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的資金在中國市場上的每一次戰略部署，都將依託統一戰略和資源協調，由王室直接負責戰略規劃與定位。這意味著阿聯針對中國的投資提到了國家核心戰略資產的層面。”阿聯“退群”了，退出全球最大的石油輸出國組織——歐佩克和歐佩克+。退群的理由幾乎擺在檯面上：想增加石油產量。歐佩克成立於1960年，掌握全球80%石油探明儲量。阿聯在組織中的地位不算低，每天出口原油約260萬桶，排在12個成員國第三位，僅次於沙烏地阿拉伯和伊拉克。歐佩克成立的目的是“保油價”，通過配額機制調控市場，主動減產以穩定油價，在保障財政收入的同時，亦能將石油定價權從跨國石油公司手中奪回。這也是主導國沙烏地阿拉伯所希望維持的秩序。石油輸出國組織（歐佩克）總部阿聯這邊，則傾向擴大產量，在全球能源需求增長周期中搶佔份額。在早年多輪談判中，阿聯就認為現有配額“不公平”，希望將產量提升約30%至40%，自然與沙烏地阿拉伯的戰略和歐派克框架產生嚴重衝突。伊朗危機原油缺口打開後，矛盾激化，難以調和，只能一拍兩散。然而，阿聯表面上是為了增產，實際上是為了獨立和轉型。一方面，翅膀硬了，總想單飛。近幾年來，杜拜、阿布扎比在金融、貿易、航運等方面的全球影響力越來越大，阿聯不想受制於沙烏地阿拉伯，服從其主導的集體決策。另一方面，180萬桶/日的閒置產能，意味著巨額現金流損失。在全球能源轉型窗口關閉前，阿聯希望實現資源最大化變現，後將巨額資金投入到“2031國家願景”中，向新能源、AI、金融、旅遊業等產業轉型。幾十年來，歐美的新興產業一直是阿聯的投資標的。而這一次，阿聯望向了東方大國。阿聯資本“東進”在“退群”半個月前，阿聯就頻繁地和中國接觸。4月12日晚上，北京首都國際機場，一架來自阿聯的專機降落，走下來的是阿聯阿布扎比王儲哈立德。很快，合作清單、戰略合作備忘錄紛至沓來，包括小型模組化反應堆、AI資料中心、鋰電池循環利用等項目，王儲希望將中國的技術和標準引入阿聯，以便快速實現產業升級。最引人關注的依舊是資金。王儲下飛機三天後，一筆10億美元的主權基金投資委託轟動了量化投資圈，負責投資中國股市。而當天更為炸裂的消息是，彭博社曝出這位掌管著1.7兆美元家族財富的王儲，計畫將兩大國家主權基金的所有對華資產打包放進一個新的投資平台，集中力量重倉中國。這兩支基金分別是傳統強隊穆巴達拉（Mubadala）與新興勢力L'imad。穆巴達拉在華有十年投資史，管理資產總額超過3300億美元，投資過字節跳動、螞蟻集團、小鵬汽車等知名企業。今年3月，創下過去十年全球汽車行業規模紀錄的股權再融資項目——總價值56億美元的比亞迪H股配售，背後就有穆巴達拉主權基金的身影。而新勢力L'imad今年一月剛剛成立，這支基金由王儲親自掌控，融合了規模達3000億美元的ADQ資產（阿布扎比三大主權財富基金之一）。如果兩支基金真的整合的話，將誕生一個總規模在6000億到7000億美元之間的超級投資平台。這意味著什麼？過去，阿布扎比的不同基金在投資時“各自為政”。整合後，新的資金在中國市場上的每一次戰略部署，都將依託統一戰略和資源協調。而新平台又由王室直接關注並負責戰略規劃與定位，避免了繁瑣的審批程序和多方面決策帶來的低效率。這意味著阿聯針對中國的投資提到了國家核心戰略資產的層面。4月14日，北京，阿聯阿布扎比王儲哈立德至於阿聯資本重倉中國那類資產，答案不言而喻：新能源、AI、先進製造等行業的頭部公司和明星公司。截至2025年底，僅阿布扎比投資局和科威特投資局兩家，就出現在36家A股公司的前十大流通股東名單中，持倉總市值約80億元。而阿聯的主權財富基金又偏愛中國人工智慧。阿布扎比投資局此前以約6500萬美元領投中國AI公司MiniMax。這家明星公司在港股上市後，該筆投資市值漲了6倍；而沙烏地阿拉伯阿美旗下的風投機構Aramco Ventures，在智譜AI在港股上市前砸下的約3000萬美元的投資，目前市值已升至約4.15億美元。以前總有人調侃中東土豪買A股是“狼入虎口”，但實際上“A+H”上市模式依然極具吸引力，而中東基金已成為基石投資者，尤其青睞AI、科技及消費領域。從這些投資案例中，趨勢已然浮出水面：中東的主權財富基金的“口味”，不再滿足於通過國際指數順帶買點中國資產，他們直接以基石投資人、戰略股東的身份，參與中國頭部科技企業的股權融資和定向增發中。阿聯又是當中的先行者和領頭羊。資料顯示，2025年，海灣資本在華一級和二級市場的投資總額，佔中國吸引外資總額的比例接近一半。其中，阿聯對華投資佔了海灣資本總額的一半。投資於“人”為了實現“2031國家願景”，阿聯不僅僅侷限於投資產業實體，更是通過投資於“人”，試圖提前鎖定中國新興產業和科技的發展紅利。幾位知名大學國際招生辦的負責人提到，近幾年中東面孔的留學生多了起來，大多來自沙烏地阿拉伯、阿聯、伊朗、埃及。以前，在華留學生中，中東留學生在人數上屬於第四梯隊，低於東亞和東南亞、非洲、歐美。如今，中東國家學生把中國視為“未來之地”。中東留學生參觀航空科普研學基地阿聯很早就將中文納入國民教育體系，為留學奠定語言基礎。2019年起，阿聯加大中文推廣力度，包括“百校中文項目”等，即在超過100所學校推廣中文教育，目前學習中文的學生超過7萬人。而這些留學生學習的專業，自然和新興產業、製造業高度相關。像來自阿聯阿布扎比的艾莉婭和瑪麗亞目前在北京學中文，她們在未來將入讀化工專業。根據ESI提供的資料，中國高校在化學、數學、工程、材料等學科上的排名，整體已位居世界前列。2000年的時候，漢語言、中醫、文學、工科為前四熱門留學專業，而到了2016年，變成了漢語言、西醫、工科、經濟。如今，最受歡迎的是電腦科學、人工智慧、電子工程等碩博項目。在北京攻讀光學工程的艾哈邁德，同樣來自阿布扎比，去年他結合人工智慧、奈米光學、偏振成像，研發出可以服用的內窺鏡膠囊。他表示，中國快節奏、高強度的學術環境讓他成長。而實驗室裡的設施，則是該領域最先進的。值得一提的是，只有約10%的留學生受到政府層面的資助，大多是自費留學，這為中國留學市場帶來了收入增量。而留學生的增加，也意味著他們畢業回到祖國後，有望成為中國在海外天然的“盟友”和“傳播者”。而對於阿聯等中東國家而言，他們又將成為產業轉型中不可或缺的人才。另一個和轉型人才相關的趨勢是精英家庭來華“遊學熱”。據騰訊新聞《潛望》報導，如今越來越多的阿聯中產家庭把小孩送到中國遊學“見見世面”，去感受新能源、AI等領域的工廠和企業，特別是具身智能訓練場地、AI創業基地、高校實驗室等科技場景。2025年底，阿布扎比私立學校學生薩姆在上海遊學後表示：“中國的機器人種類超預期，還實用”，同學莎莉對酒店送餐機器人能即時對話感到驚訝，稱“在中東和歐洲從未見過”。這些遊學項目以前通常是官方和半官方的資助項目，阿聯政府提供經費。如今精英家庭的自費遊學現象越來越普遍。一趟下來，每個人費用約1萬人民幣，性價比遠高於歐美，但放在中國又是實打實的高端旅遊項目。如一家叫悠狐旅遊的公司，在阿布扎比專門做中國高端遊學的生意，其母公司都快在美股上市了。當然，更具意義的是，科技體驗直接推動了中東學生對中國製造和中國高校的興趣和好感。外國留學生瞭解無人機的功能和運行原理阿聯是重要抓手？事實上，海灣國家中並非只有阿聯有變現和轉型焦慮，也並非和只有阿聯和中國有深度合作，只不過中東的地緣危機放大了這種焦慮感，而阿聯在和中國的投資及科技合作的多樣性方面，又明顯比沙烏地阿拉伯等國先跨出去一步。去年2月，上海與阿布扎比簽署了建立友好交流關係戰略合作協議，核心議題之一就是增強兩地高校、科研機構的交流，深化人工智慧、數字經濟、智慧城市、生物醫藥等領域合作。而阿聯自2018年升級為中國的“全面戰略夥伴”以來，超過1.5萬家中企在阿聯落地。杜拜最大的自貿區DMCC是大多數中國企業在當地落地的園區之一，裡面有超1000家中國企業。總體而言，不管是中東遊學熱，還是中阿投資、科技合作的加強，得益於中國自身的兩點優勢。◎ 其一是歐洲為能源轉型的成本頭痛不已、美國不斷設定障礙阻擋中東資金流入之際，中國市場憑藉產業鏈完整、抗風險能力強，大環境穩定等優點，展現出獨立於美歐之外的避險特性。◎ 其二是中國產業的全球化影響力。像《潛望》接觸的6位來自阿聯的學生家庭中，均有購買中國品牌汽車的記錄。與此同時，2025年中國對阿聯的汽車出口量約57.19萬輛，其中新能源車為19.2萬輛。阿聯成為中國汽車出口主要目的地，僅次於俄羅斯和墨西哥。上海，碼頭上準備出口中東地區的汽車能源轉型最迫切的阿聯，實際上成為中國新能源汽車等新興領域出海在中東最重要的“抓手”，接下來是否能成為金融領域的重要連接器，如通過人民幣結算石油推動人民幣國際化等，非常值得期待。這次阿聯的“單飛”，只不過是一個開始。 (吳曉波頻道)

2026年1月美國發佈的《國家防務戰略》（NDS）與之前的戰略有很大不同，甚至區別於川普第一任期的戰略。本文想探討的問題是，這份報告可能存在故意誤導的意圖嗎？或者，包括戰爭在內的實際政策是由其他考慮因素驅動的嗎？美國新發佈的國防戰略這份長達34頁的報告一開始就斷言：“長期以來，美國政府忽視——甚至拒絕——把美國人及其具體利益放在第一位”。這一表述與國務卿兼國家安全顧問馬爾科·盧比歐於2025年12月發佈的最新《國家安全戰略》（NSS）非常相似，NDS強調要堅持“美國優先”。這兩份檔案都承諾“不再一切照舊”。他們聲稱要改變數十年的戰略，據稱是為了國家利益。與美國早期的軍事藍圖不同，國家發展戰略充滿了模糊的言辭，並且迴避海外干預。但僅在川普2.0的第一年，美國就轟炸了10個國家，並威脅至少另外4個國家，而且全部都在美洲。儘管兩份檔案都沒有提及，但美以對伊朗的戰爭於2月28日重新開始了。對歐洲的定位NDS聲稱美國正在減少其在歐洲的直接軍事作用，但仍希望發揮影響力。報告承諾“即使我們調整美國在歐洲戰區的軍力態勢和活動”以滿足美國的優先事項，仍將保持北約的核心地位。NDS指出“在可預見的未來，俄羅斯仍將是對北約東部成員國的持續但可控制的威脅”，並堅稱北約盟國必須“對歐洲的常規防禦承擔主要責任”。國家安全域對歐洲對烏克蘭澤倫斯基的積極支援態度忽冷忽熱，並設想減少北約與烏克蘭邊境的駐軍。許多歐洲盟友抱怨川普政府讓歐洲在美國不確定的支援下與俄羅斯對抗，從而造成了“安全真空”。他們還抱怨國務卿皮特·赫格塞斯堅持“採取可靠的選擇來保證美國軍事和商業進入關鍵地區”。NDS堅持的不僅僅是進入格陵蘭島和巴拿馬運河。川普聲稱他與北約秘書長馬克·呂特就北極安全問題達成了“未來協議框架”。幾天後，他堅稱該協議將確保美國“完全進入”格陵蘭島，格陵蘭島長期以來一直是北約盟國丹麥的領土。然而，丹麥官員堅稱正式談判尚未開始。川普還威脅歐洲國家徵收關稅，反對他的格陵蘭島計畫。對西半球戰略的闡述NDS支援國家安全域和川普的“唐羅主義”，重點關注西半球，將美洲視為美國的後院。報告指出，美國與包括加拿大在內的美洲國家的合作是有條件的，以“確保他們尊重並盡自己的一份力量來捍衛我們的共同利益”。報告指出，美國將“積極、無畏地捍衛美國在整個西半球的利益。如果他們不這樣做，我們將隨時準備採取有針對性的、果斷的行動，具體推進美國的利益。”川普宣佈美國應奪回巴拿馬及其運河，指責巴拿馬政府將控制權讓給中國。然而，後來川普對於“收回”國家和運河的態度變得更加模糊。許多人還懷疑川普綁架委內瑞拉總統尼古拉斯·馬杜洛和他的妻子的意圖，表面上是為了在美國接受毒品指控的審判。報告中對亞太地區的戰略定位上一份NDS於2022年在時任總統喬·拜登領導下發佈，將中國視為美國的主要威脅。拜登還擁抱川普1.0的印太聯盟圍堵中國。相比之下，新的報告將中國描述為印太地區的老牌強國，只需阻止其主宰美國及其盟國即可。報告指出，美國的目標“不是主宰中國；也不是扼殺或羞辱他們……這不需要政權更迭或其他一些生存鬥爭……川普總統尋求與中國建立穩定的和平、公平貿易和相互尊重的關係”。報告中甚至提議與中國同行進行“更廣泛的軍事交流”。在中國成功實施報復後，美國政府放棄了以牙還牙的關稅升級威脅。拜登的2022年NDS承諾美國將“支援台灣的非對稱自衛”。然而，新的報告沒有向台灣提供此類保證。報告還呼籲“在方式、重點和基調上進行急劇轉變”，堅持認為美國盟友必須承擔更多責任來對抗俄羅斯等對手。旨在削減帝國成本與川普本人的表述一樣，新的報告希望盟友為美國的“保護”付出更多的代價。這與他經常批評盟友利用前任政府補貼其國防以及對美國的保護忘恩負義的做法相呼應。但這種從屬條款仍然含糊不清、任意武斷，甚至是敲詐勒索和腐敗的。海灣君主國現在可能會後悔向總統慷慨捐贈，但到目前為止顯然收效甚微。川普對待盟友的方式、納坦雅胡領導的對伊戰爭以及美國領導的持續“遏制”中國的努力表明，這兩份檔案對於瞭解和理解美國的海外政策提供了基本無效的指導，更不用說預測美國的海外政策了。 (APD環球觀瀾)

伊朗外長阿拉格齊對巴基斯坦、阿曼和俄羅斯的訪問，按先後順序的話，巴基斯坦是重點，阿曼其次。這兩個國家都參與了美伊停火的斡旋，尤其是巴基斯坦，承擔著給伊朗傳話的任務。而俄羅斯更像是個“湊數”的，為的是給伊朗的出訪找個理由，顯得不那麼刻意。但直到阿拉格齊見到普丁，德黑蘭才認識到，這一趟真沒白來。普丁用自己的方式，給伊朗吃下了一顆定心丸。4月27日，普丁在聖彼得堡會見阿拉格齊，雙方談了一個半小時，普丁在三大領域做出了重磅表態。首先是戰略背書，普丁稱收到了穆吉塔巴的消息，確認俄伊戰略夥伴關係不變，將“竭盡所能維護伊朗及地區國家利益”。這是伊朗最想聽到的話，夥伴關係不變，意味著伊朗的外交空間仍然很大，並沒有陷入孤立，莫斯科沒有屈從於美以的壓力而“選邊站隊”。而普丁所說的“竭盡所能維護伊朗等地區國家的利益”，看似是個場面話，但卻很重磅。表明俄羅斯有意“重返中東”，在敘利亞阿薩德政權倒台後，借伊朗這個戰略支點提高在中東的影響力。其次是輿論支援，普丁讚揚伊朗“為獨立和主權英勇鬥爭”，強調全世界都欽佩伊朗抵抗美國。這是一種外交表態，很符合反霸陣線的口味，但美國聽了這話是什麼感受？普丁當然清楚，西方所謂的“聯俄抗華”論調幾乎破產。不說歐洲的戰略矛盾，僅僅是中東地區，美俄都坐不到一起去。最後是和平立場，俄羅斯表示將推動中東和平，反對戰火擴大，希望伊朗人民能夠度過這一困難時期。這話落實到了行動上，深層解讀的話，就是俄羅斯明確反對美以對伊軍事打擊，下步將對伊朗提供必要協助，比如情報、外交、經濟領域的支援等，避免伊朗陷入“孤立無援”的程度。普丁這三方面表態，在美以眼中十分刺耳。他劃下了一條紅線，那就是不許美以打垮伊朗，否則俄羅斯將深度介入，用某種方式支援德黑蘭。這樣做的風險是巨大的，除了核武國家直接對抗帶來的核戰風險外，中東衝突將迅速外溢，很可能演變為一場跨地區的大型戰爭。美以能承受這種代價嗎？莫斯科的戰爭話術是：俄羅斯都沒有了，還要世界幹什麼？此外，根據伊朗方面的表述，雙方詳細討論了所有問題，包括雙邊關係、地區問題和美以的軍事行動等。雙方還探討了軍事合作，在普丁的重磅表態面前，伊朗安心了，表示願意與俄羅斯保持戰略夥伴關係。從宏觀層面看俄羅斯近期的一系列動作，普丁不愧是一個成熟的政治操盤手，他用自己的政治手腕，在亞洲各大區域縱橫捭闔，同時與美國保持互動，把俄羅斯一步步推向世界舞台的中央。先看亞洲方向。4月24日，中國防長董軍飛往莫斯科，與俄防長別洛烏索夫舉行會談，雙方同意“不斷加強戰略溝通，持續深化各領域務實合作”。48小時後，別洛烏索夫飛抵平壤，這場訪問名義上是出席朝鮮“海外軍事作戰功勛紀念館”的竣工典禮，但普丁的真正用意是與平壤簽訂一項5年的軍事合作計畫。內容涵蓋聯合訓練、武器技術交流、情報共享、聯合演習等，這是俄朝關係從短期應急轉向長期軍事合作的標誌。從東亞到東北亞再到西亞，普丁在中國、朝鮮和伊朗中間長袖善舞，收穫了巨大的政治、經濟和軍事利益。而中朝伊都是地區國家的代表，與俄羅斯深化合作釋放的訊號再明顯不過，俄羅斯正深度參與半島局勢、中東問題，甚至在中國的核心關切上也有一定助力。這在西方眼中是另一幅場景，他們或許認為，俄羅斯正在建構新的“聯盟”，並在地緣上對歐洲形成了“C型包圍圈”，這種戰略威懾是巨大的。在拉美方向，4月23日，俄副外長潘金透露，莫斯科已收到美方G20峰會“最高等級”邀請。“最高等級”無疑是普丁，這是川普向普丁發出的直接邀約。儘管普丁還沒決定去不去，但給外界的感官很清晰：美國正在尋求緩和與俄羅斯的關係。川普的主要動機是俄烏衝突，如果他能在中期選舉前解決俄烏問題，同樣是一大政績，或許可以對衝他在中東的失敗。整體來看，隨著美伊衝突的爆發，俄羅斯在地區局勢、能源供應、國際外交等領域都有了很大轉機。西方對烏克蘭的軍事援助大幅下滑，俄羅斯掌控了戰場優勢，而荷姆茲海峽被管控造成的國際能源緊張，讓莫斯科在收穫巨大經濟利益的同時，還有了“能源牌”這個新的籌碼。不久前，莫斯科公開宣佈對日本石油禁運，就是典型的例子。俄羅斯越“強大”，伊朗就越安心。在這種背景下，普丁有足夠的動力介入伊朗局勢，它可以鞏固俄羅斯在中東的核心支點，借伊朗制衡美以等國，強化“反西方陣線”的凝聚力，保障能源與地緣利益。同時也可以對外樹立新的國際形象，讓其他國家覺得俄羅斯是一個“可靠的盟友”，吸引中東各國的同時，還能在中亞、東北亞形成新的向心力，這與川普政府的不靠譜形象，形成了鮮明對比。可以說，普丁把川普重返白宮帶來的“政治紅利”吃透了，並一舉扭轉了俄羅斯在2025年以前面臨的經濟封鎖、外交孤立等被動局面。如果俄羅斯的GDP再強一點，現在的局面不敢想像，普丁或許會對美歐來一場“反包圍”！對伊朗來說，俄羅斯儘管願意支援，但還不足以讓德黑蘭改變戰局，普丁目前能提供的是外交後盾、政治撐腰和戰略互信，還不可能提供直接的軍事支援，更不會派兵下場，美伊消耗戰的大局沒有變。昨天戎評提到了美國對伊朗的“反向封鎖”，討論了德黑蘭給出的停火方案。綜合來看，伊朗目前的“海峽牌”正在失效，而在美國三航母的封鎖下，伊朗的國內經濟撐不了多久。現在伊朗會如何破局？莫非是利用外交管道“拉外援”？但伊朗能給出什麼回報呢？這個世界上，敢跟美以正面掰手腕的國家，能有幾個呢？伊朗或許心知肚明，在自己手中還有“牌”的情況下，爭取一個最不壞的停火方案，應該是伊朗的主要訴求。 (戎評)

普丁：俄羅斯將全力推動中東盡快實現和平俄羅斯總統普丁27日在聖彼得堡會見伊朗外交部長阿拉格齊時說，俄羅斯將全力推動中東地區盡快實現和平。據克里姆林宮網站消息，普丁在會見時說，伊朗人民正為主權英勇作戰，希望伊朗人民憑藉這份勇氣，在新領導人帶領下渡過難關，迎來和平。普丁說，他已收到伊朗最高領袖穆吉塔巴的資訊，俄方將繼續發展與伊朗的戰略關係，盡全力維護伊朗以及中東地區其他國家的利益。阿拉格齊說，伊俄是戰略夥伴關係，不論發生何種情況，伊俄關係都將持續加強。伊朗人民用勇氣和反抗向全世界證明，他們頂住了美國的攻擊和侵略。他對俄方在伊朗困難之時與伊朗站在一起、予以堅定支援表示感謝。俄總統新聞秘書佩斯科夫在會見結束後對記者表示，俄羅斯歡迎美伊繼續談判，要避免戰火重燃，因為這不符合伊朗和荷姆茲海峽沿岸國家利益，也不符合全球經濟利益。俄方願開展伊朗戰事各相關方均能接受的斡旋，盡全力實現和平。阿拉格齊在結束對巴基斯坦訪問後，於27日凌晨抵達聖彼得堡。伊朗外交部當天發表聲明說，阿拉格齊在會見中介紹了巴基斯坦斡旋處理程序，其中涉及在波斯灣和荷姆茲海峽區域實現和平與安全。（記者陳暢 欒海）伊朗外長：與普丁暢談一個半小時“富有成效”伊朗外交部長阿拉格齊27日表示，俄羅斯總統普丁當天在聖彼得堡與他會見，雙方暢談一個半小時，“富有成效”。正在俄羅斯訪問的阿拉格齊在社交媒體發文稱，在會見中，雙方詳細討論並審視諸多議題，包括伊俄雙邊關係和地區問題，以及美國和以色列發起的侵略戰爭等。雙方還對深化兩國合作提出許多有益的建議。目前，伊俄兩國合作基礎穩固。阿拉格齊說，普丁表示，俄羅斯乃至全世界都欽佩伊朗人民，“欽佩他們抵抗美國”。阿拉格齊感謝俄方在“這場不平等、不正義的戰爭中”給予伊方支援，並宣佈，雙方戰略夥伴關係在新形勢下將繼續加強。俄羅斯外長拉夫羅夫同樣表示，普丁與阿拉格齊的會見“富有成效且富有建設性”。 (參考消息)

當地時間4月24日，歐盟與美國簽署了一項協議，旨在協調包括國防工業在內的關鍵產業所需的關鍵礦產供應。對此協議的簽署，歐洲新聞台（euronews）當天毫不避諱地炒作稱，歐美深化關鍵礦產合作，是出於對中國主導地位的所謂“擔憂”。當天，美國國務卿盧比歐與歐盟委員會貿易和經濟安全委員馬羅什·謝夫喬維奇（Maroš Šefčovič）在美國國務院的條約廳簽署了一份關於“關鍵礦產戰略夥伴關係”的諒解備忘錄（MOU）。盧比歐在簽署儀式前發表講話稱，美方對歐盟所展現的重視與承諾，彰顯了“供應鏈及關鍵礦產對於我們各自經濟的繁榮發展，乃至國家安全所具有的重要意義”。他意有所指地聲稱，這些資源過度集中，以及僅由一兩個地區佔據主導地位的現狀，構成了一種不可接受的風險。“我們的供應鏈需要實現多元化。具體而言，即在全球範圍內，這些關鍵礦產的產地來源必須實現多元化。”“我相信通過此次合作，我們將展現出更強的戰略協同性。我們將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快地實現既定目標。當然，在這一至關重要的領域，我們將攜手共進，變得更加強大。”不過，謝夫喬維奇也稱：“如今真正的考驗在於該項目的執行。我們如何才能將正簽署的這些協議，轉化為具體、切實的工程項目，從而為我們的商業經營者帶來實實在在的成效？”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林劍此前曾表示，維護開放、包容、普惠的國際貿易環境符合各國的共同利益，各方都有責任為維護關鍵礦產的全球產供鏈穩定與安全發揮建設性作用。同時，我們反對任何國家以“小圈子”規則破壞國際經貿秩序。美國國務卿盧比歐與歐盟委員會貿易和經濟安全委員馬羅什·謝夫喬維奇 歐洲新聞台歐美聯手，意在中國歐洲新聞台認為，這份協議的簽署，標誌著川普政府罕見地肯定了歐盟所扮演的角色。此前，川普政府頻繁對歐盟進行抨擊，轉而支援歐洲內部的右翼民粹主義勢力。謝夫喬維奇稱：“我們必須確保這些關鍵礦產資源能夠滿足我們未來的發展需求，且其供應格局不應被某一特定地區所壟斷，也不應過度集中於某一特定地區。”此外，歐美雙方還將探討如何協調關鍵礦產的補貼政策與戰略儲備，制定統一的行業標準以促進所謂“西方世界內部”的貿易流通，並共同投入資金開展相關科研工作。前段時間，川普政府曾提出設想，應在盟友之間建立一個針對關鍵礦產的“優惠貿易區”。事實上，華盛頓方面也已分別與墨西哥和日本發佈了關鍵礦產行動計畫，並與澳大利亞等國建立了一套關鍵礦產供應合作框架。在當前全球供應鏈中，稀土等關鍵礦產的重要程度已經不必再多言。美國《紐約時報》此前也指出，這些材料被用於製造導彈、噴氣式飛機、無人機以及種類繁多的軍事裝備，而中國主導著稀土金屬和永磁體的市場。報導稱，在與美歐的貿易博弈中，中方也充分利用了這一優勢，在關稅和其他貿易壁壘的談判中，時而收緊、時而放鬆對稀土的出口管制。雖然稀土遍佈世界各地，但其開採和提煉卻難度極大。儘管歐盟一直在談論多元化，但其約98%的關鍵稀土進口來自中國，這使其對中國的依賴程度甚至超過了美國（美國80%的稀土進口也來自中國）。中國在全球稀土磁鐵市場佔據主導地位 《金融時報》製圖鋼材關稅問題需取得“積極進展”謝夫喬維奇表示，歐盟正尋求在緩解美國鋼材關稅影響方面取得更多進展，並補充稱，相關談判“正朝著積極的方向發展”。他進一步指出，在鋼材貿易問題上，歐盟希望與美國協調立場，採取一致的對第三方國家策略。他對記者透露，自己已經與美國商務部長盧特尼克達成共識，“同意在技術層面加快推進這項工作”。但歐洲新聞台強調，跨大西洋貿易關係中實際上仍存在一些關鍵癥結。自川普去年重返白宮以來，歐洲製造商一直受到其針對進口鋼鋁徵收的高達50%的嚴厲關稅的衝擊。儘管布魯塞爾與華盛頓在去年夏季曾達成協議，將針對大多數歐盟商品的美國關稅稅率設定為15%，但鋼材和鋁材產品並未被納入該協議範圍。謝夫喬維奇指出，儘管川普政府近期簡化了其對鋼材進口關稅的實施方式，但他表示：“對於清單上剩餘的那些產品，我們仍存有一些異議。”他補充道：“若能在這一問題上取得積極進展，將具有極其重要的意義。”謝夫喬維奇也配合美方炒作稱，美國與歐盟均面臨所謂“市場產能過剩”的問題；他同時提及，歐盟近期已決定將針對進口鋼材的關稅提高一倍，旨在保護本國產業免受廉價外國出口鋼材的衝擊。“作為下一步舉措，我們希望與美國啟動關於鋼材市場‘圍堵’機制的合作，從而在針對第三方國家的策略上保持步調一致。”他宣稱，此舉將有助於建構一套“針對受補貼鋼材及全球產能過剩問題的防禦機制”。 (觀察者網)

在最新的比亞迪港股交流會上，王傳福曝出的一系列資訊堪稱炸裂，直接點明了比亞迪當下的發展現狀、未來戰略，更是戳破了行業不少誤區，核心內容全梳理如下：一、海外市場爆發，目標國內外銷量對半分眼下比亞迪海外市場銷量迎來暴漲，澳大利亞、紐西蘭、菲律賓等市場，一天銷量就能趕上過去半個月，出口銷量馬上就要刷新高度。今年定下的出口目標是150萬台，後續甚至有望超越這個數字。不過海外擴張也有瓶頸，主要卡在電池產能上，一代刀片電池產能受限，二代刀片電池切換期間還會損失部分產能。好在海外市場遠沒有國內內卷，產品價格和毛利都更可觀，產充一體化佈局也會落地海外，成為當地市場的護城河。王傳福更是直言，比亞迪在海外比國內更受尊重，國內黑公關太多，公司暫時缺少應對的經驗和團隊。而比亞迪的長期目標，就是海外和國內銷量達到1:1，穩步推進全球化佈局。二、5月發佈全民智駕戰略，不玩虛的重安全智能化方面，比亞迪將在5月份推出全新的全民智駕戰略，有著自己清晰的技術理念和發展方向，助力汽車工業實現可持續發展。王傳福對於智能駕駛的理解，拒絕玩概念、搞噱頭，而是立足實用安全，依託保險資料來減少交通事故，讓智駕技術像安全帶、安全氣囊一樣，真正降低事故機率、緩解駕駛疲勞，一步步實現L4級自動駕駛，實打實提升用車安全。三、二代刀片電池+閃充，撬動燃油車核心使用者今年比亞迪會全力推進二代刀片電池大規模替換，核心優勢就是極致壓縮充電等待時間，無需大量建設充電站、佔用土地。而且這套閃充方案不只是針對中國市場，更是面向全球的通用方案，國內430萬根快充樁將逐步迭代，海外市場直接一步到位佈局閃充。二代刀片電池將成為比亞迪銷量再攀高峰的關鍵，最大的意義就是打動目前依舊選擇燃油車的50%客戶，這部分群體才是新能源車市場後續增長的核心發力點。四、清潔能源拉低電價，電費大漲誤區被打破關於大家關心的電價問題，王傳福給出明確判斷：未來新能源用電成本，會比電網電價便宜一大截，有望做到一度電兩毛錢，甚至免去服務費。依託太陽能等清潔能源的普及，能大幅減少人類對傳統電網的依賴，電力規模化供應後，成本會持續走低。很多人擔心汽油漲價電車走俏後，電費也會瘋狂上漲，這種想法完全片面，能源價格終究由成本、規模化和供需關係決定，清潔能源大範圍普及後，電費根本沒有漲價的基礎。五、堅持長期研發投入，拒絕行業同質化比亞迪會始終堅持高額研發投入的戰略不動搖，後續所有新技術的研發，都以解決行業痛點為核心。在智能化競爭的下半場，比亞迪會持續佈局新技術，堅決不搞同質化內卷。王傳福也表明，自己是堅定的長期主義者，全身心投入比亞迪的發展，沒有佈局其他企業，一心深耕新能源與汽車行業，瞄準未來五年實現穩步增長。整體來看，比亞迪的發展路徑十分清晰，靠海外市場打開增量，靠技術創新站穩腳跟，瞄準燃油車使用者搶佔市場，堅守長期主義，無懼行業洗牌與內卷。 (行業那些事兒)

BCA Research的一份特別報告指出,隨著結構性供應短缺和能源安全擔憂加劇(伊朗持續衝突使這一問題更加嚴重),鈾的牛市正在加強,這種商品正朝著持久的長期上漲趨勢發展。地緣政治衝擊強化看漲理由BCA Research的分析師強調,伊朗戰爭正在成為鈾類股的倍增力量。除了將核能作為避險化石燃料波動的更廣泛推動力之外,這場衝突還特別擾亂了核燃料循環所需的關鍵投入,包括硫磺供應。新出現的限制正在收緊本已岌岌可危的市場,BCA指出,供應安全敘事已成為公用事業公司尋求鎖定長期合同的主要驅動因素。持續的結構性赤字儘管近期產量有所增長,但報告強調全球需求繼續超過可用供應。隨著各國致力於實現雄心勃勃的脫碳目標,同時確保可靠的基荷電力,全球對核能的政策支援浪潮加劇了結構性赤字。此外,幾個關鍵需求驅動因素的勢頭正在增強。推動核能擴張不再僅僅是為了減少碳排放;它越來越多地與人工智慧和資料中心基礎設施的高耗電需求聯絡在一起。結合全球政策協調,這些因素表明,鈾當前的緊張局面不僅僅是周期性的峰值,而是這種商品進入新戰略時代的標誌。 (invest wallstreet)

編者按：在全球秩序崩塌與美式霸凌升級的今天，我們很容易得出一個結論：真理在射程之內，世界將重回叢林法則時代。那麼，當對手已不再遵守國際規則時，我們該怎麼辦？在本文中，馬其頓漢學家馮海城從孔子與亞里士多德共通的“中道”美德出發，指出中國過去幾十年以“韜光養晦”的戰略耐力實現了崛起，但在當下這個時代，耐力可能從美德淪為自我束縛。作者還以親歷者的視角——他的祖國南斯拉夫在美國鐵騎下不復存在——剖析了美國霸權底層的“阿里曼式”邏輯：無法容忍任何“他者”的獨立存在。在他看來，美國對華的真正目標並非競爭，而是“終結中國作為統一實體的存在”。面對動盪的全球秩序，中國是否已經陷入“執劍人困境”：在挑釁不斷升級的當下，不行動的風險是否已大於行動？作者給出的出路是“鏡像反制之術”——學習對手的方法與策略，但不使其內化為自身認同，如莊子所言“用心若鏡”，應物而不傷。在這篇文章中，我們能感受到作者基於自己祖國經歷的憂思，並以此種邏輯來假設中國的處境，從中依舊能看出西方現實主義理論的色彩。需要指出的是，面對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不同於美國的零和博弈思維，中國始終致力於為世界和平與發展貢獻中國智慧和中國方案，中國有能力、有智慧走出一條符合自身國情的發展道路，在“大爭之世”中開闢出一條“以和止戰、以智破局”的新道路。如果我們探尋孔子與亞里士多德這兩位中西思想典範代表的哲學共通之處，最顯著的相似性體現在他們的道德理論上。兩位思想家都將德性定義為兩種對立惡習之間的中道。例如，亞里士多德在《尼各馬可倫理學》（第三卷第6–9章）中，將“勇敢”這一德性描述為介於“魯莽”與“怯懦”這兩種惡習之間的中點——前者代表過度，後者代表不足。從更廣闊的文化視角來看，亞里士多德的這一方法可被視為一句自古便鐫刻於古希臘最神聖聖地——德爾斐阿波羅神廟入口處的神諭銘文的哲學表達：“凡事勿過”（Μηδὲν   ἄγαν）。後來，在羅馬時代，詩人賀拉斯（Horatius，公元前65—前8年）在其《頌歌集》（Carmina）中採納了這一原則，並將“黃金中道”（aurea  mediocritas）發展為社會與經濟層面的理想（在這一意義上，該概念在某種程度上呼應了最早見於《詩經·大雅·民勞》中的“小康”觀念）：Auream quisquis mediocritatemdiligit, tutus caret obsoletisordibus tecti, caret invidendasobrius aula.崇尚黃金中庸之人，避危朽之屋舍污濁，遠奢靡之殿宇嫉恨，持清醒而超然物外。（賀拉斯，《頌歌集》2.1）同理，在中國，儒家倫理理論圍繞“中庸”這一核心觀唸得以凝練成型，即君子之高尚品格，體現在能夠尋求並持守兩種對立極端之間的中道。這一倫理取向的一個著名例證見於《論語》中的如下論述：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後君子。（《論語·雍也》）然而，此概念最為澄明通透、意象最為生動傳神的隱喻，見於《荀子》：孔子觀於魯桓公之廟，有欹器焉。孔子問於守廟者曰：“此為何器？”守廟者曰：“此蓋為宥坐之器。”孔子曰：“吾聞宥坐之器者，虛則欹，中則正，滿則覆。”孔子顧謂弟子曰：“注水焉！”弟子挹水而注之。中而正，滿而覆，虛而欹。孔子喟然而嘆曰：“籲！惡有滿而不覆者哉！”（《荀子·宥坐》）在我看來，將德性理解為兩極之間的中道——兩極之所以皆為惡，正因其走入極端——其精髓恰在於靈動圓融。此一路徑要求人們因時因地制宜地審視每種情境，審慎思慮如何恰如其分地行事。既然人生與社會始終處於流變之中，便沒有任何一條固定法則能夠裁定所有情境下的正當行為。鑑於此，我們便瞭解：倘若某種道德原則建立在僵化的誡命之上——即主張無論具體情境如何，人必須始終如此或如彼行事——那將是多麼左支右絀。儒家與亞里士多德式“中道”倫理理論的優勢，恰恰在於其能夠解釋道德情境的流變特性：某一情境中被視為極端者，在另一情境中未必極端，反之亦然。然而另一方面，此路徑亦要求行為主體具備深思熟慮、明辨事理的品格，能夠在每種具體情境中精準甄別何為極端、何為適度。正因它不提供現成的答案，故而對人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亞里士多德》肖像畫我舉個例子：我們是以亞里士多德對勇氣的定義開啟這場討論的，所以不妨來看看，在特定情境下，究竟什麼才是正確且勇敢的做法。假設我正走在街上，突然撞見這麼一幕：一個強壯的年輕小夥子——看著像是個剛出健身房的運動健將——被一個上了年紀的醉漢糾纏。我該怎麼辦？是該插手去懟那個醉漢，還是直接路過？顯然，那年輕小夥子完全有能力自己甩掉那個醉漢，所以我如果硬要插手，純粹是給這事兒添亂，這反倒構成了一種“極端”。反觀一下，如果我遇到的情況是那個醉漢開始糾纏一個放學回家的小女孩，那麼為了保護她而挺身而出就是正確的做法，這才構成了所謂的“中道”；而這時候如果選擇袖手旁觀，那就是怯懦的極端表現了。耐力的邊界一般大家都會認同，耐力像勇氣一樣，也是一種美德。如果我們運用亞里士多德和儒家所推崇的“中道”方法來定義它，那麼耐力可以被理解為介於急躁和優柔寡斷之間的平衡點。作為一種美德，耐力並非僅限於個人修行，它同樣可以被集體——乃至國家和整個文明——所踐行。這種情況下，我們便稱之為“戰略耐力”。事實上，中國過去幾十年的行動，正是戰略耐力在歷史層面發揮作用耐力的典範，並在很大程度上促進了中華民族的復興。鄧小平著名的“二十八字方針”或許最能體現這種戰略耐力的決心：“冷靜觀察，站穩腳跟，沉著應付，韜光養晦，有所作為，善於守拙，絕不當頭。”（《鄧小平文選》第三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191、354-363頁）過去幾十年，“戰略耐力”原則讓中國受益匪淺。然而，我們或許都會認同，如今的中國乃至世界，和鄧小平制定這一方針時的上世紀八九十年代早已截然不同。人們往往有一種奇怪的心理傾向，總認為既然某種做法在特定時期和特定環境下被證明是成功且有利可圖的，那麼延續這一做法就能產生同樣的效果。但事實並非如此，正如老子早已深刻洞察到：持而盈之，不如其已。(《道德經》, 9)想像一下，一個體重超標的人下定決心要減肥，於是開始嚴格執行熱量攝入極低的節食計畫。一段時間後，他成功達到了標準體重，感覺身體更健康、行動也更敏捷了。但如果過了這個節點，他還無限期地繼續這種嚴苛的節食，他會變得更健康嗎？還是會適得其反？在中國語境下，迄今為止所踐行的戰略耐力在以下四種情境下是具有現實適用性的：1）以聯合國、世貿組織等運作良好的多邊機構為代表的（相對）穩定的國際秩序；2）國家間（相對）可預測的行為準則，並通過國際法加以規範；3）各國之間的互動主要基於理性的經濟自身利益；4）中國在國際舞台上的“相對重要性”，無論是在經濟、軍事還是技術層面，都相對較低。如今，當我在2026年仲春寫下這些文字時，上述種種已不復存在。在功能正常的多邊機構主持下，一個相對穩定的國際秩序曾存在於冷戰時期，並在整個20世紀90年代一定程度上得以延續；然而，在1999年美國侵略南斯拉夫聯盟共和國，以及隨後在阿富汗、伊拉克、利比亞、敘利亞、烏克蘭以及現在的伊朗爆發的戰爭之後，我們可以有把握地斷定，以機構為基礎的多邊主義已經消亡，而且很難在舊的框架內復興。由此可見，國際法的概念已變得微不足道，淪為一聲微弱而憂鬱的迴響，儘管我們一次又一次地抗議西方暴行，但往往徒勞無功。國際法及其所建立的秩序，從來都不是世界上主權國家（無論其影響力大小）理想化規劃和理性實施的結果；相反，它始終是權力平衡的產物：必須至少存在兩個大國，他們無法通過武力戰勝對方，也都意識到這一事實；因此，它們試圖通過一套成文規則——國際法——來規範和平衡彼此的關係，其他實力較弱的國家也必須遵守這些規則。3月10日，在伊朗首都德黑蘭拍攝的遭空襲後產生的濃煙。新華社二戰後建立的聯合國秩序便是如此，其中主要的平衡力量是美國和蘇聯。當其中一個平衡力量退出舞台後，建立在《聯合國憲章》基礎上的國際秩序逐漸瓦解，直至如今國際法秩序的混亂局面。因此，通過訴諸國際法來回應美國的暴行是徒勞的，而且在心理層面上，甚至可能助長施暴者的氣焰——就像強姦受害者的尖叫和懇求只會進一步激起強姦犯的慾望一樣。事後看來，可以說，在唐納德·川普第一屆政府執政期間及其對中國發動貿易戰之後，經濟全球化實際上已經開始出現逆轉態勢。這場貿易戰在拜登政府期間仍在繼續（還記得2022年8月的“晶片法案”嗎），並在川普第二屆政府的關稅狂熱中變得國際化；結果，世界各國關於貿易、投資和能源購買的決策，越來越多地受到某些流氓超級大國的直接壓力或公開威脅，或者基於地緣政治、意識形態和安全考量，而罔顧理性的經濟利益。歐洲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短短幾年內，它就通過放棄購買來自俄羅斯的廉價可靠能源、惡化與中國的商業關係（例如撕毀中歐全面投資協定），以及通過購買價格虛高的液化天然氣和簽署關於貿易與關稅的不平等條約，卑躬屈膝地屈服於美國明目張膽的敲詐勒索，從而走向了一場慢動作式的經濟自殺。有時，我不禁會想，歐洲是否因為自身的腐朽而嘆息，或者僅僅是出於無聊——是否已經厭倦了生存，並在某種潛意識裡渴望消亡。所有關於“俄羅斯人兵臨城下”的言論和狂熱宣傳，據稱計畫在2027年、2030年或更晚的某個時候征服歐洲，都帶有一種反常的興奮感——彷彿熱切地希望這種事情發生。這種情緒令人毛骨悚然地想起20世紀希臘詩人康斯坦丁·卡瓦菲斯（Κωνσταντίνος   Καβάφης；1863-1933）的詩作《等待野蠻人》。詩中描繪了一座虛構的羅馬晚期城市，城中居民似乎同樣厭倦了生活，世世代代流傳著蠻族即將到來並洗劫城市的謠言；然而，有一天，消息傳來，實際上並沒有野蠻人：— Γιατί ν’ αρχίσει μονομιάς αυτή η ανησυχίακ’ η σύγχυσις. (Τα πρόσωπα τι σοβαρά που εγίναν).Γιατί αδειάζουν γρήγορα οι δρόμοι κ’ η πλατέες,κι όλοι γυρνούν στα σπίτια τους πολύ συλλογισμένοι;Γιατί ενύχτωσε κ’ οι βάρβαροι δεν ήλθαν.Και μερικοί έφθασαν απ’ τα σύνορα,και είπανε πως βάρβαροι πια δεν υπάρχουν.__Και τώρα τι θα γένουμε χωρίς βαρβάρους.Οι άνθρωποι αυτοί ήσαν μια κάποια λύσις.—為什麼會有這種突如其來的不安、不解?(人們的臉變得多麼嚴峻。)為什麼街道和廣場轉眼就空空蕩蕩，每個人都沉思著回家?因為天黑了而野蠻人並沒有來。那些剛從邊境回來的人說再也不會有野蠻人了。而現在，沒有了野蠻人我們怎麼辦?他們，那些人，是一個解決辦法。最後，自鄧小平時代以來最深刻的變化莫過於中國的崛起，世界經濟重心逐漸向中國傾斜，並不可避免地帶來了科學、外交、政治和軍事多方面的連鎖反應。1991年，中國的名義國內生產總值為4140億美元，約是美國的十四分之一和日本的八分之一，因此中國很容易做到“守拙”。但是，如今中國的名義國內生產總值約為20兆美元，僅次於美國的約30兆美元，是日本的五倍，我們又怎能期望中國“不引人注目”呢？與此同時，按購買力平價計算，中國國內生產總值約為43兆美元，位居世界第一，而美國為31兆美元，其生產總值份額也超過了美國、歐盟和日本的總和。澳大利亞戰略政策研究是一家具有明顯反華傾向的鷹派新保守主義機構，該所去年12月發佈了年度《關鍵技術追蹤報告》。報告指出，“在追蹤的74項技術中，中國在66項技術上領先，美國僅在其餘8項上領先。”在這種情況下，“戰略耐力”意味著什麼？執劍人困境人們很難不注意到，無論近年來美國的行動在地理上有多遙遠，其目標似乎總是針對中國。川普綁架委內瑞拉總統尼古拉斯·馬杜洛並隨後將該國變成附庸國，部分理由是為了阻止或至少控制石油流向中國。甚至去年美國對格陵蘭島的領土要求，在言辭上也是以臆想的“中國威脅”（順便還加上了“俄羅斯威脅”）來證明其正當性的。控制與中國的能源貿易並切斷其與歐亞大陸西部的聯絡，無疑是當前對伊朗戰爭的動機之一——儘管這場侵略背後的全部目的更為複雜，至少有三個層面（宗教、意識形態和地緣政治）和兩個煽動者：以色列和美國，它們的最終目標可能並不總是一致。近來，我聽到一些中國朋友發表類似這樣的看法：“我們不必關心委內瑞拉、伊朗、古巴等國可能發生的事情；那些都不可能真正影響到我們。中國只有一條紅線——台灣。”對此，我不禁表示異議，並回應道：“美國人絕不會越過那條紅線——至少在他們完成對中國的地緣政治包圍，以及對其逐步實施經濟遏制之前，不會如此。在這一點上，我斗膽提出一個假設性的判斷，且衷心希望它永遠不會成為現實：如果伊朗在當前這場戰爭中，或在未來某場戰爭中陷落，那麼可以合理預期，美國可能會在隨後的若干年中，試圖通過某種‘顏色革命’的方式，或其他手段，將中亞諸國（或許還包括蒙古）納入其控制之下，或使其轉而對中國和俄羅斯抱持敵對立場。這種過程，或許會以某種‘中亞版北約’的形式出現，亦或是通過類似利比亞或敘利亞那樣的動盪與失序加以實現。當前，中亞處於中國、俄羅斯與伊朗之間的地緣政治三角地帶。倘若這個三角地帶的一角被移除，那麼……”我們不應該假裝不知道，美國已經開始通過逐個擊破那些與中國合作者來實現這一目標，從它認為是“最薄弱環節”的國家開始，目的是從長遠來看，排除任何潛在平衡力量出現的可能性。這些力量在多極格局下，可以建立基於國際法的新國際秩序，從而終結目前美國無法無天的霸權。面對挑釁時，常理認為人們不應以挑釁者期望的方式做出反應。但這是否意味著完全不予回應？最近，一種宣傳敘事正在興起，暗示與中國保持密切經濟和政治關係的國家往往會遭遇“不幸”。這種敘事的弦外之音顯而易見。我們是否正接近一個“戰略耐力”應該讓位於“戰略行動”的時刻？如果是，又該採取何種行動？美國在全球舞台上的行為遵循一個簡單的原則，這已不再是披著虛偽遮羞布的秘密：我這麼做是因為我能；如果無人回應，那就意味著他們無能為力，給我的訊號是，我應該更加咄咄逼人。與冷戰時期不同，克制不再被視為善意的象徵或妥協的邀請；相反，它只會進一步激怒霸凌者。幾個月前，我聽了一場俄羅斯哲學家亞歷山大·杜金的採訪。在討論俄烏戰爭的現狀時，他指出，任何行動都伴隨風險；然而，在歷史的某些時刻，不採取行動的風險大於採取任何行動的風險。這讓我想起了劉慈欣的科幻三部曲《三體》（又名《地球往事》）第三部《死神永生》中的一個場景。根據宇宙中較為悲觀的“黑暗森林”理論——該理論認為，暴露一個文明的存在會自動招致其他文明的毀滅，以防範潛在威脅——人類為了威懾三體人入侵，設立了“執劍人”這一職位。一個被選中的人肩負著這樣的責任：一旦探測到來自三體星的入侵企圖，就要決定是否“按下按鈕”，從而向全宇宙廣播三體星的坐標——間接地也包括地球的坐標——這可能會引發相互毀滅。在《三體》中，執劍人是手握引力波發射開關、以同歸於盡威懾三體文明的決策者。在小說主人公羅輯擔任該職位的半個世紀裡，沒有任何入侵事件。然而，在他被程心取代的那一刻，三體人發動了攻擊。在他們的投射物衝向地球的整個過程中，程心沒有採取任何行動；她不敢按下按鈕，人類因此戰敗。事後，入侵者透露，他們曾為執劍人建立了心理檔案：如果遭到攻擊，羅輯按下按鈕的可能性為90%，而程心僅為10%。我不禁思考：在美國長期戰略規劃者的眼中，中國看起來更像羅輯，還是程心？阿里曼之怒美國對中國的敵意是長期的。其（在很大程度上是潛意識的）動機本質上與經濟競爭、技術競賽甚至地緣政治競爭關係不大，儘管它是以這些術語表達的，但它具有更深層的社會心理，並最終源於宗教根源（源自新教加爾文主義“基於雙重預定論的揀選”教條，我之前寫過這個話題，所以在此不再贅述）。為了尋找一個合適的比喻來說明（在我看來）典型的西方，特別是美國，無法與文明上的“他者”和解，我的思緒轉向了瑣羅亞斯德教的創世故事，如其經文《本達希申》（Bundahišn）中所述。你看，這個古老的伊朗宗教通常被稱為二元論，因為與其他宗教傳統不同，它假定存在兩個非受造的形而上學原則：善者——阿胡拉·馬茲達，或奧爾馬茲德（中古波斯語）——“智慧之主”，即“上帝”，以及惡者——安格拉·曼紐或阿里曼（中古波斯語）——“破壞之心識”，即“魔鬼”。然而，仔細觀察，我們發現這是一種不對稱的二元論，因為全知的阿胡拉·馬茲達從永恆起就知道阿里曼的存在。然而，反之並非如此——阿里曼並不知道除了他自己之外還存在任何東西。因此，在阿胡拉·馬茲達創造世界的行為中，阿里曼第一次意識到除了他自己之外還存在別的東西，他本能地試圖摧毀這個“他者”，毀滅阿胡拉·馬茲達新創造的世界。這個故事的倫理基礎非常重要：即，它將惡的本質特徵定義為作惡者無法接受任何與自身不同的事物的存在。西方國家，尤其是美國，表現得就像阿里曼。拒絕正視這一點，最終將給每個非西方國家乃至整個世界帶來災難性的後果。一些讀者可能會問：“這個對著美國大放厥詞的糊塗老外是誰？他肯定有什麼個人恩怨。”他們說得沒錯。我確實有個人恩怨——因為我的祖國，我出生時的南斯拉夫，已經不復存在；因為美國製造了一個黑洞，將我無憂無慮、以祖國為榮的童年記憶吞噬，如夢一般虛無；而那些在南斯拉夫解體後出生的人遭受了接連不斷的羞辱，他們甚至沒有意識到自己被羞辱，也就是說，他們將恥辱等同於常態……事實上，我遇到過不少中國知識分子（都是很好、很善良的人），他們對西方，特別是美國的態度，讓我想起了20世紀80年代末南斯拉夫知識分子中普遍存在的態度，一句話總結就是：“羔羊愛上狼。”毋庸置疑，大多數這類南斯拉夫知識分子後來都為他們幼稚的行為感到無比後悔，但為時已晚……他們成了西方精心炮製的、被簡化為戰略性武器的“傳教敘事”的受害者，正如亞歷山大·季諾維也夫（Александр  Зиновьев；1922-2006）在他1995年的著作《西方：西方主義現象》（Запад: феномен  западнизма）中清晰分析的那樣——這本書在方法和風格上，儘管範圍更廣，讓我想起了《美國反對美國》中的一段描述：從意識形態上看，這被描繪成西方一項人道、無私和解放的使命，西方將自己標榜為文明的巔峰和所有美德的化身。“‘我們是自由、富有和幸福的’——西方以這樣或那樣的方式向那些被西方化的人灌輸——‘我們也想幫助你們變得自由、富有和幸福。’但西方化的真正本質與這毫無共同之處。其目標是將預定的受害者帶入一種狀態，使他們喪失獨立發展的能力……這並不排除被西方化國家的自願性，甚至可能包含對這條道路的熱切願望。西方積極鼓勵的這種行為，以便目標受害者心甘情願地爬進它的魔爪，甚至在這個過程中心存感激……”（Александр  Зиновьев，Запад: феномен западнизма，第224頁）我知道，面對一個你認識的人最終想要你不復存在的現實，在心理上是難以承受的。我們很容易地將這種說法拋諸腦後，認為這是妄想，但任何心理應對機制都無法改變殘酷的現實。1992年，諾姆·喬姆斯基出版了一本名為《山姆大叔真正想要什麼》（What  Uncle Sam Really  Wants）的書。如果從中美關係的角度看，我們可以對這本書標題中隱含的問題給出一個答案——山姆大叔確實想要中國的終結（作為一個統一的國家和地緣政治實體），毫無妥協的餘地。山姆大叔現在，談論“中美競爭”或“中美新冷戰”已經成為媒體陳詞濫調。圍繞這個主題，前段時間我做了一個小範圍的個人調查，詢問我的中國朋友如何定義當前中美競爭中的“勝利”（好吧，我知道這種方法與其說是科學的，不如說是軼事趣聞）。他們的回答無一例外都圍繞著這樣的概念：“GDP（總量和人均）超過美國”、“中國製造的人工智慧和其他尖端技術表現優於美國技術和/或佔據更大的市場份額”、“國際貿易更多使用人民幣而不是美元進行結算”等等。正如你所看到的，在中國人眼中，“勝利”總是被定義為中國在某些領域（通常是經濟領域）通過客觀標準衡量比美國更好。現在，如果你費心去查閱美國大眾媒體，看看媒體評論員甚至普通美國人如何定義“贏得與中國的競爭”，最常出現的短語是：“中國崩潰”、“中國終結”、“打倒中國”等等。這種顯而易見的差異無需贅言。即使是一個大國，只要其相對經濟、技術和軍事份量不顯山露水，並且同意在美國主導的秩序中扮演從屬角色，就能暫時避過“阿里曼”的“耳目”，避免最終被標記為“不復存在”。這一秩序的設計正是為了阻止任何非西方國家的崛起——我還要補充一點，以及其真正的政治和精神獨立——同時，即使在最好的情況下，也將其生活水平永久限制在所謂的“中等收入陷阱”範圍內。這也是西方在改革開放時代後希望中國面臨的命運。然而，事與願違：中國沒有按預定的劇本行事，最終被“注意到了”。事後看來，我們可以確定這個轉折點發生在2010年左右——當時中國的GDP超過了日本，電力消耗超過了美國（反映了其工業產出的絕對優勢），而在此之前，在2008年金融危機之後，中國還幫助美國經濟擺脫了困境——這是美國人永遠不會原諒的恩惠。第二年，歐巴馬總統公開啟動了“重返亞洲”政策。從那時起，美國似乎終於下定決心，他們的最終目標是讓中國（作為一個統一的國家和地緣政治實體）不復存在，就像蘇聯和南斯拉夫不復存在一樣。人們普遍錯誤地認為美國似乎不具備制定長期政策的能力。在宏觀經濟和基礎設施發展等領域，這在一定程度上是屬實的，在這些領域，短期利潤往往佔據主導地位（而這最終可能被證明是美利堅帝國的阿喀琉斯之踵）。然而，當涉及地緣政治目標——特別是破壞性的目標時，美國人可以極具長期導向。給人的印象是，一旦決定針對某個國家，就永遠不會撤銷。為了說明這一點，我將使用關於兩隻狗的故事——一隻是沙爾山犬（Šarplaninac），一種來自馬其頓和鄰近巴爾幹國家的性格高貴、神態威嚴的牧羊犬，另一隻是美國品種比特犬。那些目睹過這兩隻狗打架的人聲稱，通常情況下，最終佔上風的是比特犬。這可能會讓人感到驚訝，因為沙爾山犬體型稍大，因此應該更強壯，但秘密在於比特犬那種狂熱的執著。也就是說，當它們交鋒時，一旦比特犬咬住對手，它的下顎就永遠不會鬆開；另一方面，沙爾山犬如果第一次成功甩掉比特犬，就會置之不理，繼續走自己的路；而恰恰就在那時，比特犬發動第二次攻擊，如果再次被甩掉，就發動第三次、第四次、第五次攻擊……直到沙爾山犬最終因精疲力竭而屈服。人類和國家可以從這個故事中學到的是，在應對威脅和侵略時，重要的不僅是客觀實力，還有運用實力的意志力。在2007年接受“民主現在！”（Democracy   Now!）採訪時，美國退役將軍韋斯利·克拉克回憶說，就在9·11襲擊事件發生後，時任國防部長唐納德·拉姆斯菲爾德和他的副手保羅·沃爾福威茨拿著一份備忘錄找到他，概述了“我們如何在五年內推翻七個國家，從伊拉克開始，然後是敘利亞、黎巴嫩、利比亞、索馬里、蘇丹，最後以伊朗告終。”正如我們所見，這一切都成為了現實——儘管花了不止五年的時間——因為我們現在正處於這一意圖執行的第二十五年。在這四分之一個世紀裡，華盛頓有很多機會與這些國家達成協議，這些國家中的大多數甚至一度願意屈從於美國主導的霸權秩序——例如，2003年卡扎菲總統領導下的利比亞。但所有的努力都以失敗告終，儘管人們可能會懷疑，與蘇聯和南斯拉夫的解體不同，這些中東國家的解體是否更多地與以色列的利益有關，而不是純粹的美國利益。利比亞前領導人卡扎菲還有一點我必須借助孔子的智慧加以闡明。在全球媒體中，美國發動的戰爭和干預行動——比如在阿富汗、伊拉克、利比亞等地的行動——通常被貼上“失敗”的標籤，因為這些國家最終陷入了混亂，而沒有變成所謂的“繁榮自由民主國家”，這被宣稱是美國行動的高尚目標。這種誤解源於對美國政府公開宣稱的動機過於信任。相反，我們應該首先冷靜地進行“格物致知”，然後進行孔子“正名”的基本操作。令人不安的結論是，混亂和分裂正是美國人所追求的目標。從這個角度來看，上述案例代表的是輝煌的成功而非失敗，這也解釋了為什麼美國一直在重複同樣的事情。為了掩蓋其真實意圖，美國政府幾乎總是採用一種修辭策略——與孔子的“正名”相反——“用反名”。例如，2003年為了征服和肢解伊拉克而發動的殘酷戰爭被命名為“伊拉克自由行動”。同樣，此類軍事行動的目標被表述為“政權更迭”和隨後的“國家建設”。但“政權更迭”究竟意味著什麼？這個詞指的是同一國家框架內，用另一個政府或政治制度取代現有的政府或政治體制。然而在伊拉克、利比亞、敘利亞以及類似的案例中，我們看到的是領土沿著教派、部落和政治路線被分割，而不是統一的主權實體。最終實現的不是“國家建設”，而是“國家解體”。因此，美國的目的是在全球範圍內儘可能多地製造非主權領土。那麼中國呢？讓我們暫時設想一下那難以想像的情景：即便純粹是假設，中國決定“屈從於美國的指令”，比如說，以某種方式同意回到20世紀90年代美國人和西方人想像中的狀態——一個只適合外包的廉價勞動力經濟體，缺乏自己的國際品牌或本土高科技，生活水平低下，眼裡閃爍仰慕的目光，向西方尋求文化指導，等等。你認為在這種情況下，美國人就會放過中國嗎？不。“阿里曼”一旦做出了破壞性的決定，就永遠不會改變。他也可以很有耐力：如果十年不夠，他會用二十年、三十年、五十年——不，一個世紀——但他絕不會罷休，直到看到中國不再是一個統一的國家和地緣政治實體。與此同時，美國方面與中國達成的任何“協議”、“緩和”或“妥協”都只是一種戰術詭計，旨在最終實現上述長期目標。我又從何知道這些的呢？從歷史經驗，來自南斯拉夫和蘇聯的悲慘經驗。在戈爾巴喬夫和葉利欽的領導下，蘇聯和俄羅斯確實做了上述“難以想像”的事情——他們自願向西方和美國屈服。結果，20世紀90年代俄羅斯的景象令人十分沮喪：破敗不堪、治安堪憂；絕望的少女將她們的貞操出賣給醜陋的西方老遊客；大學教授為了生存，在跳蚤市場兜售家裡的家具；而街角擠滿了乞丐，他們不乞討錢財，而是討酒，用顫抖的、飽經風霜的手緊握著金屬杯子。當這一切發生時，俄羅斯幾乎每個人——從最貧窮的酒鬼到葉利欽本人——都真心愛上了西方，並將美國奉若神明。為了說明這種現象的普遍程度，我將講述1992年的一件事——記錄在前俄羅斯外交部長葉夫根尼·普里馬科夫（Евгений  Примаков；1929-2015）的回憶錄中——當時俄羅斯聯邦外交部長安德烈·科濟列夫（Андрей  Козырев）在美國訪問了美國前總統理查德·尼克松，在會談中，科濟列夫問尼克松：“請告訴我們，我們的國家利益應該是什麼？”尼克松本人對這個請求感到震驚，並回應科濟列夫說，俄羅斯在外交政策上盲目追隨美國將是一個錯誤。回顧那個歷史時代，人們不禁會想起俄羅斯政治家帕維爾·米留可夫（Павел   Милюков；1859–1943）在1916年國家杜馬發表的那句名言：“現在發生的是什麼——是愚蠢還是叛國？”嗯，我聽說如今俄羅斯人在提到這句話時，會說戈爾巴喬夫犯下的錯誤遠比叛國更糟糕——那是天真。戈爾巴喬夫的高級顧問，也是其改革政策的設計師之一（也是著名導演卡倫·沙赫納扎羅夫的父親）格奧爾基·沙赫納扎羅夫（Георгий   Шахназаров；1924–2001）在蘇聯解體後的一次採訪中承認，戈爾巴喬夫及其同僚犯了一個致命的錯誤，他們誤以為與西方衝突的唯一原因是意識形態分歧，並認為只要自身意識形態向更自由的方向轉變（同時期望對方也向社會主義方向轉變），兩種制度可以逐步趨同，然後大家從此幸福地生活在一起。“我們現在輸了，”他說，“這完全是我們的錯，我們的悲劇；結果，唉，這樣一個偉大的國家便消失了。”那麼，上述局面令美國滿意了嗎？沒有。他們反而變本加厲地推進俄羅斯的經濟崩潰，同時煽動分裂運動，旨在最終瓦解俄羅斯聯邦。直到2000年代中期，普丁才終於意識到，美國和整個西方國家想要的，不僅不是社會主義的俄羅斯、君主制的俄羅斯或自由主義的俄羅斯，而是根本不想看到任何俄羅斯的存在。文明心若鏡《怎麼辦？》（俄語：Что  делать?；1863年）——尼古拉·車爾尼雪夫斯基（Николай  Чернышевский；1828-1889）的這部小說，據說最初激起了俄國人的思想狂熱，促使他們為祖國的變革而苦苦求索，並最終導致1917年革命的爆發。如今，隨著美國對中國乃至整個世界的最終意圖已然暴露無遺，車爾尼雪夫斯基小說標題中的問題聽起來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為緊迫，無論是戰略上的還是其他形式的耐力，似乎都已所剩無幾。當一個民族——一個國家、一種文明——意識到自己正遭受多管齊下且不懈的攻擊時，這種攻擊不再被道德說教所掩飾或粉飾（此時不知那種情緒更為恰當——是對這份遲來的坦率感到如釋重負的嘆息，還是面對道德虛無主義時的厭惡，正如弗朗索瓦·德·拉羅什福科所言，畢竟“偽善是惡行向美德支付的貢品”），隨之而來的首要困境便是：為了成功地反擊，是否要用對方對付自己的方法來對付對方？想像一下，現在是16世紀，你是一個生活在亞洲某地的民族。突然，你得知一支裝備著火器的殖民者軍隊正逼近，一心想要征服你們。按照你們民族的傳統習俗，戰爭唯一正當的方式是雙方英雄手持刀劍、目光交鋒，遵循神聖的騎士精神準則。這時的你面臨一個選擇：是像往常一樣遵循古老的傳統，還是嘗試掌握對手使用的新型火器技術。如果你選擇前者，你會英勇犧牲，光榮地失敗——你的家園被焚燬，你的妻女慘遭蹂躪，倖存的兒子們被迫在你故土的種植園裡做奴隸。如果你選擇後者，你至少有相當大的機會成功保衛你的家人和族人，並阻止任何進一步的征服企圖，儘管這意味著要效仿對手的戰術和方法。這就好比在1853年美國海軍准將馬修·佩裡率艦隊闖入後，日本的所作所為。不過，明治時代的日本經歷也給我們敲響了警鐘：學習那些試圖殖民你的人的技術和方法，很容易導致自身道德認同的迷失，變得與敵人無異。日本開啟現代化處理程序（在很大程度上等同於西化），本是為了抵禦西方列強的侵略，卻在這個過程中全盤接受了西方殖民主義背後的意識形態和偏見——這不僅給亞洲鄰國帶來了深重災難，最終也讓日本自己在1945年嘗到了苦果。1853年，美國佩裡艦隊駛入日本江戶灣，以武力脅迫日本結束鎖國政策，被迫開國通商。不過，中國古代哲學裡似乎早就有一套思路，有助於避開這種陷阱。我上高中時讀的第一本中國思想著作是馮友蘭先生的《中國哲學簡史》。讀到北宋理學家程顥時，書裡提到了他寫給張載的《定性書》，其中討論聖人亦發怒，然其怒如明鏡映物，怒由外生而非內擾，故雖動情而本心湛然。這種思路可以一直追溯到莊子的名言：至人之用心若鏡，不將不迎，應而不藏，故能勝物而不傷。（《莊子·應帝王》）誠然，若以特定視角來看（未必契合原初本義），中華文化中另有一概念可與此道相映成趣——大乘佛教所倡“方便”或“善巧方便”（梵語：upāya），特別是《妙法蓮華經》的詮釋最為精微。綜上所述，模仿對方的方法與策略，唯有在不使其成為自身身份認同的一部分時，才是安全的。（事後看來，這個道理與清末張之洞的“中體西用”原則相暗合）。此外，這種模仿對手技巧的做法充其量也應該是暫時的（儘管不一定短暫），也就是說，僅限於對方使用這些技巧攻擊你之時，而不能超越此限。這一分寸很難把握。一個人很容易對這類方法習以為常，以至於自身的文明道德準則崩潰——正如托爾金的《指環王》中所描述的那樣，佩戴魔戒一段時間，雖然會帶來好處，卻會在不知不覺中導致道德淪喪——這種現像在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的日本帝國就曾發生過。鏡像反制之術包含三個步驟：一習其法，二精其術，三反制其人。這裡所指並非“硬體”——無論經濟、科技抑或軍事（坦率而言，我在這些領域的造詣尚淺）。真正令我深究的層面是問題的“軟體”。這是什麼意思呢？與中國熟人討論西方對華認知戰時，經常注意到他們說“謠言不攻自破”，認為再多的虛假資訊也無法改變現實。對此我不敢苟同。宣傳的目的並非改變現實，而是改變他人對虛假資訊攻擊目標的態度。舉個例子：如果有人散佈謠言說我感染了某種致命傳染病，即便這本身絲毫不會改變我的健康狀況，但它仍然可能毀掉我的社交生活，甚至經濟狀況。同樣，不可否認的是，美國和西方在全球認知領域對中國的攻擊，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取得了成功。認知戰本身就是一種技術，與物質技術並無太大區別，其背後是精密的科學研究和艱苦的研發過程。如果這種技術被用來對付你，你真的能承受不去學習它的後果嗎？就像我之前舉的例子中使用槍支的情況一樣。這當然會引發道德困境，但是……“天下”還是“國”我常思考，是否可以將人類性格特質歸因於文明？如果設想成立——從一位外國漢學家的視角出發——在瑞士心理學家卡爾·古斯塔夫·榮格提出的兩種基本性格分類（內向型和外向型）中，我可以謹慎地認為中華文明屬於內向型。這有其清晰的歷史緣由，尤其在將中國與中東及地中海盆地發展的文明相比較時。中華文明在其形成階段所面臨的主要境況之一是什麼？在回答這個問題之前，讓我們先釐清“文明”的確切含義，以及界定中華文明形成階段的時間範圍。公認的文明兩大定義要素是城市（即城市文化）和文字的存在。根據目前的考古學知識，中國在商代便明確滿足了這兩個標準。因此，中華文明的形成期可確定為從商代一直到戰國時期（即諸子百家思想成熟之前），儘管在某些語境下，可延伸至西漢初期。一個顯著的歷史事實是，在這大約兩千年的漫長時期裡，中華文明未曾與其他文明有過實質性的互動。事實上，中國首次與同樣擁有城市和文字（即文明）的其他社會建立聯絡的有據可查的實例，可追溯至漢代張騫、班超和甘英的遠征，記載於《史記》和《後漢書》。位於陽關的張騫像在這種情況下，考慮到中華文明廣袤的地域和龐大的人口規模，便不難理解為何中國曆來被視為“天下”，以及為何在其文化歷史處理程序中，它始終相對內向，儘管並非總是如此，程度也不盡相同。正如普通人的童年經歷會以難以察覺的方式塑造其終身的行為和態度，我們也可以說，某一文明在形成期佔主導地位的環境，常常以非顯而易見的方式影響著其在歷史長河中的文化、社會、政治態度和行為模式。因此，必須細緻地理解中華文明的這種“內向性”——在諸如唐代等歷史時期，其表現並不顯著；而在諸如明清等朝代，則更為突出；就此而言，我認為宋代相對而言較為均衡。相比之下，發源於中東與地中海地區的諸文明——諸如美索不達米亞的蘇美爾、阿卡德、亞述文明；埃及文明；小亞細亞的赫梯文明；伊朗高原的米底與波斯文明；地中海盆地的米諾斯文明及其後的希臘文明（含邁錫尼與古典時期）；繼之而起的伊特魯里亞與羅馬文明等——自誕生之初便毗鄰而居（甚或疆域交錯），始終被迫通過貿易往來、社會文化交融及頻繁衝突進行互動。這種文明生態的生動見證，可見於埃及出土的阿馬爾那文書——這些追溯至法老阿肯那頓時期（約公元前1353-1336年）的外交信函，淋漓盡致展現了青銅時代中東與地中海主要文明間精妙複雜的互動網路。中華文明的內傾特質固然有其優勢，但也存在弊端。從積極面看，較之於西方文明，中國歷史上較少發動遠距離海外侵略（儘管需避免過度浪漫化——雖外征罕見，但如黃巾起義到太平天國運動，大規模內部暴力事件層出不窮，其傷亡規模堪比歐洲歷史上的國家間戰爭；再仔細想想，就其規模而言，這些事件與16世紀的法國宗教戰爭、17世紀德國的三十年戰爭，或是法國大革命爆發後的旺代戰爭，其實並沒有太大不同）。消極面則在於，此種內傾性有時也滋生自滿心態，導致對外部新知的吸納意願衰減，並削弱識別和有效應對來自外部世界的威脅的能力。二者共同釀成了晚清時期的慢性災難。去年12月，我拜訪了上海一家大型傳媒機構。它的總部設在一座摩天大樓樓頂，坐在頂層的咖啡館裡，我透過落地窗凝視著令人著迷的城市景觀——高樓群如鋼鐵森林般綿延至天際，下方熙熙攘攘的活力穿透玻璃撲面而來，令人幾乎忘卻上海之外另有天地。置身於這個人口達14億（約占人類總數18%，而按亨廷頓定義的西方世界僅佔10%）的國度，目睹民眾已享有體面生活水準，尖端科技如空氣般融入日常生活，豐富的社會結構與蓬勃的文化生活激盪著多元思潮（甚至相互牴牾），人們難免會產生置身獨立宇宙的錯覺：這裡堅不可摧、穩如磐石，其運行規律如同長江終將匯入東海般確鑿無疑。然而，中國不再是“天下”，而是世界各國之一——儘管是文明型國家。在當今時代經濟、意識形態與地緣政治斷層線的相互交織，以及現代交通與通訊手段的進步，無論多麼遙遠的事件與變遷（有時難以預測），都可能在極短時間內對任何國家造成重大衝擊。對此類變化的認知，以及擺脫偏見、靈活應對的能力，將成為決定地球上每個民族生死存亡的關鍵因素。或許我在此顯得過分謹慎，甚至有些可悲，但這恐怕正是我們南斯拉夫經歷在我身上的投射。南斯拉夫曾是傲然獨立、根基穩固的國度，憑藉冷戰時期不結盟運動的原則性政策贏得舉世尊重——人民享有優渥生活，社會經濟制度彷彿融合了西方的精華，文化思想界的活躍程度也異常繁榮，以至於今天回想起來都令人難以置信。我們生活在自成一體的南斯拉夫世界裡，恍若這世界將永遠持續下去……然而，源自國外的一連串不可預見事件，竟使我們的世界頃刻土崩瓦解。恐懼交易倘若有人宣稱，當今驅使國家行為的核心動力已經不是理性的經濟利益，而是恐懼——我們當作何感想？如先前所述，我們正身處國際法秩序蕩然無存的時代高潮，這禍根早在美國主導的1990年代便已埋下。此情此景下，所有關於“世界運行規則”的認知根基都在動搖，近乎尼采所言的“價值重估”。數十年來，中國參與全球事務始終秉持“國家間互動以理性經濟自利為主導”的前提。因而建構穩定世界秩序的關鍵，被寄託在經濟領域的合作共贏之上。然而，最近我們卻目睹了他國元首遭到綁架或暗殺，公海商船被海盜劫持，外國經濟資產被明目張膽地竊取。當這些亂象持續蔓延且無休止跡象時，我們認知中的世界規則還剩下什麼？這對中國又意味著什麼？我自己有時也會思考，受儒家思想啟發的原則在國際關係領域是否能發揮作用，或者它們的目的是否僅僅在於使一國內部的社會更加人性化和和諧？如果是這樣的話，“儒為內，法為外”的原則或許更為適用。仔細想想，或許我們可以採取一種更為平衡的策略。也就是說，只有在像現在這樣國際法形同虛設的情況下，遵循孔子或孟子所定義的價值觀在國際舞台上才會毫無成效，而創造性地運用“商靜”或“韓非子”的原則，在孫子提供的框架內，或許會更加成功也更加審慎。然而，一旦建立起一個基於平衡和國際法的、相對穩定的全球秩序，儒家思想或許也能在國際關係中找到一席之地。此時，我不禁想起陸賈對劉邦的忠告：“居馬上得之，寧可以馬上治之乎？”（《史記·酈生陸賈列傳》），我們可以反過來，創造性地重新詮釋這句話，得出這樣的結論：當世界處於國際混亂狀態時，儒家思想無法建立新的秩序；但一旦建立起來，或許就能被他們保存下來。美國誘導的恐懼以奇特而深刻的方式運作。毋庸贅言，在主要國家中，日本的對華輿論可以說是最不友善（去年皮尤調查顯示，86%日本受訪者對華持負面看法）。這究竟是為什麼呢？除了釣魚島爭端，除了日本對中國根深蒂固的歷史仇恨，事實上，有史可查——自公元57年漢光武帝（公元25-57年在位）賜“漢委奴國王”金印開啟中日官方交往（該金印1784年被發現），中國從未侵略或羞辱日本，（1274與1281年忽必烈渡海攻日之事暫且不討論，因為情況比較複雜）但反過來卻不能這樣說。“漢委奴國王”金印過去兩百年間，唯一三次對日本造成重大羞辱的強權是美國：1853年，前文提到的佩裡准將率領的“黑船”艦隊入侵日本；1945年，美國對廣島和長崎投下原子彈，隨後佔領日本，其影響至今猶存；1985年，強加《廣場協議》，事後看來，該協議嚴重削弱了日本經濟，並導致日本經濟停滯數十年。然而，日本民眾普遍崇敬美國，同時對中國抱有負面看法。我認為，這種崇敬並非源於這些羞辱，而是恰恰因為這些羞辱。為了應對1945年後美國民眾所經歷的那種原始的、近乎本能的恐懼，這種恐懼通過一種類似於斯德哥爾摩綜合症的心理機制，轉化為一種真摯的愛。在斯德哥爾摩綜合症中，人質會開始認同他們的俘虜者。作為這種複雜狀況的必然結果，被壓抑的怨恨——因為指向恐懼對像風險太大——轉而指向那些被視為恐懼力量的敵人。而且，這種綜合症並非日本獨有……中國依然挺立正如典型的好萊塢電影都以大團圓結局收尾一樣，即使是最陰鬱的主題，文章通常也應該以樂觀的結尾收束。我也會盡力而為……美國作為“西方之巔”，是否有可能自願放棄其對絕對霸權的瘋狂追求？齊諾維也夫曾用以下的語言描述了這種追求的最終目的——西方國家過去所有所謂的“解放”和“文明化”活動，其目的只有一個：征服地球，為己所用，而非為他人所用；使地球適應自身的利益，而非他人的利益……經驗表明，必要時，西方會毫不猶豫地訴諸武力，因為他們堅信自身擁有壓倒性的優勢。地球的西方化導致所有可能孕育出新的、非西方文明的“增長點”被徹底摧毀。西方通過征服世界，摧毀了所有可能孕育其他文明的種子，使世界淪為一片貧瘠的進化荒漠。（224-225頁）我對上述問題的回答是：並非如此。然而，我們可以設想這樣一種情況：美國可能因此而無法有效地實現其破壞性目標。以下三個假設情景可以說明這種可能性：1)美國社會根深蒂固的矛盾可能全面爆發，引發分裂解體。2)美國肆無忌憚的軍事擴張（如侵略伊朗）將耗盡其實力，使其他多極大國能建立有效威懾，制止其暴行。3)川普政府的瘋狂行徑可能迫使美國盟友——經“正名”實為附庸——最終試圖擺脫控制。這些可能性都存在，但無一必然發生。因此我們只能寄望——儘管古諺有云：希望不是策略。耐人尋味的是，亞歷山大·季諾維耶夫早在1995年就對中國寄予厚望：社會主義中國依然挺立，要像瓦解蘇聯那樣對付它絕非易事。(228頁)而今2026年，全球目光再次聚焦中國。 (底線思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