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RAND發佈《2026年國家新紀元：人工智慧時代的權力格局與競爭優勢研究報告》（A New Age of Nations: Power and Advantage in the AI Era）。本文根據報告內容對決定大國興衰的七大社會基因進行系統闡釋。決定大國興衰的七大社會基因：AI時代的戰略啟示一、國家意志與雄心：驅動文明躍遷的精神引擎支撐大國崛起的首要社會基因是國家意志與雄心，它展現成一種民族追求知識卓越、技術領先以及國家偉大的集體衝動，還有把這種衝動轉變為持續競爭動力的能力。歷史再三證實，那些處於世界政治和文明巔峰的國家，差不多毫無例外都具備充足的國家雄心，這種雄心一方面表現為對外塑造世界秩序的使命感，另一方面體現為對內激發科學家、企業家、藝術家追求卓越的內在驅力。英國於第一次工業革命時期呈現出的那種“掌控自然、塑造全球”的自信，日本在明治維新之後憑藉“文明開化”當作旗幟的舉國奮力進取，還有二戰之後美國以“山巔之城”自我認定的全球層面擔當，全都是這一基因的典型例證說明。邁進AI時代，國家意志的激發跟維繫遭遇了前所未有的繁雜狀況。一方面，AI變革確實或許重新喚起國家使命感，當技術突破帶來物質繁榮的實際前景，當國家於全球AI競賽裡處於領先位置時，民眾有可能再次燃起對集體未來的樂觀與投入。報告專門指出，2025年中國DeepSeek開源AI模型發佈之後，社交媒體上出現的“國運”討論，正是技術成就激發國家認同的鮮活事例。但另一方面，AI也可能成為國家意志的侵蝕物。若AI致使日常日子變得過度安逸，若演算法推薦頂替了人類自行探索的艱難困苦，若“智能助手”消除了人們面對挑戰的心理預先準備，整個社會興許會陷入報告所警示的“國家怠惰”，就像電影《機器人總動員》裡所描繪的情景那般，人類退化成漂浮在躺椅上的被動消費者，失去站立行走的基本能力，更別說追求卓越的雄心壯志了呀。所以，AI時代國家競爭力的核心悖論在於：技術既能賦予國家遠大抱負，也有可能在毫無察覺中把它掏空。二、統一且連貫的國家認同：社會凝聚力的根基第二大關鍵基因是統一的國家認同，這意味著公民對於所屬政治共同體有著深層歸屬感，它還意味著基於共享歷史敘事、核心價值觀以及集體目標的內在團結。這種認同並非一定要體現成極端民族主義，然而其必須足夠激發奉獻精神、犧牲意願以及面對外部壓力時的集體韌性。報告通過十分鮮明的對比直接揭示出這一基因所具備的決定性作用：戰後的日本成功憑藉“一億一心”的社會凝聚力達成了經濟奇蹟，另一個案例是奧斯曼帝國晚期由於多民族結構導致無法形成統一認同，最終在處於內外交困的狀況下走向瞭解體。社會信任水平，會遭到國家認同強度的徑直影響，制度合法性認知，也會被國家認同強度直接左右，而且國家用來動員資源去應對重大挑戰的能力，同樣會因國家認同強度而受到直接作用。網際網路人工智慧引發的革命，對國家認同所產生的衝擊，或許是具備多維度特點且極為深刻的。其一，人工智慧正處於重塑社會權力結構的處理程序之中，在傳統意義上承擔集體認同作用的中介角色，也就是像律師、醫生、教授等這類被稱作“知識精英”的群體，正面臨著被人工智慧所取代或者處於邊緣化狀態的風險，而這種情況將會動搖既有的社會分層以及身份認同的基礎。其二，更為具有根本性的挑戰源自“人機混合社會”的降臨。當人工智慧代理成為社會行動者，於職場、公共空間甚至私人領域同人類展開互動的時候，“社會”以及“團結”的定義本身就需要重新予以界定。報告提出了這樣一個能引發人深刻思考的問題：一個是由人類以及AI共同建構而成的群體，究竟能不能被看作是真正意義上的“社會”？AI有沒有可能擁有某種樣式的集體認同以及歸屬感？對於這些問題目前還沒有答案，然而其被提出來這件事本身就已經預示著國家認同formation機制會發生深刻的變革。最後，AI對於資訊生態所進行的重塑或許會讓“認識論危機”變得更加厲害——當深度偽造、演算法偏見以及AI生成的虛假敘事到處都是的時候，社會共同享有一個重要且基礎的“事實基礎”可能就會崩潰瓦解，而這可是任何集體認同都必須要具備的前提條件。所以，在AI時代，維護國家認同這件事有著前所未有的主動塑造需求：並非對多元進行壓制，而是要在多種多樣之中重新建構共識；並非對技術予以排斥，而是要保證技術是為社會團結服務，可不充當破壞其的角色。三、共享機會：釋放全民潛能的制度通道第三大基因是共享機會，它所衡量的是，一個社會在何種程度上，允許所有成員，不論其出身、性別、種族或者地域，貢獻其全部人力潛能，並且從中獲取個人發展與國家繁榮的雙重回報。報告把這一概念操作化為五個維度，即社會經濟平等、社會流動性、亞群體參與機會、基於功績的選拔體系，以及吸引全球人才的能力。工業革命的歷程顯示，英國能處於領先地位，關鍵之處在於，它擁有相對開放的制度環境，這使得眾多並非貴族出身的發明家、企業家以及工程師能夠脫穎而出，並進而形成了“創造力多點綻放並呈現出繁花似錦之態”的競爭優勢。AI對於共享機會所產生的影響展現出顯著的悖論特性。在樂觀的情形之下，AI或許會變成“偉大的均衡器”，有研究顯示，AI工具對低技能以及缺乏經驗的工作者提升程度最大，有可能把“表現欠佳者轉變為表現良好者”，AI翻譯破除了語言的障礙，使得全球人才的流動更為順暢，AI輔助技術助力殘障人士克服身體方面的限制，延長老年人的productive年限。可是悲觀的情景同樣是真實且具有危險性的，演算法決策有可能在人們毫無察覺的情況下複製甚至放大既有的社會偏見，進而形成"演算法暴政"，預測性AI會武斷地把某些人排除在教育、就業以及信貸機會之外，AI驅動的自動化說不定會摧毀大量中等技能崗位，而新增加的崗位常常要求更高的技術素養，以此形成"數字鴻溝"加劇了結構性不平等，更為隱蔽的是，一旦AI變成認知外包的便捷工具，人們也許會喪失深度學習和skill acquisition的動機，進而在根本上削弱把握機會的能力。報告著重特別指出，AI並不會自然而然地以對國家競爭力有益的方式來推動共享機會，而這樣的共享機會推動是需要“具備遠見卓識的公共政策”去主動進行塑造的。歷史所呈現的經驗表明，在技術革命剛開始的時期通常會使不平等的狀況加劇，只有經歷了經過有意識的社會調整之後，才有可能朝著更為包容的發展模式轉變。四、積極有為的國家：平衡賦能與管控的治理藝術四大基因跟國家的角色定位相關，一個積極且有所作為的國家，具備energetic以及前瞻性地去創造成功的社會經濟條件的能力，然而卻不會過度壓制grassroots、那種自下而上的創新活力。這一概念和國家控制型經濟或者社會不一樣，它著重突出國家身為“條件創造者”而非“直接經營者”的功能。歷史給出了充裕的例證，英國借由帝國體系以及金融制度革新給工業革命謀劃道路，日本明治政府直接促使基礎設施建構與產業遷移，美國在緊要時刻以全國家的體制達成曼哈頓計畫、登月工程這般標記性的國家項目。處於AI時代，國家由此面臨著全新的要求。這些要求是矛盾的，一方面，AI給“積極國家”帶來了前所未有的工具，巨量資料分析能提升政策制定時的精準性，智能系統可最佳化公共服務的交付工作，預測性模型能增強風險預警的能力。另外，AI還有可能破解困擾現代政府的“規劃謬誤”，也就是那種系統性高估項目收益、低估成本和工期的傾向，進而恢復公眾對政府效能的信任。可是在另外一方面呢，AI也讓國家遭遇“賦能過度”這樣的風險：在監控技術致使社會控制達到了前所未有的精細程度之時，在演算法決策取代政治判斷以及公共協商之際，“積極國家”興許就會朝著“全能國家”轉變，進而扼殺社會活力。報告所警示的“空心化”風險在於，倘若AI主要被用於強化官僚控制而非賦能公民之時，要是演算法治理讓公眾感覺更加疏離且無力，國家合法性說不定不但不會提升反而會下降。所以，在AI時代，國家建設的關鍵課題在於，怎樣運用技術來提高治理效能，與此同時防止技術官僚制的圈套，如何於資料驅動的精確治理跟保持政治判斷的人文溫度之間找尋平衡。五、有效的制度：降低交易成本的社會基礎設施第五大基因是有效的制度，其中有效的公共和私人機構，能降低交易成本，能填補國家干預的空白，能解決集體行動困境，還能為競爭優勢提供結構性支撐。制度的有效性，不僅體現在正式的法律規章方面，更體現在非正式的社會規範、信任網路以及合作慣例方面。在工業革命時期，英國的專利保護制度，英國的銀行信貸體系，還有相對穩定的社會秩序，為技術創新和資本積累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制度環境。AI 對制度效能有著正反兩方面的影響，積極的一面是，它能夠極大程度地提高組織運行效率，具體表現為，自動化處理常規事務，借助智能分析為決策最佳化提供支援，通過預測性維護降低系統故障發生機率。在公共部門領域，AI 有希望突破工業時代留存下來的官僚制僵化局面，達成 “精兵簡政” 的目標。然而，報告特意對 “超級官僚制” 的風險發出了警示，即當 AI 被用在強化複雜程序而非簡化它們的時候，當演算法決策變得不公開並且難以提出申訴時，制度可能會由服務民眾的工具轉變為具有壓迫性的 “演算法任意統治”。更為深層次的危機存在於社會資本遭侵蝕方面：制度能夠有效運行依靠的是社會信任，而信任是建構於人際互動以及共同經驗之上的。待到AI大規模地去替換人際接觸——不管是醫療診斷、教育輔導還是客戶服務——制度運行的情感根基以及合法性來源或許會漸漸枯竭。所以，AI時代的制度建設要超越單純對效率的追求，去關注制度的人性層面：保證演算法決策具備可解釋性以及可申訴性，維護關鍵領域裡的人際互動空間，在技術應用與制度信任之間建構起良性循環。六、學習與適應型社會：持續進化的認知生態第六大基因，所描述的乃是社會的學習以及適應能力，具體涵蓋對新思想的開放性，對實驗與失敗的容忍，還有把知識轉化為實踐創新的制度管道。這一基因，在工業革命裡的體現，是英國科學革命所形成的“開放科學”範式，包含知識共享，其有同行評議、實證檢驗，以及把科學進步與物質改善相聯絡的文化信念。報告著重指出，在長期競爭中獲勝的那些社會，通常是這樣的社會，即能夠在維持一定秩序之際，允許甚至鼓勵“有組織的混亂”，也就是自下而上的創新實驗。AI時代把前所未有的工具給予了學習適應，且帶來了獨特的認知風險。在積極的方面，AI作為“副駕駛”能夠極大地降低知識獲取以及創新的門檻，研究者能夠利用AI迅速梳理文獻、生成假設、設計實驗，教育者能夠借助AI達成個性化教學，釋放每個學習者的潛能，企業家能夠憑藉AI分析市場、最佳化營運、快速迭代。然而風險也是極為明顯的，一旦AI變成便捷高效的知識源頭，人們有極大可能會陷入“認知解除安裝”當中，也就是把思考的整個過程外包給演算法了事，慢慢地就會漸漸失去獨立分析以及批判性思維的能力。報告發出警告，要是這種“認知解除安裝”出現擴散，那將會從根本上對社會的學習能力以及創新基礎造成損害。更潛移默化的是，AI有可能進一步加劇“認識論危機”，當資訊環境被AI所生成的內容大量充斥的時候，當深度偽造致使“眼見為實”成為過往的時候，社會共有的知識基礎以及判斷標準或許就會瓦解離散，而這恰恰是任何學習處理程序的前提條件。所以，在AI時代進行學習型社會建設時，要格外留意“元認知能力”的培育，並非單純地去掌握更多知識，而是要學會怎樣與AI展開協作，以及怎樣去評估AI輸出的內容，還要學會在人機互動當中維持認知自主性。七、多元化與競爭的多樣性維度一為多樣性，也就是社會在人口特性、教育背景、職業途徑、文化經歷等方面的變化程度，維度二則是pluralism，即社會具備重疊的權威出處、規則制訂機制以及治理層級的程度，還有對其包容和看重的程度。這一基因的理論依據是，創新常常源自不同視角的相互撞擊，而pluralism能避免任何單一權力核心獨佔真理的闡釋，給社會提供糾錯以及適應的彈性範圍。工業革命時期，英國存在相對開放的階級流動，有著多元的科學社團網路，且與美國相比具備更為寬容的宗教環境，這些都被視作其創新優勢的重要來源。AI對於多元pluralism所產生的影響充斥著張力，以樂觀的視角來看，AI技術自身具備democratizing潛力，它能夠降低表達以及組織的門檻，從而讓邊緣化群體獲取發聲的管道，進而促進跨地域、跨文化的思想相交。可是，悲觀的那種情景同樣是可信的，AI驅動的個性化內容推薦，也許會固化“過濾氣泡”，致使不同群體生活在越發分離的資訊世界裡，演算法治理的集中化趨勢，有可能削弱pluralism，把決策權力集中到掌握技術和資料資源的少數主體身上，更為關鍵的是，當AI開始主動塑造文化敘事，甚至就像報告所警示的，或許“創造”出新的宗教信仰和意識形態，社會可能會面臨“意義製造”的碎片化危機，傳統institutions在定義共享價值方面的權威受到挑戰。報告著重的強調指出，AI存在進入一種“極化 - 演算法強化 - 更深極化”惡性循環的可能性，這種情況對應依賴多元對話以及妥協民主的社會而言，是極其危險的。所以，在AI時代維護多元 pluralism 這件事，需要有主動的制度設計：要保證演算法系統具備透明度以及多元價值嵌入，要對公共空間裡的異見表達予以保護，還要在技術應用與民主價值二者之間建構起建設性張力。結語：社會基因的戰略整合最終，所有七大基因都指向一個根本性的檢驗標準，即AI對人類能動性的影響。社會若能把AI革命引向“賦能、能動性和尊嚴”方向，便會在AI時代繁榮昌盛。要是任由AI疊加於“剝奪人們能動性和尊嚴的掠奪性力量和制度”之上，就會陷入長期的競爭劣勢。這一判斷把技術競爭重新錨定在人文價值上，為大國戰略提供了一個深層思考框架。 (TOP行業報告)

America vs. the WorldPresident Trump wants to return to the 19th century’s international order. He will leave America less prosperous—and the whole world less secure.By Robert Kagan川普希望重返19世紀的國際秩序。結果將是美國不再繁榮，全世界也不再安全。插圖：Ben Hickey川普政府的《國家安全戰略》正式宣告：由美國主導的自由主義世界秩序已然終結。這並非因為美國在物質上無力維繫這一秩序，而是因為美國已決定不再扮演其史無前例的全球安全提供者角色。過去80年支撐世界秩序的美國實力，如今將被用來摧毀這一秩序本身。美國人正步入自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最危險的世界——在這個世界裡，冷戰將顯得如同兒戲，後冷戰時代則宛如天堂。事實上，這個新世界將酷似1945年以前的世界：多個大國林立，競爭與衝突四處蔓延。美國將不再擁有可靠的盟友，只能完全依靠自身力量求生存、謀發展。這意味著軍費開支必須增加而非減少，因為美國過去憑藉聯盟關係所享有的對海外資源、市場和戰略基地的開放准入，今後將不得不與其他大國激烈爭奪並加以捍衛。無論在物質層面還是心理層面，美國人都尚未準備好迎接這樣的未來。八十年來，他們生活在一個由美國主導力量塑造的自由主義國際秩序中，早已習慣於世界以某種特定方式運行：歐洲和亞洲那些大體順從且軍事上相對克制的盟友，在經濟與安全事務上與美國合作；俄羅斯等挑戰者，則受到美國及其盟友聯合財富與實力的制約；全球貿易總體自由，不受地緣政治競爭干擾；海洋航行安全；核武器的生產與使用受條約限制。美國人如此習慣於這個基本和平、繁榮而開放的世界，以至於他們將其視為國際事務的常態，並認為這種狀態理應無限期延續下去。他們無法想像這一秩序會瓦解，更無法預見瓦解之後對他們意味著什麼。誰又能責怪他們呢？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曾宣稱，歷史在1989年隨著自由主義的勝利而“終結”——甚至連人類原始的暴力本能也已“發生根本性轉變”。既然自由主義註定勝出，又何需一個強大的美國去捍衛它？冷戰結束後，許多有影響力的聲音一直告訴我們：美國的霸權充其量是多餘而昂貴的，最壞情況下則是破壞性且危險的。一些歡迎“後美國時代”和多極世界回歸的評論人士聲稱，美國仍可保有其在舊秩序下享有的大部分利益。正如哈佛大學的格雷厄姆·艾利森（Graham Allison）所言，美國只需學會自我克制，放棄改造世界的烏托邦式努力，接受“其他國家尋求建立由自身規則主導的國際秩序”這一“現實”。艾利森等人甚至認為，正是美國對主導地位的執著，才引發了與俄羅斯等國家的大多數沖突。他們主張，美國應擁抱多極格局，因其更加和平、負擔更輕。最近，川普在外交政策精英中的支持者甚至開始推崇19世紀初的“歐洲協調”作為未來範本，聲稱大國間嫻熟的外交比美國主導的單極體系更能有效維護和平。然而，僅從歷史角度看，這種想法純屬妄想。即使管理得最好的多極秩序，也遠比過去80年美國人所熟知的世界更加殘酷、更易爆發戰爭。例如，在所謂1815至1914年歐洲“長期和平”期間，包括俄國和奧斯曼帝國在內的列強彼此之間或與小國之間爆發了數十場戰爭，以保衛或爭奪戰略優勢、資源和勢力範圍。這些並非小規模衝突，而是全面戰爭，通常造成數萬乃至數十萬人死亡。克里米亞戰爭（1853–1856）約有50萬人喪生；普法戰爭（1870–1871）在不到一年的戰鬥中造成約18萬軍人和最多25萬平民死亡。從1815到1914年，幾乎每十年都至少發生一場涉及兩個或更多列強的戰爭。當今若重現19世紀式的多極格局，就意味著俄羅斯、美國、德國、日本及其他大國將以某種組合形式，至少每十年打一場大規模戰爭——重劃國界、驅逐人口、擾亂國際貿易，並冒著引發毀滅性全球衝突的風險。這正是1945年之前數個世紀的世界常態。若相信這樣的世界永不會重現，那才是真正的烏托邦幻想。正是為了擺脫這種衝突循環，經歷過兩次世界大戰的幾代美國人奠定了美國主導的自由主義世界秩序的基礎。他們才是真正現實主義者，因為他們對多極格局毫無幻想——他們一生都飽嘗其恐怖後果。1945年後，他們沒有重建多極體系，而是將美國轉變為一股全球性力量，肩負起不僅保衛自身安全、更維護世界安全的責任。這麼做並非出於將世界重塑為美國模樣的願望，而是因為他們認識到，現代世界高度互聯，歐亞大陸的大國衝突終將把美國捲入其中。此前從未有任何國家扮演過美國在1945年後所承擔的角色。部分原因在於，沒有任何其他強國享有美國的獨特條件——由於其實力強大且遠離其他列強，美國基本上不受外國入侵威脅，因而能將武力投射至數千英里之外而無需擔憂本土安全。這種地理與投送能力的結合，使美國在二戰後得以為歐洲和東亞帶來和平與安全。飽受戰爭創傷的國家得以將精力集中於經濟發展，從而促成全球繁榮與國際合作。或許比美國有能力且願意擔當主導角色更非凡的，是其他絕大多數列強竟願意接受併合法化美國的霸權——即便這會削弱它們自身的實力。1945年後的幾十年裡，幾乎所有參與過世界大戰的國家都放棄了領土野心、勢力範圍，甚至在某種程度上放棄了權力本身。英國、法國、德國和日本不僅摒棄了數百年來的列強思維與行為模式，還將本國安全與人民福祉託付給遙遠的美國超級大國。這確實是反常之舉，違背了所有國際關係理論和歷史先例。面對新興主導強國的崛起，正常反應應是聯合制衡。歷史上，針對路易十四、拿破崙、德意志帝國與納粹德國、以及日本帝國的崛起，均形成了遏制聯盟。然而，世界各國非但未將美國視為需遏制的威脅，反而視其為可爭取的夥伴。美國的盟友做出了兩項非凡的賭註：一是相信美國會在需要時可靠地保衛它們；二是相信美國不會利用其不成比例的實力損人利己，反而會促進並受益於盟友的經濟繁榮。這便是1945年後美國秩序的偉大交易，也是此後數十年非凡和平與穩定的根源，即便在冷戰期間亦是如此。美國秩序在其內部實現了列強間的和諧，而將外部的俄羅斯等國相對孤立和邊緣化——它們雖不滿全球安排，卻無力改變現狀。如今，這一切正在終結。川普公開慶祝這一偉大交易的終結。他的政府已告知歐洲國家須在2027年前自行承擔防務，並暗示日本、韓國等盟友及戰略夥伴應向美國支付保護費。川普對幾乎所有美國盟友發動了激進的關稅戰，對歐洲政府發起意識形態與政治攻擊，並公然威脅對兩個北約盟國——加拿大和丹麥——實施領土侵略。與此同時，本屆政府的《國家安全戰略》不再將俄羅斯等國視為對手甚至競爭者，而是視為瓜分世界的合作夥伴。該戰略高度重視恢復美國在西半球的“首要地位”，實質上擁抱了一個多極世界：俄羅斯等國和美國各自在其勢力範圍內行使絕對主導權。川普及其支持者似乎相信，世界其餘部分將簡單地接受美國的新方針，尤其是盟友將繼續追隨一個在戰略上拋棄它們、在經濟上向它們索取巨額貢賦、並試圖與直接威脅它們的大國建立“協調機制”的美國。然而，美國戰略的根本性轉變，必然迫使昔日的朋友與盟友做出同樣根本性的調整。例如，面對東西兩翼皆出現敵對且具侵略性的列強，歐洲將何去何從？不僅俄羅斯，如今連美國也威脅著歐洲國家的安全與領土完整，並致力於顛覆其政府。一個被動的歐洲可能淪為若干封地——部分受俄國影響，部分受美國影響——各國主權受限，經濟遭三大帝國之一或多個掠奪。曾經偉大的歐洲國家會甘心接受這種命運嗎？若歷史可作指引，它們將選擇重新武裝。這項任務極為艱巨。要同時有效抵禦俄羅斯進一步的領土侵略並威懾美國的侵略行為，所需遠非小幅增加國防開支，而是全面轉向自力更生的戰略與經濟重構——重組歐洲的工業、經濟與社會。但如果德國、英國、法國和波蘭都全力武裝自己（包括發展核武器），並決心強力捍衛經濟獨立，它們將共同擁有足夠力量既威懾俄羅斯，又讓美國總統在欺凌它們前三思。若別無選擇唯有屈服，歐洲人很可能迎難而上。美國的亞洲夥伴也將面臨類似抉擇。日本領導人早已質疑美國的可靠性，而川普的姿態迫使問題浮出水面。他已對亞洲盟友加征關稅，並多次暗示它們應為美國的保護付費（“與保險公司無異”）。川普的《國家安全戰略》聚焦西半球，忽視亞洲。日本或將不得不在接受附庸地位與建設獨立軍事能力之間做出選擇。近期右翼民族主義首相高市早苗的當選，暗示了日本可能的選擇方向。川普及其顧問或許以為看到了志同道合者，正試圖“讓日本再次偉大”，但日本民族主義的興起實則是對恐懼的直接回應——日本已無法再依賴美國保障其安全。韓國和澳大利亞也在重新審視其防務與經濟政策，以應對來自東西方的雙重挑戰。因此，一個變得不可靠甚至敵對的美國，很可能促使前盟友大規模擴軍。但這並非分擔集體安全責任，因為這些重新武裝的國家將不再是美國盟友。它們將成為追求自身戰略利益的獨立列強，在多極世界中行動。它們對美國毫無虧欠；相反，它們將以看待俄羅斯等國同樣的敵意與恐懼看待美國。事實上，由於在戰略上被美國拋棄，同時遭受美國經濟掠奪甚至可能的領土侵略，它們很可能成為反美主義的溫床。至少，它們將不再是美國人今天所熟知的那些國家。以德國為例。今日民主、愛好和平的德國成長於美國主導的自由主義國際秩序之中。該秩序促成了1950年代西德以出口為導向的經濟奇蹟，進而使德國成為全球經濟增長引擎及歐洲繁榮與民主穩定的基石。過去那種追求正常、獨立列強外交政策的誘惑，因經濟利益及德國人所處的相對良性環境而被抑制——這種環境與他們過去所知截然不同。即便在當前自由主義世界秩序開始瓦解之前，人們就已質疑：德國願做多久的“非正常國家”——放棄地緣政治野心、自私利益與民族自豪感？如今，由於美國戰略轉向，德國別無選擇，只能迅速回歸“正常”。正如美國戰略迫使德國重新武裝，它也確保德國將在一個日益民族主義化、分裂的歐洲中這樣做。戰後美國秩序的締造者曾致力於抑制歐洲民族主義，部分通過支援泛歐機構實現。冷戰時期的美國外交官喬治·凱南（George Kennan）認為，歐洲一體化是解決“德國問題”的“唯一可行方案”。然而如今，這些機構正承受壓力，若川普政府得逞，它們或將徹底消失。與此同時，本屆政府正試圖煽動歐洲民族主義，尤其在德國——它很可能成功。“德國另類選擇黨”（AfD）已是德國議會第二大黨，正如1930年的納粹黨。無論德國是否滑向極右，一個失去美國安全保證的重新武裝的德國，必然對其利益採取更民族主義的視角。其所有鄰國亦將如此。波蘭夾在強大的德國與強大的俄羅斯之間，幾個世紀以來屢遭瓜分、佔領，甚至一度喪失主權。若無遠方超級大國保護，波蘭人很可能會決定自主建設軍事能力（包括核武器）。與此同時，法國距民族主義政黨勝選僅一步之遙，一旦發生，將如地震般撼動歐洲。法國領導人已要求國家為對俄戰爭做準備。但試想一個重新武裝、民族主義的法國面對一個重新武裝、民族主義的德國：兩國或可在應對美俄威脅時找到共同立場，但它們也有複雜的歷史——在1945年美國幫助確立持久和平之前的70年裡，兩國曾三次爆發大戰。日本重新武裝也將產生類似影響。這將加劇其鄰國（包括同樣不確定華盛頓防務承諾的韓國）的不安。面對曾三次入侵併佔領的重新武裝（可能擁核）的日本，韓國人何時才會決定自己也需要重新武裝（包括發展核武器）？在多極世界中，一切皆可爭奪，潛在衝突的引爆點層出不窮。過去80年，美國秩序不僅向盟友與夥伴提供安全承諾，還保障了對關鍵資源、軍事基地、航道與空域的共同使用權——理論家稱之為“公共產品”。一旦美國不再扮演這一角色，所有這些都將再度成為多方競爭的目標。這種競爭不會侷限於歐洲和東亞。迄今為止，德國和日本滿足於依賴美國保障波斯灣石油的海上通道。如今，它們及其他重新武裝的大國（包括印度、英國和法國）將需尋找新的自保之道。在多極世界中，勢力範圍將再度重要。數個世紀以來，維持並保護勢力範圍本就是列強身份的一部分，也是戰爭最常見的根源之一——因為勢力範圍往往重疊。俄、奧、奧斯曼三國對巴爾幹控制權的無休止三方爭奪，引發了包括第一次世界大戰在內的眾多沖突。渴望收復或建立勢力範圍，是導致二戰的三個“無產”列強（德國、日本、義大利）的主要動機。二戰的結束促使全球放棄勢力範圍。自由主義世界秩序之所以“自由”，部分在於《大西洋憲章》和《聯合國憲章》所載的民族自決原則。儘管這一原則有時被違反（包括被美國違反），但在過去的多極秩序中，列強根本無需考慮小國權利，也從未考慮過。相比之下，美國秩序的自由主義迫使強國向其勢力範圍內的小國讓渡主權與獨立。英國和法國逐步拆解了各自的帝國。德國被迫放棄其中歐夢想，日本也接受了其在亞洲大陸勢力範圍的終結——為此它曾在1895至1945年間發動多場戰爭。在美國主導的秩序下，這些強國從未試圖重獲那些勢力範圍。除美國外，唯一殘存的勢力範圍是蘇聯在雅爾塔會議上贏得的中東歐地區。但該範圍從一開始就面臨壓力，維持它所需的努力最終超出蘇聯能力，導致其崩潰。美國及其所支援的自由主義秩序的存在，為中小國家提供了數個世紀多極格局所否認的機會。若非有處可逃，莫斯科的中東歐衛星國不會如此渴望逃離。美國秩序承諾更高的生活水平、國家主權及法律與制度上的平等。這為生活在蘇聯陰影下的國家提供了選擇，一旦有機會擺脫莫斯科控制，它們便抓住了機會。近年來，一些自稱現實主義者的人呼籲美國接受勢力範圍的回歸，作為單極格局的替代方案。但他們主要只承認俄羅斯等國的勢力範圍——這已足夠成問題。自彼得大帝時代起，俄羅斯的傳統勢力範圍始終包括波羅的海國家及至少部分波蘭領土。普丁公開效仿彼得大帝，並坦率表示希望恢復冷戰時期的蘇聯帝國版圖。承認俄羅斯等國的勢力範圍，意味著接受它們對目前享有主權獨立的一系列國家的霸權。而在這個新興世界中，俄羅斯等國並非唯一尋求擴張勢力範圍的國家。若德國和日本需再度成為列強，它們也將擁有自己的勢力範圍，這些範圍必然與俄羅斯等國重疊，從而在未來的多極世界中引發無數沖突——正如多極的過去一樣。這就引出了備受吹捧的美俄新協調機制構想——相當於19世紀的“歐洲協調”。成功的安排必須劃定各方勢力範圍的邊界。這樣的協議可能嗎？答案是否定的，因為新的多極世界不具備兩個世紀前的特質。梅特涅的奧地利是現狀維持者，只求保守秩序免受自由主義挑戰。俾斯麥在19世紀末視其新統一的德國為“饜足”國家。兩者都尋求均勢以保住既有成果，而非獲取更多。但俄羅斯等國絕非饜足的現狀維持者。它們是不滿的“無產”強國。自冷戰結束以來，它們始終對美國全球霸權深感不滿，並尋求恢復其自認天然且傳統的區域主導地位。俄羅斯也僅處於重建其傳統中東歐勢力範圍的初期階段。烏克蘭並非普丁構想秩序的終點，而是起點。什麼樣的對美安排能滿足這些野心？絕非像“歐洲協調”那樣僅固化現狀的協議。它必須容納俄羅斯等國各自視為必要的歐亞地緣政治劇變——至少俄羅斯已為此不惜一戰。對被迫放棄獨立、接受莫斯科或華盛頓（或許最終還有柏林、東京或其他未知方）統治的中小國家而言，這一轉型過程絕不會愉快。20世紀前四十年的歷史教訓表明：與“無產”強國達成穩定和平極其困難。每一次向它們讓步的國家或領土，都會增強並鼓勵它們提出下一個要求。事實上，俄羅斯等國既無意願也無必要與美國達成任何約束性協議。相反，它們有充分理由相信此刻正是推進良機。對普丁而言，川普對跨大西洋聯盟的破壞正是這樣的“大變局”。他為何不抓住這一機遇？他無法預知川普時代在美國將持續多久，且若歐洲重新武裝，克里姆林宮的機遇窗口可能關閉。此前，普丁行動緩慢——2008年入侵喬治亞與2014年吞併克里米亞相隔六年，此後又隔八年才發動全面侵烏戰爭（且因美國及其盟友而嚴重受阻）。如今美國人已粉碎了這種團結，普丁很可能認為加速其征服計畫的時機已到。這意味著新多極時代的最初幾年不會以巧妙、相互遷就的外交為標誌，而將以激烈競爭與對抗為特徵。世界將更像20世紀初那個殘酷的多極時代，而非19世紀那個雖仍殘酷但更有秩序的世界。當俄羅斯等國開戰時，它們孤軍奮戰；當美國開戰時，即使在伊拉克這樣不得人心的衝突中，也有數十個盟友支援。美國的軍事力量投射依賴於全球各地的基地——這些基地由信任美國為夥伴、並願意容忍駐軍不便的國家提供。但如果美國不再保障這些國家的安全，反而對其發動經濟戰並提出令其反感的要求，它們可能會重新考慮。川普官員似乎期望歐美國家在華盛頓需要或想要時仍會加入美國——即便美國不提供任何回報。但你能拋棄盟友的同時還指望擁有它們嗎？若美國真退回西半球，重拾19世紀的孤立主義與對全球事務的漠然，那倒另當別論。但本屆政府外交政策最驚人之處在於：儘管高喊“美國優先”，川普卻展現出看似無限的全球野心。他一邊揮霍美國實力，一邊享受行使權力的快感。重返白宮的第一年，他便對伊朗和敘利亞發動打擊；威脅奪取加拿大和格陵蘭；推翻委內瑞拉政府並承諾“接管”該國；無效干預東南亞、中非和中東的戰爭；甚至提議在加薩地帶開展需美軍防衛的建設項目。這就是所謂的“克制”嗎？川普的智囊們一面稱讚他摒棄了“無知精英”的“荒謬烏托邦目標”，一面又讚揚他志在“重塑”整個世界。重塑為何？為充實川普的錢包並為他帶來榮耀嗎？川普的狂妄自大正將美國從國際領導者變為國際棄兒，美國人民將在未來多年承受其後果。1916年，德意志帝國總理特奧巴登·馮·貝特曼·霍爾維格（Theobald von Bethmann Hollweg）曾擔憂，其國家的行為恐使其淪為“萬國眼中的瘋狗”，招致“整個文明世界的譴責”。他言中了。德國領導人以毫不妥協的“現實主義”為傲，認為赤裸裸地追求自身利益本就是國家天性。但正如歷史學家保羅·甘迺迪（Paul Kennedy）所指出，德國不斷訴諸“赤裸裸的強權政治（Machtpolitik）準則”，反而促使世界列強聯合起來擊敗德國。川普政府沉溺於自私自利的追求與為力量而力量的行使，對他人利益嗤之以鼻。正如川普首任國家安全顧問H·R·麥克馬斯特（H. R. McMaster）與經濟學家加里·科恩（Gary Cohn）合著文章所言，世界並非“全球共同體”，而是“各國、非政府行為體與企業競相爭奪優勢的競技場”，在此強權政治世界中，美國擁有“無與倫比”的力量。但還能維持多久？麥克馬斯特的表述，如同川普對自私的頌揚，都深深誤解了美國實力的真正源泉。美國在世界上的諸多影響力，恰恰源於將他國視為戰略夥伴的一部分。常被視為典型美國現實主義者的西奧多·羅斯福（Theodore Roosevelt）雖擅用武力，卻相信偉大國家最終必須受“國際社會良知”指引，不僅考慮自身利益，也顧及“他國利益”。他指出，成功的強國不能“無視真正道德的基本準則”行事。數十年來，世界之所以支援奉行這些原則的美國，並接受其權力（儘管存在缺陷與錯誤），正是因為美國並非僅出於狹隘自利——更非出於單一統治者的狹隘私利——而行動。那個時代已經結束。川普僅用一年時間便摧毀了既有的美國秩序，並削弱了美國在未來世界中維護自身利益的能力。如果美國人覺得捍衛世界秩序代價太高，那就等著為接下來的一切買單吧。 (邸報)

就在昨天，河南具身智能產業發展公司（簡稱河南具身智能公司）與宇樹科技舉行戰略合作簽約儀式。宇樹科技創始人王興興等出席。這是一場怎樣的活動？先介紹一下河南具身智能公司。這家公司由河南投資集團牽頭組的，目前，在人工智慧領域，河南投資集團圍繞算力基礎、具身智能和生態應用等關鍵環節進行多元化佈局。事實上早在去年5月，河南投資集團總經理朱紅兵就曾表示，“具身智能公司將積極探索‘機器人4S店+訓練場’聯動新業態，建設面積約1800平方米的機器人4S店，後續將與訓練場形成業務協同。”介紹一下這個4S店、訓練場。根據官方介紹，這是中部首個異構人形機器人訓練場與機器人4S店。1月31日，河南人形機器人4S店在鄭州投入試營運。根據報導，中原異構人形機器人4S店內，集中展示的多款國內主流機器人產品，不僅讓人們“看得見”“摸得著”，還能體驗到與機器人默契協作的樂趣。據瞭解，中原異構人形機器人4S店為消費者提供機器人銷售、個性化定製、維修、訓練等服務，訓練場地覆蓋工業製造等數十個真實落地場景。機器人研學科普基地也正式落地，設定有豐富的互動體驗項目。那麼，與宇樹如何合作？根據協議，雙方將重點圍繞三大方向開展深度協同：一是聯合建設與營運河南省具身智能創新中心，打造集產品展示、市場推廣、教育培訓、資料生態建設於一體的綜合創新基地；二是共同探索機器人銷售、租賃、定製化開發等商業化模式創新，重點推動機器人在河南文旅、工業、教育等特色場景的落地應用與規模化推廣；三是深化產業生態共建，宇樹科技將積極發揮產業鏈“鏈主”帶動作用，引導其生態合作夥伴赴豫佈局。最後，介紹一下河南具身智能產業鏈。可能很多人並不瞭解，河南在具身智能方面，已經有了一定的產業基礎，尤其是零部件方面。在具身智能核心零部件領域，漢威科技是國內最早進行柔性感測器相關佈局的企業，柔性感測器在人形機器人領域出貨量居行業頭部；鴻元軸承生產的轉台軸承和交叉滾子軸承佔據國內80%以上的市場，機器人軸承更是佔據國內90%以上的市場。為了更好的抓住時代的機會，河南也在抓緊佈局機器人。比如去年，鄭州高新區已通過總規模10億元的河南匯融人工智慧產業投資基金，完成對眾擎機器人的戰略投資，河南省眾擎機器人有限公司落地鄭州高新區。眾擎機器人是中國最早涉足機器人領域的創業公司之一，其研發的產品是和人類同等身高、能跑能跳、能做家務和護理的機器人，產品所有核心零部件全線自研、整機表現力居全國前列。除了眾擎之外，2024年6月，優必選將多模態智能服務機器人產業示範基地，落在鄭州市中原區。當時，優必選高級副總裁、戰略投資總顧問侯宗放提到：“鄭州有優必選很需要的兩大應用場景，一是比亞迪以新能源為主的工業類場景，另一個是富士康在3C（如消費電子組裝）等領域的生產需求。”除了招引頭部機器落地，河南也在放大投資的效果。河南投資集團正通過基金投資，在人工智慧全產業鏈上“落子”佈局。河南投資集團總經理朱紅兵介紹，集團在硬體層投資國產GPU龍頭沐曦積體電路；在算力層投資解決方案提供商基流科技；在應用層投資引入了眾擎機器人、雲知聲等企業。 (路邊消息社)

醫藥圈被刷屏了。1月30日，石藥集團宣佈與阿斯利康達成戰略合作，利用自身緩釋給藥技術平台和多肽藥物AI發現平台，共同開發創新長效多肽藥物。根據該協議的條款，預付款達12億美元，潛在總交易金額最高可達185億美元。185億美元總包金額，不僅刷新中國創新藥BD出海紀錄，也是全球有關AI藥物研發合作的最高紀錄。從新聞本身來看，這幾乎是一個無可挑剔的利多。創新藥出海、重磅BD、AI製藥、多肽減肥藥.....放在全球任何成熟的資本市場，每一個關鍵詞都足以點燃行業乃至資本市場的興趣。就在合作公告當日，石藥集團股價大幅下跌10.2%，與利多消息形成強烈反差。老牌仿製藥轉型，重壓AI事實上，這已經是近半年阿斯利康與石藥的第二次AI平台合作。2025年6月，雙方達成一項總額高達53.3億美元的合作協議，利用石藥集團的AI驅動高效藥物發現平台，共同發現和開發新型口服小分子候選藥物。兩項基於AI平台的重大合作，充分證明了其AI藥物研發平台的技術實力已獲得全球頂尖藥企的認可。近年來，作為仿製藥起家的老牌藥企，石藥加大了對AI平台的投入，加速創新藥轉型。目前，石藥集團已建構起以AI驅動的高效藥物發現平台。該平台利用AI技術分析靶點蛋白與化合物的結合模式，並進行針對性最佳化，從而顯著提升候選分子的篩選效率和成功率。目前，該平台產出的候選藥物YS2302018（脂蛋白（a）抑製劑）和SYH2039（GLP-1受體激動劑）已分別授權給阿斯利康和百濟神州。這不僅彰顯了平台的技術成熟度，也為公司帶來了巨額的授權收入。而為瞭解決從AI分子設計到實驗驗證的中間環節瓶頸，石藥集團在2025年投入建設了全自動化的AI實驗室。公司稱，通過引入機械臂等自動化裝置，實現了小分子化合物合成的無人化操作。實驗資料顯示，AI技術將新藥早期發現時間縮短了30%，研發成本降低了近50%，並將化合物篩選的精準率提升了3倍以上。而本次與阿斯利康的合作也建立在遞送技術與多肽藥物AI發現平台之上。多肽分子設計空間巨大，傳統試錯成本極高，另一方面，其成藥性、安全性、遞送方式又高度複雜，靠單一經驗很難系統最佳化。而AI能夠在龐大的組合空間中，針對藥物靶點快速設計及篩選候選分子，並可在藥效、選擇性與訊號偏向性等維度進行系統最佳化。傳統藥企，正在集體轉向AI從全球製藥工業的視角看，AI 在藥物研發中的角色已經發生了變化。過去，AI更多被當作一個工具，如今AI正在逐漸成為企業規模化創新的基礎設施。不只石藥集團，已經有多個老牌藥企開始集體押注AI平台，加快研發速度。例如，和鉑醫藥發佈全球首創的全人源重鏈抗體（HCAb）大模型，同時還將打造一個AI驅動、自動化的端到端Idea-to-Clinical平台，加速抗體藥物研發。復星醫藥則投入大量資源研發引入了基於ChatGPT的高效AI工具PharmAID，打造更智能更高效的工作環境，同時深度合作了英矽智能等AI研發企業。百濟神州作為國內唯一建立功能基因組學平台的藥企，整合了CRISPR篩選與AI靶點預測技術，用於基因編輯療法研發。康龍化成則完成海心智惠的控股，獲得高品質患者資料與AI技術平台，拓並助推康龍創新藥研發服務能力和體系的數智化升級。One more thing這次大額BD消息公佈本應是一個好事，但是卻引發了投資人的不滿。石藥跟阿斯利康的BD，在消息公佈前兩個多月股價就開始猛漲50%左右， 到了今天正式公佈這個BD的時候，開盤股價竟然直接跌12%。這一現象引發了投資人的各種猜測。要知道，此前就曾出現在2025年中報中的“預告式BD”，引發了行業對於上市公司資訊披露規則的熱議。另一種儘管阿斯利康12億美元預付款確實可觀，但後續高達173億美元的里程碑付款和銷售分成，兌現條件極為苛刻。這些款項的支付完全取決於項目後續的臨床開發、監管審批和商業銷售成功，任何環節的失敗都可能導致大部分款項無法到位。市場更願為確定的現在付費，而非遙遠的“潛在”交易額。 (智藥局)

1月29日上午，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北京人民大會堂會見來華進行正式訪問的英國首相斯塔默。雙方同意中英要發展長期穩定的全面戰略夥伴關係。習近平指出，當前國際局勢變亂交織，中英作為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和世界主要經濟體，無論是維護世界和平穩定，還是促進兩國經濟民生，都需要加強對話和合作。中方願同英方秉持大歷史觀，超越分歧、相互尊重，把中英合作“大有可為”的潛力轉化成“大有作為”的實績，為中英關係與合作開新局，既造福兩國人民，也惠及世界。習近平強調，互信是國與國關係行穩致遠的基礎。中國始終堅持走和平發展道路，從未主動挑起過一場戰爭，從未侵佔過別國一吋土地，中國無論怎樣發展壯大都不會對其他國家構成威脅。中國的文化傳統是“以和為貴”，追求的是“和而不同”。中英經貿合作的本質是互利共贏。今年是中國“十五五”開局之年，雙方要拓展教育、醫療、金融、服務業互利合作，開展人工智慧、生物科學、新能源和低碳技術等領域聯合研究和產業轉化，實現共同發展繁榮。希望英方為中國企業提供公平、公正、非歧視的營商環境。中英都是文化大國，都為人類發展進步作出重要貢獻。雙方要密切人文交流，進一步便利人員往來。歡迎英國政府、議會、地方各界多來中國參訪，增加對中國全面、客觀、正確的認知。中方願積極考慮對英實施單方面免簽。習近平指出，一段時間以來，單邊主義、保護主義、強權政治甚囂塵上，國際秩序受到嚴重衝擊。國際法只有在各國都遵守時才真正有效，大國尤其要帶頭，否則就會退回叢林世界。中英都支援多邊主義和自由貿易，應共同倡導和踐行真正的多邊主義，推動建構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體系，實現平等有序的多極化和普惠包容的全球化。斯塔默轉達查爾斯三世國王對習近平主席的問候。斯塔默表示，很高興成為8年來首位訪華的英國首相。此次我率60多位英國重要工商、文化界代表訪華，足以展現英中合作的廣度和英方致力於深化擴大對華合作的決心。英中是世界重要經濟體和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在當前動盪脆弱的國際形勢下，英方本著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精神同中方建立長期穩定的全面戰略夥伴關係至關重要。英方在台灣問題上長期奉行的政策沒有改變，也不會改變。英方願與中方保持高層交往，密切對話交流，加強貿易、投資、金融、環保等各領域合作，助力彼此經濟增長，為兩國人民帶來福祉。人民交往越密切，越有利於增進瞭解，英方願同中方共同推動兩國立法機構等各界加強交往。香港繁榮穩定符合兩國共同利益，英方樂見香港成為英中之間的獨特重要橋樑。中國在國際事務中發揮著關鍵作用，英方願同中方就應對氣候變化等全球性挑戰加強合作，共同維護世界和平穩定。王毅參加會見。 (中國基金報)

英國政府正在重新定義核能的角色：它不只是發電設施，還是新一輪工業復興的關鍵支點2025年7月，建設中的英國欣克利角C大型核電站。圖/法新英國的能源戰略正在發生轉向。降低碳排放曾是政策設計的首要出發點，而當前更為緊迫的任務目標，是快速增加電力供應能力，並為工業復興和新興高耗能產業提供支撐。這一轉向在項目層面已有標誌性體現：2025年12月，英國原計畫用於支撐工業轉型的提賽德（Teesside）藍氫項目H2Teesside宣佈取消。在同一時期和臨近地點，結合先進核反應堆和人工智慧（AI）算力中心的部署方案開始推進實施。藍氫項目曾經承載著重振東北英格蘭工業的希望。如今，這一角色正在被小型模組化核反應堆（SMR/AMR）所取代。英國政府在2025年發佈的《英國現代產業戰略》中明確提出，SMR是英國製造業新時代的開端，英國核能產業鏈正在全面復甦。戰略背後有兩大因素：傳統重工業的脫碳處理程序放緩，人工智慧帶來的電力需求快速上升。英國政府在《Compute UK：國家算力基礎設施》（2024）中指出，資料中心和AI，將成為英國未來十年最重要的電力需求增長來源。在這一背景下，核能將因此在英國能源版圖中重新崛起，尤其是小型模組化反應堆，被認為更契合AI基礎設施的用能特徵。英國的高耗能行業也將隨之發生變化。算力叢集將取代重工業，成為未來新興的高耗能行業。根據英國商業與貿易部（DBT）、能源監管機構Ofgem以及國際能源署（IEA）的聯合預測，到2030年，資料中心用電量在英國全社會用電中的佔比將從目前的約3%，上升至8%-9%。單次大型AI模型訓練所消耗的電力，已相當於數萬戶英國家庭的日常用電需求。倫敦周邊地區已出現電網接入暫緩的情況，資料中心開始與製造業爭奪有限的電網容量。全球主要經濟體也在重新評估核能的戰略價值。在用電需求快速擴張、同時追求低碳轉型的時代，核電兼具大規模、穩定和低碳等特徵。2023年迪拜氣候大會期間，來自20多個國家的代表簽署宣言，承諾以2020年為基準，到2050年推動全球核電裝機容量至少增加3倍。核能回歸英國英國核工業曾在20世紀輝煌一時，隨後因長期投資不足和公共輿論波動而逐漸式微。英國最近一次建成的大型核電機組，還要追溯到1995年投運的Sizewell B項目，一座總裝機容量1.2GW（吉瓦）的壓水堆核電站。直到2009年，欣克利角C（Hinkley Point C，HPC）項目才標誌著大型核電站重新啟動；2025年，Sizewell C（SZC）項目正式進入建設階段。兩個項目的裝機容量均為3.2GW，預計分別於2030年和2035年投運。截至目前，英國共有九座在運核反應堆，總裝機容量約6.5GW。其中包括八座先進氣冷堆（Advanced Gas-cooled Reactors，AGR）和一座壓水堆（Pressurized Water Reactor，PWR）。按照既定計畫，氣冷堆機組將在2030年前陸續退役；唯一的壓水堆機組正在開展延壽工作，預計可運行至2045年。核電目前約佔英國電力總裝機容量的15%。但由於機組老化和檢修等原因，實際發電的約佔12%。2024年初，英國能源安全和淨零排放部（DESNZ）發佈更新版《民用核能路線圖2050》（Civil Nuclear Roadmap），到2050年，核能在英國能源系統中的佔比目標超25%，小型模組化核反應堆（SMR）是增長的關鍵。英國政府支援SMR的理由，並不僅限於能源本身，還將其緊密嵌入經濟產業與基礎設施重構之中。與傳統大型核電站相比，SMR建設周期短，採用模組化工廠製造，具備持續降本空間；其體量和選址靈活性，也更適合英國大量可再開發的褐地（brownfield）電站改造。在用能側，SMR穩定、零碳、可簽訂長期購電合同的特徵，與AI資料中心等新型用電負荷高度匹配；在產業側，SMR被寄望於帶動本土核電供應鏈復興，成為未來出口產業。SMR重構核電工程SMR（Small Modular Reactor）基於成熟的三代核電堆形，具有小型化、模組化特點，技術成熟，已經開始商業化。AMR（Advanced Modular Reactor）是下一代核電，一般指下一代非壓水堆，包括高溫氣冷堆、熔鹽堆（Molten Salt Reactor，MSR）和鈉冷快堆（Sodium-cooled Fast Reactor，SFR）等，目前仍處於研發和示範階段，英國政府預期其在2035年前後具備商業化條件。SMR的概念最早可追溯至20世紀70年代，但在過去五年才真正具備商業生命力。關鍵原因在於，SMR直面並嘗試解決核能行業長期存在的兩大痛點：造太慢、造太貴；並將核電站功率從傳統大型核電站的1GW縮小至50MW-300MW，並引入模組化、工廠化生產模式，大幅壓縮了建設周期和初始投資規模。與傳統大型核電站相比，SMR項目的建設時間可縮短一半以上，單位造價有望下降超過三分之一。當前，業界圍繞SMR的討論在於：它究竟是已經成熟的工程技術，還是仍停留在概念階段的新技術？是否能承擔一個國家未來的新增電力需求？這些爭議往往源於對SMR技術屬性的誤解。SMR不是從零起步的技術突破，其所依託的核反應堆物理原理，建立在已有數十年商用核電技術積累的基礎之上。無論是Rolls-Royce SMR的壓水堆系統、GE-Hitachi的BWRX-300沸水堆系統，還是Xe-100以及中國的HTR-PM所代表的高溫氣冷堆路線，都是在成熟核能體繫上延續，在工程層面進行了系統性的重構——縮小體積、簡化結構、模組化設計以及工廠化製造。傳統大型核電站項目，每一個都是高度定製化的龐然大物，建設周期漫長、現場施工複雜，成本容易失控。SMR的思路截然不同，它試圖像SpaceX改造航天業一樣，把核電從“手工時代”帶入工業化時代，從“工程項目”變成“工業產品”。SpaceX之所以能讓火箭發射成本下降一個數量級，並不是因為它重新發明了火箭，而是因為它用一種完全商業化、標準化、可復用的製造模式，替代了傳統航天的工程項目邏輯。越造越熟練，越造越便宜，每一次製造都在降低下一次的成本和風險。SMR的路徑與之類似。它將最複雜的核島裝置從現場轉移到工廠內製造，讓每個壓力容器、換熱器、控制模組、鋼結構都可以在更可控的環境中完成，並重複同樣的流程。這種工業化模式讓核電第一次真正具備了製造業的學習曲線——可以複製經驗、最佳化流程、提高良品率，並隨著生產規模的擴大而獲得效率紅利。隨著訂單數量增加，前期研發、供應鏈投資和材料採購成本被不斷攤薄；當製造速度從年提升到季度，甚至未來有可能像SpaceX那樣以批次生產時，核電投資將不再依賴一次性、超大規模資本投入，開始顯現規模效應的優勢。這種思路帶來的改變是革命性的。一方面，反應堆功率縮小帶來更高的安全冗餘——功率越低，餘熱越少，被動安全系統更容易實現；另一方面，可分期建設意味著資金壓力大幅降低，電力公司可以根據負荷增長逐步加裝機組，而不是一次性投入十幾億英鎊建一座巨型核電站。英國北方能源革命2025年9月，能源公司Centrica與美國核能企業X-Energy簽署聯合開發協議（JDA），計畫在英格蘭東北部城市哈特爾浦（Hartlepool）部署12台Xe-100先進模組化反應堆。這是英國最大的此類核反應堆部署計畫。“這是我們幾十年來從未見過的機會。”一位Hartlepool地方議員如此評價。這是重塑區域經濟結構的契機。Hartlepool緊鄰Teesside，同屬英國北方工業帶。上述12台機組單台功率約100MW（兆瓦），總發電能力超過1GW，可為周邊工業企業提供更穩定、持續和低價的電力供應。更重要的是，這些機組還能輸出高達500攝氏度的工業級蒸汽，可以廣泛接入多種工業生產流程，包括化工流程、精細材料加工、資料中心熱回收等。該項目預計將創造超過3000個建設崗位、數千個營運崗位，被視為英國未來24GW核能部署路線圖的重要落點。兩個月後，英國政府又啟動了另一項重大核能決策。在北威爾士的威爾法（Wylfa）部署至少三台Rolls-Royce SMR（下稱“RR SMR”），總裝機規模約1.4GW。Wylfa被普遍認為是英國條件最優越的核電站址之一，具備優良的冷卻條件和岩土結構、成熟的電網連接、長期支援核能發展的社區，同時靠近曼徹斯特——英國最大的核工程技術與產業人才集聚區。作為英國本土技術路線，RR SMR的價值不僅在於電力本身，還在於其蘊含的“發電能力+製造體系+工程服務+出口產品”產業鏈潛力，前述三台機組的供應鏈本地化比例目標超過70%。英國政府希望將RR SMR打造成面向國際市場的能源裝備產品，面向東歐、中東、東南亞和非洲等新興市場。SMR寫入國家戰略英國是最早將SMR納入國家工業與能源戰略的國家，更新版的《民用核能路線圖2050》提出，SMR將成為2050年英國能源系統的關鍵組成部分。英國能源大臣米利班德（Ed Miliband）直言“核能將成為英國AI工業體系的‘電力心臟’”，“核能+AI”是其下一代工業競爭力的核心組合。英國北方地區未來可能形成這樣的格局：SMR提供穩定電力、AI資料中心形成算力產業，周邊吸引先進材料、精細化工、綠色燃料等企業，大型工業區圍繞“零碳能源+算力”展開。SMR的製造與部署，需要整個工業體系支撐，包括重型鋼材、高精加工銲接、泵閥蒸汽系統、安全控制儀表、工程服務和建設施工等。通過SMR，英國希望重現20世紀70年代的核工業繁榮。隨之而來的，是就業結構和人才分佈的變化。SMR站點及其配套產業，所需崗位不僅是核工程師和核電站維運人員，還將擴展至資料分析師、製造業技術工人以及AI工程和系統維護人員等。加拿大是最早制定國家級SMR路線圖的國家（2018年），其目標是通過SMR替代老舊核電站、保障國內能源供給。目前，加拿大安大略省正在推進首台BWRX-300 SMR機組建設。加拿大自然資源部曾明確表示，SMR是其“下一代製造業”，處於能源、產業與出口的交匯點。美國在過去兩年也出現多項SMR案例。比如微軟與TerraPower、Helion Energy探索“核能供電資料中心”合作；亞馬遜雲服務（AWS）向美國核能監管委員會（NRC）提交小型核電站諮詢檔案，並與X-Energy合作規劃12台SMR機組以支援AI業務發展；Google和甲骨文也同樣將SMR鎖定為未來AI基礎設施的重要電力來源。在美國政策與產業語境中，SMR被同時賦予科技競爭力、能源主導權與國家安全的多重戰略屬性。從更現實的產業運行邏輯看，AI不會因為能源系統轉型而放緩發展，資料中心也不會因電力緊缺而主動降速，半導體、材料和藥物研發等產業亦不會容忍供電中斷。這意味著，算力將是未來科技和製造業競爭的關鍵要素，而算力競爭力的關鍵是電力供給。 (財經雜誌)

二戰以來，美國國家安全戰略一直由所謂的“自由國際主義”主導，基本目標是通過建立一套基於所謂自由主義原則的國際秩序，實現對世界的領導，並以此維護和增進其國家安全、經濟繁榮及價值觀的全球影響力。近年來，美國這套戰略隨著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加速演進顯得左支右絀，其霸權呈現日益衰弱的趨勢。為改變這一狀況，現任美國政府將戰略資源從全球範圍內的擴張性分佈，集中收縮至關乎其霸權存亡根基的核心地帶，並對其認定的首要戰略競爭對手實施更為精準、務實且持久的“定向遏制”。2025年12月4日，現任美國政府發佈新版國家安全戰略報告（以下簡稱“報告”），對其全球戰略進行系統性重構，所展示的內容與其在外交上的所作所為高度吻合。深入分析報告的變與不變，能夠幫助我們更加直觀、精準地理解把握美國國家安全戰略的外在變化和內在邏輯。當地時間2026年1月3日凌晨，美國對委內瑞拉發起大規模軍事行動，突襲該國首都加拉加斯並強行控制總統馬杜洛及其夫人。美國的軍事行動造成包括委內瑞拉軍人和平民在內至少40人死亡。圖為1月5日，在位於紐約的聯合國總部，聯合國安理會就委內瑞拉局勢舉行緊急會議，多方代表譴責美方軍事行動，強調應遵守包括《聯合國憲章》在內的國際法。 新華社發 聯合國供圖 洛伊·費利佩/攝現任美國政府認為，過去美國的全球戰略將太多資源和精力投入外部世界，忽視自身發展和建設，這是美國由盛轉衰的重要原因。報告宣稱，美國“追求了一個從根本上不可取、也不可能實現的目標，結果掏空了美國中產階級和工業基礎”，使得現在的美國沒有能力“永遠主導全世界”。今後，美國國家安全戰略旨在保護經過優先順序排序的有限“核心國家利益”，而非面面俱到。戰略指導思想突出強調“美國優先”。“美國優先”是一套以極端民族主義和現實功利主義為核心，強調美國利益至上的理念。新版報告強調“美國優先”，對美國實力的認識和戰略目標設定進行調整，把解決美國自身面臨的產業空心化、移民問題、毒品氾濫等以及提升周邊安全視為優先關切，體現出現任美國政府帶有強烈民族主義甚至民粹主義色彩的安全觀，迎合了“讓美國再次偉大”（MAGA）派的主張，即應當將更多精力和資源放在美國國內，集中力量優先解決美國國內問題。“邊境安全是國家安全首要要素”、“大規模移民時代必須終結”等宣示，將社會控制與經濟獨立、產業健康、文化認同共同定義為國家實力的根基。“再工業化”、“能源主導”和“金融主導”不再只是經濟目標，而是確保其軍事優勢和政治獨立的“國家安全基礎”，體現出美國將集中資源建構一個內顧色彩極其強烈的國家安全架構。戰略佈局收縮聚焦打造“西半球堡壘”。如果說突出“美國優先”是建構美國戰略優勢的基本支撐，那麼打造美國“私有”與“獨享”的西半球就是建構戰略優勢的關鍵一環。美國崛起的敘事，繞不開“門羅主義”；美國通往世界霸權之路，離不開對拉丁美洲的百年“吸血”。然而，隨著美國不斷追求和維護世界霸權，其戰略重心轉移至歐洲、亞太、中東，拉丁美洲作為美國的戰略“後院”，雖然重要但長期被忽視。這次報告將拉丁美洲提升至國家安全的“優先事項”，宣稱“經多年忽視，美國將重申並推行‘門羅主義’，重塑西半球主導地位”，展示出復刻崛起歷史的意圖。報告提出所謂“門羅主義”的“川普推論”，其目標明確為：動用包括“致命武力”在內的一切手段，“阻止‘外國敵對勢力’控制西半球關鍵資產”。近來，美國一系列企圖控制和吞併格陵蘭島的言行也充分驗證了這一點。與在西半球的擴張不同，在其他地區主要聚焦現任美國政府最關注的問題：在亞洲強調經濟競爭與安全威懾並重；對歐洲在承認其重要性的同時，突出歐洲內部危機並將美國利益限定於推動停火與穩定；在中東、非洲等地淡化民主推廣等意識形態議程，轉向強調經貿等側重現實利益的合作。這種調整的終極目的，是將戰略資源集中於固守“西半球堡壘”和贏得大國博弈的“持久消耗戰”。應該強調的是，現實與報告也不完全一致，比如，美國近來再次威脅干涉伊朗當前局勢，顯示出美國戰略收縮並不意味著放棄對伊朗等石油礦產資源富集國家的干預與控制。戰略舉措強調開源節流、分攤責任。現任美國政府把新的戰略目標設定為：以國內振興和控制西半球為根基，以經濟、科技與軍事優勢為支柱，通過推卸、轉嫁國際責任和重塑聯盟關係來集中資源，維持一種更加務實、更低運行成本的霸權模式。為維持這種新的霸權模式，報告提出實現路徑：其一，恢復自身繁榮。推行具有保護主義色彩的“經濟民族主義”，以“重新平衡全球貿易關係”為名，借助關稅工具、產業補貼等措施推動製造業回流，扭轉產業空心化、貿易逆差擴大等對美國霸權不利的趨勢。其二，減輕自身負擔。現任美國政府視現有全球治理的“公共產品”為需要拒絕和避免的負擔，認為“跨國機構的行為損害政治自由和主權”，現有國際機製成本高昂且不公平。為此，川普上任當天即宣佈退出世界衛生組織和《巴黎協定》，隨後退出聯合國人權理事會、切斷對聯合國近東救濟工程處的資助，並宣佈退出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尤其是對幾乎所有貿易夥伴推出對等關稅，嚴重破壞了曾由其主導建立的多邊自由貿易體系。2026年1月，川普簽署總統備忘錄，指示美國退出66個“不再符合美國利益”的國際組織。有媒體指出，“只要國際組織和多邊機制無法完全滿足其霸權訴求，甚至對其單邊行徑形成制約，美國便會毫不猶豫地‘退群’”。其三，轉嫁霸權成本。在現任美國政府看來，其在全球範圍建構的聯盟體系非但不能支撐美國的全球霸權，反而成為不堪重負的累贅。為此，現任美國政府要求盟友大幅提高防衛預算，比如，要求北約成員國將國防開支提升至國內生產總值的‌5%‌，並迫使北約成員國和日本、韓國等盟友拿出巨額投資反哺美國。其四，不再強調所謂“民主推廣”。現任美國政府成立之初，就砍掉其在世界各地推銷所謂“美式”價值觀、大搞“顏色革命”的重要機構——美國國際開發署。報告認為，美國應更注重與世界各國建立良好的商業關係，而不是把時間、金錢浪費在所謂的“民主或其他社會變革”上。 (求是網)

追逐西半球主導地位，要求眾盟友承擔責任，美國防戰略報告引多方擔憂當地時間23日晚，美國國防部發佈了2026年國防戰略報告。這份報告將美國本土安全和在西半球的利益作為最優先事項，並宣稱要 “確保對西半球關鍵地區的控制權”，令美洲國家以及眾多盟友感到憂心忡忡。這份四年一度的國防戰略報告威脅稱，美國將確保“美國軍隊和商業機構能夠進入從北極到南美洲的關鍵地區，尤其是格陵蘭島、美國灣（指墨西哥灣）和巴拿馬運河”。檔案還指責從歐洲到亞洲的眾多盟友長期依賴美國為其防務買單，要求盟友和夥伴“承擔更多責任”。有分析認為，這一說法其實更像一張對盟友發出的帳單。多家國際媒體關注到，新版國防戰略報告沒有提及“台灣”，關於中國的新提法也引發關注。美國“政治新聞網”稱，這份戰略檔案不再將“對抗中國”置於最優先位置，而是宣稱“通過力量而非對抗，以在印太地區威懾中國”。中國學者25日接受《環球時報》記者採訪時表示，美國在新版國防戰略報告中強調確保在西半球的利益，與去年12月美國發佈的國家安全戰略報告一脈相承，其立場看似從全球霸權中後退，但實際上美國仍企圖在世界維護其絕對力量優勢。5次提及格陵蘭島對美國國防部23日發佈的2026年國防戰略報告，美國“軍事網”稱，這份報告概述了“在不斷演變的全球威脅下，如何重點維護美國利益”的國防戰略方針。“美國優先”“以實力求和平”等醒目的詞語出現在報告開頭，奠定了整份檔案的基調。五角大樓在檔案中提出國防戰略的四大支柱：保衛美國本土，“確保對西半球關鍵地區的控制權”；通過“力量而非對抗，以在印太地區威懾中國”；要求美國盟友和夥伴承擔更多責任；大幅增強美國國防工業基礎，確保美軍始終“做好採取果斷行動的準備”。與去年12月美國國家安全戰略報告曾在歐洲引發強烈反響一樣，這次歐洲仍是對美國國防戰略感到最擔憂的地區之一。美國“政治新聞網”稱，與上個月發佈的國家安全戰略報告不同，五角大樓最新戰略檔案沒有將歐洲稱為“文明衰落之地”，但它強調“歐洲在全球經濟實力中所佔份額越來越小，而且還在不斷下降”，顯然歐洲在華盛頓心中的重要性也在不斷下降。西班牙《國家報》稱，去年底公佈的美國國家安全戰略報告曾在歐洲引發強烈憤慨。數月來，川普政府持續施壓歐洲國家增加國防開支，屢次威脅退出北約。對於歐洲面臨俄羅斯的威脅，2026年國防戰略報告稱之為“在可預見的未來對北約東部成員國持續但可控的威脅”。美國還稱，“盟國應主導應對對我們來說不太嚴重但對他們來說更嚴重的威脅，而美國將提供至關重要但更為有限的支援”。波蘭“defence24”網站稱，美國國防戰略報告還反覆提及“歐洲北約”或“非美國北約”，加劇了人們對美國疏遠歐洲盟友和北約本身的擔憂。此時正值北約成立以來面臨最嚴重的跨大西洋危機之際，這場危機是由美國對格陵蘭島的威脅引發的。美國在這份戰略檔案中5次提及格陵蘭島，稱其是美國安全的核心區域。1月24日，格陵蘭島西部海岸線。（視覺中國）“新的美國國防戰略對歐洲來說是個壞消息。”俄羅斯《歐亞日報》引述俄聯邦委員會（議會上院）國家主權保護委員會主席賈巴羅夫的話稱，川普曾多次將歐洲盟國稱為“由軟弱的政治人物領導的衰敗國家”，他的這些觀點體現在五角大樓這份全面闡述戰略優先事項的官方檔案中。賈巴羅夫還稱：“與拜登時期國防戰略報告不同，俄羅斯此次未被稱為是主要且明確的對手之一。但這並非因為美國對俄態度好轉，而是因為他們看到了我們在特別軍事行動中的成果、我們先進的武器裝備，並認清了現實局勢。”北京外國語大學國際關係學院國際問題專家卓華25日接受《環球時報》記者採訪時表示，美國2026年國防戰略報告是根據川普的“美國優先”原則，本質上基於實力，特別是軍事力量對比，對美國霸權收益重新評估做出的防務政策再定義。美國國防戰略報告一方面企圖強化對“家門口”和“後院”的控制力，另一方面是美國認為對歐洲等地區的資源投入與霸權收益不匹配而進行調整。對鄰國和拉美直接威脅除了歐洲，美國的鄰國和拉美國家也憂心忡忡。巴西《環球報》24日稱，與只向歐洲盟友提供“更為有限的支援”不同，美國將拉美視為其戰略控制的重點。美國這份國防戰略報告明確聲稱，要打擊西半球的“毒品恐怖分子”，“確保對西半球關鍵地區的控制權，使美國軍隊和商業機構能夠進入從北極到南美洲的關鍵地區，尤其是格陵蘭島、美國灣和巴拿馬運河”。報導稱，一年多來，美國政府對拉美多國發出武力威脅，在加勒比海地區肆意攻擊別國船隻，強行控制委內瑞拉總統馬杜洛。美國“突發防務”網站稱，美國這份國防戰略報告還強調川普對“門羅主義”的新解讀，令地區夥伴感到不安。對於包括加拿大在內的鄰國和拉美夥伴，報告直接威脅：“我們將與鄰國，從加拿大到我們在中美洲和南美洲的夥伴，本著誠意進行合作，但我們將確保他們尊重並盡其所能捍衛我們的共同利益……如果他們不這樣做，我們將隨時準備採取有針對性、果斷的行動，切實推進美國的利益。”對於中東，《華盛頓郵報》稱，報告沒有提及加薩，而是強調支援以色列加強防衛能力，深化與海灣阿拉伯國家合作等方式，使得地區盟友和夥伴承擔起威懾和防禦伊朗的“主要責任”。在朝鮮半島問題上，五角大樓在檔案中表示：“韓國有能力通過關鍵但較有限的美國支援，承擔威懾朝鮮的主要責任。”路透社認為，這一舉措可能導致美軍在朝鮮半島的軍力減少。據韓聯社25日報導，韓國總統李在明就美國新版國防戰略報告在社交媒體上發文稱，在國際形勢動盪不安的背景下，實現“國防自主”是最基本要素。韓聯社稱，這表明韓國政府今後有望加快推進戰時作戰指揮權移交、駐韓美軍戰力升級等相關工作。外交學院教授李海東25日對《環球時報》表示，無論是在歐洲還是朝鮮半島，美國一方面會繼續保持在區域內的影響力，但相關區域安全的主要責任，以及財政、人力、技術等各類主要資源的投入，均要求當地的盟友予以承擔，而另一方面，對於西半球之外的區域，美國並非完全放棄、全面收縮，只是改變了自身功能的發揮方式與資源的配備模式。如何看待報告“未提台灣”美國彭博社稱，隨著將“保衛美國本土和西半球利益”置於最優先位置，美國首要關注點已不再是中國，而且報告隻字未提台灣。報導稱，2018年川普第一任期內發佈的國防戰略報告曾將中國列為“美國安全的頭號威脅”。拜登政府2022年的國防戰略報告也延續這一觀點。然而，2026年美國國防戰略報告轉而強調，美國將與中方進行更廣泛的軍事溝通，以實現“戰略穩定、衝突降級和局勢緩和”。報導還稱，美方清晰且現實地看待中國“歷史性軍事建設的速度、規模和質量”，但同時報告強調在太平洋地區“建立強有力的拒止防禦體系”。卓華表示，在涉華戰略上，這份檔案對中美關係的立場看似有所緩和，但報告提出對華實現“戰略穩定”，實際意涵是企圖凍結雙方力量對比現狀，保持對華力量優勢，阻滯中國軍力進一步提升。卓華說，美國國防戰略報告雖然沒有提及台灣，但是從檔案其他措辭表述來看，是有意保持戰略模糊，而其近來對台大規模軍售等行為也說明美國在行動上企圖繼續以台灣問題來牽制中國發展。李海東認為，在川普政府看來，台灣更多是一個美國在經濟層面上可以進行利益攫取的對象，其價值主要體現為向美國輸送經濟資源和轉移高科技產業。 (環球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