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外交部長阿拉格齊13日在社交媒體上發文說，日前在巴基斯坦首都 伊斯蘭馬巴德舉行的伊朗與美國的談判，距離達成協議僅“一步之遙”。阿拉格齊說，伊朗本著誠意與美國展開對話，旨在結束戰爭。“在距離達成協議僅一步之遙時，美方要價太高，要求不斷變化，並威脅實施封鎖，沒有吸取任何教訓。”阿拉格齊還說：“善意孕育善意，敵意滋生敵意。” (大河報)

以前我經常提到一個觀點——中美關係好不了，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反華已經成為美國政壇的政治正確，也是美國兩黨唯一的政治共識。但是這個現狀正在發生改變。在美國年輕政治群體中，反猶已經悄悄替代反華成為新的政治共識，現在的美伊戰爭恰好加速這個政治共識的形成。這個政治共識的達成恰恰是猶太集團自己搞出來的。1.  AIPAC過去我們總說，美國是資本主義國家，一切都是華爾街說了算。但事實上，在真正戰略性問題上，恐怕連華爾街和軍工複合體都得往後稍一稍。因為真正能決定美國政治走向的，其實是AIPAC，全稱美國以色列公共事務委員會。從表面上看，AIPAC僅僅是一個民間組織。但從它的表現來看，已經是美國的東廠了，順我者昌，逆我者亡。舉個例子吧，馬林諾夫事件。民主黨前眾議員湯姆·馬林諾夫斯基原本是個政治立場非常溫和的政客，他在過去的任期裡一直支援以色列。但是呢？這哥們犯了個錯誤，在一次活動中隨口說了一句：“美國對以色列的軍事援助，或許應該附加一點點人權條件。”馬林諾夫斯基的意思，其實也就是說以色列你們炸歸炸，別總是炸孩子，炸了孩子我們連幫你洗地都不好洗啊！結果呢？就這一句話，惹惱了猶太集團。AIPAC馬上做出反應，直接砸下230萬美元，瘋狂抹黑馬林諾夫斯基。最後，硬生生把原本領跑的馬林諾夫斯基給拉下了馬，然後換了個親以色列的候選人安娜莉莉亞·梅吉亞上位。你看，這就是殺雞儆猴，你對以色列忠誠不絕對，那就是絕對不忠誠。甚至AIPAC發言人帕特里克·多爾頓還公開警告全美政客：“談論給援助附加條件，這不是親以色列的立場。馬林諾夫斯基知道這一點。這是一個警告，不要試圖觸碰AIPAC的紅線。”這就是美國政治的現狀，別管你是什麼人，只要你對以色列說半個不字，猶太資本就會動用幾百萬、幾千萬美元的黑金，把你徹底幹掉。看明白了猶太人在美國的勢力有多大，你也就明白了，為什麼伊朗戰爭會爆發。請大家思考一個問題，打伊朗，到底符合誰的利益？很顯然，並不符合美國的利益。美國的戰略核心非常明確，就是收縮中東，重返美洲。但對以色列來說，幾十年來一直有一個宏大的戰略構想，拔掉伊朗這顆眼中釘，徹底摧毀抵抗之弧，到時候中東就再也沒有任何力量能對以色列形成實質性威脅。到了那一步，以色列就不僅僅是偏安一隅求生存了，而是要徹底稱霸並控制大中東地區，最終建立一個以耶路撒冷為核心、跨越亞非歐三大洲的猶太中東帝國。在這個藍圖裡，中東的石油命脈、歐亞的貿易走廊，都將處於猶太資本和以色列軍事霸權的絕對控制之下。但是呢，以色列有一個致命的弱點：它的體量太小了。以它自己的國力和人口，根本吃不下伊朗這種體量的地區大國，要想實現這個四十年大夢，它只能借刀殺人。借誰的刀？肯定是美國的刀嘛!但這樣一來問題就來了，這場戰爭是納坦雅胡想要的，但絕對不是川普想要的。川普本質上是個極其精明的商人，他的算盤打得很精：我可以極限施壓，我可以搞經濟制裁，但我絕對不想在中東打一場曠日持久的熱戰。因為打仗要花錢，會推高通膨，會砸了他的基本盤。但是最後，川普卻硬生生地被以色列綁上了戰車。以色列是怎麼做到的？四個字：欺騙、綁架。為了把美國拖下水，摩薩德聯合猶太資本控制的媒體，開始向美國瘋狂喂送極具誤導性的情報。一會說“伊朗的核武器馬上就要進入實戰部署了”，一會又說“伊朗正在策劃對美軍基地的毀滅性打擊”，把美國人搞得焦慮不已。同時，猶太資本集團開始在美國國內發力，被AIPAC滲透成篩子的政客們，也在國會瘋狂造勢，把“不打伊朗”與“背叛美國利益”、“對恐怖主義軟弱”畫上等號。納坦雅胡甚至親自跑到美國，向川普許諾，這只是一場“外科手術式的精確打擊”，不僅能一勞永逸地解除中東的核威脅，還能讓他成為美國歷史上“最偉大的、徹底解決中東問題”的總統。川普以為自己能複製在委內瑞拉的“快進快出”，但他低估了以色列的胃口和中東地緣的複雜。當哈米尼被炸死的那一刻，事情的性質就徹底變了。更關鍵的在於，川普還沒法輕易抽身。每次他說停止打擊，停止幾天，以色列都會加大轟炸力度，刺激伊朗升級烈度，反過來又倒逼美國升級。這樣一來，川普就徹底被套牢了。這簡直就是個驚天陰謀，相當於猶太人用美國納稅人的血汗、美國年輕人的生命，以及美國本就搖搖欲墜的全球霸權，來幫自己實現戰略目標。這個陰謀，就沒人看得出來麼？當然有。但問題在於，沒人能解決。從白宮到國會山，每一個政客的腦袋上，都頂著AIPAC的槍。為了保住自己的官帽子，美國人只能乖乖地把美國年輕人的生命和納稅人的血汗錢，送上中東的祭壇。2. 反抗當然了，那裡有壓迫，那裡就有反抗。雖然在美國，反猶意味著違法，但這並不影響反猶思潮正在四處蔓延。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川普右翼基本盤的撕裂。3月17日，美國國家反恐中心主任喬·肯特，毫無徵兆地宣佈辭職。千萬不要小看肯特這個職位，國家反恐中心直屬於美國國家情報總監辦公室，是美國最高等級的情報與反恐樞紐，掌握著全球最核心的機密。肯特在辭職信中寫道：“我無法昧著良心支援正在進行的對伊朗戰爭。伊朗並未對中國構成迫在眉睫的威脅，很明顯，這場戰爭是由於以色列及其強大的美國遊說集團的壓力而發動的。”看了這個信，你以為他又是個典型的白左反戰主義者？不，恰恰相反，他不僅不是反戰主義者，反而是美國陸軍特種部隊退役老兵，還加入過CIA，是在中東真刀真槍殺出來的猛人，包括他的老婆，也是在中東陣亡的。所以，肯特是美國右翼愛國主義的絕對標竿，更是川普親自提名的心腹重臣。這樣一個本該在對伊戰爭中運籌帷幄的情報總管，為什麼會在開戰的最關鍵時刻撂挑子不幹了？很顯然，是因為他感覺到了危險。別看他一副慷慨激昂、為國請命的樣子，其實他所做的一切，都是為了自保。大家看看3月中旬的戰局，戰場僵持不下，美國對是不是投入地面部隊猶豫不定，川普甚至公開說要開始談判。談判顯然是符合美國利益的，但問題在於，符不符合以色列利益呢？好不容易把美國拖下水了，怎麼能讓美國這麼容易就抽身？所以，很快網上流傳了個消息，伊朗將襲擊加州。很多人聽了都嗤之以鼻，伊朗離加州那麼遠，怎麼有能力發動襲擊？但是吧，伊朗有沒有能力是一回事，襲擊之後會不會扣到伊朗頭上，又是另一回事了。那麼，有沒有可能，以色列正在策劃一場對美國的恐怖襲擊，然後嫁禍給伊朗，逼美國在群情激奮之下全力下場呢？很有可能，要不然，肯特也不會跑路了。因為他是反恐中心主任啊，如果襲擊真的發生了，不管是伊朗還是以色列干的，最後他都要背鍋。所以肯特孤注一擲，提前辭職了。你以為這就完了？不，肯特知道自己破壞了以色列的計畫，肯定會遭到報復，所以他選擇把知道的都說出來，矛頭指向以色列，這樣一來，以色列就不方便下手了。在記者採訪中，肯特說了很多猛料。第一，伊朗並沒有“接近擁有核彈”。哈米尼在2004年就下令禁止製造核武器，伊朗之所以不願意放棄核權力，只是因為怕變成第二個卡扎菲而已，並不是真的想擁有核武器。也就是說，以色列提供的資訊都是假的。第二，去年被刺殺的MAGA陣營的政治新星查理·柯克，曾經對肯特說，請他一定要阻止和伊朗開戰，然後柯克就被槍殺了。肯特正在調查嫌疑人，但突然就被叫停了，因為受到了猶太人的壓力。第三，川普本人，也面臨以色列的威脅！肯特講了兩個事：第一個，發生在前不久川普的一次私人外出就餐時。美國總統的私人行程，是最高機密，餐廳的排查需要提前數天進行，周邊人員必須經過嚴格的背景審查。然而，就在川普落座後，才驚愕地發現，緊挨著他的鄰桌，竟然坐著一個與以色列關係極其密切的遊說機構的高管！肯特說，這個機構竟然提前一天就精準預定了總統鄰桌的位置，並且在總統就餐時，半公開地對川普進行政治遊說！很顯然，遊說不是目的，真正的目的是炫耀和威脅！川普啊川普，你的行蹤，猶太人一清二楚！第二個證據也差不多。在川普另一次外出行程中，車隊經過的路邊，竟然站著一個退休的、曾在海外執行過任務的前特工。這個特工不僅精準掌握了車隊通過的精確時間，還堵在了川普的車前，掏出一個本子，找川普要簽名。看起來，這只是個瘋狂粉絲。但在肯特來看，這就是刺殺的徵兆啊！你怎麼知道他掏出來的，到底是筆記本，還是炸彈呢？肯特當然沒有以色列威脅川普的實錘證據，但有這兩個事情，還需要證據麼？很顯然，川普的行蹤早就被內部人賣得一乾二淨，以色列隨時都能要了川普的命。而且，肯特還說，“川普早就察覺到了。”他這話的意思是，正因為以色列的威脅，川普才被迫對伊朗動武。肯特的採訪視訊發佈後，整個美國都炸了。過去，MAGA以為他們的對手只是那些搞LGBTQ的白左，或者是搶走他們工作機會的非法移民。但現在，肯特的爆料告訴他們：原來真正的敵人，是不受任何美國法律約束，甚至直接威脅美國總統的猶太人！於是，一種情緒開始在美國的右翼陣營中蔓延開來——打倒猶太人，營救總統！美國的年輕一代保守派、老兵群體、持槍的紅脖子們，開始形成一種共識，既然連總統都隨時面臨生命危險，那麼正常的民主選舉和政治遊說就已經失效了。我們MAGA必須行動起來，肅清潛伏在白宮和國家安全機構裡的以色列間諜，把美國從以色列的控制中解放出來！雖然共和黨正在努力壓制這種情緒，但肯特的視訊，已經把一顆反猶的種子，深深地種進了美國幾千萬MAGA選民心中。在民主黨那邊呢？反猶的情緒更明顯。2024年席捲全美的聲援巴勒斯坦大遊行，就是具體表現。對於美國新一代的進步派青年、少數族裔和大學生群體來說，以色列不再是那個二戰受害者，而是一個赤裸裸的種族隔離國家、一個殘酷的專制主義機器，連from the river to the see都不讓說。他們終於明白了一個悲哀的現實：他們在國內高呼的平權、環保、LGBTQ權益，但在以色列的控製麵前，就是個笑話。這種幻滅感，直接導致了美國左翼基層體系的坍塌。在大學校園裡，在各州的基層民主黨黨部，年輕人開始成批成批地拒絕為親以政客拉票，拒絕捐款，甚至直接跟AIPAC對著幹。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伊利諾伊州第9國會選區的初選，AIPAC的頭號打擊目標是一個名叫丹尼爾·比斯的候選人。比斯是個猶太人，而且是大屠殺倖存者的孫子，按道理來說，他應該是AIPAC的盟友。但問題在於，他是一個堅定的進步派，他無法忍受以色列在中東的所作所為，所以經常批評納坦雅胡。就因為這個，AIPAC開始瘋狂砸錢，黑比斯。不過這次好像不太靈了，美國進步派不僅支援比斯，而且公開揭露了AIPAC黑比斯的真相。結果那些左翼選民一看，我勒個去，還有人敢跟以色列硬剛！真是個猛人啊！投他投他！於是，奇蹟發生了。3月17日晚，比斯以50萬美元的競選資金，擊敗了770萬美元競選資金的競爭對手！勝選演講上，比斯說了一句話：“AIPAC通過最慘痛的方式發現：第9選區是買不到的。希望今晚，是我最後一次提起他們的名字。”顯然，猶太資本控制美國政壇的最後一件武器，失靈了。這次逆轉，只是民主黨內部和猶太人決裂的一個縮影。根據2026年3月NBC發佈的一項最新民調，當被問及“你的同情心更偏向以色列還是巴勒斯坦”時，註冊民主黨選民的回答是：67%偏向巴勒斯坦，只有17%偏向以色列。根據耶魯青年民調，在18到22歲的美國年輕選民中，有高達27%的人明確贊同“猶太人在美國擁有過多的權力”，有近30%的年輕人同意“美國的猶太人對以色列的忠誠度超過了對美國的忠誠度”。在這種巨大的基層怒火下，進步派開始了對猶太資本的全面反圍剿。佛羅里達州的民主黨全國委員會正式提議，要求民主黨在全美範圍內拒絕或疏遠與AIPAC及其附屬政治實體的資金聯絡，並嚴厲譴責AIPAC投入超過1億美元干預民主黨初選、試圖用資本扭曲民主黨人選舉結果的腐敗行為。這是什麼概念？這就好比在明朝的朝廷裡，有大臣公開上書要求清算九千歲了。不管能不能真的清算吧，反正已經代表著美國進步派對猶太資本宣戰了。從這個角度來看，雖然美國左翼右翼鬥得厲害，但他們的唯一共識，可能就是反猶了。更何況，不僅猶太資本在政治圈臭了街，在民間也成了過街老鼠。引爆這一切的導火線，是老百姓的錢包。最近，美國很多加油站的加油機上，都出現了一款貼紙。貼紙上畫著一個帶著黑色禮帽的猶太人，正用手得意地指著加油機上飆升的價格數字，旁邊赫然寫著一句話：“The Jews did this”（這是猶太人幹的）。不要低估油價對美國人的影響。通過斬殺線理論，我們知道美國人基本上是沒有積蓄的，收入和支出都是可丁可卯。但有一天老百姓突然發現，自己支付了漲價的汽油之後，連飯都吃不起了，會是什麼心態？肯定是罵猶太人啊！他們的思維其實很簡單，油價為什麼漲？因為中東打仗了。為什麼打仗？因為美國為了保護以色列去打伊朗。是誰逼著美國去打的？是猶太人。就算猶太人寫一萬字的文章論證戰爭的合法性，但你絕對無法說服一個加不起油、交不起電費的美國藍領工人。當美國底層發現，自己的孩子正在因為猶太人對美國的綁架而挨餓的時候，反猶就不再是一個禁忌詞，而成了他們發洩憤怒的唯一出口。就這樣，戰爭的重壓和通膨的劇痛，讓美國社會的各個階層各個派別奇蹟般地有了一個共識：反猶。請大家思考一個問題。當美國的左翼年輕人反猶，右翼年輕人也反猶，底層的選民也反猶的時候，會帶來一種什麼結果？很顯然，是美國的政治圈，已經沒人敢拿猶太人的錢了，你拿了猶太人的錢，保證沒人再給你投票。那咋辦？切割唄！舉個例子，馬薩諸塞州的民主黨眾議員塞思·莫爾頓在宣佈競選參議員時，干的第一件事就是宣佈：退回所有與AIPAC有關的政治捐款，並承諾永遠不再接受AIPAC的任何資金支援。一個資深政客，居然要靠“把吃進去的錢吐出來”這種方式，來向選民自證清白，這本身已經很說明問題了。還有緬因州的參議院競選，一個名叫格雷厄姆·普拉特納的年輕民主黨人，他不僅明確拒絕AIPAC的任何資金，還把反對對以色列的無底線支援作為自己核心的政治宣言。還有資深眾議員簡·沙科夫斯基，公開撤回了對某位國會候選人的支援，理由僅僅是這名候選人拿了AIPAC的錢。目前，美國民間已經組織了三個行動委員會，專門盯著AIPAC，只要那個議員拿了AIPAC一分錢，他們就在網上曝光，然後這個議員就會遭遇瘋狂網暴。這麼搞下去，美國年輕的政治精英，不分左右，其實已經形成了反猶的共識：要想贏得選舉，就要離猶太人遠遠的，AIPAC的政治獻金不僅幫不到你，反而會成為你的競選毒藥。3. 新生這樣一來，猶太集團將迎來半個世紀以來最可怕的噩夢。別忘了，100年前，同樣是因為左翼、右翼和底層老百姓都討厭猶太人之後，猶太人才被排斥和驅逐的！那麼，美國會不會發生排猶運動？長遠來看不排除這個可能，不過眼前還不會發生這種事。為何？因為現在猶太集團還在苟延殘喘地控制著那一小撮七八十歲的老政客。但是，美國政壇那批老人，終究是要落幕的。他們目前還能利用手中的權力和慣性，強行壓制國內的反猶浪潮。可五年後呢？十年後呢？當這批人退出歷史舞台的時候，誰來接管美國？就是現在在街頭抗議戰爭的年輕人。當這一批反猶的年輕人（不管左翼還是右翼），被同樣反猶的底層老百姓送上高位，全面接管美國的參眾兩院和白宮時，美國的國家戰略將發生一場顛覆性的變化。到了那個時候，美國政壇最大的政治正確，將不再是“反華”，而是“反猶”。新一代的美國領導人上台後，面對的是一個被掏空的國庫、高達四十多兆美元的國債，以及一群在過去五十年裡把美國當成寄生宿主、將海量財富轉移到海外和中東的猶太資本集團。為了平息國內洶湧的階級怒火，為了奪回國家機器的絕對控制權，未來的美國政府必須、也必然會向這股盤根錯節的內部勢力開刀。這就意味著，美國將在未來經歷一場慘烈無比的內部大清洗。我們可以預見，新政府會改革政治獻金法案，切斷AIPAC的黑金網路。會動用反壟斷法案，拆分華爾街由猶太資本控制的金融巨頭。會重組傳媒行業，把話語權從猶太財閥手裡奪回來。這實際上就是一場不見硝煙的內戰。當然，猶太集團絕不會坐以待斃，他們會動用一切金融和法律武器進行反撲，美國的政治內耗將達到歷史的最頂峰。試問，在這樣一個傾舉國之力進行內部刮骨療毒的美國，它還有什麼底氣、什麼資源、什麼政治精力去太平洋對岸，和一個擁有14億人口、全產業鏈、科技正在全面爆發的超級大國搞冷戰？說到底，中美之間並沒有絕對的、不可調和的本質矛盾嘛！中國和以色列，本質上是不一樣的。中國給美國帶來的壓力是什麼？是比你更先進的演算法，是比你更便宜的電動車，是比你更高效的自動化工廠，是比你更龐大的工程師紅利。我把參數開源擺在這裡，我把工廠建在這裡，我造出的產品就是比你好、比你便宜。如果你美國輸了，那你啥也別說，回家苦練內功去吧。這種競爭，全都在陽光底下，中國可沒去操縱美國國會眾議員的選舉，沒把反華這個詞列為政治禁忌，也沒有強迫美國納稅人每年無償向中國本土輸送上百億美元的軍事援助。中國和美國的競爭，是在牌桌上堂堂正正的博弈。這種對手，不僅不會摧毀美國的體制，反而會在客觀上倒逼美國重新重視實體經濟。可是以色列呢？他們對美國的所作所為，完全是另一個維度的事情。它們不是美國的競爭對手，它們是美國體內的寄生蟲。他們用資本的黑手，直接插進了美國民主制度的心臟，他們不需要搞出比美國更好的產品，他們只需要用華爾街的錢，控制住美國那些能制定法律、能調動美軍的政客就夠了。這就是為什麼美國年輕人會爆發出如此決絕的憤怒。對於一個美國年輕人來說，就算輸給了中國，他依然可以在沃爾瑪買到便宜的商品。但如果輸給了以色列呢？那他不僅要承擔國內的通膨，還可能被送到中東的沙漠裡，去為納坦雅胡的政治生命流血犧牲了。對手在明，你可以通過修內功、搞產業升級來應對。蛀蟲在暗，它已經融入了你的血液，控制了你的大腦，讓你在發著高燒的情況下，還要把家裡的最後一點口糧送到特拉維夫。兩害相權，孰輕孰重？所以，只要美國的新一代領導人完成了內部的權力重構，把內部蛀蟲都清理出去，他們就會突然發現：中國，不僅不是美國的敵人，反而正是美國想要的完美合作夥伴。中國想要的是什麼？中國要的是經濟發展，是產業升級，是一個穩定的全球多極化貿易體系。中國從來沒有想過去統治北美洲，也沒有興趣去幹涉美國的內政。美國想要的是什麼？需要重建本土的鐵路、電網、橋樑，需要廉價而高品質的消費品來壓倒國內的通膨，需要在全球範圍內收縮戰線。你看，中美之間，不但沒有衝突，反而有著巨大的互補性。到了那個時代，中美之間將不再是零和博弈，而是一種充滿務實精神的G2模式。雙方會在太平洋中間劃出一道無形的紅線，互相尊重彼此的核心利益。美國不會再拿台灣問題做文章，因為台灣對一個致力於國內建設的美國來說，連一枚棄子都算不上。中國也不會去挑戰美國，在氣候變化、AI、太空探索等關乎人類命運的宏大議題上，中美將聯手制定規則。這才是歷史發展的真正大勢。所以，看到伊朗戰爭，我們不用焦慮，也不用著急下場。只需要坐在歷史的觀眾席上，保持戰略定力，默默做好自己的產業升級，靜靜地等待著中美戰略博弈的終局。畢竟孔子曰過：只要在河邊久站，終能看到敵人的屍體從你面前日夜漂過。最後借用一個故事作為本篇的結尾。在美國爆出愛潑斯坦案件之後（這個案件大機率是猶太人的手筆），有一個絕望的美國人在網上呼喊：救救我們，中國！一個中國網友的回覆堪稱神來之筆：雞蛋從外面打開是食物，從裡面破開才是新生！ (貓哥的視界)

戰火硝煙時濃時淡，談判曙光若隱若現。這兩種狀態同時存在的奇特組合，正是川普時代的戰爭與和平。他本想在伊朗戰爭上來個“快閃”，結果卻把美國帶入了“泥潭”。3月27日，美國副總統范斯在接受媒體採訪時表示，美國無意滯留在伊朗，等處理完眼前的事務後，很快會撤離。從這個表態裡，你可以解讀出美國無心戀戰，也可以嗅出大戰在即。“撤離”好理解，“處理”則暗藏殺機。美國國防部長赫格塞思的表態更直白，而且還頗有畫面感，他說美國要“帶著炸彈談判”。美國副總統范斯 / 新華社發（李源清攝）無論如何措辭，都無法掩蓋這樣一個事實：在伊朗問題上美國陷入了困境。“新美國安全中心”中東事務學者伊蘭·戈登伯格，在近期《外交事務》雜誌上的文章中認為，美國在伊朗沒有什麼好的選擇，川普需要尋找脫身之策。在他看來，戰爭的結果是某種不同形式的泥潭，但終究是個泥潭。不過，戈登伯格在文中沒有分析這個泥潭為何以及有何不同。我把這種困境稱為“川普泥潭”，主要原因在於，從宣稱的開戰目的到戰和兩難，再到接下來政策選擇以及可能的後果，整個過程都深深地打上了“川普烙印”。換句話說，與曾踏入泥潭的前任們不同，川普獨有的行事風格，對事態的演變具有很強的解釋力。把如今的伊朗戰爭與當年的阿富汗、伊拉克甚至越南戰爭做對比，以此來分析美國是否在陷入類似的戰爭泥潭，這樣的分析有一定的合理之處，但忽略了最為關鍵的“川普因素”。讓美國陷入了泥潭的那三場戰爭，開戰時都有清晰的目標——政權更迭。前兩個泥潭是因為嚴重低估了“更迭”之後的難度，越南泥潭則是因為連“更迭”都做不到。“這一次，我們甚至不確定我們是否希望伊朗現政權垮台，而且我們完全不知道這場衝突的最終狀態會是什麼。”曾參與過伊拉克戰爭的美國俄亥俄州立大學軍事史教授彼得·曼蘇爾，看出了川普開戰目的的“飄忽不定”。的確，在川普的公開表態裡，有政權更迭、無條件投降，也有摧毀伊朗軍事實力、消除伊朗核威脅，甚至還有“讓伊朗再次偉大”。川普：美國會將伊朗從毀滅邊緣拉回，讓伊朗再次偉大《愛麗絲夢遊仙境》中愛麗絲與柴郡貓有句經典的對話，“如果你不知道你要去那兒，那走那條路都一樣。”這話的言外之意是，沒有明確目標的道路，到達的目的地可能不是你想去的。在為何開戰的問題上，川普給人“夢遊”的感覺。這種狀態，本身就是一個泥潭。戰爭進入第二個月，川普一方面說“談判進展良好”，另一方面又在向中東調兵遣將。如果只看川普的表態，那會感覺戰爭態勢的演變，幾乎全憑他一張嘴。他“掌控節奏”的表象之下，實際上是戰和兩難。這種兩難是川普獨有的，當年美國在伊拉克、阿富汗戰爭中已經摧毀了政權，不存在“和”的問題，而越南戰爭裡，美國是實在打不贏。路透社的文章認為，在與伊朗打了一個月後，川普面臨艱難抉擇，“是達成一項可能存在缺陷的協議並抽身而退，還是升級軍事行動，冒著陷入一場可能拖累其整個總統任期的長期衝突的風險。”不能排除川普二選一的可能，但他更大的可能是“先升級，後抽身”。進入3月底，美國海軍陸戰隊、第82空降師、特種部隊正陸續部署就位。從排兵佈陣上看，這是奪島甚至地面進攻的架勢，媒體也傳出五角大樓制定了“最後一擊”的計畫。2026年3月24日，美國海軍陸戰隊進行兩棲作戰演練 / 圖源：視覺中國但需要指出的是，大戰在即的主要原因，並不是“箭在弦上、不得不發”（川普在社交媒體的一段文字，就可以讓派往中東的美國大兵班師回朝），而是川普想賭一把。從軍事或政治理性的視角預判川普的決策，大機率會出現偏差。更靠譜的參照標準，是川普在生意場上的經歷和經驗，他也從未停止過把“生意經”帶入國際政治的衝動。在感受到危機或不能贏的情況下，川普的本能反應是提高賭注，這是他在生意場上破產6次的重要原因之一。但另一方面，川普也會給自己留“最後一個銅板”，這也是他總能在破產後東山再起的重要原因之一。正如《華盛頓郵報》專欄作家戴維·伊格內修斯所說，“川普作為冒險者令人信服，但他絕非自尋死路的人。在自身製造的混亂中，他始終保有求生的本能。”在猜測奪島之戰或地面進攻是否會造成美軍重大傷亡，從而把美國拖入“熟悉”的戰爭泥潭時，別忘了這一點：可能上演的交手，不會是好萊塢軍事歷史題材大片裡那種“搶灘登陸、近身肉搏”，德黑蘭指望以地面交戰拖住美軍的想法不可能變成現實。3月4日，美國白宮新聞秘書萊維特在記者會上表示，向伊朗派遣美軍地面部隊目前還“不在計畫內” / 新華社發（李源清攝）川普政府追求的打擊效果，將是最大限度地在政治、軍事和經濟上摧毀伊朗的實力。這樣一來，即便不能增加談判中的籌碼，也能為川普“抽身”（宣佈勝利）創造更“令人信服”的理由。比如，他可以列出更長的“成果清單”，長到足以營造出美國又一次贏麻了的效果。在這一點上，“川普泥潭”的表現形式是，最大限度的摧毀與肉眼可見的尷尬同時並存。“儘管川普總統聲稱他已經‘摧毀了伊朗100%的軍事能力’，但剩餘的0%卻通過切斷全球10%至15%的石油供應，對全球經濟造成了嚴重破壞。”《經濟學人》的這句話雖然語帶調侃，但也道出了眼下美國和伊朗互掐“命門”的現實。古希臘歷史學家希羅多德，在其名著《歷史》一書中，提到了獨特的地形地貌與“波斯御道”（遍佈全國的交通網路）在確保波斯帝國戰爭持續能力中所扮演的角色。進入到現代，伊朗把“地理優勢”做了升級，事實上構成了對美國地面進攻的威懾。《外交政策》雜誌近期的文章，論述了地理因素賦予伊朗的巨大優勢。文章寫道，“伊朗戰爭揭示了一個關於現代衝突更深層、更廣泛的教訓。在人工智慧、網路戰、衛星和自主精確武器盛行的時代，地理因素依然對戰爭處理程序施加著深遠影響。”“伊朗無需完全控制其海岸線就能對荷姆茲海峽施加影響，它只需維持足夠的能力，製造不確定性和風險即可。”對於美國來說，伊朗的這個優勢幾乎是無解的難題。或許美國可以通過軍事或外交手段，把伊朗的幾百公斤濃縮鈾“打包帶走”，從而消除伊朗的核威脅，但它卻不能把荷姆茲海峽搬走。即便美軍奪取了伊朗所有沿岸島嶼，只要從長達一千多公里的海峽沿岸射出一枚導彈，德黑蘭政權就能證明海峽不在美國的掌控之下，就能給川普製造尷尬。2026年3月30日，油輪和高速艇停泊在荷姆茲海峽附近的馬斯喀特錨地，一艘警用快艇在港口巡邏 / 圖源：視覺中國“賭一把”心態驅使下的“最後一擊”，註定不會給美國帶來壓倒性的優勢。從目前的情況來看，美國能否擺脫“川普泥潭”，某種程度上說更取決於德黑蘭。這倒不是因為伊朗所稱的有自主決定何時停戰的實力，而在於其打算在多大程度上配合川普所稱的“進展良好”的談判。從媒體公開報導的來看，伊朗與美國確實沒有進行直接談判，而是通過土耳其、埃及和巴基斯坦“傳話”。雖然川普有把沒有發生的事當作事實的偏好，但在談判是否存在的問題上，絕不能說他在捏造事實。在美伊談判的問題上，不能完全套用現代外交的標準。在阿拉伯歷史中，部落或國家間出現衝突或戰爭時，“Wasta”（瓦斯塔，即中間人）往往在調解、斡旋中扮演關鍵角色。這樣的傳統一直延續到現代，1980年代兩伊朗戰爭的結束，背後穿梭的“中間人”就發揮了重要作用。如果考慮到這樣的傳統，即使公開否認談判存在的伊朗，也不能否認談判已經開始的事實。至於伊朗強硬派和溫和派在立場上的差異，這屬於正常的談判策略。在事態發展上，從強硬切換成談判，或許只是一瞬間的事。在政權面臨被摧毀危險時，無論是強硬派還是溫和派，首先都是生存派。但對於川普來說，即便與伊朗談判達成停火協議，也會產生新的問題。如果說以前的泥潭（伊拉克、阿富汗戰爭）證明了“海外建國”有多難，那麼伊朗戰爭的停火，則證明了美國連懲罰對手都勉為其難。這何嘗不是“川普泥潭”？ (南風窗)

【導讀】據媒體3月26日報導，美國一方面提出停火方案、釋放談判訊號，另一方面卻加速制定針對伊朗的軍事打擊選項並向中東增兵，警告近期可能發動“前所未有的猛烈打擊”。分析人士認為，這種看似舉棋不定的政策，並非單純戰術調整，也與川普政府內部不同派係爭奪政策主導權密不可分。歐洲外交關係委員會（ECFR）2026年2月發佈的報告指出：川普外交並非圍繞一套穩定一致的大戰略展開，而是受到白宮內部派系競爭和總統“短期勝利”偏好的直接影響。首先，川普政府的外交決策更像是圍繞總統個人展開的“宮廷政治”，誰能把自己的主張包裝成一場可宣示的“勝利”，誰就更易獲得總統青睞；其次，當前川普陣營內部存在三股彼此競爭的派系，即主張大幅減少海外負擔、優先回歸本土議程的克制派，主張集中資源應對中國與印太競爭的優先派，以及強調維持美國全球主導地位和關鍵戰區威懾的優勢主義派；此外，川普外交的波動性不只是個人風格問題，更是這種派系競逐結構的產物，不同議題上誰佔優，往往會直接塑造美國的對外政策走向。文章揭示當前美伊危機並非單一戰略選擇的結果，而是美國內部路線競爭的外在表現。中東局勢的走向，不取決於談判本身，很大程度上取決於三個彼此競爭的派系誰能成功把自己的方案定義為川普眼中值得宣佈的“勝利”。本文原載“歐洲外交關係委員會（ECFR）”，由“歐亞系統科學研究會”譯寫，僅代表作者觀點，供諸君參考。三角纏鬥：派系之爭與川普外交政策的形成過程▍川普政府的“贏學”敘事川普政府的政策制定邏輯，始終圍繞著一個以“贏”為核心的敘事體系展開。對他而言，一切行動的最終目標，都是為了獲取一種能夠公開宣揚、並足以吸引公眾眼球的“勝利”。這種對“勝利”的執念，甚至超越了傳統的戰略考量，從根本上改變了美國政策制定的底層邏輯。早在2016年競選期間，川普就曾向支持者許下承諾：“我們將贏得太多，以至於你們可能會厭倦勝利。”這一對“勝利”的承諾，在他的第二個總統任期內，被系統性地整合進了一套以“贏”為旗幟的政策宣傳敘事中。由此，美國的外交政策被全面納入“贏學”的敘事框架進行系統性建構與傳播，無論是政策本身的實質內涵，還是盟友的長遠利益，都不得不被收編進這場精心編排的“勝利秀”中，最終服務於總統個人的政治形象與敘事需要。2026年2月24日，川普在美國國會大廈眾議院議事廳發表國情咨文。來源：CNN首先，在“贏”的內容上，川普政府對“勝利”的定義展現出高度的寬泛性與靈活性。這種“勝利”有時確實建立在真實的、有限的成果之上。例如，2025年經由美國施壓與地區調解達成的以色列與哈馬斯停火協議，使被扣押人員得以獲釋，這無疑是一項具有人道主義意義的具體成果。然而，更多時候，川普的“贏學”敘事依賴於誇大其詞，或是對短期進展的重新包裝。他多次宣稱自己結束了“六場、七場乃至八場戰爭”，將脆弱的停火協議、暫時的局勢緩和，甚至僅僅是沒有爆發戰爭的和平狀態，都悉數編織進一個宏大的個人成就敘事之中。2025年9月，他在社交媒體上列舉了柬埔寨與泰國、科索沃與塞爾維亞、巴基斯坦與印度、以色列與伊朗等七對國家和地區之間關係的緩和，並將其歸功於自己的領導力。儘管這些國際爭端的成功解決與其個人以及美國的實際介入並無關係，但這並不妨礙川普將其推行的政策，以及任何在國際上取得的成果包裝為一次又一次的“勝利”，以此展示領袖形象滿足其自戀需求。由此可見，在川普政府的執政邏輯中，“表演性勝利”所受到的重視，已遠遠超越了對“戰略性勝利”的實質性追求。委內瑞拉反對派人士瑪麗亞·科麗娜·馬查多在白宮與美國總統川普見面時，把自己獲得的2025年度諾貝爾和平獎獎章“贈予”對方。來源：《美國之音》其次，在“贏”的標準上，川普政府始終將短期經濟利益的獲取視為重要衡量指標。“贏學”的最終勝利，不在於贏得信任，而在於贏得交易。川普甚至將外交政策視為一門生意，衡量政策的價值標尺，並非地緣格局的均衡或道義責任的履行，而是能否為美國帶來直接可見的經濟回報。在他看來，“贏家”的行事之道，就是不斷達成對自己有利可圖的交易。這種帶有鮮明投機獲利型色彩的外交風格，不僅體現在貿易談判與關稅壁壘的博弈中，更深入地滲透至美國安全事務領域的政策制定。川普屢屢將美國海外行動的價值，表述為“獲得回報”、“爭取利益”或為美國“賺錢”，安全承諾與軍事存在，在他口中彷彿是一筆筆待價而沽的投資項目。在這種邏輯下，傳統外交所倚重的盟友關係、共同價值觀以及地區長期穩定等戰略目標，被逐漸邊緣化。美國的軍事存在、外交支援乃至安全保障，都變成了一種可以標價出售的服務，或是在商業談判中迫使對方讓步的籌碼。因此，美國的盟友不再被視為並肩的夥伴，而更像是需要支付費用來換取國家安全保障服務的商業主體。最後，在“贏”的方式上，川普政府一直強調以強硬的姿態來獲取勝利。早在2024年競選期間，川普便提出“以實力求和平”的核心口號，他堅信只有展現出毫不妥協的強硬與決斷，才能贏得對手的敬畏，從而避免衝突的發生。這種心態導致他在外交決策中，往往優先考慮姿態本身是否足夠“強硬”，而無暇顧及長遠的地緣政治後果。2026年1月，他公開批評英國計畫將迭戈加西亞島移交給模里西斯的決定，斥之為“完全軟弱的表現”，並借此機會再次強調美國必須收購格陵蘭島，因為“只有實力才能得到世界的認可”。在川普的敘事邏輯中，放棄領土或戰略資產是愚蠢且不可饒恕的，而獲取領土則是國家強盛最為直觀的象徵。這種將國際關係簡化為力量展示的思維方式，使其政府的行為常常帶有強烈的脅迫色彩，即便對於盟友，也將其視為可以施加壓力的對象，正如加拿大與墨西哥曾經面臨的關稅威脅與軍事恫嚇。▍川普政府內部的派系網路川普第二任期內的政策制定過程，呈現出一種明顯的去建制化特徵。先前依賴跨部門協調的決策機制，被宮廷政治式（court politics）的派系鬥爭所取代。這一結構性轉變，源於川普對其首個任期內的所謂“深層政府”的強烈不信任；他認為，美國政府存在一個龐大的官僚體系網路，始終在暗中掣肘、破壞其倡導的政治議程。因此，他決心削弱並繞開那些負責對政策提案進行專業稽核的機構。首當其衝的便是國家安全委員會，2025年5月，川普解僱了國家安全顧問邁克·沃爾茲及大批資深政策專家，大幅縮減了國安會的規模與職能，使其喪失了協調國務院、五角大樓及情報機構工作的功能。國家安全決策權因此日益集中，逐漸收攏至白宮內部一個小規模的親信圈子手中。在這個新的決策模式下，川普本人固然擁有最終選擇權，但他所面對的政策選項，不再是經過官僚體系層層審議、權衡利弊後形成的專業建議，而是由白宮內部各派系根據自身意識形態與利益訴求，精心包裝後呈現給川普的、旨在投其所好的“勝利方案”。▲ 2025年9月24日美國國務院在X平台上發佈的圖片。目前白宮內部主要活躍著三大相互競爭的政治派系。第一個派系是以國務卿馬可·盧比歐為代表的“優勢主義”派（primacist）。作為共和黨內公認的外交政策鷹派，盧比歐主張美國應在全球範圍內保持積極介入的姿態，運用制裁、施壓等強制手段來打壓政治敵人和競爭對手。他對委內瑞拉和古巴持強硬立場，將馬杜洛政權及其與古巴的聯絡視為直接威脅美國國家利益的核心問題。在中東，他支援對伊朗施加最大壓力，堅決反對放鬆制裁，認為德黑蘭是美國盟友安全與全球能源穩定的長期威脅。儘管盧比歐在這些地區保持著傳統鷹派的銳利姿態，但他的核心戰略關注點始終是對抗中國。他反覆宣稱，美國的首要任務是迫使“過時的外交政策集團”重新調整優先順序，將目光從歐洲和大西洋事務上移開，聚焦於來自中國這一“最緊迫威脅”。此外，在具體政策操作中，盧比歐及其團隊的角色遠比其鷹派標籤更為複雜。他們有時在白宮內部扮演著緩衝閥的關鍵功能，例如當副總統范斯及其顧問團推動立即切斷對烏克蘭情報共享、加速從中東撤軍時，盧比歐的團隊往往試圖延緩這些激進主張的落地，以維護美國盟友的政治信任，為抑制中國發展的長期戰略保留必要的支點。第二個是以副總統范斯為核心的“克制派”（restrainer）。作為“讓美國再次偉大”運動的新一代旗手，范斯的外交政策理念介於戰略克制與將重心優先轉向印太之間，他試圖在收縮美國海外義務與集中資源應對主要戰略競爭對手之間，尋找一種新的平衡點。范斯長期主張，美國不應在歐洲承擔過重的軍事承諾，因為這嚴重分散了應對國內需求和中國挑戰所需的精力。他對烏克蘭援助的反對立場尤為鮮明，並多次公開宣稱，美國既無能力也無意願在歐洲扮演主導遏制俄羅斯的角色。在他看來，歐洲的安全責任應由歐洲人自己承擔，美國應當將戰略資源從大西洋東岸抽回，投向更迫切的印太方向。與此同時，他傾向於將美國軍事力量從中東地區逐步撤出，並明確反對對伊朗進行軍事干預，這些地區在他看來只能是“無盡的泥潭”，而非“可贏的交易”。此外，他認為歐洲的“文明衰落”比普丁的軍事擴張對美國構成了更本質的威脅。因此，在范斯周圍，已經聚集了一批推動美國暫停對烏克蘭情報共享和武器交付的顧問，這些人試圖在外交實踐中切實推動美國的戰略收縮。第三個關鍵派系是以美國國防部政策事務副部長埃爾布里奇·柯伯吉為代表的優先排序派（Prioritiser）。這一派別認為美國實力下降是不爭的事實，要接受自己的侷限性，在資源有限的情況下保護最關鍵的國家利益，同時通過強化盟友合作來維持全球力量平衡，必須將注意力從歐洲和中東轉移到印度太平洋地區。總體而言，在川普“贏學”敘事的主導下，白宮內部形成了這樣一種獨特的權力生態，宮廷政治派系與跨國商業寡頭交織競逐，各自攜帶著不同的利益訴求與意識形態議程，圍繞著總統對“勝利”的渴求展開持續博弈。這種多元力量相互拉扯的結果，使得美國在西半球事務、伊朗與以色列問題、印太議題，以及俄羅斯與烏克蘭衝突等關鍵地區的安全防務政策，始終呈現出自相矛盾、前後不一的漂移狀態。故而美國政策的長期走向不再取決於戰略邏輯的內在連貫性，而是在各派系“勝利敘事”的此消彼長中不斷被重塑。▍美國西半球戰略中的內政邏輯與派系合流川普政府的西半球戰略始終與美國國內議題深度繫結。早在第一任期內，他就將美國城市的犯罪問題和毒品走私歸咎於外部勢力，並以販毒恐怖主義罪名起訴委內瑞拉總統馬杜洛。進入第二任期後，這一邏輯得到進一步強化，委內瑞拉的毒品流動被正式定性為對美國國家安全的直接威脅，從而為軍事干預提供了道義上的合法性基礎。2025年，川普不僅向南部邊境大規模部署軍隊，對民主黨主導的城市實施聯邦執法介入，在加勒比海地區集結自1965年以來規模最大的美國海軍力量，並以打擊販毒集團為名展開軍事行動。九月起，美軍開始攔截並摧毀所謂的毒品船隻，至年底已造成逾百名平民死亡。十月，白宮正式通知國會，美國在加勒比地區與販毒集團發生“非國際性武裝衝突”，其並將行動命名為“南方長矛行動”。這些舉措被包裝為維護本土安全的必要措施，但其真實意圖遠為複雜，它們既服務於川普爭取國內選民支援的政治需要，也為白宮內部各派係爭奪政策主導權提供了競技場。在委內瑞拉問題上，白宮內部的克制派與優勢主義派的博弈尤為激烈。克制派主張將美國力量集中於本土和南部邊境，反對海外軍事干預。他們認為，對委內瑞拉的軍事打擊缺乏可靠情報支援，極可能演變為長期入侵，重蹈伊拉克戰爭覆轍。優勢主義派則指出，馬杜洛政權雖令人反感，但其存續反而可以避免美國陷入更深泥潭，何況在川普切斷外交管道前，美委談判曾取得了相當進展，即馬杜洛提出給予美國企業近乎壟斷的石油和礦產開採權，這本身便可被視為符合總統胃口的“交易式勝利”。然而，以盧比歐為首的優勢主義派並不滿足於此。他們將馬杜洛政權與國內毒品問題捆綁，宣稱保障邊境安全有時需要政權更迭。優先派更是向川普描繪了一幅誘人的政治圖景，推翻馬杜洛不僅能開放委內瑞拉石油產業，還能將中俄企業逐出該國，從而實現一箭雙鵰的“勝利”。所以，儘管美國石油高管私下警告，委內瑞拉石油產業實為財政黑洞，需巨額前期投入卻難見回報，但這一現實困境從未進入總統的視野。川普對細節的漠視使得優先派的敘事佔據上風，最終促成了2026年1月針對馬杜洛及其妻子的抓捕行動。這場精心策劃的軍事行動未造成美方人員傷亡，為川普提供了社交媒體上炫耀“勝利”的絕佳素材。他隨即宣佈勝利，並迅速將注意力轉向下一個目標：格陵蘭島。美國逮捕委內瑞拉總統馬杜洛。來源：Al Jazeera格陵蘭島問題的升溫，進一步暴露了川普政府決策機制的混亂與其濃厚的個人主義色彩。川普對格陵蘭的興趣最早可追溯至2018年，當時億萬富翁羅納德·勞德（Ronald Steven Lauder，猶太裔美國人，雅詩蘭黛美妝帝國繼承人、億萬富豪、前外交官、頂級藝術收藏家與猶太事務活動家，橫跨商業、政治、藝術與公益四大領域）向他提出了收購構想。但由於當時跨部門審批流程的制約，這一提議未能得到推進。進入第二任期後，隨著國內傳統政策協調機制的廢除，川普的個人執政理唸得以毫無阻礙地推進下去。2026年1月，他在接受採訪時宣稱美國“絕對需要格陵蘭島”，理由是該地區“被俄羅斯和中國包圍著”，此言引發持續兩周的跨大西洋危機。值得注意的是，無論是克制派還是優勢主義派，均不支援這一領土擴張計畫。克制派認為，收購格陵蘭島將導致資源和注意力從國內優先事項轉移，且短期內無法從格陵蘭的能源資源中獲利；而且與盟友產生衝突也有違他們避免海外軍事牽連的根本立場。優勢主義派則擔心，川普損害北約聯盟可能危及美國全球霸權，得不償失。然而，由於缺乏嚴謹的跨部門審查和協調機制，川普的個人野心幾乎不受任何制度約束。各派系雖心存疑慮，卻不敢公開反對，因為在川普眼中，忠誠高於一切。他們只能試圖重新包裝總統的執念，其中盧比歐堅持主張“購買格陵蘭”，以安撫北約和國會；范斯則將之重新定義為展現戰略籌碼的戰術手段，強調格陵蘭對美國導彈防禦體系的重要性。最終，商人勞德近十年前的構想竟真的成為了美國政府官方的外交政策。由此可見，在川普的決策框架下，政策制定始終服務於總統對短期勝利和力量展示的渴求，而傳統的戰略考量、盟友關係乃至基本事實都被拋諸腦後。委內瑞拉行動成功後，川普迅速失去興趣，政府也陷入“下一步怎麼辦”的戰略茫然；軍事行動雖然仍在繼續，但其重點已轉向阻止委內瑞拉對古巴的補貼石油輸送，這暗示盧比歐可能正藉機向古巴政府施壓，以實現其長期追求的推翻古巴政權的目標。然而，克制派的反彈隨時可能打破這一局面，川普對格陵蘭的執念同樣可能分散資源和注意力。因此，美國的西半球政策之所以呈現出高度流動性和不可預測性，主要是因為每一項行動倡議都取決於各派系能否為川普量身定製出即時可見的“勝利”，而非基於任何連貫的戰略性思考。▍美國在伊朗問題上的有限打擊與戰略克制在川普第二任期的外交政策中，中東地區再次成為檢驗其決策邏輯與派系博弈的關鍵場域。圍繞伊朗核問題的處理方式，白宮內部不同派系展開了激烈的政策爭奪，最終形成了一種表面上以“勝利”為導向、實則充滿矛盾與權宜之計的政策結果。這一過程不僅揭示了川普政府對伊朗政策的演變軌跡，也深刻反映出其外交決策機制的碎片化與個人化特徵。自2025年初起，川普政府內部在伊朗問題上便呈現出兩條截然不同的政策路徑。其中，以副總統范斯為核心主張通過外交手段遏制伊朗核能力，避免美國再次陷入中東戰爭泥潭。他們認為應通過經濟讓步與有限核活動許可，換取伊朗在核問題上的長期妥協。與其相對的是以國務卿馬可·盧比歐、前國家安全顧問邁克·沃爾茲及多位共和黨鷹派議員為代表的優勢主義派，他們主張採取更強硬的軍事手段，徹底摧毀伊朗核設施，甚至推動政權更迭。該派系與以色列總理納坦雅胡政府保持高度協同，並得到部分保守派媒體與億萬富翁捐助者的強力支援。川普本人在政策傾向上最初表現出對克制派的認同。他在公開場合強調“以實力求和平”，但私下卻對納坦雅胡多次計畫的軍事打擊持保留態度，甚至一度推遲以色列的空襲行動。其特使史蒂夫·魏科夫也曾提出一項允許伊朗在嚴格監督下進行有限鈾濃縮的初步方案。然而，隨著2025年6月局勢的急劇變化，川普的政策立場發生了顯著轉折。這一關鍵的轉折點出現在6月9日川普與納坦雅胡的一次通話中。納坦雅胡明確表示，無論美國是否參與，以色列都決心對伊朗核設施採取軍事行動，並已部署地面部隊。以色列方面周密的作戰計畫與堅決態度給川普留下深刻印象，促使其最終決定加入行動。6月13日，以色列對伊朗福爾多核設施實施精確打擊，美國隨後參與並支援此次行動。川普隨即在公開場合宣稱此次行動的成功歸功於自己的領導，並以此作為其“強硬外交”的典型案例。傑瑞德·庫許納、國務卿馬可·盧比歐、副總統范斯和特使魏科夫都參與了與伊朗的談判。來源：紐約時報川普在伊朗問題上的戰略搖擺，反映出其對“勝利”敘事的執著追求。在以色列展示出不可逆轉的行動決心後，川普迅速將這場軍事打擊重新定義為自己的政治勝利，借此回應外界對其總是臨陣退縮的批評。與此同時，他也在行動後迅速將注意力轉向其他議題，表明其興趣在於短期成果而非長期戰略。正如克制派所批評的那樣，此次軍事行動雖然被包裝為“精準打擊”與“有效遏制”，實則缺乏清晰的後續戰略，亦未能根本解決伊朗核問題。因此，在行動之後，川普政府對伊朗的政策再次陷入模糊與搖擺。而從派系鬥爭的角度來看，伊朗問題上的政策演變充分體現了川普政府內部動態博弈的複雜性。優勢主義派雖然一度佔據上風，但他們的勝利方案更多依賴於以色列的行動節奏與川普個人對“勝利”敘事的吸納，而非制度化的戰略轉向。克制派則通過重新定義行動性質，將其納入“避免長期戰爭”的話語體系，從而在事後爭取了政策解釋權。兩派在公開場合均以“贏者”自居，實際上卻持續推動各自議程，形成一種持續拉扯的政策格局。值得注意的是，伊朗問題的處理方式也暴露出川普政府對情報評估、盟友協調與戰略規劃的制度性忽視。缺乏跨部門機制的有效制衡，使得總統個人的短期偏好與外部行為體的行動節奏頻繁主導政策走向。以色列通過展示武力與決心，成功將川普拉入其戰略軌道，而美國內部的戰略審慎與制度約束則被大幅削弱。這種模式不僅加劇了中東地區的不穩定性，也使美國的長期積攢下的戰略信譽受到損害。因此，川普政府在伊朗與以色列問題上的政策實踐，本質上是一場以“勝利”為名、以派系博弈為實的戰略表演。在川普的“贏學”敘事下，軍事打擊被包裝為戰略克制，短期行動被標榜為歷史性突破，而真正的戰略目標與後續安排卻始終模糊不清。▍交易與威懾之間：川普對台政策的內在張力川普政府的對華政策，在其第二任期內展現出明顯的矛盾性與不確定性。總體而言，川普的對華政策既偏離了共和黨內部優勢主義派所主張的全面戰略競爭路線，也與克制派所倡導的有限介入理念存在張力。其政策核心仍延續了川普一貫的“交易主義”邏輯：將對華關係視為一系列可談判的雙邊交易，而非基於長期戰略目標的系統性競爭。川普本人對中美關係的看法始終帶有濃厚的商業色彩。例如，與兩黨主流共識不同，他傾向於將台海問題置於更廣泛的中美經貿談判框架中，視其為可用於換取貿易讓步或其他經濟利益的政治籌碼。川普這種帶有嚴重個人化色彩的政策取向，與五角大樓內部日益強硬的戰略共識形成了鮮明對比。在國防部政策事務副部長埃爾布里奇·柯伯吉的推動下，五角大樓持續推進以“拒止威懾”為核心的對台戰略。該戰略旨在通過加強美國在印太地區的軍事部署、提升與區域盟友的協同作戰能力，達成威懾效果。然而，川普本人對這類軍事威懾計畫表現出明顯的排斥態度。據美國前政府官員透露，川普在第二任期初期曾明確禁止五角大樓舉行任何針對中國的戰爭推演，並對埃隆·馬斯克參與相關會議表示不滿。這種態度主要源於總統本人對與中國這樣的大國發生軍事對抗的本能迴避。川普更傾向於通過高層會晤和個人外交來管理中美關係，而非依賴軍事威懾或同盟體系。他在多個場合表達了對中國領導人的尊重，並強調自己願意直接與中國領導人接觸，以尋求“穩定和平、公平貿易和相互尊重”的大國關係。總統個人的政治直覺與官僚體系共識之間的張力，在2025年發佈的《國防戰略報告》中得到了充分體現。該檔案在表述對華政策時呈現出明顯的分裂特徵：一方面，它強調美國必須“清醒而現實地看待中國歷史性軍事擴張的速度、規模和質量”，並致力於“創造軍事條件……防止任何國家（包括中國）支配美國或美國的盟友”；另一方面，它又宣稱川普政府“尋求與中國建立穩定和平的關係”，並表示願與中國人民解放軍開展更廣泛的軍事交流，“重點在於維護戰略穩定……化解衝突與緩和緊張局勢”。這種矛盾的表述方式，實際上是白宮內部派系鬥爭的產物，反映出不同陣營在最終檔案中的妥協與博弈。此外，在經貿領域，川普對華政策的矛盾性也表現得尤為明顯。川普在2025年4月再次對華加征高額關稅，雙方陷入一場針鋒相對的關稅戰，最終將部分商品的關稅稅率推高至145%。中國則以限制稀土出口作為反制手段，迫使川普政府在敏感技術出口問題上做出讓步。2025年下半年，川普政府允許中國擴大採購輝達先進晶片的管道，這一決定與其國家安全戰略中強調的“保護美國技術優勢”的目標明顯相悖。2026年1月，美國商務部進一步放寬了對輝達H200晶片對華出口的限制，而與此同時，國務院卻試圖收緊相關許可證的審批流程。這種內部政策的不協調，反映出不同派系在經貿與安全問題上的持續角力。▍“和平交易”：俄烏衝突解決的川普方案川普政府在俄烏衝突上的政策考量，始終圍繞其本人的政治利益以及對“勝利”的執著追求展開。自2024年競選期間，川普便多次公開表示，他能夠在“24小時內結束戰爭”，並以此作為其外交政策能力的象徵性資本。然而，這一承諾的本質並非通過外交斡旋實現持久和平，而是通過施壓烏克蘭接受領土讓步，換取與俄羅斯的關係正常化，從而為自己塑造“和平締造者”的形象。在川普第二任期內的首年，烏克蘭政策便成為白宮內部派系鬥爭的焦點。主要參與者可分為三個陣營：以副總統范斯為代表的“克制派”，主張通過減少援助、推動談判結束戰爭，並將歐洲安全責任移交歐方；以國務卿馬可·盧比歐為代表的“優勢主義派”，強調維護美國信譽、北約凝聚力及對俄遏制；以及以史蒂夫·魏科夫和傑瑞德·庫許納為代表的“商業派”，試圖通過經濟利益和資源開發實現所謂的“和平紅利”。范斯及其盟友自上任之初便積極推動對烏政策的單邊化。他們在2025年2月橢圓形辦公室與烏克蘭總統澤倫斯基的會晤中公開施壓，試圖迫使其接受不利條款。此後，范斯團隊更試圖推動美國暫停對烏情報共享和武器交付。儘管這些舉措在短期內未能全面實施，但其影響力持續存在。與此同時，五角大樓內部的“優勢主義派”也曾試圖通過暫停部分彈藥交付來影響戰場態勢。然而，川普在得知國務院和國家安全委員會未被充分通報後，迅速撤銷了相關決定。這一事件暴露出政府內部缺乏協調機制，也反映出總統對政策過程的個人化掌控。而“商業派”的崛起是2025年烏克蘭政策演變中最具特色的現象。魏科夫與庫許納通過與俄羅斯主權財富基金負責人基里爾·德米特裡耶夫的接觸，提出了一項以經濟合作為核心的和平方案。該方案的核心是“凍結衝突，重啟經濟”，即以領土讓步換取對俄制裁的解除，並推動俄羅斯重新融入國際經濟和金融體系。這一構想與川普對有利可圖的交易的偏好高度契合，並在2025年底被媒體曝光為“28點計畫”。美國總統川普在美國白宮橢圓形辦公室，與烏克蘭總統弗拉基米爾·澤倫斯基之間的爭吵。來源：《紐約時報》該計畫一經披露，立即引發基輔方面及歐洲盟友的強烈反彈。盧比歐及其他優勢主義派人士趁機介入，重新引入對烏安全保障和戰後軍事能力建設的議題，試圖在川普的“和平交易”與歐洲安全利益之間尋找平衡。最終，雖然“28點計畫”未獲通過，但其內容已深刻影響後續談判框架的設定。值得注意的是，歐洲領導人在此過程中扮演了事實上的“優勢主義派”的延伸力量。北約秘書長馬克·呂特、德國總理候選人弗裡德里希·梅爾茨、芬蘭總統亞歷山大·斯圖布等人，通過高規格接待、防務承諾和外交勸說的方式，成功為烏克蘭爭取了時間，延緩了川普對烏政策的激進轉向。他們推動通過了北約《烏克蘭優先需求清單》，並促成美國情報部門協助烏克蘭打擊俄能源基礎設施。然而，這些努力並未改變川普政府對俄政策的基本邏輯，即以勝利為目標，以交易為手段，以經濟利益為衡量標準。截至2026年初，美國對烏克蘭政策仍處於高度不確定狀態。儘管“優勢主義派”在表面上維持了對烏援助和安全保障的延續，但川普本人對快速達成協議的興趣始終未減。普丁持續拒絕接受任何不利於俄羅斯的條款，進一步加劇了川普對“克制派”方案的傾向。若俄方繼續拖延戰事，川普極可能重新採納范斯路線，推動烏克蘭在領土問題上作出更大讓步，以換取其所謂“和平勝利”的實現。由此可見，川普政府對烏克蘭政策的演變，既非戰略規劃的產物，也非意識形態共識的結果，而是派系博弈與個人偏好交織的臨時產物。無論是克制派、優先派還是商業派，都未能實現對政策的穩定主導。然而，真正的贏家始終是川普本人，他通過不斷調整立場、吸納各方建議、塑造“勝利敘事”，鞏固了自身在外交政策中的主導地位。編者評第三未來的美國是否會繼續奉行“贏學”。川普的“贏學”政治的確給美國本土帶來了一系列實質變化：在產業與經濟層面，通過政策引導與市場機制，資本、技術與高端人才顯著回流，製造業尤其是尖端科技領域呈現出復甦態勢。從晶片到人工智慧，從算力基礎設施到機器人技術，這些關鍵產業獲得了前所未有的戰略性扶持，正在構築新的競爭優勢。而且，川普“勝利”的成果也惠及了相當一部分本土產業工人、地方經濟和中產階級。這種物質利益的獲得感，正在侵蝕民主黨賴以生存的多元聯盟基礎，加速了自由派政治勢力的邊緣化，使其在選舉政治中日益被動。由此可見，“贏學”並非單純的情緒煽動，而是有著實實在在的利益分配作為支撐。它反映了美國在全球競爭壓力下的一種自我調適，其背後的驅動力，即對全球化的反思、對產業基礎的重視、對中產階級利益的保護，具有超越特定領導人的持續性。這意味著“贏學”敘事下的美國政策制定邏輯的改變，很可能是一個不可逆轉的歷史處理程序。川普政府上台以來，建構出一套“贏學”敘事體系，試圖通過持續不斷的“勝利宣告”，維繫其與支持者之間情感連結的紐帶，為核心支持者製造心理上的持續滿足感。然而，若要將“贏學”作為一種方法來剖析美國外交與國家安全決策的內在邏輯，還須深入把握以下三個相互關聯的核心問題。第一，“贏學”敘事在當下美國社會興起的深層動因。從表面看，這種現象與川普本人在政治實踐中展現出的強烈自戀傾向與形象塑造需求密不可分。他極度渴求外界的認可與讚美，執著於向公眾展示自身的“偉大”形象，這種個人特質直接催生了以“贏”為核心的政治話語。然而，川普的出現雖具偶然性，其“贏學”卻能獲得廣泛共鳴，背後是美國社會矛盾的必然產物。全球化浪潮下，美國內部的階級分化日益加劇，經濟結構長期失衡，傳統產業工人與中下層白人的相對剝奪感不斷積累。川普敏銳地捕捉到這一情緒，以“美國優先”為旗幟，重新定義了“美國利益”的內涵。他大膽拋棄了美國自二戰結束、尤其是冷戰終結以來所主導的世界帝國體系，將維持全球霸權所需的公共產品支出視為對美國的消耗，從而在戰略收縮的框架內重構了“贏”的標準，從追求全球共治的“多贏”轉向了以民族國家為本位的“獨贏”格局。第二，“贏學”敘事對當下美國外交和安全政策的影響。本文作者認為，川普的“勝利宣告”已不再僅僅是政治表演，而成了驅動決策的核心機制。在白宮內部，各政治派系間的政策辯論逐漸式微，傳統的制度化協調管道被架空，取而代之的是一場圍繞如何精準迎合川普對“勝利”渴求的競賽。政策方案的勝出與否，不再取決於其對美國長期戰略利益的審慎評估，而在於能否在特定時刻更有效地包裝主張、更巧妙地迎合總統的個人偏好。這種博弈模式使得美國的外交與安全政策陷入一種內在困境，即政府在追逐短期、可見、可宣傳的“勝利”時，逐漸喪失了建構和維護長期戰略的能力。換言之，“贏學”敘事促使美國決策層的心態從世界帝國的治理者，退化為短期利益的追逐者，難以再像過去那樣從全球體系的整體角度來思考世界秩序建構。 (文化縱橫)

德國總統施泰因邁爾3月24日表示，自美國總統川普開啟第二任期以來，跨大西洋關係的裂痕深重。盟友之間乃至全世界範圍內，對美國大國政治的信任已然喪失。施泰因邁爾當天在德國外交部一場紀念活動上發表講話時說，美國和以色列對伊朗的軍事打擊毫無疑問違反了國際法，是政治上的一個致命錯誤。如果目的是阻止伊朗研發核武器，那麼這場軍事行動本可避免且無必要。施泰因邁爾表示，國際法作為秩序框架、規則手冊和合法性來源的重要性，對德國和歐洲而言都絲毫未減。在跨大西洋關係中，德國必須擺脫使自己變得脆弱的依賴。 (介面新聞)

How the Iran war is weakening Donald Trump一場不受歡迎的衝突和高昂的油價可能使他的總統任期舉步維艱Illustration: The Economist/Justin Metz/Getty2026年3月18日白宮堅稱共和黨人不必恐慌。“不要恐慌！”（NO PANICANS!），白宮在3月14日的推文中寫道。儘管如此，恐慌的跡象仍依稀可辨。儘管唐納德·川普總統聲稱他已“摧毀了伊朗100%的軍事能力”，但剩下的那0%正通過切斷全球10%-15%的石油供應，讓全球經濟陷入混亂。川普這場自選的戰爭在美國選民中的受歡迎程度低於近期任何一場衝突，共和黨人在11月中期選舉中遭遇慘敗的機率正在增加。“這是一團糟，”美國保守派的柯特·米爾斯（Curt Mills）說道。受負面報導困擾，川普將批評他的媒體描述為“腐敗且極度不愛國”。3月15日，他表示聽到聯邦通訊委員會可能審查那些散佈“假新聞”的媒體的廣播執照時，感到“非常興奮”。然而，有一個悲觀消息的來源是無法被合理封口的：加油站外的標價牌。每天，駕車者都能看到醒目明亮的提示，提醒他們燃油價格比過去更高了。而在那些在2024年支援川普的州，這種痛苦更為劇烈。由於共和黨執政州的燃油稅往往較低，油價上漲導致這些“紅州”加油站的泵價漲幅比“藍州”更陡峭。歷史表明，當燃油價格上漲時，選民更有可能投票反對現任總統。傑拉爾德·福特、吉米·卡特和喬治·H·W·布希都在油價飆升後失去了總統職位。川普當選時曾誓言避免戰爭，並承諾在“上任第一天”就降低物價。違背這兩項承諾正在讓他失去支援。民主黨人對這場戰爭的認可度微乎其微，獨立選民的支援率也很低，雖然在共和黨人中支援率較高，但強烈支援的共和黨人數量已迅速下降（見圖1）。年輕人和拉丁裔這兩個在2024年大幅轉向支援川普的群體，其在汽油上的支出佔收入的比例高於其他美國人（見圖2）。在緬因州巴克斯頓的“斯基普休閒吧”（Skip's Lounge），這是一家檯球酒吧，這裡禁止三件事：政治、宗教和掰手腕。但顧客們仍在抱怨這場戰爭。“做這一切毫無理由，”比爾·米切爾（Bill Mitchell）說。不斷上漲的柴油價格正在擠壓他經營的農村建材供應公司。他的妻子簡經營著一家馬匹寄養農場，她擔心源自天然氣的化肥價格也會隨之上漲。民主黨人很可能贏得眾議院，而只需再拿下四個席位即可贏得參議院。緬因州可能是其中之一。現任參議員蘇珊·柯林斯（Susan Collins）是一位溫和派共和黨人，她的競選活動幾乎不提總統。但她可能會被一股反川普的浪潮捲走。從全國各地民主黨初選的投票率來看，民主黨人鬥志昂揚。相比之下，共和黨人情緒低落。喬什（Josh）是一名退伍軍人，正在斯卡伯勒的一家軍品剩餘物資店瀏覽迷彩夾克。他說他在2024年投了川普的票，並不在乎川普是否將伊朗徹底炸平。“但每個人都對汽油價格感到憤怒，”他說。所有搖擺州的油價漲幅都達到了20%或更多。在北卡羅來納州，民主黨參議員候選人是一位受歡迎的前州長，他將生活成本作為競選主題，而共和黨候選人則是一名前石油遊說者。博彩市場顯示，民主黨在該州獲勝的機率為80%。川普試圖往好處看的努力可能會顯得冷漠無情。“美國迄今為止是世界上最大的石油生產國，所以當油價上漲時，我們會賺很多錢，”他在3月12日的帖子中寫道。“我認為他們並不真正關心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佐治亞州（另一個搖擺州）的優步司機西奧多（Theodore）抱怨道。這場戰爭對全球經濟和美國政治的影響，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它持續的時間。同情政府的分析師給出了樂觀的評估。轟炸非常精準，在第一天就擊斃了伊朗最高領袖，並摧毀了其海軍、導彈系統和其他軍事資產。政權已被削弱。一旦轟炸停止，可能會出現一位美國可以打交道的領導人，就像委內瑞拉的德爾西·羅德里格斯（Delcy Rodríguez）一樣。“如果他們合作，就會得到寬恕，”親川普智庫傳統基金會（Heritage Foundation）的維多利亞·科茨（Victoria Coates）說。支持者表示，經濟痛苦可能很嚴重，但戰爭將在幾周內結束。即使在美國停止轟炸後，伊朗可能繼續襲擊油輪，但最終會停止；它不能無限期地與全世界為敵。結果是，“對美國、地區和全球安全的最大威脅之一”的武器計畫將“倒退數年”，大西洋理事會（Atlantic Council）的馬修·克羅尼格（Matthew Kroenig，前國務卿馬可·魯比奧的顧問）說。“我不認為這會變成泥潭，”他補充道。科茨女士表示，短期內，戰爭可能通過推高油價使弗拉基米爾·普丁受益，但從中期來看，它將展示川普總統準備使用武力的決心，從而增強美國的實力。如果油價在夏季駕駛季節到來之前回落，共和黨的中期選舉前景就不會那麼黯淡。其他保守派人士則不那麼樂觀。川普的前烏克蘭特使庫爾特·沃爾克（Kurt Volker）表示，川普剛剛奪取了委內瑞拉總統的權力，本以為在伊朗也能如法炮製，既快又易。“就像馬杜洛一樣——三個小時，搞定。”一位共和黨操作人員稱，川普在“向美國人民解釋到底發生了什麼”方面做得“幾乎令人難以理解的糟糕”。他未能防範顯而易見的風險——3月16日，他說“沒人預料到”伊朗會襲擊其海灣鄰國。而且，一位更年輕、更憤怒的最高領袖取代了哈米尼，而美國和以色列剛剛殺死了這位新領袖的家人；目前尚不清楚這是否會讓伊朗變得不那麼危險。另一位共和黨高層人士表示，川普現在處於“一個可怕的境地”。伊朗的無人機製造成本低廉，但攔截成本高昂。它們威脅著緩慢的油輪和靜止的煉油廠。“他製造了一個只有通過政權更迭才能解決的問題，而他又不想[派遣地面部隊]去做，”沃爾克先生說。這場戰爭也凸顯了虐待盟友的代價。川普曾貶低北約並威脅要奪取丹麥的一部分，卻在未與盟友磋商的情況下發動了戰爭，隨後又要求他們提供幫助。他告訴《金融時報》，拒絕幫助將“對北約的未來非常不利”；然而他的請求未被理睬。保守派智庫美國企業研究所（AEI）的科裡·沙克（Kori Schake）表示，他這種“懲罰性的交易主義”是“沒有人願意”幫助美國重新開放荷姆茲海峽的“重要原因之一”。這場戰爭也使美以關係複雜化。“伊朗對我們的國家沒有構成迫在眉睫的威脅，很明顯我們是因為以色列的壓力才發動了這場戰爭，”高級反恐官員、堅定的“美國優先”主義者喬·肯特（Joe Kent）在3月17日辭職時表示。雖然川普是自己做決定，但這種論點在“讓美國再次偉大”（MAGA）的世界裡很常見。“我猜他們正在尋找除了他們的領袖之外的人，來為事情沒有像宣傳的那樣成功而承擔責任，”沙克女士說。川普仍有可能從災難的邊緣挽回聲譽。如果戰爭短暫且油價走穩，選民在11月的憤怒可能會減輕。如果到那時他已馴服了委內瑞拉和伊朗——他將有很多值得誇耀的資本。但肯特先生擔心，目前的路線正通向“衰落和混亂”。■ (邸報)

以參議員桑德斯為首的一批左翼參議員，已致信美國白宮和商務部長盧特尼克，要求美國政府解釋其將如何應對因資料中心擴張而加劇的電價上漲問題。信中稱川普政府快速審批這些項目的政策，正迫使美國民眾“與兆美元市值的公司展開競標，以維持家庭照明”。資料中心建設熱潮正面臨來自美國政界的嚴密審視，其對電網的巨大壓力和對消費者電價的直接影響，正成為美國日益尖銳的政治和經濟問題。11月10日，據媒體報導，以參議員桑德斯為首的一批左翼參議員，已致信美國白宮和商務部長盧特尼克，要求美國政府解釋其將如何應對因資料中心擴張而加劇的電價上漲問題。他們指出，Meta、OpenAI、Alphabet等科技巨頭正在全美範圍內推動一場歷史性的基礎設施建設，其巨大的電力需求正在給普通家庭帶來財務壓力。信中措辭嚴厲，稱川普政府快速審批這些項目的政策，正迫使美國民眾“與兆美元市值的公司展開競標，以維持家庭照明”。根據美國勞工部的資料，今年9月，美國居民電費同比上漲5.1%，成為推動通膨高出聯準會目標的一個因素。儘管AI發展為美國經濟和資本市場注入了強勁動力，但其背後巨大的能源消耗和成本，正引發從美國地方社區到聯邦國會的廣泛擔憂，並可能對科技公司未來的擴張計畫及相關投資構成新的監管風險。參議員要求聯邦介入，確保科技巨頭承擔成本信中核心訴求是，要求美國聯邦層面設立監管保障，以確保資料中心建設的巨大成本由創造它們的大型科技公司承擔，而非轉嫁給普通消費者。除了桑德斯，聯署這封信的還有馬里蘭州民主黨參議員Chris Van Hollen、馬薩諸塞州民主黨參議員Ed Markey，以及俄勒岡州民主黨參議員Ron Wyden。值得注意的是，Wyden所在的俄勒岡州是全美最大的資料中心市場之一。康涅狄格州民主黨參議員Richard Blumenthal在接受媒體採訪時表示：重點不是要阻止資料中心，而是要確保成本由建立它們的巨型公司承擔，並控制甚至降低電價。Blumenthal補充說，他擔心電力監管機構和地方官員“可能會屈服於這些公司所能帶來的巨大資金壓力”。議員們呼籲建立“美國政府層面的保障和監督機制”，以應對這一挑戰。電價上漲助推通膨，成為新的政治議題川普去年競選時曾承諾將能源成本削減50%。儘管汽油價格有所回落，但電價的持續上漲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美國勞工部的資料顯示，9月份電價5.1%的同比漲幅，是使整體通膨率居高不下的因素之一。據報導，對電費上漲的擔憂，已成為上周美國紐澤西州州長選舉以及弗吉尼亞州和佐治亞州地方選舉中，幫助民主黨取得勝利的一個因素。電力市場向來不透明，價格上漲可能源於輸電線路升級、大宗商品價格波動以及昂貴的防火措施，而這些因素因地區而異。在許多地區，當地活動家已開始組織起來，反對為資料中心提供大規模稅收減免。分析師警告稱，資料中心正在加劇某些地區的電力壓力，因為這些地區的開發速度超過了公用事業公司提高發電能力的速度。在能源選擇上，美國政府官員傾向於通過天然氣和煤炭為建設提供動力，同時削減了對可再生能源的補貼。作為應對，許多開發商則開始尋求建設自己的獨立電源，以避免供應鏈瓶頸和接入傳統電網時可能遇到的繁瑣監管挑戰。 (invest wallstreet)

2025年的紐約市長選舉，正在成為美國政治的一次“系統性測試”。候選人佐蘭·馬姆達尼（Zohran Mamdani）——一位穆斯林、移民之子、公開的社會主義者——在民調中領先，正在挑戰這座金融之都的傳統權力結構。這是一次地方選舉，但它所引發的震盪，正在遠遠超出紐約本身。馬姆達尼的崛起並不偶然紐約是美國收入差距最大的城市之一，租金上漲、移民焦慮、治安擔憂、公共服務老化——這些問題疊加，使傳統民主黨陣營的民眾開始質疑舊體制的有效性。在這樣的背景下，一個能說“體制話題”的年輕政治人物，幾乎天然具備破局的空間。他並非孤例，而是過去十年美國“草根左翼”在地方層面不斷積累力量的結果——從伯尼·桑德斯、AOC到芝加哥教師工會，再到波士頓的進步派市長。紐約，只是這個趨勢走到中心舞台的節點。從邊緣到中心：體制裂縫的形成如果說十年前的“民主社會主義”還只是抗議口號，那麼今天，它已成為一股可以挑戰建制的政治力量。原因有很多，比如：美國的中產階層正在消失；年輕人背負債務與租金，看不到向上通道；民主黨在城市內部日益依賴富裕階層的捐助，逐漸脫離工薪階層。這讓像馬姆達尼這樣的政治人物，有了明確的政治定位空間：既能以“平等”對抗資本，又能以“新鮮”對抗體制老化。他並不靠傳統捐款管道，而是以社交媒體動員、街頭志願者和小額捐助為核心。這種“去中心化政治運作”，本身就是對舊體制的否定。身份政治的雙刃劍馬姆達尼的個人背景——穆斯林、印度裔、移民第二代——本應在紐約多元社會中成為加分項。但他同時也是巴勒斯坦問題上立場鮮明的批評者，這讓他成為美國主流政治光譜中的異類。反對者稱他“危險”“極左”“反猶”；支持者則認為他代表了“真正的紐約”——多元、包容、但敢於批判西方中心敘事。事實上，這場選舉不僅是政策之爭，更是一場關於美國價值觀的再定義：究竟誰代表“城市”？誰能在全球化與民生之間找到新的平衡？民主黨還能否同時擁抱華爾街和布朗克斯？馬姆達尼的出現，讓這些問題不再抽象。他所代表的力量如果用一個詞來概括，他代表的是結構性反彈。一方面，這是對城市資本主義的反彈：紐約房價的上漲、企業稅的減免、公共教育資金的削減，都在侵蝕中低收入群體的生活空間。另一方面，也是對民主黨體制慣性的反彈：“進步派”口頭上強調公平，卻長期無法在預算、住房和工會政策上兌現承諾。因此，馬姆達尼的選民並非典型的左翼知識分子，而更多是感到被遺忘的年輕人、移民社區和低薪工人。他們對他本人未必完全信任，卻相信他代表了一種“非建制的可能”。華爾街與白宮的計算對於紐約的商業界，這場選舉既讓人不安，也讓人好奇。馬姆達尼承諾凍結房租、提高企業稅、推動免費公車，這些政策在理論上意味著成本上升，但在實踐中卻可能迫使城市重新平衡資源配置。不少投資機構私下表示：“如果他真的贏了，我們會先觀察，而不是立刻撤資。”換言之，資本並非只怕“左派”，它怕的是“不可預測”。而馬姆達尼之所以讓華爾街緊張，不是因為他激進，而是因為他尚未被系統馴化。在聯邦層面，拜登政府保持沉默；川普陣營則暗中利用這場選舉，強化“左翼混亂”敘事。紐約的政治，正在被全國化。從桑德斯到馬姆達尼：代際更替美國左翼政治的演化有明顯的代際特徵：桑德斯代表“60年代理想主義的最後一代”；AOC是“千禧世代的覺醒”；馬姆達尼，則是“Z世代政治的現實主義版本”。他不再談革命，而談生活成本；不再強調“佔領華爾街”，而強調“讓地鐵免費”；這是一種去意識形態化的左翼——現實、務實，卻仍具有道義感。風險與未知即便他當選，紐約的治理難度依舊巨大：預算受州政府約束，房租控制需立法配合；聯邦撥款若受制於川普政府，城市財務將更加吃緊。他也將面臨內部壓力：如何在理想與財政現實之間找到平衡？如何在動員激情消退後維繫組織？這些問題，將決定“馬姆達尼現象”是一次偶發的波動，還是一種可複製的政治範本。這場選舉的真正意義，可能不在勝負。它讓人重新思考：在美國這樣一個高度金融化、身份分裂的社會裡，政治是否還有“再分配”的空間？紐約，或許正在進行一次全球城市的政治實驗：一個世界級的金融中心，能否同時成為社會公平的試驗場？佐蘭·馬姆達尼只是這個問題的載體。但他所引發的震盪，可能會持續影響美國政治的下一個十年。 (歌伶的大局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