊重我，給我你真實的聲音，即使你覺得它不那麼好。沒關係。我想在你所在的地方與你相遇。”歸根結底，與 ChatGPT 相比，安德拉維斯更擔心的是當今年輕人所處的更廣泛的環境。她的學生變得越來越內向，盯著手機，沒什麼意願去“練習克服那種”定義了青少年生活的“尷尬”，如她所說。人工智慧可能會加劇這種惡化，但它並非罪魁禍首。它只是“在一份已經很難吃的冰淇淋聖代上，又加了一顆小櫻桃，”她說。學年開始時，我對 ChatGPT 的感覺介於失望和鄙夷之間，主要針對學生。但隨著時間的推移，我對應該怎麼做以及誰是罪魁禍首的看法變得越來越模糊。取消核心必修課、反思平均學分績點（G.P.A.）、教授對人工智慧的批判性思維，這些潛在的解決方案都無法逆轉美國年輕一代成長的先決條件。教授們可以重新構想課堂，但我們能控制的只有這麼多。我缺乏信心，不相信教育機構會把新技術僅僅看作是不可避免的事物之外的任何東西。學院和大學，其中許多就在幾個學期前還試圖限制人工智慧的使用，現在卻爭相與 OpenAI 和 Anthropic 這樣的公司合作，將一個四年前還不存在的產品視為學校未來的必需品。除了在家鄉閒逛了一年，我基本上過去三十年都在校園裡度過。如今的學生以消費者的眼光看待大學，其方式是我在他們這個年紀時從未想過的。他們成長於一個重視高速觀點而非批判性思維的緩慢審思的時代。儘管我同情學生們的各種小煩惱，但我很少將自己投射到他們的生活中。我注意到他們在互相觀察，然後任由他們生活的謎團隨風而去。他們承受的壓力與我作為學生時感受到的截然不同。儘管我羨慕他們的新陳代謝，但我絕不希望擁有他們那種對未來的視野。教育，尤其是在人文學科，建立在一種信念之上：除了學生可能記住的實用知識外，某個不經意間提到的晦澀想法可能會在他們心中紮根，並在未來幾年後開花結果。人工智慧能讓任何人感覺自己像個專家，但正是風險、懷疑和失敗讓我們成為人類。我常告訴我的學生，這是他們人生中最後一次有人必須閱讀他們所寫的東西，所以他們不妨告訴我他們真實的想法。儘管當前對學生作弊的恐慌沸沸揚揚，但他們並不是該被指責的人。他們沒有在小學時遊說引入筆記型電腦，疫情期間不得不在 Zoom 上課也不是他們的錯。他們沒有創造人工智慧工具，也不是吹捧技術創新的急先鋒。他們只是早期使用者，試圖在一個從未如此容易的時代裡，智勝這個系統。而且他們和我們其他人一樣，無法控制這一切。也許他們比我更敏銳地感覺到這種無力感。前一刻，他們被告知要去學程式設計；下一刻，事實證明僱主在尋找的是那種可能從英語或哲學專業學到的“軟技能”。今年二月，紐約聯準會的一份勞工報告指出，電腦科學專業的失業率高於民族研究專業的——一些人認為，這是人工智慧將入門級程式設計工作自動化的結果。我交談過的學生中，沒有一個看起來是懶惰或被動的。紐約大學的學生亞歷克斯和尤金很努力——但他們的一部分努力花在了剔除大學經歷中任何他們覺得多餘的東西上。他們極度善於利用資源。課程結束，學生們搬進暑期宿舍時，我和在東村安頓下來的亞歷克斯通了郵件。他剛考完期末，估計他花在寫兩篇人文學科論文上的時間在三十分鐘到一小時之間。如果沒有 Claude 的幫助，這可能要花上他八到九個小時。 (不懂經)

美國本土的高等教育生源正不斷萎縮。川普對進入美國高校的國際學生舉起大棒之時，似乎沒有意識到，美國各地越來越多的大學正瀕臨破產的邊緣，而其動作將使這一狀況雪上加霜。01. 大學倒閉成潮2024年5月底，位於美國賓夕法尼亞州拉德諾鎮的卡布里尼大學正式宣告“永久關閉”，臨時校長海倫·德里南在一份視訊聲明中稱，這是“令人難過的消息”。卡布里尼大學成立於1957年，設有50多個本科專業，以小班授課和個性化教育聞名，每年學費大概5萬美元左右，因為面臨巨大的財務挑戰，它一年前就預告自己可能不行了。幾乎同一時期，美國歷史最悠久的藝術和音樂高等學府之一費城藝術大學也宣佈關閉，而它從宣佈到永久關閉只用了一周。以至於校方公佈這一決定時，許多人都難以置信，甚至還引發了學生示威抗議。因為倒閉前，該校還錄取了一批新生。整個2024年，美國都充斥著高校倒閉的消息。紐約州的威爾士學院在官網首頁高掛著“關停通知”，阿拉巴馬州的伯明翰南方學院在學期結束之日正式關停，俄亥俄州的東部門戶社區學院也宣佈即將關閉。這其中不乏老牌名校。比如，擁有百年以上歷史的美國韋爾斯學院、伊利諾伊州林肯學院、麥克默裡學院，包括1834年成立的綠山學院也都未能度過這波“倒閉潮”。▲韋爾斯學院宣佈關閉，來源：校官網非營利新聞機構“赫辛格報告”稱，2024年以來美國平均每周就有1所高校停辦。而據州高等教育執行官協會（SHEEO）資料，近十年美國已有超過500所私立非營利四年制高等教育機構倒閉，是前十年的3倍，而營利性的學校倒閉數量更多。進入2025年，即便是世界排名前100的院校也未能獨善其身。2月26日，美國賓夕法尼亞州立大學校長宣佈，在未來幾年將關閉部分聯合校區。賓夕法尼亞州立大學創立於1855年，擁有眾多分校。目前，審查小組正針對12所小型校區進行評估，並將提交關閉建議。美國費城聯準會則在最新研究中預測，未來5年，美國會有80所大學被迫關閉。02. 生源危機和財政赤字早在2017年，已故哈佛大學商學院教授克萊頓·克里斯滕森就曾預言，4000所美國大學中，50%將在15年內破產。疫情以後，人們開始更相信他的判斷。導致災難的是兩大核心問題是：招生和財政。過去20來年少子化在全球上演，導致整體入學率下降。從2010年到2021這十年的時間裡，美國大學入學人數從2100萬下降到1800萬。倒閉的大學首先也是被招生擊倒：過去十年，費城藝術大學的學生入學人數下降了44%。去年，該校只有1149名學生，比費城地區大多數高中的學生都要少。卡布里尼大學2022年秋季錄取率已達78%，但入學人數僅有1500人。而十年前，該校的秋季招生有2448名學生，入學率下降了60%以上。美國大學95%是依靠學費生存的。當學生減少，學費收入下降，固定開支如教職工工資、校園維護等居高不下，許多高校的財務狀況因此日益緊張，營運面臨巨大壓力。最近就又有消息稱，全美第七古老的大學，八所常春藤盟校之一的布朗大學，已陷入嚴重的財務危機。其教務長Francis Doyle發佈的公開信顯示，布朗大學面臨4600萬美元的結構性預算赤字，如果不調整營運模式，明年赤字可能擴大到9000多萬美元。與布朗大學相比，芝加哥大學的情況顯得更加嚴峻。早在2023年11月，芝加哥大學古典文學教授Clifford Ando就公開透露，學校浮動利率債務已高達4.81億美元。芝加哥大學是美國頂尖的私立研究型大學之一，因為對研究和學術的高度投入，使得它需要依賴捐贈基金和其他收入，填補學費之外的營運成本缺口。布朗、芝加哥這類頂尖名校多半會找到資金渡過難關，但那些規模較小、抗風險能力低的私立院校就難了。伯明翰南方學院曾竭力通過一項3000萬美元的國家貸款計畫，但未獲成功。2024年5月，這所擁有168年歷史的學院只能關門大吉。03. 縮減、裁員、發債面對財務危機，許多高校嘗試自救。在卡布里尼大學，海倫·德里南曾對該校內部結構進行最佳化調整和學術重組，同時還通過遠距授課、招收外籍學生等方式拉抬入學率，但可惜的是，依舊無力回天。一些文理院校則嘗試減少文科專業，開設就業市場急需的熱門專業，試圖擴大生源。還有一些小型院校選擇聯合綜合類大學甚至是藤校合作辦學。去年秋天，佛蒙特州的戈達德學院就將線下授課轉為線上模式，將空置出來的教室及宿捨出租給當地企業，以賺取租金。此外還有不少高校開啟了裁員計畫。2024年5月，賓夕法尼亞州立大學、新罕布什爾大學、皇后學院等10余所美國高校，相繼實施不同規模的裁員計畫。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最近宣佈，將在全球範圍內裁減超過2000個工作崗位。與之相反的是，面對高校財務危機，美國總統川普上任後多次提議削減教育支援，美國各州也都在削減對公立大學的經費支援。不久前，川普政府以“反猶不力”為由，對60所高校展開調查並削減資助。目前，聯邦政府已經凍結對康奈爾大學的逾10億美元聯邦資金、西北大學的7.9億美元聯邦資金，包括哥倫比亞大學、普林斯頓大學、布朗大學在內的知名院校，已有超過100億美元的聯邦資金被撤回、暫停或處於審查狀態。4月14日，川普政府又宣佈凍結對哈佛大學總額為22億美元的多年期撥款以及6000萬美元的多年期合同款項。5月13日，川普再次宣佈削減哈佛大學4.5億美元的聯邦撥款。這讓哈佛、耶魯等多所美國名校也感受到了財務壓力，學校不得不大幅縮減開支、暫停教職員工招聘，並且緊急舉債備戰“饑荒”。5月初，哈佛大學宣佈向華爾街融資7.5億美元作為應急準備，發行7.5億美元應稅債券。耶魯大學則擬發行8.5億美元的債券，其中包括3.5億美元的應稅債券。麻省理工學院也在本月初發佈了7.5億美元債券。整個2025年第一季度，美國高校共計發行了116億美元的市政債券，發債主體高度集中在“信譽優良”的大學，90%的發債高校獲得了AAA或AA信用評級，高於去年同期的75%。換言之，那些原本最不缺錢的頂尖高校，正在率先大規模借債。04. 波及125萬名學生大一新生馬歇爾只念了一學期，位於馬薩諸塞州的艾達山學院就宣佈倒閉。當她準備轉學到附近的紐伯裡學院時，她很關心“學校的財務是否穩定”，學校回覆沒有關閉的計畫。但幾個月後，馬歇爾收到一封電子郵件，學校通知她，該學年結束後停止營運。馬歇爾很崩潰，她在接受《華爾街日報》採訪時說，“我都想輟學了，但如果這樣做，我會沒有學位，只有債務。”最後，馬歇爾轉學到薩福克大學，但以前的學分無法全數抵免，她只好延遲畢業一年。近年，越來越多的美國大學生落得和馬歇爾一樣的下場。在關閉前，很多學校沒有給學生足夠的準備時間，也沒有完善的轉學計畫。有些倒閉的學校授予的學分不能轉到新學校，給學生帶來很大不便。據美國國家學生資訊中心研究中心的資料，在467所關閉的學校中，近一半的受影響學生沒有重新入學。尤其是學校突然宣佈關閉時，受衝擊的學生更難重返校園，重新入學率僅有42%。來自州高等教育執行官協會的一位政策分析師Rachel Burns估計，這波倒閉潮至少影響125萬名學生，還不包括更多營利性機構倒閉所影響的學生。倒閉後，不少大學也為在校生們安排“後路”。2024年6月，卡布里尼大學迎來一位“良主”。全美綜合大學排名第51位的維拉諾瓦大學接管了該校的校園。在此期間，卡布里尼和維拉諾瓦大學還為學生制定個性化的轉學計畫，使他們能夠完成學業。卡布里尼大學的學生也算是因禍得福。從一所名不見經傳的大學，順利轉學美國名校之列，學術資源和畢業證的含金量都得以提升。至於新生，如何選擇一所“不會倒閉”的學校，成為一個新課題，現在，不能只是比排名、拼學術，還得掂量一下學校的“錢包”鼓不鼓。沒有財務健康的保障，再好的學校也可能“斷供”。《福布斯》發佈了最新的2024年大學財務狀況評級榜單，對876所非營利私立大學進行了全面評估。就拿哈佛大學來說，去年還穩坐A+級的寶座，今年居然掉到了A級，而布朗大學和芝加哥大學因為財政赤字問題被踢出榜單。05. 赴美留學降溫大學倒閉的問題，自然也會波及到國際生。其中，最大的影響便是，更多申請者可能會對赴美留學望而卻步。川普政府近日宣佈的簽證變動，更是讓許多國際學生感到震驚與不安。當地時間5月27日，美國國務院暫停對赴美留學、交流的外國公民在海外申請簽證需要進行的面談，同時加強對申請者的社群媒體帖子的審查。這項命令是國務卿馬可·魯比奧在當天發給美國駐外使團的電報中下達的。次日，美國國務院又稱將大批吊銷中國學生的簽證。在此之前，川普政府已開始大範圍吊銷國際學生簽證，並向哈佛大學開戰，禁止該校招收國際學生。根據美國《高等教育內幕》彙編的全美高校資料庫，截至4月25日，已有1800多名在美留學生的簽證被撤銷，涉及高校達280所。目前仍不清楚美國政府的這些政策會如何收場。可以確定的是，即將赴美留學的學子們可能需要重新考慮或者乾脆放棄。根據美國國務院簽證資料，2025年3月在美國的國際學生人數為102.2545萬人，較2024年同期的115.3169萬人下降11.33%。其中，中國學生簽證數量同比下降42.5%，印度學生減少27.9%。有部分學生已經決定從美國轉向英國、澳大利亞、新加坡、中國香港等地區。美國國家政策基金一項最新研究指出，美國出生率近年持續下降，越來越多本地學生放棄就讀大學，讓美國本土的高等教育生源不斷萎縮。到2037年，美國高校的總入學人數將減少500萬人，這將嚴重影響高等教育機構的財務狀況。國際學生和移民學生因此被寄望成為彌補生源缺口的關鍵力量。該研究參與者之一、北佛羅里達大學經濟學教授瑪德琳·扎沃德尼認為，國際學生通常支付全額學費、雜費和食宿費用，他們的存在不僅幫助美國高校填滿教室，更在財政上維持機構運轉。國際教育工作者協會報告稱，2023–2024學年，國際學生為美國經濟貢獻了438億美元，支援了超過37.8萬個就業崗位。如川普政府執意對國際生出手，那後果就是災難性的。 (鳳凰網財經)

聯準會主席傑羅姆・鮑爾在出席普林斯頓大學畢業典禮時表示，大學畢業生應該考慮獻身公共服務，另外也要勇於捍衛民主。他還表示，美國大學的重要地位是不容忽視的。5月15日，聯準會主席鮑爾在華盛頓出席會議並講話。圖片來源：ANDREW HARNIK—GETTY IMAGES在上周日的演講中，鮑爾先是回憶了自己的職業道路，包括他在美國財政部和央行的工作經歷。他說，他曾經也很不喜歡經濟學，覺得這是一門“枯燥且無用”的學科。鮑爾說：“我強烈建議你們在職業生涯中抽出一點時間用於公共服務。自美國建國250年以來，一代又一代人肩負起歷史使命，讓我們逐步邁向‘人人生而平等’的理想。現在輪到你們了。”作為一個在任的領導，上面這番話只能算是常規內容。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川普政府剛剛對聯邦部門進行了大幅裁員，甚至連一些返聘的核武專家都沒能倖免。當然，鮑爾也保持了聯準會官員的典型作派，不回應貨幣政策以外的任何問題，尤其是政治事務。鮑爾在演講中還指出，美國之所以能在科技創新和經濟活力等許多方面領先世界，原因絕非偶然。他表示：“美國的頂尖大學是全世界羨慕的對象，也是美國的一筆重要資產。看看你們周圍，不要把這些當作理所應當。希望50年後，當你們回首往事時，你們竭力維護和鞏固了美國的民主制度，並讓我們更加接近了美國開國元勛們跨時代的理想信念。”在演講中，他既沒有提川普，也沒有提到川普試圖削減對大學的撥款的事。但是就在幾天前，川普政府剛剛對哈佛大學下了狠手。就在上周四，美國國土安全部取消了哈佛大學招收國際學生的資格，此舉很可能會對重創哈佛吸引頂尖人才的能力。上周五，一名聯邦法官叫停了這份行政令，但這也只是暫時的，下一步川普政府能對哈佛大學和整個美國大學界幹出什麼事，這誰也不知道。與此同時，儘管通膨壓力仍然存在，川普仍在施壓鮑爾降息，只是未能成功。川普還對鮑爾進行了人身攻擊，甚至在社交媒體上稱“鮑爾越快離職越好！”鮑爾曾表示，就算川普要求他辭職，他也不會照做，他還說川普無權解僱自己。川普也在本月早些時候表示他不會強行解僱鮑爾，但他還說，他可能很快就會有機會提名一個鮑爾的繼任者了。上周日在普林斯頓大學發表演講時，鮑爾也為聯準會應對新冠疫情的做法進行了辯護。在演講結尾，他說道：“你的生命不僅對你自己很重要，對愛你的人也同樣重要。”他還說：“五十年後，當你回首往事時，你會希望自己在人生每個階段做的都是你認為正確的事。最終，我們的品格就是我們所擁有的全部——請悉心守護它。”聯準會並未立即回應我們的置評請求。 (財富FORTUNE)

上周日，聯準會主席鮑爾在普林斯頓大學畢業典禮上發表演講，稱美國大學為“至關重要的國家資產”，並敦促學生保護民主。這一表態正值川普政府對高等教育發起新一輪攻擊之際——禁止哈佛大學招收國際學生，並削減了數十億美元的高等教育資金。而鮑爾與川普之間日益加劇的緊張關係可能影響聯準會的貨幣政策獨立性。01. 敏感時刻，鮑爾強調大學是重要國家資產據英國《金融時報》5月26日報導，鮑爾上周日在普林斯頓大學畢業典禮的演講中毫不掩飾地為美國高等教育辯護。我們在許多方面都領先世界，包括科學創新和經濟活力。我們優秀的大學是世界羨慕的對象，也是至關重要的國家資產。鮑爾告誡普林斯頓畢業生“不要認為這一切理所當然”，並呼籲學生“捍衛民主”。當你們50年後回望時，會希望知道自己竭盡所能維護並加強我們的民主，讓我們更接近建國者們永恆的理想信念。這番話的時機頗為敏感。上周川普政府禁止哈佛大學招收國際學生，這是對常春藤盟校發起的最新攻擊，理由是所謂的左翼灌輸和反猶主義。政府還撤銷了學生簽證，並要求各大學提交參與抗議活動學生的資訊。川普政府還削減了美國高等教育機構數十億美元資金，促使法國等歐洲國家向目前駐美的頂尖學者提供教職。02. 川普大戰鮑爾有趣的是，鮑爾本人也成為川普“攻擊”的目標。這位在川普第一任期內被任命的聯準會主席，現在因未能足夠快地降息而受到總統的炮轟。川普稱鮑爾為“遲到先生”和“重大失敗者”，因為聯準會今年將利率維持在4.25%至4.5%之間。鮑爾和其他聯準會官員表示，在確定總統的全球貿易戰不會引發新一輪持續的美國通膨之前，他們無法降低利率。川普國家經濟委員會主席Kevin Hassett上個月暗示，政府將“繼續研究”在鮑爾明年5月任期結束前解僱他的方法。不過川普後來表示“無意”解僱這位聯準會主席。鮑爾已表示他打算服滿整個任期，並認為因貨幣政策分歧而解僱他“法律上不被允許”。本周最高法院的一項意見表明，九位大法官認為白宮沒有權利通過解僱央行利率制定委員會成員來干預聯準會設定貨幣政策的獨立性。 (華爾街見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