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參議員桑德斯為首的一批左翼參議員，已致信美國白宮和商務部長盧特尼克，要求美國政府解釋其將如何應對因資料中心擴張而加劇的電價上漲問題。信中稱川普政府快速審批這些項目的政策，正迫使美國民眾“與兆美元市值的公司展開競標，以維持家庭照明”。資料中心建設熱潮正面臨來自美國政界的嚴密審視，其對電網的巨大壓力和對消費者電價的直接影響，正成為美國日益尖銳的政治和經濟問題。11月10日，據媒體報導，以參議員桑德斯為首的一批左翼參議員，已致信美國白宮和商務部長盧特尼克，要求美國政府解釋其將如何應對因資料中心擴張而加劇的電價上漲問題。他們指出，Meta、OpenAI、Alphabet等科技巨頭正在全美範圍內推動一場歷史性的基礎設施建設，其巨大的電力需求正在給普通家庭帶來財務壓力。信中措辭嚴厲，稱川普政府快速審批這些項目的政策，正迫使美國民眾“與兆美元市值的公司展開競標，以維持家庭照明”。根據美國勞工部的資料，今年9月，美國居民電費同比上漲5.1%，成為推動通膨高出聯準會目標的一個因素。儘管AI發展為美國經濟和資本市場注入了強勁動力，但其背後巨大的能源消耗和成本，正引發從美國地方社區到聯邦國會的廣泛擔憂，並可能對科技公司未來的擴張計畫及相關投資構成新的監管風險。參議員要求聯邦介入，確保科技巨頭承擔成本信中核心訴求是，要求美國聯邦層面設立監管保障，以確保資料中心建設的巨大成本由創造它們的大型科技公司承擔，而非轉嫁給普通消費者。除了桑德斯，聯署這封信的還有馬里蘭州民主黨參議員Chris Van Hollen、馬薩諸塞州民主黨參議員Ed Markey，以及俄勒岡州民主黨參議員Ron Wyden。值得注意的是，Wyden所在的俄勒岡州是全美最大的資料中心市場之一。康涅狄格州民主黨參議員Richard Blumenthal在接受媒體採訪時表示：重點不是要阻止資料中心，而是要確保成本由建立它們的巨型公司承擔，並控制甚至降低電價。Blumenthal補充說，他擔心電力監管機構和地方官員“可能會屈服於這些公司所能帶來的巨大資金壓力”。議員們呼籲建立“美國政府層面的保障和監督機制”，以應對這一挑戰。電價上漲助推通膨，成為新的政治議題川普去年競選時曾承諾將能源成本削減50%。儘管汽油價格有所回落，但電價的持續上漲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美國勞工部的資料顯示，9月份電價5.1%的同比漲幅，是使整體通膨率居高不下的因素之一。據報導，對電費上漲的擔憂，已成為上周美國紐澤西州州長選舉以及弗吉尼亞州和佐治亞州地方選舉中，幫助民主黨取得勝利的一個因素。電力市場向來不透明，價格上漲可能源於輸電線路升級、大宗商品價格波動以及昂貴的防火措施，而這些因素因地區而異。在許多地區，當地活動家已開始組織起來，反對為資料中心提供大規模稅收減免。分析師警告稱，資料中心正在加劇某些地區的電力壓力，因為這些地區的開發速度超過了公用事業公司提高發電能力的速度。在能源選擇上，美國政府官員傾向於通過天然氣和煤炭為建設提供動力，同時削減了對可再生能源的補貼。作為應對，許多開發商則開始尋求建設自己的獨立電源，以避免供應鏈瓶頸和接入傳統電網時可能遇到的繁瑣監管挑戰。 (invest wallstreet)

2025年的紐約市長選舉，正在成為美國政治的一次“系統性測試”。候選人佐蘭·馬姆達尼（Zohran Mamdani）——一位穆斯林、移民之子、公開的社會主義者——在民調中領先，正在挑戰這座金融之都的傳統權力結構。這是一次地方選舉，但它所引發的震盪，正在遠遠超出紐約本身。馬姆達尼的崛起並不偶然紐約是美國收入差距最大的城市之一，租金上漲、移民焦慮、治安擔憂、公共服務老化——這些問題疊加，使傳統民主黨陣營的民眾開始質疑舊體制的有效性。在這樣的背景下，一個能說“體制話題”的年輕政治人物，幾乎天然具備破局的空間。他並非孤例，而是過去十年美國“草根左翼”在地方層面不斷積累力量的結果——從伯尼·桑德斯、AOC到芝加哥教師工會，再到波士頓的進步派市長。紐約，只是這個趨勢走到中心舞台的節點。從邊緣到中心：體制裂縫的形成如果說十年前的“民主社會主義”還只是抗議口號，那麼今天，它已成為一股可以挑戰建制的政治力量。原因有很多，比如：美國的中產階層正在消失；年輕人背負債務與租金，看不到向上通道；民主黨在城市內部日益依賴富裕階層的捐助，逐漸脫離工薪階層。這讓像馬姆達尼這樣的政治人物，有了明確的政治定位空間：既能以“平等”對抗資本，又能以“新鮮”對抗體制老化。他並不靠傳統捐款管道，而是以社交媒體動員、街頭志願者和小額捐助為核心。這種“去中心化政治運作”，本身就是對舊體制的否定。身份政治的雙刃劍馬姆達尼的個人背景——穆斯林、印度裔、移民第二代——本應在紐約多元社會中成為加分項。但他同時也是巴勒斯坦問題上立場鮮明的批評者，這讓他成為美國主流政治光譜中的異類。反對者稱他“危險”“極左”“反猶”；支持者則認為他代表了“真正的紐約”——多元、包容、但敢於批判西方中心敘事。事實上，這場選舉不僅是政策之爭，更是一場關於美國價值觀的再定義：究竟誰代表“城市”？誰能在全球化與民生之間找到新的平衡？民主黨還能否同時擁抱華爾街和布朗克斯？馬姆達尼的出現，讓這些問題不再抽象。他所代表的力量如果用一個詞來概括，他代表的是結構性反彈。一方面，這是對城市資本主義的反彈：紐約房價的上漲、企業稅的減免、公共教育資金的削減，都在侵蝕中低收入群體的生活空間。另一方面，也是對民主黨體制慣性的反彈：“進步派”口頭上強調公平，卻長期無法在預算、住房和工會政策上兌現承諾。因此，馬姆達尼的選民並非典型的左翼知識分子，而更多是感到被遺忘的年輕人、移民社區和低薪工人。他們對他本人未必完全信任，卻相信他代表了一種“非建制的可能”。華爾街與白宮的計算對於紐約的商業界，這場選舉既讓人不安，也讓人好奇。馬姆達尼承諾凍結房租、提高企業稅、推動免費公車，這些政策在理論上意味著成本上升，但在實踐中卻可能迫使城市重新平衡資源配置。不少投資機構私下表示：“如果他真的贏了，我們會先觀察，而不是立刻撤資。”換言之，資本並非只怕“左派”，它怕的是“不可預測”。而馬姆達尼之所以讓華爾街緊張，不是因為他激進，而是因為他尚未被系統馴化。在聯邦層面，拜登政府保持沉默；川普陣營則暗中利用這場選舉，強化“左翼混亂”敘事。紐約的政治，正在被全國化。從桑德斯到馬姆達尼：代際更替美國左翼政治的演化有明顯的代際特徵：桑德斯代表“60年代理想主義的最後一代”；AOC是“千禧世代的覺醒”；馬姆達尼，則是“Z世代政治的現實主義版本”。他不再談革命，而談生活成本；不再強調“佔領華爾街”，而強調“讓地鐵免費”；這是一種去意識形態化的左翼——現實、務實，卻仍具有道義感。風險與未知即便他當選，紐約的治理難度依舊巨大：預算受州政府約束，房租控制需立法配合；聯邦撥款若受制於川普政府，城市財務將更加吃緊。他也將面臨內部壓力：如何在理想與財政現實之間找到平衡？如何在動員激情消退後維繫組織？這些問題，將決定“馬姆達尼現象”是一次偶發的波動，還是一種可複製的政治範本。這場選舉的真正意義，可能不在勝負。它讓人重新思考：在美國這樣一個高度金融化、身份分裂的社會裡，政治是否還有“再分配”的空間？紐約，或許正在進行一次全球城市的政治實驗：一個世界級的金融中心，能否同時成為社會公平的試驗場？佐蘭·馬姆達尼只是這個問題的載體。但他所引發的震盪，可能會持續影響美國政治的下一個十年。 (歌伶的大局觀)

Trump and the Presidency That Wouldn’t Shut UpHis posts and rants are omnipresent, ugly, and unhinged. Don’t look to history to make it make sense.他的帖子與咆哮無孔不入、醜陋且語無倫次。別指望從歷史中找到合理的解釋。本文刊登於2025 年 11 月 3 日《紐約客》雜誌，印刷版標題為American Frequencies. 作者：吉爾·萊波雷（Jill Lepore）是《紐約客》的專職撰稿人，也是哈佛大學的歷史學和法學教授。她的著作包括 The Deadline，該書榮獲美國筆會散文藝術獎。（憲法制定者並未料到總統會直接與公眾溝通，即便他們富有遠見，也未曾預見到社交媒體、電視，甚至電報的出現。插圖：Robert Samuel Hanson）十年前唐納德·J·川普宣佈競選總統以來，美國歷史上被用來與他對比的人物名單，比他那道像傷口般鮮紅的標誌性領帶還要長，比閃閃發光如刀鋒的川普大廈還要高，人員更替率比他備受困擾的第一屆內閣還要高，其中包含的流氓、馬屁精與浮誇之輩，甚至比他現任政府中的還要多。然而，這樣的對比仍在繼續——出現在日報上、晚間播客裡、網路上，鋪天蓋地。川普比約瑟夫·麥卡錫更能撒謊嗎？比休伊·朗更油滑嗎？比查爾斯·科格林神父更刻薄嗎？比喬治·華萊士更陰險嗎？比P·T·巴納姆更會行騙嗎？比查爾斯·林德伯格更奉行孤立主義嗎？他比“狡猾的迪克”理查德·尼克松還要狡詐，但程度如何？川普也在玩這場對比遊戲。他樂在其中，何樂而不為呢？這只會對他有利——抬高他、放大他、宣揚他，鼓點震耳欲聾、永不停歇，滿世界都是“川普、川普、川普”。他說自己是安德魯·傑克遜（又或許更像安德魯·約翰遜？），是羅納德·里根。他認為只有亞伯拉罕·林肯受到的對待比他更不公——又或者，“我覺得我受到的對待比他更糟”。要不要把他比作夏日？過去十年，美國政治深陷狂熱、混亂與致命暴力，這一切都讓評論界急於尋找歷史先例，我也不例外。“這是史無前例的嗎？”十年來，記者們一直在向歷史學家追問這個問題。它通過簡訊與語音留言傳來，通過信件與電子郵件傳來，甚至找上門來，幾乎要敲碎窗玻璃，“嗒、嗒、嗒”地響個不停。在狗公園、藥店、乾草地，郵差曾問過我，暴風雪中、在廚房織毛衣時、在每一個該死的Zoom會議室裡，我都被問過這個問題。而歷史學家們——至少大多數人——會溫順、悲觀又盡責地從檔案館裡翻出1876年有爭議的選舉、1970年肯特州立大學槍擊事件、20世紀20年代的“父母權利運動”、最高法院大法官塞繆爾·蔡斯的彈劾案，回答“相較於X，川普是Y”。但這有什麼意義？在美國國會山騷亂事件即將迎來五周年之際，此時此刻，或許最好的選擇就是停止這種對比？只要你挖得足夠深，人類歷史上幾乎沒有完全無先例的事。可那又怎樣？如果美國歷史是一張地圖，我們早已偏離航線、墜入懸崖、在大海中迷失方向，連指南針都沒有。有人真能說，1856年查爾斯·薩姆納在參議院議事廳遭毆打，或是1954年四名波多黎各民族主義者從國會山陽台開槍，能與查理·柯克遇刺或1月6日事件形成有意義的對比嗎？我並非暗示研究歷史、撰寫歷史、閱讀歷史沒有意義。恰恰相反，動盪時期比和平時期更需要歷史。事實證明，學程式設計是個糟糕的選擇；研究過去——研究邪惡的奧秘、衝突的混亂、人類事件曲折壯麗處理程序中那些混亂、引人入勝且血跡斑斑的渴望記錄——要珍貴得多。我也不是說當下是美國歷史上最糟糕的時刻。事實並非如此。我只是想提醒，錯誤的類比只會帶來虛假的安慰。類比之所以誘人，是因為它可能有用，就像無月之夜的手電筒。歷史學家戴維·哈克特·菲舍爾在1970年出版的《歷史學家的謬誤》一書中寫道：“類比的諸多用途，與其濫用造成的危害相伴相生。”手電筒終究不是日光。拿著手電筒，你只能看到自己照射的地方，卻可能在它溫暖的光芒中忘記，自己其實身處黑暗。望向黑暗深處吧。今年初秋，川普在“真相社交”（Truth Social）上轉發了一段四分鐘的人工智慧生成新聞片段。這段視訊謊稱是勞拉·川普主持的福克斯新聞節目片段，報導川普宣佈將在全美即將開業的特殊醫院推出“醫療床（medbeds）……旨在讓每位公民恢復完全的健康與體力”。能治癒所有疾病、逆轉衰老的醫療床，常見於科幻作品（比如《星際迷航》醫務室裡的“生物床”）。21世紀20年代初，它開始出現在網路陰謀論中：QAnon信徒聲稱醫療床真實存在，且已存在多年，富人與權貴一直在使用（他們還說約翰·甘迺迪也躺在醫療床上，至今仍活著），而川普很快就會將其“解放”，供所有人使用——彷彿川普是打開天堂之門的耶穌，而醫療床就是永生。拿出你的“手電筒”，問問那個不可避免的問題：美國歷史上有總統做過這種事嗎？要理解川普或其幕僚為何發佈（隨後又刪除）這段虛假視訊——內容是關於虛構“奇蹟療法”的不實新聞報導，而這一事件的政治意義在我看來幾乎為零——美國歷史能提供任何指引嗎？憲法制定者並未料到總統會直接與公眾溝通；他們曾擔憂若總統這樣做會引發何種後果——即便他們富有遠見，也未曾預見到社交媒體、電視、廣播，甚至電報的出現。他們對行政部門的態度也明顯矛盾：有人不希望設總統，有人希望總統更像首相，還有人希望總統更接近國王。因此，他們對總統職位的描述含糊其辭。由於憲法對總統職權規定極少，總統的許多行為都是即興而為（這也難怪，支援現任政府“單一行政權理論”的憲法原旨主義者會陷入困境：該理論本身就是虛構的、空想的，就像那“醫療床”）。憲法並未要求總統向國會或公眾發表講話，就職演說與國情咨文也非憲法規定內容。在18世紀美國人眼中，行政首腦直接對公眾講話更像君主行為，而非總統該做的事。學者羅德里克·P·哈特曾寫道：“開國元勛們擔心，若行政部門不斷向全國民眾發出呼籲，可能會變得過於激進。”憲法對總統應如何與公眾溝通、甚至是否需要溝通隻字未提，在美國建國後的一個半世紀裡，總統們幾乎從未直接與公眾溝通。儘管當時有一條未成文但廣泛認可的慣例：在任總統不得向公眾發表演講（競選總統者也不得發表競選演講），但仍有其他方式與公民溝通。喬治·華盛頓不喜歡公開演講。他的假牙由象牙、馬牙、牛牙以及從他名下奴隸口中拔下的牙齒混合製成，長時間說話會讓他感到疼痛。從1790年開始，他每年會親自向國會發表演講，但除此之外，他主要通過發表信件與公眾及國會溝通——不過在1789年和1791年，他曾兩次巡遊美國部分地區，宣講國家團結。約翰·亞當斯延續了親自向國會演講的做法，但1801年，比華盛頓更討厭公開演講的托馬斯·傑斐遜決定以書面形式向國會提交年度演講。這一傳統一直延續到1913年，才被伍德羅·威爾遜打破（據稱威爾遜談及前往國會演講時說：“這會讓他們議論紛紛”）。安德魯·傑克遜是“人民的總統”，他迫切希望更直接地與公眾溝通，並以《美國電訊報》作為喉舌。正如托克維爾所言：“只有報紙能同時將同一種思想傳遞給上千名讀者。”後來《美國電訊報》開始支援傑克遜的對手、副總統約翰·C·卡爾霍恩，傑克遜便創辦了自己的報紙《華盛頓環球報》。1831年，他通過《華盛頓環球報》宣佈將競選連任，該報如實報導：“我們獲准告知公眾，若國民希望總統繼續擔任這一最高行政職務，他不會拒絕這一召喚。”他還通過該報發佈諸如否決國家銀行特許狀延期的消息。歷史學家所稱的“總統報紙”由此誕生。例如，詹姆斯·K·波爾克就曾利用《華盛頓每日聯盟報》。19世紀的媒體完全帶有黨派色彩，因此報紙作為總統喉舌——與福克斯新聞對川普的作用類似——在當時合情合理。但1861年，兩項發展基本終結了這一模式：國會成立了政府印刷局，而林肯更傾向於通過向對立報紙透露消息來傳播自己的主張，這一招相當高明。漸漸地，媒體的黨派色彩減弱（到1900年，大多數日報已無黨派傾向）。即便早期美國總統想直接與公眾對話，也會發現這極為困難，更別提有多累人。但隨著鐵路興起，政治家出行會見選民變得容易起來。1843年，約翰·泰勒進行了為期13天的巡遊，期間發表了17次演講。川普當然也喜歡演講，而且一講就是幾個小時。但兩人的相似之處僅此而已——需要明確的是，泰勒並未借此機會兜售專利藥物。內戰後，總統們出行更多，尤其是為了努力彌合國家分裂，這意味著他們要專門前往南方。1878年，拉瑟福德·B·海斯進行了一次演講巡遊，隨後有人出版了一本記錄他每句話的書，書名是《總統南方巡遊：穿越“穩固南方”的勝利之旅——總統與內閣在沿途各地受到的熱烈歡迎，以及參與這場總統慶典者的言行舉止》。即便如此，他也從未兜售過印有自己頭像的金幣或銀幣。他們講了又講。2017年，川普上任第一年，C-SPAN就上傳了503段他講話的視訊，內容讓我無言以對。政治學家安妮·C·普魯塔在2023年的一項研究中，統計了從華盛頓到川普的每一位美國總統向美國公眾發表講話的次數。在威廉·霍華德·塔夫脫之前，沒有那位總統年均對公眾講話超過100次；塔夫脫的年均講話次數接近200次，1911年他在30個州的巡遊中發表了350次演講。這一紀錄直到約翰·甘迺迪時期才被打破——而有人說甘迺迪至今仍活著。其他“話癆”總統包括林登·B·約翰遜（超過300次）和比爾·克林頓（超過700次）。但這些總統中，沒有一個兜售過牛排、質疑過選舉結果，或是煽動過叛亂。西奧多·羅斯福在白宮增設了新聞發佈室。威爾遜發明了記者會，但從早期一次記者會就能看出記者對總統興趣之低：1913年的一場記者會上，第一個問題是關於國會的：“總統先生，您能談談貨幣立法的情況嗎？”最終，威爾遜不再舉行記者會。華倫·G·哈丁曾使用廣播，但1921年他上任時，幾乎沒人擁有收音機。1923年他進行演講巡遊時，為了讓演講能通過廣播播出，必須站在麥克風前，這嚴重限制了他的發揮。“沉默的卡爾”卡爾文·柯立芝名不副實，他喜歡在廣播上講話，大約每月一次。1927年，據《紐約時報》報導，他的廣播聽眾人數相當於1865年美國的總人口。但沒人比富蘭克林·D·羅斯福更擅長運用廣播——1933年3月12日，他開始了“爐邊談話”，開場白是：“我想和美國人民聊幾分鐘關於銀行業的話題。”由於坐在輪椅上，他無法像前任那樣巡遊全國。對羅斯福而言，廣播不是選擇，而是唯一的選擇。羅斯福被稱為“廣播總統”。德懷特·D·艾森豪威爾則是“電視總統”，尤其是1955年心臟病發作後，他基本無法再進行競選巡遊。理查德·尼克松在電視上的表現通常很糟糕，但1952年他在一個佈置成普通客廳的攝影棚裡進行的一場直播演講是例外——當時他正面臨競選資金濫用的指控。他說自己來到全國電視觀眾面前，是為了進行全面的財務披露，這是“美國政治史上前所未有的”。他承認，自己確實接受過一份禮物：德克薩斯州一位男士送給他兩個年幼女兒的一隻黑白相間的西班牙獵犬，名叫“Checker”（切克）。“我現在只想說，”他說，“不管他們怎麼說，我們都會留下它。”對甘迺迪而言，技術飛躍來自航空業——至少是“空軍一號”。1962年，他委託製造了一架改裝過的波音707飛機。羅納德·里根則是“六點檔總統”，是“黃金時段總統”的開創者。但沃爾特·克朗凱特在1981年里根上任時退休了，在這位“偉大的溝通者”的兩屆任期內，以有線電視為代表的主要新聞媒體再次變得黨派化。里根是最後一位能可靠、定期地向全國觀眾（而非特定群體）發表講話的美國總統。隨著他的任期結束，電視網對美國總統的新聞報導減少，在歐巴馬時期降至谷底，2016年川普上任後又再次增加。很多人就是覺得總統沒什麼意思，我非常理解這種想法。比爾·克林頓察覺到美國人的冷漠，於是以一種前任總統無法或不願採用的方式利用媒體：他更傾向於《拉里·金直播》《娛樂與體育節目電視網》（ESPN）等娛樂平台，而非電視網新聞節目。他在MTV上討論自己更喜歡平角內褲還是三角內褲（他曾在該頻道接受過四次採訪）。《時尚先生》雜誌曾刊登一篇封面報導，標題是《威廉·傑斐遜·克林頓的最後遺囑》，其中收錄了他對芭芭拉·史翠珊、健怡可樂和他的狗“Buddy”（巴迪）的看法。該雜誌宣稱：“他既是《獨立宣言》與《憲法》，也是美國國旗……是麥當勞、隱形戰鬥機與撒旦；是深夜脫口秀的笑料、貓王與上帝。”克林頓讓總統職位與他的個性繫結，而他的批評者則將其與他的品行掛鉤——兩者其實並無太大區別。克林頓的桃色新聞與相關指控，讓他成了深夜脫口秀喜劇演員的笑柄。一位歷史學家在一項研究中寫道：“對深夜電視脫口秀笑話的全面研究顯示，克林頓獨樹一幟。”值得注意的是，這項研究早於川普時期。但要說開啟了學者約書亞·M·斯卡科與凱文·科所說的“無處不在的總統任期”，歐巴馬最為典型。從歐巴馬時期開始，總統似乎無處不在、無時不有，讓人無法迴避。畢竟，歐巴馬的總統任期堪稱“《兩個蕨類植物之間》（Between Two Ferns，美國喜劇訪談節目）任期”。總統之所以變得“無處不在”，很大程度上與媒體對總統權力日益增長的痴迷有關——這種痴迷產生了一個不幸的後果：放大了總統權力。20世紀80至90年代，關於美國總統的即時傳記數量激增，關於“總統溝通”的書籍也一樣。電視網對總統的報導時間減少，而有線電視與有線新聞網站的報導時間則大幅增加。從歐巴馬時期開始，包括本刊在內的雜誌也開始更多地報導總統。“無處不在的總統”不僅成了一種“個性符號”，更成了“名人”——而這兩點正是煽動家崛起的先決條件。隨著關於美國總統的言論與文字越來越多，美國總統向公眾講話、為公眾寫作（如果把發推文也算作寫作的話）的次數也遠超以往，總統職位變得更加“私人化”——這不僅僅是因為“內褲話題”。斯卡科與科認為，“曝光”成了這一領域的硬通貨。歐巴馬在@POTUS（美國總統官方推特帳號）上這樣介紹自己：“父親、丈夫，美國第44任總統。”他會發推文談論米歇爾與女兒們，談論芝加哥小熊隊，但他從未發過關於“奇蹟療法”的推文。自2015年6月川普走下那部金色自動扶梯、向聚集的鏡頭揮手以來，他就一直“無處不在”。他幾乎沒表現出“總統范兒”——除非“總統范兒”的定義是由他重新制定的。他認為“有總統范兒”很愚蠢。2019年在達拉斯的一場集會上，他說：“我一直說，除了戴著帽子的誠實的亞伯·林肯，我能比歷史上任何一位總統都更有‘總統范兒’。那太難了，太難了，真的很難超越。不過，其實‘有總統范兒’很容易，你只要表現得死板一點就行。”說著，他站直身體，眨了眨眼，稍微從講台後退了一步，理了理外套，舉起手，嚴肅地說：“德克薩斯的女士們、先生們，今晚能和你們在一起，我感到非常榮幸。”他只缺一頂帽子，而媒體恰好給了他這頂“帽子”。正如傑拉爾德·福特在接替尼克松時所說，當“我們國家漫長的噩夢結束”後，歷史學家需要對川普的任期作出解釋。但類比毫無幫助。因為美國歷史上沒有任何事件能預示或解釋川普在集會上向支持者講話的方式——無論是2015至2021年他對推特的使用，還是2022年起對“真相社交”的使用。他東拉西扯、滿口髒話、避重就輕、迂迴躲閃；他籌募資金、散佈謊言；他言辭露骨、粗俗不堪；他針對政治對手，威脅要對他們提起訴訟、送進監獄，甚至處決他們。他是世界上最直言不諱的“網路噴子”，也是最危險的那一個。他夜以繼日地發帖，內容從墨西哥玉米卷碗到可能的停火協議，無所不包。而且他的情況越來越糟。在他的第二個任期內，他的發帖頻率是第一個任期的三倍。從語氣上看，幾乎他發佈的所有內容都語無倫次，即便只是簡單的支援或宣傳某項政策（比如關稅）也是如此：“這將是美國的黃金時代！會有陣痛嗎？會的，可能會（也可能不會！）。但我們將讓美國再次偉大，所有付出的代價都將是值得的。我們的國家現在正以常識運轉——結果將令人驚嘆！！！”其餘內容大多純粹是無稽之談。相當大一部分是徹頭徹尾的謊言，尤其是虛假或未經證實的指控。既然川普發佈的內容即便往最好了說也極具誤導性，他喜歡“深度偽造”內容也就不足為奇了。他曾發佈過人工智慧生成的自己的照片：有時是教皇形象，有時是絕地武士，有時是超人；還發佈過自己做各種事的視訊，從摔跤到祈禱應有盡有。（《大西洋月刊》的查理·沃澤爾認為，這已成為一種黨派審美：“共和黨正成為‘人工智慧垃圾內容黨’。”）他痴迷於陰謀論。2024年《紐約時報》對川普六個月內發佈和轉發的五千六百多條內容（在“真相社交”的怪異術語中，這些被稱為“真相帖”和“轉發真相帖”）進行了研究，發現超過三百條“既描述了針對川普或美國民眾的虛假秘密陰謀，又指出了據稱應對此負責的特定實體”，另有四百條“使用了涉及陰謀論的措辭，但未完整闡述整個陰謀論”。這一切既不符合“總統風範”，也無任何歷史先例可循。相反，它像瘟疫一樣有害。如果憲法對總統職位有更明確的規定——如果制憲者當初沒有認為總統職位（尤其相較於國會）無足輕重——川普發佈的諸多內容無疑會被認定為違憲。這與1968年尼克松亮相《笑一笑》節目、1983年里根做客《默夫·格里芬秀》、克林頓上MTV，或是歐巴馬發推談論芝加哥公牛隊有任何相似之處嗎？完全沒有。我們早已偏離了歷史的地圖。美國歷史就像一把手電筒。近來，這把手電筒的電池已經耗盡。要為這個總統任期尋找類比，只能看向其他國家的歷史。但日光下的真相又是什麼？在日光下，川普與公眾的溝通呈現出另一番景象。在日光下，不難理解為何有一部分美國人相信“醫療床”真實存在，且被富人壟斷。在鍍金時代般荒誕的21世紀，富人使用各種昂貴的藥膏、護膚品、精密設計的儀器和天價服務，讓自己活得更久、看起來更年輕；而其他人則日漸衰老、病痛纏身，最終淒慘離世——任何看過《白蓮花度假村》，或是在鄉村醫院急診室熬過一夜的人，都能從親身經歷的痛苦中明白這一點。貧困潦倒、失去雙腿的退伍軍人在街頭流浪，窮人的孩子在人手不足的診所裡等待永遠不會到來的治療；與此同時，富人在光鮮的水療中心接受護理，讓被販賣到美國、二十三人擠在一間沒水的房間裡的人給他們做臀部脫毛。這早已不是頭等艙、二等艙、三等艙的區別，甚至不是鉑金級、黃金級、鈦金級的差距。這是私人飛機、私人教練、私人廚師、“Ozempic臉”、吸脂手術、私人定製、專屬醫療服務——這一整套“玻璃洋蔥”般層層包裹的特權。今年春天，參議員伯尼·桑德斯在發佈一份關於醫療、教育、勞工和養老金的眾議院新報告時表示：“如今的美國，底層50%人口的預期壽命比頂層1%人口短7年。更糟糕的是，生活在工薪階層農村縣的美國人，預期壽命比生活在富裕社區的人短10年。”誠然，相信川普會打破富人對優質醫療和無度“健康養生”特權的壟斷，毫無道理可言。他本身就是導致這種悲慘局面的諸多力量之一。但相信“醫療床”存在，也並非完全不可理喻。確實存在一個陰謀——一個完全公開、毫無秘密可言的陰謀：剝奪中低收入美國人獲得體面醫療服務的權利。這個陰謀由國會共和黨人主導，國會民主黨人試圖反抗卻以失敗告終，甚至導致整個聯邦政府停擺，引發了更多苦難。“醫療床”不會很快進駐你附近的醫院，但類似的東西確實存在。2022年，一家名為“特斯拉生物康復”（與特斯拉汽車公司無關）的公司開始開設“醫療床中心”——這些由汽車旅館改造的場所宣稱提供“新一輪科學康復服務”，並承諾患者“在特斯拉醫療床上躺一小時，健康狀況就會有所改善”。在該公司網站上，你可以點選一個寫著“尋找醫療床？”的連結。該公司還推出了售價750美元的“抗衰老寵物床”。或許尼克松當年把女兒們心愛的斑點狗切克養了更久，久到超出所有人的認知。此刻，它或許正趴在約翰·甘迺迪身邊的狗床上，搖著尾巴呢。 (邸報)

這事又發生了。上周我們獲悉，一批共和黨活動人士與政治工作人員在一個私密群聊中分享了帶有種族主義與厭女傾向的資訊。這樣的故事以令人沮喪的規律反覆上演，變化的只是參與者的名字和內容的卑劣程度。據《Politico》記者 Jason Beeferman 與 Emily Ngo 報導，全美各地青年共和黨（Young Republicans）組織的領導人在群聊中“把黑人稱作猴子與‘西瓜人（watermelon people）’，還議論要把政治對手送進毒氣室。他們談到強姦敵人、把對手逼到自殺，並稱頌那些在他們看來支援奴隸制的共和黨人”。“watermelon people”是針對非裔美國人的貶損稱呼，源於美國長期存在的“黑人愛吃西瓜”刻板印象。南北戰爭後至重建期，許多獲自由的黑人自種自售西瓜，象徵獨立與謀生，這一現實引發部分白人社會的反彈，遂將“西瓜”武器化，用以把黑人描繪成懶惰、幼稚、不潔並進行去人化。20世紀，該母題經漫畫、廣告、明信片、家居飾品等被商品化與日常化，成為種族主義視覺與語言的一部分。今日學界與權威博物館將其明確界定為反黑人仇恨表達，僅應在引用與批判語境中出現。這類群聊在右翼圈子裡廣泛到這樣的地步：右翼媒體中最優秀的記者之一亞倫·西巴裡厄姆（Aaron Sibarium）在2023年發表過如下評論：“每當我參加面向年輕保守派的職業建議座談時，我都會告訴他們要避開那種使用‘N-word’或把‘邊緣挑釁’與真切的偏執仇恨混為一談的群聊”。好在，青年共和黨人全國聯合會連同多名共和黨作家與政客，明確譴責了這些群聊。參與其中的數人也因此丟掉了他們的政治工作。但並非所有人都感到憤慨。恰恰相反，美國副總統還為他們辯護。針對《Politico》的報導，副總統范斯貼出了弗吉尼亞州民主黨司法部長提名人傑伊·瓊斯的惡劣簡訊截圖。在那組簡訊裡，傑伊·瓊斯咒罵一位名叫托德·吉爾伯特的共和黨人去死，吉爾伯特是他在弗吉尼亞州眾議院的同事。范斯寫道“這比大學群聊裡說的任何話都更惡劣，而說這話的人可能會成為弗吉尼亞州的司法部長”。“當有權勢者公然號召政治暴力時，我拒絕附和那種作秀式的道德驚呼。”對范斯的回應不難想像，或者至少應該不難。為什麼我們不能同時譴責傑伊·瓊斯與那些青年共和黨人。無論那一方，都不配在美國政治中佔有一席之地，那為什麼不把他們全都予以譴責。此外，這根本不是什麼“大學群聊”。相反，那是青年共和黨全國聯合會體系內的年輕職員與骨幹領導的群聊。參與者多為已從大學畢業的成年人，許多人在為民選官員或黨務機構工作，另一些則正謀求在該全國組織中擔任領導職務。這個事件之所以重要，恰在於他們並非在校園裡；他們正在共和黨建制內紮根，從事的正是未來領導層通常會做的那類政治工作。還有一個更大的敘事：把這些要素放在一起看，共和黨陣營再曝種族主義醜聞，民主黨政客拋出“死亡詛咒”，而J·D·范斯選擇為不可原諒的行為開脫。你就會看到，十年的“川普主義”如何一步步扭曲了美國的靈魂。我很清楚，在唐納德·川普之前，就有腐敗貪婪的政客與政治幕僚。我也知道，美國曾經歷過比今天更為憤怒與極化的時期（並不只是在南北戰爭前後）。但我們如今被困在一種態勢中，這種態勢誘使數以百萬計的美國人去縱容自身最糟糕的衝動。首先，如果過去十年裡權勢最盛、最成功的政治人物從根本上不道德、欺騙、殘忍、並且反自由主義，這就會形成一種生態。尤其在他所領導的政黨內部，與之同類的種種劣行往往會被鼓勵，甚至得到回報。其結果，是一種“推拉”動態：它把品行良好的人從政黨裡推走，同時把新的領導者與認同那位領袖倫理的人拉進來。年復一年，這種文化趨勢自我強化。體面變得稀缺，體面的人愈發感到孤立。與此同時，噴子成群，直到激進者成為主流，而昔日的主流淪為邊緣。上周有個耐人尋味的瞬間，一張截圖在網上流傳，顯示尼克·富恩特斯、坎迪斯·歐文斯與塔克·卡爾森在 Spotify 的播客熱榜上分別位列第一、第四與第五。富恩特斯是全美最臭名昭著的白人至上主義者與反猶分子之一。歐文斯散播過反猶陰謀論與其他諸多陰謀論，包括荒誕不經的說法，聲稱法國第一夫人布麗吉特·馬克宏“本是男性”。卡爾森同樣涉獵過反猶與種族主義話語，並長期利用其巨大平台煽動種族怨恨。換言之，青年共和黨人在 Telegram 群聊裡的那些私下對話，僅僅比美國最流行播客中公開出現的語言更種族主義、更仇恨那麼一點點而已。其次，愈演愈烈的惡毒攻訐與不斷加碼的反自由主義，把選舉的利害攸關程度抬到如此之高，幾乎所有有黨派立場的美國人都過於樂意對幾乎任何“較小之惡”視而不見，只為迴避他們認為的“更大之惡”，也就是在選舉中落敗。你可以在民主黨對傑伊·瓊斯的應對中看到這種盤算。他發給一位名叫凱麗·科伊納的共和黨議員的簡訊，極度可憎，完全無法辯護。他說，如果他手裡有兩顆子彈，必須在希特勒、波爾布特與吉爾伯特之間選擇，他會把兩顆都用在吉爾伯特身上。這固然是對電視劇《辦公室》（The Office）裡一個老笑話的改編，但傑伊·瓊斯並未止於一個低俗笑話。據報導，他在與科伊納的電話交談中還表示，希望吉爾伯特的妻子親眼看著自己的一個孩子死在懷裡。在一條簡訊裡，他還指控吉爾伯特一家在“繁殖小法西斯”。傑伊·瓊斯為這些言論道過歉，說他“覺得羞愧”。我為他的道歉感到欣慰（也欣慰他知道羞恥），但我們真的希望一個表達過如此極端仇恨的人身居高位嗎。可悲的是，仍有黨派人士說“希望”。在他們看來，反對川普與共和黨太重要了，重要到不值得為一個州司法部長的席位丟掉這名候選人。畢竟，為什麼要單方面繳械呢。共和黨裡又有誰在呼籲川普為其無數殘忍與充滿仇恨的言語、遑論其充滿仇恨與殘忍的總統作為而辭職。事實上，傑羅爾德·“傑伊”·瓊斯在簡訊初次曝光時採取的，正是這種姿態。他一方面稱自己“發出過讓我後悔的簡訊”，另一方面則指責對手、現任弗吉尼亞州司法部長賈森·S·米亞雷斯（“通過由川普掌控的媒體組織拋出抹黑”，並把這場選舉描述為“弗吉尼亞究竟由川普作主，還是由弗吉尼亞人自己作主”。與之相對，一些共和黨人拒絕清理自家門戶，因為在他們看來民主黨總是更糟。周四，白宮新聞秘書卡羅琳·萊維特對福克斯新聞表示，“民主黨的主要基本盤由哈馬斯恐怖分子、非法移民與暴力罪犯組成”。在 X 平台上，有影響力的右翼評論員馬特·沃爾什寫道，“你們有些人在談一個群聊，而另一邊已經殺死了足以填滿一千座橄欖球場的嬰兒。”如果這就是他們扭曲的道德計量法，那麼在與左派進行政治與文化交鋒時，右翼內部還有任何他們願意堅守的道德底線嗎。我們還可以在美國年輕一代的激進化中看到這個時代的果實。Z 世代中更年輕的成員對“川普之前”的政治毫無記憶，即便是最年長的 Z 世代，也是在川普時代度過了其成年早期的大部分時光。這還用奇怪嗎。對那一代人來說，他們在1月6日國會山騷亂、2020年的街頭騷亂，以及社交媒體上無休無止的惡毒言論中長大，相較年長的美國人，更可能對政治暴力報以容忍。他們沒有別的範本。他們並不知道，政治雖從不完美，卻本可以比如今體面得多。年年歲歲，更多美國人正在這個可怕的時期邁入政治成年。等到川普在 2029 年離任時，他將大約主導美國政治達 14 年之久，自他宣佈第一次參選並在共和黨初選民調中躍居榜首之後的那幾周算起。這意味著，長達十四年的政治把“存亡攸關”的感受一路推高。這也意味著，十四年的政治把最優秀的人推離公共生活。還意味著，十四年裡，川普被樹為這個時代最成功政治家的樣板。到了那時，還會剩下什麼？過去這一周的故事，正是過去一年的故事，也是這十年的故事。若把你的政治對手視作終極之惡，那麼政治所剩的道德就只剩“勝利即正義”，而唯一真正的罪，便是失敗之罪。 (一半杯)

向技術官僚制致敬（All Hail the Technocracy）一小撮掌握資訊生態的億萬富豪，選擇與世界上最具影響力、最令人生畏的政治權力結盟。歷史上從未出現過這樣的結合。距離唐納德·川普重返白宮，差不多一年了。許多事情都變了。玫瑰被鋪成硬地。橢圓形辦公室貼滿了金光。國民警衛隊湧入華盛頓特區。總統還威脅要用同樣的方式對待其他城市。加密貨幣如今在這個國家稱王。尤其若你是川普或他的兒子之一，你就能從幾乎是你所能想像的最腐敗的金融把戲中，攫取數以百萬計的美元。查理·科克（Charlie Kirk）的遇害，再次把政治暴力推到了台前，而且比以往更具毒性。你能感覺到民主在短路。每當官方帳號貼出一張 AI 生成的“edgelord邊緣人”（指極端、挑釁等風格）梗圖，電路就打個火花。2025 年最顯眼、也最具影響的一大變化，是科技行業擁抱川普。行業精英紛紛列隊，以越來越怪誕的屈服表演來示忠。矽谷到底怎麼了？為一探究竟，《連線》（WIRED）特約主筆史蒂文·列維（Steven Levy）去了舊金山。20 世紀 80 年代初，他正是在那裡愛上了那些反主流文化的技術叛逆者。如今的問題是：安撫川普，究竟只是一次赤裸裸的“生意經”，還是意味著一種更黑暗的意識形態轉向？在《連線》，我們曾把自己視為一個似乎能超越政治的行業的記錄者，甚至擁護者。然而今年，我們清晰表態：我們對美國的威權轉向，以及科技行業在川普行動中的共謀，深感憂慮。而且我們承諾會持續追蹤報導。我們還決定走上街頭：如果你住在舊金山、洛杉磯、奧斯汀、紐約或華盛頓特區，你也許會在一幅牆繪、一個數字廣告牌，或一張糨糊海報上看到本期的封面。我們希望你也能看到我們所見——在數月報導中，圍繞DOGE效率部與 ICE（指美國移民與海關執法局）以及一切相關議題。科技領袖得到了他們想要的——與一位“准國王”同桌的席位，以及就管束其業務的規則討價還價的機會。但別忘了：他們可能拿去豪賭的，是你的未來。I Thought I Knew Silicon Valley. I Was WrongBy Steven Levy2025年9月22日我以為我瞭解矽谷。我錯了科技業在把川普送進白宮時如願以償。一年後，這更像一紙自殺契約。數十年來，馬克·萊姆利（Mark Lemley）的智慧財產權律師生涯一直井井有條。他是史丹佛大學教授，做過亞馬遜、Google和臉書Meta的顧問。“我一直喜歡我所從事的領域基本不涉政治，”萊姆利對我說。而且，他的民主黨價值觀也與雇他的公司高度契合。但今年一月，萊姆利做了個激烈的決定。他在領英上寫道：“我一直在糾結該如何回應馬克·祖克柏和臉書的墮落——滑向有毒的男性氣質與新納粹的瘋狂。我已把Meta從客戶名單上開除了。”這就是 2025 年的矽谷。41 歲的祖克柏變成了一個“讓美國再次偉大”（MAGA）友好的綜合格鬥迷，不太在乎平台上的仇恨言論，抱怨企業界不夠“男人味”。他停止事實核查，開始常去海湖莊園串門。也不只他。整整一批億萬富豪看起來把公司前途置於社會福祉之上。七月我在史丹佛他的辦公室見到萊姆利時，他穿著一件夏威夷襯衫，一副度假前的樣子。自從“開除”Meta 的半年來，跟他同調的權勢人物屈指可數。私下裡，他們對他說，加油！公開場合裡，人就“消失”了。萊姆利甚至想過，如果反川普派的處境變糟，他自己要怎麼“消失”。“我聊過的每個人都有潛在的退路，”他說，“我能不能在這個或那個國家拿到公民身份？”這本該是科技業的好時代，人工智慧大爆發正加速一切。但陰影籠罩著矽谷。這個群體整體仍偏左。可除少數例外，其領袖們在面對唐納德·川普時，要麼保持沉默，要麼主動向政府示好。其中一個難以抹去的畫面出自川普的第二次就職典禮：一批科技精英，在乖乖捐出數百萬美元支票後，佔據了前排座位。“商界人人都擔心報復，因為這屆政府愛記仇，”風險投資人戴維·霍尼克（David Hornik）說。他是少有的敢於公開抵抗的聲音。於是矽谷精英開始跟一屆反覆無常的政府跳起危險的“貼身舞”——正如矽谷傳奇風投邁克爾·莫里茨（Michael Moritz）對我所說，“他們竭力避免被捲進一種‘保護費’勾當。”問問蒂姆·庫克就知道了。五月，蘋果CEO放棄了跟隨總統出訪中東的 8,000 英里行程。川普注意到了。在卡達，總統說他跟庫克有個“小問題”，第二天就威脅要對 iPhone 加征 25% 關稅。不出意外，這個夏天當我給矽谷一眾高管提供“吐槽窗口”時，應者寥寥。休假似乎格外漫長。日程表排得滿滿噹噹——未來三周、四周、六周……你說你的截稿日期是那天來著？有位以“跟記者滔滔不絕”著稱的 CEO 告訴我，他正試圖在政治上“斷網減壓”。“不過你要聊 AI 或 AI agents，隨時找我！”他說。過去，當科技領袖偏離他們的崇高價值時，員工會把他們拉回正軌。Google員工曾迫使高管為多元化發聲，避免接軍事合同。潛台詞是，這些激進者隨時能在別處找到工作。後來馬斯克出場。他把 X 裁掉了 80% 員工，應用卻沒崩。整個行業裡，多元化項目在減少，軍事合同在增加。2024 年四月，Google CEO皮查伊給員工的內部信裡說，不要“把公司當作個人平台，或者圍繞破壞性議題內鬥、爭論政治”。在 Meta，言論自由也不再吃香。一位員工說，氛圍像回到了 1990 年代：“上班不帶政治。你也許不喜歡老闆，但你把活幹了，領工資。”他說，“現在祝你好運，找一家不是這樣的公司吧。”矽谷怎麼了？為什麼那些愛安·蘭德（Ayn Rand）的科技英雄會變成唐納德·川普的“舔靴者”？怎麼會有一位被稱為最聰明的風投，在網上發佈宣言，向“信任與安全（trust and safety）”“科技倫理（tech ethics）”“社會責任（social responsibility）”宣戰？傑夫·貝索斯當初說為公共利益買了《華盛頓郵報》，那又為何在 2024 年大選前夕，撤掉對卡瑪拉·哈里斯的社論背書，把評論版面改成談“個人自由與自由市場”？再說庫克，掌管一家市值 3.4 兆美元的公司，最有效的政治策略竟是走進橢圓形辦公室，鄭重其事地獻上一個金光閃閃的玻璃小擺件？這可是蘋果！站在川普面前開箱公司近半個世紀以來最可疑、最卑躬屈膝的“產品”，庫克——這個和火星人比和 MAGA 更像同類的人——心裡在想什麼？如果是賈伯斯會怎樣？我的猜測是：他會讓團隊寄去一個鍍金 iPod。到付。自從賈伯斯開始賣第一批流線型的Apple II，數字科技就被吹捧為美國的驕傲與未來。它用一種極客的方式向權力說真話。可如今，史丹佛“科學與技術的社會倫理”教授羅伯·賴希（Rob Reich）說，“一小撮掌握資訊生態的億萬富豪，選擇與世界上最具影響力、最令人生畏的政治權力結盟。歷史上從未出現過這樣的結合。”某種變態的意義上，這對我算是好消息——我報導的就是這個生態和它的寡頭們，能見證歷史多好啊？可在其他一切意義上，這都令人不安。顯而易見，我的故事跟著行業變了。但讓我吃驚的是：那些我長期追蹤的“遠見者”，為何會如此迅速而堅定地倒向川普？這個人與數字革命的平等衝動格格不入。我怎麼會看走眼？我重訪了熟悉的地盤——在這個時代，它突然變得陌生——想弄清楚。網友梗圖，在查理·科克的追悼會上，川普和馬斯克交談握手我人生的前 30 年，從未碰過電腦。那時候的電腦大多是我見都沒見過的機房裡的大型機，在我心目中它們是去人性的象徵。我把它們與越南戰爭機器、與企業生活的單調劃上等號。一切在 1980 年代初改變了，我接了《滾石》雜誌的一個選題，去寫駭客。令我驚喜的是，新興的PC 行業竟是 1960 年代末政治和文化激進主義的“極客接班人”。最早的一些電腦創業公司出自自制電腦俱樂部（Homebrew Computer Club），其組織者是一名反戰活動家。俱樂部的主持人曾領導伯克利言論自由運動（Free Speech Movement）的技術小組。連比爾·蓋茲起步時都多少算個“抽大麻的叛逆者”；他的搭檔保羅·艾倫（Paul Allen）是個音樂痴，愛吉米·亨德里克斯。Apple 聯合創始人史蒂夫·賈伯斯和史蒂夫·沃茲尼亞克也剛剛從蓬頭垢面的日子走出來——他們那會兒賣“藍盒子”（blue boxes），讓人打非法電話。 “去他的電話公司！”（Screw the Phone Company!）就連風險投資家也像是在共振一場革命——就好像“氣像人”（Weathermen）把做炸彈改成了做 IPO（首次公開募股，IPO）路演。[譯註：Weathermen，即“天氣地下組織”，1960–70 年代美國激進左翼組織]我開始愛上矽谷。我遇到的巫師們用旨在提升眾人之力的工具改變世界——讓普通人也能擁有專家的能力。電子表格被當作商業工具出售，但它最終成了反建制的武器，因為任何人用一台廉價 PC 就能挑戰高管辦公室的計算。當前超覺靜坐的教師米奇·卡波爾（Mitch Kapor）創辦蓮花軟體（Lotus），在 1980 年代普及了電子表格。他告訴他的財務負責人，他把人看得比利潤更重要，他要投資於員工。“我以為他會拒絕，”卡波爾說。幸好，對方說了“好”。在著名的 Mac “1984”廣告裡，一位女運動員把鐵錘擲向“老大哥”的巨幕——她要粉碎權威。我在《滾石》關於 Macintosh 的報導標題說得很明白：“神童對陣達斯·維德。”（指 IBM，哈哈。）這是一場正義之戰！當然，矽谷從來不只是鮮花與迷幻。“那怕它愛自我陶醉於反主流文化的根系，賺錢與積累權力始終才是主流，”卡波爾說。而且，矽谷的政治一直容納著強烈的自由意志主義。但就連風投們也似乎在“革命感”中共振——彷彿“氣像人”改行去做 IPO 路演。網際網路如雷霆般降臨後，意識形態的配樂就震耳欲聾了。1996 年，朋友約翰·佩裡·巴洛（John Perry Barlow）在著名的《賽博空間獨立宣言》裡宣稱，網際網路超越了地面法律與邊界。“你們關於財產、表達、身份、移動與情境的法律概念，不適用於我們，”他寫道。天吶，我們把多少希望寄託給網際網路。初見時，拉里·佩奇與謝爾蓋·布林是一雙睜著大眼的理想主義者。傑夫·貝索斯像個哥們，興奮地指給我看亞馬遜員工（包括他自己）怎麼把木門改成辦公桌，而不是用昂貴的辦公台。我和祖克柏第一次聊完，他就回了那個沒家具的小公寓。然後，網際網路巨頭們把公司做大，開始按自己的概念去規定“表達、身份與情境”。那些曾經謙遜的領導者拿到了難以想像的回報。如今他們恨不得把財富炫個夠——多處豪宅、遊艇、私人飛機。七月一個典型的晴朗日子，我去帕洛阿爾托，坐在智庫Joint Venture Silicon Valley 的負責人拉塞爾·漢考克（Russell Hancock）家客廳裡聊。他在 2000 年科技股崩盤時買下了這套房；現在在“帕裡”（Palo Alto 的暱稱）沒有“近乎代際財富”，連破屋都買不起。佩奇和祖克柏不滿足於一處宅邸，他們把周邊房產一一收羅，把曾經田園詩般的街區變成了“超級反派大本營”。“那些混得風生水起的人，過得確實很爽，”漢考克說。對矽谷其他人來說，貧富差距越發嚴酷、荒誕。1980 年蘋果上市時，賈伯斯的淨資產沖上了幾乎聞所未聞的一億美元。現在據稱祖克柏給一年的 AI 研究員開出同樣的價碼。漢考克提起“基尼係數”，這是世界銀行圈子愛用的不平等衡量指標。他說，從 1990 年代以來，“我們從 30 漲到了 83。那就是爆發法國大革命的條件。”另一場巨變也在展開。長期以來，前克林頓政府幕僚、曾為 Airbnb 和 OpenAI 工作的克里斯·萊恩（Chris Lehane）說，軟體“幾乎像第四維”。科技領袖可以安居西海岸，遠離政治。但後來，軟體產品開始擊穿整個行業。“這些產品以計程車、短租、外賣的形式實體化，”萊恩說，“它們開始撞上現有的政治系統、信念與法律。”有人因此喪命。老牌、受人喜愛的行業倒下。本地政客怒了。為了“玩轉系統”，矽谷跳進了沼澤地（華盛頓）。正如現任政府的一位技術官員對我說，“矽谷現在意識到，不能再無視政治了，因為政治不會無視你。”公眾自然對自己停不下來的那些App產生了懷疑。到 2010 年代中期，人們開始攻擊那些接送科技員工往返舊金山、山景城和門洛帕克的班車；而這些員工在公司裡喝免費拿鐵、做午間按摩，聊左翼話題。也許 PC 和網際網路時代的巫師們太成功了。“我們做過了頭，”最初的Macintosh 傳奇程式設計師安迪·赫茨菲爾德（Andy Hertzfeld）說。“我們太理想主義了，覺得每個人都該用電腦，還要把它們做得可愛、好玩。”結果，他哀嘆，是一個被手機綁架的青少年反烏托邦，甚至連“家庭作業論文”都死掉了。本質上，大型科技公司成了“電話公司”——惹人厭的大怪物，為了搾取更多利潤而不斷“糞坑化”（enshittify）自家產品。你甚至打不通人工客服。2024 年一項針對矽谷居民的調查顯示，四分之三的人認為科技公司權力過大；將近同樣多的人認為它們迷失了道德羅盤。因此，甚至早在川普 2017 年入主白宮之前，我就發現自己故事裡的敘事變了。以前我寫“大衛戰歌利亞”。後來我寫的是“伊卡洛斯的神話”。我一遍遍在科技精英身上看到“飛得太近太陽”的傲慢。也正是它把他們帶去了唐納德·川普那裡。歷史或許會把約瑟夫·R·拜登記成他在最後一場總統辯論裡的那個踉蹌身影。但在矽谷，出人意料地廣泛的人群把他視為仇視進步的獨裁者。他們對“拜登大叔”的反感強度讓我吃驚。前白宮發言人萊恩說，這屆政府及其機構既不理解科技，也不太關心它，“除了想辦法阻止技術被發展”。拜登時代的“頭號反派”包括聯邦貿易委員會（FTC）主席莉娜·可汗（Lina Khan）與司法部反壟斷負責人喬納森·坎特（Jonathan Kanter）。他們有條不紊地對Google、亞馬遜、蘋果和 Meta 發起訴訟。可汗甚至封堵了相當溫和的併購，威脅到整個依賴“被併購退出”的初創生態。拜登的人也有看似合理的辯護——這些公司確實像壟斷。而且看看設計公司 Figma，被可汗領導的 FTC 審視與Adobe 合併案後，過了兩年便迎來漂亮的 IPO。但拜登最大且本可避免的錯誤之一，也許是 2021 年的電動車製造商活動沒邀請馬斯克。原因似乎是為了取悅全美汽車工人聯合會（UAW），儘管白宮後來稱是電動車條款之爭讓他錯過了席位。即便是為數不多公開反對川普的億萬富豪里德·霍夫曼（Reid Hoffman）也覺得離譜。“你辦電動車峰會，理應邀請電動車領軍者！”他說。“這也是馬斯克走向激進的一部分。”不論是不是“表面敘事”，結果是馬斯克——此前也給民主黨候選人捐過款——徹底倒向 MAGA。還有其他解釋：新冠期間的激進化（加州工廠被停工）；被 Twitter（現 X）與一眾馬屁帖“帶偏”；或者他本就“有點瘋”。無論如何，他開始在 X 上大力推右派內容（尤其是他自己的帖），高調支援川普，當然還為川普競選捐了將近 3 億美元。過去“如果你是共和黨，或者反稅收，你得躲起來”，Flexport CEO 瑞安·彼得森（Ryan Petersen）說，“馬斯克讓大家覺得這樣是安全的。”在很多科技精英眼裡，拜登的另一個失誤是他的政府對“加密貨幣”的敵意。我採訪的一位加密龍頭高管說，麻煩始於民主黨最大金主之一、加密億萬富翁山姆·班克曼-弗里德（Samuel Bankman-Fried）被揭穿為巨騙。“對民主黨來說，這是巨大醜聞，”他說。“你被羞辱時怎麼辦？你就過度反應。”在醜聞前，行業還能圍繞監管開展建設性討論。但SBF事件固化了證監會主席加里·根斯勒（Gary Gensler）的強硬路線。（根斯勒婉拒採訪，但對我說“繼續在《連線》幹得漂亮！”）加密圈也把鍋甩給參議員伊麗莎白·華倫，她被視為根斯勒的支持者。加密行業向川普競選注入了數億美元。“我們一直只關心什麼對 crypto 有利，”Coinbase總法律顧問、前聯邦法官保羅·格里沃（Paul Grewal）說。到 2024 年仲夏，曾稱加密貨幣是騙局的川普登上比特幣大會，承諾開除根斯勒，讓美國成為“地球上的加密之都”。連拜登的 AI 政策也成了“激進化”的觸發器。關鍵人物們起初似乎樂於就監管展開辯論。但當 AI 變得炙手可熱，這些公司需要巨額基礎設施投資——以及更少的約束。猜猜誰準備好“兌現承諾”。“就他作為人或願景者而言，沒人是川普的鐵粉，”彼得·萊登（Peter Leyden，前《連線》編輯）說，他正在寫《大躍遷》。“但 AI 來了，開打了。他們就決定，‘管它呢，咱們把樹拴在這個瘋狂的川普上。’”風投馬可·安德森（Marc Andreessen）在播客裡憤怒抨擊拜登的反壟斷、AI 與多元化政策，還對拜登不肯見他本人表示憤懣。在他看來，拜登——以及公眾——沒有履行他所說的“那筆交易”。他在接受《紐約時報》專欄作家羅斯·杜薩特（Ross Douthat）採訪時這樣描述：一位創業者創辦公司，賺了很多錢，世界因新技術受益。“然後你的訃告會寫你多麼了不起——商業生涯與慈善生涯皆然。順便說你是民主黨人，支援同性戀權利，支援墮胎，支援當時流行且合宜的一切社會事業……‘這就是那筆交易。’”拜登膽敢挑戰科技行業，動了大佬們的商業計畫。更糟的是，他傷了他們的“玻璃心”。“你很難誇大他們有多被冒犯，”尼克·克萊格（Nick Clegg）說，他一直擔任 Meta 全球事務總裁直到今年早些時候。2024 年 7 月，安德森與合夥人本·霍洛維茨（Ben Horowitz）宣佈把錢捐給川普。安德森的一些抱怨確實誇張——顯然不是所有年輕員工都偏馬克思，但他並非唯一對多元化項目與“政治正確”怒氣衝衝的人。整個矽谷，甚至溫和左派，都覺得“這玩意兒過頭了”，萊登說。Founders Fund的風投、Anduril 聯合創始人特雷·斯蒂芬斯（Trae Stephens）也見多了。“我那些民主黨的朋友並沒轉投共和黨，”他說，“他們只是對民主黨很累。”OpenAI CEO 薩姆·阿爾特曼（Sam Altman）一直“站左派”。今年早些時候他在社交媒體上說，自己在政治上“無家可歸”。不過他似乎常跟川普在一起。還有祖克柏。川普第一任期時我常採訪他，我相信他真心同情移民。我記不得他什麼時候說過川普一句好話。大概在過去一年裡，他開始說好話了。去年夏天川普在競選現場躲過一顆子彈，舉拳致意，祖克柏叫他“badass”（狠角色）。然後他去上喬·羅根（Joe Rogan）的播客，抱怨企業不夠“男人味”；去海湖莊園，據傳把公司曾經對有害內容與錯誤資訊的“審查”都怪到前 COO 雪莉·桑德伯格（Sheryl Sandberg）頭上，她是多元化的擁護者（他後來否認曾這樣說）。如今，祖克柏也不怎麼談移民了。他和妻子普麗希拉曾資助在東帕洛阿爾托（低收入飛地）辦學。那所學校要關了。“一句話，我眼中的扎克是個政治變色龍，他的首要目標是公司的生存與繁榮，”一位 Meta 高管對我說。“川普太講交易了。你要麼和他對著幹然後被整，要麼試著合作，拿回你想要的一部分。”對科技權貴而言，川普的“以牙還牙”不是缺陷，是特性。“這幫人覺得川普很熟悉，”克萊格說。“你去了海湖莊園，他就說，‘來做個交易吧。’這種魅力對矽谷科技兄弟極具毒性。”拜登真的那麼糟嗎？那些在白宮或國會任職的民主黨人對我說，他們只是讓一個越界的行業承擔責任——為它自身好。“我不覺得我們在政策上搞砸了，”曾任拜登“科技與競爭事務特別助理”的吳修銘（Tim Wu）說。“我們的目標是讓科技行業在被迫持續創新中保持健康。”然而策略似乎沒奏效。2025 年最初幾個月，川普政府解除了一系列讓科技行業不爽的監管。《美國 AI 行動計畫》瞄準的是確立美國主導。再見了，監管！加密圈不僅等到了仇視的 SEC 主席根斯勒的離任，還等到了給行業正名的法案。川普任命的官員最近還推翻了司法部反壟斷司的意見，放行了一起大型科技併購。當然，川普的關稅給企業帶來大麻煩。但跪著走路，似乎也能跑得挺順。比如 Nvidia 的黃仁勳。外界原以為政府會對對華售芯採取強硬路線。黃全力遊說，從海湖莊園到沙烏地阿拉伯。他承諾在美國投資 5,000 億美元。他在國會作證時痛批拜登。等他忙完，川普稱他為朋友，放鬆了對其晶片的出口管制。七月川普在 AI 峰會上發言時，黃在台下慶祝——而且很懂事地沒搶功。輪到他上台，他開門見山：“美國擁有其他國家不可能擁有的獨特優勢，那就是川普總統。”不久之後，黃得知政府要從對華銷售的總營收裡“提成”15%。沒多久，川普又從 Intel 那兒拿了 10%。看來“美國的獨特優勢”也會毫不留情地從那些在他面前自我貶低的人身上攫取權力。長久看，這些被迷惑的 CEO 也許會明白，這不是什麼現實政治。這是一紙自殺契約。布萊德利·塔斯克（Bradley Tusk）是給科技公司做政治諮詢的人。Uber 和 FanDuel 在改寫行業規則時都用過他的服務，他見慣了政治廝殺。在他看來，川普的手法就是“政府版”的“快速行動、打破常規”。我們聊到美國科技“例外論”的要素——獨立的市場與制度、言論自由、智慧財產權保護、強大學術機構、像樣的移民政策。然後他的聲音冷了下來：“川普在每一件事上都在做相反的事，”他說。“他完全可能摧毀美國經濟獨特與成功的一切基礎。”先說移民。也許沒有那個群體像播客All In的“四位話癆投資兄弟（besties）”那樣，搭上了川普的順風車。四人中有三人出生海外。選舉季裡，兩位“死黨”——風投查馬斯·帕裡哈皮蒂亞（Chamath Palihapitiya）與戴維·薩克斯（David Sacks）——在薩克斯家辦了募款宴，門票高達 30 萬美元。不久，川普就上了他們的播客。（薩克斯現在是川普的 AI 與加密事務主管。）有些問題軟得像枕頭，比如“我一直不明白為什麼（邊境）牆會有爭議”。可即便是他們也支援不了他的移民政策。川普難道不知道，科技世界靠外籍天才繁榮嗎？令他們驚訝的是，他不僅贊同，還承諾在他的政府中，任何獲得學位的外國學生都能拿到綠卡。幾位“死黨”喜不自勝。這簡直好得難以置信。幾小時後，MAGA 基本盤大怒，川普競選團隊發佈聲明，否定了他剛說過的話。如今他重返白宮，他和副總統在姿態上繼續“兩面人”：在科技場合保證他們“想要最優秀的外國學生”，同時又讓企業更難僱用和留住這類人才。他一度甚至試圖阻止任何外國人就讀美國最古老的大學。這事雖未成行，但今年夏天，國土安全部提出新規，將外國學生簽證限製為 4 年——拿不到博士，很多人連本科學位都來不及。海外來美學生數量直線下滑。“我們確實看到了寒蟬效應，”Y Combinator 管理合夥人哈吉·塔格（Harj Taggar）說。雖然 YC 的國際創始人目前還能順利入境，但持學生簽證的申請者更不願意離校來參加項目。越來越多的海外學生考慮去倫敦工作或創業。“他們覺得在美國可能不那麼安全了，”他說。“這讓我很難過。”我可以再給塔格幾個難過的理由：比如科學與研究經費的大幅取消。再見了，下一代工程師與電腦科學家。“打著懲罰‘覺醒主義’的旗號，我們會親手毀掉過去 50 年創造經濟增長的創新引擎，”風投霍尼克說。還有川普“索取恩惠、挑選寵臣”的累積效應——買 Intel 的股份，從 Nvidia 營收裡分成。在腐敗橫行的國家，贏家不是憑實力選出來的，而是由阿諛者與強人點名。這類國家註定是二流、三流。選前做客喬·羅根播客時，祖克柏自己也這麼說過：“至少美國有法治。”他說，“在一些國家，如果政府決定要對付你，你不一定能按規則獲得公平的辯護。”猜怎麼著——我們現在就像那些國家了！聰明如祖克柏，恐怕已明白這一點，但他如今被鎖在“川普國”，在一場現實版的《風險》（Risk）裡被人“吃乾抹淨”。我採訪的很多人是溫和自由派。他們意志消沉，跟他們聊天也消磨我的心氣。我一遍遍問：有什麼能迫使這個行業直面自己黯淡的長期前景？他們的答案含糊其辭。中期選舉？經濟崩盤？一位矽谷人士說：“也許只需要 10 位共和黨參議員發現自己居然還有脊樑骨。”或者，我補一句，10 位大公司 CEO。他們能把膝蓋伸直，那怕只是在某種程度上喚回點矽谷的靈魂。至少不要繼續把它撕碎。在此期間，也別再讓政府那麼輕鬆地引入一個 AI 驅動的監控國家。也許這就是我當年最誤判矽谷的地方。我寫的那些“大衛”們，曾經看上去無畏、充滿激情，去挑戰可能性的邊界，駕馭晶片與網路的力量。我把這誤當成了“品格”。如今，正如莫里茨對我說的那樣，他們相信向川普的“保護費”低頭是在保護股東。但科技巨頭完全有能力為行業的長期可持續性而挺身而出。也為民主而挺身而出。到目前為止，他們做的是恰恰相反。“我認為他們做了一筆壞交易，”吳修銘說。“凡是以為能跟川普做‘交易’的人，最終都會被燒到——輕則名聲盡毀，重則鋃鐺入獄。”很可能並不會有清算。科技領袖，像所有富人一樣，總可以在一個正在衰落的國家之外為自己找替代方案。里德·霍夫曼有他的“應急計畫”。這篇報導的另一位消息人士順嘴說，他正在申請葡萄牙國籍。好地方。但我很難想像自己還是個年輕記者，在里斯本的街頭，能找到我當年在加州發現的那種興奮與希望。我更難想像今天的一個年輕記者，能在這個行業裡找到那種精神。此時我在矽谷的感覺，正如薩姆·阿爾特曼對其政治狀態的描述：無家可歸。 (不懂經)

美國轉折點組織創始人保守主義青年領袖查理.柯克遭暗殺之後，在美國俄亥俄州奧伯林學院留學的一個中國女學生——朱莉婭.徐，因為發表極端言論震驚了全美。朱莉婭.徐發佈視頻中說：“我們需要恢復政治暗殺，我不覺得有什麼不對，我不認為每個人都應該有言論自由的權利，應該讓某些人害怕在公共場合表達自己觀點。”她引述革命領袖的話說：“人民應該享有言論自由，但是反動派不應該有言論自由。”隨後在她發布的自拍短片中表示，在柯克被槍殺身亡的第2天，老師就在課堂上開放5分鐘，讓學生們討論對這一事件的看法。自稱她是課堂上唯一舉手發言的人，且她當時就表示，自己“向來認為應該恢復政治暗殺”，而她對於政治暗殺“並不感到難過”，也“不覺得有什麼不對”。她也表示，課堂上她的觀點得到在場同學的肯定。她這令人震驚的表態，遭到美國英語社會強烈反彈。美國前紐約市長朱利安尼發推說，他已經就此事向奧伯林學院學院舉報。有英語世界自媒體第一人之稱，數千萬粉絲的前FOX著名主持人塔克，在X上就此發出問詢調查。保守派媒體「正確角度新聞網」（Right Angle News Network）於X平台帳號於16日上午首度轉發，24小時內瀏覽次數突破330萬。遭到美國社會強烈批評後，徐學生把她所有社群媒體帳號，包括X、臉書與Instagram均已刪除或轉為非公開。徐學生接受《紐約郵報》（New York Post）採訪說：“我其實並不提倡政治暗殺，我在課堂上的發言也沒有獲得教授或其他同學贊同，我在社交媒體發言暗指在課堂上獲得認可，是不對的。”在美國中國留學生很少參與美國左右政治之中，發表如此極端主張極為罕見。因此她的言論引起英語與華語社會的震驚！觀點如下：1.茱莉亞.徐學生對於查理柯克遇刺事件的這番言語，已經超越了左派正常政治立場。這是法西斯極權主義從肉體上消滅對手的暴力主張，即使在白左猖獗的西方社會也屬罕見。這是與恐怖主義一脈相承的法西斯主義魔女的面目。2、茱莉亞.徐學生進入奧伯林學院之前，在美國貴族寄宿高中畢業。她現在是奧伯林學院三年級學生，雙修政治法律和國際關係專業，因為奧伯林學院一年的費用要9萬美元（合人民幣60多萬元）。奧伯林學院原是兩位牧師於1883年成立的旨在傳播基督教價值觀的音樂學院。在國內非富即貴家庭的父母把她送到美國教會傳統的貴族學校學習，一定希望她受到西方文明良好的教育。作為父母看到她今天冷血殘忍一幕，是否腸子都悔青了。即使在國內學校，大概也不會把她培養成今天冷酷嗜血的人性。3.有媒體及網友查看茱莉亞.徐學生的社交帳號，她的極端政治主張不限於此。近幾年她支援哈馬斯主義，並參加校園聲援哈馬斯抗議活動、支援奧巴馬的DEI運動、以及LGBT白左極端主張。可見她在查理.柯克遇害事件的言語，並非頭腦一熱脫口而出的。遭到社會強烈批評後，她又說謊言語前後矛盾，可見白左那一套爐火純青。4.有著基督教悠久傳統的奧伯林學院這樣的大學，能把來自中國對政治不熱衷的群體，一個文靜的女大學生，教育成剝奪別人自由甚至生命的法西斯魔女，可想而知在美國大學校園白左思想氾濫的程度。 （嘉慶才道）

2025年9月10日，美國猶他州猶他谷大學的舞台，這原本是一場普通的校園演講。美國右翼政治活動家，31歲的查理·柯克，川普忠實擁躉小迷弟、保守派明星人物，當著萬名學生的面被一槍爆頭頸部，幾小時後宣告不治。最諷刺的是什麼？柯克當時正在回答觀眾提問：“美國槍支暴力有多嚴重？”幾秒鐘後，槍聲替他做出了搶答。東道主猶他州長考克斯毫不掩飾的說：“這是一起政治暗殺。”一時間，美國政壇炸鍋。川普發文稱柯克是傳奇，並下令全國降半旗，以哀悼他的盟友。但社交媒體上，這場槍殺案的各種視訊片段正在瘋狂傳播，狙擊手非常專業，一槍擊中頸部，觀眾尖叫逃竄，血泊裡的柯克讓人不忍直視。是不是感覺像是拍電影？是的。美國社會每天都在上演電視劇情。意外嗎？在今天的美國，恐怕不意外。政治舞台早已變成血腥劇場！過去幾年，美國的政治暴力事件幾乎可以排成劇集清單：2024年7月，川普在賓夕法尼亞州的競選集會上遭遇槍擊，耳朵受傷；2025年春，民主黨籍的州長夏皮羅的家被暴徒縱火；2025年6月16日，美國明尼蘇達州2名州議員及其配偶遭槍擊，2死2傷。2022年10月28日，佩洛西丈夫被鐵錘擊碎頭骨。紅的中槍，藍的也中槍。左的倒下，右的也倒下。美國政治遊戲規則不再是辯論，而是子彈與防彈衣的對決。美國自得其樂的民主燈塔，活脫脫演成了血腥劇集，只是演員們是真的會死。槍只不過是情緒的出口，仇恨才是真正的火藥！美國一直討論控制槍支的話題，但是美國社會問題的根源從來不是槍支多，而是仇恨外溢。兩黨政客煽動分裂，媒體推波助瀾，普通人生活壓力堆積，結果就是槍擊案頻發，不知道誰家的子彈，都可能隨時尋找目標。2024年2月，川普告訴全國步槍協會(NRA)的數千名成員，如果他重返白宮，“沒有人能動你的槍”。他還吹噓，在他擔任總統期間“沒有採取任何措施”控制槍支。最諷刺的是，柯克是川普的擁躉，他在遇襲時，正回答“美國槍枝暴力有多嚴重”。他還沒解釋完，子彈直接幫他現場“演示”了答案。這就像一個消防員在講防火安全，背後房子已經燒成火海。猶他州長考克斯哀嘆：“我不關心他的政治立場，我只關心他是美國人。”這句話聽起來很感人，但現實是，什麼是美國人？美國只不過是全世界移民的拼裝國家而已，不存在統一特徵的美國人。如果說有，那就是幾百年前的印第安人。正因為是拼裝社會，美國社會不同群體之間才會把異己視作敵人，所謂美國人的共同身份從來不存在，將來更不會有。川普把柯克塑造成烈士，降半旗的同時，他強調“這是美國政治暴力升級的警訊”。他說的美國，但是這更像是新一輪政治動員的開場鑼聲。柯克的屍體，或許很快就會成為新的競選素材。讓美國再次強大？還是讓美國血祭？柯克的演講原本是美國復興之旅的第一站。目標是讓年輕人重新熱愛美國。現實給他安排的，是血染的風采。所謂美國復興，只剩新聞標題裡的淒涼。美國即將迎來建國250周年。按理說，這是美國的榮耀時刻。可看看眼前：國旗一次次降半旗，政客一次次哀悼，槍擊案一次次刷屏。這種循環，難免讓人懷疑，美國還能靠什麼撐起民主幻象？美國正在經歷自1970年代以來最嚴重的政治暴力時期。2021年1月6日川普支持者襲擊美國國會大廈以來，已經有超過300起出於政治動機的暴力行為。柯克之死，並非孤立事件，而是美國社會走到今天的必然結果。槍只是執行者，真正扣動扳機的，是仇恨與分裂。美國不缺子彈，不缺憤怒，不缺政治明星的演講。美國的政治暗殺，不只是悲劇，更是一場諷刺。它告訴世界，所謂的民主自由，可能只是一場真人秀。中國人正在用論文譜寫大國崛起，美國社會正在用子彈撰寫美國故事！ (中俄知略)

分析人士指出，柯克的意外去世，不僅是個人悲劇，更被視為美國政治極化和暴力蔓延的象徵。據新華社消息，當地時間9月10日，美國知名保守派活動人士、總統川普的政治盟友查理·柯克在猶他州奧勒姆市的猶他山谷大學演講時遭槍擊身亡，終年31歲。這一事件被美國猶他州州長定性為一起“政治謀殺”事件，引發全美嘩然。川普更是連發三條帖文下令全國半旗致哀，直至14日傍晚6時。9月10日，美國首都華盛頓白宮降半旗誌哀。查理·柯克的最後時刻事發前柯克正在回答觀眾提問。事件發生在當天中午12點20分左右，當時，柯克正在其組織“美國轉折點”（Turning Point USA）舉辦的“美國復興之旅”（The American Comeback Tour）校園活動中與觀眾互動。當時，柯克已經演講了20分鐘。據多段社交媒體視訊顯示，柯克在回答一名觀眾有關“大規模槍擊與槍支暴力”的提問。一位觀眾問道：“你知道過去十年裡有多少美國跨性別者參與了大規模槍擊事件嗎？”柯克回答說：“太多了。”提問者繼續問道：“你知道過去10年美國發生了多少起大規模槍擊事件嗎？”“算不算幫派暴力？”柯克問道。就在這時，突然傳出一聲槍響，柯克隨即摀住頸部，鮮血直流，場面頓時混亂。目擊者稱：“一開始以為是綵帶爆炸聲，直到看到柯克脖子在流血，大家才驚慌大叫。”隨後，數人合力將柯克抬上車輛送往醫院搶救，但不幸身亡。警方在加緊調查，抓捕行動仍在繼續。猶他州公共安全域局長博·曼森（Beau Mason）表示，初步調查顯示這是一次有針對性的襲擊，僅開了一槍。嫌犯身著深色衣物，可能是從屋頂遠距離開槍，作案後迅速撤離。據環球網援引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等媒體報導，美國聯邦調查局（FBI）局長卡什·帕特爾10日表示，此前被拘留的“嫌疑人”已被釋放。目前正在對真正的嫌疑人進行搜捕。實際上，就在活動前夕，柯克的這場演講活動曾引發反對者發起線上請願，呼籲校方禁止其舉辦。有美國評論人士稱，倘若凶手的動機真與政治理念相關，那麼，當民眾之間的深刻分歧只有靠流血暴力來解決時，美國的“民主政治”病得不輕。川普陣營大“網紅”柯克是當前美國非常活躍的政治活動人士。1993年出生的他，來自一個典型的中產家庭。父親是建築師，母親是心理健康顧問，家庭殷實，培養了他對勤奮、信仰和美國價值觀的認同。從小，他就展現出非凡的領導力和辯論天賦，並熱衷政治。高中時成為美國著名保守派評論員拉什·林博的粉絲。2012年高中畢業後，柯克放棄了貝勒大學的入學機會，毅然選擇投身政治，創立“美國轉折點”（Turning Point USA），致力於在高校推廣保守理念。在青年中擁有廣泛的影響力，點燃了無數年輕人對政治的熱情。2019年，柯克創立政治行動組織“轉折點行動”（Turning Point Action），與川普的“MAGA”陣營關係緊密，直接參與選舉動員。近年來，“美國轉折點”和“轉折點行動”風生水起，積攢起大量資金和資源，總收入從2016年的430萬美元增長到2023年的9240萬美元，其中絕大部分來自捐款。川普與柯克關係密切。柯克以雄辯的辯論風格和社交媒體營運能力成為“MAGA運動”代表人物。他主持的播客《查理·柯克秀》日下載量達50萬至75萬次，全網粉絲超千萬。通過播客、演講活動和書籍銷售，年紀輕輕的他已經成為百萬富翁。2016年，23歲的他成為共和黨全國代表大會最年輕演講者。川普執政期間，他多次造訪白宮，參與稽核政府任命人選，被稱作“川普的年輕戰將”。柯克被視為典型的美國右翼保守派，他的政治立場引發廣泛批評：比如對持槍權的捍衛，稱“少數槍擊案是維護持槍自由的代價”；他反對校園性別多樣性教育，稱其為“左翼文化霸權”；主張限制穆斯林移民，質疑非裔群體資質，被指控反猶、恐同和種族歧視。他推動的“教授觀察名單”項目揭露所謂“激進學者”，並指控民權法案“製造白人原罪”……儘管爭議不斷，柯克仍被視為“青年保守派代言人”，其組織年收入超9000萬美元，成為共和黨重要資金來源。在過去幾年中，柯克一直顯示出對川普的極度忠誠。2020年選舉失敗後，川普在共和黨內的支援率下降，但柯克仍在2021年2月訪問海湖莊園，與川普合影留念並笑容滿面。在川普再次當選後，他感謝柯克“在年輕人群體中所做的一切”。柯克還是總統之子小唐納德·川普的密友。兩人今年1月一起前往格陵蘭，宣傳即將上任的總統收購北極領土的計畫。幾周後，小川普在弗吉尼亞州川普國家高爾夫俱樂部的一場私人聚會上稱，柯克是“這場運動中真正的巨星之一”。今年1月，柯克與妻子和孩子一同前往華盛頓，參加了川普的第二次就職典禮。對川普陣營而言，柯克的遇害意味著損失一名極具影響力、組織力和籌款能力的年輕“戰將”。美國政治極化的縮影川普發表講話，稱這是美國的黑暗時刻。猶他州州長斯潘塞·考克斯指出，案件暴露美國“深刻分裂”，並呼籲全國反思政治暴力根源。考克斯在新聞發佈會上說，柯克遇害“威脅了美國憲法的根基”，凸顯美國“正在分裂”。他回顧了2024年總統選舉以來美國多起政治暗殺事件及暗殺企圖，稱“現在，我不知道有什麼可以讓這個國家團結，有什麼可以彌補這種裂痕，有什麼可以讓柯克重生”。這起暗殺被視為美國近期不斷升級的政治暴力的又一例證。近年類似事件頻繁出現：包括明尼蘇達州議員與其丈夫遇害、科羅拉多州遊行遭縱火、賓夕法尼亞州州長官邸被縱火，以及去年川普在競選集會上遭遇槍擊未遂。如今，政治仇恨再次引發血案，使美國社會氛圍更加緊張。國會默哀現場陷入的混亂更加劇了這一緊張氛圍。共和黨與民主黨議員就控槍、政治暴力等問題激烈爭執，川普陣營譴責“左翼妖魔化”，要求嚴懲凶手並維護言論自由；自由派則指出柯克的極端言論助長社會仇恨，呼籲加強槍支管控。分析人士指出，柯克的意外去世，不僅是個人悲劇，更被視為美國政治極化和暴力蔓延的象徵。此次槍擊恐難平息社會裂痕，反而可能加劇對立。 (新民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