進入養老階段的人群在增加,勞動就業者人數卻止步不前,甚至還會萎縮。爭議點在於,德國的老齡化負重難道就該由年輕一代來承擔嗎?德國政府最近公佈了一項養老計畫草案,其中的一個數字引發了很大的爭議。在這份計畫中,至2031年,德國的養老金水平維持在當前平均工資水平的48%。這直接意味著,承擔養老金的勞動就業者的負擔將會進一步加重。與此同時,不容忽視的背景在於,德國的老齡化問題正在加劇當中,進入養老階段的人群在增加,勞動就業者人數卻止步不前,甚至還會萎縮。而爭議點主要在於,德國的老齡化負重難道就該由年輕一代來承擔嗎?這裡的48%的養老金水平,並不意味著退休者的養老金為其工作時期工資水平的48%,而指的是所謂標準養老金與所有參保人平均收入的比率。具體計算方式為標準養老金扣除醫保和護理保險之後的淨值除以當前平均工資扣除四項社保之後的淨值。標準養老金適用於那些工作年滿45年,且一直持續賺取平均工資標水平,並按照平均工資標準繳納養老保險的人。由此,該公民在退休時正好積累了45個養老金積分。按照2025年7月的標準,每個積分對應的養老金金額為40.79歐元,因此,標準養老金為稅前1835.55歐元。2025年,德國平均工資暫定為稅前年收入50493歐元。設定這樣一個水平線,初衷在於保障養老金的穩定性,從而避免老年貧困化現象。而引發爭議的並不在於它良好的意圖,而在於它關涉到錢,以及誰來出錢的問題。先來看一下德國目前在養老金上的支出。德國公共養老保險機構(DJV)今年預計支出約4210億歐元,而資金來源主要就是繳納法定養老保險的僱員和僱主,以及約1120億歐元來自聯邦政府預算,而後者其實就是納稅人的錢。所以,對養老金水平的硬性規定,直接意味著對僱員、僱主和納稅人的硬性負擔規定。而且,僱員繳納的公共養老保險佔工資比例也在增加當中,到2030年,將由目前工資的18.6%增至20%。德國的老齡化程度讓問題雪上加霜。1962年,繳納公共養老保險人數與領取養老金人數的比例大約為6.05:1,2022年,該比例已經變成2.15:1。而且,隨著德國 “嬰兒潮一代”進入了和即將進入退休年齡,養老任務只會更加艱巨。與此同時,法定退休年齡也在推遲,這也意味著勞動就業者需要工作的年頭也在增加。德國目前的退休年齡為67歲。自德國東西統一以來,養老金開支佔德國聯邦政府預算的比重一路上漲,該比例目前為20%。而聯邦歷年向養老金輸送的資金佔GDP的比重也在上升當中,由1970年的1.6%演變為2024年的2.5%,不過,最高峰為2004年的3.4%。如何覆蓋一路攀升的支出?如果在不增加稅收的前提下,只能靠政府舉債。目前,德國政府債務佔GDP的比例為62.2%,2000年時該比重為59.2%。其實,長期以來,德國都嚴格遵守代表財政嚴苛紀律的債務剎車,但隨著德國加大對國防的支出,德國計畫2026年開始打開債務的閘門,而增加的債務也會成為下一代的負擔。更嚴峻的是,在可預見的未來,光靠公共養老金遠不能實現老有所依。養老金的增長幅度遠遠小於工資的增長。在過去的55年當中,德國養老金的最好時期是在1982年,當時達到平均工資水平的58%,而今該比例為48%。光靠公共養老金甚至都無法避免老年貧困現象。當然,德國語境中的貧困並非貧困國家中威脅到生存的貧困,而是相對貧困。根據歐盟收入和生活條件調查中的定義,如果一個人的收入低於總人口收入中位數的60%,則被視為面臨貧困風險。2024年歐盟收入和生活條件調查的最終結果顯示,德國單身人士的貧困線為每月淨收入1381歐元,這意味著德國有15.5%的人口面臨貧困風險。而65歲及以上人群的貧困風險率為19.4%,約為354萬人。按絕對人數計算,這意味著貧困人口增加了約30萬人。75歲及以上人群的貧困風險率則為19.1%。不過,來自德國經濟研究所IW的研究表明,標準的貧困統計資料主要關注收入,而通常忽略了財富。該研究表明,一些65歲以上的老年人擁有相當可觀的積蓄。2023年,一方面,有一半的家庭擁有的儲蓄至少達到17.2萬歐元。另一方面,財富最少的30%,其財富不到1900歐元。為了陷入貧困,很多德國人除了繳納公共養老保險,還不得不購買私人養老保險,或者選擇其他投資方式。由此,在辯論48%這個養老金水平時的另一個視角在於,用更高公共養老保險比例和更多的納稅人的錢來保障一定的養老金水平,可能會帶來極大的機會成本。也就是說,用這筆錢當中的部分用於投資其他產品,可能會帶來更高的保值。其實,問題的本質不僅僅涉及到養老金領取者和養老保險支付者之間的利益分配。德國經濟研究所DIW提出了“嬰兒潮一代互助附加費”方案,提議高收入退休人員應繳納額外費用,用於補貼低收入人群,從而主要用於解決老年貧困問題。也有經濟學家提議對富人增稅,比如以提高遺產稅來填補養老金這個巨大的資金窟窿。說到底,如何解決養老金問題,不僅事關代際公平,同樣也事關社會公平和收入再分配。 (FT中文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