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Katrina。最近，「美國斬殺線」成了中文社交媒體中最火爆的熱詞，它原本只是一個遊戲術語，卻恰如其分地描述了一種狀態：當一個人生存資源跌破某個閾值後，尤其是染上藥物成癮後，就可能會失去一切，淪為流浪漢，甚至可能染上毒/癮，以至於生存期大大縮短。不管你之前是什麼職業，很可能就會由此觸發「階層跌落」的連鎖反應，難以翻身。■與「美國斬殺線」一起瘋傳的，還有這本被稱為「神預言」的絕版書，在大多數人對美國有財富濾鏡的時候，就已經寫透了斬殺線另一面的生存困境。這種現象的原因很多，其中很重要的一個因素是藥物成癮。在美國，依賴藥物是一個很常見的現象。這不僅是對於有極大壓力的中年人，很多青少年也早早就被捲入其中——為了拿到好的GPA、進好大學、找到好工作，無數隻有十幾歲的孩子不惜對處方藥成癮，只為讓自己不知疲倦地專注學習。更無奈的是，還有不少人利用了這層恐懼，利用短影片演算法的精準推送，將斂財的大刀劈向了他們，成為親手製造「校園斬殺線」的罪惡一環。■American Addiction Centers（美國成癮中心）指出，長期使用專注藥物之一Adderall可能導致心血管問題（高血壓、心律失常）、嚴重的精神健康問題（精神病、抑鬱症、妄想症）及高度成癮。韓國學生目前也陷入了一樣的境地。1. 針對青少年的精準圍獵上個月，美國曝光了一起處方藥醜聞，主角何如佳（Ruthia He），曾是「別人家的孩子」的天花板：本科北大，研究生卡內基梅隆，全美Top30名校，還是矽谷創業明星。然而，此刻的她卻面臨著最高20年的監禁指控：由其創立的加州遠端醫療數字公司Done Global，被指控是一個向年輕人非法兜售成癮性藥物的「販du帝國」 。■何如佳，英文名Ruthia He，Linkedin上寫著「I cannot stop being creative」（我無法停止創造）諷刺又唏噓何如佳的Done Global創立於2019年，這家號稱治療ADHD（注意缺陷與多動障礙）的線上診療機構，打出了極其誘人的旗號——「遠端快速診斷ADHD」。不需要繁瑣的線下問診，不需要嚴格的病史核查，你只要填寫一份簡單的問卷，再進行幾分鐘走過場般的視訊通話，用於治療ADHD的處方藥Adderall（阿德拉）就能輕鬆到手。很多人可能不知道，Adderall雖然是治療ADHD的一線藥物，也被坊間稱為「聰明藥」，是「二級管製藥品」，與嗎/啡、可/卡/因同級，具有高度的濫用潛力和成癮風險。但在Done Global的平台上，獲取它甚至比點一份外賣還要容易：商業模式完全照搬了串流媒體平台，「患者」只要每月支付79美元的訂閱費，即可自動續訂藥物，無需後續複診。■涉案金額高達1億美金，折合人民幣超7億。令人膽寒的是，何如佳與其合夥人、臨床主管 David Brody（大衛·布羅迪）甚至花費超過4000萬美元，在 TikTok 等社交媒體上投放帶有誤導性的廣告，對青少年們展開了一場精心設計的「圍獵」——通過捕捉那些生活缺乏規律、焦慮不安的年輕人，暗示他們「你可能患有ADHD」，還通過購買定向關鍵詞，直接吸引那些試圖在沒有合法處方情況下的「尋藥者」，營收迅速突破1億美元。據庭審細節，其多次向員工灌輸一種極端的價值觀：「Successful technology companies profit off addiction」——成功的科技公司，就是利用使用者的成癮性獲利。為了利潤，他們設立了瘋狂的KPI，要求員工「每小時至少處理8個病例」，如果醫生拒絕給不符合症狀的患者開藥，第二天就會被踢出核心團隊。那句脫口而出的「第一個因此入獄的人，將獲得一輛特斯拉」，簡直就是對法律底線的蔑視，也最終演變成了對他人的殘忍。■圖源華爾街日報：何如佳（圖中）David Brody（右三）。有家屬曾多次絕望地告知公司，自己的孩子患有雙相情感障礙，服用Adderall會誘發精神病或加重病情，但其依然命令員工繼續開藥。檢方指控更顯示，即便在得知社交媒體上已有Done Global的「患者」因吸食過量死亡後，他們仍未停手，繼續瘋狂擴張。美國司法部資料顯示，短短三年來，Done Global為全美約10萬名患者開具了超過4000萬粒藥丸。其中不少年輕人可能根本沒有ADHD，他們或許只是想靠「聰明藥」提升專注力，去應付一場考試、一份工作。最終案件宣判將會在2026年2月舉行，不管何如佳如何極力否認指控，怕是也難逃是法律的嚴懲。■美國CDC在2022 年的全國性家長調查資料，有700萬（11.4%）美國3至17歲兒童曾被診斷患有 ADHD。近78%的患者兒童至少患有一種其他併發症2. 校園裡的聰明藥何如佳倒下後，「聰明藥」早就成為了一條隱秘而龐大的產業鏈。目前，在美國大學裡流通的「硬通貨」除了Adderall（阿德拉），還有Ritalin（利他林）和Modafinil（莫達非尼），都是中樞神經興奮劑。以Adderall為例，它在藥理學圖譜上，與臭名昭著的冰/毒（甲基苯丙胺）僅有分子結構上的微小差異，通過強行「劫持」大腦，瞬間拉高多巴胺水平，讓人像打了雞血一樣不知疲倦，產生一種「我無所不能」的快感。這些在美國校園裡，有一個極具迷惑性的名字：Study Drug（學習藥），又名「聰明藥」，越是到期末周，這種藥就越是供不應求。俄亥俄州立大學的一項調查發現，每六名大學生中就有一人出於非醫療目的使用此類興奮劑，其中76%的人是為了提升成績。甚至在史丹佛大學這樣的頂尖學府，情況也不容樂觀。據校報《The Stanford Daily》對2020屆畢業生的調查顯示，在收回的327張問卷中，有9%的學生承認曾在大學期間使用過「聰明藥」。這股風潮甚至蔓延到了英國。據《衛報》披露，牛津大學學生刊物《Cherwell》調查顯示，15.6%的牛津學生承認曾在無處方情況下服藥；更有銷售網站直言，每逢考試期間，發往牛津、劍橋的訂單量會直接翻倍。而在龐大的需求之下，獲取這些藥變得荒謬地簡單。首先是「系統性的漏洞」。2013年，美國精神病學協會調整了ADHD的診斷標準，從「臨床顯著損害」降級為「干擾學術功能質量」。這道口子一開，無數面臨「正常壓力」的學生輕鬆確診。隨之而來的是一個魔幻的現象：據美國政府問責局2024年發佈的最新報告顯示，在過去不到20年裡，美國高校中登記為「殘疾學生」的比例幾乎翻了一番，從2004年的11%飆升至21%。■美國政府問責局報告指出，這一激增主要源於心理健康問題及注意力缺陷障礙的申報增加。在哈佛和布朗大學，有超過20%的本科生註冊為「殘疾」、阿默斯特學院則為34%，史丹佛更是達到了驚人的38%。這些飆升的數字背後，大多是ADHD的診斷書。確診不僅意味著合法的「聰明藥」，還意味著額外的考試時間、低干擾的獨立考場，甚至還有專門的殘疾人宿舍。當然，歸根結底，一切都是為了那個金光閃閃的GPA 4.0。■哥大校報也發了頭條：《聰明藥真的是高等教育的未來嗎？》其次是「無孔不入的社交圈」。除了像Done Global這樣的線上灰色地帶，更防不勝防的是身邊的朋友。據美國藥物濫用和心理健康服務管理局（SAMHSA）發佈的《全國藥物使用與健康調查》顯示，約三分之二的處方興奮劑濫用者，是從朋友手中獲取藥物的。絕大多數孩子的第一顆聰明藥，都是同學作為「好東西」分享給自己的。尤其是在崇尚聚會的兄弟會/姐妹會中，藥片就像口香糖一樣在群體中流通。雖然最高可判10年監禁，但每片3至15美元的高額利潤，依然讓無數大學生鋌而走險。有孩子說，吞下藥片後，新世界的大門打開了，腎上腺素狂飆，她一夜之間完成了因式分解、科學筆記和一篇四頁的論文，甚至不知疲倦地開始預習第二天的功課。「我感覺自己無所不能。」 ——這是無數上癮者的開端。■《紐約時報》專題報導：彙集了高中生和大學生濫/用處方藥的親身經歷。然而，長期服用並不會讓人真的變聰明，反而會帶來心血管疾病、嚴重的抑鬱和焦慮。更致命的是，街頭流通的假藥日益氾濫，2022年，俄亥俄州立大學就有學生因疑似服用摻入了芬太尼的假Adderall而中毒身亡。令人意外的是，幾乎每個服用「聰明藥」的人都清楚副作用，都知道這是在透支生命，但就是停不下來。因為一旦吃上它，似乎就能離好成績近一點，離「糟糕的未來」遠了一點。■一位過量服用了「阿德拉」的女孩發佈了成癮前後的對比圖，很令人心痛3. 「它並沒有提高你的智商」但這可能是一場徹頭徹尾的「騙局」。賓夕法尼亞大學實驗室曾做過一項雙盲測試：讓一組沒有ADHD的大學生服用Adderall，另一組服用安慰劑，然後進行每周的學習測試。結果令人大跌眼鏡：兩組人在認知能力、記憶力上的表現沒有任何實質性區別。唯一的區別在於，服用Adderall的學生「自認為」表現得更好。而一篇發表於權威期刊Science Advances的研究也表明，在處理複雜任務時，「聰明藥」並不能讓人變得更「聰明」，反而可能導致人們付出巨大努力卻收效甚微。這就是「聰明藥」最大的謊言：它並沒有提升你的智商，它只是通過多巴胺的狂歡，製造了一種由於極度興奮而產生的虛假自信。你以為你是無所不能的超人，其實你只是一個處於亢奮狀態的普通人。■該腦部掃描圖像展示了服用Adderall前後的大腦活動對比。圖中紅色區域表示大腦活動水平較高，而黃色和綠色區域則代表活動水平較低。而為了維持這種虛假的自信，代價是慘痛的。沒有ADHD的人長期服用興奮劑，大腦的獎勵機制會被徹底重塑。焦慮、抑鬱、精神崩潰接踵而至，正如一位學生所言：「我已經到了不吃藥就沒法工作的地步。」而在內卷下，鋌而走險的人也越來越多，在韓國，越來越多學生的服用「聰明藥」，而也曾有媒體報導過這樣一個心碎的案例：一位母親為了讓讀高三的女兒衝刺985名校，偷偷給孩子服用了所謂的「聰明藥」。起初確實精力旺盛，但很快，失控的副作用隨之而來。女兒開始整夜失眠、大把脫髮，甚至出現了嚴重的被害妄想症，她總感覺同學在背後議論她，有人在跟蹤她……原本寄託著希望的靈丹妙藥，最終變成了一杯毀掉孩子的毒酒。■ 韓劇《善意的競爭》裡，女主長期服藥，不僅出現了流鼻血等生理副作用，甚至一度產生嚴重的幻覺。在「斬殺線」的背後，是一個個無措的人。尤其是在一個龐大的機器面前，個體永遠是最脆弱的，每個個體的決策都會導向不同的未來。在面對問題時候，「傲慢的俯視」或者是「卑微的仰視」從不是好的方法，更核心的問題是，在一個複雜的催促你依靠外力去安撫自我或提高效率的世界裡，我們將要如何自處？何如佳的案件終將宣判，斬殺線的討論也在熱火朝天中，但針對每個人的拷問卻遠未結束。現在，問題又回到了你面前。如果此刻，你正面臨一場能夠改變命運的考試或者孤注一擲必須成功的大事，恰好手邊有一顆能讓你大腦高速運轉、卻需透支未來的藍色藥片。是吃，還是不吃？(穀雨星球)

一份報告顯示，許多哈佛學生不完成閱讀任務，課堂上也不願發言。如今，教授們正試圖改變這種他們認為“不利於學業提升、壓制言論表達”的校園文化。（配圖說明：學生們在哈佛校園的磚式建築旁行走。哈佛大學正試圖解決與聯邦政府的分歧，同時也面臨著與學生相關的問題。圖片來源：索菲·帕克/《紐約時報》）哈佛大學是全球最難申請的院校之一，每年約97%的申請者會被拒之門外。但據“課堂社會契約委員會”（由7名教職人員組成）發佈的一份報告顯示，學生一旦入學，許多人便開始逃課、不完成閱讀作業。該報告聚焦哈佛課堂文化，自今年1月發佈以來，引發了廣泛爭議。報告還指出，即便學生來上課，注意力也多集中在電子裝置上，且不願主動發言。有時是因為擔心自己的觀點會引發他人反對，但更多時候，是因為他們並未充分完成閱讀作業，無法提出有價值的見解。報告結論稱，“氾濫的分數膨脹”讓學生即便如此敷衍，仍能輕鬆結業。這意味著，許多學生畢業時，既未充分受益於與師生的深度交流，也始終困在“思想泡沫”中——不願或無法接納具有挑戰性的觀點。保守派批評人士長期認為，哈佛及其他精英院校任由“自由派傾向”主導校園，實則壓制了言論自由。近幾個月，這類擔憂促使共和黨推動高校改革。但早在川普就職前，哈佛該委員會的報告就似乎已認可這種批評並非毫無根據。報告稱：“無論是在哈佛，還是在全美範圍內，‘人們能否在無需擔心社交或制度性制裁的情況下表達政治觀點’這一問題，都備受關注。”報告還補充道，學生逃課，“就錯過了傾聽持不同觀點同學發聲的機會”。（配圖說明：奧莫塞費·諾魯瓦戴著眼鏡，身穿黑色無袖上衣，對著鏡頭略帶懊悔地微笑。正在修讀醫學預科課程的大三學生奧莫塞費·諾魯瓦指出，錄播課程讓逃課變得更容易。圖片來源：索菲·帕克/《紐約時報》）哈佛醫學預科大三學生奧莫塞費·諾魯瓦認為，該教職委員會的觀點有一定道理。她提到，錄播課程讓“逃課”變得更輕鬆：“如果不用上課也能拿高分，他們就不會去教室了。”她曾選修一門探討“內戰是否仍在持續”的課程，認為課上討論“富有洞察力”。但課堂之外的氛圍則完全不同：“我大一、大二時，校園政治氛圍非常濃厚。哈佛的自由派觀點佔絕對主導，像我這樣兼具自由派和保守派觀點的人，會感到很不自在。”不過她補充說，今年的氛圍“稍微緩和了一些”。重塑校園心態《經濟學原理》（即哈佛“經濟學10號課”）是該校最受歡迎的課程之一。本學期該課程有761名學生註冊，上課地點是一座具有歷史感的木質鑲板劇場。授課教授戴著棒球帽，在講台上來回踱步，宛如演繹莎士比亞戲劇的演員。走進劇場，最先映入眼簾的是正廳前區的座位，上面用粗體字標註著“無裝置區”（DEVICE FREE SECTION）——但這些座位大多空著。戴棒球帽的經濟學教授戴維·萊布森是哈佛該委員會的聯合主席。他表示，其中一些問題至少從他20世紀80年代就讀哈佛時就已存在。“拖延和日程過滿，在我記憶所及的歲月裡，一直是哈佛（我認為也包括大多數學校）學習生活的典型特徵。”他認為，現在是時候做出改變了：“你們應該清楚，低頭看手機時，根本無法真正理解我想傳達的內容。”哈佛文理學院院長霍皮·霍克斯特拉表示，該委員會的報告揭示了“關於我們學習文化的一些殘酷真相”。對此，哈佛大學及校內教授正試圖在今年秋季學期改變本科生的學習體驗，讓學生變得“思想更開放、學術參與度更高”。一些教師開始點名考勤；學校鼓勵學生用手寫方式記筆記，而非使用手機或筆記型電腦，以避免電子裝置帶來的干擾；為幫助學生剋服“不敢發言”的顧慮，教授們還制定了“禁止外傳課堂發言內容”的規則。哈佛甚至在學生入學前就對其“思想開放性”進行考察：2024年，學校在本科申請中新增了一道作文題，要求申請者用150詞描述一次“與他人產生強烈分歧”的經歷。（配圖說明：戴維·萊布森戴著藍色棒球帽，身穿棕色扣角領襯衫，坐在台階上，雙手交疊放在膝蓋上。經濟學教授戴維·萊布森協助領導了一個研究哈佛校園文化的教職小組，該小組發現了一系列問題。圖片來源：索菲·帕克/《紐約時報》）“課堂社會契約委員會”於2024年2月啟動相關工作。當時，哈佛及美國多所大學正因加薩戰爭爆發了分歧嚴重、有時甚至演變為肢體衝突的抗議活動。該委員會的使命是“尋找促進更多對話的方法”，並解答“哈佛教育的目的是什麼”這一核心問題。萊布森博士表示，學生逃課，就失去了“學習如何接納挑戰性觀點”的機會。即便學生到場，“他們也常常假裝完成了閱讀作業，導致課堂討論的成效遠低於應有的水平。這是對所有人時間的浪費，而且往往只有一名學生在主導整個課堂討論。”委員會在報告中指出，課堂本應是“自由交流思想的場所”。然而在2024年春季，僅有三分之一的哈佛大四學生表示，自己“在表達對爭議話題的個人感受和觀點時完全沒有顧慮”，這一比例較前一年的46%有所下降。配圖說明：從商店櫥窗的倒影中，可以看到一名身穿哈佛運動衫的學生正沿著人行道快步走過。哈佛本科教育學院院長阿曼達·克萊博表示，自疫情以來，該校的分數膨脹問題愈發嚴重。圖片來源：索菲·帕克/《紐約時報》）報告稱，學生不願發言，一方面是擔心“被社交排斥”，另一方面是害怕“自己的言論聽起來很愚蠢”。他們認為，要想取得好成績，就必須讓自己的觀點與教授保持一致；選擇課程時，首要考慮的是“能否輕鬆拿高分”，而非出於求知慾。或許，他們的“敷衍”也情有可原。哈佛本科教育學院院長阿曼達·克萊博指出，“分數膨脹”在疫情前就已成為嚴重問題，如今更是愈演愈烈。她說，2015年，哈佛約40%的課程成績為A；而現在，這一比例已升至約60%，其中半數增長髮生在遠端教學期間。克萊博博士表示：“學生非常擔心自己的未來，教職人員對此表示理解，因此會努力降低課程壓力。”報告還提到，教授們也擔心“如果評分標準過嚴，會收到負面的學生評價”。她指出，這導致學生不得不通過其他方式“凸顯自己的優勢”，比如加入更多社團、選修更多課程，或是選擇“雙專業”而非“單專業”。教授們在報告中寫道：“一些學生認為，將大量時間投入課外活動，是更有成就感、更有意義且更有用的選擇。”學生真的是問題所在嗎？“學生缺勤、黨派立場固化、學業表現不佳”已成為全國性問題，各類學校的教育工作者都對此深感擔憂。疫情期間，公立學校學生的“長期缺勤率”大幅上升。各地教授都擔心，學生正逐漸失去“完整讀完一本書”的耐力。而從全國性考試成績來看，學生的學業水平已跌至數十年來的最低水平之一。不過，這些趨勢在不同學校的表現有所不同。堪薩斯大學高等教育學教授莉薩·沃爾夫-溫德爾表示，在堪薩斯大學這類公立院校，學生逃課更多是因為“需要打工”。“必須讓學生覺得‘來上課是值得的’，”她說，“課堂內容得是那種‘無法獨自在宿舍完成學習’的類型。”雖然大學講座有時確實缺乏吸引力，但在過去，學生要麼去上課，要麼就得向同學借筆記。沃爾夫-溫德爾補充道，如今許多課程都提供遠端觀看服務，教授們必須更努力地“把學生吸引到課堂上”。“來上課的‘附加價值’是什麼？這是一種需要師生共同維繫的雙向關係。”在哈佛，一些學生反駁“問題出在學生身上”這一觀點。他們表示，在法律、金融等領域，“實習競爭”乃至最終的“就業競爭”都異常激烈。因此，他們別無選擇，只能投入大量時間參與社團活動——這些經歷既能展現個人興趣和技能，也能讓自己在“滿是A等生的哈佛同學中脫穎而出”。他們還稱，早在被哈佛錄取前，自己就已掌握了“平衡多工”的能力：正是這種能力，讓他們得以進入哈佛。（配圖說明：約書亞·舒爾策穿著灰色半拉鏈運動衫，背著背包，看向鏡頭，微微微笑。哈佛大二學生約書亞·舒爾策表示：“我們從小就被教導要平衡課外活動和學業。”圖片來源：索菲·帕克/《紐約時報》）“我們從小就被教導要平衡課外活動和學業，”哈佛大二學生約書亞·舒爾策說。他曾是紐約州長島公立學校威廉·弗洛伊德高中的畢業生代表，“想要進入這樣的學校——無論是不是哈佛——學生通常一生都要參與大量課外活動。他們入學後繼續這麼做，是很自然的事。”諾拉·庫圖佩斯·蓋蘇斯回憶，自己大一那年，彷彿“踩在停不下來的跑步機上”：為了完成社團董事會的工作，她常常熬夜，第二天早上便會逃課，去完成下一門課的作業，之後再看錯過課程的錄播視訊。今年升為大二學生後，她說自己正努力“少而精地做事”：“首要任務顯然永遠是成績。”哈佛的一項政策或許在一定程度上“助長了學生缺勤”——該校允許學生同時選修兩門上課時間衝突的課程。萊布森博士會告訴學生，“線下學習比看視訊學習效果更好”，但他也為“課程時間衝突仍可選修”的政策辯護，理由是哈佛許多課程的上課時間確實存在重疊。“如果不允許同時選課，很多學生會感到焦慮不已。”他說。對於那些來聽他講課的學生，萊布森博士試圖讓課堂討論更開放：他在課程大綱中提醒“其他學生可能持有不同觀點”，並告誡學生“不要以可能暴露發言者身份的方式，將課堂言論外傳”。大二學生舒爾策表示，“推動學生變得更開放”的初衷或許是好的，但他認為哈佛的環境只是問題的一部分。他說，另一部分原因是“當下社會和政治氛圍的極度兩極分化——這是整個世界的現狀”。 (邸報)

川普重啟被歐巴馬叫停的全美學生體能測試近日，川普簽署行政命令，重啟全美學生體能項目（Presidential Fitness Test），推廣“強健與卓越文化”，以提升美國青少年身體素質，應對學生健康水平下降的趨勢。而這項曾在1956年由艾森豪威爾啟動的全美學生體能測試項目，這項在美國校園實施了56年的測試項目，於2012年被歐巴馬叫停。全美學生體能測試的發起背景上世紀50年代，在美蘇的冷戰背景下，世界兩大陣容除了在軍事上的軍備競賽以外，同時還在各個領域展開激烈的較量。而國民身體素質和體育項目，自然成為美蘇爭霸的關鍵領域。1956年，一項名為“Kraus-Weber測試”的研究顯示，美國兒童的體能水平顯著低於歐洲同齡人。例如，51%的美國兒童未能通過基本的柔韌性和力量測試，而歐洲兒童失敗率僅為8%。這一結果引起了時任總統艾森豪威爾的關注，他認為青少年體能不足可能威脅國家安全，尤其是在軍事準備方面。為應對這一問題，艾森豪威爾於當年成立了“總統青少年體能委員會”（President’s Council on Youth Fitness），該委員會的任務是促進青少年體育活動，改善身體素質。1966年，林登·約翰遜（Lyndon B. Johnson）總統將委員會更名為“總統體育、健身與營養委員會”（President’s Council on Physical Fitness and Sports），並推出了標準化的體能測試項目，包括一英里跑、仰臥起坐、引體向上等項目，並正式成為全國範圍的學校體能評估工具。全美學生體能測試有那些項目？在1966年至2012年間在美國公立學校推行的體測，旨在評估學生的力量、耐力、柔韌性和心肺功能，測試項目設計簡單、可量化，主要適用於6-17歲的學生。根據美國國家檔案館和總統體育委員會的記錄，其核心測試項目如下：1. 一英里跑目的：測試心肺耐力和有氧運動能力。內容：根據學生的年齡和性別，需在規定時間（8-12分鐘）內完成一英里（約1.6公里）跑步。評分標準：根據完成時間評分。例如，12歲男生跑8分鐘以內可獲“總統獎章”，而10分鐘以上可能僅達“國家標準”。2. 仰臥起坐目的：評估腹部和核心肌群的力量與耐力。內容：學生在1分鐘內儘可能完成標準仰臥起坐。評分標準：例如，12歲男生1分鐘完成40-50次可獲總統獎章，30次為國家標準。3. 引體向上或屈臂懸垂目的：測試上肢和肩部力量。內容： 學生在單槓上完成儘可能多的標準引體向上。針對無法完成引體向上的學生可以考核屈臂懸垂，學生保持下巴過槓的懸垂姿勢，儘可能延長懸垂時間。評分標準：12歲男生完成5-10次引體向上可獲總統獎章，屈臂懸垂20秒以上為優秀。4. 立定跳遠目的：評估下肢爆發力和協調性。內容：學生雙腳站立，從固定位置起跳，儘可能跳遠，測量起跳點到著地點最近的距離。評分標準：例如，12歲男生跳1.5-2米可獲總統獎章，1.2米為國家標準。5. 仰臥背起目的：測試下背部和膕繩肌的柔韌性。內容：學生坐在地上，雙腿伸直，雙手向前儘量觸碰或超過腳尖，測量伸展距離。評分標準：例如，12歲女生觸碰腳尖外5釐米以上為優秀，觸及腳尖為合格。6. 穿梭跑目的：測試敏捷性和速度。內容：學生在10米距離間往返跑兩次，需在途中撿起和放下物體，記錄完成時間。評分標準：12歲男生10秒以內為優秀，12秒為合格。為了激勵學生，根據測試成績可獲得不同等級的獎勵：同年齡性別組成績前15%的學生，屬於卓越表現，可拿到總統獎章；達到基本合格標準，可以拿到國家獎章。以上這套測試被後來的歷任總統沿用，因為體測優秀的青少年學生可以拿到總統獎章，激發了全美的絕大部分學生參加鍛鍊的積極性，所以這項體測又以“總統體能測試”而聞名，美國校園崇尚體育之風也由此開始。歐巴馬為何叫停？歐巴馬認為，這套沿用幾十年的總統體能測試的設計過於單一，許多學生因無法達到標準而感到羞恥或壓力，特別是體能較弱或身體條件受限的學生。同時，在歐巴馬任期內，政府在校園強力推行包容性和多樣性的教育改革，認為這種測試可能對部分學生的心理健康產生負面影響。歐巴馬認為傳統體能測試的公開性，可能導致學生比如在全班面前不能完成引體向上的羞辱感，尤其對體能較弱的學生而言。於是在2012年，歐巴馬政府推出了“總統青年健身計畫”（Presidential Youth Fitness Program, PYFP），取代原有的體能測試，重點從測試競爭轉向健康指導。其實歐巴馬政策通俗點來說就是“因噎廢食”，有小部分人做不到，為了照顧他們的情緒那麼幹脆大家都別做了，他的理念推崇迴避而不是鼓勵學生直面競爭。歐巴馬政策的後遺症歐巴馬推行的“總統青年健身計畫”PYFP缺乏統一可量化的考核標準，導致實施效果因學校而異，難以評估全國效果。同時，相比體能測試的總統獎章等激勵機制，PYFP缺乏對學生明確的鼓勵，難以激發學生參與熱情。根據CDC資料顯示，20世紀60年代美國青少年肥胖率的5%左右，而2012-2020年間，美國12-19歲青少年肥胖率約為21.2%。雖然肥胖率除體育運動外，飲食和作息習慣也有很大的影響，但缺乏必要的體育鍛鍊必然會導致青少年的肥胖率上升。沒有運動積極性，缺乏體育鍛鍊，最終導致青少年肥胖率上升，這無疑是歐巴馬政策給美國校園體育帶來最直接的後遺症。川普為何重啟體測青少年身體素質對於國家而言，這不只是個人健康問題，更是國家競爭力的問題。 體育也在無形中，塑造出一代人的紀律、耐力、身體素質，甚至團隊精神。而美國總統體能測評也不是簡單的體育考試，它也曾是美國冷戰時期展現國力的一部分。在歐巴馬取消體測項目後，美國公立學校的體育教育資源逐漸減少。根據美國國家教育統計中心（NCES）資料，2012年至2020年間，公立學校每周的體育課時數顯著減少，部分學校甚至取消了體育課，這直接導致美國教育推崇體育的風氣逐年下滑。跟全世界各國一樣，現代美國青少年面臨更為嚴重的“宅文化”挑戰，美國電子裝置的超高普及率導致螢幕時間增加，戶外活動減少。根據美國兒科學會（AAP）資料，青少年每天的螢幕時間平均超過7小時，遠超標準的2小時。這直接減少了學生們的體育活動時間，增加了肥胖風險。就在美國青少年肥胖和健康問題近年來持續惡化的當下，重返白宮的川普重啟自2012年停止的全國學生體能項目，並重建“總統體育、健身與營養委員會”（President’s Council on Sports, Fitness, and Nutrition）。近年來美國教育過於強調“包容性”而忽視競爭，導致學生缺乏競爭動力。川普政府認為，體能測試通過設定明確的目標和總統獎章的獎勵，鼓勵學生追求卓越。這種競爭導向的理念與川普政府在經濟、教育等領域的政策一致，旨在通過激勵機制提升個體表現。這不僅是川普對社會對競爭精神的呼聲的回應，也是他對歐巴馬“包容性”和“多元化”教育理念的反擊。為了擴大重啟體測項目的公眾影響力，調動學生和家長們的積極性和關注度，川普在簽署行政命令的現場還邀請了一批著名的職業運動員參與：布賴森·德尚博（Bryson DeChambeau）：職業高爾夫球手哈里森·巴特克（Harrison Butker）：NFL堪薩斯城酋長隊的踢球手安妮卡·索倫斯坦（Annika Sörenstam）：瑞典職業高爾夫球傳奇人物斯蒂芬·索洛威博士（Dr. Stephen Soloway）：健康或體育相關領域的專家保羅·萊維斯克，（Paul Levesque）：職業摔跤手及WWE高管勞倫斯·泰勒（Lawrence Taylor）：NFL傳奇線衛，名人堂成員由此可見，川普重啟全美學生體測項目是認真的。結語川普重啟全美學生總統體測，看起來像一次恢復體育教育的行動，但本質上是一次傳統價值觀的回歸，他要以國家等級的重視度，重新塑造美國年輕一代的身體素質和競爭動力。1956年，艾森豪威爾感受到歐洲和蘇聯的壓力，發起這項體測；2025年，川普重新上線這套體測項目。都是美國感受到巨大“內外壓力”的時候：國際上的競爭、內政上的撕裂、製造業的流失、巨額的債務等等。青少年是國家的未來，歐巴馬的“包容性”和“多元化”教育理念無形中推崇的是一種平庸教育，讓學生不敢直面自己的弱點，從而迴避競爭。試圖培養一群孱弱的，容易被民主黨掌控的年輕人。但這個世界，本來就是一個競爭的世界。小到人與人之間的競爭，大到國與國之間的競爭，競爭無處不在。而在商海打拚數十年，跟民主黨你死我活競爭近十年的川普，很清楚競爭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對於年輕人來說，體育運動就是培養他們競爭性的最直接和成本最低的方式。所以，運動在未來的美國校園，不再是學生自我的選修課，而是必修課。這不是一次簡單的體育測試重啟，而是川普的體能戰略的重啟。川普將以國家的名義，撇棄歐巴馬的“包容性”教育，重新喚醒美國的尚武精神。 (南文觀世界)

在原本充滿期待、值得慶祝的畢業季，位於美國東北部馬薩諸塞州波士頓市劍橋城的哈佛大學校園卻籠罩在一片緊張與不安的氛圍中。在剛剛過去的周末，新華社記者在哈佛校園採訪時發現，聯邦政府禁止哈佛大學招收國際學生的政策引發震驚與憤怒。雖然哈佛已就此對聯邦政府發起法律訴訟，馬薩諸塞州聯邦地區法院法官也暫時叫停這項禁令，但這一政策所傳遞的訊號，仍讓眾多在美留學、或計畫赴美留學的國際學生不寒而慄。24日，哈佛校園細雨飄落。採訪中，很多學生並不願意談論這個話題，即使願意開口的人，很多因擔心招致美國政府報復也不願意留下姓名。一名來自加拿大的歷史系在讀博士生匿名告訴記者，得知美國政府禁令的第一反應是“憤怒，同時也感到緊張，緊張的是我自己的處境，而憤怒是對美國政府”。“這簡直荒謬至極。”這名加拿大學生說，當下他不得不考慮多個備選方案。“如果我失去簽證，最好的情形是通過另一所美國大學的擔保獲得新的簽證，這至少能讓我留在美國繼續讀書。如果情況惡化到無法挽回的地步，我會轉去其他國家完成學業。”來自澳大利亞的統計學博士生詹姆斯拒絕透露全名。他告訴記者，得知消息時，“我甚至不確定我們生活的是真實世界，還是我身處夢境”。這根本不像是一個理性政府會採取的行為，“這太瘋狂了”。詹姆斯認為，即使最終哈佛招收國際生的資質不被撤銷，但政策對未來造成的不確定性本身就“已經造成了傷害”。即將從甘迺迪政府學院畢業的中國留學生王越峰告訴記者，儘管之前有些許徵兆，但他得知消息後仍然“有些震驚”。聯邦政府凍結撥款、削減資金都是針對校方，而“這一次它非常精準地打擊到學生身上”。“本科生目前還可以轉學，他們的專業管道相對來說比較開放，然而像碩士生、博士生，如果想轉到其他學校，去跟隨另外一個導師，基本上意味著要重新申請，之前的學術研究都要另起爐灶。”王越峰說，“大家目前都要為最壞的情況做準備。”王越峰認為，“禁招令”這種事情的發生“很悲哀”，對美國吸引外來人才的整體環境而言，勢必造成消極影響。川普再次入主白宮後，已經對美國多所高校“開火”，聲稱如果校方不調整政策，將面臨削減資金的後果。川普政府的主要要求包括根除“校園內的反猶主義”、廢除高校向少數族裔傾斜的多元化舉措等。美國輿論普遍認為，川普政府重點針對哈佛等高校，因為共和黨認為這些大學是左翼自由派或者民主黨的大本營。數十億資金被凍結、免稅地位岌岌可危、多項調查接踵而至，哈佛大學正面臨前所未有的危機。本月22日，美國國土安全部宣佈取消哈佛大學獲得的學生和交流學者項目資質，禁止該校招收國際學生，成為川普政府對哈佛大學進行打壓的最新舉措。“這不僅僅是一個行政決定，（它表明）國際學生不再被視為美國學術體系的組成部分，而是一個可以被犧牲的‘變數’。”曾於2020年至2022年在甘迺迪政府學院攻讀碩士學位的哈佛校友田野接受新華社記者採訪時說。田野認為，“新政策對國際學生構成巨大威脅，不僅動搖了許多學子的信心，也讓人質疑，美國是否真正歡迎全球優秀人才”。 (環球雜誌)

當地時間5月1日，美國眾議院以320票贊成、91票反對的投票結果通過了「反猶太主義意識法案」（Antisemitism Awareness Act），以打擊大學校園的反猶太主義行為。 紐約州共和黨人麥克·勞勒提出了這項法案。該法案將要求教育部在執行反歧視法時，使用「國際大屠殺紀念聯盟」對反猶太主義的定義。 該法院後續將提交至參議院進行投票表決。（環球網）

美國前總統川普4月23日猛烈抨擊美國大學校園內因以哈衝突而發生的一系列抗議活動，形容是國家的恥辱，並將責任歸咎於總統拜登。 川普23日在抵達曼哈頓法院接受「封口費」審判時，對美國大學校園內的抗議活動發表了評論，稱正在發生的事情是美國的恥辱。川普也指責這都是拜登的錯，說拜登沒有同情心，是美國國家史上最糟糕的總統。 美國前總統 川普： 在大學和學院發生的事情，哥倫比亞大學、紐約大學和其他學院，都是一種恥辱，都是拜登的錯。大家都知道，他沒有訊息，他沒有同情心，也不知道自己在做什麼，坦白說，他連兩句話都說不清，他是我們國家史上最糟糕的總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