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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世界宣佈!由中國科學家首次證實87年前量子力學預言,意味著什麼?
2026年1月15日,國際頂級學術期刊《自然》發表了一項改寫物理學史的突破,中科院大學主導的聯合研究團隊,首次在實驗中直接觀測到中子與原子核碰撞中的米格達爾效應,這個發現不僅證實了蘇聯物理學家阿爾卡季·米格達爾1939年提出的量子力學預言,更撕開了暗物質探測的能量閾值瓶頸,為人類探索宇宙深層奧秘打開了新大門,米格達爾效應描述的是一個違背直覺的量子過程,當中性粒子比如中子撞擊原子核時,反衝的原子核會把部分能量傳遞給核外電子,讓電子脫離束縛成為米格達爾電子,這個過程能將微弱訊號轉化為可觀測的電訊號,為捕捉輕質量暗物質粒子提供了理論路徑,可自1939年預言提出後,中性粒子碰撞中的該效應始終未被直接證實,國際暗物質探測領域長期面臨理論假設缺乏實證支撐的質疑,中國科學家的突破在於攻克了兩大核心難題,一是自主研發微結構氣體探測器加像素讀出晶片組合裝置,靈敏度堪比拍攝單原子運動的照相機,二是利用緊湊型氘氘聚變反應加速器中子源,在八十一萬七千個候選事件中精準篩選出六個米格達爾事件,統計顯著性超五倍標準差,達到物理學發現的黃金標準,這一成果徹底終結了學界對該效應存在的爭議,暗物質佔宇宙總質能的27%,但其本質仍是未解之謎,當前主流探測手段依賴原子核反衝訊號,輕暗物質粒子碰撞釋放的能量遠低於現有探測器閾值,米格達爾效應的證實將探測靈敏度提升至原有水平的一百分之一,相當於在黑暗中點亮了一盞量子明燈,這一突破會直接推動歐洲核子研究中心雪球計畫等國際實驗升級,還為軸子等非弱相互作用大質量粒子類暗物質模型提供了新路徑,可能引發粒子物理學範式革命,此次成果的背後是中國基礎科研的長期積累,自主探測器技術突破了國外封鎖,緊湊型中子源裝置標誌中國可控核聚變相關技術邁入世界前列,更體現了大科學裝置加跨學科協作的創新模式優勢,從墨子號到九章再到這次突破,中國在量子科技領域建構了完整的理論實驗應用鏈條,實現了從跟跑到領跑的跨越,米格達爾效應的證實印證了量子力學對經典物理觀的顛覆性,其非區域性特性還與東方哲學天人合一的思辨產生共鳴,這一突破預示著人類認知的又一次躍遷,答案或許藏在下一組量子資料中,而中國科學家已手持鑰匙站在門前。 (科技直擊)
【俄烏戰爭】不顧冷戰設計師凱南的警告,西方狂妄自大欺騙,烏克蘭天真愚蠢、俄羅斯的凶殘,造就俄烏戰爭的悲劇
1946年2月22日,美國駐蘇聯使館臨時代辦喬治·凱南的"長電報"的檔案,不僅預言了美蘇冷戰的必然性,更建構了一套影響深遠的避免直接軍事對抗,通過經濟、政治和意識形態手段"遏制"戰略思想體系。成為西方集團贏得冷戰勝利的策略,凱南因此被“遏制之父”,“冷戰勝利設計師”。1997年2月5日凱南在“紐約時報”上反對北約東擴文章。認為應該解散北約,建立把俄羅斯納入的新歐洲安全體系。1998年5月2日,在美國參議院正式批准了北約擴張後;94歲高齡的凱南預言:“北約東擴是個可悲的錯誤,這完全沒有任何理由這樣做。發動了歷史上最偉大的不流血革命、推翻了蘇維埃政權的俄羅斯人不會攻擊西歐,我們(西方)既沒有資源,也不打算以任何認真的方式這樣做(保護它們)。”然而冷戰勝利讓西方建制派政客信心爆棚,他們認為民主自由政治正確所向無敵,做起歷史終結的美夢。甚至認為北約東擴目標不僅僅是歐洲、甚至可以向東到亞太地區。二戰後至今,美國智庫界公認的戰略大師有喬治·凱南、薩繆爾·亨廷頓、亨利·基辛格。今天在俄烏戰爭選擇的關鍵時刻,重新回顧自從蘇聯崩潰、冷戰結束、北約東擴、烏克蘭顏色革命、俄羅斯佔領克里米亞、烏東地區內戰、俄羅斯入侵烏克蘭、四年俄烏戰爭完全印證了喬治·凱南的預言。觀點如下:1、當俄羅斯人解散極權的蘇聯帝國,成立不成熟的民主體制國家時,西方國家沒有改變冷戰思維,重新定義為冷戰成立的北約內涵,把俄羅斯納入新安全體系架構。對於俄羅斯多次加入北約和歐盟的要求採取拒之門外。2、西方政客狂妄自大認為應該把俄羅斯繼續解體,徹底解決來自東方的地緣威脅。但是恰如喬治·凱南所言,西方國家對北約東擴可能引起與俄羅斯地緣衝突,即沒有考慮到,也沒有任何準備。喬治·凱南沒有預料到的是全球化造成成西方製造業空心化;無節制移民、高福利包袱,進步主義的自我閹割。西方根本就是“有心也無力”應對這場二戰後歐洲最大規模的烏戰爭。3、回顧蘇聯解體後,俄羅斯與獨立出來國家的衝突(戰爭),2008年的喬治亞阿布哈茲和南奧塞提亞、摩爾多瓦德涅斯特河左岸,到2014年烏克蘭克里米亞和烏東地區、2022年全面入侵烏克蘭。都與這些國家境內俄羅斯族裔與獨立國家主體民族關係惡化有關。而是獨立出來的中亞五國、波羅的海三國就沒有沒有發生衝突,他們國家的俄羅斯族裔比例有的比烏克蘭還高(哈薩克)。但是這些國家的領導者保持與俄羅斯良好關係前提下,把主體民族與俄羅斯族裔關係擺在優先位置,利用柔性手段,依靠時間慢慢融合。4、烏克蘭本是原蘇聯中自然資源、地理條件、工業水平、教育文化等最好的國家。但是斯拉夫兄弟的劣根性,以及烏克蘭歷屆領導的愚蠢與天真,讓他們白白浪費了先天優勢。他們天真相信幾個大國的安全承諾放棄了核武器;愚蠢的認為加入歐盟就可以過上西方般富裕生活;為了向西方投名狀不計後果連續發動顏色革命;到2014年丟掉克里米亞、爆發烏東內戰;烏克蘭還活在西方政客編織的顏色革命激情中。澤倫斯基的勇敢保住了烏克蘭的獨立希望,但是在西方白左政客推動的基輔打卡、全球演講捧殺中;他天真自認是保衛西方民主自由世界的英雄,直到今年白宮川普大喝才如夢方醒。他不過是西方白左政客利用烏克蘭鮮血與生命消耗俄羅斯的伙伕。5、有著蒙古韃靼血脈的俄羅斯人不要命的凶殘,再次讓世界目瞪口呆。這也是歷史上他們面對蘇丹圓月彎刀、拿破崙軍團、希特勒戰車為何慘敗後還能挺住翻身的原因。在俄羅斯人不計自己人生命與成本的消耗下,被挺烏人士奉為必勝的西方尖端武器似乎也失去了神奇。俄羅斯擺出一副消耗光烏克蘭的架勢,除非歐美國家參戰,否則烏克蘭真要被消耗掉。如果西方和烏克蘭領導者能聽進喬治·凱南穿越時空勸告,會發生這場俄烏戰爭的悲劇?如果西方建制派政客能理解薩繆爾·亨廷頓《文明的衝突》,歐洲會面臨文明的危機,美國會退守西半球療傷嗎? (嘉慶才道)
在全球聚焦晶片與關稅時,中國已在佈局未來
導語:當全球目光聚焦於關稅的數字波動,以及人工智慧等顯性科技競爭時,塑造未來世界格局以及權力分佈的多個關鍵領域,實則隱於聚光燈之外。中國正以長期主義與戰略視野,在海底資源開發、外太空探索、網路空間治理與國際金融體系建構等“棋盤”上落子。而這也正改變大國博弈的規則和維度。近日,美國前商務部中國事務高級顧問伊麗莎白·伊考諾米在《外交事務》撰文指出,中國已將深海、北極、外太空、網路空間等視為未來全球權力的關鍵領域,並通過“硬實力”的建設與制度等“軟實力”相結合的方式加速佈局。中國的戰略目標始終清晰,那就是在大國圍繞新領域競爭格局形成的初期,就確立主導地位,從而影響下一輪全球規則的制定。文章分析稱,儘管美國等部分發達國家已經意識到,並開始警惕中國的一些制度方案。但中國依託基礎設施輸出、市場聯通與發展融資,已經成功在新興經濟體中拓展了合作空間。一方面,中國積極在現有治理機制中爭取話語權,另一方面還會打造能體現自身治理理念的新平台。相比之下,美國在相關領域存在技術能力滯後與戰略模糊的問題,缺乏對關鍵領域的系統性競爭路線圖。作者認為,若美國無法重塑技術與制度優勢、恢復其作為開放透明秩序維護者的公信力,未來在國際體系的權力塑造中,很可能逐漸讓位於中國。當中國貨船“伊斯坦布林橋號”(Istanbul Bridge)於2025年10月13日在英國費利克斯托港(Felixstowe)靠岸時,這一到來看上去也許並不起眼。英國是中國第三大出口市場,兩國間的船隻全年往來不斷。真正引人注目的是該船改採取的航線——這是第一艘通過北冰洋直接駛往歐洲的中國大型貨船。這次航行只用了20天,比傳統經由蘇伊士運河或繞好望角的航線快了數周。北京稱此舉是地緣戰略上的突破,也是對供應鏈穩定的貢獻。然而,更重要的資訊卻未明說:即中國在全球權力新領域中的經濟與安全雄心的廣度。中歐北極快航是中國“冰上絲綢之路”建設重要實踐成果,將為中國高端製造、跨境電商、新能源等產業,提供新的國際物流選擇。圖源:央視新聞中國在北極的努力只是“冰山一角”。早在20世紀50年代,中國就瞄準前沿領域展開競爭:深海、兩極、外層空間,以及前人民解放軍軍官徐光裕所描述的“權力領域與意識形態”,這些概念如今包括網路空間和國際金融體系。這些領域構成了全球權力的戰略基礎。對這些領域的控制決定著對關鍵資源的獲取、網際網路的未來、從印製世界儲備貨幣中獲得的諸多利益,以及抵禦各種安全威脅的能力。當大多數分析人士將注意力集中在競爭的表象——關稅、半導體供應鏈封鎖和短期技術競賽——時,中國正在建設將在未來幾十年定義國際格局底層體系的能力和影響力。這樣做是中國在全球舞台上恢復自身中心地位夢想的核心。中國領導人強調,“抓住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的重大機遇,就是要在新賽場建設之初就加入其中,甚至主導一些賽場建設,從而使我們成為新的競賽規則的重要制定者、新的競賽場地的重要主導者。”中國已為這場競爭做好了充分準備。它以一致的邏輯與方法來應對這些前沿領域。它在必要的硬實力方面投入資金。它與其他國家建立合作,使自身嵌入各類國際機構,並向這些機構大量輸送中國專家,由他們推動變革。如果無法改造現有機構,它就新建機構。在所有這些努力中,中國不斷試驗不同的平台並以新的方式部署能力。美國的決策者們直到最近才開始意識到,中國在建構當今世界關鍵領域權力方面所取得的全部成功。而現在,他們又有可能忽視中國致力於主宰未來世界的承諾。換句話說,美國不僅正在放棄其在當前國際體系中的角色,而且在爭奪定義下一個國際體系的戰鬥中正在落後。海底兩萬里中國在20世紀70年代末開始了自身的深海海底採礦研究。其科學家和工程師開發了能夠進行海底採礦與勘測的潛水器和裝置原型。1990年,北京成立了國家海洋礦產資源研究開發協會(China Ocean Mineral Resources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Association,簡稱COMRA),以協調其在國際水域的海底勘探與採礦。從2011年起,中國將海底採礦能力納入其五年規劃之中。2016年,北京通過了深海海底區域資源勘探開發法,旨在發展中國的科學能力與商業能力,並為參與有關海底資源的國際談判提供框架。在這一過程中,中國至少建立了12家專門從事深海研究的機構,並建成了全球規模最大的民用科研船隊。上海交通大學研製的深海多載作業採礦車工程樣機“開拓二號”海試現場。圖源:新華社中國領導人將深海海底列為中國領導力的重點領域之一。2016年5月,中國領導人強調:“深海蘊藏著地球上遠未認知和開發的寶藏,但要得到這些寶藏,就必須在深海進入、深海探測、深海開發方面掌握關鍵技術”。中國已經主導了稀土元素的陸上全球供應鏈,而在深海海底採礦方面取得領先只會進一步強化其對這些礦物的鎖喉式控制。深海海底採礦還將推動中國另一項安全戰略需求:通過促進海底測繪和鋪設海底電纜,從而用於支援海軍與潛艇作戰。中國領導人在2018年表示:“深海本沒有路,我們走出來就是路。”隨著中國國內能力的擴張,其在國際海底管理局(ISA)中的角色也在擴大。自2001年以來,北京幾乎一直在擔任國際海底管理局理事會(該理事會由36名成員組成、負責就採礦條例、合同批准以及環境監管作出關鍵決定)成員國。中國為該機構提供了大量支援,包括提交檔案、對草案提出意見,並將本國專家與官員安排在國際海底管理局關鍵技術崗位中;它還為國際海底管理局提供了比任何國家都多的資金支援。中國已經將自身置於一個能夠更大程度塑造深海資源勘探與開發規則體系的位置。中國企業已經從國際海底管理局獲得了五份海底採礦勘探合同——為各國之最。中國的海洋研究機構與ISA其他成員國在海底資源研究和技術開發方面有廣泛的合作,尤其是在深海探測、資源勘探和環境保護等領域。圖源:Getty Imagies此外,中國正積極利用其深海能力吸引新興經濟體和中等收入國家,鼓勵那些需要中國平台、船隻或加工能力的國家與企業與中國保持一致。中國與庫克群島建立了科研夥伴關係,意圖最終開發當地的海底礦產資源,並正在與吉里巴斯探討類似協議。2020年,北京與國際海底管理局合作,在青島設立了一個培訓與研究中心,為開發中國家的官員提供實踐經驗(如水下航行器操作)以及聯合研究機會。而在金磚機制內,中國試圖通過在杭州設立金磚深海研究中心來推動合作。然而,中國在此過程中也遭遇了困難。儘管啟動了多項合作倡議,中國仍屬於主張更快速推進採礦的少數國家之一。中國未能說服金磚國傢伙伴:巴西支援十年預防性暫停,南非要求強有力的環境與經濟保護框架。印度雖傾向於更快發展、但對中國使用科研船隻進行軍事目的仍心存警惕。亞太地區許多國家(包括日本、馬來西亞、菲律賓、帕勞)則擔憂中國深海調查船在其專屬經濟區內的軍事動機。儘管中國尚未在國際海底管理局贏得“規則制定之戰”,但它並沒有停下腳步。中國正大力投資軍民兩用的深海採礦技術——如自主水下航行器與載人潛水器,這些技術既可用於商業海底採礦,也可正如一位中國軍事分析家所言那樣,用於攻擊對手的大型艦隊編組與海軍基地。走向冰封之地深海顯然不是中國領導人想要掌控的唯一前沿。2014年,中國宣示要成為一個極地強國。如同海底一樣,北極擁有豐富的自然資源,蘊藏著全球約13%的未發現石油儲量、30%的未發現天然氣儲量,以及大量稀土元素。隨著冰層融化,這裡還將成為新的航運通道之所在——例如“伊斯坦布林橋號”改採用的航線。在2018年的北極白皮書中,北京承諾通過開闢航道與投資當地資源和基礎設施建設,打造“極地絲綢之路”。中國也重新定義北極治理議題,將其擴展至氣候變化等問題,並推動提升非北極國家的權利。白皮書宣稱:“北極的未來關係到北極國家的利益,也關係到非北極國家的福祉,更關係到全人類的共同利益。北極治理需要所有利益攸關方的參與與貢獻。”北京對北極的興趣並非新近才有。1964年,中國成立了國家海洋局,其職責之一便是開展極地考察。中國的北極科研在20世紀70年代末及80年代加速發展。1989年,中國在上海成立了極地研究所,並在整個90年代與21世紀初不斷加強北極科研能力與國際合作。2013年,中國成為北極理事會觀察員,該理事會由加拿大、丹麥(包括格陵蘭)、芬蘭、冰島、挪威、俄羅斯、瑞典和美國,以及原住民代表組成。此後,中國成為北極理事會最活躍的觀察員之一,參與了廣泛的工作組與特別工作隊。中國研究人員持續主張:中國應在北極決策中扮演更大角色,因為氣候變化使北極成為全球公域議題,同時中國企業對於北極航運與能源至關重要。在氣候變化下,北極冰層融化開啟了新航道,同時暴露了資源、航權與安全的角力。圖源:新華社中國的努力卻遭遇阻力。北極國家愈發擔心過度依賴中國投資及由此產生的安全風險。加拿大、丹麥、冰島與瑞典都曾拒絕或取消一系列中國在其領土上的北極項目。根據哈佛大學貝爾福中心2025年的一項研究,在中國提出的57個北極投資項目中,只有18個仍在進行。然而,當民主國家大多對新的中國投資說“不”時,另一類國家卻向中國敞開大門:俄羅斯。自2018年以來,中俄已將北極相關的雙邊磋商制度化。這種關係在2022年俄烏衝突之後尤為明顯——當時俄羅斯與其他北極理事會成員基本陷入經濟隔絕。此後,中國企業簽署協議,參與開發俄羅斯的鈦礦、鋰礦,並建設新鐵路與深水港。中俄兩國在北極探索、商業與巡邏方面的能力,已經遠遠超過美國。自2022年起,兩國已在白令海、楚科奇海與更廣泛的北冰洋進行多次聯合演習,還曾在阿拉斯加海岸附近組織聯合轟炸機巡航。北京與莫斯科也合作推動金磚國家更直接地參與北極事務,共同成立金磚海洋與極地科技工作組,並且俄羅斯邀請這一機制參與在斯瓦爾巴群島(Svalbard)建立國際科學站。然而,中國的“外聯”效果有限。巴西與印度對北極的參與主要是通過與俄羅斯的雙邊管道。一些印度分析人士甚至公開表達了對中國在該地區角色擴張的擔憂。儘管中俄看似立場一致,莫斯科卻並未支援北京在北極治理中擴大角色的主張。雙方的聯合軍演在很大程度上具有表演成分。2020年,俄羅斯外交部北極理事會特別代表尼古拉·科爾楚諾夫(Nikolai Korchunov)贊同時任美國國務卿邁克·蓬佩奧的說法,即國家分為北極國家與非北極國家,並暗示中國並無“北極身份”。同年,俄羅斯還以向中國提供與潛艇探測方法相關的機密資料為由,以叛國罪指控了一名研究北極問題的俄羅斯教授。勇闖無垠之域最後一個前沿:太空。早在1956年,中國就把航天探索視為國家安全優先事項。緊隨蘇聯和美國在1957和1958年先後發射衛星之後,中國於1970年4月發射了東方紅一號進入軌道。整個20世紀80年代與90年代,中國建構了一個由科學、經濟與軍事需求共同驅動的龐大航天計畫。2000年,政府發佈了首份航天白皮書,明確其太空戰略重點:利用太空資源、實現載人空間飛行、並圍繞月球開展探索任務。太空也是中國領導人特別重視的領域。中國領導人在2013年強調,“發展航天事業、建設航天強國,是我們始終追求的航天夢。”2017年,中國制訂了路線圖,要在2045年成為世界領先的航天強國,並計畫取得重大突破。如今中國確實做到了:除了不斷推進商業航天,中國還發展了先進的太空作戰能力,包括持續增長的偵察、通訊與預警衛星星座。在中國已發射的700多顆衛星中,超過三分之一服務於軍事目的。中國2022年的航天白皮書大力宣示了這些成果。一些美國航天官員與專家認為,中國將在未來5—10年超越美國成為領先的航天大國,其中包括自1972年阿波羅17號任務以來首次將人類送往月球。10月31日晚,搭載神舟二十一號載人飛船的長征二號F遙二十一運載火箭在酒泉衛星發射中心點火發射。圖源:新華社如同深海一樣,中國顯著的技術能力和這一前沿更開放的治理結構,使北京能夠在太空事務中扮演重要的領導角色。中國已成為許多希望開展太空研究與探索的開發中國家的重要合作夥伴。中國與26個國家簽有雙邊合作協議,還與聯合國外空司合作,通過中國的天宮空間站開展實驗。然而,北京最具意義的太空領導力爭奪,是其計畫中的國際月球科研站(ILRS)。該項目由中國與俄羅斯於2017年首次宣佈,預計首先在月球南極建立一個永久基地,隨後擴展為一個集軌道與地面設施於一體的網路,用於支援探索、資源開採和長期駐留。中國計畫通過向參與國提供科研培訓、合作機會以及部分中俄航天技術的使用權,讓50個國家、500家國際科研機構和5,000名海外科研人員加入這一項目。為此,中國正通過金磚機制和上海合作組織等多邊平台推介這一計畫。中國與莫斯科將“國際月球科研站”(ILRS)定位為對抗美國主導的“阿耳忒彌斯計畫”(Artemis Program)及其“阿耳忒彌斯協定”(Artemis Accords)的替代方案——後者是華盛頓重返月球的努力。該協定由美國及其他七個國家於2020年建立,闡明了一系列非約束性原則與指南,內容涉及和平探索外層空間、利用太空資源、保護太空遺產、實現系統互操作性以及共享科學資料。協定的設計與現有的國際空間條約與公約保持一致。截至11月初,已有60個國家簽署。一位中國高級專家將該協定形容為美國企圖“殖民並在月球上建立主權”的行為。然而,中國在吸引國家加入自身項目方面相對不成功。除中俄之外,“國際月球科研站”僅吸引了11個國家參與,其中數個國家幾乎沒有航天計畫,或僅處於萌芽階段。加入ILRS的國家中,有兩個(塞內加爾和泰國)後來也加入了“阿耳忒彌斯協定”。後者更具吸引力的原因有多方面:與ILRS不同,阿耳忒彌斯協定建立在美國國家航空航天局(NASA)與其他國家之間既有的科學、安全與商業關係基礎之上;它為較小國家提供了發展自身航天產業的機會;它提供了明確的透明性、互操作性與資料共享規範;並且不會使各國捲入俄羅斯與世界大部分經濟及科學領域隔絕的困境。最後,與ILRS不同,簽署阿耳忒彌斯協定的國家將有機會通過NASA的登月項目派遣本國宇航員登月。中國在太空治理的更廣泛策略上同樣遇到困難。2022年,只有另外七個國家與中國一起投票反對聯合國大會第一委員會關於停止直接上升式反衛星導彈試驗(此類試驗會製造破壞性太空碎片)的決議。2024年,中國在聯合國安理會關於譴責在外層空間部署核武器的表決中選擇棄權——除俄羅斯外,所有其他成員均支援該決議。北京與莫斯科起草的、旨在防止和限制外空武器化的自有條約草案,僅獲得了少數國家(如白俄羅斯、伊朗、朝鮮)的支援。然而,北京仍在推進。它繼續推動自身的治理框架並投資與太空相關的技術。如果北京率先讓人類重返月球,將獲得強大的象徵性優勢,這將有助於其在太空競賽中塑造規範與技術。圖為嫦娥五號返回器攜帶月球樣品,在內蒙古四子王旗預定區域安全著陸。圖源:新華社硬連接與硬實力中國希望主導的不僅僅是物理領域。北京還希望統治網路空間。中國已成為電信領域的全球強國。中國領導人於2015年提出的“數字絲綢之路”倡議,使兩家中國電信企業——華為(Huawei)與中興通訊(ZTE)——在全球電信裝置市場中按收入計算佔據了約40%的份額。中國的北斗衛星導航系統在世界多個地區的定位精度甚至高於GPS。中國的海底電纜技術也在快速擴大其全球市場份額。北京還希望確立未來戰略性技術的全球標準。其倡議(例如“中國標準2035”戰略)極大地提升了中國在各類標準制定機構中的參與人數與提案數量。根據《自然》(Nature)雜誌的資料,僅在2022年,華為就向200多個標準組織提交了5000余項技術標準提案。一些外部觀察者報告稱,北京通過要求中國企業在投票中集體支援中國提案,並以財政獎勵刺激企業提交建議,從而削弱了最佳實踐,導致出現大量質量低劣的提案。對中國而言,制定標準不僅關乎商業勝利,更在於確立有利的政治與安全規範。中國提出的“新網際網路協議(New IP)”即是一例。2019年,華為、中國移動、中國聯通與工業和資訊化部(MIIT)共同將New IP提交至國際電信聯盟(ITU)電信標準化諮詢組。據《金融時報》報導,中國認為,20世紀70年代建立的傳輸控制協議/網際網路協議(TCP/IP)——即當今資料傳輸的基礎系統——將無法支撐未來網際網路的需求,例如自動駕駛汽車的廣泛應用。除了技術層面的考慮外,中國領導人認為,以美國設計協議為基礎的當前網際網路,體現了一種美國主導的治理體系,這與北京的利益不符。相反,“新網際網路協議”嵌入了國家控制機制。因此,“New IP”體現了中國試圖將自身的技術與政治偏好硬性寫入全球網際網路的努力。對中國這一提案,日本、美國、歐洲以及領先的網際網路工程師們的負面反應來得極為迅速。專家們認為,現有系統具有足夠的靈活性可以演進,而“New IP”會將網際網路分裂為由國家控制的網路。歐洲指出,現行協議並未阻礙人工智慧或其他重要技術的發展。他們還認為,應該由既有的技術機構,而不是國際電信聯盟,來制定標準。中國努力從新興經濟體和中等收入國家爭取對其願景的支援。中國成立了金磚未來網路研究院,以協調6G、人工智慧和新網際網路協議的研發。中國還論證稱,其提出的網際網路協議如果與數字絲綢之路所提供的融資、裝置和培訓相結合,將有助於縮小新興經濟體的數字鴻溝。一小部分非洲國家——象牙海岸、幾內亞、馬里、尼日爾、奈及利亞、塞內加爾、南蘇丹、坦尚尼亞、贊比亞以及辛巴威——站出來支援“new IP”提案。但在其他地區,熱情相當有限。值得注意的是,正如中國問題分析人士Henry Tugendhat和Julia Voo所觀察的那樣,一個國家是否獲得數字絲綢之路援助,與其是否支援“new IP”之間不存在相關性。然而,中國的其他一些數字努力正在取得更大進展。許多金磚國家,包括巴西、埃及、衣索比亞、沙烏地阿拉伯、南非和阿拉伯聯合酋長國,都在與華為開展商業合作。而且中國正試圖通過一系列新的提案和技術,為國家主導的網際網路奠定基礎。例如,華為已將“new IP”改名為“未來垂直通訊網路與協議”(Future Vertical Communication Networks and Protocols)。近年來,中國幫助多個上合組織國家築牢數智“基座”,完善數字經濟的“大動脈”,持續加強網路通訊、算力調度、資料處理等能力建設。圖源:新華社一元錢換你一個想法美國全球主導地位最後剩下的支柱之一,是美元在世界經濟中的核心地位。美元仍然是最常被交易的貨幣,也是最主要的儲備貨幣。這為美國帶來了多項優勢:政府和企業的更低借貸成本、限制他國參與以美元計價交易的能力,以及美國金融市場的持續主導地位。然而,中國致力於擴大全球對其貨幣人民幣的使用,並將美元從其高位上拉下。在全球金融危機之後,中國在2009年與東盟、香港和澳門試點了人民幣貿易結算計畫。中國最初的人民幣國際化努力並未取得進展,但其仍堅持推進。中國發行人民幣計價債券,與30多個國家擴展了貨幣互換安排,並在主要金融中心設立清算行來促進人民幣交易。2015年,中國推出了跨境銀行間支付系統(CIPS),旨在提供一個替代美國和歐洲主導的環球銀行金融電信協會(SWIFT)的選擇。如今,中國的支付系統已連接全球超過1700家銀行。與其他前沿領域相比,全球金融更有利於中國利用多邊框架來推動其國家利益。北京借助“一帶一路”倡議,推動合作國在合同中接受人民幣。一些中國經濟學家甚至主張,要求“一帶一路”參與國以人民幣結算。這些努力正在奏效:截至2025年6月,中國雙邊貨物貿易中以人民幣結算的比例已達到近29%。美國和歐洲的制裁增強了中國的這些努力。2023年10月,在中國共產黨中央金融工作會議上的一次講話中,中國強調說:“少數國家把金融當作地緣政治博弈的工具,反覆玩弄貨幣霸權,動輒揮舞金融制裁的大棒。”世界上受制裁最嚴重的國家之一——伊朗和俄羅斯——顯然已經在雙邊貿易中放棄了美元。但巴西、印度和南非也支援採用本幣結算以及建設互聯互通的金磚支付體系,即使它們並未表現出削弱美元核心地位的興趣。與其他戰略努力一樣,中國推動本國貨幣的努力也遭遇挫折。按價值計算,人民幣在全球支付中的佔比僅為2.9%,而其在全球外匯儲備中的佔比實際上已於2022年達到峰值2.8%,如今徘徊在2.1%左右。要實現人民幣完全國際化,需要更高的資本項目開放度、金融自由化,以及更少的政府對貨幣政策的干預。但中國也願意在不擴大人民幣使用的情況下,遠離美元、擴大本幣結算。在這一點上,中國確實取得了成功,部分原因在於華盛頓將美元武器化,以及其他國家對美國債務可持續性的擔憂。外國對美國國債的持有比例已從2008年的49% 降至2024年的30%。攀向頂峰,或滑向深淵中國希望以反映中國經濟、政治和安全利益的方式改革國際體系,希望在深海、北極與太空的開發中發揮主導作用;希望建立一種能夠鞏固國家控制的新網際網路協議;希望建立、投資並在一個不受美國與美元主導的全球金融體系中開展貿易。為了實現這些目標,北京花費了數年——在大多數情況下是數十年——集中調動大量國家和私人資源、培養人力資本、試圖掌控現有機構並建立新的機構。或許最為重要的是,中國持之以恆:它耐心等待、不斷調整策略,並在機會出現時及時抓取收益。中國尚未贏得勝利。事實上,在許多方面,中國的努力仍有不足。世界尚未在任何一個領域全面接受中國的變革願景。即便是中等收入和新興經濟體——中國常聲稱代表的群體——也對北京的提議保持警惕。但中國的戰略已在每一個前沿取得顯著成果。北京在國際海底管理局中佔據領先地位;它已確立自己在北極商業領域的領導者形象、獲得軍事准入,並正在重塑關於誰能參與其決策的敘事;在太空領域,中國已將自身轉變為頂尖的科學與軍事力量;它正推動標準制定機構,為未來全球技術基礎設施的建構與治理提供助力;它在國際金融體系中削弱了美元的作用,提高了人民幣在對外貿易中的比重,並擴大了替代性支付體系的覆蓋範圍。而且,中國在這些領域積累的能力——無論是科學、外交、軍事、制度還是基礎設施層面——都將使其繼續推進其願景。因此,儘管目前仍有失敗之處,北京不太可能改變航向,並將繼續取得進展。針對中國,美國有三種選擇:1)退後一步,給中國想要的空間;2)試圖尋求共同點;或3)積極競爭。第一種選項不可行,因為退卻將削弱美國確保自身政治、經濟和國家安全能力的物質基礎。第二種選項頗具吸引力,在深海和太空領域,兩國確實可以擴大科研合作。但在大多數領域,兩國願景之間的差距過大,至少在短期內難以彌合。這就只剩第三種選擇。但要競爭、捍衛或改善前沿領域的現有治理,美國必須重新建設其能力,並重塑其作為負責任全球領導者的聲譽。華盛頓的硬實力能力——包括極地破冰船、深海採礦原型、金融支付創新、電信技術、登月與其他太空技術——要麼已經遠遠落後於中國,要麼即將落後。要解決這一點,美國需要在所有這些領域進行投資。美國總統川普已在這一方向邁出了一些初步步驟,他發佈行政命令支援建造北極安全破冰船、放鬆對航天相關產業的監管、並支援將宇航員送往火星。川普的命令還支援深海海底採礦技術的發展。華盛頓也在支援穩定幣等數位資產,以增強對美元的需求,同時在全球推廣美國人工智慧技術堆疊。但這些舉措並未提供中國所給予其官員和產業的那種長期路線圖。美國需要在各個領域制定全面戰略,其中要包含美國經濟和安全目標的清晰願景、對關鍵的近期硬實力能力的重大投資、以及對科研和技術開發的持續支援,以確保長期競爭力。為這些投資提供資金,將需要政府與私營部門之間創新的合作方式,類似於拜登政府在半導體領域推進的《晶片與科學法案》(CHIPS and Science Act),以及川普時期國防部與美國稀土公司MP Materials在稀土方面的合作夥伴關係。美國還需要與盟友和夥伴合作,以確保這些領域的治理機構能夠體現透明、開放和市場競爭的價值觀。否則,美國將無法與中國那種“單方面宣稱某一領域即為己有而改變該領域規則”的能力相匹敵。華盛頓還必須重新確立自身作為負責任全球領導者的地位。例如,川普的關稅戰通過使美國成為全球經濟中不可靠的仲裁者,加速了去美元化處理程序。正如經濟學家肯尼斯·羅格夫(Kenneth Rogoff)所指出,威脅各國只會促使它們多元化其貨幣結構。川普政府威脅無視國際海底管理局關於海底採礦的禁令,將導致美國與許多盟友出現裂痕,並可能顛覆國際海底管理制度。這可能引發一場真正的“向海底競賽”——考慮到自身能力,中國在這一競賽中遠比美國做好了準備。在網際網路治理和全球金融體系等領域,華盛頓將需要部署其全部技術、金融與外交工具,以促使其他國家接受美國的願景。美國仍有機會窗口來重申自身價值主張,並將世界與其領導力重新對齊。儘管川普的行為難以預測,華盛頓仍然是大多數政府更願意選擇的合作夥伴。但政府必須將其“美國優先”取向與不斷走向多極化的世界現實協調起來,既要有交易式對外行為,也要有更廣泛的戰略框架,為其他國家提供實實在在的利益。川普第一任期發起的阿耳忒彌斯協定(Artemis Accords)便提供了一個有用範本:該協定被定位為基於規則、透明、合作且包容,同時提供在空間法、資源治理、衛星資料等領域的能力建設計畫。體現同樣類型的創新、開放與真正夥伴關係的舉措,使美國領導力區別於中國領導力,並為美國在國際體系尚未開闢的前沿領域維持影響力提供了最佳機會。 (IPP評論)
《自然》公佈!梁文鋒、杜夢然上榜
英國《自然》雜誌8日公佈了年度十大科學人物榜單,評選出了2025年最重大科學事件的中心人物,DeepSeek創始人梁文鋒、中國科學院深海科學與工程研究所地質學家杜夢然上榜。《自然》介紹稱,2025年是科學家拓展知識邊界的一年,也是顛覆的一年。中國企業家梁文鋒1月推出的DeepSeek驚豔了日新月異的AI界,這個大語言模型的表現媲美現有最先進模型,但建構資源僅需後者的一小部分,與此同時,DeepSeek以“開放權重”(直接發佈模型訓練後的參數權重而無需重新訓練)的形式公開,意味著它能免費下載並擴展,為科研人士帶來福音。杜夢然則開啟了一場科學的冒險,她和團隊乘坐潛水器潛入海面下9000多米,首次窺見了一個充滿奇異生物的生態系統。其他入選的科學家,包括美國加州大學戴維斯分校物理學家托尼·泰森、以色列魏茨曼科學研究所繫統生物學家伊法特·梅爾布林、英國倫敦大學學院神經學家莎拉·塔布裡齊、美國費城郊區的患兒KJ·馬爾杜恩、印度賴布林的資料科學家阿查爾·阿格拉瓦爾、巴西奧斯瓦爾多·克魯茲基金會農業研究員盧西亞諾·莫雷拉、南非金山大學公共衛生官員普雷修斯·馬索索、微生物學家和免疫學家蘇珊·莫納雷斯。 (科技日報)
自黑死病以來,全球人口首次出現自然下降——當生孩子成為全球難題
想像一下:2750年,地球上最後一位韓國人孤獨地離開人世。這不是科幻小說,而是基於韓國當前生育率趨勢做出的嚴肅預測。更可怕的是,這不僅是韓國一國的問題——從東京到巴黎,從首爾到紐約,全世界都在經歷一場前所未有的"生育寒冬"。2024年,全球範圍內平均每名女性生育2.3個孩子,相較於1990年的3.31個孩子明顯減少。這意味著什麼?意味著自黑死病以來,人類首次面臨全球性的人口萎縮危機。先搞清楚一個關鍵概念:"更替水平生育率"。在發達國家,總和生育率至少要達到2.1,才能維持人口穩定。這個看似簡單的數字,卻關係著一個國家甚至整個人類文明的未來。現實情況如何?2021年超過一半的國家和地區的生育率低於每名女性生育2.1個孩子的人口更替水平。更驚人的是,預計到2100年,204個國家和地區中只有6個的生育率將超過每名婦女生育2.1個孩子——這六個國家幾乎都是世界上最貧窮的地區。聯合國最初預測全球人口將在本世紀末達峰值103.6億,但如果生育率繼續按當前趨勢下降,人口峰值可能提前到本世紀中葉就出現。韓國:砸錢也救不了的危機韓國2023年總和生育率僅為0.72,為世界最低。在首爾,生育率更是低至0.55——兩個韓國女性一生才生一個孩子。韓國統計局預測,到2067年,韓國將成為全球老齡化最嚴重的國家,屆時一半人口將超過65歲。面對危機,韓國政府可謂拼盡全力。從2006年開始,韓國政府累計投入了360兆韓元提供各類補貼以鼓勵生育——相當於約1.5兆元人民幣。家中有1歲以下嬰兒的父母每月可獲100萬韓元補貼,1歲至2歲幼兒的父母每月可得50萬韓元補貼。一些地方政府甚至推出"結婚送房"政策。但效果如何?2024年出現了一絲曙光——總和生育率從2023年的0.72上升到0.75,這是9年來首次止跌回升。但美國布魯金斯學會研究員安德魯·楊認為,韓國政府推出的育兒補貼、男性育兒假等措施是"創可貼式的解決方案",無法解決韓國低生育率背後的結構性問題。問題出在那?學者金正根等的論文指出,在韓國,父母在教育投入中普遍的攀比心態,導致家庭對孩子的教育投入被拉高,如果排除這種因素的影響,韓國的生育率將提高28%。韓國年輕人的結婚準備金平均為3.4億韓元,其中住房準備金為2.6億韓元。一位即將博士畢業的金先生坦言:"如果住在首爾的話,房子太貴了。在不穩定的狀態下結婚生子,就會感覺不安"。日本:錯過最佳時機的代價2022年日本總和生育率為1.26。日本的教訓尤其值得警惕——日本在1989年生育率出現1.57的衝擊後才開始積極推出生育支援政策,生育支援政策滯後於低迷的生育率20年。更致命的是,日本家庭福利支出佔GDP比重從2001年的0.99%提升至2019年的1.95%,遠低於法國的3.44%、瑞典的3.42%。政策介入太晚、力度不夠,讓日本陷入了"低生育陷阱"。美國的意外發現2023年美國生育率為每1000名女性生育54.4胎,比2022年下降了3%,達到歷史最低水平。但這裡有個令人意外的發現:生育率下降的主要原因竟然是青少年懷孕率的暴跌。美國青少年生育率自2007年以來已經下降了63%。想想看,這原本是各國政府在上世紀90年代拚命想達成的目標,如今終於實現了,卻成了總體生育率下降的"罪魁禍首"。更有趣的是,美國1990年以來,生育率下降的一半以上原因來自19歲以下母親生育數量的減少。目前,美國高收入、高教育水平女性的生育率實際上略高於部分低收入群體。30多歲受過大學教育的女性只是生育年齡略有推遲,她們的生育率並未大幅下降。這顛覆了"職業女性不願生育導致生育率下降"的刻板印象。生育率下降主要集中在更年輕、教育水平較低的群體中——當社會給予女性更多選擇和機會時,她們會更理性地規劃人生。法國:早起的鳥兒有蟲吃法國的生育率在2022年為1.79,居於歐洲國家首位。法國的秘訣是:早、全、久。"早"——法國早在1939年就開始鼓勵生育,當時的生育率還沒有降至更替水平之下。這種前瞻性讓法國避免了陷入"低生育陷阱"。"全"——法國形成"生育津貼+彈性育兒假+普惠托育"組合:新生兒補貼1066歐元加每月家庭津貼,父母共享1年帶薪育兒假,3歲以下入托率超60%。"久"——二戰後,法國的歷屆政府,無論是左翼政黨還是右翼政黨執政,都堅持實施鼓勵生育的政策。瑞典:性別平等才是王道2021年,瑞典生育率為1.84,和法國並列歐洲第一。瑞典的成功秘訣在於將性別平等理念深深嵌入生育政策。瑞典是世界上首個用父母育兒假取代產假的國家。父母共享480天帶薪育兒假,其中父母各享90天不可轉讓配額。這個"不可轉讓"很關鍵——它強制父親參與育兒,打破了"男主外女主內"的傳統分工。結果呢?托育費僅為家庭收入3%,兒童津貼覆蓋至16歲,政策使女性就業率達84%。女性既能工作又能生育,這才是可持續的生育友好型社會。窮國也不生了過去我們總認為"越窮越生"。但這個觀念正在被顛覆。印度絕非富裕國家,但其生育率在世紀初約為3.5,六年前仍高於更替水平,如今已降至更替水平以下。南美洲大多數國家也出現了這一趨勢。為什麼?因為生育率下降的根本驅動力不僅是經濟發展,更是教育普及、女性自主意識覺醒、避孕技術可及性提高。撒哈拉以南非洲許多國家的生育率下降速度正在放緩,但該地區預計到2100年將貢獻全球54%的活產——這意味著世界上最貧窮的地區將承擔起"生育重任"。為什麼砸錢不管用?韓國和日本砸了巨資,效果卻遠不如法國和瑞典。為什麼?答案是:時機和結構。日本在生育率1.5時才開始鼓勵生育,韓國在生育率1.6時才開始轉變人口政策,到1.1左右才開始鼓勵生育。相比之下,法國在生育率還沒跌破更替水平時就開始行動了。生育支援政策出台時間越早,干預越及時,效果越顯著。更深層的問題是社會結構。根據OECD資料,2021年韓國、日本的男女工資差距分別為31.1%、22.1%,OECD平均水平為12%。性別不平等、職場高壓、長工作時間、教育內卷、高房價——這些結構性問題不是簡單的現金補貼能解決的。首爾市低生育對策辦公室負責人李聖恩指出,隨著個人主義觀念在年輕人中的擴散,人們越來越認為組建家庭和生育子女是自身的一種犧牲和損失。這種價值觀的轉變,更是金錢難以撼動的。我們該如何應對?專家們給出了一些建議:第一,不必過度恐慌。生育率下降並不完全是壞事。不同國家的經驗表明,人口負增長只是影響經濟的因素之一,人口負增長與經濟增長能夠並存。第二,系統性思維。經濟補貼、假期制度與托育服務是提升生育率的三大核心要素,三者係統配合方能見效。單純砸錢不行,必須配套完整的社會支援體系。第三,性別平等是關鍵。男性更多的參與育兒不僅能夠減輕女性的育兒負擔,還有利於女性在勞動力市場獲得更加平等的對待。瑞典、德國的經驗證明,激勵男性參與育兒的政策在提高生育率方面取得了一定效果。第四,時機至關重要。瑞典、挪威、英國、法國等歐洲發達國家較早關注到生育率下降的問題,建構了完善的生育支援政策體系,取得了較好的效果。相反,日本、韓國、新加坡因政策滯後與社會壓力陷入低生育陷阱。最後,改變社會認知。聯合國人口基金會報告強調,高昂的育兒成本、職業不穩定、住房壓力、對世界局勢的憂慮以及擇偶困難,而非生育意願的缺失,是當前阻礙人們希望擁有家庭的重要因素。如果這些結構性問題能夠得到解決,生育率也許會觸底反彈。我們正站在人類歷史的一個重大轉折點上。自黑死病以來,全球人口從未出現過下降,但這種情況即將改變。這不是世界末日,但確實是一場深刻的社會變革。問題不在於我們是否能阻止這場變革——它已經在發生了。真正的問題是:我們能否以更人道、更平等、更可持續的方式應對這場變革?從法國和瑞典的成功經驗,到韓國和日本的慘痛教訓,歷史已經給出了答案:早行動、系統化、重平等。但最終,每個社會都需要找到適合自己的道路。畢竟,生孩子這件事,從來都不只是個人的選擇,也是整個社會的責任。 (歌伶的大局觀)
走淨花蓮,呼吸零負擔 實現台灣最美的呼吸城市
▲工程區域物料覆蓋。花蓮縣環保局花蓮以潔淨空氣與壯麗自然聞名,但這份「花蓮藍」並非天賜,而是縣府與民眾共同努力的成果。以「走淨花蓮,呼吸零負擔」為願景,花蓮縣政府從交通、工業、建設到生活面向全面推動減碳與環境永續,讓乾淨空氣成為城市的日常風景。▲工程區域灑水抑塵。花蓮縣環保局縣府自源頭管理做起,嚴格執行柴油車排煙檢測,導入精密儀器監控排放,杜絕高污染車輛上路,並透過宣導提升駕駛人的環保意識,成功降低黑煙與PM2.5生成。機車排氣檢驗制度也同步強化,檢測站提供便民服務,讓每位騎士都能輕鬆完成檢驗,用行動守護清新空氣。▲強化機車排氣檢驗制度。花蓮縣環保局在工地管理上,花蓮落實「揚塵防制六大措施」,要求設置圍籬、灑水抑塵與覆蓋物料,並透過智慧稽查確保執行到位。工地從污染源轉變為展現城市治理力的象徵。產業方面,以台泥DAKA永續園區為例,花蓮導入再生資源循環與排煙監測,將「減廢、再生、循環」融入製程,實現產業永續轉型。同時,縣府推動公共綠化,如大陳公園的廢地再生工程,以植栽改善空氣與降溫減碳,讓城市更宜居。▲DAKA永續園區推動再生資源循環與排煙監測機制。花蓮縣環保局▲大陳公園的廢地再生工程。花蓮縣環保局連夜市與餐飲業也一同響應。東大門夜市全面設置油煙防制設備,讓遊客在享受美食的同時,也能聞到清新的空氣。南濱公園的海風與藍天更成為花蓮人驕傲的象徵,縣府鼓勵以單車取代短程開車,用最環保的方式擁抱自然。▲東大門夜市全面設置油煙防制與油脂截留設備。花蓮縣環保局從車輛稽查到綠地復育、從廢氣監控到民眾教育,花蓮打造出真正「能深呼吸的城市」。縣府表示,未來將持續推動低碳交通、清潔能源與環境教育,讓永續不只是口號,而是每一次呼吸都能感受到的幸福。(花蓮縣環境保護局廣告)花蓮縣環境保護局電話:03-823-7575地址:花蓮縣花蓮市中美路68號官方網站:https://www.hlepb.gov.t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