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與舊金山齊名的波士頓，如今只貢獻了區區千億美元科技市值，而灣區在二十年間累計創造逾十四兆美元。創業者 Will Manidis 指出，這並非偶然，而是稅制、監管、資本文化與“輸入至上”思維共振後的系統性崩塌。更危險的是，同樣的邏輯正在美國 AI 與矽谷重演，對全球科技版圖構成深遠警示。一、從“雙子星”到單極：一座科技之都是如何坍塌的？2004 年，如果問一位美國科技投資人「世界上最好的軟體公司在那」，標準答案只有兩個：波士頓和舊金山。二十年後，資料給出了殘酷對比：舊金山在這段時間裡孕育了約 14 兆美元的科技企業價值，而波士頓只貢獻了大約 1000 億美元。與此同時，原本被視作金融之都的紐約，反而在科技創業上後來居上，取代波士頓成為區域創新高地。這不是一場簡單的城市排名變動，而是一整個科技生態系統的衰亡樣本。尤其是對曾經熟悉歷史的人而言，這種反差格外刺眼。長達數十年裡，波士頓「128 號公路」沿線曾被視為軟體宇宙的真正中心：DEC 一度是全球第二大電腦公司，巔峰時期擁有 14 萬名員工；Lotus 幾乎以一己之力，把個人電腦帶入企業辦公；Akamai 則幫助搭建了現代網際網路基礎設施。再往源頭追溯，波士頓的「輸入條件」看上去幾乎完美：全球最頂尖的高等學府（如 MIT 與哈佛）；著名孵化器 Y Combinator 起家於此；Facebook 創始人馬克·祖克柏、Stripe、Cursor、Dropbox 等一長串明星創業者，都在這裡讀書或起步。按常識推理，這樣的城市似乎擁有一切。那它究竟是怎麼輸掉這場長期賽局的？創業者 Will Manidis 在一篇長文中給出了他的答案[7]：波士頓不是「輸在產品」，而是輸在系統性負反饋——當稅制、監管、資本文化與錯誤的發展觀疊加到一起，創造力被一點點榨乾，網路效應開始倒轉，最終連回頭補救的機會都沒有。二、三股力量如何聯手殺死一個創新生態在 Manidis 看來，波士頓科技生態的衰落，可以被歸納為三股簡單而致命的力量：（一）把企業當「提款機」的進步主義稅監環境第一股力量，是監管與稅制層面長期累積的「掠奪式」心態。美國聯邦層面早有針對創業股權的 QSBS 優惠政策，但馬薩諸塞州長期拒絕完全跟進，直到 2022 年才勉強對齊。而就是同一年，州裡又通過了所謂「百萬元富翁稅」，對高收入人群加征附加稅。這會帶來怎樣的實際激勵？同樣是賣掉一家估值 1000 萬美元的公司，在馬薩諸塞州，創始人要繳出大約 86 萬美元稅款；而在德州奧斯汀，州層面資本利得稅為零，創始人幾乎可以完稅後「全身而退」。更微妙的是，馬薩諸塞州還對 SaaS 收入徵收 6.25% 的銷售稅，而美國多數州對軟體幾乎不收這種稅。這意味著：在波士頓做同樣一款雲軟體，你不僅面對更高個人稅負，連每一塊收入都要額外「交保護費」。當政府把本應被呵護的早期科技企業，當作短期財政缺口的填補工具時，長期結果不會是「多收點稅」，而是企業和人才用腳投票——他們會遷往那些把創新當資產而非獵物的地方。（二）與精英機構深度勾連、難以自我糾偏的資本文化第二股力量，更難量化，卻同樣致命：一種無法被有效約束的資本文化。在 2010 年之後，波士頓本地部分風投機構的「主業」，在不少創業者眼中已經不再是幫助公司成長，而是通過各種複雜條款、暗箱操作和「圈子遊戲」來搾取創始人的籌碼與話語權。著名消費產品創業者 Nikita Bier 就公開表示，自己在 2017 年曾被一批波士頓投資人「聯手坑騙」，並行誓「再也不會與這座城市的資本打交道」[2][3]。問題在於，本來有能力制約這些行為的力量——大學捐贈基金、大型 LP、各類本地精英機構——卻和相關資本圈高度捆綁：他們在同一董事會、參加同一場晚宴、持有彼此的基金份額，最終沒有人願意站出來做那個「壞人」。結果就是一種無形的「信任稅」：好項目不敢在本地融資，擔心被「下套」；優秀創始人一旦有選擇，就會飛往更透明、更競爭性的資本市場；留下來的，往往是資訊不對稱最大、議價能力最弱的一批人。隨著時間推移，生態內部的平均道德水位被不斷拉低，劣幣開始驅逐良幣，整個城市的創業聲譽也隨之崩壞。（三）迷信「輸入」的科技發展觀：實驗室不是魔法土壤第三股力量，是一種在全世界普遍存在的誤判：認為只要堆足「輸入」，創新就會自然而然發生。在波士頓，這種邏輯被推演得尤為極端：我們有世界上最好的大學和醫學院；我們瘋狂建設實驗室和生物醫藥園區（即便今天其中約 40% 處於空置狀態）；我們吸引了全球一流的科研與工程人才。於是，當結果不如預期時，公共部門和地產開發商往往會問：「是不是還要再多建一點？再引進幾家名校研究所？」但一個真正健康的科技叢集，遠不止「硬體輸入」的堆砌。它需要的是：高信任度的創業–投資網路；尊重承擔風險、鼓勵快速失敗的文化；對長期回報有耐心的資本和制度環境。當這些「軟要素」被忽視，只留下校園與實驗樓時，所謂「科技中心」其實已經名存實亡。三、當網路效應反向運轉：一座城市是怎樣不可逆地衰敗的科技生態，本質上是由人、資本、知識和機會組成的複雜網路。一旦這張網被系統性破壞，後果往往是不可逆的。在 Manidis 的敘述中，這種崩塌大致經歷了幾個階段[7]：1. 人才網路先行瓦解先是中高端人才的「蒸發」。對一家希望從 25 人成長到 500 人的創業公司而言，是否能在本地找到經驗豐富的技術 VP，幾乎決定了公司能否跨越死亡谷。在舊金山，你可能有數百位候選人可以選擇；在波士頓，符合條件的人屈指可數，而且他們很快會意識到：去灣區可以拿到更高的薪酬與期權；生態更活躍，成功機率也更大。同時，最年輕的一代也用腳投票。每年夏天，本地高校的優秀畢業生紛紛「直飛西海岸」，不再把波士頓視為「默認選項」。2. 稅與監管「越收越緊」當真正創造稅基的高成長企業和高淨值人才開始遷出後，地方政府面臨的現實壓力只有一個：財政缺口擴大。在沒有足夠政治想像力的前提下，常見的反應是「對剩下的人收得更狠一點」——提高邊際稅率、延展稅基、增加各種名目繁多的收費與監管。這進一步降低了本地對新企業的吸引力，惡性循環由此形成。3. 灰色玩家登場，生態進入「詐騙模式」當優質資本和優質項目不斷外流，留下來的往往是兩類人：缺少選擇權的本地創業者；擅長在「資訊貧瘠、監管模糊」環境中牟利的灰色資本。他們會利用「地緣優勢」收取溢價：因為外地頭部機構懶得為了一筆種子輪飛來波士頓，本地資本就能以遠高於風險水平的定價拿下項目；通過各種「非市場化」甚至踩線的條款，對創始人施加壓力。一些原本起家於波士頓、後來遷往灣區的機構，也被指控依舊帶著這種「有組織的掠奪心態」行事。從那一刻起，這座城市在創業者圈子裡的口碑就不再是「科技之都」，而更接近於一個「高風險司法轄區」。更關鍵的是，正如 Manidis 所強調的，這類過程幾乎無法被簡單「立法逆轉」[7]：你無法用一紙法案，強行重建已經瓦解的人才與信任網路；你也很難在網路開始坍縮後，通過政策「冷啟動」一個新的生態。於是，波士頓科技生態的故事，最終走向了「先被加稅，再被掠奪，最後筋疲力盡」的結局。四、矽谷與美國 AI：正在排隊重演同一場悲劇？如果說波士頓的失敗只是區域層面的失誤，那麼接下來這道「迴響」就遠不僅是地方新聞了。Manidis 的判斷是：如今的舊金山與整個美國科技產業，尤其是 AI 產業，正在沿著同一條路徑前行，只是賭注更大、代價更高[7]。1. 把科技當「現金奶牛」的監管衝動在舊金山，本地選民與政治力量已經開始推動一系列針對科技與商業地產的激進政策：例如類似 Prop M 之類的「辦公面積限制」與各類用地配額；對空置辦公樓徵收特別稅，試圖用懲罰性措施逼迫資產重新配置。在短期財政壓力與民粹情緒的共振下，科技公司與資料中心正被越來越多地視為「天然應該被多收點錢」的對象，而不是推動就業、支撐城市長期稅基的引擎。這種心態一旦被寫入政策，就意味著美國最重要的創新叢集，開始走上和波士頓相似的軌道。2. AI 熱潮吸引了大量機會主義者AI 的繁榮吸引了海量資本和人才，也難免吸引了數量同樣可觀的「逐利者」。其中既包括簡單的投機炒作，也包括利用資訊不對稱和監管空白、在倫理和法律邊界遊走的參與者。和波士頓類似的問題正在顯現：本地精英機構與頭部資本高度交織，缺乏真正的外部監督；對內部問題的批評容易被貼上「不懂技術」「反對進步」的標籤，被迅速邊緣化；壞行為被容忍，久而久之成為文化的一部分。這種「自我神聖化」傾向，一旦與巨額經濟利益繫結，就極難糾偏。3. 「輸入至上」的幻覺：GPU 與大模型並不自動等於進步在 AI 領域，「輸入迷思」表現得尤為明顯：我們有全球最強的 AI 實驗室；我們掌握最多的 GPU 算力，甚至還能拿到聯邦政府採購的 GPU；我們擁有最前沿的大語言模型與巨頭公司。在這種自信下，很容易得出一個危險的結論：「只要資源在我手裡，這個行業就不會出問題。」但技術史一次又一次地表明，真正決定創新走向的，是制度、敘事和信任結構，而非硬體本身。當社會對一個行業的基本態度，從「希望」轉向「猜疑」時，任何外部衝擊（經濟危機、政治輪替、能源短缺）都可能觸發劇烈的政策反撲。五、缺位的「正當性敘事」：當技術失去為自己辯護的語言在 Manidis 看來，真正讓人擔憂的，並不只是可能失去多少 GDP 或市值，而是科技產業在國家敘事中的「合法性」正在一點點流失[7]。他引用的一些民調顯示，在不少普通美國人心中，AI 的主流形象正在變得非常負面：它消耗大量水和電，推高能源成本；它被騙子用來實施更複雜的詐騙；它為未成年人推送不良內容、博彩和各類上癮型應用。在這種話語環境下，如果有人提出「應該大幅限制甚至強力打擊這些技術公司」，選民完全可能投下贊成票。畢竟，在一個被感知為「零和」的世界裡，嫉妒與報復往往比長期理性更有號召力。我們之所以不會去「搶劫」污水處理廠或電網公司，是因為普遍理解：它們是維繫現代社會免於混亂的基礎設施，那怕運行成本高，也值得投入。但對於 AI 和更廣義的科技產業，普通選民並沒有形成類似的共識。按照 Manidis 的說法，技術本可以被塑造為「幫助人類逃離馬爾薩斯陷阱」的唯一可靠路徑——通過效率提升、資源重配和新產業創造，讓更多人過上更體面、更安全的生活[7]。然而，在近些年矽谷主流話語中，「理性主義」「追逐通用人工智慧」等內部概念，逐漸取代了面向公眾的「進步神學」。結果就是：產業在技術上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強；卻在政治和道德層面，越來越不會、也不願意為自己辯護。當國家機器把某個行業視作「只會消耗資源、製造風險的寄生蟲」時，「加稅—勒索—掠奪—放棄」往往就是順理成章的政策路徑。波士頓已經提供過一次樣本。六、對全球科技的啟示波士頓的故事表面發生在美國東北角，但其內在邏輯，對任何試圖建設科技創新中心的國家與城市，都具有高度參考價值。對於政策制定者，至少有三點值得警惕：不要把科技企業當成短期財政缺口的填補工具。稅制與監管的微小偏差，會在十幾二十年中被網路效應成倍放大，最終決定一座城市是「創新磁場」還是「人才離心機」。不能只迷信「硬體輸入」，忽視信任與文化。高校、園區、實驗樓和補貼固然重要，但真正支撐創新的是規則的可預期性、資本的長期主義以及對承擔風險者的尊重。要幫助科技產業講清「存在的理由」。如果公眾只看到短期副作用，而看不到長期公共利益，任何技術最終都可能在政治壓力下被打回原形。對於創業者和投資人，這個案例同樣是一個提醒：選址不只是房租和補貼的比較，更是對一個地方整體制度與文化環境的投票；在追逐算力、資本和估值的同時，不要忽視建構「正當性敘事」——讓使用者、監管者和選民理解你在解決什麼真實問題，創造了那些長期價值。如果科技行業無法清晰表達「為什麼創新是一種道德上的責任」，而不僅是少數人致富的手段，那麼整個行業被「先加稅、再掠奪、然後任其枯竭」的命運，就不僅會發生在波士頓，也可能降臨在下一座科技之都。 (喬智說)

Waymo搞砸了，馬斯克笑瘋了。剛剛過去的周六，隨著變電站的一聲爆燃，舊金山陷入黑暗。平時從容優雅的Waymo無人車，在失去紅綠燈指引後徹底癱瘓，成了造成交通擁堵的罪魁禍首。當人類司機依靠默契在路口交替通行時，這些身價不菲的AI卻集體“腦死亡”，閃爍的雙跳燈彷彿在向世界宣告系統的崩潰。而最大的羞辱，來自對手。就在Waymo狼狽宣佈全線停運時，埃隆·馬斯克在X上發出了一記“殺人誅心”的補刀：“特斯拉Robotaxi未受影響。”隨後，特斯拉官方帳號更是直接甩出視訊，展示自家車輛在黑暗中穿梭自如。01 “全城靜止”：Waymo遭遇“大腦過載”周六原本是舊金山最繁忙的周末時光，購物者、遊客和接駁的網約車塞滿了街頭。下午1點09分，一道火光從舊金山第8街和米申街（Mission Street）交界處的太平洋燃氣與電力公司（PG&E）變電站升起。隨後，大面積停電像病毒一樣迅速蔓延開來。從富人聚集的普雷西迪奧（Presidio）到充滿文藝氣息的列治文區（Richmond），再到市中心的繁華地帶，燈火輝煌的櫥窗瞬間熄滅，原本井然有序的交通訊號燈，集體變成了黑洞洞的鐵盒子。據統計，這場事故最初影響了約13萬名客戶，幾乎佔到這座城市近三分之一的電力使用者。然而，最詭異的場景出現在了馬路上。當司機們開始小心翼翼地遵循“無訊號燈即為四方停車”的潛規則互相博弈時，Google母公司Alphabet旗下的Waymo自動駕駛計程車卻在車流中“石化”了。“它們就那樣停在馬路中央，一動不動。”舊金山居民馬特·斯庫菲爾德（Matt Schoolfield）目睹了這一幕。他看到至少三輛Waymo在特克大道（Turk Boulevard）附近徹底罷工，閃著雙跳燈，像是迷失在森林裡的金屬困獸。乘客的體驗則更加糟糕。乘客米歇爾·裡瓦（Michele Riva）當時正坐在Waymo車內準備回家。就在距離目的地僅剩一分鐘車程的擁擠路口，訊號燈滅了。“由於沒有紅綠燈，過馬路的人非常多，場面極其混亂。”裡瓦回憶道。面對這種高精地圖裡從未描述過的“混沌狀態”，他的Waymo選擇了最保守、也最讓乘客崩潰的策略：原地當機。（圖片由AI生成）無論後方的車輛如何鳴笛，無論路邊的路人如何圍觀，這輛耗資幾十萬美元、整合了頂級雷射感測器和強大算力的自動駕駛汽車，在長達數分鐘的時間裡完全不知道該往那兒走。最終，Waymo認輸了。（圖片由AI生成）周六晚間，Waymo官方宣佈：臨時暫停舊金山灣區的所有無人駕駛叫車服務。 Waymo發言人蘇珊娜·菲利恩（Suzanne Philion）在周日下午的一份聲明中無奈解釋：“雖然設計層面上Waymo自動駕駛程序可以將不工作的訊號燈視為’四方停車’，但由於停電規模巨大，導致車輛需要更長時間來確認交叉路口的狀態。這確實加劇了交通摩擦。”簡單來說，當系統發現現實世界與它依賴的高精地圖和預設邏輯產生巨大偏差時，為安全主動選擇了“停運”。02 馬斯克“補刀”：特斯拉的“勝利”？就在Waymo忙著收拾爛攤子，把癱瘓在街頭的車輛拖回倉庫時，遠在德克薩斯州的馬斯克出手了。他在自家社交平台X上輕飄飄地發了一句：“特斯拉Robotaxi（機器人計程車）未受舊金山停電事件的影響。”特斯拉官方AI帳號跟進發佈了一段視訊，展示特斯拉汽車在斷電的舊金山街頭穿梭自如，並配文：“FSD（全自動駕駛系統）經過了數十億英里的真實世界資料訓練，其中包括電力中斷場景。”這一記“背刺”，也直接戳中了自動駕駛行業最核心的技術路徑之爭。——視覺神經網路vs高精地圖（圖片由AI生成）長期以來，Waymo堅定踐行著“高精地圖+雷射雷達”這一技術路徑。它的自動駕駛汽車高度依賴釐米級地圖和預設交通規則。一旦訊號燈滅了、規則模糊了，機器就會陷入邏輯死循環。（圖片由AI生成）而特斯拉堅持的是“純視覺（Pure Vision）+端到端神經網路”。馬斯克的邏輯是：人是怎麼開車的？人類不需要雷射雷達，也不需要預設地圖，靠的是眼睛看和大腦判斷。如果人類能處理停電，那模仿人類大腦的神經網路也能處理。（圖片由AI生成）——“溫室裡的花朵” vs “野路子的生存法則”一位獨立博主在社交媒體X上評論道：“Waymo專注地圖和秩序，特斯拉則押注於混亂——這一次，混亂贏了。當燈光熄滅時，區別不再是紙面上的，而是真實存在的交通狀況。”“當你在數十億英里的真實世界里程上訓練你的AI，而不是在充滿完美資料的模擬中嬌慣它時，就會發生這種情況，"X平台上的另一篇帖子也認為，基於混亂訓練的系統能更好應對停電等現實世界問題。但馬斯克真的贏了嗎？這裡存在一個不可忽視的“技術性細節”：Waymo當時是真正的“無人駕駛”，而特斯拉在舊金山部署的所謂機器人計程車服務，駕駛座依然坐著一名時刻準備接管的人類安全員。（圖片由AI生成）由於特斯拉尚未獲得加州政府的無人駕駛商業營運許可，其目前提供的服務本質上是“受監督的FSD”。換句話說，當特斯拉穿過那些黑暗路口時，到底是AI的功勞，還是安全員的功勞，外界不得而知。03 專家警告與信任危機：我們是否對AI過於樂觀？儘管Waymo已經於周日逐步恢復了服務，但這次“大罷工”引發的餘震遠未平息。MIT運輸研究中心科學家、自動駕駛專家布萊恩·雷默（Bryan Reimer）直言不諱地指出，這次事件揭露了現有技術的一個致命缺陷。“在技術設計和開發中，顯然漏掉了一些東西。這說明它並不是許多人願意接納的那種穩健解決方案。”（圖片由AI生成）雷默認為，停電是完全可預測的城市突發事件。如果自動駕駛車輛在訊號燈熄滅時只會停在路中間造成交通擁堵，那麼這種技術在關鍵時刻反而是社會的累贅。“自動駕駛開發商應該為‘混亂擁堵’負責，就像人類駕駛員在黑夜中違章駕駛要負責一樣。” 雷默補充道。這也並不是自動駕駛第一次在舊金山吃癟。此前，Waymo曾被爆出集體開進死胡同、被消防車水帶困住，甚至在抗議活動中被焚燒。美國汽車協會（AAA）今年早些時候的一項調查顯示，約三分之二的美國駕駛員表示對自動駕駛車輛感到“恐懼”。對於普通市民來說，自動駕駛不應該是只在實驗室裡、在完美的陽光和完美的紅綠燈下運行的精密儀器，它應該是能夠在狂風暴雨、電網癱瘓的複雜現實中安全帶你回家的可靠工具。舊金山這次大停電也像一面照妖鏡，照出了目前最先進的自動駕駛技術在面對“黑天鵝事件”時依舊脆弱不堪。04 Waymo VS. 特斯拉：誰才是真正的未來？這次Waymo的“當機”和馬斯克的“嘲諷”，反映出自動駕駛行業的分水嶺。（圖片由AI生成）· Waymo代表的“秩序派”： 它們極其安全，但也極其僵化。它們像是在軌道上運行的精密火車，一旦軌道毀壞（地圖失效），它們就失去了方向。· 特斯拉代表的“進化派”：它們更像是在叢林裡生存的獵豹。適應性極強，但也面臨更高的安全風險和監管門檻。目前來看，Waymo雖然在“無人化”上走得更遠，但在“智能化抗災”上還有很長的路要走。而馬斯克雖然拿下了輿論戰的勝利，但如果特斯拉不能真正實現“無人駕駛”，那這種勝利也只是公關層面的“口嗨”。未來的自動駕駛，必須是人類直覺與機器精準度的結合體。正如雷默教授所說，在可預見的未來，我們需要人機智能的融合，而不是盲目追求完全的機器主宰。05 結語舊金山的燈亮了，Waymo也恢復了營運，但這驚魂一刻留下的陰影卻揮之不去。這次停電給所有科技巨頭敲響了警鐘：自動駕駛不應只是晴天裡的“錦上添花”，更必須是暴風雨中的“雪中送炭”。如果一項技術無法在最黑暗的時刻帶你回家，那麼它就不配接管我們的城市。 (網易科技)

新智元導讀】周六的舊金山一場大停電，讓Waymo系統突然失靈秒變「路障」。馬斯克藉機發文補刀：稱特斯拉的Robotaxi「完全未受影響」。自動駕駛的「路線之爭」從未如此殘酷地展現在世人面前。舊金山大停電，Waymo計程車秒變「路障」！這次停電，造成了整個城市公共交通系統紊亂，紅綠燈熄滅。市長Daniel Lurie警告居民，除非確有必要，否則應儘量避免上路。然而，停電帶來的混亂還不是最讓人擔心的，令人意想不到的一幕出現了：那些平時不需要人類操心的Waymo自動駕駛計程車，一輛接一輛地停在了十字路口、主幹道、車流中間。它們亮著雙閃，停在車流中無法移動。一群失去方向感的「金屬智能體」一下子變身「路障」，堵塞道路並引發混亂。這一幕折射出AI自動駕駛在突發情況下的脆弱，瞬間引爆了美國的社交媒體。其中一段發佈在X平台上的視訊顯示，至少有五輛Waymo聚集在同一個路口，迫使人類駕駛員不得不繞行。還有的車輛被堵在Waymo後面動彈不得。Waymo發言人Suzanne Philion在周日上午緊急聲明：由於大範圍停電，我們已暫時暫停在舊金山灣區的網約車服務，我們的團隊正與市政府官員密切配合，持續關注基礎設施的運行情況，並希望能盡快讓服務重新上線。但Waymo並未解釋，為何這次停電會對其車輛造成如此明顯的影響。與Waymo集體「趴窩」形成鮮明對比的，是特斯拉。馬斯克轉發了X平台關於舊金山停電帶來的混亂場面，還輕描淡寫地補了一刀：特斯拉的Robotaxi，在這次停電中「完全未受影響」。這次停電似乎是由該市一處Pacific Gas & Electric變電站發生火災而引發的。在繁忙的假日購物季，這次停電在高峰時段影響了多達13萬名使用者，也導致了多個主要路口的交通訊號燈直接熄滅，以及舊金山的城市公共交通系統癱瘓。雖然其中大多數使用者已在周六晚些時候已恢復供電，但到周日上午仍有約3.5萬名使用者處於斷電狀態。舊金山停電夜 Waymo集體「停擺」受此次停電影響，遍佈全城的Waymo無人駕駛計程車，在某一刻系統做出了暫停的統一選擇。於是就出現文章開頭的一幕：多輛Waymo停在十字路口或主幹道上。有的路口甚至出現了五六輛Waymo聚在一起的畫面，讓人不清楚到底發生了什麼。舊金山大規模停電發生後，一輛Waymo無人駕駛汽車由於無法識別交通訊號燈而停駛問題來了，在紅綠燈熄滅之後，Waymo為何會有如此表現？它的技術路線是一個繞不開的因素。Waymo依賴多感測器融合系統——雷射雷達、雷達、攝影機，以及定期更新的高精地圖。這套系統在秩序穩定的城市環境中表現極佳，也是Waymo能長期商業化營運的基礎。但當城市本身進入異常狀態，問題就出現了。沒有紅綠燈，意味著失去了明確的通行訊號；大量行人隨意穿行，意味著行為難以預測；如果通訊或交通資料同時受到影響，系統所依賴的「確定性」會被進一步削弱。30歲乘客Michele Riva的親身經歷，生動詮釋了這種「系統遲疑」。當晚Riva正乘坐Waymo回家。起初，在車流和人流較少的區域，車輛還能繼續行駛。但當距離目的地只剩下一分鐘時，車在一個非常擁擠的路口前停了下來。當時的紅綠燈已經失靈，行人不斷穿過馬路，系統沒有任何提前提示。Riva稱自己在Waymo裡等了幾分鐘，只是想看看會發生什麼：我覺得Waymo當時根本不知道該怎麼處理。這並不是故障，也不是誤判，更像是系統處於一種「不知道下一步該不該走」的狀態。截至目前，Waymo官方並未解釋一個最核心的問題：停電究竟是如何直接影響到車輛行駛的？外界只能從城市狀態中推測答案。比如，紅綠燈失靈、道路秩序混亂、行人隨意橫穿、車流規則被打破。對人類司機來說，這是一種熟悉又危險的狀態。而對高度規則化的自動駕駛系統來說，這可能是一個「無法確認安全邊界」的環境。於是，它們停下了。「安全優先」是否已經足夠？在整個事件中，Waymo始終堅持安全優先的邏輯。車輛沒有冒險前行，也沒有試圖模仿人類司機在混亂中「擠過去」。它們選擇了最保守、也最安全的方式：停下。從單一車輛的行為角度來看，這當然是無可指責的，而且也是必須的。但當幾十輛、上百輛車同時這麼做，城市層面的問題立刻顯現。於是道路被阻塞、交通效率下降、乘客被困在車內。Riva在車裡嘗試聯絡客戶支援，等了大約三分鐘。但在那一晚，客服被大量來電擠爆，他最終無奈選擇下車，步行回家。第二天，Riva還嘗試再次叫車，這時才看到Waymo應用內推送的「服務暫停」通知。Riva認為安全第一總是沒錯的，但他也拋出了一個值得所有人思考的問題：如果每次城市出現異常，自動駕駛都只能停下，那它離真正融入城市，還有多遠？Waymo VS 特斯拉 兩種截然不同的技術路線為什麼一次突然的停電，會讓被視為「比人更安全」的Waymo自動駕駛系統停擺？就在輿論持續發酵時，馬斯克的發聲將這起事件推向了有關特斯拉和Waymo的技術路線比較上。它們是自動駕駛計程車市場上的直接競爭對手，但二者的技術路徑截然不同。Waymo重感測器、重地圖、重規則，利用更多的資訊源與冗餘（雷射雷達/雷達/相機互為備份+更強先驗（高精地圖、地理圍欄限定場景）來降低長尾不確定性。而特斯拉則更依賴攝影機和AI，利用「視覺為主+大規模資料+端到端/深度學習」去學出通用駕駛策略。這次停電，恰好放大了這種差異。停電導致交通訊號系統失效，當外部環境異常，Waymo選擇了暫停屬於風險控制，這是一個極度謹慎的選擇，當然也是正確的選擇。但它同時也暴露了Waymo的一個軟肋。與Waymo相比，特斯拉系統的優勢則在於其「不依賴外部基礎設施」。特斯拉支持者、X平台使用者Mario Nawfal發文稱，在同樣的環境下，開啟FSD的特斯拉車輛仍能繼續行駛，而Waymo選擇停止營運，顯示出兩家公司在技術路徑上的差異。他認為，Waymo更依賴高精地圖與規則化系統，而特斯拉則強調以攝影機和大規模真實世界資料訓練的視覺模型來應對複雜交通環境：當紅綠燈熄滅時，這種差異不再是理論上的，而是體現在交通中。當然，這並不是一次簡單的勝負判斷。Waymo當前營運的是完全無人駕駛的商業化Robotaxi服務，其系統在面對城市級異常基礎設施狀態時，通常會採取更為保守的風險控制策略，包括暫停服務或將車輛移出複雜路口。相比之下，特斯拉FSD目前仍屬於高級輔助駕駛系統，駕駛責任由人類承擔，其在複雜場景中的持續行駛，並不等同於無人駕駛系統在同等安全責任下的表現。因此，這次事件更多反映的是不同產品形態與安全策略的差異，而非簡單的「視覺路線戰勝多感測器路線」。自動駕駛在真實世界中的可靠性，仍需長期、系統性的驗證。Waymo目前每周提供約45萬次自動駕駛計程車出行服務，規模已接近其今年春季披露數字的兩倍，仍然是當下最成熟的無人駕駛商業化用例之一。但正因為如此，這次停電事件才顯得引人注目。它提醒所有人：自動駕駛真正的考驗，不在於日常運行，而在於城市突然失序的那一刻。這個問題，包括Waymo、特斯拉在內的整個行業，都必需要給出更好的答案。 (新智元)

因舊金山於周六午後遭遇大範圍停電事故，隸屬Alphabet公司的自動駕駛技術公司 Waymo 已暫停其在舊金山灣區的無人駕駛打車服務。Waymo 發言人表示：“受大範圍停電影響，我們已暫時暫停舊金山灣區的打車服務。團隊正與市政官員密切協作、全力推進恢復工作，期待能盡快重啟服務。感謝公眾的耐心等待，後續進展將第一時間同步。”停電事故發生當日，社交媒體上流傳的視訊顯示，多輛 Waymo 自動駕駛車輛在舊金山不同區域的道路上拋錨停滯。舊金山居民馬特・斯庫菲爾德稱，當地時間周六晚 9 點 45 分左右，他看到至少三輛 Waymo 自動駕駛車在道路上停駛，其中一輛的停靠位置位於特克大道靠近帕克大街的路段。他回憶道：“這些車就直接停在了馬路正中間。”據太平洋煤氣電力公司（PG&E）通報，此次停電事故始於周六下午 1 點 09 分，約兩小時後影響範圍達到峰值，共計波及約 13 萬使用者。截至周日上午，仍有 2.1 萬使用者處於斷電狀態，受影響區域主要集中在普雷西迪奧地區、里士滿區、金門公園以及舊金山市中心部分地段。該電力公司表示，此次停電由一處變電站起火引發，事故造成了 “嚴重且大範圍” 的裝置損壞，目前暫無法給出全面恢復供電的確切時間。舊金山市長丹尼爾・盧裡於當晚 9 點在社交平台 X 發佈最新動態稱，隨著公共交通服務逐步恢復，警方、消防人員、停車管理執法人員及城市服務大使已被派遣至各受影響社區。他還提到，“Waymo 也已暫停其自動駕駛服務”。就在這場混亂中，馬斯克在社交平台 X 發文稱：“特斯拉自動駕駛計程車未受舊金山停電事故影響。”值得注意的是，特斯拉目前並未在舊金山開展Robotaxi服務。特斯拉在當地推出的打車服務，所使用車輛均搭載 “完全自動駕駛（監管版）” 這套高端駕駛輔助系統，且全程要求有人類駕駛員在駕駛座值守。據加利福尼亞州機動車管理局、加州公用事業委員會等州級監管機構證實，特斯拉尚未獲得在該州開展無安全員無人駕駛測試及商業服務的相關許可，所有自動駕駛相關測試與服務均需配備人類安全員，隨時準備接管車輛操控或剎車。特斯拉一直致力於成為自動駕駛計程車領域的巨頭，但目前尚未推出商業化的無人駕駛服務。儘管其自動駕駛計程車應用程式已支援使用者叫車，但即便是在已獲批開展無人駕駛營運的州，特斯拉投入服務的車輛仍需配備人類安全員或駕駛員。自動駕駛行業處於領先地位的 Waymo，是特斯拉在自動駕駛領域的主要競爭對手。此次舊金山因停電引發的自動駕駛服務中斷事件，正值自動駕駛計程車服務在美國其他主要城市加速普及之際。儘管公眾對自動駕駛車輛的擔憂情緒依然濃厚，但 Waymo 仍是少數幾家面向公眾提供完全無人駕駛打車服務的企業之一。美國汽車協會今年早些時候開展的一項調查顯示，約三分之二的美國駕車人士對自動駕駛車輛心存畏懼。麻省理工學院交通研究中心研究員、《如何讓人工智慧發揮實效》一書合著者布萊恩・賴默表示，Waymo 暫停舊金山服務一事表明，各大城市尚未做好迎接大量高度自動駕駛車輛上路的準備。他指出：“這一事件暴露出該技術在設計與研發環節存在疏漏，足以證明它並非如許多人所認為的那般穩定可靠。”賴默強調，停電事故是完全可以預見的。“在可預見的未來，而非遙遠的永恆，我們都需要將人類智慧與人工智慧相結合，為自動駕駛計程車等高度自動化系統配備可靠的人工後備保障機制。”他補充道，各州及城市監管機構需審慎考量本地區高度自動駕駛車輛的合理滲透率上限，同時，自動駕駛技術開發商應當為其車輛引發的 “交通擁堵混亂” 承擔責任，這與人類駕駛員在停電期間因駕駛行為不當需擔責的原則一致。Waymo 方面未透露服務恢復的具體時間，也未明確說明停電期間旗下自動駕駛車輛是否發生過碰撞事故。截至目前，特斯拉與美國國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暫未就此事回應置評請求。 (中概股港美上市)

我支援總統向舊金山派軍隊！又一個矽谷頂級科技富豪站隊支援川普總統，與加州執政的民主黨人公開唱反調。這種毫不含糊的表態，甚至讓他的公關團隊都感到震驚。但隨後他就在一片批評聲中，宣佈150億美元投資項目，以進行危機公關。支援向舊金山派兵“我完全支援川普總統，我覺得他做得很好。“Salesforce創始人兼CEO馬克·貝尼奧夫(Marc Benioff)周末接受《紐約時報》採訪時這樣表示。他表示，自己並沒有關注抓捕非法移民等川普的爭議決策。貝尼奧夫在採訪中，對這位共和黨總統充滿溢美之詞，如同貝佐斯、庫克和祖克柏等科技富豪一樣。個人財富超過百億美元的貝尼奧夫是在自己的私人飛機上接受採訪的。考慮到《紐約時報》是美國左派旗艦媒體，貝尼奧夫似乎一點都不介意自由派的反應。他甚至明確無誤地表示，自己支援川普總統向舊金山派出軍隊，希望看到全副武裝的國民警衛隊軍人在街頭巡邏，以降低舊金山的犯罪率。據媒體報導，這番話說完，連他身邊的公關負責人都不禁張大了下巴。顯然，貝尼奧夫事先並沒有和自己的公關團隊通氣。或許公關負責人沒有想到，老闆居然會主動趟政治渾水，毫不含糊地表態支援川普總統向美國大城市派駐軍隊，公開與在加州和矽谷執政的民主黨唱反調。而且，Salesforce最重要的年度大會Dreamforce本周即將在舊金山召開。當然，貝尼奧夫是超級富豪，他想說什麼就說什麼。而公關團隊只能自己心裡叫苦，為隨後的一大波負面做好危機公關預案。給老闆善後，這就是她們的工作。從某些方面來說，貝尼奧夫對舊金山治安的不滿是有道理的：雖然擁有諸多科技巨頭公司，在美國屬於高收入地區，但舊金山的社會治安問題一直飽受詬病，更存在著嚴重的無家可歸問題，諸多街道的路邊都有帳篷安營紮寨，帶來了衛生與安全擔憂。舊金山的暴力犯罪案件在美國並不算嚴重，但猖獗的砸車盜竊、零元購以及毒品犯罪卻讓民眾與商家們叫苦不迭。過去幾年時間，諸多商場超市都陸續撤出了舊金山市區，甲骨文等科技巨頭也將自己的年度大會搬離了這座城市，直言不諱地批評舊金山的高昂物價、毒品犯罪以及無家可歸問題。搶著捧燙手山芋但貝尼奧夫現在討論這個話題，真是捧了個燙手山芋。川普總統向美國各大城市派軍隊維持治安，是近來美國兩黨激烈鬥爭的新焦點。雖然國民警衛隊平時屬於各州州長調遣，但總統有權在特殊情況下，直接接管並調動軍隊。1968年和1992年種族騷亂衝突期間，時任總統都曾經派駐國民警衛隊平息動亂。不過，以往都是美國總統應州長的援助請求，才會將國民警衛隊聯邦化。而這一次的爭議之處，是川普總統直接無視各個民主黨州長的強烈反對，援引《叛亂法》將他們手下的國民警衛隊聯邦化，調遣派駐在各大城市以打擊“猖獗犯罪和非法移民”。這是他的主要政績工程。從洛杉磯到華盛頓特區，再到孟菲斯以及波特蘭，川普總統還計畫向芝加哥、紐約、巴爾的摩和舊金山等大城市派出軍隊。當然，川普並沒有徵求民主黨官員們的意見，而是直接宣佈這些地區處於嚴重的治安犯罪危機中。這一舉措迅速遭到了民主黨州政府的強烈抵制，他們並不認為自己的城市已經危險到需要軍隊維持治安的地步。加州州長紐森和伊利諾伊州州長普利茨克等民主黨州長們紛紛提起訴訟，阻止川普總統的派兵部署計畫。俄勒岡州法官已經下達了禁止令，暫時阻止總統接管該州的國民警衛隊。所以，貝尼奧夫在這個時候明確表態，自己支援川普總統往舊金山派遣軍隊，讓軍人在街頭巡邏，無疑是一種政治站隊，既是對川普的最大支援，也是給加州民主黨捅了一刀。曾是民主黨大金主貝尼奧夫曾經是民主黨人的大金主，是歐巴馬和希拉里的主要支持者，曾在自己豪宅為希拉里舉辦籌款活動。而且，他還曾經推動舊金山向大企業徵稅，籌款用於安置無家可歸者。幾乎所有人都認為，他是一個傾向於自由派的超級富豪。但貝尼奧夫現在卻試圖與民主黨劃清界限。他公開表示，“我長期是共和黨人，後來才變成獨立選民。我從來都不是進步派。”考慮到過去一年有那麼多科技富豪都倒向了川普，毫不掩飾地主動接近總統，獻上捐款與忠誠，貝尼奧夫的這種政治轉變似乎也不是那麼令人震驚。在過去的兩次大選，貝尼奧夫都保持了政治中立。他沒有給拜登捐款，也沒有站隊哈里斯，甚至還公開批評了哈里斯。在川普當選之後，貝尼奧夫第一時間表達了祝賀。畢竟Salesforce和美國聯邦政府有著諸多合同。儘管Salesforce只是給川普就職典禮捐款了10萬美元，和其他科技巨頭獻禮百萬美元不在一個等級，但貝尼奧夫旗下的《時代》周刊將川普評選為去年的“年度風雲人物”，已經給足了總統所要的面子。2018年貝尼奧夫個人斥資1.9億美元收購了《時代》周刊，掌控了這家極具影響力的老牌媒體。在川普上任之後，貝尼奧夫和白宮保持著良好的關係。上個月，他與黃仁勳、庫克、奧特曼等美國商界領袖，隨著川普一道出訪英國，出席了在白金漢宮的國宴。貝尼奧夫說起這次國宴依然心情很好，他表示“自己當面感謝了川普總統所做的一切”。顯然，貝尼奧夫這次政治站隊會令川普總統感到滿意。或許也會引發其他科技創新領袖效仿，支援聯邦政府以鐵腕手段來維持大城市的治安。因為貝尼奧夫對於舊金山，有著“首善”的特殊意義。捐款超過十億美元貝尼奧夫出生在舊金山一個猶太律師家庭，是家族裡的第四代舊金山人。他的祖父曾當選舊金山市議員，也是舊金山城鐵BART系統的主要推動者。作為富家子弟，貝尼奧夫在舊金山南邊的富人區希爾斯伯(Hillsborough)長大，隨後進入洛杉磯的南加州大學。作為全球創新創業聖地，矽谷吸引了來自全球的精英人才，絕大多數的科技公司創始人和高管都不是本地人。真正在這裡土生土長的科技創新領袖屈指可數，大致有英特爾聯合創始人戈登·摩爾(Gordon Moore)、蘋果聯合創始人賈伯斯和沃茲尼亞克以及貝尼奧夫。在創辦Salesforce成功，成為億萬富翁之後，貝尼奧夫慷慨解囊回饋自己的家鄉。從建造兒童醫院，到資助高校科研，到推動少兒科學教育，到救助無家可歸者，貝尼奧夫在捐款舊金山的民生項目是毫不吝嗇。雖然他並不是舊金山最有錢的富豪，但卻算得上是舊金山首善。此外，Salesforce還通過Dreamforce年度大會，每年給舊金山帶來了數萬名的訪客以及數億美元的營收。在蘋果、Google、甲骨文等諸多科技巨頭的年度活動紛紛離開舊金山之際，只有Dreamforce依然堅持在舊金山舉辦，這完全是因為貝尼奧夫的家鄉情結。貝尼奧夫強調，他的家族和公司已在過去26年中向灣區捐贈超過10億美元，包括最近1億美元個人捐款給加州大學舊金山分校兒童醫院，以及3900萬美元公司贈款給學校和兒童事業。“我不認為有人在解決更多就業，捐款金額以及對舊金山的支援力度比我更多。”遭到炮轟與抗議但另一方面，站隊川普也讓貝尼奧夫在舊金山以及加州引發了諸多爭議。很多自由派民眾憤怒批評，這位億萬富豪是“背叛”了舊金山。舊金山新任市長丹尼爾·盧裡(Daniel Lurie)也是猶太人，是牛仔褲巨頭李維斯的繼承人之一。政治立場溫和的他並沒有直接回應貝尼奧夫這番話，而是強調舊金山的犯罪率已經明顯下滑，同時還在增加警力巡邏，潛台詞是“舊金山根本不需要軍人維持治安”。但其他民主黨人對貝尼奧夫就沒這麼客氣了，他們幾乎是在集體炮轟貝尼奧夫。舊金山市議員米爾娜·梅爾加爾(Myrna Melgar)表示，貝尼奧夫關於國民警衛隊和川普的評論“讓我震驚”。她表示，億萬富翁可能是出於自私的商業原因才會轉變政治立場。加州民主黨眾議員馬特·哈尼(Matt Haney)表示，“你不能支援舊金山卻想看到我們被入侵。錯誤支援川普的誤導性經濟政策是一回事。支援對我們城市的直接襲擊和佔領是另一回事。”舊金山地方檢察官布魯克·詹金斯(Brooke Jenkins)對貝尼奧夫希望軍隊進入舊金山的言論感到憤怒。她表示，“舊金山人現在坐立不安，害怕我們是川普向全國其他城市施加的下一個目標。我對任何人想把這種混亂引入我們城市感到失望。”Salesforce年度大會Dreamforce本周將在舊金山召開。一些自由派民眾已經在籌備，計畫在會場外組織抗議活動。這並不令人奇怪。過去兩年時間，Google、蘋果、微軟的年度大會都曾經遭遇過場內和場外的政治抗議。投資150億美元創造就業或許是感受到了那番言論帶來的爭議，或許是聽從了公關團隊的建議，貝尼奧夫今天開始積極進行危機公關。他強調，自己是第四代舊金山人，熱愛並相信家鄉的未來，也希望一道努力保障舊金山的安全。隨後，他表示將以個人名義，再向舊金山兒童醫院捐款1億美元。另一方面，貝尼奧夫還向舊金山市長盧裡大力示好。他強調新市長今年上任之後，大力增加警力，推動全市犯罪率下降了30%，讚賞舊金山朝著正確的方向前進。貝尼奧夫宣佈Salesforce將捐出100萬美元用於增加舊金山警察招聘，並出錢額外增加200名警察來保障Dreamforce大會的安全。當然，最重要的誠意還得是投資創造就業。貝尼奧夫宣佈，Salesforce將在未來五年向舊金山投資 150 億美元，打造一個新的人工智慧孵化器中心，並助力企業採用人工智慧代理(AI Agents)，以支援該市的人工智慧創新及勞動力發展。但不得不提的是，Salesforce今年因為廣泛應用AI工具，提升了工作效率，而累計裁員了超過一萬人。貝尼奧夫在宣佈裁員的同時冷酷地表示，AI已完成公司30%至50%的工作，不再需要那麼多人手，這是他職業生涯最激動的時刻。或許，這正是一個矽谷商業領袖的完整一面：一方面慷慨捐款解決民生問題，另一方面積極普及AI冷酷大舉裁員；之前可以是民主黨的籌款金主，現在也可以識時務地迅速調轉船頭，成為新總統的好朋友。貝佐斯如此，祖克柏如此，貝尼奧夫當然也不例外。 (新浪科技)

邁爾斯·漢南 (Myles Hannan) 覺得自己是個快樂的人。他喜歡自己在阿拉米達縣一家救護公司擔任急救醫療技術員 (EMT) 的工作。他深愛著自己的未婚妻、華人女子林賽·丁。但由於灣區物價高昂，他把人生中最重要的事情——結婚生子——擱置了。這對夫婦為了應付賬單，只能“不斷地砸錢”。如果他們能負擔得起婚禮，他們現在早就結婚了。還能有孩子嗎？“孩子肯定是被放在次要位置的，”他說。“我們所有的疑問和擔憂，都歸結於一點——我們幾乎負擔不起孩子。”25歲的漢南是一名急救醫療員，與24歲的未婚妻丁住在西奧克蘭。他認為，每月2000美元的單間公寓“非常划算”。去年，在與這家救護公司簽約之前，他做過三份工作，每週工作60小時，還要加班才能維持生計。丁目前從事研究工作，並償還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碩士學位的學生貸款。兩人年收入合計約為12萬美元。但他仍然不敢考慮結婚的事。“感覺所有事情都需要你去爭取，”漢南說道，“你必須付出額外的努力才能保住工作，更不用說實現人生目標了。”推遲結婚生子是灣區居民調整生活以彌補該地區過高開支的眾多方式之一——從住房到電力，這裡的一切似乎都比其他任何地方都貴。灣區新聞集團和位於聖何塞的區域經濟智庫矽谷聯合企業進行的一項新調查發現，近三分之一的受訪者表示，他們因經濟壓力而推遲了生育計畫。這項於8月中旬在灣區聖克拉拉縣、阿拉米達縣、康特拉科斯塔縣、聖馬刁縣和舊金山縣進行的調查，對1743名成年人進行了調查，揭露了那些儘管辛勤工作卻依然難以維持生計的無家可歸者的日常生活。另有44%的人表示，由於醫療費用高昂，他們放棄了或推遲了醫療服務。同樣多的人表示，他們正在加班或兼職以維持生計。四分之一的人表示，他們開始從事零工，例如為Lyft開車或送雜貨。三分之一的人表示，他們已經與室友合租或搬去親戚家住。“我們說的不是人們因為便宜幾美分就改喝1%牛奶而不是2%牛奶，”矽谷聯合創業公司總裁兼首席執行官拉塞爾·漢考克說。“我們說的是那些做出重大人生決定的人，這些決定會影響我們的生活質量。”調查發現，當被問及過去一年中哪些支出漲幅最大時，近三分之二的人回答是食品雜貨，一半人回答是住房，三分之一的人回答是水電費。餐飲和娛樂、稅收、醫療保健和保險也名列前茅。過去一年，灣區的通貨膨脹率上漲了1.5%，灣區多個縣的租金也出現了類似的上漲，而該地區8月份的房價中值同比上漲了2.8%。由於物價已經很高，這些上漲的影響尤為明顯。“我們生活在一個奇怪的世界，經濟蓬勃發展，但並非所有人都能充分參與其中，或感覺生活更富裕，”漢考克說。“這裡的生活很艱難。成本高昂，這意味著人們會不斷地問，留在這裡符合我的利益嗎？”漢考克的三個孩子都30多歲了，他們一直在問自己同樣的問題：他的女兒和女婿去年搬到了猶他州，以便買得起房子；他在醫療保健行業工作的兒子和兒媳住在ADU中，通過幫助住在主屋的一對老夫婦獲得租金減免；他的大女兒和女婿擁有高薪的技術工作，還有四個孩子，他們“擠在”一棟出租房裡。民意調查顯示，整個灣區都面臨著財務壓力，影響到眾多人群：從教師到技術工人，從單親父母到已婚夫婦，從剛剛開始工作的人到即將退休的人。近一半的受訪者表示，他們所住的住房比他們想要的要小或質量要差，該調查的誤差幅度為2.6%。42歲的喜劇演員兼藝人大衛·斯托洛維茨靠舉辦知識問答之夜和做一些零散的園藝工作勉強維持生計，他和他的殘疾伴侶住在南聖何塞郊狼谷的牧場裡，租了一塊地停放一輛破舊的拖車，他們目前仍在償還房租。“所有東西總是壞，燈、USB介面、電源、風扇，”他說。“至少我還能逗人笑。這讓我很開心。雖然這並不能真正支付賬單，但對我的心理健康有好處。”73歲的多莉·萊恩是一名半退休的女性健康教育工作者，她曾與家人共同居住在舊金山的公寓，後來被新房主趕了出來，現在她正努力在奧克蘭的一個經濟適用房小區裡租到一套一居室的公寓。“我很高興，也很感激找到了一個地方，但我討厭它，”萊恩說。“就好像，你根本就沒法住在不靠近高速公路的社區裡。”即使有醫療保險福利，這位長期吸菸者仍然沒有進行年度肺部CT掃描，因為她無力承擔200美元的檢查費。21歲的安德魯·維埃拉是西谷的一名學生，他與祖父住在一起，由於汽車拋錨，他只能騎自行車去Ace Hardware做全職工作，他一直在猶豫是否要在他的門牙上進行種植牙，這將花費他6,000美元的自付費用。對於59歲的皮埃蒙特聯合學校教師艾米·薩維奇來說，退休可能比她和丈夫計畫的還要遙遠。他們夫婦每年收入約18萬美元——除了在灣區，這在任何地方都算是一筆不錯的收入。他們有兩個20多歲的兒子，全家的醫療保險費用翻了一番，達到每月900美元。儘管抵押貸款利率很低，但他們卻難以支付房產稅和房屋維修費用。她開著一輛13年前的車，理髮間隔時間越來越長，而且“記不清什麼時候”沒做過面部護理或美甲了。她正在盡一切可能尋找兼職輔導工作來提供幫助。“我們從不出去吃飯，”薩維奇說。“我廚藝超群，但現在我得跑兩三家不同的雜貨店，因為我想買到最便宜的東西。我都快60歲了。沒想到會這麼難。”儘管如此，薩維奇的生活方式——擁有一套房子並養育兩個孩子——還是讓灣區下一代羨慕不已。過去四年來，漢南和丁一直住在東灣附近的單間公寓裡，他們擔心，等到有能力生孩子時，可能會像一些30多歲的朋友一樣，難以懷孕。“這看起來似乎遙不可及，就像我們可以養活自己和兩隻貓，那就很好了，”丁說，“但如果再加上一個孩子，那就困難得多了。”但這裡就是家。漢南在這裡長大，當丁第一次從聖貝納迪諾的家來到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時，她心想：“天哪，我要永遠住在這裡。”到目前為止，他們還沒有改變主意。 (北美商業見聞)

在周二於弗吉尼亞州匡提科海軍陸戰隊基地（的那場冗長演講中段，川普總統向數百名美國軍隊指揮官談起了他最新的“目標指向”。不是波蘭、羅馬尼亞、愛沙尼亞或丹麥。在過去一個月裡，俄羅斯無人機曾在這些北約盟友上空侵犯領空，挑戰著聯盟的邊界。總統點名的是舊金山、芝加哥、紐約和洛杉磯。“我們要把這些地方一個個理順，這將會成為在座某些人的一項重大任務。”川普對將軍、海軍上將和士官領袖說，他此前曾把這些地方描繪為“犯罪橫行的城市地獄景象”。“這是一場來自內部的戰爭。”他說。歷史學家與前軍方領導人表示，就在那一刻，總統再一次把自己置於這個國家開國先賢意志的對立面。川普提出“我們應該把這些危險城市當作軍隊的訓練場”的設想，衝撞了美軍長期奉行的一條核心原則，即軍隊必須保持超然於黨派之上的非黨派性。這個原則深植於美國的民主傳統，旨在確保開國先賢當初所憂慮的那支常備軍服務於整個國家，而不是服務於某個政黨或某位領袖。按照這一傳統，軍隊的矛頭應當對準境外之敵，而不是如川普周二所稱的“內在之敵”。“緊張險峻的時刻”川普此前就嘗試過類似做法。在川普第一任期內，國防部長吉姆·馬蒂斯和馬克·T·埃斯珀，以及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馬克·米利上將與約瑟夫·鄧福德上將，都曾試圖阻止總統動用軍隊於國內以推進他的政治議程。當川普要求出動一萬至一萬五千名軍人去抵禦他口中的西南邊境移民“入侵”時，馬蒂斯的回應是派出六千名國民警衛隊成員，並叮囑他們嚴格執行支援任務，儘量避免與移民直接接觸。當川普意欲在社會正義抗議期間將第82空降師投入全國街頭時，時任國防部長馬克·T·埃斯珀召開記者會，公開表示反對，隨後也因此被解職。那些人如今都已離任，而川普在第二任期內任命的接替者，要麼在放大他的意願，要麼選擇順從。第一任期內在國會對他形成制衡的反對力量也消失了。共和黨如今同時掌控眾議院與參議院，並在涉及美國軍隊的川普所有指令與任命上悉數點頭。結果是，國民警衛隊在華盛頓特區的部署違背了當地民選領導人的意願。現役海軍陸戰隊員被派往洛杉磯，儘管市長與州長表示反對。美國海軍學院圖書館下架了有色人種作家作品，包括瑪雅·安傑盧的《我知道籠中鳥為何歌唱》。五角大樓領導層拒絕提拔那些曾在川普不喜歡的人麾下服役、但戰功卓著的軍官。還提出讓隸屬軍法署的律師，也就是“軍法官”，去擔任移民法官的計畫。川普並承諾將把更多國民警衛隊部隊派往更多美國城市。華盛頓國民警衛隊被部署在該市，此舉違背了該市民選領導人的意願。“我們確確實實正處在一個緊張險峻的時刻。”科裡·沙克說。她曾在小布什政府任職國防部門官員，現任華盛頓美國企業研究所外交與國防政策研究主任。在其即將出版的新書《國家與軍人》（The State and the Soldier）中，沙克主張，歷經兩個多世紀政治風向的變遷之後，美國軍隊正在遭遇一場足以重塑其自身的挑戰。軍史學者指出，把部隊作為執法工具部署在國內，並非開國先賢所願。他們擔心政府會利用常備軍來壓制異見、建立專橫。兩百五十多年來，美國的政治與軍方領導人建設出一支被廣泛視為世界上最能打的軍隊。其一百三十萬現役軍人與七十六萬五千名預備役和國民警衛隊成員服從文官領導，無論民主黨還是共和黨，只要是美國人民選出的總統，他們都會敬禮致意。但如今，這支長期以社會中立者自居的軍隊，面對的是一位不僅打破傳統、而且把矛頭對準國內而非國外威脅的三軍統帥。“如果我是波蘭軍隊的領導人，而我們正遭遇俄羅斯對北約領土的滲擾，卻看到八百名美國將領與海軍將領坐在禮堂裡聽這樣一場講話，那感覺會很刺耳。”伊拉克戰爭老兵、退役少將保羅·D·伊頓說，“美國軍隊是認真面對局勢的嗎？”一條淵源與興起的傳統《Posse Comitatus Act》（限制現役軍隊參與國內執法的法案，1878年）一般禁止現役部隊承擔國內執法任務。其基本意旨，是讓軍隊“刀口向外”，而非“刀口向內”。但這部法律的起始並不光彩。國會通過它，是為了安撫南方的白人至上主義者，他們不願軍隊阻礙州與地方層面的吉姆·克勞隔離法令。南北戰爭之後的歲月極其動盪。聯邦政府贏下了戰爭，卻在隨後的許多年裡在某種意義上敗給了白人至上主義者，後者剝奪了南方黑人新近獲得的權利。南方各州不願聯邦軍入境保護黑人。厭倦了鬥爭並試圖安撫這些州，國會於是通過了《Posse Comitatus Act》。2005年卡特裡娜颶風後，新奧爾良的國民警衛隊士兵。清醒的現實主義者美國憲法起草者是歷史的學生，深受英國內戰的影響。在那場內戰中，查理一世宣稱君權神授，試圖不經議會而施政，並動用軍隊對付自己的人民。他們也深受英軍佔領北美殖民地的經歷影響。在起草者看來，最大的潛在危險非常清楚：一支常備軍可能會被轉而用來對付本應保護的人民。但他們同樣是現實主義者，承認國家確有防務之需。亞歷山大·漢密爾頓在《聯邦黨人文集》中寫道：“對軍人（軍隊）服務的持續需要，會提高軍人的重要性，並相應地降低公民的處境與地位。由此，軍治遂凌駕於文治。”美國擁有了自己的軍隊，但憲法起草者把“組建與撥款”的權力交給了國會，而非總統。同時，他們通過“建議與同意”條款，把批准或否決總統所任命軍隊領導人的權力交給了參議院。“開國先賢為分權煞費苦心，並把相當多的權力交給了國會。”曾任美國陸軍戰爭學院國家安全與戰略系主任的卡麗·A·李說。她與其他歷史學者表示，起草者在兩大分支間尋求權力平衡，以實現較少黨爭的治理。只是他們未必預見到一個可能不願主動行使其被賦予權力的國會。當然，美國史上也不乏總統為國內事務動用軍隊的例子。1957年，德懷特·艾森豪威爾派遣陸軍第101空降師前往阿肯色州小岩城。在該州，州國民警衛隊依州長奧瓦爾·福布斯的命令，阻止九名黑人學生進入學校。1957年，駐紮在阿肯色州小岩城中央高中的陸軍第101空降師士兵。時任總統德懷特·艾森豪威爾派遣部隊保護九名進入這所原為白人專屬學校就讀的黑人學生。1965 年，國民警衛隊士兵在阿拉巴馬州塞爾瑪市遊行期間保護民權活動人士。這些部隊是奉總統林登·B·約翰遜之命部署至此的。1965年，林登·B·約翰遜在阿拉巴馬州聯邦化了國民警衛隊，以保護爭取投票權的民權活動人士。此前，州與地方警察曾用警棍與催淚瓦斯攻擊遊行者。在這兩起事件中，總統動用軍隊是為執行法律。對艾森豪威爾而言，是執行聯邦最高法院在“布朗訴教育委員會案”中的裁決。對約翰遜而言，是執行《民權法案》，該法在法律上終結了公共設施、就業與聯邦資助項目中的隔離制度，並為數月後國會通過的《選舉權法案》鋪路。川普辯稱，國民警衛隊有必要協助聯邦力量打擊犯罪。但上述先例都發生在社會極度緊張與危險的時期，是具體危機引發的非常部署。相比之下，杜克大學長期研究軍隊的政治學教授彼得·菲弗指出，川普正在把國民警衛隊派往並未出現廣泛社會動盪的城市。“既然不存在普遍性的社會秩序崩壞，也不存在全球性危機，就很難給這種做法套上非黨派的正當性，於是只剩下黨派性的解釋。”他說，“而這對軍隊的專業精神是有害的，因為軍人不願被用在狹隘的黨派使命上。”一場定分止爭的危機內戰結束、亞伯拉罕·林肯遇刺之後不久，美國就經歷了一場危機，最終確立起一條根本性的軍隊規範：身在現役之時，你效忠的不是某個政黨，而是國家的法律。在國會，林肯所在的共和黨尋求把基本權利擴展至昔日奴隸。國會通過了第一部《重建法》，要求各州通過第十四條修正案。這是向仍懷叛意的南方各州發出的直截資訊，如果他們不給予昔日奴隸公民身份，就只能被視作“軍事管轄區”。但總統安德魯·約翰遜對昔日奴隸懷有敵意，主張對南方各州採取更寬鬆政策，他否決了該法。國會推翻了他的否決。約翰遜擔心全國資深將領、被譽為贏下南北戰爭的尤利西斯·S·格蘭特會站到國會一邊。格蘭特的人氣遠勝約翰遜。約翰遜試圖派他赴墨西哥進行外交使命。一次劍拔弩張的內閣會議上，格蘭特拒絕前往，認為自己身為軍官，只執行總統下達的軍事命令。約翰遜請司法部長就格蘭特拒絕直接命令的合憲性作出意見。司法部長支援了格蘭特的立場。1865年，尤利西斯·格蘭特將軍拒絕了安德魯·約翰遜總統派他前往墨西哥執行外交任務的命令，聲稱自己只執行軍事命令。隨著約翰遜與國會走向正面衝突，格蘭特被傳召到眾議院司法委員會作證，該委員會正在考慮彈劾約翰遜。歸根結底，這是一場關於憲法權力的危機，而格蘭特選擇站在國會一邊。“在被迫作出選擇時，他在最根本的問題上作出了最具民主精神的選擇，即在和平時期，關於軍事政策的最高權威在國會。”沙克在採訪中說。格蘭特也擔心約翰遜正在滑向威權，他寫道，“我們正在迅速接近這樣一個節點，他會想把那個機構（國會）宣佈為非法、違憲且帶有革命性質。”格蘭特與約翰遜決裂的意義，在於他對總統對軍隊權力邊界的闡釋：身在現役之時，你效忠的不是某個政黨，而是國家的法律。自格蘭特的先例起，軍事政策與規範逐步演進。軍方不鼓勵在部隊面前舉行政黨集會，現役軍人被告誡要迴避黨派政治。在審查高級軍官時，不應考慮其政治立場。許多軍方領導人認為，美國公眾對軍隊抱以高度信任，一個重要原因正在於軍隊通常不被視為推進政治議程的工具。“把軍隊用於黨派性的國內事務，會分散本已十分緊迫的二十一世紀戰爭能力建設。”退役少將、前軍中副軍法總監查爾斯·J·鄧拉普說，“◽️◽️、俄羅斯、伊朗、朝鮮與其他對手不會被一批移民法官所震懾，也不會被那些在城市街頭忙於移民執法、而非在國家訓練中心惡劣環境中為與對等對手的高強度作戰做準備的部隊所震懾。”在周二的集會上，川普望向台下的軍隊指揮官，談起他對未來的設想。“你們絕不會再看到像拜登和那群無能人執掌這個國家的四年，那群人本就不該在那裡。”川普說。“有了今天這個美麗會場裡的這些領袖，我們將戰勝一切危險，粉碎一切對自由的威脅。” (一半杯)周二，美國最高軍事官員在弗吉尼亞州匡蒂科基地聆聽川普總統的講話。

2025年，如果你去美國舊金山市中心最大的地標購物中心“舊金山中心”（San Francisco Centre），就像一座後末日電影裡的“鬼城”。圖片 | 來自網路光潔的大理石地板上，迴蕩著空曠的腳步聲，取代了往日鼎沸的人聲。曾經琳瑯瑯目的櫥窗，如今只剩下一張張“誠招租戶”的告示，在空調風中微微顫動。資料顯示，這座名為“舊金山中心”（San Francisco Centre）的商業巨擘，110萬平方英呎的廣闊空間，空置率已飆升至驚人的93%。更令人咋舌的是，它的估值在最近一個季度再次暴跌25%，自疫情以來，總價值蒸發了近72%，從4.5億美元的巔峰跌至1.28億美元的“白菜價”。這個曾經的“灣區心臟”，匯聚了全球頂級品牌與洶湧人潮的商業聖地，為何會在短短幾年內心跳驟停？它的隕落，僅僅是一個商場的悲歌，還是預示著一個時代的落幕，以及對所有現代城市發出的一個嚴峻警告？01 從“城市客廳” 到“商業廢墟”上世紀80年代末，這座垂直的超級商業綜合體在舊金山市場街拔地而起。它不僅僅是一個購物場所，更是一個建築奇蹟和城市活力的象徵——八層樓高的宏偉結構，與灣區捷運系統（BART）無縫銜接，將城市的脈搏與商業的繁華緊密相連。在它的鼎盛時期，這裡是名副其實的“應有盡有”：美國高端百貨巨頭諾德斯特龍(Nordstrom)的旗艦店，佔地35萬平方英呎，每年吸引著超過1000萬的訪客；布魯明戴爾(Bloomingdale)、梅西百貨(Macy's)等巨頭環繞；從頂級珠寶、潮流服飾到日用潮玩、美食廣場，永遠排著長隊，人們在這裡品嚐著灣區的多元文化。尤其在21世紀的頭十年，隨著Twitter、Salesforce等科技巨頭在附近崛起，舊金山中心迎來了它的黃金時代。它成了科技精英們午間喘息、下班社交的“第二辦公室”。據公開資料，其年銷售額一度突破8億美元，平均租金高達每平方英呎150美元，位列全美最貴商圈之一。然而，衰敗來得如此突然——觸發點就是2020年的疫情。接下來，支撐其存在的幾大需求支柱在短時間內被系統性地抽離了。首先是核心客群的物理性消失。舊金山中心的商業模式，高度依賴於市中心金融區和科技公司聚集區帶來的龐大“工作日客流”。這一客群具備高密度、高頻次、高消費能力的特徵。然而，疫情後科技行業大規模、永久性地轉向遠端及混合辦公模式，直接導致了這一核心客群的物理消失。資料顯示，舊金山核心辦公區的空置率長期維持在35%以上，這意味著每天有超過三分之一的潛在消費者不再出現。這是對傳統市中心商業邏輯的釜底抽薪。購物中心作為一種物理空間，其價值根植於特定地理位置的人口聚集效應。當這種聚集效應因工作模式的根本性變革而瓦解時，購物中心的商業基礎也隨之崩塌。其二是電商洪流的無情碾壓。亞馬遜、TikTok Shop，以及各類即時配送服務，早已將消費場景從物理空間轉移到了指尖的螢幕上。疫情期間被強化的線上購物習慣，在後疫情時代得以延續和深化。消費者們發現，他們不再需要忍受交通擁堵、尋找停車位，就能獲得幾乎所有商品。實體零售，尤其是像舊金山中心這樣依賴“一站式購齊”傳統模式的大型商場，其核心優勢被徹底削弱。當購物本身不再具有必要性，商場如果不能提供購物之外的獨特價值，就只能被無情地拋棄。此外還有舊金山這座城市的治理問題：眾所周知，商業的繁榮，離不開城市提供的安全、潔淨、便利等“公共產品”。近年來，舊金山市中心的公共安全問題、日益嚴重的無家可歸者現象以及毒品危機日益嚴峻。根據2025年的一項研究，舊金山在全美主要城市的“步行安全”排名中墊底。這種安全感的缺失，嚴重侵蝕了商業環境的根基。企業因盜竊頻發而關門，消費者因擔心安全而遠離，形成了一個惡性循環。購物中心並非一個孤立的商業孤島，而是城市生態系統的一部分。當整個生態系統出現問題時，身處其中的商業體也無法獨善其身。最後，是沉重的經濟負擔。一方面，舊金山的商業地產稅率在全美名列前茅，加上高昂的人工和營運成本，讓商戶的利潤空間被嚴重擠壓。另一方面，隨著空置率的飆升，商場為了吸引租戶，不得不降低租金。據統計，區域內平均租金已下跌超過15%。收入在減少，成本在上漲，這對於商場的持有者——加拿大地產巨頭Brookfield來說，是一場財務噩夢。02 重塑三大維度“舊金山中心”（San Francisco Centre）的困境，迫使我們去思考：未來的城市商業空間，應該是什麼樣子？它可能是一場從功能、營運到戰略三個維度的系統性重塑。方向一：功能重塑從“零售容器”到“城市多功能體”這是最基礎的變革，回答的是“這個物理空間到底用來做什麼？”的問題。核心是徹底打破以零售為主的單一功能定位，將購物中心從一個“消費場所”改造為一個復合的、高價值的“城市功能節點”。1, 承載城市基礎功能：將商業空間的一部分，轉化為滿足城市剛需的公共或半公共產品。中國城市，尤其是新城區，普遍存在公共服務設施不足與商業空間過剩的矛盾。將部分商場空間，特別是高樓層，改造為青年公寓、人才驛站、社區醫療中心或養老服務設施，不僅能盤活閒置資產，更能直接回應城市發展的剛需。這種做法能形成穩定的內生客流，從根本上改變商場單純依賴外部流動的脆弱性，甚至能反過來提升周邊住宅區的長期價值，形成良性循環。2, 提供高階體驗內容：當商品消費可以被線上替代，線下空間的核心價值就在於提供無法被覆制的體驗。比如引入沉浸式戲劇（如劇本殺、密室）、親子成長樂園、新型運動業態（如室內滑雪、衝浪）等，這些業態的特點是“時間消費”而非“商品消費”，能有效拉長顧客停留時間，並滿足細分人群的精神文化需求。3, 鏈入前沿產業價值：購物中心的地理位置和空間體量，使其具備了與新興產業結合的潛力。例如，與地方政府合作，引入新能源汽車的城市展廳與交付中心；承接生物科技、人工智慧等硬科技企業的展示與孵化空間；或利用建築優勢建設城市資料中心、直播基地等。這種轉型，不僅能獲得更多元化的收入，也更容易與城市發展規劃相結合，獲取政策支援。方向二：營運重構從“流量邏輯”到“社群邏輯”當空間的功能被重新定義後，第二個變革隨之而來，回答的是“我們如何與人建立關係？”的問題。核心是徹底摒棄過去那種粗放的、匿名的“流量思維”，轉向更精細、更具粘性的“社群化營運”。1, 營運目標轉變：從“交易轉化”到“關係沉澱”。 過去的目標是讓儘可能多的人進來花錢。未來的目標是，識別出核心的使用者群體，並通過持續的互動和服務，與他們建立長期的、有情感的連接。例如，開闢空間用於社區團購的集中存取、老年大學的興趣課程、上班族的午間休憩等，讓商場成為一個高頻使用的“社區客廳”。消費，只是這種深度關係下的一個自然結果。奧斯汀的一所學校與商場的結合↑2, 營運手段轉變：從“促銷驅動”到“內容驅動”。 社群的維繫不靠打折，而靠持續輸出有價值的內容。這意味著營運者需要像一個“主理人”一樣，定期策劃和組織讀書分享會、農夫市集、獨立設計師快閃、主題沙龍等活動。這些活動的核心不再是短期引流，而是塑造空間的文化氣質，增強社群的凝聚力和歸屬感。方向三：戰略再造從“同質化平台”到“差異化目的地”在功能和營運都完成升級後，第三個變革是頂層戰略，回答的是“我們在市場中到底是誰？”的問題。核心是徹底擺脫“什麼都有”的同質化定位，通過極致的差異化，將自身打造為不可替代的“目的地”。1：深度的在地化（Localization）。這意味著放棄追逐國際標準化的連鎖品牌，轉而深度挖掘所在地域的文化基因。每一個城市都有其獨特的文化基因，這正是差異化的富礦。例如，在西安，可以深度融合唐文化元素；在成都，可以放大“慢生活”與茶館文化；在景德鎮，可以打造以陶瓷為主題的藝術商業空間。將商場與城市IP、國潮（Guochao）文化、本土老字號深度繫結。當一個商業體成為城市文化的名片時，它就擁有了獨一無二的身份。2：極致的垂直化（Verticalization）。這意味著聚焦特定的興趣圈層或亞文化，放棄大眾市場，在一個細分領域做到極致。中國龐大的人口基數，使得任何一個“小眾”圈層都可能是一個巨大的市場。例如，圍繞電競（E-sports）文化，打造集賽事、直播、體驗、社交於一體的專業場館；聚焦潮玩（Designer Toys），建構從設計師孵化、新品首發到二手交易的全鏈條平台；或是服務於龐大的“鏟屎官”群體，提供從寵物零售、醫療到高端寄養、主題社交的一站式解決方案。當一個空間成為某個社群的“精神家園”時，它就能吸引跨區域的、高忠誠度的目的性客流。03 每一次危機都是重生的契機舊金山中心，這座矗立在市場街上的“鬼城”，像一面鏡子，映照出我們這個時代深刻的變革與挑戰——那些曾經被我們視為理所當然的城市生活方式，如朝九晚五的通勤、周末擁擠的商場、以消費為核心的城市中心，正在被重新定義。它可能成為一個垂直的村落，一個創意的搖籃，一個連接人與人的社區。最終，決定它命運的，不是冰冷的資本或無情的市場，而是我們對於“城市”和“生活”的全新想像。城市和商業，都是一個複雜的有機生態系統。任何試圖通過簡單、宏大的“頂層設計”來取代其自然生長過程的做法，都可能在長期埋下隱患。對於存量的購物中心而言，放棄對過去輝煌的幻想，徹底重塑自身的功能定位和內容價值，是唯一的生存之道。對於未來的城市規劃者而言，回歸對人性和商業規律的尊重，培育一個更多元、更有韌性的商業微生態，遠比建設下一個宏偉的“水泥盒子”更加重要。畢竟，一座城市的靈魂，最終是由生活在其中的人所定義的。 (TOP創新區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