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是直通車”援引日本共同社10日報導，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當日在日本眾院預算委員會會議上示意，希望儘早舉行與美國總統川普的首腦會談。報導稱，鑑於高市早苗的涉台言論引發中日對立，她表示“希望儘早會面”，此舉被認為意在向中國展現日美團結。報導還稱，關於涉台言論引發的中日關係緊張，高市表示“已通過直接會談和電話會談等與川普詳細溝通”。關於今後的會談機會，她列舉了親自訪美或在第三國舉行的候選方案。此前，據參考消息援引西班牙《機密報》網站12月7日報導，當被問及有關日本政府的話題時，川普藉機對日本發出警告：“許多盟友並非真正的朋友。”他在媒體採訪中說道：“在貿易領域，我們的盟友比中國更肆意剝削我們。”東京方面將此番言論解讀為，如果新首相捲入與北京的衝突，美國的安全保護傘可能不會啟動。另據英國《金融時報》7日報導，日本政府因美國沒有公開聲稱支援日本，而感到“沮喪”。11月，美國駐日大使喬治·格拉斯僅泛泛稱“美國政府支援高市早苗”，此外再無對日本表達公開支援。相反，美國《華爾街日報》和日本《周刊文春》雜誌報導稱，川普要求高市早苗克制對台言論，且措辭相當嚴厲，“似乎還說了相當於‘不要插手台灣問題’這樣的話。”《金融時報》稱，日本政府對美國的“冷漠”感到非常沮喪和失望。一名匿名美國外交人士透露，日本駐美大使山田重夫已要求美國加強對日本的公開支援。不過，多名美國高層人士的分析卻透露了對日本非常不利的訊號。 (新華日報)

據香港《南華早報》報導，一位中國明星人工智慧研究員從美國人工智慧初創公司Anthropic離職，加入其競爭對手公司。他表示，他離職的主要原因是，Anthropic的“反華言論”。這名研究員名叫Yao Shunyu，他周一在一份聲明中稱，他在Anthropic工作不到一年後跳槽，加入了GoogleDeepMind，部分原因是他“強烈”反對Anthropic將中國描述為“敵對國家”等言論。9 月初，Anthropic收緊了其服務條款，限制“總部位於未受支援地區的公司直接或間接擁有50%以上股權的實體”的訪問。“未受支援地區”之一就是中國。其他美國科技公司，包括微軟支援的OpenAI和Alphabet旗下的Google，已經禁止中國大陸使用者訪問其服務。Anthropic的新規定標誌著限制力度從限制位於中國的個人和實體升級到限制主要由中國支援的實體，無論它們位於何處。華人精英研究員Yao Shunyu在聲明中寫道：“儘管需要明確的是，我相信Anthropic的大多數人都不同意這樣的（描述），但我認為我沒有辦法留下來。”GoogleDeepMind已聘請Yao Shunyu擔任其核心Gemini團隊的高級研究員，負責開發其旗艦基礎模型。根據Yao Shunyu的簡歷，他獲得了史丹佛大學理論與數學物理學博士學位。他在清華大學完成了本科學習，並獲得了校長獎和葉企孫獎，這是這所中國頂尖學府授予本科生的最高獎項。訪問以下網址，訂閱最新新聞電郵：https://nbwpress.com/subscribe.html在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完成博士後研究後，Yao Shunyu於2024年10月加入Anthropic，並致力於開發其Claude 3.7 Sonnet模型，該模型已於今年2月發佈。Yao Shunyu表示，他選擇Anthropic開啟職業生涯，是因為Anthropic是物理學家開始人工智慧研究的最佳場所之一。他寫道：“相對於物理學，人工智慧的發展速度非常快，回顧過去，我對過去一年發生的一切感到驚訝。”美國AI企業表現出敵對態度根據現已不復存在的智庫MacroPolo在2022年的一項研究，在美國機構工作的頂級人工智慧研究人員中有38%來自中國，這一比例超過了美國本土的研究人員。Facebook母公司Meta Platforms最近高調招聘了多名中國名牌大學的畢業生，組建了超級智能團隊。Anthropic對中國的言論與川普政府如出一轍，後者將中國人工智慧稱為“人工智慧對手”。Anthropic首席執行官達里奧·阿莫迪此前曾警告稱，中國可能針對美國人工智慧公司進行工業間諜活動。OpenAI等其他美國領先的人工智慧公司近年來也加大了對中國的批評力度，包括直接攻擊杭州的DeepSeek和北京的Z.ai等競爭對手。相比之下，GoogleDeepMind首席執行官德米斯·哈薩比斯（其母親是新加坡華人）呼籲美國和中國在人工智慧安全等共同關心的問題上進行合作。一位不願透露姓名的OpenAI前員工表示，由於OpenAI針對中國的言論，來自中國和其他地方的人工智慧研究人員感到有些不安。行業人士：對中國AI公司影響不大但是，行業專家和分析師表示，Anthropic禁止中國支援的實體訪問其模型，預計不會阻止中國公司在人工智慧領域的進步。榮鼎集團專門研究美國和中國半導體競爭的分析師本·雷諾茲表示：“至於對中國（人工智慧）競爭力和發展的影響，我認為這不會產生太大影響。”雷諾茲指出，中國大陸企業在開發人工智慧模型方面一直“極具創新性”。與此同時，中國公司抓住機會，與更多國內使用者建立聯絡。分析師雷諾茲表示，Anthropic對華強硬立場“可能為一些中國公司接手業務創造了一個小機會”。9月5日，總部位於北京的 Z.ai（前身為智譜）率先開始為Claude的中國使用者推廣“搬家”計畫，聲稱通過一對一技術支援可以輕鬆遷移到自己的服務，並為新使用者提供2000萬個免費代幣——價值40元人民幣（5.62美元）或160元人民幣——用於代幣輸入或輸出。Moonshot AI在同一天推出了Kimi K2 0905，並聲稱其編碼能力與Claude Sonnet 4型號相當，並引用了第三方基準測試。儘管如此，Claude仍被業界廣泛認為是最先進的AI編碼模型之一，Anthropic 希望通過發佈Claude Sonnet 4.5來保持這一優勢，該公司聲稱Claude Sonnet 4.5是“世界上最好的編碼模型”。 (北美商業見聞)

一份報告顯示，許多哈佛學生不完成閱讀任務，課堂上也不願發言。如今，教授們正試圖改變這種他們認為“不利於學業提升、壓制言論表達”的校園文化。（配圖說明：學生們在哈佛校園的磚式建築旁行走。哈佛大學正試圖解決與聯邦政府的分歧，同時也面臨著與學生相關的問題。圖片來源：索菲·帕克/《紐約時報》）哈佛大學是全球最難申請的院校之一，每年約97%的申請者會被拒之門外。但據“課堂社會契約委員會”（由7名教職人員組成）發佈的一份報告顯示，學生一旦入學，許多人便開始逃課、不完成閱讀作業。該報告聚焦哈佛課堂文化，自今年1月發佈以來，引發了廣泛爭議。報告還指出，即便學生來上課，注意力也多集中在電子裝置上，且不願主動發言。有時是因為擔心自己的觀點會引發他人反對，但更多時候，是因為他們並未充分完成閱讀作業，無法提出有價值的見解。報告結論稱，“氾濫的分數膨脹”讓學生即便如此敷衍，仍能輕鬆結業。這意味著，許多學生畢業時，既未充分受益於與師生的深度交流，也始終困在“思想泡沫”中——不願或無法接納具有挑戰性的觀點。保守派批評人士長期認為，哈佛及其他精英院校任由“自由派傾向”主導校園，實則壓制了言論自由。近幾個月，這類擔憂促使共和黨推動高校改革。但早在川普就職前，哈佛該委員會的報告就似乎已認可這種批評並非毫無根據。報告稱：“無論是在哈佛，還是在全美範圍內，‘人們能否在無需擔心社交或制度性制裁的情況下表達政治觀點’這一問題，都備受關注。”報告還補充道，學生逃課，“就錯過了傾聽持不同觀點同學發聲的機會”。（配圖說明：奧莫塞費·諾魯瓦戴著眼鏡，身穿黑色無袖上衣，對著鏡頭略帶懊悔地微笑。正在修讀醫學預科課程的大三學生奧莫塞費·諾魯瓦指出，錄播課程讓逃課變得更容易。圖片來源：索菲·帕克/《紐約時報》）哈佛醫學預科大三學生奧莫塞費·諾魯瓦認為，該教職委員會的觀點有一定道理。她提到，錄播課程讓“逃課”變得更輕鬆：“如果不用上課也能拿高分，他們就不會去教室了。”她曾選修一門探討“內戰是否仍在持續”的課程，認為課上討論“富有洞察力”。但課堂之外的氛圍則完全不同：“我大一、大二時，校園政治氛圍非常濃厚。哈佛的自由派觀點佔絕對主導，像我這樣兼具自由派和保守派觀點的人，會感到很不自在。”不過她補充說，今年的氛圍“稍微緩和了一些”。重塑校園心態《經濟學原理》（即哈佛“經濟學10號課”）是該校最受歡迎的課程之一。本學期該課程有761名學生註冊，上課地點是一座具有歷史感的木質鑲板劇場。授課教授戴著棒球帽，在講台上來回踱步，宛如演繹莎士比亞戲劇的演員。走進劇場，最先映入眼簾的是正廳前區的座位，上面用粗體字標註著“無裝置區”（DEVICE FREE SECTION）——但這些座位大多空著。戴棒球帽的經濟學教授戴維·萊布森是哈佛該委員會的聯合主席。他表示，其中一些問題至少從他20世紀80年代就讀哈佛時就已存在。“拖延和日程過滿，在我記憶所及的歲月裡，一直是哈佛（我認為也包括大多數學校）學習生活的典型特徵。”他認為，現在是時候做出改變了：“你們應該清楚，低頭看手機時，根本無法真正理解我想傳達的內容。”哈佛文理學院院長霍皮·霍克斯特拉表示，該委員會的報告揭示了“關於我們學習文化的一些殘酷真相”。對此，哈佛大學及校內教授正試圖在今年秋季學期改變本科生的學習體驗，讓學生變得“思想更開放、學術參與度更高”。一些教師開始點名考勤；學校鼓勵學生用手寫方式記筆記，而非使用手機或筆記型電腦，以避免電子裝置帶來的干擾；為幫助學生剋服“不敢發言”的顧慮，教授們還制定了“禁止外傳課堂發言內容”的規則。哈佛甚至在學生入學前就對其“思想開放性”進行考察：2024年，學校在本科申請中新增了一道作文題，要求申請者用150詞描述一次“與他人產生強烈分歧”的經歷。（配圖說明：戴維·萊布森戴著藍色棒球帽，身穿棕色扣角領襯衫，坐在台階上，雙手交疊放在膝蓋上。經濟學教授戴維·萊布森協助領導了一個研究哈佛校園文化的教職小組，該小組發現了一系列問題。圖片來源：索菲·帕克/《紐約時報》）“課堂社會契約委員會”於2024年2月啟動相關工作。當時，哈佛及美國多所大學正因加薩戰爭爆發了分歧嚴重、有時甚至演變為肢體衝突的抗議活動。該委員會的使命是“尋找促進更多對話的方法”，並解答“哈佛教育的目的是什麼”這一核心問題。萊布森博士表示，學生逃課，就失去了“學習如何接納挑戰性觀點”的機會。即便學生到場，“他們也常常假裝完成了閱讀作業，導致課堂討論的成效遠低於應有的水平。這是對所有人時間的浪費，而且往往只有一名學生在主導整個課堂討論。”委員會在報告中指出，課堂本應是“自由交流思想的場所”。然而在2024年春季，僅有三分之一的哈佛大四學生表示，自己“在表達對爭議話題的個人感受和觀點時完全沒有顧慮”，這一比例較前一年的46%有所下降。配圖說明：從商店櫥窗的倒影中，可以看到一名身穿哈佛運動衫的學生正沿著人行道快步走過。哈佛本科教育學院院長阿曼達·克萊博表示，自疫情以來，該校的分數膨脹問題愈發嚴重。圖片來源：索菲·帕克/《紐約時報》）報告稱，學生不願發言，一方面是擔心“被社交排斥”，另一方面是害怕“自己的言論聽起來很愚蠢”。他們認為，要想取得好成績，就必須讓自己的觀點與教授保持一致；選擇課程時，首要考慮的是“能否輕鬆拿高分”，而非出於求知慾。或許，他們的“敷衍”也情有可原。哈佛本科教育學院院長阿曼達·克萊博指出，“分數膨脹”在疫情前就已成為嚴重問題，如今更是愈演愈烈。她說，2015年，哈佛約40%的課程成績為A；而現在，這一比例已升至約60%，其中半數增長髮生在遠端教學期間。克萊博博士表示：“學生非常擔心自己的未來，教職人員對此表示理解，因此會努力降低課程壓力。”報告還提到，教授們也擔心“如果評分標準過嚴，會收到負面的學生評價”。她指出，這導致學生不得不通過其他方式“凸顯自己的優勢”，比如加入更多社團、選修更多課程，或是選擇“雙專業”而非“單專業”。教授們在報告中寫道：“一些學生認為，將大量時間投入課外活動，是更有成就感、更有意義且更有用的選擇。”學生真的是問題所在嗎？“學生缺勤、黨派立場固化、學業表現不佳”已成為全國性問題，各類學校的教育工作者都對此深感擔憂。疫情期間，公立學校學生的“長期缺勤率”大幅上升。各地教授都擔心，學生正逐漸失去“完整讀完一本書”的耐力。而從全國性考試成績來看，學生的學業水平已跌至數十年來的最低水平之一。不過，這些趨勢在不同學校的表現有所不同。堪薩斯大學高等教育學教授莉薩·沃爾夫-溫德爾表示，在堪薩斯大學這類公立院校，學生逃課更多是因為“需要打工”。“必須讓學生覺得‘來上課是值得的’，”她說，“課堂內容得是那種‘無法獨自在宿舍完成學習’的類型。”雖然大學講座有時確實缺乏吸引力，但在過去，學生要麼去上課，要麼就得向同學借筆記。沃爾夫-溫德爾補充道，如今許多課程都提供遠端觀看服務，教授們必須更努力地“把學生吸引到課堂上”。“來上課的‘附加價值’是什麼？這是一種需要師生共同維繫的雙向關係。”在哈佛，一些學生反駁“問題出在學生身上”這一觀點。他們表示，在法律、金融等領域，“實習競爭”乃至最終的“就業競爭”都異常激烈。因此，他們別無選擇，只能投入大量時間參與社團活動——這些經歷既能展現個人興趣和技能，也能讓自己在“滿是A等生的哈佛同學中脫穎而出”。他們還稱，早在被哈佛錄取前，自己就已掌握了“平衡多工”的能力：正是這種能力，讓他們得以進入哈佛。（配圖說明：約書亞·舒爾策穿著灰色半拉鏈運動衫，背著背包，看向鏡頭，微微微笑。哈佛大二學生約書亞·舒爾策表示：“我們從小就被教導要平衡課外活動和學業。”圖片來源：索菲·帕克/《紐約時報》）“我們從小就被教導要平衡課外活動和學業，”哈佛大二學生約書亞·舒爾策說。他曾是紐約州長島公立學校威廉·弗洛伊德高中的畢業生代表，“想要進入這樣的學校——無論是不是哈佛——學生通常一生都要參與大量課外活動。他們入學後繼續這麼做，是很自然的事。”諾拉·庫圖佩斯·蓋蘇斯回憶，自己大一那年，彷彿“踩在停不下來的跑步機上”：為了完成社團董事會的工作，她常常熬夜，第二天早上便會逃課，去完成下一門課的作業，之後再看錯過課程的錄播視訊。今年升為大二學生後，她說自己正努力“少而精地做事”：“首要任務顯然永遠是成績。”哈佛的一項政策或許在一定程度上“助長了學生缺勤”——該校允許學生同時選修兩門上課時間衝突的課程。萊布森博士會告訴學生，“線下學習比看視訊學習效果更好”，但他也為“課程時間衝突仍可選修”的政策辯護，理由是哈佛許多課程的上課時間確實存在重疊。“如果不允許同時選課，很多學生會感到焦慮不已。”他說。對於那些來聽他講課的學生，萊布森博士試圖讓課堂討論更開放：他在課程大綱中提醒“其他學生可能持有不同觀點”，並告誡學生“不要以可能暴露發言者身份的方式，將課堂言論外傳”。大二學生舒爾策表示，“推動學生變得更開放”的初衷或許是好的，但他認為哈佛的環境只是問題的一部分。他說，另一部分原因是“當下社會和政治氛圍的極度兩極分化——這是整個世界的現狀”。 (邸報)

當地時間10月2日，俄羅斯總統普丁出席在俄羅斯南部城市索契舉行的瓦爾代國際辯論俱樂部第22屆年會全會活動。在回答全會主持人、瓦爾代國際辯論俱樂部學術負責人費奧多爾·盧基揚諾夫有關川普日前稱俄羅斯為“紙老虎”的問題時，普丁表示，“這些年來俄羅斯並非在與烏克蘭武裝部隊作戰，而是在與幾乎所有北約國家作戰，並且還在整個戰線上推進——如果這樣的俄羅斯都是‘紙老虎’的話，那北約又算什麼？”川普9月23日在紐約聯合國大會期間與烏克蘭總統澤倫斯基會晤後，在他創立的社交媒體“真實社交”上稱，俄烏衝突升級後，俄方本可以在一周內就擊敗烏克蘭，但根據現實情況，俄羅斯“看上去是一隻‘紙老虎’”。 (澎湃新聞)

Donald Trump is trying to silence his critics. He will failBut the country could still lose但美國仍可能付出代價2025年9月25日唐納德·川普討厭成為別人的笑柄，因此他的親信找了個牽強的藉口，試圖將吉米·坎摩爾排擠出深夜電視節目。這位總統厭倦了在本該受人追捧時遭到批評，於是他的律師團隊以150億美元的金額起訴了《紐約時報》。在他眼中，所有事情都是一場鬥爭，所以他的團隊希望富有的盟友能收購TikTok的美國業務控制權。這些令人擔憂的小規模衝突，只是針對美國媒體的一場戰爭的縮影。然而，川普並未取得顯著成功：坎摩爾已重返螢屏；聯邦法官駁回了這起訴訟，態度近乎嘲諷；況且，誰也無法保證那些身價億萬的大亨會對他言聽計從。在這個受《第一修正案》保護的國家，有一點本無需多言：懦弱的媒體必然會滋生猖獗的腐敗、低效的政府，以及憤世嫉俗、心懷不滿的選民。在一個選舉結果往往由微弱優勢決定的國家，即便媒體只是部分屈服或被操控，都可能改變選舉天平的走向。但“想要”與“得到”終究是兩回事。正如吉米·坎摩爾等人的經歷所表明的，要掌控美國這個龐大、混亂且民眾觀念鮮明的媒體領域，難度極大。川普想要控制民眾看到和讀到的關於他的內容，這一點顯而易見。相比保守派曾提出的、一度站得住腳的不滿——即美國大部分媒體存在固有的左翼溫和派偏見——他的動機更多源於兩點：一是渴望關注，二是越來越希望這種關注能轉化為追捧。他的親信們為證明忠誠，會竭力確保他得到這樣的關注。他們擁有一些強大的“武器”。其一便是川普的“專長”：脅迫與威脅。《華爾街日報》也遭到了起訴，起因是該報曝光了川普與已故性犯罪者傑弗裡·愛潑斯坦有關的獨家新聞。《得梅因紀事報》同樣未能倖免，原因是該報在2024年大選前發佈的一項民調顯示，川普在艾奧瓦州的支援率落後。美國國防部正限制記者的報導自由，違反者將面臨失去記者證的風險。美國聯邦通訊委員會（FCC）主席布倫丹·卡爾曾對迪士尼發起攻擊。川普對此表示認可，隨後甚至提議，那些批評他的電視網應被吊銷執照。這些訴訟在法律層面站不住腳，但它們可能產生“寒蟬效應”——因為應訴的成本極高。2008年，美國發行量最大的100家報紙中，有92%會公開支援某位總統候選人；而去年，這一比例降至四分之一。另一“武器”是掌控媒體所有權。川普是美國首位擁有個人新聞平台（“真實社交”，Truth Social）的總統。“X”平台（原推特）的所有者埃隆·馬斯克曾為川普助選；TikTok的控制權似乎也將落入包括埃裡森家族和默多克家族在內的其他盟友手中。戴維·埃裡森若收購派拉蒙，甚至可能進一步收購華納兄弟探索公司，屆時他還將掌控哥倫比亞廣播公司（CBS）和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最後一件“武器”是利用“施壓點”。美國廣播公司（ABC）和哥倫比亞廣播公司（CBS）這兩家電視網，曾與川普就幾起本可勝訴的數百萬美元訴訟達成和解，只因它們擔心監管機構的報復可能導致數十億美元的損失。試想一下，若Google母公司Alphabet和Meta因人工智慧業務面臨承諾誘惑或威脅，進而被要求讓YouTube和Instagram向“讓美國再次偉大”（MAGA）運動傾斜，在公司命運岌岌可危的情況下，它們對股東的責任難道不意味著必須妥協嗎？儘管形勢令人擔憂，但川普的實力並非表面那般強大。這位在白宮裡握著遙控器的年長總統痴迷於電視新聞，而電視媒體之所以易受攻擊，主要是因為它已是一個衰退行業。除選舉辯論季外，僅3%的美國人將CBS視為主要政治新聞來源。媒體集團如今更關注串流媒體領域的競爭——迪士尼之所以讓吉米·坎摩爾復職，部分原因便是來自好萊塢憤怒的“明星們”的壓力。對報紙而言，新聞與評論是其核心業務。只要它們堅持下去，就能在法庭上獲勝；而且川普每發起一次無理的誹謗訴訟，就會進一步暴露自己虛榮且愛脅迫他人的本質。美國媒體市場難以掌控，另一個原因是其高度碎片化。在西爾維奧·貝盧斯科尼時代的義大利，只有少數幾個電視訊道影響力較大，而他掌控了其中近一半；匈牙利的媒體市場僅有950萬匈語使用者，規模小到足以被操控。美國的情況則完全不同。此外，每個社交媒體平台本身就是由眾多獨立內容創作者構成的碎片化世界。與威廉·倫道夫·赫斯特（美國報業大亨）不同，如今的平台所有者無法直接打電話給編輯，要求他們刊登特定內容——而且聯邦通訊委員會對這些平台也沒有管轄權。拜登政府曾試圖讓社交平台壓制對疫苗的質疑聲音，結果卻似乎適得其反。在美國，言論自由得到三重保障：憲法賦予的權利、龐大的媒體市場，以及國內半數不支援川普的選民的意願。即便媒體被操控是可能發生的事，這對持對立立場的一方而言，也將是巨大的商業機遇。美國擁有深厚的資本市場和眾多敢於冒險的人，如今創辦視訊節目、播客或發表文章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容易。打造新的媒體網路固然困難，但看看“Threads”和TikTok如何成為“X”的替代品，再看看過去這些年社交媒體平台的影響力排名如何變遷，便可知曉變革並非不可能。與川普以往的許多行事風格一樣，他最大的優勢在於行動迅速：法院辦案需遵循程序，企業需要時間制定反擊策略，新的創業項目也需要時間起步。燈光、鏡頭、訴訟行動“讓美國再次偉大”運動不太可能掌控美國媒體。但即便川普在這場鬥爭中失敗，美國仍可能蒙受損失。在注意力高度碎片化的經濟環境中，要脫穎而出，最有效的方式似乎是將所有事情都渲染成“世界末日”、呼籲“革命”，或是譴責“法西斯主義”。若所有的回報都流向製造分裂的政治娛樂內容，那麼基於對事實的共同認知來建立良好政府，將變得愈發困難。美國在19世紀經歷過黨派媒體的時代，21世紀或許也能挺過去。但公共領域淪為“雜耍表演”，對本已不堪重負的民主制度而言，無疑是又一副沉重的枷鎖。 (邸報)

美國的立國原則之一被寫入《憲法》第一修正案，即共和國有賴於公民彼此之間的分歧自由。公民必須能夠就生死攸關的大事展開激烈爭論，包括戰爭以及墮胎、槍支安全與健康保險等當代分裂性議題。言論自由當然並非毫無界限，但那通常是邊緣情形，例如在劇院裡謊稱失火，或煽動即將發生的暴力行為。如果說美國的自由理念還有任何實質，那便是美國人可以從事極為廣泛的政治表達，其中既包括不合時宜的言論，也包括令人反感的言論。總統川普本人常以粗鄙乃至帶有威脅色彩的語言發聲，前所未有。然而，他行使自己第一修正案權利的同時，並未因此而克制對他人同等權利的侵蝕。他因他人發表與其立場不合的意見而懲罰過大學、移民、律師事務所、聯邦檢察官、軍方高層、國家安全官員以及其他群體。如今，他以查理·柯克遇刺為理由，將其針對言論自由的行動推向新台階，承諾要鎮壓他口中所謂自由派的團體。根據《紐約時報》報導，川普的助手正起草一項最早或將於本周發布的行政命令，目標很可能是左傾組織。周一，副總統JD·范斯點名提到福特基金會與喬治·索羅斯的開放社會基金會，稱它們享受“慷慨的稅收待遇”，這種待遇同樣適用於宗教慈善機構與美國全國步槍協會基金會等非營利組織。這種恫嚇行動已開始產生效應。聯邦官員已敦促企業解僱那些批評過柯克先生的員工，且確有企業照辦。在一次政府影響力的直接行使中，美國聯邦通訊委員會主席布倫丹·卡爾因吉米·坎摩爾在其美國廣播公司（ABC）深夜節目中的言論而威脅迪士尼。卡爾說：「我們可以選擇好辦的方式，也可以選擇難辦的方式。」他還敦促電視台停播該節目。兩家大型電視台所有者很快照辦，ABC亦已無限期暫停該節目。正如我們上周所寫，我們對柯克先生遇害深感震駭，並為他的離世致哀。證據顯示他因其觀點而遭殺害，這對言論自由原則構成最根本的侵犯。對那些暗示柯克先生對自己遭槍擊負有任何責任的說法，我們堅決反對。猶他州共和黨州長史賓塞‧考克斯事後表示：「當下我們需要更清晰的道德判斷。我常聽人說語言就是暴力。語言不是暴力。暴力才是暴力。」然而，現下違背考克斯標準的，是川普政府，而非左派。川普所承諾的這場整肅，建立在一個錯誤前提之上：他把自由派團體和非黨派團體都視為一個極左派陰謀的組成部分，認為該陰謀在助長針對保守派的暴力。事實上，全國出現了一波政治暴力及相關圖謀的激增，其目標既包括民主黨人，也包括共和黨人，其中有查理·柯克、川普、大法官佈雷特·卡瓦諾、眾議員南希·佩洛西、密西根州州長格雷琴·惠特默、賓夕法尼亞州州長喬什·夏皮羅，以及明尼蘇達州的兩名州議員。正如這份名單所示，這些最受關注的襲擊對象並未呈現明確的黨派指向。川普及其助手講述了一個迥然不同卻不真實的故事。他們聲稱政治暴力主要來自左翼。 “問題在於左翼激進分子”，總統上周如是說。事實上，多方數據表明，政治暴力並非某一方獨有，但更有可能來自右翼。根據反誹謗聯盟的統計，2015年至2024年間，帶有意識形態關聯的致命案件中有54%由極右翼人士實施，相較之下，來自政治左翼的佔比為8%。保守派與進步派都應反思，當下政治中那些刻薄且經常帶有人身攻擊色彩的言辭，是否可能助長了一種氛圍，使得不穩定或憤怒的人更容易訴諸暴力。然而，即便如此，這種情況也與政治團體組織並協助實施暴力截然不同。迄今沒有任何證據顯示左翼團體在對柯克先生的殺害，或在近期針對共和黨人的其他暴力事件中發揮了作用。川普的前副總統邁克·彭斯周四指出：“在沒有更多事實的情況下，查理·柯克的遇刺應由一人負責。”至少可以說，許多民選的民主黨人和知名進步派人士，對柯克之死作出了清晰而一貫的譴責；相比之下，在民主黨人遭到襲擊之後，許多知名共和黨人未能以同樣的方式這樣做。裴洛西女士的住宅遇襲，其間包括對其丈夫保羅·佩洛西的殘忍毆打；事後，川普本人以及其他知名共和黨人嘲諷受害者，並散佈荒謬的陰謀論，聲稱此事是「自導自演」。在明尼蘇達州兩名民主黨州議員及其配偶遭槍擊之後，來自猶他的共和黨參議員邁克·李離奇地將此歸咎於“馬克思主義者”；與此同時，與川普關係密切、頗具影響力的勞拉·盧默則虛假地指稱此事係明尼蘇達州民主黨籍州長蒂姆·沃爾茲麾下“打手”的所為。這些話語固然可憎，但它們並不構成犯罪，更當然稱不上政府打壓保守派團體的依據。川普政府如今將矛頭指向其他團體，理由不過是所謂較輕的“過錯”，甚至可能根本談不上“有錯”。范斯提出的具體且站不住腳的指控是：福特基金會和開放社會基金會曾為《The Nation》雜誌提供資助，而該刊在柯克遇害後發表了一篇抨擊他的文章。倘若這樣一篇文章，無論你如何評價，都可以成為政府施加懲罰的依據，那麼《第一修正案》便失去其意義。我們敦促川普先生及其助手回想過去十年他們及其他保守派對進步派的言論自由批評。共和黨人曾嚴厲抨擊左翼將個人安全與可爭辯的觀點混為一談，並打壓圍繞新冠疫情、種族與跨性別議題等方面的政治表達。保守派對其中若干過度行為的批評並非全無根據。今年一月的就職演說中，川普承諾要「讓言論自由回到美國」。范斯二月在慕尼黑發表演講時，亦痛斥歐洲限制言論，並承諾：“在唐納德·川普的領導下，我們可能不同意你的觀點，但我們會捍衛你在公共領域表達它的權利，無論同意與否。”然而，川普政府及其盟友並未實踐這些原則，反而試圖以比民主黨曾採取的任何做法都更為極端的方式來限制言論。白宮高級助手史蒂芬·米勒聲稱左翼存在“龐大的國內恐怖運動”，並將民主黨貶稱為“國內極端主義組織”。司法部長帕姆·邦迪認為，一家拒絕印製為柯克守夜活動所用標語的企業應當被起訴。路易斯安那州眾議員克萊·希金斯呼籲對「任何淡化查理·柯克遇刺的貼文或評論者」實施永久性的社群媒體封鎖。值得注意的是，希金斯正是先前批評社群媒體公司壓制保守派言論的國會議員之一，他本人也曾淡化對裴洛西的攻擊。若川普先生拒絕為那項基本的美國權利挺身而出，也就是在不必畏懼壓迫的情況下與他人持不同意見，那麼仍然會有人挺身而出捍衛這項權利。任何將他及其助手這些威脅付諸實施的行政命令都將顯然違憲，並應立即被聯邦法院下達禁令，隨後由最高法院迅速予以駁回。能夠就直白而尖銳的問題與他人保持分歧而不必擔心遭受壓制，正是美國自由的本質。 （一半杯）

要真正把握當下美國言論自由面臨的新威脅有多嚴重，並不容易。美國仍處在震驚之中。一起刺殺奪走了查理·柯克的生命，他當時正在大學校園裡參加辯論。很少有比這更違背多元與民主精神的觀念了：你的言語，那怕是最具爭議的言語，也可能讓你喪命。更糟的是，川普政府正把柯克之死當作藉口，威脅要對川普的政治與文化反對者實施全面打壓。司法部長潘姆·邦迪作客凱蒂·米勒主持的播客時，揚言要打擊她認定的仇恨言論，還說：“有言論自由，也有仇恨言論。尤其在現在，尤其在查理身亡之後，後者沒有容身之地。”大衛·弗倫奇，觀點專欄作家多年來，保守派律師一直在法庭上捍衛私營企業的表達自由權。但當 Office Depot 的一名員工拒絕列印為柯克守夜活動製作的宣傳海報（她後來被解僱）時，帕姆·邦迪卻對福克斯新聞主持人肖恩·漢尼提表示：“如果有人要列印印有查理照片、用於守夜的海報，你就必須讓他們列印。否則，我們可以據此對你提起公訴。”這兩番話都錯得離譜。第一修正案並不存在所謂“仇恨言論”例外，最高法院最近也以6比3裁定，企業事實上沒有義務製作違背其價值觀的表達性內容。邦迪後來收回了要打擊“仇恨言論”的威脅。她在一份聲明中說：“如果你想做一個滿腹仇恨的人，只是說些仇恨的話，你有權這麼做。”該有人把這話轉告給唐納德·川普了。他非但沒有責備帕姆·邦迪（Pam Bondi），反而繼續加碼，對美國廣播公司 ABC的喬納森·卡爾說，邦迪“多半會去找像你這樣的人”，因為“你滿懷仇恨”。他還誇口說自己從 ABC 那裡拿到了 1600 萬美元的和解金，理由是“某種形式的仇恨言論”。就在說出這番話的幾個小時前，他剛剛對《紐約時報》提起一宗高達150億美元的訴訟，意在以如此明顯（且註定徒勞）的威脅手段，逼迫該報調整報導內容以取悅自己。與此同時，副總統JD·范斯則鼓勵美國民眾，一旦發現有同胞在網上慶祝柯克的死訊，就向其僱主舉報。他說道：“把這些人揪出來，並且，去他的，直接打電話給他們的僱主。”然後，他又可笑地補充了一句：“我們不信奉政治暴力，但我們確實信奉文明禮貌。”真有人相信范斯信奉“文明”嗎？更不用說川普了。別忘了，范斯在 2021 年曾公開說過：“我認為我們的人恰好憎恨‘該被憎恨的人’。”彷彿世界上真有誰理應成為仇恨的對像一樣。還有誰會忘記他當初如何炒作那則子虛烏有的新聞——聲稱海地移民在俄亥俄州斯普林菲爾德吃寵物？對異見言論的圍剿從未停歇。聯邦通訊委員會主席布倫丹·卡爾（Brendan Carr）在右翼網紅本尼·約翰遜（Benny Johnson）的播客中接受採訪時，似乎威脅要以所謂“新聞失真”為由，對媒體機構處以罰款或吊銷其廣播執照，還特意點名了吉米·坎摩爾（Jimmy Kimmel）。卡爾發表這些言論僅數小時後，美國廣播公司（ABC）便無限期停播了坎摩爾的節目。坎摩爾在深夜脫口秀節目中確實說錯了話。在獨白中他說：“這個周末我們又刷新了底線，MAGA 陣營的人拚命否認那個殺害查理·柯克的年輕人與他們有關，並竭盡全力借此事件撈取政治利益。”現有最可靠的證據顯示，槍手其實根本不是 MAGA 陣營的人。可就算深夜喜劇演員（指坎摩爾）節目中確有失誤，也絕不足以讓聯邦政府出面恐嚇電視台，強行撤下其節目。更何況，正如對坎摩爾的打壓力度所展現的那樣，他那句話的後半部分，也就是有人極力利用事件謀取政治利益，其實是說對了。柯克遇刺與川普的多線打壓力度加碼，恰好發生在社會對言論自由支援度不斷下降的背景之下。上周五，加州州立大學長灘分校的政治學教授凱文·沃爾斯滕（Kevin Wallsten）在《華爾街日報》發文，披露了一項令人不安的研究結果。值得慶幸的是，沃爾斯滕發現，近八成美國人依然認為以暴力手段阻止言論“在任何情況下都不可接受”。但遺憾的是，這一比例在不同世代中逐步下降。嬰兒潮一代中有93%反對暴力，X世代為86%，千禧一代只有71%，而Z世代則僅有58%持同樣觀點。這個統計有助於解釋為何會有人慶祝柯克之死。對他們而言，言論自由已經被徹底否定到，看到一顆子彈終結一場對話，也能感到高興。他們認為柯克的言論配得上暴力回應，並為致命後果叫好。嫌疑人的簡訊也似乎表明他是這樣的人。他據稱告訴室友：“我受夠了他的仇恨。有些仇恨不是談判能消解的。”太陽底下無新鮮事。熟悉本專欄的讀者都知道，我常常以歷史為鏡，照見當下。事實證明，我們其實並不是在發明新的論戰，而是在無休止地重演舊有的爭執。有時，解釋當下最有說服力的論據，恰恰就是那些來自歷史的最強論據。這讓我再次想起偉大的廢奴主義者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Frederick Douglass）——1860年12月的一個決定性星期一，他在波士頓經歷的那場關鍵事件。道格拉斯原計畫與其他廢奴主義者在波士頓特裡蒙特浸信會教堂舉行公開討論，可一群暴徒趕到，把道格拉斯的發言喝倒，並沖上講台。官員無所作為。換言之，那一回合是暴徒贏了。六天後，道格拉斯在波士頓音樂廳發表預定演講。結束時，他加了一段關於言論自由的短章，《在波士頓為言論自由請命》。那是我讀過最有說服力的言論自由辯護。在這篇請命中，道格拉斯提出了三條層層遞進的關鍵觀點，逐一反駁各種形式的審查，無論這種審查來自總統，還是出自無組織的暴民。首先，道格拉斯指出：“在建國先賢看來，沒有那一項權利比言論自由更為神聖。在他們眼中，也在所有深思熟慮之人的眼中，言論自由是社會與政府道德革新的偉大動力。”當代美國政治中最令人痛心的變化之一，是不少人堅信言論自由會妨礙多元與包容，認為為了實現積極的社會變革，壓制“冒犯性”或“仇恨性”言論是必要的。這種心態在校園言論規範和“偏見回應小組”等機制中表現得尤為明顯。許多高校管理者出於善意，希望讓校園對歷史上被邊緣化和代表性不足的學生群體更加友好，因此決定壓制那些基於種族、性別、性取向等受保護特徵而讓他人感到憤怒或不適的言論。但美國歷史告訴我們，言論自由對於實現公正和推動改革是不可或缺的。在美國建國後最初的149年裡，聯邦層面對言論自由的保護實際上極為有限。權利法案只約束聯邦政府，因此州和地方政府基本可以自行制定各自的言論規則。直到1925年，最高法院才裁定第一修正案關於言論自由的保護同樣適用於州政府。現在不妨自問：今天的美國比1925年更加公正，還是更加不公正？對歷史上被邊緣化的群體更友善，還是更不友善？民權運動部分得益於最高法院關於第一修正案的一系列判決。正如眾議員約翰·劉易斯所說，“沒有新聞媒體，民權運動就像失去翅膀的鳥”。第一修正案所確立的其他自由，同樣如此。民權領袖、國會黑人議員核心小組創始人之一的沃爾特·豐特羅伊牧師曾對我說，他把二十世紀六十年代那些非凡的法律勝利，歸功於“全能的上帝與第一修正案”。豐特羅伊說：“第一修正案讓我們能夠發聲，全能的上帝讓人心柔和。”其二，正因為言論具有感動人心、改變思想的強大力量，道格拉斯認為，言論自由“在一切權利之中，最令暴君畏懼。它是他們首先要打擊的權利”。道格拉斯說：“建立在不義與錯誤之上的王座、權柄、統治和勢力，只要人們被允許在他們面前談論公義、節制以及將來的審判，他們就必然會感到顫慄。”道格拉斯年輕時從馬里蘭的奴役狀態中逃脫，深知專橫者的殘暴與不容異議。那些意欲支配他人的人並不喜歡被挑戰。他們宣稱自己有統治的當然權利，可這種權利經不起最基本的拷問。所以他們要扼殺辯論，從源頭阻止挑戰。其三，道格拉斯把分析從發言者轉向受眾。“同樣清楚的是聆聽的權利。”他說，“壓制言論自由是雙重的不義。這既侵犯了發言者的權利，也侵犯了聽者的權利。”當暴民沖上講台，當總統迫害媒體，或當刺客的子彈粗暴地令一場辯論戛然而止，受侵害的不僅是發言者的權利，也是現場每一位聽眾以及一切可能想要聆聽這番話語之人的權利。這意味著，我對保護他人的發言權擁有最直接、最切身的利益。它維護了我聆聽你論點、考慮你觀點、也許據此改變自己想法或行動的能力。即便我並不被說服，甚至反而更堅信自己的立場正確，聽見反對的聲音仍然有益。事實上，那怕是最糟糕的言論，有時也值得聽見。美德的價值，常常在極端惡行的映襯下更為清晰。反差有助於照亮我們的事業。畢竟，當真理驅散謊言時，它更顯美好；當愛直面仇恨時，它最見力量。最後，我想以另一位美國自由的捍衛者、羅伯特·傑克遜大法官的一則嚴厲警告作結。他在1943年的里程碑判決“西弗吉尼亞州訴巴尼特案”中撰寫多數意見，推翻了西弗吉尼亞州教育委員會要求學生敬禮國旗的規定。傑克遜的意見以其對良心自由的高昂頌歌著稱。他寫道：“如果在我們憲法的星座中有一顆恆星，那便是任何官員，無論位高位卑，都無權規定政治、民族主義、宗教或其他意見問題上的正統，更無權強迫公民用言語或行動表白其對此的信仰。”不過，這個判例也同樣值得因其警示而被銘記。傑克遜寫作時，正值與極權惡勢力的殊死搏鬥，他深知通往專制之路鋪滿了審查。傑克遜後來出任紐倫堡審判的檢察官。他指出，當“為實現統一而採取的初步與溫和的手段失敗時，那些一意要達成統一的人就不得不訴諸日益嚴酷的措施”。而當“政府推動統一的壓力越大，有關應當何種統一的爭鬥就越激烈”。然而，歷史一再證明，強行讓思想整齊劃一終歸徒勞無功。正如傑克遜接著所說，歷史不斷告誡我們：無論是羅馬帝國為了維護異教統一而試圖根除基督教，還是宗教裁判所用來推動宗教與王朝統一，或是流放西伯利亞作為實現俄螺絲統一的手段，直到我們當下極權政權竭力推動但正迅速失敗的各種努力——所有這些試圖強迫思想一致的做法，最終都難逃失敗的結局。即便註定徒勞，這樣的努力也可能付出巨大代價。此刻，查理·柯克的家人正準備安葬一位丈夫、一個兒子、兩個年幼孩子的父親；數以百計政治暴力受害者的家屬在追憶他們失去的父親、母親與子女；更多的美國人承受著威脅，擔心下一個會不會輪到自己。傑克遜大法官的話應在我們耳畔迴響：“強制統一意見，只會換來墓地般的整齊劃一。” (一半杯)

說好的“言論自由”，卻似乎完全不是那麼回事！勞拉·魯默，美國極右翼網紅，在查理·柯克遇害後，在社交媒體發帖：“今晚我要讓所有慶祝他死亡的人名聲大噪——如果你病態到慶祝他的死亡，就準備好你未來丟掉工作吧！”連日來，美國保守派活動人士查理·柯克被殺一事在美國社會引發激烈討論。但說好的“言論自由”，卻似乎完全不是那麼回事！勞拉·魯默圖：資料1如果說勞拉·魯默的說法，還僅僅是停留在威脅階段，則美軍上校斯科特·斯蒂芬斯已經因為話太多而遭到停職！看看斯蒂芬斯怎麼說的吧。“查理·柯克在猶他州的死亡著實悲慘。但是我們可以安慰自己的是，查理在做他最熱愛的事情——在大學校園裡傳播仇恨、種族主義、恐同、厭女和跨性別歧視的資訊。這也讓我們看到了我們生活中那些人支援如此觀點。我會表示同情，但查理討厭同情。正如我們在經歷了許多其他悲劇後被告知的那樣，我們必須向前看。我們不能把這件事政治化。”海叔要說，如果單純看斯蒂芬斯的發言，我個人認為有恰當之處。但對他的停職，我也認為美軍軍方所為，並非沒有道理。畢竟，在美國來說，號稱“軍人不得干政”。那麼，問題就來了——憑什麼斯蒂芬斯上校可以開個人社交媒體帳號？斯科特·斯蒂芬斯上校圖：資料哦，說這是言論自由的體現。但當斯蒂芬斯行使這種言論自由時，卻又給他停職！這真是有些意思了！原來，“言論自由”是用來裝點門面的！話題回到柯克遇刺，這確實已經不僅僅是美國一家的社會話題了。在中國，我也看到人們在網際網路上討論。感覺人們總體上還是比較冷靜思考的。比如有教授表示，柯克的言論是有問題的，但他之遇刺，確實是一出悲劇。此後，有人反駁，認為教授不該對柯克表示過多同情。儘管人們意見並不一致，但都還在說理。也沒誰要網暴誰。但美國的情況，令人感覺不寒而慄！比如一名南卡羅萊納州高中教師也倒了黴。他發帖說，他要“向他的孩子們致以思念和祈禱，但恕我直言，美國今天變得更偉大了……”之後，在當地共和黨議員的壓力下，當地學區回應，這名老師已被開除。問題在於，教師與軍官的情況不同。美國沒有法律說教師不得干政啊！這冤，向誰伸？9月10日，查理·柯克在美國猶他州奧勒姆市的猶他山谷大學遭槍擊前發表演講圖：新華社/美聯2其實，英國已經爆發更嚴重的事件。過去的這個周末，倫敦爆發超過11萬人的遊行示威，其中一個由頭就是柯克被殺——這場抗議活動正值美國保守派活動家查理·柯克遇襲事件後不久，抗議者在遊行中高呼柯克的名字表示支援。一名示威者手持標語牌，上面寫著：“查理·柯克安息。”英國極右翼活動家湯米·羅賓遜聲稱，英國人要支援反移民，對現政府提出抗議。湯米·羅賓遜在抗議活動上講話顯然，通過連線與英國示威者聯絡的美國富豪馬斯克感覺羅賓遜的話不過癮。他竟然通過視訊呼籲英國立即進行大選。他警告聽眾“要麼反擊，要麼死亡”，並宣稱“暴力正在到來”。海叔感覺，馬斯克明確表達了他對現任英國政府的不滿以及對立即採取行動的呼籲。羅賓遜聽聞馬斯克如此說，當然開心。他回應道：“現在不僅是我們在戰鬥，由於馬斯克為我們爭取，我們正在取得顯著的進步。”這不是馬斯克第一次親自下場干涉歐洲國家事務。此前，他還曾公開支援德國選擇黨。但似乎在與川普分道揚鑣以後，這是他第一次大張旗鼓干涉歐洲事務。而英國這一遊行示威活動與美國社會之撕裂，其中的內在關聯在於——都是極右翼、右翼保守勢力在鬧騰。他們為柯克之死感到悲傷。其實，哀悼柯克，本身無可厚非。當看到柯克遺孀抱著棺材慟哭之際，誰不會在心頭掠過一絲悲傷呢？但是，更要看到，柯克的死，其實也有點兒黑色幽默的味道。一個支援民眾持有槍支的人，在公開宣揚這樣的觀點時，被一槍爆頭。這只能說，是美國社會頗為滑稽、匪夷所思的一面！3倫敦爆發大規模反移民示威圖：解放日報客觀說，英國的情況比美國稍好。儘管也不那麼妙——周末的遊行示威，造成數十名警察受傷。但起碼英國是禁槍的。也就是說，再鬧騰，局勢還是可控。美國的情況，真的有些難以想像的味道。環球時報網站今（9月15日）早一篇報導，直接寫道：“共和黨政客和右翼人士在美國國內發起了一場運動，對社交媒體上對柯克之死‘讚賞、辯解或輕描淡寫’的民眾進行舉報和圍攻，致使其被解僱，一些外籍人士則面臨簽證吊銷、拒簽或驅逐出境。這種大規模‘舉報’‘審查’‘解僱’‘驅逐’運動，使得人人自危。”在此不得不說，“麥卡錫主義”的幽靈，真是陰魂不散！麥卡錫曾信誓旦旦地說，他掌握了一份名單，上面全是隱匿在美國國務院中的“205個共產黨間諜”。然而他至死都沒能拿出這份名單。如今，當柯剋死後，藉著這個議題，美國一些人開始網暴。也就是說，不需要什麼名單了。只要誰在網際網路上，或者其他什麼地方，說幾句客觀一些的話，那怕對柯克都表示了同情了，但是，對不起，就可以認定這個人是“名單上的人”。這不，當地時間9月12日，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向川普政府提交160名涉反猶太主義調查的師生資訊…… (新民週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