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輸出到歐盟的“氣”，越來越多了。當地時間11月6日至7日，第六屆跨大西洋能源合作夥伴會議（P-TEC）在希臘雅典熱鬧鬧地開了場，乍聽起來，這是個雙贏的宏大敘事：歐洲能源安全有了新保障，美國戰略影響力再下一城。會議現場，美國能源部長賴特、內政部長伯格姆、國務院副國務卿裡加斯，以及歐盟能源和住房專員約根森、希臘環境和能源部長帕帕斯塔夫魯等美歐高級官員笑容滿面地握手合影，話題焦點是那條雄心勃勃的「垂直天然氣走廊」－一條從希臘港口向北延伸，串聯起保加利亞、羅馬尼亞、烏克蘭等國的管道系統，號稱要把美國的LNG（液化天然氣）像動脈輸血一樣，源源不斷注入中東歐的能源心臟。而這一切，都與那份備受爭議的美歐7,500億美元能源貿易協定緊密捆綁。這張紙約定歐盟在2026至2028三年間，每年從美國採購2500億美元能源產品，總額高達7500億美元，被川普譽為“歷史性勝利”、被馮德萊恩稱為“艱難的好協議”的天價訂單，從誕生之初就散發著濃重的“政治速效救心丸”氣味，經過謹慎的市場謹慎市場。第一個致命疑問直指歐洲的胃口：它真能吞下這史無前例的能源洪流嗎？數據顯示，2024年歐盟從美國進口的能源總額尚不足800億美元，僅為新協議年度目標的三分之一。若要達標，意味著歐盟需在短短三年內將對美能源進口額提升三倍以上，使其67%的能源需求都掛在美國的帳單上。這無異於要求歐洲的能源食道進行一場違反客觀規律的急速擴張。而且，歐盟的天然氣需求在再生能源衝擊下正步入長期下行通道，國際能源智庫預測2030年將下降7%。一邊是需求萎縮，一邊卻要強行塞入超額供給，歐盟的能源市場儼然成了政治意志下的填鴨式餐桌。第二個疑問甩給了大洋彼岸的美國供應商：他們真有能力且願意充當這個「救世主」嗎？美國的液化天然氣（LNG）終端早已壓力山大，僅有的6座出口設施集中在墨西哥灣，幾乎全部滿載運轉。即便規劃中的Plaquemines、Golden Pass等項目全數投產，也僅能提升約50%的產能，相對於歐盟所需的數倍增量，不過是杯水車薪。而美國煉油產業出口負荷率已高達89%，挪威能源研究機構分析師直言，美國石油產量已趨於平穩，未來甚至可能下降，要滿足歐盟需求「難度極高」。更關鍵的是，讓精明的美國能源商放棄利潤更高、增長更快的亞洲市場（2024年對亞洲LNG出口佔比達58%，比歐洲高出21個百分點），轉而將八成的全球能源出口量定向輸往歐洲，這簡直是讓資本“丟下西瓜”，違背了最基本的市場逐利邏輯。美國能源資訊署的預測也潑來冷水：到2028年的出口成長，只能指望目前已宣布的設施。這7500億美元的大餅，畫得再大，也難敵產能天花板堅硬如鐵。第三個障礙，橫亙在波濤洶湧的大西洋上：運輸能力這關，過得去嗎？全球LNG運輸船隊僅700餘艘，七成已被長期租約鎖定。業界計算，要滿足協議需求，需緊急新增200艘以上運輸船，而單船建造周期長達三年。這「船到用時方恨少」的窘境，如同想用吸管喝光整個游泳池的水，雄心可嘉，現實骨感。既然目標如此荒謬（荷蘭國際集團分析師華倫·帕特森直言“必須讓所有能源貿易改道，根本不可能實現”），為何歐盟仍要簽下這紙賣身契？答案藏在美歐的關稅博弈與歐盟的內部政治算計中。其一，這是在川普關稅大棒下的「保命」妥協。美國曾威脅對歐盟汽車、鋼鐵等關鍵產業加徵25%的懲罰性關稅，將讓本已步履蹣跚的歐洲經濟雪上加霜。歐盟委員會不得不以能源採購的空頭支票，換取關稅的“緩刑執行”，保護岌岌可危的對美出口。這本質上是一場政治邏輯對市場法則的強行干預，用未來的能源枷鎖，換取眼前的貿易喘息。其二，這是歐盟內部政治博弈的扭曲產物。在地緣政治焦慮（尤其是「去俄羅斯化」）的驅動下，經濟理性與氣候承諾被拋諸腦後。正如ICIS分析師所批評的，「歐盟購買更多油氣產品與其綠色轉型目標背道而馳」。為了所謂的「戰略自主」而加深對單一國家的能源依賴，無疑是南轅北轍的諷刺劇。明明嚥不下那麼多“美國氣”，卻偏要硬咽的後果，歐洲正在默默承受。首當其衝的，是歐盟能源自主權的進一步喪失。美國油氣的強勢湧入，直接推高了能源成本——估算顯示，歐盟能源進口成本將上升57%，相當於每個家庭每年多支付680歐元，歐盟將能源命脈從俄羅斯轉向美國，簡直是「前門拒狼，後門進虎」。能源價格的穩定上漲，也逐步削弱了歐洲工業的競爭力，高耗能產業外遷趨勢加劇，俄羅斯外長拉夫羅夫所警告的「導致歐洲去工業化」並非危言聳聽。農民的日子也越來越難過。德國經濟研究所估算，僅對美國農產品降稅一項，就可能導致歐洲農民年損40億歐元，若疊加進口美國油氣帶來的能源成本，衝擊可想而知。更深層的裂痕正在歐盟內部蔓延。能源政策的強制捆綁，將進一步撕裂歐盟內部。西歐國家早已深度綁定美國能源，而中東歐國家長期依賴俄羅斯能源供應，匈牙利86%的石油來自俄羅斯，保加利亞的燃料市場高度依賴俄羅斯盧克石油公司的煉油廠。 「垂直天然氣走廊」的推進，本質上是逼迫中東歐國家撕毀現有長期協議，轉而採購高價美國油氣。但這種強制轉型不僅面臨巨額違約成本——油氣進口商若撕毀現有LNG合同，將面臨巨額罰金，更會引發中東歐國家的強烈抵觸。 11月7日，匈牙利總理歐爾班專程訪美尋求俄油進口豁免，正是這種內部矛盾的一種體現。當西歐為了地緣政治犧牲中東歐的經濟利益，本就內部矛盾的歐盟將面臨更大的離心危機。 「垂直天然氣走廊」看似是歐盟團結的象徵，其實是分裂的加速器。如今，歐盟這場「依附美國霸權，忽略多邊合作」的戰略短視，正將其推向加速衰退的軌道。若歐盟持續對美國逆來順受，其全球貿易份額將下降，經濟成長未來五年或下滑0.8個百分點（WTO數據）。在全球能源格局重塑的關鍵時期，歐盟本應憑藉其市場規模加速推進能源進口多元化，大力發展再生能源，建構真正有彈性的能源體系。但歐盟的政治菁英們卻在地緣政治的迷思中，選擇一頭扎進美國的“能源懷抱”，將能源安全的命運拱手奉上。當「美國氣」不僅充斥於歐洲的能源輸送管道，更瀰漫在其決策殿堂時，一個無奈的疑問愈發清晰：這種「美國出'氣'，歐盟受著」的局面，那些面對不斷上漲的能源帳單、擔憂產業前景、感受著內部裂痕擴大的歐洲老百姓，究竟還能忍受多久？或許正如歐洲網友的調侃：「歐盟談判跪得太徹底，卻忘了自己還有站起來的權利」。 (有理兒有面)

【導讀】2025年9月19日晚，中美元首再次通話，這是繼1月祝賀當選、6月關稅風波後，兩國領導人年內的第三次溝通。本次通話就當前中美關係和共同關心的話題坦誠深入交換意見，並就經貿合作、Tiktok解決方案等具體問題進行溝通。本文指出，川普2.0是一場“非自由主義轉向”，其核心是“去意識形態化”。這一轉變可解釋美方在通話中為何不再強調價值立場，而是更側重關稅、tiktok等現實經濟利益。在世界格局由清晰變得渾濁之時，傳統左右政治光譜正在瓦解，“誰是敵人、誰是朋友”的問題變得更加複雜。在此背景下，我們有必要切近審視這一新意識形態光譜，討論中國在其中的定位與國家利益。作者認為，全球意識形態經歷了萌芽-大左右-單極時刻-多極世界。自2016年起，美國的意識形態光譜發生了根本性的裂變，MAGA運動打破原有“小左右”格局，正在西方開創一種新的政治光譜。在這一新譜中，左右之分讓位於對世界秩序主張的差異，左翼追求多極化，而右翼試圖維護單極化。在目前美國正在推動的去全球化影響下，中國和全球南方國家必須推動以多極主義為意識形態敘事的“再全球化”，尋求繼續發展和化解人類生存問題，才能實現符合中國和世界長遠利益的國際新秩序。世界意識形態光譜的裂變與21世紀的再全球化20世紀以來，現代政治意識形態在全世界範圍內被分佈在一個左右兩元對立的光譜上。這當然是一個過於簡單化的抽象格局，但確實也概括了這一百多年來幾乎每一個國家和地區內部以及它們之間的政治取向和政治鬥爭的結構。一個普通的政治系本科生就可以把所有政黨和政權的“政治三觀”都在這個光譜上放到適合的位置，從而決定身份認同、設立政治站隊和研究鬥爭戰略。然而，在後冷戰時代全球化從鼎盛走向終結的二十多年裡，這個意識形態光譜在世界各地發生了裂變，原本清晰的格局變得渾濁，國與國之間和國家內部的政治力量脫離了傳統左右政治光譜的結構，以至於“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這個問題又變得相當複雜。本文在簡單梳理傳統左右意識形態光譜的結構的基礎上，試圖分析和解讀裂變發生的過程和驅動力，以及裂變後的意識形態生態，觀察和探索一個可能正在形成的新意識形態光譜，討論中國在這個新意識形態生態裡的定位與國家利益，並提出一些對關於中國正在參與重塑的21世紀世界格局的設想。▍從十月革命到二戰：左右的宏大敘事十月革命啟動了20世紀左右意識形態光譜的宏大敘事——“大左右”。左就是蘇聯代表的共產主義理想、社會主義制度與國際主義的世界觀。這個世界觀有半個多世紀馬克思主義的思想鋪墊，但總體來說是大革命的產物，是一種騰空而起的政治。在這個宏大敘事之下，美國和部分西歐國家處在一個中間地帶。這些國家的國內政治在“小左右”的敘事裡發生，即受蘇聯影響代表勞工利益的左派與堅持資本主義代表資本力量的右派之間的鬥爭。在這個小敘事裡，戰後美國政治的趨向是偏左翼的，國內政治最終定位在了保護勞工的羅斯福新政。[1]當時分佈在非洲、拉丁美洲和亞洲的廣大被殖民地區的民族，基本都屬於左傾的政治趨向，這主要反映在反殖民、反帝國主義的立場和爭取民族獨立的鬥爭上，馬克思列寧主義是它們的重要思想武器。[2]從那個時代開始，圍繞主權展開的鬥爭就是橫跨左右的。在世界範圍內，反殖民國家和地區的政治力量通過爭取主權，從左翼與帝國主義鬥爭。在西方，針對主要是左翼的國際主義，出現了右翼的主權派。美國反對參加一戰和二戰並抵制國際聯盟的政治力量，就屬於後者。[3]總的來說，這個時代的左右鬥爭在現實層面主要圍繞工業革命對人類社會的衝擊展開。在工業化國家內部，資本的獨霸造成大規模不平等，大量民眾的生活無法得到保障。在國際層面，先發工業化的西方國家在世界各地進行前所未有的武力掠奪。簡單來說，當時的右，是要保護工業化的既得利益階層和國家；當時的左，則是要為廣大勞工爭取權益，為被掠奪和殖民的民族爭取獨立解放。[4]中國的左右政治也是那個時代的縮影，體現為共產主義革命與民族獨立鬥爭的結合，這個結合是現代中國建國的基因，對日後影響深遠。▍冷戰二戰結束後，世界迅速進入了美蘇兩大陣營對抗的冷戰時代，意識形態左右的光譜變得格外清晰。在半個世紀的冷戰期間，蘇聯為首的華約陣營主張社會主義和國際主義，美國為首的西方陣營主張資本主義和主權主義[5]，形成了鮮明的國際“大左右”格局。第三世界的開發中國家有選邊站的，也有中立的。比如菲律賓和阿根廷是右的，非洲大多數國家是左的。在兩大陣營內部，各國政治則在“小左右”的光譜上搖擺。在西方，左主要是在資本主義框架裡的福利社會政治，包括高稅收、高福利、保護勞工等；右則是保護資本利益的低稅收、小政府政治。在華約陣營裡，左是對社會主義和計畫經濟的堅持，右則是在社會主義框架裡實施某種程度的市場經濟的主張。在冷戰期間，中國的國際站位是橫跨左右的。從新中國成立初期，中國的定位是明顯偏左的，主張計畫經濟和國際主義。70年代後，中國與蘇聯發生隔閡，之後與美國建交。[6]▍後冷戰時代與全球化蘇聯解體後，世界的左右格局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國際層面的“大左右”基本消失了，冷戰時代西方主導的右在全球範圍內形成了意識形態的單極霸權，自由主義和新自由主義的整套思想體系超越了左右，成為所謂的普世價值和歷史終結論。很多學者把這個時代稱為“單極時刻”。[7]這個思想體系把歐洲所謂的啟蒙運動的哲學理念打包成了當代政治、經濟和地緣政治的意識形態複合體，在全球強勢推廣。這個意識形態複合體包括以下要素：個人是人類社會的根本原子單位，享有天賦權利；多黨選舉和分權制約是唯一正當的政治制度；脫離政治的獨立司法是唯一正當的法治；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是全球經濟的唯一有效制度。在這個複合體裡，言論自由、新聞自由等權利，還有種族身份認同、性別身份認同、性取向身份認同甚至性別身份選項，都是個人主權不斷擴大的工具和表現。自由主義意識形態的核心就是普世性，自由主義者們相信他們的價值觀是超越任何文化、宗教、國家甚至歷史的，是最終必須被全人類接受，並實現於每個國家的政治制度、經濟制度和社會結構的。以自由主義為原教旨的意識形態的普世化，以新自由主義為指南的國內經濟政策和全球化經濟建構，成為單極時刻籠罩整個世界的宏大敘事。意識形態光譜在實質上脫離了傳統的左右，政黨和國家的政治定位取決於它們對自由主義宏大敘事的皈依程度。在國際層面，美國在自由主義的最極端，俄羅斯則從葉利欽時代鐘擺到抵抗自由主義的普丁時代。在國內政治層面，各個政黨在自由主義和新自由主義的菜單上點適合自己利益和立場的菜。比如，美國民主黨在文化上更趨向於身份認同政治，他們因此被稱為左翼的自由派，但在經濟上，民主黨不斷向共和黨主導的新自由主義靠攏，兩黨同時往資本的利益傾斜，這樣的“左”在實質上完全背離了20世紀意識形態光譜上的左的定義。在國際政治上，民主黨的自由主義干涉派和共和黨的新保守主義派，都主張用政治、經濟甚至軍事手段實現自由主義的普世化。在這個時代，中國又一次處在中間地帶。中國在後冷戰時代以拒絕皈依自由主義和新自由主義，以吸納西方市場經濟的方式大規模融入全球化，並成為全球化最重要的主導力量之一。在國際事務上，中國堅持和平共處五項基本原則，堅決抵制西方的自由主義普世化。▍全球化轉變導致的意識形態裂變與後全球化時代：從單極時刻到多極世界從2008年的金融危機到2016年川普第一次當選美國總統，全球化在西方發生了重大轉變，從而導致整個世界的意識形態發生裂變。這一輪全球化從20世紀90年代初開始，在2001年中國加入世貿組織時達到頂峰。這一輪全球化主要由美國引領並制定規則，以全球貿易和包括金融在內的經濟一體化為政策表現，但內在驅動力卻含有很強的意識形態性——自由主義的政治觀及其延伸出的新自由主義經濟論。[8]中國在根本上和整體上拒絕了這個意識形態核心，卻在經濟結構上全面融入了全球化，並在規則上遵守了全球化的框架，成為全球化的重要參與者和引領者。全球化創造了極大的經濟價值，中國一躍成為以購買力平價計算的全球第一大經濟體，美國與整個西方的總體財富也大大增加。然而，開發中國家的多數國家和地區收益並不大。最重要的是，在美國和西方內部，全球化的利益分配也極其不均，絕大部分新增財富被頂端利益集團吞併，中下層的大多數人則承擔了去工業化的巨大經濟和社會成本。同時，全球化以及自由主義意識形態導致的文化衝擊，對西方社會的內部結構造成了很大的破壞，影響到了西方在二戰後形成的政治穩定和社會共識。[9]美國和以北約為首的軍事聯盟，在全球範圍內強行干涉大量國家和地區的政治和經濟，輕則用它們控制的國際機構（如IMF）的經濟手段，強則用革命甚至戰爭的手段。這樣的大範圍對外強行干涉有利益驅動，也有意識形態驅動，但都導致了“帝國過度擴張”[10]。這種過度擴張給美國和整個西方帶來了巨大的結構性成本，加劇了它們內部的社會和政治的分裂。20世紀形成的較穩定的左右意識形態光譜，在這個大背景下發生了裂變。（一）美國冷戰後，隨著蘇聯的解體，在美國和西方內部，“大左右”的光譜基本消失了，之前的右成了整個政治光譜。在這個大右的範圍內，意識形態光譜只剩下“小左右”之分。在經濟上，以美國民主黨為代表的左，從克林頓開始就已經基本上放棄了勞工利益，往新自由主義傾斜，主張小政府、降低福利、保護資本、自由貿易。在經濟社會層面，兩黨都站在資本利益的一方，推動了美國的去工業化。在移民政策上，兩黨總的來說保護移民權益，對非法移民也相對寬鬆，只是在度上有所差別。在外交事務上，民主黨也基本放棄了之前左翼的鴿派道路，推行自由主義干涉政策。以美國共和黨為代表的右，在經濟上是新自由主義的最早倡行者，比民主黨更支援小政府、低稅收、低福利、保護資本和自由貿易。外交事務上以新保守主義為政策導向，與民主黨的自由主義干涉政策異曲同工。[11]在這種政治導向下，兩個政黨、克林頓、小布什和歐巴馬三個總統的24年任期內，革命和軍事衝突從未消停。在這個小左右的光譜上，民主黨和共和黨之間的差別主要集中在文化價值觀、種族政治和環保氣候政治上。雙方在價值觀上的對立鮮明，民主黨堅持墮胎合法化，共和黨要限制墮胎；民主黨要限制私有槍支，共和黨認為持槍是憲法賦予的公民權利。民主黨主張所謂的多元文化主義，推動少數族群和少數性取向群體的身份認同政治，實施所謂的積極平權政策，在學校招生和職業市場上不斷要求對少數族群和少數性取向群體執行優惠性差別待遇。這些政治主張經過多年演變後形成了所謂的“覺醒主義”。共和黨大多反對這些基於身份認同的政治主張，支援和維護偏古典的個人主義。這裡要提醒的是，民主黨支援的身份認同政治並非集體主義，而是個人主義被放大的一種表現。在身份認同政治裡，群體的意義是幫助個人突破被視為限制個人發展的傳統社會價值觀，覺醒主義的意識形態譜系來自極端現代性自由主義。[12]在環保和氣候問題上，民主黨一般主張對企業加強管控，實行較嚴格的環境法規，共和黨則更支援企業和自由市場。然而，這個“小左右”格局在2016年被全面打破了。從2016年到2024年，美國的意識形態光譜發生了根本性的裂變，“小左右”格局可能一去不復返了。新光譜的一端是“讓美國再次偉大“（MAGA）運動所代表的全新意識形態，另一端則是包含後冷戰時代整個“小左右”光譜的自由主義意識形態。很多媒體報導把川普為首的MAGA運動歸為右翼甚至極右，但這樣的歸類是錯位的。雖然MAGA的一些政治主張（如反對墮胎合法化）與之前“小左右”光譜上的右派一致，但它們的很多政治主張（如貿易保護與再工業化）更接近“小左右”光譜上的左翼。MAGA造成的左右渾濁，在2024年美國總統大選的站隊上體現得淋漓盡致。前共和黨副總統切尼多年來一直是被民主黨深惡痛絕的極右政客，這次卻支援了民主黨總統候選人哈里斯，他的女兒利茲·切尼（前共和黨眾議員）還強勢參與了哈里斯的競選活動。大多在共和黨內根基很深的建制派，如老布什和小布什等，從2016年開始都是極力反對川普和MAGA運動的。當代西方的學界、政治精英階層和大眾媒體通常把MAGA和其歐洲的同路勢力稱為民粹主義。然而，這裡的民粹主義的內涵是模糊的，更多是西方建制派對這一運動的負面標籤，把這個正在顛覆自由主義意識形態基石的運動歸類為眾人的無知和反智。MAGA的真正意義遠大於所謂的民粹主義，它正在打破“小左右”的格局，並且可能在美國乃至整個西方世界開創一個新的政治大光譜。在政治問題和理論術語裡，人們往往把具有革命性的因素歸為左，把保守的力量歸為右。因為MAGA顯然是一個革命性的運動，其反對者則是試圖維持自由主義秩序的所謂建制派，也就是相對保守的政治力量。筆者暫且把MAGA放在這個也許正在形成的政治大光譜的左端，把共和、民主兩黨裡的自由主義建制派放在右端。MAGA派現在入主了白宮，在國會兩院獲得了大多數，聯邦最高法院裡的大多數大法官也傾向於他們的政治立場。他們的國內政策導向，與整個“小左右”光譜上幾十年來形成的左右共識反其道而行之。在文化價值觀領域，MAGA派推翻了近幾十年的主流政治，迅速且強勢地取消了政府和社會的大量覺醒主義政策，試圖重建基督教傳統價值觀。他們也正在執行較強勢的反移民政策。在社會和經濟治理上，MAGA派包含較強烈的自由意志主義，馬斯克是代表人物之一。這裡要注意的是，自由意志主義和自由主義有著根本性的不同，在很多地方甚至是對立的，自由意志主義的自由是沒有自由主義價值觀的自由，是超道德的。[13]在對外事務上，MAGA派迅速並全方位拋棄了自由主義建制派的整個政策體系。短期影響最大的，也許就是從強力支援烏克蘭，轉向基本接受俄羅斯對衝突的敘事，試圖越過歐洲和烏克蘭與俄羅斯談判停戰，並與俄羅斯修好。MAGA的外交事務觀似乎結合了孤立主義和擴張主義，這看上去是矛盾的，但其實未必。MAGA派的政策趨向很可能是老羅斯福式的強硬擴張，但這次主要針對西半球，主要是現實主義利益驅動，意識形態性很弱，有相當大的機率會在西太平洋甚至歐洲減少軍事存在。MAGA的自由意志主義傾向也正在大大減低美國外交政策裡的意識形態成分，以普世價值為由干涉他國政治的行為可能會大大減少。[14]最值得關注的是意識形態層面，MAGA運動的形成有深厚的社會、經濟和歷史背景。自由主義政治力量在後冷戰時代在共和、民主兩黨取得了主導地位，全方位奪取了美國政治體制的權力機制和社會的話語權。他們推行的資本主義全球化、極端個人主義的覺醒政治和世界範圍內的普世價值，侵蝕了美國社會內部的整體性，造成了幾乎百年未有的內部大分裂。總結近二十多年來美國內部的意識形態思潮，可以發現斷層線並不在傳統的兩黨政治之間，而是在維護後冷戰時代自由主義的整體制度和這個制度下的受害群體的集體反擊力量之間。後者現在似乎奪取了共和黨的控制權，民主黨則牢牢地掌握在自由主義建制派手中。共和黨內的自由主義者現在處在沉默狀態，或倒向支援民主黨。在國際層面也是如此。范斯在2025年慕尼黑安全會議上的發言，以及2月底川普和范斯與澤倫斯基在白宮發生的爭吵，似乎顯示美國在世界意識形態光譜上的定位已經發生了質的裂變，走到歐洲乃至整個西方和非西方國家內支援西方意識形態的勢力的對立面。後冷戰時代在歐洲被排擠的反自由主義（或非自由主義）政治力量（如匈牙利的歐爾班、德國的選擇黨等）突然獲得了一個巨大的領導者——美國。美國正在完全拋棄後冷戰時代形成的橫跨兩黨的自由主義干涉主義和新保守主義的共同綱領，重新定位成非自由主義的現實主義。這個變化在美國最近發動的關稅戰上得到了體現。之前建制派發動的針對中國的經濟攻擊，都有強烈的意識形態定位，比如拜登政府很注重團結價值觀相同的自由主義國家一起遏制中國的經濟發展，而川普的關稅戰則是針對包括自由主義西方國家在內的所有國家，利益驅動超越了意識形態。在美國的對外政策上，由此形成了左端的非自由主義、現實主義革命派和右端的自由主義保守建制派對壘的新光譜。MAGA運動對中國的影響無疑是深遠的。因為中美關係在本世紀世界格局裡的核心地位，其對整個世界的影響也是巨大的。當下，美國的對華政策正從拜登政府的意識形態、政治、經濟和軍事整體的結盟遏制，極速轉向美國針對經濟利益單挑中國。這個轉向能否持續下去，仍有待觀察。（二）歐洲/歐盟同樣的意識形態裂變在歐洲也在發生，不過程度有所不同，背後的原因與美國有重疊，也有差異。在思想層面，歐洲各國對自由主義的反思已持續多年。歐洲的福利社會對美國式資本主義造成的不平等和分裂起到了一定的平衡作用。但在很多社會和文化領域，歐盟的跨民族政治，大量來自西方以外（特別是伊斯蘭國家）的移民，同樣正在改變歐洲各國政治原本的斷層線。[15]匈牙利和波蘭的非自由主義力量早在美國MAGA之前就奪取了本國政權並改造了社會意識形態結構，義大利可能在進行改變中。在歐洲主要國家中，反自由主義和非自由主義政治力量也在持續崛起。法國的國民聯盟、德國的選擇黨和英國脫歐形成的政治力量，都在民意上逐漸形成至少半壁江山，並有可能奪取政權。同樣的情況也在一批中型國家發生，如荷蘭的自由黨、斯洛伐克的社會民主-方向黨、奧地利的自由黨、羅馬尼亞被禁止參選的“極右翼”政客傑奧爾傑斯庫和大選第一輪得票最高的西米翁。值得一提的是，歐洲的反自由主義和非自由主義力量獲得政權的途徑與美國不同，MAGA運動是通過獲得共和黨的控制權得到政權，歐洲各國則是通過成立新政黨，這也許使得它們遇到的阻力更大。在歐洲，因為國家眾多，還沒有一個如MAGA那樣覆蓋全歐洲的政治運動或組織，我們暫且借用匈牙利總理歐爾班的術語——“非自由主義”，來命名這股也許正在形成的顛覆歐洲自由主義意識形態和制度的政治力量。[16]雖然不同歐洲國家的國內政治差異不小，但這些非自由主義政黨在很多政治和政策問題上的站位是高度相似的。它們一致主張縮緊移民政策，對它們來說，移民不只是一個經濟問題，更是一個文化和身份認同問題。同時，它們抵制主要源於美國的覺醒主義，認為歐洲必須維護基督教文化。這種對西方文化被侵蝕所引發的危機感，造成了一個很有趣的現象：歐洲各國的一些自由主義政治力量在形式上與美國的身份認同政治在所謂的多元文化主義上分道揚鑣。同時，歐洲非自由主義者們對維護自身文化真實性的堅持，使得大多數非自由主義政黨都反對歐盟擴張政治權力及其背後的自由主義意識形態，主張維護各國主權、文化完整和社會結構。在歐盟以外的外交事務上，歐洲各國的非自由主義力量最大的重合點就是親俄，除了義大利和波蘭外，幾乎所有非自由主義政黨都主張與俄羅斯修好，並在不同程度上反對繼續支援烏克蘭。川普在2024年的再次當選，給歐洲非自由主義思想和政治打了強心針，今後幾年它們是會借勢擴大影響，奪取更多的政權，還是會受到川普政府“美國優先”政策的負面影響而失去政權，還要繼續觀察。（三）俄羅斯和西方的其他反自由主義力量在世界意識形態光譜的裂變和演變中，俄羅斯無疑是場重頭戲。如果把各個國家放在正在形成的新“大左右”光譜上，俄羅斯肯定是在最左端的反自由主義革命派。在全世界範圍內的意識形態光譜轉型中，俄羅斯是最值得研究和分析的。在後冷戰時代，俄羅斯作為一個大國，經歷了一個最完整的國家性質轉變周期。隨著蘇聯的解體，俄羅斯意識形態一開始全方位倒向了西方自由主義，它的政治制度、經濟體制、社會文化價值觀都全盤接受和仿製了西方。然而，在葉利欽執政的十年裡，俄羅斯國家實力全方位大倒退。[17]但是，俄羅斯與其他前蘇東國家有根本上的差別，其他東歐小國完全皈依自由主義後被美國和西方吸納，在經濟文化和結構上完全融入了西方。俄羅斯是一個大國，它的規模和歷史使得西方在結構上無法迅速吸納。不能迅速吸納就必須在實力上防範。在冷戰後的二十多年裡，西方背離了冷戰和平結束時做出的北約不過分擴張的姿態和承諾，[18]北約東擴至大部分前華約國家和很多前蘇聯成員國，逼近俄羅斯邊境。同時，俄羅斯自身的情況也發生了變化。普丁是一位政治強人，上任後通過重新整合和集中權力，有效利用了全球經濟發展造成的能源價格上漲，引領了俄羅斯經濟和社會的全方位恢復。俄羅斯的國際地位也相應回升。在這個從崩潰到恢復的過程中，俄羅斯的精英和各階層也開始反思冷戰後的全盤西方化。[19]在社會層面，普丁整合了原來非常分散，並與政府對立的自由主義公民社會，重塑了比較統一的社會結構。媒體也從之前自由主義的定位，被逐步整合為與國家整體利益基本一致的生態。在經濟層面，面對俄羅斯經濟基本被西方資本和寡頭資本控制的局面，普丁上台後清除了有政治野心的寡頭，整合了願意在國家意志下發展的寡頭，同時重建了一些主要在能源領域的國有企業。[20]俄羅斯經濟在普丁的前兩個總統任期較迅速得到恢復。在文化價值觀層面，俄羅斯在普丁時代重新樹立了核心傳統文化的重要地位。歷史上，俄羅斯東正教在政治和社會結構的方方面面形成了整體的身份認同。從蘇聯意識形態到自由主義的改造，回歸至具有一千多年歷史的宗教文化傳統，在這個基礎上重建可持續的社會凝聚力，這是一個了不起的成就。俄羅斯實施的很多反覺醒主義的政策，對西方內部的非自由主義者們是有很強的親和力的。[21]歐洲各國的非自由主義政治力量普遍視俄羅斯為思想盟友，甚至包括不少美國的反自由主義體制和反覺醒主義的人物。[22]從2008年北約繼續東擴的計畫，到2014年克里米亞衝突，再到2022年的烏克蘭衝突，俄羅斯與美國西方軍事聯盟的矛盾如今已全方位破裂。在上述政治、經濟和文化發展的基礎上，這次與西方的決裂使俄羅斯成為世界上最重要的非/反自由主義國家，在世界新“大左右”意識形態光譜上佔據重要和鮮明的位置，並會持續影響全世界意識形態光譜演變的方向。俄羅斯的意識形態演變和發展過程，對中國的影響是舉足輕重的。90年代後，中國之所以堅持在共產黨領導的政治制度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基礎上積極參與全球化，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吸取了蘇聯和俄羅斯的教訓。在近幾十年裡，中國與俄羅斯雖然在意識形態和政治制度上有差別，但在抵制西方自由主義意識形態單極霸權的立場上則是高度一致的。中國與俄羅斯在冷戰後形成的緊密夥伴關係與中國發展的巨大成功，給俄羅斯對自身自由主義化的反省提供了強有力的示範。[23]（四）全球南方廣義的全球南方包括西方國家和日本以外的絕大多數國家和地區，其中有最窮的非洲國家，有最富有的中東石油大國，有俄羅斯這樣的軍事強國，當然也包括中國和印度這兩個巨大的開發中國家。全球南方國家有著高度的多樣性，它們的文化、宗教、歷史、種族、經濟基礎與社會結構差異非常大。在意識形態上，很多全球南方國家也曾一度陷入20世紀的左右政治光譜，原因是多層次的。有一批全球南方國家曾經是西方的殖民地，深受西方政治結構的影響。最為根本的是，冷戰以後，大多數開發中國家相信了歷史終結論，全盤移植了西方的自由主義政治制度，很多連憲法都是照搬的。[24]這就造成了西方的“小左右”光譜被人為地複製到了很多全球南方國家。當冷戰後的“小左右”光譜迅速崩潰時，全球南方國家的走向是值得關注的。筆者認為大多數全球南方國家將逐漸脫離自由主義意識形態，轉移至新“大左右”光譜的非/反自由主義那一邊。這裡有兩個主要原因。第一，絕大多數全球南方國家本來就沒有自由主義意識形態的基因，它們的自由主義價值觀和制度是移植過來的。還有很多國家的文化和價值觀在根本上是反自由主義的，伊斯蘭世界是一個鮮明的例子，比如沙烏地阿拉伯和阿聯雖然在經濟甚至安全層面和美國的關係很緊密，但在意識形態層面則成功地抵制了自由主義政治和價值觀。未來，大多數伊斯蘭國家，如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土耳其都可能朝非自由主義的方向發展。第二，冷戰以後，全方位引進自由主義意識形態和制度的開發中國家，大多數的發展都不理想。而拒絕了自由主義的中國卻成為全球化最大的贏家，這個事實的意義已經變得非常明顯。[25]中國與全球南方在意識形態上的關係經歷了三個時代。新中國成立後，中國積極參與並引領了第三世界的政治思想，從萬隆會議開始，中國就是不結盟運動的核心國家之一。雖然在冷戰的框架裡，中國和第三世界與蘇聯有差異，但明顯也是左翼的、社會主義性質的。後冷戰時代，在政治上，中國拒絕了西方試圖普世化的自由主義意識形態，而絕大多數開發中國家則接受了。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國與全球南方的關係進入了第三個階段，從“一帶一路”到三大全球倡議與“人類命運共同體”，中國與廣義的全球南方正在塑造一個全新的政治思想時代。▍自由主義與非/反自由主義的新“大左右”意識形態光譜縱覽全球各地的媒體、學術思想界、政界乃至企業金融界，一個新的“大左右”意識形態光譜或許正在形成。右翼在意識形態層面仍然堅持延續後冷戰時代的自由主義單極結構，並繼續在全球範圍內推廣自由主義意識形態和政治制度。美國的建制派應該是這一派最具影響力的政治力量，其次是其他“五眼聯盟”國家、美國在太平洋的核心盟國和歐盟的主流政治力量。左翼則是由不同非自由主義和反自由主義政府和政治力量構成的陣營，主張多極化。右翼的共同點是想要什麼——維持自由主義在世界上的主導地位，差異只是程度不同；左翼的共同點在於不想要什麼——自由主義單極霸權，但內部存在巨大的多樣性，不同力量之間對未來的願景是有差異的。右翼的程度差異可簡單劃分為兩個派別：堅定普世派和多極共存派。美國的拜登政府和歐盟的主流政治力量屬於堅定的普世派，這從他們對待中國的態度上就能看出。美國和五眼聯盟、北約、澳大利亞和歐盟及歐盟內的一些國家近年來開始把中國定位成競爭者和對手，在他們的政策檔案裡除了指出與中國的利益衝突外，一貫都會將意識形態作為把中國劃為敵方的主要衡量標準之一。[26]而他們在號召盟友聯合起來遏制中國時，無論是為了貿易還是軍事上的利益，共同價值觀都是常用的動員口號。多極共存派是右翼陣營裡的溫和派，他們相信自由主義價值觀，在國內政治中推崇自由主義意識形態的政策和法律，但在自由主義普世化上比較溫和，反對激進地通過經濟甚至軍事手段將自由主義意識形態強加於其他國家，主張積極與非自由主義國家和社會和平共存。西班牙的桑切斯政府、法國梅朗雄領導的左派政黨、紐西蘭、韓國甚至日本，都在不同程度上是多極共存派。新“大左右”光譜的左翼是凌亂的。筆者暫且把他們歸納成三大組：一是西方內部滋生出的反自由主義政治力量，如美國的MAGA和歐洲各國的非/反自由主義政權和政黨；二是實力派大國，主要有中國和俄羅斯；三是尋求發展的探索者，主要是全球南方的大多數開發中國家。這三組力量的差異在於他們的非自由主義和反自由主義的驅動力是不同的。第一組力量的意識形態鬥爭對像是本國的自由主義建制派精英，他們認為精英階層建立的自由主義全球秩序背叛了本國民眾的利益。在經濟層面，他們總的來說反對新自由主義，認為極端市場主義掏空了本國的工業，將財富集中到了極少數人手裡，摧毀了社會結構。同時，精英階層的自由主義價值觀演變成了極端的覺醒主義和開放大量移民的政策，導致本國文化傳統的瓦解。在外交事務上，這組力量主張去意識形態化，川普2025年5月在沙烏地阿拉伯發表的重要演講中強烈譴責了西方自由主義外交政策，表明了與新保守主義和自由主義干涉派決裂的立場。第二組裡的中國和俄羅斯在自由主義秩序下的經歷全然不同。中國在西方引領的全球化中實現了高速發展，但是堅持自身的政治制度。俄羅斯接受了西方的政治制度，但經濟和安全卻受到了巨大的打擊。中國的繼續發展面臨西方雙重阻擊：既有自由主義政治力量從意識形態和利益兩個角度視中國為敵人，也有反自由主義政治力量從利益出發視中國為對手。俄羅斯吸取教訓後在意識形態上與自由主義分道揚鑣，成為世界反自由主義意識形態的中心和西方建制派的眼中釘，這個矛盾是不可調和且沒有妥協餘地的。但是西方反自由主義力量跟俄羅斯並沒有根本性的意識形態之爭，在很多地方甚至有共鳴；他們在利益上跟俄羅斯有矛盾，但也不是完全對立，雙方之間在意識形態上的准默契與利益上的妥協空間，充分表現在當下美俄對烏克蘭衝突的態度上。但是他們之間的利益關係是會朝妥協發展還是朝衝突發展，還有待觀察。第三組國家數量很多，相互之間的差異也很大。很多南方國家橫跨傳統左右的政治光譜，但它們的發展都在不同程度上被自由主義政治制度限制，都在尋求新的思想和道路。從傳統右翼滋生出來的阿根廷政府，以傳統左翼為基礎的南非政府，亞洲的馬來西亞、印度尼西亞、泰國、印度等不同文化宗教傳統的國家，都試圖在冷戰後實行的自由主義政治制度框架裡，探索非自由主義的治理方式。還有一些拒絕了自由主義意識形態和政治制度的國家，如沙烏地阿拉伯、伊朗等伊斯蘭世界的大國，委內瑞拉等傳統左派國家，也都在積極探索和實踐適於它們生存和發展的意識形態和制度。但這個內部極度多元的群組裡的不同國家有一個共同點：它們都不願意繼續接受一個強加在它們頭上的普世意識形態和政治制度，也不願意接受一個單極的全球體系。這種反普世和反單極性，將新的全球南方的非自由主義群體定義為新左右光譜的左翼。▍中國對世界/世界對中國的意識形態光譜的認知20世紀以來，中國與世界在意識形態上的相互認知，一直是緊扣在傳統左右光譜上的。21世紀世界意識形態光譜發生裂變後，之前建立在傳統左右光譜上的認知在根本上遭到了顛覆。傳統左右光譜上的“敵人”和“朋友”在整體上和根本上發生了變化。再看美國的新舊政治力量，雖然川普在第一任期挑起了對華貿易戰，但接下來的拜登政府無疑是後冷戰時代對中國敵意最強的政府，對中國實行的遏制政策是最結構性、影響最深遠的，並且帶動了幾乎整個西方世界和一部分非西方國家進行系統性的對華遏制。拜登與中國的對立有非常強的意識形態基因，他將21世紀的主要矛盾定義為“民主”之爭，甚至召集很多國家去美國召開民主聯盟大會，針對的主要靶子無疑是中國。川普開始第二任期以來，在與中國的貿易衝突上加碼了，挑起了全球化以來最激烈的貿易戰，但在意識形態和其他戰略上卻弱化了。[27]拜登代表的是美國和西方的傳統自由主義建制派，川普代表的是試圖在西方內部顛覆自由主義的MAGA運動。這兩股力量都有反華政策，但性質上的差別很大。前者是意識形態之爭與利益之爭的雙重矛盾，後者主要是利益之爭。川普的MAGA運動在本質上是反自由主義的，他們總的來說是不支援所謂的自由主義世界秩序的。這並不意味著他們對中國沒有強烈的敵意，但矛盾的內涵主要是利益，包括經濟利益、軍事利益、地緣利益等。這樣的利益矛盾，是否可以通過妥協得到有持續性的緩和，還有待觀察。但可以期待的是，在意識形態層面，美國對中國的干涉，在國際上通過所謂的自由主義世界秩序對中國的排擠，可能都會減輕。如何分析和判斷世界意識形態格局裂變後的各種政府和政治力量對中國的立場和政策取向，需要新的思維框架，是國際政治研究的迫切需求。▍多極世界與21世紀的再全球化如今世界處於一個正在全方位裂變的大變局中，觀察現狀和預測未來都好比正南看北斗。筆者提出一個設想：世界意識形態的光譜正在轉型，新光譜的左右兩翼以對未來世界格局的不同願景為分裂線，左翼追求一個多極化的世界秩序，而右翼試圖維護單極化的世界秩序。單極主義的意識形態核心是自由主義，包含自由主義價值觀的全部內容與它的普世性和單一性。左翼則是極其多元的，包含所有自由主義以外的意識形態和價值觀，同時也包括一些持有自由主義價值觀，但不支援它的普世化的政治力量。左翼的意識形態五花八門，基於不同的宗教、文化和政治傳統，利益上也有內在衝突。左翼對於多極主義的想像，也是千差萬別。然而，左翼的最大公約數是反對自由主義單極。我們可以嘗試給世界上主要的國家和政黨或任何形式的政治力量，在這個新左右光譜上找到合適的位置。在這個設想框架裡，多極主義與單極主義的對立將是21世紀上半期的主要矛盾。從現實和歷史層面，中國都必將是多極主義這一邊的重要力量。在現實層面，這幾十年來的全球化是以自由主義為意識形態基石的。然而，當今這個單極主義的全球化模式已經無以為繼。現在正在竭盡全力解構單極世界秩序的，正是美國的川普MAGA政權。他們的多極世界想像並不清晰，但整體上認為單極世界對美國民眾的利益並不有利。但是，MAGA推動多極世界的手段是去全球化，這與中國的目標是存在矛盾的。中國與全球南方絕大多數國家都需要繼續發展，這就需要繼續增進互聯互通。同時，人類如今面對的生存挑戰是全球性的，氣候問題、核擴散問題、人工智慧等，都需要所有國家聯合互助才能得到解決。在目前美國正在推動的去全球化影響下，中國和全球南方國家必須推動以多極主義為意識形態敘事的再全球化，尋求繼續發展和化解人類生存問題。中國向全世界提出的三大全球倡議，從發展、安全和文明三大維度將多極世界的思想具體化了。中國在堅持自身政治道路和制度的前提下成功參與全球化的經驗，是很多全球南方國家可以借鑑的。中國在近代將共產主義思想與民族解放的鬥爭相結合完成了現代建國，是再全球化所需要的多元主義基因的重要體現和案例。多極主義的國家和政治力量之間肯定存在矛盾，也會經歷拉鋸、衝突和妥協。但是，當今世界的主要矛盾是多極主義與單極主義的矛盾，只有多極主義勝出，才能實現符合中國和世界長遠利益的21世紀再全球化。 (文化縱橫)

1）最近幾天，美國《紐約時報》發了不少關於中國的文章。除了袁莉那種充滿了陳詞濫調、一貫唱衰中國的“爛文”外，也有不少質量不錯的文章。2025年9月7日，美國民主黨政府資深外交官和戰略分析人士庫爾特·坎貝爾（Kurt Campbell）與人合作在《紐約時報》評論版發表了一篇文章，題目是：“美國單打獨鬥幹不過中國，但是，美國如果跟盟友一起，中國就不是對手了”。2）坎貝爾生於1957年，今年已經68歲了，他有著非常豐富的政府工作經歷，也曾經在美國知名智庫戰略與國際問題研究中心（CSIS）任職，自己還曾創辦過一家智庫。1993年，他就在克林頓政府中擔任職務。此後，他長期在智庫工作。在歐巴馬執政期間，他擔任過負責東亞和太平洋事務的助理國務卿，被廣泛認為是歐巴馬政府“亞太再平衡”戰略的主要設計者之一。在拜登執政期間，他曾擔任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印太事務協調員，因此一度被外界稱為美國政府的“印太政策沙皇”。在拜登執政末期，他還曾出任美國副國務卿一職，這相當於是美國國務院的“二把手”。坎貝爾屬於“專家型”官員，他對中美關係、美國印太地區政策有著非常深刻的理解，雖然他長期在民主黨政府任職，但他與一些共和黨政府官員和戰略分析人士也有比較多的交流。我自己在YouTube上看過很多他的視訊，他說話時語氣柔和，語速不緊不慢，邏輯性很強，並不是那種充滿了意識形態對抗色彩的政客作風。3）在川普“二進宮”後，坎貝爾再次退回到學術界，他曾對於川普政府貿然發動貿易戰且嚴重低估中國的反抗能力和反抗決心表達過“震驚”。整體來說，他個人在涉華問題上的核心觀點是：中國是美國的頭號戰略競爭對手，美國既要對內“辦好自己的事情”，也要對外做好盟友的工作，然後跟盟友聯手對付中國。常言道，“兩國交戰，各為其主。”對於坎貝爾的這些言論，我本身並不反感。他覺得他是在為美國的國家利益而努力，而我作為一個中國人，肯定會把中國利益放在首位。4）坎貝爾在《紐約時報》上發表的評論文章，沒有脫離他一貫的對華認知。他並不反對遏制和打壓中國，他主要關心的是，美國政府要怎麼做才能成功遏制和打壓中國，或者說，美國政府要怎麼做才能在與中國的戰略競爭中獲勝。他的建議還是一如既往，即強調美國政府必須處理好跟盟友之間的關係。5）也許是為了故意“刺激”川普政府，他在文章中公然宣稱，在中美戰略競爭中，用很多標準來衡量，美國已經輸給了中國。他提到，按照“購買力平價”（PPP）計算，中國經濟總量大約是美國的130%；中國的製造產能是美國的兩倍，生產的汽車、船舶、鋼鐵和太陽能電池板遠遠超過美國，全世界70%以上的電池、電動汽車和關鍵礦物都是中國生產的；在科學技術領域，中國的有效專利和高被引論文數量均超過美國；在軍事上，中國擁有世界上最大的海軍艦隊，造船能力估計是美國的230倍以上，並正在迅速確立自己在高超音速武器、無人機和量子通訊領域的領先地位。坎貝爾認為，雖然中國有自己的問題，比如人口萎縮和老齡化等，但任何嚴肅的美國對華戰略都必須考慮到那句冷戰格言——“數量本身就是一種質量。”6）2018年，川普在第一個任期中對中國發起貿易戰，挑起中美戰略競爭，我當時就堅信，“中國必勝，美國必敗”。我作為中國人，當然要唱響“中國前景光明論”，同時，我也要努力暴露美國存在的問題。我這麼做既是為了讓國內民眾增強信心，同時，也是理性分析的結果。在我印象中，坎貝爾的評論文章，是美國戰略界第一次有人明確提出，“美國不是中國的對手”，雖然坎貝爾在說這句話時，加了一個限制性條件——如果美國單打獨鬥，美國不是中國的對手，這其實也是一種非常大的轉變。多少年來，我們什麼時候聽美國戰略界人士說過，美國幹不過中國？美國幹不過某個國家？這真的是破天荒頭一遭。7）坎貝爾為什麼要“聳人聽聞”地說美國單打獨鬥幹不過中國？我覺得，他有兩層意思。第一，他作為一個“專家型”官員和戰略分析人士，他是相信事實、相信邏輯的，而他從事實和邏輯出發，確實看到，美國已經在越來越多的地方被中國超越了。他確實認為，美國單憑自己的實力已經幹不過中國了。同時，他提出這樣一個有刺激性的觀點，也能更吸引人的注意力，讓大家關注他接下來要說的“正事兒”。第二，他要說的“正事兒”，其實就是呼籲川普政府不要跟美國的傳統盟友“鬧掰”，而是要千方百計團結美國傳統盟友，一起來遏制和打壓中國。這才是他的真實目的。換句話說，坎貝爾在文章中一上來就說美國已經在很多方面被中國超越，不過是一個“引子”、一個“前奏”而已，他最重要的是說出後面的觀點。用中國網民的話來說，坎貝爾也是為了這一碟子醋才要包這一份餃子的。8）坎貝爾認為，川普過度關注美國的貿易赤字，過度重視貿易戰能給美國帶來的關稅收入增加，這反而讓美國的盟友與美國漸行漸遠，還讓美國在全球的好感度下降，包括美國國際形像在很多國家被中國超越。他的建議是，美國應該聯合歐盟、英國、加拿大、澳大利亞、日本、韓國、印度和墨西哥一起對付中國。他還專門計算了一下，如果把美國跟這些所謂的盟友算在一起，他們的經濟總量、市場規模和技術影響力都會大大超過中國。他認為，到了那個時候，就像他說的那樣，中國根本不是美國的對手。9）坎貝爾的觀點，也是拜登政府乃至民主黨政府的傳統觀點。拜登在執政期間，提出與中國競爭的戰略分為兩個方面，在美國國內，加大基礎設施投入等，增強美國自身的競爭力；在國際社會，美國與歐盟建立了“貿易和技術委員會”，組建了由美國、印度、日本和澳大利亞組成的“四方安全對話”（QUAD），還在澳大利亞、英國和美國之間組建了“AUKUS”，共享核潛艇等。如果我是一個嚴肅的美國戰略分析人士，我也認為拜登政府採取的戰略大致正確。但是，問題的關鍵是，美國無論是要辦好自己的事情，還是要夯實跟盟友之間的關係，都需要長期去做，沒有十年、十五年，根本顯不出效果來。更重要的是，美國的盟友跟中國也有各自的雙邊關係，他們並不見得就願意被美國綁上跟中國競爭的“戰車”。更何況，中國也沒有閒著，在中美博弈的大背景下，中國也一直在做歐盟、日本、韓國、英國和澳大利亞的工作。10）因此，坎貝爾的觀點看起來似乎“靠譜”，實際上也“不靠譜”，聽起來頭頭是道，實際上缺乏可操作性。拜登政府用四年時間，也沒搞出什麼名堂來。這背後的根本原因就在於，美國政府非要把中美關係定義為競爭關係，甚至定義為你輸我贏的“零和關係”，這本來就是錯的。與此同時，美國非要在國力衰退之際，綁架盟友一起對付中國，這本來也是一種消極的思維，甚至可以說是一種非常自私的對抗性思維。美國也好，中國也好，其他國家也好，大家同在一個地球上，好好說話，好好做生意，難道不好嗎？非得要爭霸？非得要鬥個你死我活？說到底，還是美國政府和戰略界人士在對華認知上出了大問題，在對世界大局和世界大勢的理解上出了大問題。與此同時，川普一意孤行，看起來是單打獨鬥，但實際上，這可能反映了他更在乎美國的實際利益，而不是聯合盟友來對付中國。他也許仍希望美國在與中國的競爭中獲勝，但是，他更在乎讓美國在短期內從各國獲得讓步和投資承諾。他認為，這對於重振美國製造業非常重要，對提高美國關稅收入有意義，而這些從長遠看也有利於美國在與中國的競爭中佔據優勢。更重要的是，作為一個現實主義政客，川普迫切需要一些實際的“成果”，來證明他的執政非常成功，來幫助共和黨避免在2026年的中期選舉中輸得太多。對於中美博弈，我的觀點一直非常明確，“中國必勝，美國必敗”。背後的原因就在於，美國挑起中美博弈的著眼點在於“爭霸”，而中國所做的一切，都是為了讓14億多中國人過上更好的日子。同時，美國現在越來越像是一個“流氓國家”，任性妄為，必然失道寡助；而中國高舉人類命運共同體大旗，倡導互利共贏的合作，必然得道多助。在我看來，在中美博弈中，川普打“王八拳”會輸，坎貝爾提出讓美國跟盟友一起，在面對中國時“打群架”，照樣會輸。中美博弈已經進入了戰略相持階段，再過三五年，長則8到10年，美國如果不改變對華戰略，它輸的跡象會越來越明顯。美國政客和戰略界人士越是早一點醒悟，越是早一點跟中國建立起“相互尊重、和平共處、互利共贏”的關係，越能避免美國輸得太慘，越能有效管理美國霸權的衰落。美國的衰落是一個長期的過程，可以參考英國的例子，即便未來美國不再是世界頭號強國，但是，只要美國不折騰，尤其是不要跟中國死磕、不要在跟中國的爭鬥中做無謂的消耗，美國仍能保持強國地位，美國甚至還可以從中國的發展中獲益。美國需要一些真正的“明白人”，川普不是，拜登不是，坎貝爾也不是。一家之言，僅供參考。 (明叔雜談)

美國財政部長Scott Bessent在周四接受Fox Business採訪時表示：「我們不會購買比特幣。」他進一步解釋稱，美國政府將依賴已經透過刑事或民事資產沒收程序獲得的比特幣，這些比特幣的總價值在150億至200億美元之間。換句話說，沒有新的採購計劃，也不會將比特幣納入聯邦資產負債表。但僅僅幾個小時後，Bessent又在社群平台X上發布聲明，似乎為自己的言論留下了空間。 “那些已經被聯邦政府最終沒收的比特幣將成為戰略比特幣儲備的基礎，”他寫道，“此外，財政部承諾探索預算中性的方式來獲取更多比特幣，以兌現總統讓美國成為'全球比特幣超級大國'的承諾。”這種前後矛盾的表態對市場有著深遠的影響。目前的美國政府或許是比特幣史上最友善的政府。如果美國啟動比特幣採購，即使規模有限，也不僅會推動市場價格上漲，還可能為比特幣設定價格底線。主權國家的購買行為不僅是市場層面的操作，更是對比特幣作為資產類別的一種認可。不過，目前白宮對於具體計畫仍保持沉默。加密貨幣支持者對此仍抱持樂觀態度。 Arca首席投資長Jeff Dorman指出：“這並非完全出人意料，但也不是完全在預期之內。不過最重要的是，他們現在不能再出售任何被沒收的比特幣了。這相當於從市場上移除了一個價值100億美元的潛在賣家。”透過將沒收的比特幣指定為戰略儲備資產，美國政府有效地減少了市場上的供應壓力。相較之下，去年德國政府透過出售沒收的比特幣對市場造成價格壓力的情況，在美國將不會發生。 （區塊網）

摘要：2024年9月美國知名智庫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CSIS）發佈了題為A Strategic Framework  for America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21世紀的美國戰略框架》）的研究報告，報告從當前國際形勢、美國國家發展的外部環境、內部環境、與中國的大國競爭、氣候變化和能源安全5個方面對美國當前面臨的發展機遇和挑戰進行了分析，並針對每個方面的問題提出了相應的意見建議。1 報告基本內容報告認為當前雖然稱不上是冷戰2.0時代，但卻是中美之間不同治理理念之間開展激烈競爭的時代。過去四年間包括俄烏衝突等在內的一系列事件引發了全球國際秩序發生根本轉變，地緣政治力量正在急劇重塑全球政治和經濟格局。中國一改過去長期堅持的“韜光養晦”戰略，在政治、外交和軍事上都採取了更加強硬的姿態。此外，在後疫情時代，全球供應鏈的可靠性已成為影響各國決策的重要因素。中國由於在全球製造業中佔據的極為重要的位置，已經引發了與其他老牌製造業強國之間不可避免的矛盾和衝突。中國模式在全球南方國家受到了歡迎，美國存在了70多年的全球領導地位，在當今受國際、國內多重因素的影響不僅遭到了國內民眾的質疑，也遭到了來自盟友和夥伴國的質疑。因此，我們從六個維度來分析建構新的戰略框架，確保美國能夠在21世紀繼續保持全球領導地位。第一，美國要對當前國際形勢的劇烈變化要有一個清晰的認識。與冷戰時期的美蘇競爭不同，當前中美兩國之間的競爭很大程度上來說是發展模式的競爭。中國不同於蘇聯，它是一個全方位的競爭者，其提供的發展模式更有吸引力，而且中國的外交活動具有規模和勢頭。除此之外，還有其他因素塑造了當前的國際形勢：（1）從經濟上來看，儘管美國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經濟體，但它的絕對主導地位受到了挑戰。美國GDP佔世界的比重從1946年的50%下降到今天的15%左右，在人才使用、金融壟斷和科技創新方面美國的控制力也大大下降。（2）從政治制度上來看，儘管美國的政治制度還有其優勢，但是內部的政治分裂卻日趨嚴重。兩黨通過互相攻擊來贏得選舉，政治上的撕裂進而引發了社會的對立，也對美國的國際形象造成了消極影響。（3）新興技術的發展進步遠超過了美國政府對這些技術的影響控制。技術進步與政府審查之間的差距不斷擴大，現已成為一個具有挑戰性的問題。社交媒體的廣泛運用加劇了社會的疏離感，也使其成為政治對抗的重要工具。（4）新冠疫情的大流行凸顯了各國協調應對機制的薄弱。全球性問題如流行病、毒品、難民和移民、氣候變化和污染、洗錢和恐怖主義等遠遠超出了任何一個國家的處理能力範圍，但是國際協調機制的薄弱導致了這些跨國問題的氾濫蔓延。（5）全球南方國家對發達國家的態度發生了轉變。當前形勢下，全球南方國家不再把北半球國家視為積極變革的受益者或推動者，轉而擁抱與其發展理念相近的中國。第二，積極塑造有利於美國國家安全的外部環境。美軍是當前世界上最強大的軍事力量，並通過盟友和夥伴國來進一步強化軍事力量運用；此外美國還通過國際組織和國際規則來塑造國際環境，在實現國家利益的同時也影響世界其他國家。要實現這一目標，需要在以下幾個方面開展工作：（1）維持一支強大的國防力量。一方面要繼續保持美軍的前沿基地和在全球各地的軍事行動，將其作為實現美國國家安全的重要手段。另一方面需要加強對國防部和國會軍事委員會的機構改革，削減人員、精簡機構，提高運作效率。（2）通過強化聯盟和夥伴關係來積極參與國際環境塑造。積極推動新的國際組織和國際條約的設立和修訂，通過強化與盟友和夥伴國的關係來支援美國在國際上發揮領導作用。（3）加強對聯合國工作的支援和監督力度。目前人們對聯合國的效率以及聯合國領導人和機構的問責制提出了一定質疑。美國應順應潮流積極推動聯合國的改革，以便發揮更大的領導作用。（4）推動對北約的重組改革。當前北約面臨四個領域的安全責任：加強芬蘭，其次加強北歐國家；確保波羅的海的安全；加強中部前線國家的力量；為整個歐洲提供有效的防空和導彈防禦。現在需要圍繞這四個重新調整作戰指揮結構，建構一個新的藍圖來指導各個國家的軍事前瞻性計畫和投資，指導北約的歐洲國家制定綜合防禦計畫，從而具備歐洲自主防禦能力。（5）加強同亞洲夥伴的關係建設。從二戰結束至今，美國在亞洲的夥伴國為其實現在亞洲的安全利益發揮了重要作用，當前美國仍需要日本和韓國在其安全框架中發揮重要作用。此前成立的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對話”機制雖然不是亞洲版的“小北約”，但是也在一定程度上協調應對來自中國的威脅。除此之外，美國缺乏一項真正的亞洲貿易政策，雖然拜登政府提出了一個名為“印太繁榮經濟框架”（IPEF）的計畫，但是該框架卻尚未進行落實。第三，通過改善美國的社會內部環境來促進國家繁榮。當前美國社會與其他國家相比還存在一系列比較優勢，如人口持續增長且日益多元化、世界領先的創新驅動環境、一流的營商環境、充滿活力且蓬勃發展的公民社會，但是也存在著經濟發展不均衡等嚴峻問題。因此為了改善社會內部環境，需要做到：（1）制定合理的經濟增長戰略。由於兩黨經濟理念的不同，並且雙方在國會勢均力敵因此因經濟增長問題在國會內進行持續鬥爭，相互掣肘，兩大政黨均未制定促進美國經濟增長的連貫議程。因此美國當下需要一項連貫且完善的戰略以擴大經濟規模。該戰略必須解決收入差距問題，從而確保增長的可持續性。（2）做好政府角色定位。美國政府的職責在於在個人權利與自由以及社會需求與責任之間建立恰當的平衡。在經濟事務方面，政府的作用在於為私營部門提供公平、公正的競爭環境。在當前環境下政府需要在網路安全方面，尤其是在提出確保資訊真實性的解決方案上承擔更大責任。（3）合理規劃產業政策。美國的產業政策通常資助那些無法單靠市場力量建構的知識或者基礎設施，但是在人工智慧迅速發展和全球供應鏈深度調整的今天，這些前沿的發展和機遇並不完全契合聯邦政府現有的架構。因此需要政府和民間共同參與來合理規劃美國未來的產業政策。（4）夯實創新基礎。當前美國仍然是世界領先的創新大國，為了在未來保持持續的競爭力，近期內美國可以在三個領域採取行動，推動其競爭地位向前發展：加強美國在標準制定方面的作用，更新專利制度以適應當今時代，以及提高美國的人才吸引和保留能力。第四，在全球範圍內與中國開展高效競爭。歷史上美國通過對外援助的方式來建構一個有利於美國戰略利益國際架構的長期目標，已逐漸演變為廣義外交政策的戰術補充，而對新興國家發展需求解決則隨時間推移有所下降。因此進入大國競爭時代後，需要對一些政策作出相應的調整。（1）轉變思維定勢，與中國在全球南方國家開展競爭。美國必須充分認識到經濟發展模式已從援助轉向貿易，從試點項目轉向直接投資。中國在這一新發展維度上的表現遠超美國。美國將發展資金用於實現重要社會目標，而中國則運用金融資源開闢更強勁的市場通道。因此在對待全球南方國家方面，美國必須將政策重心轉向促進經濟增長、商業發展與貿易擴張。（2）制定將發展融資與貿易自由化相結合的戰略。美國商務部與國際開發金融公司應制定更多的計畫，並加強現有的計畫，以鼓勵美國在非洲的直接商業投資。第五，密切關注氣候變化和能源安全。長期以來，低成本的化石能源是經濟社會發展的的重要驅動力，但是全球能源消費量的急劇攀升導致了大氣中二氧化碳濃度上升，全球氣溫將持續不可逆地升高，這就迫切需要對能源結構進行調整。因此美國重點關注核能發電。核能發電不產生二氧化碳或其他導致大氣溫室氣體效應的氣體。當前美國核電產業嚴重衰退：近年雖立法重啟本土濃縮鈾生產，但過去15年持續依賴進口濃縮鈾；雖保有設計團隊，但壓力容器製造主要外包日本。因成本問題，過去二十年核能倡議疲軟，新建電廠成本超支給商業核能發電帶來了負面影響。所以美國應積極制定相應戰略來推動商業核能的復甦。2 報告的結論本報告試圖勾勒出一個相對寬泛的框架，來指導後續相關部門制定詳細政策和計畫，報告的主要結論包括：（1）美國必須維持強大的軍事力量，能夠預測和應對未來潛在的挑戰。（2）美國仍然需要在塑造全球政策格局方面發揮領導作用，以促進其國家目標的實現。（3）美國需要制定一個合理的經濟增長戰略。（4）為了實現經濟增長，美國政府必須加強對私營部門的支援力度。（5）美國需要制定全面的貿易政策。（6）美國需要與中國開展積極競爭，支援全球南方低收入國家的經濟發展。（7）美國需要積極應對開發中國家人口爆炸式增長以及對能源需求相應增長來解決氣候變化問題。（8）美國需要積極支援核能發展。3 對報告的簡評CSIS作為美國一個影響力極大的智庫，其很多建議報告都轉化成了美國政府的相關戰略或政策。此報告針對美國在新的國際形勢、新的產業革命調整背景下提出的一個戰略框架，旨在為未來美國政府制定提供參考建議。綜合報告全文來看，我們可以看出：（1）報告的核心要義是如何在與中國全面競爭的環境中增強美國自身實力，進而繼續維持美國長期以來的全球領導地位。（2）報告指出了美國當前存在的一系列根本性、系統性問題，涵蓋了政治對立、社會割裂、以美國優先為代表的新孤立主義、對外援助中存在明顯政治目的、氣候變化和能源安全政策不明確等。（3）報告搭建的戰略框架切實展示了美國當前面臨著複雜的挑戰，特別是在與中國開展長期的模式優越性競爭中如果不能及時調整政策和策略，那將會導致其在與中國的競爭中處於不利地位。（4）報告提出的一系列結論是基於解決美國長期以來存在系統性、結構性矛盾的基礎上方可實施，從現實情況來看，美國兩黨政治對立越來越尖銳、社會矛盾日益突出，解決這些結構性矛盾的可能性微乎其微。4 對中國的啟示雖然美國兩黨之間鬥爭激烈，但是從官方到民間智庫在對華策略上還是基本形成共識，均把中國當成是對美構成威脅挑戰的唯一對手，因此我們對美國的各項政策制定也要基於這一根本出發點。（1）充分認清當前形勢。中美兩國的競爭是全方位的、長期性的，必須認識到中國特殊的發展模式、強勁的經濟增長動力、高效的社會動員能力是美國模式所不具備的優勢。從美國官方到民間智庫發佈的各類涉華戰略、政策檔案以及報告內容上來看，美國正採取全方位、多層次的綜合手段對華實施極限施壓，縱然有些難以真實落地，但是這一大趨勢已經難以改變。（2）抓住新一波技術革新的重大機遇，全面推進國防和軍隊現代化。軍隊是維護國家安全的中流砥柱，當前人工智慧、巨量資料、無人技術等為代表的新一代技術革命已經發生，世界各主要國家正積極推動新技術在國防安全領域的應用轉化。目前新興技術已經在中國社會生活領域擁有了廣闊的應用場景，積累了豐富的資料和經驗，因此有必要進一步推動新技術向國防和軍事領域轉化，形成新質作戰力量，力爭在與強敵鬥爭中佔據先機。（3）充分發揮中國模式的優越性，不斷擴大在全球南方國家的影響力。作為新興市場國家和開發中國家的集合體，全球南方群體性崛起，成為維護世界和平、促進共同發展、完善全球治理的重要力量。與美國對外援助附帶各類政治條件不同，中國在堅持“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基礎上致力於推動開發中國家經濟發展和改善民生。今後美國將會與中國在非洲、南美洲地區開展影響力爭奪戰，而歷史和現實一再證明美式民主在開發中國家絕大多數以失敗告終，因此必須增強戰略定力，穩步推進與全球南方國家的各項合作，不斷擴大中國在地區內的影響力。（4）積極推動聯合國的機構改革，深度參與各類國際法規制度和多邊合作機制的擬制修訂。當前，聯合國仍然是全球範圍內最為重要的國際多邊合作平台，因此推動聯合國機構改革不斷提升其在國際治理中的效能發揮，符合各國的共同利益。在全球多邊治理框架內，中國必須要積極參與各類規則制定和機制建構，打造符合中國國家利益的“基於規則”的國際秩序。 (軍事高科技線上)

最近《外交期刊》發佈了美國智庫最新報告：重返領導地位後的美國外交政策該報告的內容核心是：美國正處於轉型的陣痛中，川普看似在摧毀美國領導力，但實際是一種美國轉型策略的延續從川普上台到現在短短半年時間，他的政策已經引起了國內外廣泛的沮喪和批判，全球關稅炮打全球，誓言吞併加拿大、格陵蘭、巴拿馬，更對盟友和北約無情攻擊這一切都在展現出，川普鐵了心的要摧毀過去的“舊秩序”川普相信，過去那個以美國為主導核心的全球秩序，是一種錯誤美國為核心，削弱了美國的實力美國為優先，才是真正的美國利益川普摧毀了“美國為核心”的幾十年來的戰略，轉而要轉型成更具有針對性的國家戰略：威脅排序其背後的邏輯很簡單，美國國力日漸衰落，資源和能力也不如從前，但中國已成長為最大威脅，所以美國必須激勵世界各地不聽話的盟友管好自己的事，讓美國能夠把手抽出來，專注於對付中國今年三月，美國國防部長向國防部和國會分發了新版的《國防戰略指導》，其中將中國描述為“唯一目標”，美國的首要任務是準備一個新型的亞洲體系，為與“中國開戰”，做好準備“威脅排序”的戰略已然開始顯現，在最新的北約峰會上，北約秘書長呂特將川普形容為“爸爸”，極盡諂媚呂特的原話是：當操場上兩個孩子打架打得很凶時（伊朗和以色列），爸爸就必須說點狠話和動作來阻止他們了這話的本意是，有美國的硬實力作為後盾，大家可以安心，世界亂不起來但呂特的話，嚴重誤判川普現在正執行的美國戰略：美國要走了也許呂特也知道“美國要走了”，但他想嘗試看看能不能用諂媚的方式，讓好面子的川普稍稍改變心意，多留一下子但顯然川普不想留下，記者採訪川普問：呂特叫你爸爸，可你是否把他們（北約）視為孩子呢？川普說：不啊，（北約）那不是我孩子，但他（呂特）喜歡我，如果他不喜歡我，我會告訴你們的，然後回來狠狠揍他一頓雙方這番通過諂媚和玩笑說出的話，背後隱藏的是一個殘酷現實：美國不是北約的城牆，而是北約的最後防線過去幾十年，每次召開北約峰會，或者慕尼黑安全會議，或者二戰紀念活動上，美國總統總是用"堅不可摧的同盟，牢不可破的鐵甲，永遠並肩作戰的夥伴“等詞，來形容美國與北約的盟友關係，並且每次都贏得各國的熱烈掌聲與陣陣喝彩美國不斷向焦慮的歐洲人保證，美國可以信賴，美國是老大哥，會護著歐洲安全那時候美國是北約的城牆，歐洲有事美國會第一時間全力援助但如今川普不想當北約的城牆了，他只想做最後防線歐洲有事，美國不會立刻出手，歐洲必須有能力自己抵擋，直到歐洲真的扛不住了，就像二戰時德國吞了大半個歐洲，英國岌岌可危，希特勒又出兵蘇聯，只有到這最後時刻了，美國才會出手這是美國對於北約態度的重大轉型：21世紀，如果再發生一次閃擊波蘭，別想著美國會立刻出手川普這一轉型當然是公然違反北約的“共同防禦條款”，但歐洲拿川普的“背信”沒有任何辦法，只會諂媚的喊川普爸爸目前北約已經同意2035年前，將各國軍費提升至該國GDP的5%，這是一個很高的比例了不少媒體都說，北約是在戲耍川普，別說2035了，2028川普就下台了，北約就是哄著川普，等川普下台但美國智庫的報告指出：北約不該抱有如此幼稚的幻想，什麼等川普下台就沒事了，等川普下台，北約又可以馬照跑、舞照跳了那是根本不可能的，“美國不是牆，而是最後防線”這一戰略轉型，是華盛頓兩黨的共識，是不可能再回去的其實早在歐巴馬時期，美國的戰略核心就調整為以“亞太再平衡”為表象，實則遏制中國的戰略了只不過當時發生了兩件大事，讓美國被迫轉移了重心一個是2011年的阿拉伯之春，這讓民主黨特別興奮一個是2014年的吞併克里米亞，這讓民主黨特別恐懼這兩件事讓歐巴馬的戰略轉向被擱置，等到2017年川普上台，採取了更激進的“聯俄制中”策略，他不斷誇讚普丁，同時攻擊北約和歐洲盟友誇讚普丁，是當時還健在的基辛格所熟悉的制衡之術，從冷戰時期的“聯中制蘇”，轉向21世紀的“聯俄制中”而攻擊北約，是為逼迫北約提高軍費，讓歐洲自己保護自己，讓美國得以抽身只不過戰略很美好，施行起來碰到了太多現實性問題，一個最大障礙是內鬥一場“通俄門”將川普打成美奸，直接關了“聯俄制中”的大門再接下去一件更大的席捲全球的大事，更讓美國的戰略轉型無限期擱置2020年，疫情來了，各國的重心全都轉向防疫，也沒力氣再去搞合縱連橫了而今川普二度上台，整體基調依舊延續第一任期，友好普丁，攻擊北約，但從2017到2025，中國的實力又比過去成長的更多這讓美國必須集中所有精力才能應對這場“大國之爭”，華盛頓幾乎沒有多餘時間和資源，再來管理世界所以川普是聰明的，派出多架B2突襲伊朗核設施，打完就跑，絕不留戀，並且從結果看，雖然兩邊都宣稱勝利，都有了台階下，但也確實結束了這場12日戰爭媒體說：“這只是休兵，很快還會再打起來”但如果連讓他們休兵都不做，任憑“以伊”繼續打下去不斷擴大戰事，最終把美國拖入戰爭，那才是美國最不想看到的美方報告更直白的認為：俄羅斯雖然現在咄咄逼人，但無法對歐洲構成實質威脅，俄羅斯的人口只有歐盟的三分之一，經濟實力只有歐盟的十分之一，俄羅斯有核武器，英國和法國也有更重要的是，俄羅斯因為被制裁，其未來經濟發展的潛力十分有限，連帶著科技和新興技術也將不斷落後於歐盟所以重點在於，調動歐盟對於自我防禦的緊迫感和積極性，歐盟因為被美國保護的承平日久，打造高福利社會，長期忽視國防歐盟不是沒有能力保護自己，而是沒有意願，川普就要通過威逼恐嚇的手段，來逼出歐盟的“意願”冷戰時期，西德國防軍的規模和能力，就和美軍當時部署在歐洲的軍力一樣，只不過後來兩德統一，蘇聯解體，德國不再重視國防於是美國計畫，如今在歐盟動員最重要的兩個國家，一個德國，一個波蘭德國作為傳統軍事強國，二戰後被美國束縛和閹割，但今天德國的觀念必須轉過來，戰爭機器必須再動起來，成為對抗俄羅斯的中堅力量至於波蘭，它對俄羅斯有著刻骨仇恨，非常適合作為北約抗俄的最前線，將波蘭打造成抗俄堡壘，是比扶持已成廢墟的烏克蘭實際的多的事而法國和英國，作為遠離前線的後方支援存在，並且歷史經驗已經證明，並將繼續證明，如果波蘭和德國都相繼淪陷，那法國也會很快淪陷而為了避免二戰如此高風險的諾曼底登陸情況再次發生，美國會在波蘭和德國淪陷時參戰，而不會等到法國也淪陷新上任的德國總理梅爾茨已經確定，將德國的國防軍費增加到GDP的3.5%，增加幅度為70%，這一增加速度已經遠高於英國和法國這也證明了德國確實有意願，成為歐盟抵抗力量的核心報告繼續提到，川普政府有絕對的能力和信心，幫助歐洲打造”不依賴美國的自我防禦體系“，上述的“德波淪陷”假設，以如今俄羅斯的能力，幾乎不可能出現但另一個在亞洲的假設，卻是實實在在擺在面前的現實中國美國認為，如果沒有美國介入，那所有亞洲國家加起來，都不是中國的對手在歐洲，歐洲自己就能對付俄羅斯可在亞洲，所有亞洲國家加起來，都對付不了中國所以美國必須把全部精力投入亞洲，以避免以美國為主導的國際秩序，被中國顛覆這種變革性的戰略轉移，將成為未來的“新常態”央視報導，遼寧艦在西太平洋航行時，遭遇某外國軍隊的雙航母夾擊，多架殲15緊急掛彈升空，驅離外機而像這種情況，會隨著美國軍力重心轉向亞洲，變得越來越頻繁，中美之間的“遭遇”，也將成為一種習慣性的“新常態”最後報告指出，美國的戰略轉移和轉型陣痛，不會是一帆風順的，一個最直接的影響就是，大幅削弱對歐洲的保護，歐洲還會堅定不移的和美國站在一起嗎？二戰後，歐洲對美國存在“爸爸心態”，美國是爸爸，爸爸會保護我們，所以我們要聽話歐盟靠著爸爸的保護，享受了低安全代價，低國防付出，打造了高福利社會可如今安全和國防都要自己來，歐盟兒子們，還會聽話嗎？換句話說，這是對美國二戰後建立的全球盟友體系的重大挑戰歐洲軍一旦建立，歐盟一旦自主，那他們為什麼還要跟隨美國腳步，去圍堵中國呢？他們為什麼還要當美國兒子呢？歐盟一旦自主，就會尋找自己的利益，而非對美國唯命是從美歐關係，可能會回到一戰二戰前的模樣，那是一段充滿矛盾，彼此制衡，相互看對方不順眼的美歐關係所以，雖然美國已下定決心“扔下歐盟，戰略轉型，全力轉向亞洲”，但效果如何，未來到底會發展成什麼樣，現在還不好說畢竟，冷戰時期，美國針對蘇聯的勝利，是西方整個盟友體系的勝利，而非美國一家之勝利可現在美國拋棄西方盟友體系，來圍堵中國，這種本末倒置的做法，對美國自身何嘗又不是一種打擊呢？但無論如何，一個新的歷史戰略時期開始了歐盟要迎接一個沒有美國的新常態美國要打造一個介入亞洲的新常態中國要適應一個碰撞美國的新常態是一個至少為其二十年的長遠變革，未來鹿死誰手，尚未可知 (江平舟主筆)

5月28日，加密貨幣分析師Willy Woo在社群媒體平台X上拋出這項建議，認為美國需要徹底重塑其戰略儲備體系。他建議，美國應大規模出售黃金，用於購買比特幣，並透過激勵機制推動小行星採礦產業的發展。 Woo認為，這一系列舉措將顯著提升美國在全球數位資產領域的領先地位，尤其是在與中國的競爭中。他的設想分三步驟推進。首先，將黃金戰略儲備「以市場價格重新估價」；其次，以黃金收入換購比特幣；第三步，則是「向美國私營航太產業發起類似X-Prize的競賽，鼓勵開採近地小行星上的關鍵商品資源」。這一言論與近期關於美國官方可能增持比特幣的討論遙相呼應。前總統川普任命的「加密貨幣事務負責人」David Sacks近期表示，政府可能會以預算中立的方式增加對比特幣的投資。而相較之下，Woo的計畫顯得更為激進。在另一篇X平台發文中，Woo挑戰了傳統對比特幣市場周期的認知。他指出，如今推動比特幣價格的已不僅僅是內部的“減半周期”，而是更廣泛的全球宏觀經濟力量。「比特幣正在轉型，」他寫道，“它不再僅受內部驅動（如減半機制）的影響，全球流動性才是主要推動力。因此，比特幣正成為觀察宏觀經濟趨勢的'礦井中的金絲雀'。” （區塊網）

二讀A User’s Guide to Restructuring the Global Trading System《全球貿易體系重構使用者指南》此文41頁，作者是在川普11月競選之後發表，謙虛地說發表只是個人觀點關於重構國際貿易和金融體系的想法。全球貿易體系重構：美國的戰略與挑戰作者簡介斯蒂芬·米蘭（Stephen Miran）是哈德遜灣資本（Hudson Bay Capital）的高級策略師，曾擔任美國財政部經濟政策高級顧問，在新冠疫情引發的經濟衰退期間協助制定財政政策。他擁有哈佛大學經濟學博士學位，現為曼哈頓研究所的經濟學研究員，並領導川普的白宮經濟顧問委員會。背景：國際貿易體系的信任危機近年來，美國民眾對國際貿易和金融體系是否真正服務於本國利益的看法大幅惡化。除了經濟學家之外，支撐國際貿易體系的共識在選民中已基本破裂。兩黨政策均傾向於強化美國在全球貿易中的地位，“歷史終結”的逆轉和國家安全威脅的回歸使問題變得更加複雜，擁有一個強大且多元化的製造業再次變得必要。如果你沒有生產武器和防禦系統的供應鏈，你就沒有國家安全。而地緣政治的變化、國家安全威脅的回歸使問題更為複雜。強大且多元化的製造業再次成為國家安全的核心要素。正如川普所言：“如果你沒有鋼鐵，你就沒有國家。”經濟失衡的根源：美元高估作者認為全球貿易失衡的關鍵在於美元的持續高估，這種高估源於全球對美元儲備資產的非彈性需求。隨著全球GDP增長，美國承擔的儲備資產供應與國防保護傘的負擔愈發沉重，而製造業和可貿易部門則成為首當其衝的受害者。關稅戰的底氣---美元霸權與制裁武器化作為全球貿易和金融體系的命脈，美元儲備資產的地位使美國能夠在外交和安全政策中低成本地施加影響，而無需訴諸武力。從凍結海外資產到切斷SWIFT系統接入，再到限制外國銀行進入美國金融體系，美國利用金融手段實現外交目標。歷史上，擁有全球儲備貨幣的國家通常依賴海上霸權來封鎖敵國經濟，而美國則通過經濟制裁達成類似目標。關稅：有效的經濟工具？根據Costinot 和 Rodriguez-Clare（2014）在《國際經濟學手冊》中提出的模型，美國的最優關稅約為20%。事實上，只要關稅不超過50%，相較於完全自由貿易，仍可提升國家福利。目前，美國的有效關稅率約為2.3%，而川普提出的新政策可能使其上升至17%，接近理論最優值。避險關稅副作用的策略賣方貨幣貶值，降低出口價格進口商降低利潤率，以保持競爭力製造業供應鏈向非受關稅影響地區轉移通過稅收改革、補貼、放鬆監管和降低能源成本來補償企業利用國債、利率和匯率等金融工具調整市場反應歷史經驗：2018-2019年貿易戰的甜頭2018-2019年的貿易戰並未對美國經濟造成嚴重衝擊，反而證明了關稅政策的可行性。中國商品的平均關稅稅率提高了17.9個百分點，而人民幣兌美元貶值13.7%，最終導致進口價格僅上漲4.1%。換句話說，貨幣貶值抵消了超過四分之三的關稅影響，通膨壓力微乎其微。這一經驗為未來的貿易戰提供了政策參考。2018年關稅讓川普嘗到了甜頭，但是這一個案目前完全沒有可以複製的場景來滿足川普的新訴求。全球貿易體系的矛盾挑戰，特裡芬世界矛盾體：太多的既要又要還要更要。加征關稅 vs. 維持美元弱勢：2018年貿易戰因美元升值+被課稅國貨幣貶值，使得通膨影響可控。但現在美國既要加關稅，又希望美元走弱，同時又不想遭到報復性反制，不傳導到通膨，這幾乎是不可能的。削弱美元 vs. 維持美元儲備貨幣地位：美國希望削弱美元以提振出口，同時又擔心各國放棄美元儲備貨幣地位。漸進主義 vs. 川普的激進風格：相比漸進調整，川普偏好快速、大規模的政策變動。與盟友協調 vs. 盟友的強力反制：盟友之間互相協商解決是最優選，但是川普卻相反把盟友們推向對立面，加拿大、歐盟等傳統盟友對美國貿易戰的反制措施前所未有地強硬，增加了政策推行的難度。貿易與安全標準：決定關稅政策的因素美國可能依據以下標準決定對特定國家的關稅政策：該國是否對美國出口商品施加對等關稅？該國是否存在大規模外匯儲備積累，壓低本幣匯率？該國市場是否對美企開放程度與美國市場對等？該國是否尊重美國智慧財產權？該國是否通過轉口貿易幫助中國規避關稅？該國是否足額履行北約財政義務？該國是否在國際事務中支援中國、俄羅斯、伊朗等對手？該國是否協助受制裁實體逃避制裁？該國是否支援或反對美國在全球的安全行動？該國是否庇護美國敵人（如恐怖分子、網路犯罪分子）？該國領導人是否在國際舞台上公開批評美國？美國如何確保這些政策生效？關稅威懾（大棒）：利用高關稅作為談判籌碼，迫使貿易夥伴妥協。國防保護傘（胡蘿蔔）：以提供安全保障為條件，要求盟國在貿易上做出讓步。金融工具：利用聯準會和財政部的流動性政策避險市場波動。但是也知道考慮到像墨西哥等國家的體量很小，榨不出太多油水，所以重點還是中國。試圖：1， 在中國周圍建立全球關稅牆將增加中國改革其經濟體系的壓力，向其他國家施壓，讓他們一起加入美國對中國的關稅，從而形成一種多邊的關稅方法。被迫在對他們向美國消費者的出口商品徵收關稅或對從中國進口的商品徵收關稅之間做出選擇，他們將選擇那一個？這取決於相對關稅稅率以及每種稅率對其經濟和安全的重要性。2， 海湖莊園計畫（Mar-a-Lago’Plan），相當於1985年plaza accord廣場協議重演，人民幣升值，來換取取消關稅。全球去美元化的挑戰與美國的應對美國的貿易政策可能加劇各國尋找美元替代品的努力。儘管人民幣國際化仍面臨重大障礙，但黃金和加密貨幣等資產可能受益。不過文中也提到美國還有一個工具就是拋售黃金儲備，把去美元和尋找美元資產替代往黃金和加密貨幣上引導，更大可疑就是做局，現在輿論把黃金和加密貨幣過度美化，兩者根本難堪重任，純屬投機炒作。結論：川普的戰略是否可行？與第一任期相比，川普面臨的全球格局更為複雜。他可能高估了自己的影響力，同時低估了對手的反制能力。全球貿易體系的未來將取決於美國如何平衡關稅政策、美元地位、國家安全和全球市場的複雜博弈。這種不確定性帶來的市場觀望和風險厭惡，必將影響美國的股市，匯市和債市，這也是為什麼有的專家稱這不是貿易重構，這簡直就是a user's guide to wrecking the global financial system全球金融體系毀滅指南。如果通殺，對手國家能夠抓住機會的話就是新的國運。這有點賣雨傘的天天盼下雨的心態，無論如何從2008年之後，沒有幾個人能預測到美國股匯債房能走牛長達十多年，而美國GDP佔世界GDP的比例在21%探底後已經回升到26%，如果未來再工業化成功，重新回到30%沒有問題，這種體量是及其可怕的。在我看來，這只是打著貿易旗號，進行全球經濟，政治，金融和軍事的全面重構。美國是一個過程導向的管理，會根據實際情況不斷調整，拜登上任面對疫情，誰也沒想到他瞌睡登能扮豬吃老虎，把美國經濟搞上一個台階。現在的一切有可能是做戲，抑或是前戲。川普能搞成啥，也只有走一步看一步。但現在的輿論大可不必天天整的跟美國已完似的，這十幾年就沒判斷對過。只需要謹記這是一個永遠不能輕視的對手。(墨跡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