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宣稱已做好"長期戰爭"準備，拒絕談判。有媒體報導稱伊朗正執行一套由最高領袖哈米尼生前親自謀劃、旨在向中東地區蔓延戰火、擾亂全球市場的系統性打擊方案，以此向美國和以色列施壓、迫使其停止攻擊。而伊朗外交部則表示，目前軍事行動系防禦性，未針對鄰國。美以對伊軍事打擊進入第三天，衝突烈度持續升級，全球能源市場正承受自2022年以來最劇烈的衝擊。伊朗最高國家安全委員會秘書拉里賈尼明確表示，伊朗已做好長期戰爭的準備，並拒絕與美國展開任何談判：拉里賈尼2日在社交媒體上發佈多條帖文，說伊朗不會與美國進行談判。川普“妄想”將中東地區拖入混亂，現在卻擔心更多美軍人員傷亡。川普將“美國優先”變成“以色列優先”，為了以色列讓美國士兵成為犧牲品，“伊朗正在保衛自己，伊朗武裝部隊沒有發動侵略”。拉里賈尼還說，伊朗已做好長期戰爭的準備，這與美國的準備截然不同。與此同時，伊朗正在執行一套由最高領袖哈米尼生前親自謀劃、旨在向中東地區蔓延戰火、擾亂全球市場的系統性打擊方案。據媒體援引一名伊朗政權內部人士，這一計畫早在去年6月以色列對伊朗發動12天戰爭後便已著手制定，核心目標是打擊能源設施、擾亂地區航空，以此向美國和以色列施壓。另據央視新聞，伊朗方面3月3日消息，伊朗外交部發言人巴加埃當天表示，伊朗沒有挑起戰爭，目前採取的軍事行動是防禦性的，並非針對鄰國。巴加埃表示，對伊朗的攻擊違反了國際法，破壞了《聯合國憲章》。伊朗擁有自衛權，目前伊朗的重心是國防，而非恢復談判。他強調，本地區每一個國家的安全都至關重要，伊朗的軍事行動針對的是攻擊伊朗的源頭，而非鄰國。隨著衝突升級，沙烏地阿拉伯阿美旗下拉斯坦努拉鍊油廠遭無人機襲擊後緊急停產，卡達能源公司Ras Laffan液化天然氣出口設施同樣被迫停運，荷姆茲海峽航運幾近癱瘓。國際油價單日漲幅一度達9%，歐洲天然氣期貨兩個交易日累計漲幅超過60%，市場正面臨2022年能源危機以來最劇烈的價格波動。哈米尼生前謀劃：打亂全球市場、迫使美以停手據媒體報導，伊朗此輪大規模反擊並非倉促應對，而是一套經過詳細謀劃的戰略部署。一名伊朗政權內部人士向媒體透露，哈米尼與伊朗高層指揮官在去年6月以色列對伊戰爭結束後，便開始制定這一"詳細"計畫，內容涵蓋打擊能源設施、製造地區航空中斷等具體行動，核心目標是在中東製造混亂、擾動全球市場，以此向美國和以色列施壓、迫使其停止攻擊。"我們別無選擇，只能升級局勢、點燃一場大火，讓所有人都看到，"該內部人士表示，"當我們的紅線被以違反所有國際法的方式跨越，我們就無法再遵守遊戲規則。"儘管哈米尼已在美以首輪打擊中身亡，至少六名伊朗軍事與情報高級官員同時陣亡，包括國防部長及伊斯蘭革命衛隊最高指揮官，但這一計畫仍在持續推進。伊朗臨時領導委員會成員之一Ayatollah Alireza Arafi在視訊聲明中表示，"這場戰爭正在按照哈米尼的設計優雅地進行"。伊朗此次戰略部署的一個關鍵特徵是軍事決策的去中心化。伊朗外長Abbas Araghchi周日接受媒體採訪時表示，"我們的軍事單元現在實際上是獨立的，在某種程度上是孤立運作的，他們依據事先下達的總體指令行動。"內部人士向媒體解釋稱，在去年6月的戰爭中，"指令來自高層"，而這一次，"地面部隊已經知道自己該做什麼，同時仍與指揮中心保持全面協調"。伊朗國防部發言人3日進一步證實了這一邏輯。伊朗國防部發言人當地時間3日表示，敵方認為刺殺伊朗指揮官就能讓軍隊崩潰，這是錯誤判斷。發言人指出，每位指揮官至少已有三名繼任者，伊朗軍隊不會因指揮官犧牲而出現指揮真空。沙烏地阿拉伯煉油廠遭襲停產，卡達LNG設施停運伊朗的打擊計畫在能源市場引發劇烈反應。沙烏地阿拉伯阿美旗下拉斯坦努拉鍊油廠遭無人機襲擊後，已於周一早間作為預防措施緊急停產，該設施日處理原油能力達55萬桶，是沙烏地阿拉伯規模最大的煉油設施之一。據媒體援引知情人士，廠區內一處火情已得到控制，阿美正對受損情況展開評估。與此同時，卡達能源公司在聲明中表示，其Ras Laffan設施遭到軍事襲擊後，已停止液化天然氣生產。一架無人機襲擊了該設施內一座發電廠的水箱及相關能源設施。卡達是全球最大液化天然氣出口國之一，此次停運疊加荷姆茲海峽實際封閉，對全球能源供應鏈形成雙重衝擊。市場反應迅速而劇烈。原油日內漲幅一度達9%，歐洲基準天然氣期貨周二單日漲幅一度達32%，兩個交易日累計漲幅超過60%，為2022年能源危機以來最劇烈的價格波動。高盛已將歐洲2026年4月天然氣價格預測從每兆瓦時36歐元大幅上調至55歐元。此次供應中斷正值歐洲冬季尾聲，儲氣庫存已大幅消耗，市場對夏季補庫季能否順利完成存在嚴重擔憂。荷姆茲海峽近乎癱瘓，地區投資風險全面上升荷姆茲海峽是全球最重要的能源運輸通道之一，全球約五分之一的石油與天然氣經此通行。伊朗此輪導彈與無人機反擊已令該海峽航運幾近停滯，直接威脅全球原油及液化天然氣的正常流通。據媒體，伊朗政權內部人士明確表示，針對迪拜酒店等目標的打擊，意在"讓任何接待美國人的地方都變得不安全"，並令伊朗海灣富油鄰國"面臨更高的投資風險"。"投資者會告訴他們：你們離伊朗很近，隨時可能有導彈落在你們國家中間，"該內部人士說。瑞士寶盛銀行首席經濟學家諾伯特·呂克爾表示："這場衝突對世界經濟的影響，取決於石油和天然氣能否通過荷姆茲海峽輸送。最令人擔憂的情況並非海峽關閉，而是該地區關鍵的石油和天然氣基礎設施遭受嚴重破壞。"MET集團首席執行長Huibert Vigeveno則表示："供應安全問題可能再度成為歐洲面臨的嚴峻挑戰。"戰事持續時長成最大變數，各方訊號相互矛盾目前市場最核心的不確定性在於衝突持續時長。川普表示將"不惜一切代價"，但美方就戰爭持續時間發出的訊號相互矛盾。花旗集團的基準情形是衝突在1至2周內降溫，觸發因素包括伊朗領導層變化，或美國在削弱伊朗導彈與核項目後選擇降級。然而，伊朗方面的表態指向截然相反的方向。拉里賈尼在社交媒體上明確表示，"伊朗已做好長期戰爭的準備，這與美國的準備截然不同"，並拒絕與美國進行任何談判。據媒體，伊朗政權內部人士亦表示，"這將持續下去，還會有進一步升級"。衝突已呈現出向更多國家蔓延的態勢——英國已宣佈允許美國使用其軍事基地對伊朗發動攻擊，黎巴嫩真主黨與伊拉克民兵武裝亦已加入戰局。國際戰略研究所Emile Hokayem表示："無論是英國還是地區國家，他們可能正在加入一場自己完全無法掌控的衝突，這場衝突有其自身的慣性，各方對於期望結果、風險承受能力以及戰後安排均無共同認知。" (invest wallstreet)

台北時間3月1日早晨（當地時間2月28日晚）伊朗最高領袖哈米尼遇襲身亡的消息傳來，震驚國際社會。作為伊朗伊斯蘭共和國的最高領袖與精神像征，哈米尼的驟然離世不僅意味著一個時代的終結，更令這片飽經戰火蹂躪的土地再添變數，地區局勢似乎正朝著陡然升級的方向一路狂奔。最高領袖去世後，伊朗的權力如何交接？伊朗會如何報復美以？美國是否能繼續對中東的戰略收縮？觀察者網對話上海外國語大學劉中民教授，帶來及時解讀。觀察者網：伊朗最高領袖哈米尼遇襲身亡，將對伊朗的國家安全及地區局勢產生怎樣的衝擊？劉中民：哈米尼的遇襲身亡給伊朗帶來諸多挑戰，也會從兩個方面影響伊朗和這場衝突的走勢。其一，作為伊朗最高領導人和伊斯蘭共和體制的精神像征，哈米尼遇襲身亡不僅是對現政權的重創，更是對伊朗民族尊嚴的一次羞辱。國際社會正高度關注伊朗將如何採取報復以宣洩對美國以色列的憤怒。伊朗最高領袖哈米尼 圖自：伊朗最高領袖辦公室官方網站伊朗方面曾多次暗示握有“神秘武器”，軍方官員還公開提到28日衝突初期發射的導彈是“陳舊庫存”。伊朗也宣佈了封鎖全球原油運輸命脈的荷姆茲海峽。可見，這次衝突的烈度已明顯超過去年6月的“12日戰爭”。接下來的關注焦點在於，伊朗是否會在憤怒的驅使下採取更激進的反擊，導致局勢進一步升級乃至面臨失控。與此同時，美國內部也面臨兩難抉擇。川普政府長期強調避免深陷中東戰爭的泥潭，但當前局勢是否會失控、是否還能被限定在所謂的“有限衝突”範圍內，是對美國戰略管控能力的嚴峻考驗。其二，這一事件也對伊朗國內政治產生深遠影響，核心懸念在於哈米尼去世後留下的權力真空如何填補、現有政體能否在危機中維持運轉。依照伊朗憲法，最高領袖去世後應該由專家委員會盡快選出新領袖；在此之前，由總統、司法總監及憲法監護委員會的一名宗教學者組成委員會臨時行使最高領袖職權。伊朗媒體稱，專家委員會此前已在為最高領袖的繼任事宜做準備，物色潛在人選。短期內，若美以不對伊朗發動地面進攻，那麼伊朗現政體雖然會承受巨大壓力，但出現崩潰的可能性不大，不過這依然會對其體制構成重大考驗。尤其是從更長遠角度來看，這次危機是否會誘發伊朗國內不同派別之間的分裂、奪權，甚至推動伊朗政治格局重組，這既是當下挑戰，也是伊朗未來面臨的長期隱患。觀察者網：哈米尼的去世以及衝突可能進一步升級的前景，是否會改變美國原定在中東的戰略收縮計畫，導致更進一步捲入戰爭泥潭？劉中民：短期內需要重點關注的是，美以同伊朗的衝突是否會朝海灣地區及以色列本土進一步外溢，尤其是近年來相對穩定的海灣國家若遭到波及，可能觸髮油價飆升、能源危機等連鎖反應。儘管伊朗主導的“抵抗軸心”此前遭受重創，但並未瓦解。葉門的胡塞武裝、伊拉克的什葉派民兵等已開始對美國以色列發動反擊行動。而長期看，美國在中東的戰略收縮能否持續面臨巨大變數。川普雖然主觀上不願讓美國陷入類似在阿富汗、伊拉克那樣的戰爭泥潭，但哈米尼身亡後留下的形勢極為嚴峻。美國若想完全掌控伊朗的局面，可能不得不投入地面部隊；即便是採取打完就走的方式，也會遺留諸多難題。以色列大機率會繼續綁架美國，讓美國承擔地區衝突的後果以及後續包袱，從而加劇不確定性。此外，美國以色列這次是在同伊朗的談判期間不宣而戰，襲擊伊朗最高領導人，該行為是對國際法和國際準則的公然蔑視，不僅會在中東引發廣泛的消極影響，更會進一步加深地區安全困境，加劇各國的安全焦慮，令本就錯綜複雜的中東局勢雪上加霜。同時，難民潮的爆發、極端組織可能藉機做大等風險，再加上阿富汗與巴基斯坦衝突的持續升級，都使得地區前景更趨於複雜。 (底線思維)

美國在人工智慧晶片市場佔據90%的份額，擁有全球數量最多的頂尖AI模型；中國則控制著超過90%的稀土加工能力，其鋼鐵產量超過全球其他國家總和。這兩組數字，既揭示了當前全球最重要的戰略競爭態勢，也道出了其深層的複雜性與危險性。美國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CSIS）經濟安全與技術部門於2026年1月發佈旗艦報告《Tech Edge：美國技術長期競爭行動手冊》，對美中兩國在關鍵技術領域的競爭實力進行了系統性的"淨評估"，為華盛頓的決策者提供了迄今最為全面的戰略診斷與政策藍圖。這份長達100余頁的報告由CSIS經濟安全與技術部門主任納文·吉里山卡爾主導編寫，並獲CSIS總裁約翰·哈姆雷博士的支援與指導。報告明確拒絕以靜態的專利數量或市場份額來衡量技術競爭力，轉而提出一套"生態系統"分析框架，主張技術領導地位來源於動態的企業、研究機構、政策體系和盟國網路的綜合運作，而非單一技術突破。報告的核心論斷簡潔而有力：美國需要在多種技術類型上建立"技術靈活性"，而非僅在個別領域尋求壓倒性優勢。打破六大迷思，直面競爭實質報告開篇即以批判性姿態審視了長期以來主導美國政策辯論的六大錯誤認知。這些迷思非但沒有幫助美國制定有效策略，反而導致了資源錯配與戰略失焦。第一個迷思認為，中國的技術優勢"只靠作弊"取得——即貨幣操縱、智慧財產權盜竊與國家補貼。報告明確指出，這些觀點掩蓋了一個令人不安的現實：中國在基礎研究、快速原型開發與製造規模化方面已積累起真實的創新能力，並在前沿技術和突破性發明領域愈加活躍。以執法為導向的政策回應——報告用"更多律師、更少工程師"來形容這一取向——已令美國在標準制定和規模化生產上處於下風。第二個迷思認為，中國的創新體系是封閉自足的，正在孤立地追趕美國，由此引發了一種推論：美國的開放性和盟國體系是不必要的，甚至是一種劣勢，美國應當獨立應戰。報告對此予以駁斥：儘管中國一再強調"自力更生"，其經濟實際上仍深度嵌入全球網路，並在積極擴展新的戰略聯盟——與歐盟、東亞與東南亞國家及"全球南方"市場持續深化合作。當前的技術競爭，本質上是那個國家能夠建構最廣泛、最深厚的全球生態系統之爭。第三個迷思將中國的創新體系定性為"自上而下"，而將美國體系視為"自下而上"。報告認為這一二元對立嚴重失真。中國的生態系統具有高度動態性：它將殘酷的市場競爭與政府戰略引導、地方政府扶持和私營部門創新活力混合巢狀在一起。與此同時，美國經濟內部已出現在位者整合加劇、市場進入壁壘抬高、新進入者規模化通道縮小等問題。報告同時提醒，這一迷思還遮蔽了美國自身長期成功推行產業戰略的歷史——定向研發、公私合作、政府採購與二次供貨政策，均是美國維繫技術領先的重要工具。第四個迷思認為，美國只需聚焦人工智慧、量子計算、合成生物學等前沿技術，便能贏得技術競爭。這一迷思的隱含邏輯是：美國擁有選擇競爭賽道的奢侈條件，憑藉先發優勢就能"創造市場"。它同時默認，機床、金屬等美國已失去優勢的基礎性產業是無可挽回的爛帳，無需、也無法奪回。報告明確反駁：包括金屬加工、電子封裝乃至稀土等原材料生產在內的大量"基礎型"能力，對加速型技術至關重要，進而關乎美國經濟安全與中產階級的就業前景。美國若不正視上述基礎能力的流失根源，就根本無法在加速型技術上真正勝出。第五個迷思認為國家安全風險被過度渲染，聲稱政策制定者在軍民兩用技術風險等議題上存在誇大。報告以有據可查的案例予以反駁：美國雲服務商實際上協助訓練了如今支撐中國人民解放軍監控系統的中國AI模型；美國國防工業基礎對中國"傳統"晶片形成了嚴重依賴；半導體裝置的出口大幅加速了北京的晶片製造能力。這些已經發生的損失證明，國家安全風險是真實的、正在加速演變的，而出口管制的適應速度遠遠落後於戰略損失的蔓延速度。第六個迷思則走向另一極端，聲稱中國將不可避免地在技術競賽中超越美國。報告對此同樣予以駁斥：這一論斷最初源於數十年前對中國經濟超越美國時間節點的種種預測，如今演變為對中國高科技霸權的宿命論式斷言。中國確實在綠色技術、電動車、電池和無人機上取得成功，但這些勝利往往是被選擇性援引的例證，掩蓋了中國在諸多同樣獲得北京長期優先投入的領域中屢屢折戟的現實——商用噴氣發動機就是最典型的案例，投入數十年、耗資逾150億美元，至今仍無一台發動機通過商業認證並實際飛行於國際航線之上。對美國衰退的悲觀論調，同樣遮蔽了美國在各州、各城市和私營部門層面不斷湧現的創新突破。這六大迷思相互強化，共同構成了美國戰略決策的認知盲區。正如報告所指出的，它們導致美國領導層將症狀誤認為病因，以膝跳反射式的應急手段代替長期戰略佈局，過度依賴保護既有優勢的工具而非建構新的創新能力，最終形成內部邏輯自相矛盾的政策組合。打破這六個迷思，是制定任何有效技術競爭戰略的前提。四類技術，各有生態邏輯《Tech Edge》報告的核心分析工具，是一套將所有戰略相關技術按"應用廣度"與"生產複雜度"兩個維度劃分為四類的框架。這一分類不僅服務於學術分析，更直接指向政策處方。"堆疊型技術"（Stack Technologies），如人工智慧、先進晶片、量子計算與高級電信，具有高度的層級複雜性和廣泛的經濟溢出效應。其優勢在各層疊加，但脆弱性亦如此。報告在此類技術上給予美國"主導"地位評級，並指出美國擁有全球約75%的AI算力，2024年發佈了40個"值得關注"的前沿AI模型，中國僅有15個，歐洲只有3個。然而，這種領先並非無懈可擊：美國頂級AI公司在晶片製造上高度依賴台灣積電，美國國內AI擴散速度遠滯後於其投資規模——麥肯錫資料顯示，僅7%的大型美國企業實現了AI的全面部署與整合。"精密型技術"（Precision Technologies），如商用噴氣發動機、半導體光刻裝置與衛星系統，依賴數十年積累的隱性知識、深層供應商合作與高度專業化的認證體系。GE和普惠的發動機優勢，是FAA認證制度、"小時計費"型長期維護合同與軍民兩用研發協同三者疊加數十年的產物。這類"工業護城河"中國難以複製，不僅因為技術差距，更因為生態系統層面的信任積累無法速成。"生產型技術"（Production Technologies），包括高端機床與工業機器人，廣泛擴散於整個經濟體，但生產過程相對線性。報告在此揭示了一個令人不安的事實：美國曾在20世紀80年代初期主導全球機床市場，此後在短視的資本市場壓力與錯誤的政策取向下，將這一領域拱手相讓。而中國雖持續投入但仍停留在中低端，高端機床市場至今由德國和日本主導，依託其代代相傳的工匠文化、學徒制度與供應商網路。這一格局說明，生產型技術的競爭優勢是幾代人耐心積累的結果，不可能通過短期政策衝擊快速獲得。"基礎型技術"（Base Technologies），如稀土元素、電池、鋼鐵和鋁，生產複雜度相對較低，但高度集中的生產格局使之成為地緣政治槓桿的核心工具。中國對全球稀土加工的控制，以及2025年10月實施的前所未有的稀土與永磁體出口限制，是這類"戰略卡脖子"最直接的示範。報告特別指出，中國在稀土領域的成功，不單是政策設計的產物，也是幾十年科學教育專業化——包括專門設立的稀土學院和國家重點實驗室——長期積累的結果。上述四類技術彼此依存，形成相互強化（也相互威脅）的鏈條：沒有稀土就沒有晶片製造，沒有機床就無法規模化生產精密零部件，沒有晶片就無法訓練前沿AI模型。正因如此，報告強調，任何只聚焦單一技術領域的戰略都註定不完整——美國必須同時在四個像限建立差異化的生態系統能力。戰略處方：速度、規模與盟友面對上述診斷，《Tech Edge》報告提出了一套三位一體的政策框架，並將其定性為一本"動態更新的行動手冊"，將隨競爭形勢持續演進。其一，"彈奏全部琴鍵"——在所有四類技術上建立靈活性。報告建議，川普政府和國會應將《晶片與科學法案》的科學經費集中投向基礎型和生產型技術的短板，通過"技術靈活性基金"（Technology Dexterity Fund）整合商務部、國防部與盟國資本，聯合投資美國本土技術能力。同時，應動用《國防生產法》為稀土分離、精煉和磁體工廠提供政府信用背書，以吸引私人長期資本。在精密型技術上，應通過類似冷戰時期COCOM的新多邊機制，協調對華出口管制，同時防止以國家安全之名保護國內既得利益者，避免壟斷。其二，"以競爭所需的速度和規模行動"。報告對美國在部署速度上的系統性遲滯進行了量化批評：美國新礦山從勘探到投產平均需要29年，資料中心建設佇列積壓長達3至5年，各州監管框架碎片化進一步拖慢了商業化處理程序。與此形成對比的是，中國能夠在兩年內將一座超級工廠從奠基推進至批次生產。報告建議對礦業和基礎設施審批引入有約束力的"限時程序"，從商務部層面重整製造業試點項目，設立面向特定行業的"擴散加速器"，並建立全國性的AI勞動力聯盟，以標準化認證取代當前分散低效的職業培訓體系。其三，"保衛創新網路"。報告對當前出口管制政策的取向提出了有據可查的批評：過於寬泛的管制措施將美國企業拒於中國市場之外，反而將收入和學習曲線讓給競爭對手，這與美國的國家利益背道而馳。報告呼籲更精準、更快速的出口管制——以行為而非行業為限制對象，打擊傾銷、強制許可與掠奪性投資，而非實施一刀切的行業禁令。同時，報告建議擴展外國投資審查委員會（CFIUS）的審查權限，加強大學研究安全規範，對智慧財產權盜竊施以反映戰略損失而非僅針對商業損失的民事與刑事處罰。盟國在這一框架中佔據不可或缺的地位。報告直接批評當前美國貿易政策的混亂——失序的關稅舉措已令德國機床商、日本精密製造商、韓國電池生產商與荷蘭半導體裝置商等關鍵合作夥伴感到疏離。這些夥伴是美國技術創新的倍增器，而非談判籌碼。報告建議通過"友好貿易協議"建立以可核實里程碑為條件的關稅減讓機制，將合作夥伴繫結於供應鏈韌性框架之內。時間窗口正在縮小《Tech Edge》報告以一種罕見的緊迫感作為收尾，但其基調仍屬克制與審慎。報告援引歷史表明，美國曾多次成功重建生態系統優勢——網際網路源於DARPA的投入，生物技術革命由《拜-杜法案》點燃，農村電氣化則來自政府、私營部門、大學與勞工的協同配合。這一歷史並非用來激發自滿，而是用來證明路徑存在。然而，報告也坦率地指出，當前正在面臨的挑戰比以往任何時期都更為複雜：美國今天的競爭對手不是封閉的蘇聯，而是一個深度嵌入全球供應鏈的創新強國；美國的優勢不是一勞永逸的，而是持續遭受侵蝕的。聯邦研發支出佔GDP比例數十年來持續下滑，移民政策的不確定性正在動搖美國賴以為傲的全球人才吸引力，國內政治極化使跨屆戰略得難以為繼。報告最終指出，如果2025年是警示之年，2026年就是行動之年。國會和行政當局面臨一個清晰的選擇：圍繞技術領導力形成共識並付諸行動，或是陷入關稅戰與政治內耗，將中國無法複製的優勢拱手相讓。《Tech Edge》報告的真正價值，不在於提供關於美中技術競爭的終局預言，而在於提供一套動態更新、可供操作的分析框架——一本真正意義上的"長期行動手冊"。CSIS表示，這份報告將作為持續滾動分析的起點，後續將就人工智慧、電池、量子計算、晶片等各主要技術領域逐一發佈深度評估模組。這本手冊，才剛剛翻開第一頁。 (21世紀關鍵技術)

[編者按] 據媒體報導，2026年2月20日美國最高法院公佈裁決，認定川普政府關稅政策違法。川普對此宣稱，他將簽署行政令，對全球商品加征10%的進口關稅，為期150天，以取代稍早前被美國最高法院認定違法的一些緊急關稅。分析人士認為，川普關稅政策將引發一場曠日持久的法律纏鬥，而這恰是川普經濟政策面臨的“致命弱點”：當美國試圖通過關稅來重構國際產業鏈、通過貨幣政策來維護美元霸權時，其內在矛盾將引發連鎖反應。本文指出，川普將經濟安全置於戰略核心，其政策既非傳統孤立主義，亦非單純干預主義，而是通過“經濟愛國主義”重塑國際權力格局。當前全球經濟格局正經歷三重裂變：其一，美國製造業回流政策遭遇勞動力短缺困境，科技企業與傳統產業的利益分化加劇；其二，中國新能源汽車產業在技術突破與成本控制上的雙重優勢，倒逼歐美重構產業政策；其三，印度、墨西哥等新興市場國家正成為全球供應鏈的“新樞紐”，美元結算體系的壟斷地位受到挑戰。這些現實與本文對川普戰略的剖析形成鏡像——當美國試圖用關稅工具重塑全球經濟秩序時，其政策的傳導機制已發生根本性變化。值得關注的是，本文揭示的“科技–民粹”聯盟正在演變為美國政治的關鍵變數。特斯拉等科技巨頭一方面支援關稅政策以擠壓中國競爭對手，另一方面又通過遊說放鬆移民限制以緩解技術工人短缺。這種矛盾立場對應出美國產業界對“川普經濟學”的複雜心態：既希望借助國家力量維護優勢，又擔憂政策不確定性引發市場動盪。在這個充滿不確定性的時代，美國的經濟戰略選擇不僅關乎自身利益，更將深刻影響全球治理體系的重構路徑。為便於國內各界瞭解相關動態、把握形勢之變，歐亞系統科學研究會特轉載此文，供讀者批判性閱讀與思考。文章摘譯自《戰爭學院》播客第186期，僅代表作者觀點。▲ 圖源：YouTube亞倫·麥克萊恩：大家好，我是亞倫·麥克萊恩。歡迎來到《戰爭學院》節目。今天我們榮幸邀請到沃爾特·拉塞爾·米德先生。他現任哈德遜研究所戰略與治國方略拉文內爾·B·庫裡三世傑出研究員，同時也是佛羅里達大學漢密爾頓古典與公民教育中心新設立的亞歷山大·漢密爾頓戰略與治國學教授。當然，他還為《華爾街日報》撰寫國際評論專欄。沃爾特，歡迎來到節目。沃爾特·拉塞爾·米德：很高興參與節目。亞倫·麥克萊恩：沃爾特，您對我們討論的諸多議題都有深刻見解，尤其是今天的主題——經濟在戰略中的作用，特別是川普對經濟戰略的認知。我有一個觀點想與您探討：許多觀察家低估了經濟因素在川普世界觀中的核心地位。例如，近期他與澤倫斯基通話時提出美國應持有烏克蘭能源設施（如核電站）的股權，或是所謂“加薩川普裡維埃拉”計畫（美方將建立類似東印度公司的商業實體）。這些既非孤立主義政策，也不同於傳統意義上的干涉主義，而是全新的戰略範式。我認為川普本質上並非孤立主義者，其大戰略的核心是某種經濟願景，與歷史悠久的重商主義思想存在關聯。您對此有何見解？沃爾特·拉塞爾·米德：確實，川普的經濟思維呈現明顯的重商主義特徵，他堅信貿易順差有利、逆差有害。儘管18世紀重商主義鼎盛時期並未使用“貿易逆差”這一術語，但這種將生產國與消費國對立的思維模式是典型的重商主義邏輯。不過，有時我覺得用18世紀的重農主義來類比更為貼切——該理論認為只有農業創造真實價值，其他行業均屬寄生性質。這與本屆政府重視製造業、輕視服務業的傾向存在相似性。亞倫·麥克萊恩：請詳細解釋這一概念。沃爾特·拉塞爾·米德：這種思維模式強調實體經濟的重要性，認為製造實體產品（如金屬加工）比提供服務或設計產品更具價值。當然，這兩種理論都存在一定的片面性：沒有農業基礎人類無法生存，長期貿易逆差也會引發經濟危機。但從市場對川普早期關稅政策的反應來看，並非所有人都認同這種重商主義貿易觀。亞倫·麥克萊恩：您的分析在國家安全層面具有合理性。當前各界普遍認為，美國在關鍵國防物資（如船舶、彈藥）生產方面已嚴重落後，不應將核心國防產業外包給中國。但川普的理念顯然更為寬泛，其根源可以追溯到上世紀70-80年代他對美日貿易的態度——當時美日貿易逆差並不涉及國家安全因素，但川普對此極為關注。此外，當前科技巨頭（如馬斯克、貝佐斯、祖克柏）與MAGA運動的結合值得注意。儘管多數科技企業並不直接從事製造業，但它們為何支援強調製造業回歸的政策？沃爾特·拉塞爾·米德：科技企業更關注供應鏈安全（如晶片供應），而非傳統製造業關稅。川普的低技能移民限制政策對依賴廉價勞動力的行業（如餐飲業、建築業）影響較大，但對科技公司而言，landscaper費用上漲不過是微不足道的成本。同時，科技企業並不擔心工會化問題，因此對民粹主義政策採取包容態度。這種聯盟模式反映了21世紀美國政治經濟的新平衡——在自由市場理論與企業利益之間尋求新的結合點。這也是為什麼，矽谷對川普的態度有了翻天的逆轉，在川普第一任期內，矽谷的支持者寥寥無幾，彼得·蒂爾等少數幾位力挺川普的科技界人士被視為“異類”，主流科技界都在與川普保持距離，甚至公開反對他。但現在情況完全不同了，科技界的核心人物，比如祖克柏，甚至貝索斯都在向川普靠攏。而馬斯克就更不用說了，如今整個科技界正在與川普的“讓美國再次偉大”運動（MAGA-verse）融合在一起。亞倫·麥克萊恩：聽你這麼說，我感覺科技公司對川普的政策更多是一種“無所謂”或者“默認接受”，而不是主動推動這些政策，因為它們本身並不會直接受益，對嗎?沃爾特·拉塞爾·米德：沒錯。但如果你從政治和聯盟的角度來看，這其實是個很有意思的問題——如何讓“傑克遜式民粹主義”與企業界形成聯盟?美國歷史上，那些推崇漢密爾頓式經濟模式（強調政府支援工業發展、推動強大金融體系）的政治派別一直面臨一個難題：他們本身並沒有龐大的群眾基礎。自聯邦黨人時代起，這個問題就存在了——誰來充當他們的政治支持者？輝格黨也遇到過類似的問題，共和黨在很長一段時間裡同樣如此。所以，我們可能需要重新思考川普的定位。他或許並不是一個沉迷於重商主義和18世紀經濟思想的“倒行逆施”的人，而是一個正在摸索21世紀的新平衡的人，一種介於自由市場理論、美國政治現實和企業利益之間的新平衡。亞倫·麥克萊恩：這個角度很有意思，不過為了更好地理解現在的局勢，我想回顧一下歷史。2025年，我們突然進入了一個高關稅、強調貿易順差、鼓勵製造業回歸的時代，這種變化看上去很“革命性”。但如果我們把時間倒回去，會發現這其實並不新鮮。在更早的歷史階段，這種政策反而是主流。然而，隨著時間推移，英美世界逐漸從“重商主義”向“自由貿易”轉變。你能不能講講，這種演變是如何發生的？過去的經濟模式是怎麼運作的？為什麼英美世界最終走向了自由貿易？沃爾特·拉塞爾·米德：這一轉變始於19世紀英國的政治經濟變革。傳統上，英國的統治階級主要由兩大派別組成：1. 地主階級：包括鄉紳、大農場主、伯爵、公爵等，他們掌控著大片土地，不希望自己的土地收入被征重稅。土地是一種很容易被徵稅的資產，因為大家都能看到你有多少土地，租金收入也相對容易計算。2. 製造商和商人：他們主要集中在城市，依賴工業和商業發展。這兩個階級在誰該交多少稅的問題上長期存在矛盾。地主階級通過控制議會，設立了高額的糧食進口關稅，特別是《穀物法》（Corn Laws）。他們的理由是:“我們要保護本國的糧食供應安全。” 但製造商們非常討厭這個政策，因為：他們需要支付工人工資，而工人的基本生活成本（比如面包）主要由糧價決定。關稅抬高了糧食價格，導致工人生活成本上升，工廠就必須支付更高的工資，這直接提高了工業生產成本。於是，自由貿易理論在製造業資本家和工人之間迅速流行開來。他們開始大力宣傳：“你們知道嗎?你們吃的面包這麼貴，是因為政府在收稅，而這些稅全都讓那些住在豪華莊園裡的貴族受益。” 這當然讓老百姓非常憤怒。最終，在社會壓力下，英國廢除了《穀物法》，這標誌著英國從保護主義向自由貿易的轉變。自由貿易理論的核心邏輯（源自亞當·斯密 1776 年的《國富論》）:勞動分工以提高生產力：如果每個國家專注於自己擅長的領域，整體經濟效率會更高。比較優勢（comparative advantage）：比如，愛爾蘭適合種土豆，法國擅長生產絲綢手套。如果兩國各自專注於自己的強項，然後進行貿易，他們都會比自己什麼都做要更富裕。英國工業革命後，擁有技術優勢和市場優勢，於是極力推動自由貿易，希望打開全球市場，向世界各地銷售英國商品。這讓英國迅速繁榮，也鞏固了其全球經濟霸權。但問題在於，其他國家很快就學聰明了。比如美國意識到：“我們要發展自己的工業，不能讓英國商品主導我們的市場。” 於是，美國政府採取高關稅保護本土製造業，確保國內企業有足夠的時間發展壯大，最終能在全球市場上競爭。所以，英國推行自由貿易的黃金時代（大約19世紀中期到晚期），其實是它作為全球霸主的巔峰期。但到了20世紀初，其他國家開始挑戰英國的經濟地位，比如美國和德國。他們一邊享受英國主導的自由貿易體系，一邊對英國商品徵收高額 關稅，保護自己的產業。這導致英國國內出現了反思：“等等，我們堅持自由貿易，其他國家卻在保護自己的產業，我們是不是被佔便宜了？” 於是，到1900年左右，英國內部關於貿易政策的爭論開始加劇，甚至提出了“帝國優惠政策”，即英聯邦內部的貿易可以自由化，但對於美國等其他國家，英國可以重新設定關稅壁壘。總體而言，自由貿易的興起是因為它曾經確實讓英國獲得巨大經濟利益，尤其是在它技術領先的時候。但當競爭對手崛起、全球貿易格局變得更加複雜時，英國的自由貿易政策開始面臨挑戰。這也解釋了為什麼今天的貿易政策爭論仍然如此激烈——歷史一直在循環往復。亞倫·麥克萊恩：聽起來，這和美國的情況很相似。在整個20世紀，美國逐步推行更加自由化的貿易體系，這在巔峰時期確實運作良好，但中國加入世貿組織後，遊戲規則有所改變。在政治光譜上，無論是右翼還是左翼，在中國問題上都達成了共識。但川普政府，在這個思路上大幅擴展，不僅針對中國，還對許多原本不在討論範圍內的國家設定貿易壁壘。沃爾特·拉塞爾·米德：其實，美國的貿易政策可以分成兩個階段。第一階段：二戰後到冷戰時期：1945年後，美國面臨的首要問題是：如何重建戰後世界經濟？冷戰開始後，美國又開始思考：如何讓西歐和其他“自由世界”國家站穩腳跟，團結在美國陣營對抗蘇聯？為了實現這些目標，美國在貿易上做出了一些讓步，比如，允許盟友對美國產品徵收較高的關稅，而美國對他們的出口保持開放。這麼做的目的有兩個：1. 這些國家需要盡快恢復經濟，而美元是當時唯一能在全球流通的大宗交易貨幣。讓盟友通過對美貿易順差來積累美元，是幫助他們恢復經濟的有效方式。2. 讓盟友經濟繁榮，增強他們對抗蘇聯的能力，符合美國的地緣政治利益。於是，美國默許了歐洲、日本等盟友採取帶有保護主義色彩的經濟政策，幫助他們建立起自己的工業體系。到了1990年左右，冷戰結束，德國、日本等國家已經完全恢復經濟，並不再需要美國的“特殊照顧”了。理論上，那本該是美國重新審視貿易政策的好時機。第二階段：全球化與中國加入世貿組織的階段。總體而言：1.美國戰後對盟友的貿易讓步，本來是地緣政治考量，但冷戰後未能及時調整，成為隱患。2.全球化的崛起，使得低成本國家迅速佔據製造業市場。3.美國企業不僅沒有抵制，反而主動參與其中，使得低成本國家迅速崛起。4.不僅美國製造業受損，其他開發中國家也難以競爭，全球工業化格局被低成本國家主導。這就是為什麼川普的貿易政策（無論你支不支援他）能夠在美國社會引發如此強烈的共鳴——它不僅關乎經濟，更關乎國家利益。亞倫·麥克萊恩：從經濟運行規律看，美國企業界與中國經濟存在深度互動關係。中國實施的產業政策體系客觀上形成了特定的市場競爭優勢。這種政策引導與美國企業的逐利性形成共振。當前國際供應鏈格局的演變，既反映了市場機制的作用，也包含各國政策選擇的影響。美國製造業就業崗位的轉移、部分關鍵產業對外依存度的提升等現象，對美國經濟安全必然構成了結構性挑戰。沃爾特·拉塞爾·米德：確實如此。亞倫·麥克萊恩：從多方面來看，對中國採取更強硬的態度，比如實施關稅措施，試圖扭轉這種局面，使其恢復到某種合理狀態，這在右翼群體中可能是一個得到80%到90%支援率的議題，並且我認為它在很多美國民眾中都有廣泛的吸引力。關於中國，這是一個兩黨都關注的議題。而本屆政府的行動範圍要比這廣泛得多。這不僅僅是針對中國，還涉及到加拿大、日本、歐洲國家等。而如果我們要遏制中國，實際上這些國家是我們需要的盟友。我想問您，您認為這一切最終會如何發展？我還有一個相關的問題，這對美元意味著什麼？顯然美元的地位至關重要，或許您可以談談這個問題。美元在國際經濟中的作用對美國的實力至關重要。但是，如果我們想提高關稅，又希望美元貶值以促進出口，這將如何發展呢？市場對此感到緊張，不過總統似乎並不認為這會像他第一任期時那樣阻礙他的行動。沃爾特，幫我們理解一下其中的利害關係以及事情可能的走向。沃爾特·拉塞爾·米德：我們生活在一個複雜的世界，我們來區分幾個方面。我之前談到了二戰後的一系列關稅安排。當川普與德國、英國、日本以及韓國談論關稅問題時，他實際上是在說：“我們不再需要1948年的那種協議了，當時為了幫助你們從二戰中恢復，我們允許了非對等的關稅安排。”所以從抽象的角度來看，這是他的一個合理議程項目。為什麼歐盟對美國汽車徵收的關稅要高於美國對歐洲汽車徵收的關稅呢？現在，你可以這樣爭辯，如果我們對歐洲採取回應措施，假設歐洲對美國汽車徵收10%的關稅，而我們對歐盟汽車徵收1%的關稅，儘管我並不清楚實際數字是多少，但先這麼假設。亞倫·麥克萊恩：您在這方面比我更擅長假裝懂行。沃爾特·拉塞爾·米德：好吧，所以如果我們把汽車關稅提高到9%或10%，基本上只是讓美國人更難買到他們想要的奔馳汽車，他們並不會從中得到任何好處。所以有人會認為，僅僅跟風他們的不良行為只會讓所有人的處境更糟。那為什麼要這麼做呢？這就是純粹的自由貿易觀點，反對川普對這些老牌盟友徵收關稅。川普會回應說：“讓他們降低關稅的唯一辦法就是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然後當他們看到這種情況，他們就會同意降低關稅。”他反覆說：“對等是個美妙的詞。”我認為，如果歐盟認真地對美國說：“我們來做吧，認真地實現對等。” 我想川普政府可能會對歐盟或加拿大採取非常自由貿易的政策。實際上，對於加拿大和墨西哥，還有另一個複雜因素，其中一些問題實際上與中國有關。在北美自貿體系中，中國因素確實構成重要變數。所以在中國的很多零部件在墨西哥的工廠組裝，然後再運過邊境進入美國，並且能擁有免稅待遇，這一現像是全球化產業鏈分工的產物。我們越是試圖改變與中國的貿易關係，中國運用規則的機會就越大。所以在某種程度上，川普對加拿大和墨西哥的做法是：“好吧，如果我們要建立一個北美自由貿易區，那麼就需要對中國產品制定更嚴格的規則。”現在，如果我是墨西哥總統或加拿大總理，可能會說：“川普先生，就在不久前您擔任總統期間，我們修訂了《北美自由貿易協定》，您當時說我們達成了一項很好的協議。而現在您卻在挑戰這項協議。所以如果我再和您簽署一項協議，我怎麼能保證18個月後，您不會再次來找我的麻煩呢？”所以可以合理地說，即使這些行動背後的目標是明智的，其策略也並不是十分出色。好的，這就是我們與富裕盟友之間貿易層面的問題。而對於我們的貧窮盟友，情況更為複雜，因為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泰國以及其他一些國家會說：“聽著，我們不像1948年的日本那麼貧窮，我們沒有忍饑挨餓。但是為了我們政府的穩定，我們的經濟需要增長，而我們的經濟要增長，就需要能夠向富裕國家出口，就像許多其他國家那樣。而您希望我們與您結盟來對抗中國。好吧，那對我們有什麼好處呢？我要怎麼跟我的選民說與美國合作能幫助他們呢？”所以對於貧窮國家，關稅問題是不同的，而且可以說，有更充分的理由允許與關鍵盟友進行一些經過仔細監測和控制的非對等關稅安排，特別是那些靠近中國的國家。但與此同時，在處理這些貿易爭端時，再回到美國與富裕盟友的問題上，川普又說：“我希望加拿大成為美國的第51個州。”人們會說：“哈哈您只是在開玩笑。”他說：“不，我是認真的。我希望他們成為第51個州。”然後他又把貿易問題摻和進來，而且還同時質疑北約在外交政策中的地位，這就會產生相當大的影響。所以美國不僅在關稅問題上與歐洲人爭鬥，還在國防問題上爭鬥，比如對北約的支援力度會有多大，等等。這樣一來，美國面對的就不是針對一系列具體問題的經濟爭端，而是陷入了普遍的憤怒和兩極分化的迷霧中。我猜總統在某種程度上認為這樣可以最大化他的影響力。我們不應忘記，川普是如何設法讓貿易法的解釋符合他的意願的，而拜登也在這方面延續了他的做法。美國總統基本上可以對任何他想徵稅的商品，在任何他想要的稅率上徵收關稅。現在沒有那位總統會願意放棄這種權力。從其他方面來看，這就像是：“我現在幾乎可以對美國的每一位首席執行長說他們公司的股價會怎樣，因為我可以通過關稅讓你的企業陷入危機，或者我可以給你某種救濟讓你發財。我在競選連任時需要一些幫助，或者我在建設總統圖書館時需要些支援等等。”所以這是巨大的權力。同樣，對於任何一位國會議員，“我可以摧毀你所在選區的產業，或者我可以讓你所在選區的產業非常繁榮。”所以這是整個關稅問題的另一個層面，這與自由市場理論、聯盟政策或其他任何東西都無關，只與國內政治有關。亞倫·麥克萊恩：令人震驚的是，國會實際上已將這一權力拱手相讓，但事實確實如此。如同其他諸多先例，木已成舟。順便提及一個有趣的潛在未來場景：2025年3月，輿論普遍將川普視為擴張行政權力的代表。這在某些層面顯然成立，但從另一角度看，這也是拜登總統本人樂見其成的權力擴張趨勢的延續。然而存在一種可能性：若政策失誤導致經濟衰退，共和黨可能失去國會甚至參議院（儘管從席位分佈看可能性較低）。這種情況下，本屆政府的政策或將導致總統權力受限——若國會落入反對黨之手，其必然會以“行政越權”為由進行強烈反彈。儘管權力擴張趨勢似乎不可逆轉，但至少存在理論上的可能性。沃爾特·拉塞爾·米德：值得注意的是，若民主黨更具戰略眼光，本應在總統大選後的跛腳鴨國會會期採取行動。當時本可爭取60名參議員聯署，終止特定國家緊急狀態，重新審視行政命令的法律基礎，從根本上削弱總統濫用關稅權的合法性。然而儘管輿論渲染“拯救民主”與“防範獨裁”，民主黨實際並未採取實質行動。共和黨雖不可能完全讓步，但參議院中確有像蘭德·保羅（Rand Paul）等議員原則上支援限制行政權。若策略得當，本可達成跨黨共識。這一事態暴露出國會已嚴重偏離憲法賦予的職能。社會需要有效治理，而當國會無力履行制憲者賦予的職責時，行政與司法部門必然自行填補權力真空——儘管這並非理想狀態，但卻是現實所需。亞倫·麥克萊恩：最後一個問題涉及美元地位。請向主要關注軍事安全領域的聽眾解釋：為何美元對美國綜合國力至關重要？以及川普政府政策可能對美元國際角色產生何種影響？若美國試圖通過貶值美元促進出口，未來將如何演變？沃爾特·拉塞爾·米德：相較於某些美元崇拜論者，我對此持更中立態度。美元作為國際儲備貨幣確實賦予美國製裁便利，但制裁本質上是無力採取實質行動時的遮羞布——正如國會將爭議事項交付委員會研究。美元儲備地位更像雙刃劍：它既允許美國以低成本融資（類似簽發“永不兌現的支票”），也縱容了財政紀律的鬆弛。事實上，美元地位是美國實力的結果而非原因——美元成為儲備貨幣前，美國已崛起為超級大國。我樂見對手將攻擊美元作為戰略重心，這將分散其對真正威脅的注意力。從根本而言，貨幣價值反映國際社會對一國經濟的信心。維持美元吸引力符合美國利益，因為這意味著全球資本持續流入美國市場。但我既不認同川普政府主動貶值美元的策略，也反對將捍衛美元地位作為國家戰略核心。貨幣政策應服務於整體經濟健康，而非孤立追求匯率目標。亞倫·麥克萊恩：沃爾特，這場對話令人受益匪淺。我們本可繼續深入探討，但期待您未來再次做客，分享您本人對“愛國市場”（patriotic market）的戰略構想。作為漢密爾頓中心的漢密爾頓教授，或許我們終於能從真正的漢密爾頓主義視角展開討論。沃爾特·拉塞爾·米德：批評他人總比提出建設性方案容易得多。不過作為亞歷山大·漢密爾頓戰略與治國學教授，我確實常自問：若漢密爾頓在世，他會如何應對當前挑戰？ (歐亞系統科學研究會)

綜合法國媒體報導，美國國防部在日前公佈了美國《2026年國家防務戰略》，明確提出將縮減對歐洲盟友的軍事支援，把戰略重心轉向美國本土安全、印太地區以及對華的戰略威懾。這一政策調整迅速在跨大西洋關係中引發強烈震盪，被歐洲安全界視為北約成立以來最具結構性影響的一次方向轉變。幾乎在同一時間，美國圍繞格陵蘭問題向丹麥施壓，甚至不排除以強硬手段獲取控制權的表態，直接引發北約內部一場“前所未有的危機”。法國、英國、德國等歐洲國家罕見地在安全層面集體聲援丹麥，使歐美關係出現公開裂痕。01 五角大樓戰略調整，歐洲防務自主處理程序被迫加速根據五角大樓發佈的戰略檔案，美國未來將優先確保本土安全和印太地區穩定，並要求盟友“承擔更多自身防務責任”。檔案指出，美國對盟友的支援仍然“至關重要”，但將以“更加有限”的方式展開。同時，拉丁美洲被列為美國防務戰略中的首要地區。五角大樓明確表示，將恢復美國在整個美洲大陸的軍事主導地位，以保護本土安全和關鍵戰略通道。在對外關係表述上，新戰略提出應與中國建立“相互尊重的關係”，強調“以實力實現威懾，而非通過直接對抗”，並未提及台灣問題。對俄羅斯的威脅評估則被描述為“持續存在但可控”。02 格陵蘭危機：北約歷史上的“角色倒置”針對當前局勢，法國前國防部高官、前北約事務官員、現任地緣政治顧問奧利維耶·敘厄（Olivier Sueur）指出，圍繞格陵蘭的爭端在北約歷史上“完全是前所未有的”。他表示，過去北約的危機模式往往是部分歐洲國家偏離美國戰略，美國則藉機重申聯盟團結；而此次卻是美國首次扮演“破壞共識的一方”。在這一背景下，法國反而成為“捍衛北約團結與規則的一方”，這一角色轉換極具象徵意義。敘厄認為，歐洲國家向格陵蘭部署兵力更多具有政治象徵意義，而非真正的軍事威懾效果。真正推動局勢降溫的，是北約秘書長馬克·呂特（Mark Rutte）在北歐國家與德國之間展開的斡旋努力，其目標是在不損害丹麥主權的前提下，為美國總統“提供一個可對內交代的協議”。03 北約不是“腦死亡”，而是在重構認知針對“北約是否正在衰亡”的討論，敘厄指出，北約的核心並非條約文字，而是“信任機制”——大國是否會保護小國，美國是否會保衛歐洲。格陵蘭危機一方面強化了歐洲內部的相互支援，另一方面卻嚴重削弱了歐洲對美國安全承諾的信心。這種矛盾，正在推動北約向“歐洲化”方向演變。他強調，北約並未走向解體，而是進入了一場“認知重構”：歐洲必須逐步具備在美國戰略重心轉移情況下，獨立應對安全威脅的能力。04 “川普，反而是歐洲戰略自主的最大推手”在敘厄看來，美國總統川普雖然言辭激烈，卻在客觀上成為歐洲防務自主的“最佳推動者”。他指出，川普第一個任期已促使歐洲顯著提高防務預算，為應對2022年俄烏衝突贏得了寶貴準備時間；而第二個任期，美國政府對“歐洲搭便車者”的公開輕蔑，正在進一步刺激歐洲形成集體行動。這一變化已體現在多個層面：歐盟啟動關於歐洲防務未來的戰略白皮書；推出總額1500億歐元的SAFE防務融資工具；在2028-2034年預算框架中為防務和航天預留超1300億歐元；德國加速重整軍備體系；歐洲對烏克蘭的安全支援逐步擺脫對美國的依賴。與此同時，歐洲開始系統性降低對美國數字和技術體系的依賴，多國政府和大型企業逐步遷移出美國科技平台。05 國家主權與歐洲整合之間的“危險平衡”對於是否應回歸“國家防務獨立路線”，敘厄指出，27個彼此割裂的歐洲國家，恰恰是美國和俄羅斯都樂見的局面。將歐洲各國“分而治之”，分別談判，符合大國博弈邏輯。真正的挑戰，在於如何在保持國家主權的同時，通過歐盟實現防務能力整合。他以軍事裝備為例指出，歐洲目前擁有17種不同型號的魚雷，而美國僅有2種，“技術整合並不等於主權喪失”。06 格陵蘭危機與俄烏衝突的疊加效應分析人士普遍認為，格陵蘭危機在短期內分散了西方對俄烏衝突的注意力，客觀上有利於俄羅斯。然而，從中長期看，危機反而促使歐洲和北美在北大西洋地區加強軍事存在，並不符合俄羅斯的戰略利益。這一局面，被敘厄類比為1956年的蘇伊士危機：短期混亂，長期重構秩序。07 歐洲是否準備好面對“強權回歸”的世界？敘厄坦言，歐洲對當前國際秩序的劇烈變化“準備極其不足”。歐盟的制度設計源於冷戰結束後的樂觀主義時代，強調貿易、規則與市場，而防務與安全長期被邊緣化。但他同時指出，歐洲正在經歷一場“緩慢卻真實的轉型”：防務融資、產業政策、對外經濟工具都已發生根本變化。歐洲並非無所作為，而是選擇低調推進。08 在中美競爭之外尋找空間面對中美戰略競爭加劇，歐洲正加速拓展與“全球南方”的合作。即將舉行的歐盟—印度峰會，預計將簽署安全與防務夥伴協議，同時推進自由貿易談判。敘厄指出，無論是印度、巴西還是非洲與東南亞國家，都在尋找中美之外的穩定合作框架，而歐盟在多邊主義、規則體系和長期穩定性方面，具備獨特吸引力。 (歐時大參)

美國輸出到歐盟的“氣”，越來越多了。當地時間11月6日至7日，第六屆跨大西洋能源合作夥伴會議（P-TEC）在希臘雅典熱鬧鬧地開了場，乍聽起來，這是個雙贏的宏大敘事：歐洲能源安全有了新保障，美國戰略影響力再下一城。會議現場，美國能源部長賴特、內政部長伯格姆、國務院副國務卿裡加斯，以及歐盟能源和住房專員約根森、希臘環境和能源部長帕帕斯塔夫魯等美歐高級官員笑容滿面地握手合影，話題焦點是那條雄心勃勃的「垂直天然氣走廊」－一條從希臘港口向北延伸，串聯起保加利亞、羅馬尼亞、烏克蘭等國的管道系統，號稱要把美國的LNG（液化天然氣）像動脈輸血一樣，源源不斷注入中東歐的能源心臟。而這一切，都與那份備受爭議的美歐7,500億美元能源貿易協定緊密捆綁。這張紙約定歐盟在2026至2028三年間，每年從美國採購2500億美元能源產品，總額高達7500億美元，被川普譽為“歷史性勝利”、被馮德萊恩稱為“艱難的好協議”的天價訂單，從誕生之初就散發著濃重的“政治速效救心丸”氣味，經過謹慎的市場謹慎市場。第一個致命疑問直指歐洲的胃口：它真能吞下這史無前例的能源洪流嗎？數據顯示，2024年歐盟從美國進口的能源總額尚不足800億美元，僅為新協議年度目標的三分之一。若要達標，意味著歐盟需在短短三年內將對美能源進口額提升三倍以上，使其67%的能源需求都掛在美國的帳單上。這無異於要求歐洲的能源食道進行一場違反客觀規律的急速擴張。而且，歐盟的天然氣需求在再生能源衝擊下正步入長期下行通道，國際能源智庫預測2030年將下降7%。一邊是需求萎縮，一邊卻要強行塞入超額供給，歐盟的能源市場儼然成了政治意志下的填鴨式餐桌。第二個疑問甩給了大洋彼岸的美國供應商：他們真有能力且願意充當這個「救世主」嗎？美國的液化天然氣（LNG）終端早已壓力山大，僅有的6座出口設施集中在墨西哥灣，幾乎全部滿載運轉。即便規劃中的Plaquemines、Golden Pass等項目全數投產，也僅能提升約50%的產能，相對於歐盟所需的數倍增量，不過是杯水車薪。而美國煉油產業出口負荷率已高達89%，挪威能源研究機構分析師直言，美國石油產量已趨於平穩，未來甚至可能下降，要滿足歐盟需求「難度極高」。更關鍵的是，讓精明的美國能源商放棄利潤更高、增長更快的亞洲市場（2024年對亞洲LNG出口佔比達58%，比歐洲高出21個百分點），轉而將八成的全球能源出口量定向輸往歐洲，這簡直是讓資本“丟下西瓜”，違背了最基本的市場逐利邏輯。美國能源資訊署的預測也潑來冷水：到2028年的出口成長，只能指望目前已宣布的設施。這7500億美元的大餅，畫得再大，也難敵產能天花板堅硬如鐵。第三個障礙，橫亙在波濤洶湧的大西洋上：運輸能力這關，過得去嗎？全球LNG運輸船隊僅700餘艘，七成已被長期租約鎖定。業界計算，要滿足協議需求，需緊急新增200艘以上運輸船，而單船建造周期長達三年。這「船到用時方恨少」的窘境，如同想用吸管喝光整個游泳池的水，雄心可嘉，現實骨感。既然目標如此荒謬（荷蘭國際集團分析師華倫·帕特森直言“必須讓所有能源貿易改道，根本不可能實現”），為何歐盟仍要簽下這紙賣身契？答案藏在美歐的關稅博弈與歐盟的內部政治算計中。其一，這是在川普關稅大棒下的「保命」妥協。美國曾威脅對歐盟汽車、鋼鐵等關鍵產業加徵25%的懲罰性關稅，將讓本已步履蹣跚的歐洲經濟雪上加霜。歐盟委員會不得不以能源採購的空頭支票，換取關稅的“緩刑執行”，保護岌岌可危的對美出口。這本質上是一場政治邏輯對市場法則的強行干預，用未來的能源枷鎖，換取眼前的貿易喘息。其二，這是歐盟內部政治博弈的扭曲產物。在地緣政治焦慮（尤其是「去俄羅斯化」）的驅動下，經濟理性與氣候承諾被拋諸腦後。正如ICIS分析師所批評的，「歐盟購買更多油氣產品與其綠色轉型目標背道而馳」。為了所謂的「戰略自主」而加深對單一國家的能源依賴，無疑是南轅北轍的諷刺劇。明明嚥不下那麼多“美國氣”，卻偏要硬咽的後果，歐洲正在默默承受。首當其衝的，是歐盟能源自主權的進一步喪失。美國油氣的強勢湧入，直接推高了能源成本——估算顯示，歐盟能源進口成本將上升57%，相當於每個家庭每年多支付680歐元，歐盟將能源命脈從俄羅斯轉向美國，簡直是「前門拒狼，後門進虎」。能源價格的穩定上漲，也逐步削弱了歐洲工業的競爭力，高耗能產業外遷趨勢加劇，俄羅斯外長拉夫羅夫所警告的「導致歐洲去工業化」並非危言聳聽。農民的日子也越來越難過。德國經濟研究所估算，僅對美國農產品降稅一項，就可能導致歐洲農民年損40億歐元，若疊加進口美國油氣帶來的能源成本，衝擊可想而知。更深層的裂痕正在歐盟內部蔓延。能源政策的強制捆綁，將進一步撕裂歐盟內部。西歐國家早已深度綁定美國能源，而中東歐國家長期依賴俄羅斯能源供應，匈牙利86%的石油來自俄羅斯，保加利亞的燃料市場高度依賴俄羅斯盧克石油公司的煉油廠。 「垂直天然氣走廊」的推進，本質上是逼迫中東歐國家撕毀現有長期協議，轉而採購高價美國油氣。但這種強制轉型不僅面臨巨額違約成本——油氣進口商若撕毀現有LNG合同，將面臨巨額罰金，更會引發中東歐國家的強烈抵觸。 11月7日，匈牙利總理歐爾班專程訪美尋求俄油進口豁免，正是這種內部矛盾的一種體現。當西歐為了地緣政治犧牲中東歐的經濟利益，本就內部矛盾的歐盟將面臨更大的離心危機。 「垂直天然氣走廊」看似是歐盟團結的象徵，其實是分裂的加速器。如今，歐盟這場「依附美國霸權，忽略多邊合作」的戰略短視，正將其推向加速衰退的軌道。若歐盟持續對美國逆來順受，其全球貿易份額將下降，經濟成長未來五年或下滑0.8個百分點（WTO數據）。在全球能源格局重塑的關鍵時期，歐盟本應憑藉其市場規模加速推進能源進口多元化，大力發展再生能源，建構真正有彈性的能源體系。但歐盟的政治菁英們卻在地緣政治的迷思中，選擇一頭扎進美國的“能源懷抱”，將能源安全的命運拱手奉上。當「美國氣」不僅充斥於歐洲的能源輸送管道，更瀰漫在其決策殿堂時，一個無奈的疑問愈發清晰：這種「美國出'氣'，歐盟受著」的局面，那些面對不斷上漲的能源帳單、擔憂產業前景、感受著內部裂痕擴大的歐洲老百姓，究竟還能忍受多久？或許正如歐洲網友的調侃：「歐盟談判跪得太徹底，卻忘了自己還有站起來的權利」。 (有理兒有面)

【導讀】2025年9月19日晚，中美元首再次通話，這是繼1月祝賀當選、6月關稅風波後，兩國領導人年內的第三次溝通。本次通話就當前中美關係和共同關心的話題坦誠深入交換意見，並就經貿合作、Tiktok解決方案等具體問題進行溝通。本文指出，川普2.0是一場“非自由主義轉向”，其核心是“去意識形態化”。這一轉變可解釋美方在通話中為何不再強調價值立場，而是更側重關稅、tiktok等現實經濟利益。在世界格局由清晰變得渾濁之時，傳統左右政治光譜正在瓦解，“誰是敵人、誰是朋友”的問題變得更加複雜。在此背景下，我們有必要切近審視這一新意識形態光譜，討論中國在其中的定位與國家利益。作者認為，全球意識形態經歷了萌芽-大左右-單極時刻-多極世界。自2016年起，美國的意識形態光譜發生了根本性的裂變，MAGA運動打破原有“小左右”格局，正在西方開創一種新的政治光譜。在這一新譜中，左右之分讓位於對世界秩序主張的差異，左翼追求多極化，而右翼試圖維護單極化。在目前美國正在推動的去全球化影響下，中國和全球南方國家必須推動以多極主義為意識形態敘事的“再全球化”，尋求繼續發展和化解人類生存問題，才能實現符合中國和世界長遠利益的國際新秩序。世界意識形態光譜的裂變與21世紀的再全球化20世紀以來，現代政治意識形態在全世界範圍內被分佈在一個左右兩元對立的光譜上。這當然是一個過於簡單化的抽象格局，但確實也概括了這一百多年來幾乎每一個國家和地區內部以及它們之間的政治取向和政治鬥爭的結構。一個普通的政治系本科生就可以把所有政黨和政權的“政治三觀”都在這個光譜上放到適合的位置，從而決定身份認同、設立政治站隊和研究鬥爭戰略。然而，在後冷戰時代全球化從鼎盛走向終結的二十多年裡，這個意識形態光譜在世界各地發生了裂變，原本清晰的格局變得渾濁，國與國之間和國家內部的政治力量脫離了傳統左右政治光譜的結構，以至於“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這個問題又變得相當複雜。本文在簡單梳理傳統左右意識形態光譜的結構的基礎上，試圖分析和解讀裂變發生的過程和驅動力，以及裂變後的意識形態生態，觀察和探索一個可能正在形成的新意識形態光譜，討論中國在這個新意識形態生態裡的定位與國家利益，並提出一些對關於中國正在參與重塑的21世紀世界格局的設想。▍從十月革命到二戰：左右的宏大敘事十月革命啟動了20世紀左右意識形態光譜的宏大敘事——“大左右”。左就是蘇聯代表的共產主義理想、社會主義制度與國際主義的世界觀。這個世界觀有半個多世紀馬克思主義的思想鋪墊，但總體來說是大革命的產物，是一種騰空而起的政治。在這個宏大敘事之下，美國和部分西歐國家處在一個中間地帶。這些國家的國內政治在“小左右”的敘事裡發生，即受蘇聯影響代表勞工利益的左派與堅持資本主義代表資本力量的右派之間的鬥爭。在這個小敘事裡，戰後美國政治的趨向是偏左翼的，國內政治最終定位在了保護勞工的羅斯福新政。[1]當時分佈在非洲、拉丁美洲和亞洲的廣大被殖民地區的民族，基本都屬於左傾的政治趨向，這主要反映在反殖民、反帝國主義的立場和爭取民族獨立的鬥爭上，馬克思列寧主義是它們的重要思想武器。[2]從那個時代開始，圍繞主權展開的鬥爭就是橫跨左右的。在世界範圍內，反殖民國家和地區的政治力量通過爭取主權，從左翼與帝國主義鬥爭。在西方，針對主要是左翼的國際主義，出現了右翼的主權派。美國反對參加一戰和二戰並抵制國際聯盟的政治力量，就屬於後者。[3]總的來說，這個時代的左右鬥爭在現實層面主要圍繞工業革命對人類社會的衝擊展開。在工業化國家內部，資本的獨霸造成大規模不平等，大量民眾的生活無法得到保障。在國際層面，先發工業化的西方國家在世界各地進行前所未有的武力掠奪。簡單來說，當時的右，是要保護工業化的既得利益階層和國家；當時的左，則是要為廣大勞工爭取權益，為被掠奪和殖民的民族爭取獨立解放。[4]中國的左右政治也是那個時代的縮影，體現為共產主義革命與民族獨立鬥爭的結合，這個結合是現代中國建國的基因，對日後影響深遠。▍冷戰二戰結束後，世界迅速進入了美蘇兩大陣營對抗的冷戰時代，意識形態左右的光譜變得格外清晰。在半個世紀的冷戰期間，蘇聯為首的華約陣營主張社會主義和國際主義，美國為首的西方陣營主張資本主義和主權主義[5]，形成了鮮明的國際“大左右”格局。第三世界的開發中國家有選邊站的，也有中立的。比如菲律賓和阿根廷是右的，非洲大多數國家是左的。在兩大陣營內部，各國政治則在“小左右”的光譜上搖擺。在西方，左主要是在資本主義框架裡的福利社會政治，包括高稅收、高福利、保護勞工等；右則是保護資本利益的低稅收、小政府政治。在華約陣營裡，左是對社會主義和計畫經濟的堅持，右則是在社會主義框架裡實施某種程度的市場經濟的主張。在冷戰期間，中國的國際站位是橫跨左右的。從新中國成立初期，中國的定位是明顯偏左的，主張計畫經濟和國際主義。70年代後，中國與蘇聯發生隔閡，之後與美國建交。[6]▍後冷戰時代與全球化蘇聯解體後，世界的左右格局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國際層面的“大左右”基本消失了，冷戰時代西方主導的右在全球範圍內形成了意識形態的單極霸權，自由主義和新自由主義的整套思想體系超越了左右，成為所謂的普世價值和歷史終結論。很多學者把這個時代稱為“單極時刻”。[7]這個思想體系把歐洲所謂的啟蒙運動的哲學理念打包成了當代政治、經濟和地緣政治的意識形態複合體，在全球強勢推廣。這個意識形態複合體包括以下要素：個人是人類社會的根本原子單位，享有天賦權利；多黨選舉和分權制約是唯一正當的政治制度；脫離政治的獨立司法是唯一正當的法治；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是全球經濟的唯一有效制度。在這個複合體裡，言論自由、新聞自由等權利，還有種族身份認同、性別身份認同、性取向身份認同甚至性別身份選項，都是個人主權不斷擴大的工具和表現。自由主義意識形態的核心就是普世性，自由主義者們相信他們的價值觀是超越任何文化、宗教、國家甚至歷史的，是最終必須被全人類接受，並實現於每個國家的政治制度、經濟制度和社會結構的。以自由主義為原教旨的意識形態的普世化，以新自由主義為指南的國內經濟政策和全球化經濟建構，成為單極時刻籠罩整個世界的宏大敘事。意識形態光譜在實質上脫離了傳統的左右，政黨和國家的政治定位取決於它們對自由主義宏大敘事的皈依程度。在國際層面，美國在自由主義的最極端，俄羅斯則從葉利欽時代鐘擺到抵抗自由主義的普丁時代。在國內政治層面，各個政黨在自由主義和新自由主義的菜單上點適合自己利益和立場的菜。比如，美國民主黨在文化上更趨向於身份認同政治，他們因此被稱為左翼的自由派，但在經濟上，民主黨不斷向共和黨主導的新自由主義靠攏，兩黨同時往資本的利益傾斜，這樣的“左”在實質上完全背離了20世紀意識形態光譜上的左的定義。在國際政治上，民主黨的自由主義干涉派和共和黨的新保守主義派，都主張用政治、經濟甚至軍事手段實現自由主義的普世化。在這個時代，中國又一次處在中間地帶。中國在後冷戰時代以拒絕皈依自由主義和新自由主義，以吸納西方市場經濟的方式大規模融入全球化，並成為全球化最重要的主導力量之一。在國際事務上，中國堅持和平共處五項基本原則，堅決抵制西方的自由主義普世化。▍全球化轉變導致的意識形態裂變與後全球化時代：從單極時刻到多極世界從2008年的金融危機到2016年川普第一次當選美國總統，全球化在西方發生了重大轉變，從而導致整個世界的意識形態發生裂變。這一輪全球化從20世紀90年代初開始，在2001年中國加入世貿組織時達到頂峰。這一輪全球化主要由美國引領並制定規則，以全球貿易和包括金融在內的經濟一體化為政策表現，但內在驅動力卻含有很強的意識形態性——自由主義的政治觀及其延伸出的新自由主義經濟論。[8]中國在根本上和整體上拒絕了這個意識形態核心，卻在經濟結構上全面融入了全球化，並在規則上遵守了全球化的框架，成為全球化的重要參與者和引領者。全球化創造了極大的經濟價值，中國一躍成為以購買力平價計算的全球第一大經濟體，美國與整個西方的總體財富也大大增加。然而，開發中國家的多數國家和地區收益並不大。最重要的是，在美國和西方內部，全球化的利益分配也極其不均，絕大部分新增財富被頂端利益集團吞併，中下層的大多數人則承擔了去工業化的巨大經濟和社會成本。同時，全球化以及自由主義意識形態導致的文化衝擊，對西方社會的內部結構造成了很大的破壞，影響到了西方在二戰後形成的政治穩定和社會共識。[9]美國和以北約為首的軍事聯盟，在全球範圍內強行干涉大量國家和地區的政治和經濟，輕則用它們控制的國際機構（如IMF）的經濟手段，強則用革命甚至戰爭的手段。這樣的大範圍對外強行干涉有利益驅動，也有意識形態驅動，但都導致了“帝國過度擴張”[10]。這種過度擴張給美國和整個西方帶來了巨大的結構性成本，加劇了它們內部的社會和政治的分裂。20世紀形成的較穩定的左右意識形態光譜，在這個大背景下發生了裂變。（一）美國冷戰後，隨著蘇聯的解體，在美國和西方內部，“大左右”的光譜基本消失了，之前的右成了整個政治光譜。在這個大右的範圍內，意識形態光譜只剩下“小左右”之分。在經濟上，以美國民主黨為代表的左，從克林頓開始就已經基本上放棄了勞工利益，往新自由主義傾斜，主張小政府、降低福利、保護資本、自由貿易。在經濟社會層面，兩黨都站在資本利益的一方，推動了美國的去工業化。在移民政策上，兩黨總的來說保護移民權益，對非法移民也相對寬鬆，只是在度上有所差別。在外交事務上，民主黨也基本放棄了之前左翼的鴿派道路，推行自由主義干涉政策。以美國共和黨為代表的右，在經濟上是新自由主義的最早倡行者，比民主黨更支援小政府、低稅收、低福利、保護資本和自由貿易。外交事務上以新保守主義為政策導向，與民主黨的自由主義干涉政策異曲同工。[11]在這種政治導向下，兩個政黨、克林頓、小布什和歐巴馬三個總統的24年任期內，革命和軍事衝突從未消停。在這個小左右的光譜上，民主黨和共和黨之間的差別主要集中在文化價值觀、種族政治和環保氣候政治上。雙方在價值觀上的對立鮮明，民主黨堅持墮胎合法化，共和黨要限制墮胎；民主黨要限制私有槍支，共和黨認為持槍是憲法賦予的公民權利。民主黨主張所謂的多元文化主義，推動少數族群和少數性取向群體的身份認同政治，實施所謂的積極平權政策，在學校招生和職業市場上不斷要求對少數族群和少數性取向群體執行優惠性差別待遇。這些政治主張經過多年演變後形成了所謂的“覺醒主義”。共和黨大多反對這些基於身份認同的政治主張，支援和維護偏古典的個人主義。這裡要提醒的是，民主黨支援的身份認同政治並非集體主義，而是個人主義被放大的一種表現。在身份認同政治裡，群體的意義是幫助個人突破被視為限制個人發展的傳統社會價值觀，覺醒主義的意識形態譜系來自極端現代性自由主義。[12]在環保和氣候問題上，民主黨一般主張對企業加強管控，實行較嚴格的環境法規，共和黨則更支援企業和自由市場。然而，這個“小左右”格局在2016年被全面打破了。從2016年到2024年，美國的意識形態光譜發生了根本性的裂變，“小左右”格局可能一去不復返了。新光譜的一端是“讓美國再次偉大“（MAGA）運動所代表的全新意識形態，另一端則是包含後冷戰時代整個“小左右”光譜的自由主義意識形態。很多媒體報導把川普為首的MAGA運動歸為右翼甚至極右，但這樣的歸類是錯位的。雖然MAGA的一些政治主張（如反對墮胎合法化）與之前“小左右”光譜上的右派一致，但它們的很多政治主張（如貿易保護與再工業化）更接近“小左右”光譜上的左翼。MAGA造成的左右渾濁，在2024年美國總統大選的站隊上體現得淋漓盡致。前共和黨副總統切尼多年來一直是被民主黨深惡痛絕的極右政客，這次卻支援了民主黨總統候選人哈里斯，他的女兒利茲·切尼（前共和黨眾議員）還強勢參與了哈里斯的競選活動。大多在共和黨內根基很深的建制派，如老布什和小布什等，從2016年開始都是極力反對川普和MAGA運動的。當代西方的學界、政治精英階層和大眾媒體通常把MAGA和其歐洲的同路勢力稱為民粹主義。然而，這裡的民粹主義的內涵是模糊的，更多是西方建制派對這一運動的負面標籤，把這個正在顛覆自由主義意識形態基石的運動歸類為眾人的無知和反智。MAGA的真正意義遠大於所謂的民粹主義，它正在打破“小左右”的格局，並且可能在美國乃至整個西方世界開創一個新的政治大光譜。在政治問題和理論術語裡，人們往往把具有革命性的因素歸為左，把保守的力量歸為右。因為MAGA顯然是一個革命性的運動，其反對者則是試圖維持自由主義秩序的所謂建制派，也就是相對保守的政治力量。筆者暫且把MAGA放在這個也許正在形成的政治大光譜的左端，把共和、民主兩黨裡的自由主義建制派放在右端。MAGA派現在入主了白宮，在國會兩院獲得了大多數，聯邦最高法院裡的大多數大法官也傾向於他們的政治立場。他們的國內政策導向，與整個“小左右”光譜上幾十年來形成的左右共識反其道而行之。在文化價值觀領域，MAGA派推翻了近幾十年的主流政治，迅速且強勢地取消了政府和社會的大量覺醒主義政策，試圖重建基督教傳統價值觀。他們也正在執行較強勢的反移民政策。在社會和經濟治理上，MAGA派包含較強烈的自由意志主義，馬斯克是代表人物之一。這裡要注意的是，自由意志主義和自由主義有著根本性的不同，在很多地方甚至是對立的，自由意志主義的自由是沒有自由主義價值觀的自由，是超道德的。[13]在對外事務上，MAGA派迅速並全方位拋棄了自由主義建制派的整個政策體系。短期影響最大的，也許就是從強力支援烏克蘭，轉向基本接受俄羅斯對衝突的敘事，試圖越過歐洲和烏克蘭與俄羅斯談判停戰，並與俄羅斯修好。MAGA的外交事務觀似乎結合了孤立主義和擴張主義，這看上去是矛盾的，但其實未必。MAGA派的政策趨向很可能是老羅斯福式的強硬擴張，但這次主要針對西半球，主要是現實主義利益驅動，意識形態性很弱，有相當大的機率會在西太平洋甚至歐洲減少軍事存在。MAGA的自由意志主義傾向也正在大大減低美國外交政策裡的意識形態成分，以普世價值為由干涉他國政治的行為可能會大大減少。[14]最值得關注的是意識形態層面，MAGA運動的形成有深厚的社會、經濟和歷史背景。自由主義政治力量在後冷戰時代在共和、民主兩黨取得了主導地位，全方位奪取了美國政治體制的權力機制和社會的話語權。他們推行的資本主義全球化、極端個人主義的覺醒政治和世界範圍內的普世價值，侵蝕了美國社會內部的整體性，造成了幾乎百年未有的內部大分裂。總結近二十多年來美國內部的意識形態思潮，可以發現斷層線並不在傳統的兩黨政治之間，而是在維護後冷戰時代自由主義的整體制度和這個制度下的受害群體的集體反擊力量之間。後者現在似乎奪取了共和黨的控制權，民主黨則牢牢地掌握在自由主義建制派手中。共和黨內的自由主義者現在處在沉默狀態，或倒向支援民主黨。在國際層面也是如此。范斯在2025年慕尼黑安全會議上的發言，以及2月底川普和范斯與澤倫斯基在白宮發生的爭吵，似乎顯示美國在世界意識形態光譜上的定位已經發生了質的裂變，走到歐洲乃至整個西方和非西方國家內支援西方意識形態的勢力的對立面。後冷戰時代在歐洲被排擠的反自由主義（或非自由主義）政治力量（如匈牙利的歐爾班、德國的選擇黨等）突然獲得了一個巨大的領導者——美國。美國正在完全拋棄後冷戰時代形成的橫跨兩黨的自由主義干涉主義和新保守主義的共同綱領，重新定位成非自由主義的現實主義。這個變化在美國最近發動的關稅戰上得到了體現。之前建制派發動的針對中國的經濟攻擊，都有強烈的意識形態定位，比如拜登政府很注重團結價值觀相同的自由主義國家一起遏制中國的經濟發展，而川普的關稅戰則是針對包括自由主義西方國家在內的所有國家，利益驅動超越了意識形態。在美國的對外政策上，由此形成了左端的非自由主義、現實主義革命派和右端的自由主義保守建制派對壘的新光譜。MAGA運動對中國的影響無疑是深遠的。因為中美關係在本世紀世界格局裡的核心地位，其對整個世界的影響也是巨大的。當下，美國的對華政策正從拜登政府的意識形態、政治、經濟和軍事整體的結盟遏制，極速轉向美國針對經濟利益單挑中國。這個轉向能否持續下去，仍有待觀察。（二）歐洲/歐盟同樣的意識形態裂變在歐洲也在發生，不過程度有所不同，背後的原因與美國有重疊，也有差異。在思想層面，歐洲各國對自由主義的反思已持續多年。歐洲的福利社會對美國式資本主義造成的不平等和分裂起到了一定的平衡作用。但在很多社會和文化領域，歐盟的跨民族政治，大量來自西方以外（特別是伊斯蘭國家）的移民，同樣正在改變歐洲各國政治原本的斷層線。[15]匈牙利和波蘭的非自由主義力量早在美國MAGA之前就奪取了本國政權並改造了社會意識形態結構，義大利可能在進行改變中。在歐洲主要國家中，反自由主義和非自由主義政治力量也在持續崛起。法國的國民聯盟、德國的選擇黨和英國脫歐形成的政治力量，都在民意上逐漸形成至少半壁江山，並有可能奪取政權。同樣的情況也在一批中型國家發生，如荷蘭的自由黨、斯洛伐克的社會民主-方向黨、奧地利的自由黨、羅馬尼亞被禁止參選的“極右翼”政客傑奧爾傑斯庫和大選第一輪得票最高的西米翁。值得一提的是，歐洲的反自由主義和非自由主義力量獲得政權的途徑與美國不同，MAGA運動是通過獲得共和黨的控制權得到政權，歐洲各國則是通過成立新政黨，這也許使得它們遇到的阻力更大。在歐洲，因為國家眾多，還沒有一個如MAGA那樣覆蓋全歐洲的政治運動或組織，我們暫且借用匈牙利總理歐爾班的術語——“非自由主義”，來命名這股也許正在形成的顛覆歐洲自由主義意識形態和制度的政治力量。[16]雖然不同歐洲國家的國內政治差異不小，但這些非自由主義政黨在很多政治和政策問題上的站位是高度相似的。它們一致主張縮緊移民政策，對它們來說，移民不只是一個經濟問題，更是一個文化和身份認同問題。同時，它們抵制主要源於美國的覺醒主義，認為歐洲必須維護基督教文化。這種對西方文化被侵蝕所引發的危機感，造成了一個很有趣的現象：歐洲各國的一些自由主義政治力量在形式上與美國的身份認同政治在所謂的多元文化主義上分道揚鑣。同時，歐洲非自由主義者們對維護自身文化真實性的堅持，使得大多數非自由主義政黨都反對歐盟擴張政治權力及其背後的自由主義意識形態，主張維護各國主權、文化完整和社會結構。在歐盟以外的外交事務上，歐洲各國的非自由主義力量最大的重合點就是親俄，除了義大利和波蘭外，幾乎所有非自由主義政黨都主張與俄羅斯修好，並在不同程度上反對繼續支援烏克蘭。川普在2024年的再次當選，給歐洲非自由主義思想和政治打了強心針，今後幾年它們是會借勢擴大影響，奪取更多的政權，還是會受到川普政府“美國優先”政策的負面影響而失去政權，還要繼續觀察。（三）俄羅斯和西方的其他反自由主義力量在世界意識形態光譜的裂變和演變中，俄羅斯無疑是場重頭戲。如果把各個國家放在正在形成的新“大左右”光譜上，俄羅斯肯定是在最左端的反自由主義革命派。在全世界範圍內的意識形態光譜轉型中，俄羅斯是最值得研究和分析的。在後冷戰時代，俄羅斯作為一個大國，經歷了一個最完整的國家性質轉變周期。隨著蘇聯的解體，俄羅斯意識形態一開始全方位倒向了西方自由主義，它的政治制度、經濟體制、社會文化價值觀都全盤接受和仿製了西方。然而，在葉利欽執政的十年裡，俄羅斯國家實力全方位大倒退。[17]但是，俄羅斯與其他前蘇東國家有根本上的差別，其他東歐小國完全皈依自由主義後被美國和西方吸納，在經濟文化和結構上完全融入了西方。俄羅斯是一個大國，它的規模和歷史使得西方在結構上無法迅速吸納。不能迅速吸納就必須在實力上防範。在冷戰後的二十多年裡，西方背離了冷戰和平結束時做出的北約不過分擴張的姿態和承諾，[18]北約東擴至大部分前華約國家和很多前蘇聯成員國，逼近俄羅斯邊境。同時，俄羅斯自身的情況也發生了變化。普丁是一位政治強人，上任後通過重新整合和集中權力，有效利用了全球經濟發展造成的能源價格上漲，引領了俄羅斯經濟和社會的全方位恢復。俄羅斯的國際地位也相應回升。在這個從崩潰到恢復的過程中，俄羅斯的精英和各階層也開始反思冷戰後的全盤西方化。[19]在社會層面，普丁整合了原來非常分散，並與政府對立的自由主義公民社會，重塑了比較統一的社會結構。媒體也從之前自由主義的定位，被逐步整合為與國家整體利益基本一致的生態。在經濟層面，面對俄羅斯經濟基本被西方資本和寡頭資本控制的局面，普丁上台後清除了有政治野心的寡頭，整合了願意在國家意志下發展的寡頭，同時重建了一些主要在能源領域的國有企業。[20]俄羅斯經濟在普丁的前兩個總統任期較迅速得到恢復。在文化價值觀層面，俄羅斯在普丁時代重新樹立了核心傳統文化的重要地位。歷史上，俄羅斯東正教在政治和社會結構的方方面面形成了整體的身份認同。從蘇聯意識形態到自由主義的改造，回歸至具有一千多年歷史的宗教文化傳統，在這個基礎上重建可持續的社會凝聚力，這是一個了不起的成就。俄羅斯實施的很多反覺醒主義的政策，對西方內部的非自由主義者們是有很強的親和力的。[21]歐洲各國的非自由主義政治力量普遍視俄羅斯為思想盟友，甚至包括不少美國的反自由主義體制和反覺醒主義的人物。[22]從2008年北約繼續東擴的計畫，到2014年克里米亞衝突，再到2022年的烏克蘭衝突，俄羅斯與美國西方軍事聯盟的矛盾如今已全方位破裂。在上述政治、經濟和文化發展的基礎上，這次與西方的決裂使俄羅斯成為世界上最重要的非/反自由主義國家，在世界新“大左右”意識形態光譜上佔據重要和鮮明的位置，並會持續影響全世界意識形態光譜演變的方向。俄羅斯的意識形態演變和發展過程，對中國的影響是舉足輕重的。90年代後，中國之所以堅持在共產黨領導的政治制度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基礎上積極參與全球化，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吸取了蘇聯和俄羅斯的教訓。在近幾十年裡，中國與俄羅斯雖然在意識形態和政治制度上有差別，但在抵制西方自由主義意識形態單極霸權的立場上則是高度一致的。中國與俄羅斯在冷戰後形成的緊密夥伴關係與中國發展的巨大成功，給俄羅斯對自身自由主義化的反省提供了強有力的示範。[23]（四）全球南方廣義的全球南方包括西方國家和日本以外的絕大多數國家和地區，其中有最窮的非洲國家，有最富有的中東石油大國，有俄羅斯這樣的軍事強國，當然也包括中國和印度這兩個巨大的開發中國家。全球南方國家有著高度的多樣性，它們的文化、宗教、歷史、種族、經濟基礎與社會結構差異非常大。在意識形態上，很多全球南方國家也曾一度陷入20世紀的左右政治光譜，原因是多層次的。有一批全球南方國家曾經是西方的殖民地，深受西方政治結構的影響。最為根本的是，冷戰以後，大多數開發中國家相信了歷史終結論，全盤移植了西方的自由主義政治制度，很多連憲法都是照搬的。[24]這就造成了西方的“小左右”光譜被人為地複製到了很多全球南方國家。當冷戰後的“小左右”光譜迅速崩潰時，全球南方國家的走向是值得關注的。筆者認為大多數全球南方國家將逐漸脫離自由主義意識形態，轉移至新“大左右”光譜的非/反自由主義那一邊。這裡有兩個主要原因。第一，絕大多數全球南方國家本來就沒有自由主義意識形態的基因，它們的自由主義價值觀和制度是移植過來的。還有很多國家的文化和價值觀在根本上是反自由主義的，伊斯蘭世界是一個鮮明的例子，比如沙烏地阿拉伯和阿聯雖然在經濟甚至安全層面和美國的關係很緊密，但在意識形態層面則成功地抵制了自由主義政治和價值觀。未來，大多數伊斯蘭國家，如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土耳其都可能朝非自由主義的方向發展。第二，冷戰以後，全方位引進自由主義意識形態和制度的開發中國家，大多數的發展都不理想。而拒絕了自由主義的中國卻成為全球化最大的贏家，這個事實的意義已經變得非常明顯。[25]中國與全球南方在意識形態上的關係經歷了三個時代。新中國成立後，中國積極參與並引領了第三世界的政治思想，從萬隆會議開始，中國就是不結盟運動的核心國家之一。雖然在冷戰的框架裡，中國和第三世界與蘇聯有差異，但明顯也是左翼的、社會主義性質的。後冷戰時代，在政治上，中國拒絕了西方試圖普世化的自由主義意識形態，而絕大多數開發中國家則接受了。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國與全球南方的關係進入了第三個階段，從“一帶一路”到三大全球倡議與“人類命運共同體”，中國與廣義的全球南方正在塑造一個全新的政治思想時代。▍自由主義與非/反自由主義的新“大左右”意識形態光譜縱覽全球各地的媒體、學術思想界、政界乃至企業金融界，一個新的“大左右”意識形態光譜或許正在形成。右翼在意識形態層面仍然堅持延續後冷戰時代的自由主義單極結構，並繼續在全球範圍內推廣自由主義意識形態和政治制度。美國的建制派應該是這一派最具影響力的政治力量，其次是其他“五眼聯盟”國家、美國在太平洋的核心盟國和歐盟的主流政治力量。左翼則是由不同非自由主義和反自由主義政府和政治力量構成的陣營，主張多極化。右翼的共同點是想要什麼——維持自由主義在世界上的主導地位，差異只是程度不同；左翼的共同點在於不想要什麼——自由主義單極霸權，但內部存在巨大的多樣性，不同力量之間對未來的願景是有差異的。右翼的程度差異可簡單劃分為兩個派別：堅定普世派和多極共存派。美國的拜登政府和歐盟的主流政治力量屬於堅定的普世派，這從他們對待中國的態度上就能看出。美國和五眼聯盟、北約、澳大利亞和歐盟及歐盟內的一些國家近年來開始把中國定位成競爭者和對手，在他們的政策檔案裡除了指出與中國的利益衝突外，一貫都會將意識形態作為把中國劃為敵方的主要衡量標準之一。[26]而他們在號召盟友聯合起來遏制中國時，無論是為了貿易還是軍事上的利益，共同價值觀都是常用的動員口號。多極共存派是右翼陣營裡的溫和派，他們相信自由主義價值觀，在國內政治中推崇自由主義意識形態的政策和法律，但在自由主義普世化上比較溫和，反對激進地通過經濟甚至軍事手段將自由主義意識形態強加於其他國家，主張積極與非自由主義國家和社會和平共存。西班牙的桑切斯政府、法國梅朗雄領導的左派政黨、紐西蘭、韓國甚至日本，都在不同程度上是多極共存派。新“大左右”光譜的左翼是凌亂的。筆者暫且把他們歸納成三大組：一是西方內部滋生出的反自由主義政治力量，如美國的MAGA和歐洲各國的非/反自由主義政權和政黨；二是實力派大國，主要有中國和俄羅斯；三是尋求發展的探索者，主要是全球南方的大多數開發中國家。這三組力量的差異在於他們的非自由主義和反自由主義的驅動力是不同的。第一組力量的意識形態鬥爭對像是本國的自由主義建制派精英，他們認為精英階層建立的自由主義全球秩序背叛了本國民眾的利益。在經濟層面，他們總的來說反對新自由主義，認為極端市場主義掏空了本國的工業，將財富集中到了極少數人手裡，摧毀了社會結構。同時，精英階層的自由主義價值觀演變成了極端的覺醒主義和開放大量移民的政策，導致本國文化傳統的瓦解。在外交事務上，這組力量主張去意識形態化，川普2025年5月在沙烏地阿拉伯發表的重要演講中強烈譴責了西方自由主義外交政策，表明了與新保守主義和自由主義干涉派決裂的立場。第二組裡的中國和俄羅斯在自由主義秩序下的經歷全然不同。中國在西方引領的全球化中實現了高速發展，但是堅持自身的政治制度。俄羅斯接受了西方的政治制度，但經濟和安全卻受到了巨大的打擊。中國的繼續發展面臨西方雙重阻擊：既有自由主義政治力量從意識形態和利益兩個角度視中國為敵人，也有反自由主義政治力量從利益出發視中國為對手。俄羅斯吸取教訓後在意識形態上與自由主義分道揚鑣，成為世界反自由主義意識形態的中心和西方建制派的眼中釘，這個矛盾是不可調和且沒有妥協餘地的。但是西方反自由主義力量跟俄羅斯並沒有根本性的意識形態之爭，在很多地方甚至有共鳴；他們在利益上跟俄羅斯有矛盾，但也不是完全對立，雙方之間在意識形態上的准默契與利益上的妥協空間，充分表現在當下美俄對烏克蘭衝突的態度上。但是他們之間的利益關係是會朝妥協發展還是朝衝突發展，還有待觀察。第三組國家數量很多，相互之間的差異也很大。很多南方國家橫跨傳統左右的政治光譜，但它們的發展都在不同程度上被自由主義政治制度限制，都在尋求新的思想和道路。從傳統右翼滋生出來的阿根廷政府，以傳統左翼為基礎的南非政府，亞洲的馬來西亞、印度尼西亞、泰國、印度等不同文化宗教傳統的國家，都試圖在冷戰後實行的自由主義政治制度框架裡，探索非自由主義的治理方式。還有一些拒絕了自由主義意識形態和政治制度的國家，如沙烏地阿拉伯、伊朗等伊斯蘭世界的大國，委內瑞拉等傳統左派國家，也都在積極探索和實踐適於它們生存和發展的意識形態和制度。但這個內部極度多元的群組裡的不同國家有一個共同點：它們都不願意繼續接受一個強加在它們頭上的普世意識形態和政治制度，也不願意接受一個單極的全球體系。這種反普世和反單極性，將新的全球南方的非自由主義群體定義為新左右光譜的左翼。▍中國對世界/世界對中國的意識形態光譜的認知20世紀以來，中國與世界在意識形態上的相互認知，一直是緊扣在傳統左右光譜上的。21世紀世界意識形態光譜發生裂變後，之前建立在傳統左右光譜上的認知在根本上遭到了顛覆。傳統左右光譜上的“敵人”和“朋友”在整體上和根本上發生了變化。再看美國的新舊政治力量，雖然川普在第一任期挑起了對華貿易戰，但接下來的拜登政府無疑是後冷戰時代對中國敵意最強的政府，對中國實行的遏制政策是最結構性、影響最深遠的，並且帶動了幾乎整個西方世界和一部分非西方國家進行系統性的對華遏制。拜登與中國的對立有非常強的意識形態基因，他將21世紀的主要矛盾定義為“民主”之爭，甚至召集很多國家去美國召開民主聯盟大會，針對的主要靶子無疑是中國。川普開始第二任期以來，在與中國的貿易衝突上加碼了，挑起了全球化以來最激烈的貿易戰，但在意識形態和其他戰略上卻弱化了。[27]拜登代表的是美國和西方的傳統自由主義建制派，川普代表的是試圖在西方內部顛覆自由主義的MAGA運動。這兩股力量都有反華政策，但性質上的差別很大。前者是意識形態之爭與利益之爭的雙重矛盾，後者主要是利益之爭。川普的MAGA運動在本質上是反自由主義的，他們總的來說是不支援所謂的自由主義世界秩序的。這並不意味著他們對中國沒有強烈的敵意，但矛盾的內涵主要是利益，包括經濟利益、軍事利益、地緣利益等。這樣的利益矛盾，是否可以通過妥協得到有持續性的緩和，還有待觀察。但可以期待的是，在意識形態層面，美國對中國的干涉，在國際上通過所謂的自由主義世界秩序對中國的排擠，可能都會減輕。如何分析和判斷世界意識形態格局裂變後的各種政府和政治力量對中國的立場和政策取向，需要新的思維框架，是國際政治研究的迫切需求。▍多極世界與21世紀的再全球化如今世界處於一個正在全方位裂變的大變局中，觀察現狀和預測未來都好比正南看北斗。筆者提出一個設想：世界意識形態的光譜正在轉型，新光譜的左右兩翼以對未來世界格局的不同願景為分裂線，左翼追求一個多極化的世界秩序，而右翼試圖維護單極化的世界秩序。單極主義的意識形態核心是自由主義，包含自由主義價值觀的全部內容與它的普世性和單一性。左翼則是極其多元的，包含所有自由主義以外的意識形態和價值觀，同時也包括一些持有自由主義價值觀，但不支援它的普世化的政治力量。左翼的意識形態五花八門，基於不同的宗教、文化和政治傳統，利益上也有內在衝突。左翼對於多極主義的想像，也是千差萬別。然而，左翼的最大公約數是反對自由主義單極。我們可以嘗試給世界上主要的國家和政黨或任何形式的政治力量，在這個新左右光譜上找到合適的位置。在這個設想框架裡，多極主義與單極主義的對立將是21世紀上半期的主要矛盾。從現實和歷史層面，中國都必將是多極主義這一邊的重要力量。在現實層面，這幾十年來的全球化是以自由主義為意識形態基石的。然而，當今這個單極主義的全球化模式已經無以為繼。現在正在竭盡全力解構單極世界秩序的，正是美國的川普MAGA政權。他們的多極世界想像並不清晰，但整體上認為單極世界對美國民眾的利益並不有利。但是，MAGA推動多極世界的手段是去全球化，這與中國的目標是存在矛盾的。中國與全球南方絕大多數國家都需要繼續發展，這就需要繼續增進互聯互通。同時，人類如今面對的生存挑戰是全球性的，氣候問題、核擴散問題、人工智慧等，都需要所有國家聯合互助才能得到解決。在目前美國正在推動的去全球化影響下，中國和全球南方國家必須推動以多極主義為意識形態敘事的再全球化，尋求繼續發展和化解人類生存問題。中國向全世界提出的三大全球倡議，從發展、安全和文明三大維度將多極世界的思想具體化了。中國在堅持自身政治道路和制度的前提下成功參與全球化的經驗，是很多全球南方國家可以借鑑的。中國在近代將共產主義思想與民族解放的鬥爭相結合完成了現代建國，是再全球化所需要的多元主義基因的重要體現和案例。多極主義的國家和政治力量之間肯定存在矛盾，也會經歷拉鋸、衝突和妥協。但是，當今世界的主要矛盾是多極主義與單極主義的矛盾，只有多極主義勝出，才能實現符合中國和世界長遠利益的21世紀再全球化。 (文化縱橫)

1）最近幾天，美國《紐約時報》發了不少關於中國的文章。除了袁莉那種充滿了陳詞濫調、一貫唱衰中國的“爛文”外，也有不少質量不錯的文章。2025年9月7日，美國民主黨政府資深外交官和戰略分析人士庫爾特·坎貝爾（Kurt Campbell）與人合作在《紐約時報》評論版發表了一篇文章，題目是：“美國單打獨鬥幹不過中國，但是，美國如果跟盟友一起，中國就不是對手了”。2）坎貝爾生於1957年，今年已經68歲了，他有著非常豐富的政府工作經歷，也曾經在美國知名智庫戰略與國際問題研究中心（CSIS）任職，自己還曾創辦過一家智庫。1993年，他就在克林頓政府中擔任職務。此後，他長期在智庫工作。在歐巴馬執政期間，他擔任過負責東亞和太平洋事務的助理國務卿，被廣泛認為是歐巴馬政府“亞太再平衡”戰略的主要設計者之一。在拜登執政期間，他曾擔任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印太事務協調員，因此一度被外界稱為美國政府的“印太政策沙皇”。在拜登執政末期，他還曾出任美國副國務卿一職，這相當於是美國國務院的“二把手”。坎貝爾屬於“專家型”官員，他對中美關係、美國印太地區政策有著非常深刻的理解，雖然他長期在民主黨政府任職，但他與一些共和黨政府官員和戰略分析人士也有比較多的交流。我自己在YouTube上看過很多他的視訊，他說話時語氣柔和，語速不緊不慢，邏輯性很強，並不是那種充滿了意識形態對抗色彩的政客作風。3）在川普“二進宮”後，坎貝爾再次退回到學術界，他曾對於川普政府貿然發動貿易戰且嚴重低估中國的反抗能力和反抗決心表達過“震驚”。整體來說，他個人在涉華問題上的核心觀點是：中國是美國的頭號戰略競爭對手，美國既要對內“辦好自己的事情”，也要對外做好盟友的工作，然後跟盟友聯手對付中國。常言道，“兩國交戰，各為其主。”對於坎貝爾的這些言論，我本身並不反感。他覺得他是在為美國的國家利益而努力，而我作為一個中國人，肯定會把中國利益放在首位。4）坎貝爾在《紐約時報》上發表的評論文章，沒有脫離他一貫的對華認知。他並不反對遏制和打壓中國，他主要關心的是，美國政府要怎麼做才能成功遏制和打壓中國，或者說，美國政府要怎麼做才能在與中國的戰略競爭中獲勝。他的建議還是一如既往，即強調美國政府必須處理好跟盟友之間的關係。5）也許是為了故意“刺激”川普政府，他在文章中公然宣稱，在中美戰略競爭中，用很多標準來衡量，美國已經輸給了中國。他提到，按照“購買力平價”（PPP）計算，中國經濟總量大約是美國的130%；中國的製造產能是美國的兩倍，生產的汽車、船舶、鋼鐵和太陽能電池板遠遠超過美國，全世界70%以上的電池、電動汽車和關鍵礦物都是中國生產的；在科學技術領域，中國的有效專利和高被引論文數量均超過美國；在軍事上，中國擁有世界上最大的海軍艦隊，造船能力估計是美國的230倍以上，並正在迅速確立自己在高超音速武器、無人機和量子通訊領域的領先地位。坎貝爾認為，雖然中國有自己的問題，比如人口萎縮和老齡化等，但任何嚴肅的美國對華戰略都必須考慮到那句冷戰格言——“數量本身就是一種質量。”6）2018年，川普在第一個任期中對中國發起貿易戰，挑起中美戰略競爭，我當時就堅信，“中國必勝，美國必敗”。我作為中國人，當然要唱響“中國前景光明論”，同時，我也要努力暴露美國存在的問題。我這麼做既是為了讓國內民眾增強信心，同時，也是理性分析的結果。在我印象中，坎貝爾的評論文章，是美國戰略界第一次有人明確提出，“美國不是中國的對手”，雖然坎貝爾在說這句話時，加了一個限制性條件——如果美國單打獨鬥，美國不是中國的對手，這其實也是一種非常大的轉變。多少年來，我們什麼時候聽美國戰略界人士說過，美國幹不過中國？美國幹不過某個國家？這真的是破天荒頭一遭。7）坎貝爾為什麼要“聳人聽聞”地說美國單打獨鬥幹不過中國？我覺得，他有兩層意思。第一，他作為一個“專家型”官員和戰略分析人士，他是相信事實、相信邏輯的，而他從事實和邏輯出發，確實看到，美國已經在越來越多的地方被中國超越了。他確實認為，美國單憑自己的實力已經幹不過中國了。同時，他提出這樣一個有刺激性的觀點，也能更吸引人的注意力，讓大家關注他接下來要說的“正事兒”。第二，他要說的“正事兒”，其實就是呼籲川普政府不要跟美國的傳統盟友“鬧掰”，而是要千方百計團結美國傳統盟友，一起來遏制和打壓中國。這才是他的真實目的。換句話說，坎貝爾在文章中一上來就說美國已經在很多方面被中國超越，不過是一個“引子”、一個“前奏”而已，他最重要的是說出後面的觀點。用中國網民的話來說，坎貝爾也是為了這一碟子醋才要包這一份餃子的。8）坎貝爾認為，川普過度關注美國的貿易赤字，過度重視貿易戰能給美國帶來的關稅收入增加，這反而讓美國的盟友與美國漸行漸遠，還讓美國在全球的好感度下降，包括美國國際形像在很多國家被中國超越。他的建議是，美國應該聯合歐盟、英國、加拿大、澳大利亞、日本、韓國、印度和墨西哥一起對付中國。他還專門計算了一下，如果把美國跟這些所謂的盟友算在一起，他們的經濟總量、市場規模和技術影響力都會大大超過中國。他認為，到了那個時候，就像他說的那樣，中國根本不是美國的對手。9）坎貝爾的觀點，也是拜登政府乃至民主黨政府的傳統觀點。拜登在執政期間，提出與中國競爭的戰略分為兩個方面，在美國國內，加大基礎設施投入等，增強美國自身的競爭力；在國際社會，美國與歐盟建立了“貿易和技術委員會”，組建了由美國、印度、日本和澳大利亞組成的“四方安全對話”（QUAD），還在澳大利亞、英國和美國之間組建了“AUKUS”，共享核潛艇等。如果我是一個嚴肅的美國戰略分析人士，我也認為拜登政府採取的戰略大致正確。但是，問題的關鍵是，美國無論是要辦好自己的事情，還是要夯實跟盟友之間的關係，都需要長期去做，沒有十年、十五年，根本顯不出效果來。更重要的是，美國的盟友跟中國也有各自的雙邊關係，他們並不見得就願意被美國綁上跟中國競爭的“戰車”。更何況，中國也沒有閒著，在中美博弈的大背景下，中國也一直在做歐盟、日本、韓國、英國和澳大利亞的工作。10）因此，坎貝爾的觀點看起來似乎“靠譜”，實際上也“不靠譜”，聽起來頭頭是道，實際上缺乏可操作性。拜登政府用四年時間，也沒搞出什麼名堂來。這背後的根本原因就在於，美國政府非要把中美關係定義為競爭關係，甚至定義為你輸我贏的“零和關係”，這本來就是錯的。與此同時，美國非要在國力衰退之際，綁架盟友一起對付中國，這本來也是一種消極的思維，甚至可以說是一種非常自私的對抗性思維。美國也好，中國也好，其他國家也好，大家同在一個地球上，好好說話，好好做生意，難道不好嗎？非得要爭霸？非得要鬥個你死我活？說到底，還是美國政府和戰略界人士在對華認知上出了大問題，在對世界大局和世界大勢的理解上出了大問題。與此同時，川普一意孤行，看起來是單打獨鬥，但實際上，這可能反映了他更在乎美國的實際利益，而不是聯合盟友來對付中國。他也許仍希望美國在與中國的競爭中獲勝，但是，他更在乎讓美國在短期內從各國獲得讓步和投資承諾。他認為，這對於重振美國製造業非常重要，對提高美國關稅收入有意義，而這些從長遠看也有利於美國在與中國的競爭中佔據優勢。更重要的是，作為一個現實主義政客，川普迫切需要一些實際的“成果”，來證明他的執政非常成功，來幫助共和黨避免在2026年的中期選舉中輸得太多。對於中美博弈，我的觀點一直非常明確，“中國必勝，美國必敗”。背後的原因就在於，美國挑起中美博弈的著眼點在於“爭霸”，而中國所做的一切，都是為了讓14億多中國人過上更好的日子。同時，美國現在越來越像是一個“流氓國家”，任性妄為，必然失道寡助；而中國高舉人類命運共同體大旗，倡導互利共贏的合作，必然得道多助。在我看來，在中美博弈中，川普打“王八拳”會輸，坎貝爾提出讓美國跟盟友一起，在面對中國時“打群架”，照樣會輸。中美博弈已經進入了戰略相持階段，再過三五年，長則8到10年，美國如果不改變對華戰略，它輸的跡象會越來越明顯。美國政客和戰略界人士越是早一點醒悟，越是早一點跟中國建立起“相互尊重、和平共處、互利共贏”的關係，越能避免美國輸得太慘，越能有效管理美國霸權的衰落。美國的衰落是一個長期的過程，可以參考英國的例子，即便未來美國不再是世界頭號強國，但是，只要美國不折騰，尤其是不要跟中國死磕、不要在跟中國的爭鬥中做無謂的消耗，美國仍能保持強國地位，美國甚至還可以從中國的發展中獲益。美國需要一些真正的“明白人”，川普不是，拜登不是，坎貝爾也不是。一家之言，僅供參考。 (明叔雜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