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4月12日舉行的國會選舉中，匈牙利迎來了一個時代的終結：執政長達十六年的奧班·維克托及其領導的青民盟敗選，而由前青民盟成員彼得·馬格雅（Peter Magyar）領導的尊重與自由黨（Tisza Party）以贏得超過三分之二席位的壓倒性優勢獲勝。馬格雅憑藉對體制內部運作的熟悉，塑造出“溫和保守派”的形象，成功吸引了大批對政治感到失望的中間選民和年輕一代。這場選舉意味著匈牙利民眾對國家發展道路的一次重大抉擇，其內政外交方向可能面臨深度調整。這一選舉結果，恰好印證了本文對奧班“保守國際主義”的深刻剖析。作者認為，奧班並非簡單的民粹主義或反西方，而是基於對“東昇西降”歷史處理程序的判斷，在全球體系變革背景下尋求匈牙利的自強之道。在思想上，奧班以右翼民族主義抗衡“左翼自由主義”，在政治上，他主張基於主權原則重塑國內秩序並改造歐盟，在外交上，則以“互聯互通”理念尋求在東西方之間扮演橋樑角色，其目標是在西方文明內部進行保守主義革新。儘管奧班為匈牙利描繪了基於宏大歷史敘事的振興藍圖，但小國在大國博弈與內部治理的多重壓力下，其戰略願景在實踐上面臨挑戰，這次選舉正是其國內政治矛盾與外部壓力累積後的集中爆發。保守國際主義：全球體系變革中的匈牙利自強之道在當下學術和公共思想語境中，匈牙利總理奧班多被視為民粹主義者，他挑戰歐美政治和思想主流，是個格格不入的異類。這一視角將奧班描繪為西方體系的反抗者，對揭示該體系面臨的內外危機有思想價值，但對於全面認識和客觀看待奧班現象，仍有欠缺。從匈牙利視角看，奧班的反西方邏輯，來自他對匈牙利在全球體系變革背景下尋求自強之道的政治追求。在他看來，“東昇西降”是全球大勢，也是匈牙利百年難遇的發展良機；但西方主流追隨“左翼自由主義”路線，發展跨大西洋聯合，推動東西方對抗，日益成為匈牙利發展的桎梏。為此，匈牙利需要一個能夠自主設定的大戰略，一方面通過發展右翼的國際聯合，扭轉西方政治和文化生態；另一方面通過歐亞“互聯互通”，推動東西方世界的和解。▍世界歷史視野中的匈牙利奧班在世界歷史視野下，審視全球體系之變。在2023年7月第32屆巴爾瓦紐什夏令營演講中，奧班曾提出，政治決策要依託戰術時間、戰略時間和歷史時間三種框架，政治家可以在與戰術時間甚至戰略時間相關的問題上做出妥協，但永遠不要在屬於歷史時間的問題上討價還價。在2024年的演講中，奧班細化了對歷史時間的理解，指出當今世界正面臨“五百年未有之大變革”，西方自地理大發現時代以來的領先地位面臨逆轉，中國、印度、巴基斯坦、印度尼西亞等亞洲國家正實現整體崛起，亞洲擁有人口和資源優勢，技術、資本甚至軍事力量在與西方拉平，金磚國家和上海合作組織將成為重要的組織形式，世界經濟面臨重組，全球體系面臨調整，新的權力平衡正在形成過程中。奧班認為2001年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是“東昇西降”歷史處理程序的開端，從那以後，這一處理程序就是不可逆的。基於此，奧班認為必須跳出以“大國興衰”為中心的西方世界史框架，從歐亞視角和東西方權力競爭框架重新審視匈牙利。地理大發現以後，西歐國家開闢出以海洋為中心的經濟空間，但匈牙利是個閉鎖的陸地國家，不僅無法參與其中，而且遭遇了來自東方伊斯蘭文明的入侵，“西方世界強權統治的開始與匈牙利的衰落同時發生”。亞洲的崛起，尤其是中國的“一帶一路”經濟帶建設，開闢出以歐亞大陸為中心的新經濟空間，將成為匈牙利發展的重要歷史契機，匈牙利必須抓住全球體系變革的機遇。根據奧班的講述，我們可以1526年和2010年為時間節點，將匈牙利的歷史劃分為三個歷史周期。從895年馬扎爾人遷徙到喀爾巴阡盆地，到1526年匈牙利莫哈赤戰敗是第一個歷史周期，屬於匈牙利國家的奠基時期。從1526年莫哈赤戰役到2010年奧班第二次在匈牙利執政是第二個歷史周期，大致對應1459年地理大發現至2001年中國加入世貿組織，即奧班所說的西方主宰世界的“五百年”歷史時期。2010年至今，是“東昇西降”的開啟時期，在這一時期，西方體系陷入危機，奧班贏得2010、2014、2018、2022年四次選舉，迄今已連續執政14年，開啟了匈牙利去西方化的“新時代”。在奧班的歷史敘述中，匈牙利從1526年莫哈赤戰敗後，先後淪為奧斯曼帝國和哈布斯堡王朝的附屬，喪失了民族獨立，是匈牙利“百年國恥”的開端。這種歷史敘述否定了西方視角的“歷史終結論”，匈牙利加入歐盟和北約沒有終結匈牙利的歷史劫難。通過將2010年視為新時代的開端，奧班確立了自己執政的歷史意義，在新的歷史周期，匈牙利將在奧班的帶領下，一雪前恥、告別過去、贏得未來。奧班的戰略轉變，並不是一時興起，而是建立在對中美歐實力對比和對西方模式的深刻反思基礎上。在他看來，中美歐是全球體系變革的主要力量，但三者應對變革的能力和方式各異。歐盟軟弱而分裂，面臨物質和精神的全面衰退，沒有積極應變的決心和能力，有淪為“露天博物館”的危險。美國貫徹“美國優先”的國家戰略，將日益獨善其身，其“在世界上的地位將變得不那麼重要”。中國的崛起勢不可當，西方國家必須接受“天空中有兩個太陽”的事實。在與匈牙利的關係方面，美國無法向匈牙利提供比加入歐盟更加有利的條件；歐盟的“後民族”建構模式不符合匈牙利的民族傳統；中國提出雙方在相互尊重的前提下，參與彼此的現代化建設，提供了迄今為止最高的“報價”。由於美國距離匈牙利相對較遠，而匈牙利又是歐盟成員國，奧班對西方模式的看法主要體現在對匈歐關係的論述上。他對歐盟的看法，在宏觀上來源於對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的反思，在微觀上表現為對歐盟治理模式的批評。在奧班看來，冷戰之後的全球化，建立在“左翼自由主義”的思想邏輯上，它在經濟上主張自由放任，文化上追求個人自主，本質上是極端個人主義原則的表現。優績導向的經濟原則加劇了經濟不平等，自主導向的文化原則導致社會解體，引發認同危機。歐盟治理模式追求區域一體化，是全球化組織原則在地區層面的具體表現，但不符合匈牙利的民族傳統，匈歐之間在最初的蜜月期之後，有走向全面對立的態勢，歐盟正成為遏制匈牙利發展的桎梏。在經濟上，匈牙利加入歐盟後陷入“轉型陷阱”，未達到預期目標。歐盟經濟治理建立在新自由主義贏者通吃的邏輯之上，匈牙利加入歐盟後，經歷了私有化過程，原有產業被國際資本買光，優秀人才流向西歐，不但沒有永久躋身發達國家，反而跌入“中等收入陷阱”。匈牙利對西方的盲目崇拜破滅，挫敗感和幻滅感增強。在政治上，歐盟機構運作有嚴重的“民主赤字”，精英主導決策過程，日益脫離實際和民眾需求，雙方分歧日益加大，造成精英主義和民粹主義的政治對立。歐盟精英與美國組成跨大西洋精英俱樂部，歐盟決策追求的不是歐洲利益，而是全球精英的利益，歐盟已淪為“寡頭統治”。在文化上，匈牙利無法接受歐盟日益“白左”化的價值觀，希望保護匈牙利社會，捍衛民族獨立和文化認同。奧班認為，歐盟奉行的“左翼自由主義”價值觀，是西方社會解體和文明衰退的根源。自由主義追求個人主義，不尊重人性，將人理解為自然狀態中孤零零的個體與沒有精神內涵的生產者和消費者，不關心家庭、群體、國家和民族的命運。匈牙利追求“民族主義”價值觀，認為人是群體性動物和精神存在，匈牙利人具有家國情懷和強烈的民族自豪感，追求以“我們”為主體的認同。這種認同在橫向上認為人是群體性動物，無法脫離家庭、友誼、社區和祖國而存在；在縱向上認為人是歷史性動物，民族文化和歷史記憶是維持認同的關鍵。奧班強調，由於雙方在“對世界和人類基本信念”的認識上存在分歧，價值觀衝突已經成為匈歐之間的根本衝突。在外交上，歐盟奉行價值觀先行的“擴張性普世主義”，在發展盛期將自己標榜成“規範性權力”，高舉價值觀大旗對他國事務指手畫腳。在遭遇挑戰後，又從一個極端走向另一個極端，推行意識形態競爭和陣營對抗，將歐亞大陸人為切割成“自由世界”和“專制世界”兩個集團，使得本應處在歐亞中心的匈牙利，有淪為夾在兩個陣營之間的經濟邊緣地帶和安全緩衝區的風險。在這個意義上，奧班將歐盟視為對匈牙利構成體系性壓迫的新帝國。如果盲目追隨歐盟政策，匈牙利可能面臨經濟上被吸乾、政治上被奪權、文化上被“取消”、外交上失語的境地。但是，奧班也清醒認識到，留在歐盟和北約符合多數匈牙利民眾期望，因此需要在不脫離西方體系的前提下，發展一個能為匈牙利贏得最大迴旋空間的戰略。本文將奧班的大戰略概括為“保守國際主義”，它在思想上體現為抗衡左翼自由主義的右翼民族主義觀念，在政治上體現為基於主權原則的內外治理方案。它的思想目標是提供一種“競爭性的敘事框架”，發展一種基於常識、尊重自然和人性的保守主義價值觀，將西方民眾從自由主義意識形態的迷霧和政治正確中解放出來。它的行動目標包括三個層次：首先，在匈牙利國內用“基督教民主”取代“自由民主”；其次，發展右翼的國際聯合，將歐洲和美國從帝國主義者和全球主義者手中拯救出來，啟動西方文明的意志、活力和行動力；最後，抵制西方擴張性的普世主義，基於實用主義原則發展跟非西方世界的關係。▍借右翼聯合，重塑西方文明在2010年贏得大選後，奧班迅速採取行動，重塑匈牙利的政治和文化生態。憑藉在議會三分之二的絕對多數，奧班領導的青民盟廢除1949年的臨時憲法，制定《匈牙利基本法》(以下簡稱《基本法》)，建立體現民族主義價值觀的新憲法秩序。《基本法》序言強調匈牙利國家和文明的歷史連續性，《匈牙利基本法》是“歷史憲法”，它是“過去、現在和未來匈牙利人之間的契約”，是表達民族意志和生活方式的活生生的框架。序言還宣揚“群重於己”的自由觀，強調個人自由只有與他人合作才能實現，家庭和國家是共存的主要框架，注重維護民族的思想和精神統一。《基本法》還對匈牙利基本國家和民事制度做了變更，將憲法法院法官人數從11人擴充到15人，承認同性伴侶的民事權利，但將婚姻定義為男人跟女人的結合。在此基礎上，奧班發起系統的制度改革，通過改革選舉制度，確保青民盟能長期穩定執政；通過改革司法制度，確保行政對司法權的掌控；對戰略產業進行國有化，加強經濟管制；通過減稅和提高福利，鼓勵生育，保護家庭；在匈塞（爾維亞）邊境建立鐵絲柵欄，阻止難民進入歐洲。奧班還對文化系統進行了釜底抽薪式的改革。他推動修改媒體法，強化對媒體報導的監管；2018年扶植嫡系成立“中歐新聞和媒體基金會”，通過收購、捐贈等形式，先後獲得對近500家媒體的控制權。2017年先後通過立法，禁止索羅斯擁有的開放社會基金會和中歐大學在匈牙利營運。2019年，將匈牙利科學院下屬研究機構剝離出來，交由新成立的厄特華許·羅蘭研究網路管理營運，由政府創新和技術部監管。2021年，將11所國立大學改為基金會模式營運，政府掌控基金會的人事任命和財務管理，推行愛國主義教育。2021年，立法禁止LGBTIQ內容出現在學校教材或面向18歲以下未成年人的電視節目中。除此之外，奧班還注入17億美元資金，重新包裝科維努斯學院，將其打造為培養匈牙利未來精英，保存和傳播匈牙利歷史文化，塑造國家認同的文化教育機構。該學院不隸屬常規教育系統，為匈牙利年輕人提供寄宿式課外教育，課程範圍從小學到博士全覆蓋。除了在匈牙利設立的14個教育中心，它還在有較多匈牙利人聚居的斯洛伐克、羅馬尼亞、烏克蘭的9個城市設立中心，為當地匈牙利人提供歷史文化教育。2010年執政以來，奧班這一系列舉措引發歐盟機構強烈反彈。歐洲議會通過多項決議，譴責匈牙利在廉潔、法治原則、學術和言論自由、性別平權、移民和難民保護等方面出現重大倒退，已經蛻變為“選舉專制”國家，敦促歐洲理事會暫停匈牙利包括投票權在內的相關權利，敦促歐盟委員會充分利用預算權力懲罰匈牙利。歐洲議會歐洲人民黨黨團也於2019年將青民盟驅逐出該黨團。歐盟委員會在法官退休年齡、難民庇護、非政府組織、高等教育、性別立法等各個方面，都曾對匈牙利啟動違反歐盟法規的訴訟程序，並在匈牙利拒不配合之後提請歐盟法院審理。2020年，歐盟機構將“遵守法治”作為成員國獲得歐盟預算撥款的前提條件，歐盟委員會據此先後凍結團結基金、復甦和韌性基金機制下應向匈牙利轉移支付的資金。2023年1月，歐盟委員會還對納入奧班大學改革計畫的大學的科研人員和學生頒布禁令，禁止他們獲得伊拉斯謨交流項目和地平線歐洲的研究資助。2024年，歐盟法院以匈牙利移民規則與歐盟法律不符為由，對匈牙利判處2億歐元罰款。面臨歐盟機構的聯合絞殺，奧班絲毫沒有示弱。一方面，他渲染歐盟精英主義和民粹主義的政治對立，強調歐盟是沒有民意支撐的寡頭機構，提出應將歐盟改造為基於主權國家自願聯合的聯盟組織，而不是組建剝奪成員國主權的“歐洲聯邦”。奧班認為，由成員國元首組成的歐洲理事會是歐盟最高決策機構，歐盟委員會只是個辦事機構，歐盟委員會主席是執行歐洲理事會決議的“秘書長”，不具備政治職能。奧班甚至提出要改變歐洲議會的運作模式，將直選產生的歐洲議會議員，改為由成員國委派代表產生議員。另一方面，奧班放大匈牙利與歐盟的價值觀衝突，指責歐盟在“左翼進步主義”勢力引導下，已經淪為沒有靈魂的超級機構，強調歐洲想要生存，就必須回歸基督教價值觀。以此為旗幟，奧班試圖尋找或者扶植志同道合的歐洲政黨，通過結成跨國統一戰線，聯合塑造歐洲政治生態。奧班曾說，在價值觀問題上，從波羅的海三國，經過捷克、匈牙利，向南延伸到斯洛維尼亞，歐洲存在一條涇渭分明的文化分界線，界線以西的國家更傾向於自由主義，界線以東的國家更傾向於保守主義，這使得中歐地區成為匈牙利推行民族保守主義的天然基地。過去，由波蘭、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組成的維謝格拉德集團，一直是奧班最看重的地區機制，它們通過抱團取暖，將中歐地區塑造為輔助法德軸心、介於歐盟和俄羅斯之間的強大實體。但俄烏衝突造成的持續緊張局面，導致該集團出現分化，匈牙利和斯洛伐克希望和平解決地區衝突，捷克和波蘭則追隨歐美支援“援烏抗俄”，波蘭更是希望抓住俄烏衝突的機遇，在法德軸心所代表的“核心歐洲”日益塌陷的局面下，打造“英國、波蘭、烏克蘭、波羅的海國家和斯堪的納維亞國家”的新體系，主導歐洲安全。為應對這一現實，奧班將推動匈牙利和塞爾維亞合作，支援塞爾維亞加入歐盟作為新的地區戰略，並寄希望其政治盟友能夠贏得2024年的奧地利選舉和2025年的捷克選舉，打造一個由捷克、斯洛伐克、奧地利、匈牙利、塞爾維亞組成的新地區軸心。但奧班也清醒地認識到，即使他在匈牙利國內和中歐取得勝利，也不足以讓歐洲發生轉變，因為西歐國家會將這種對立描述為新老歐洲之間的爭端，通過指責奧班“開歷史的倒車”來否定保守勢力的價值。這意味著“保守的基督教民主主義方法將一直面臨逆風，直到至少有一個歐盟創始成員國踏上與我們相同的道路”。為此，奧班積極聯絡義大利、法國、西班牙等西歐國家的右翼勢力，期待將匈牙利和中歐的地區性訴求，提升為泛歐層面的政治和思想運動。奧班將歐洲議會視為打造泛歐右翼運動的政治平台，試圖將零散分散的右翼勢力，整合成能顛覆歐盟機構的統一力量。2021年7月，青民盟和波蘭法律與公正黨、法國國民聯盟、奧地利自由黨、西班牙呼聲黨等十幾個政黨，聯合簽署《歐盟未來聯合聲明》，倡導根據“民族保守主義”理念推進歐洲一體化處理程序。2024年6月歐洲議會選舉結束後，激進右翼進一步分化組合為歐洲保守與改革黨團、歐洲愛國者黨團和主權國家歐洲黨團，青民盟所在的歐洲愛國者黨團成員包括來自12個歐洲國家的84名議員，已經成為歐洲議會第三大黨團，但仍不足以挑戰歐盟的主要黨團。2021年拜登上台後，將組建美歐聯盟作為其國際戰略的重要支柱，自由主義勢力的跨大西洋聯合加大了發展泛歐右翼運動的難度。這促使奧班將發展與美國共和黨和保守派人士的關係，納入組建右翼國際統一戰線的重要環節。2016年以來，奧班和川普相互走近；2021年以來，他多次無視拜登政府，直接拜會川普，以至於美國駐匈牙利大使譴責奧班嚴重忽視外交禮儀，將匈美國家外交關係變成政黨外交。奧班將多瑙河研究所和基本權利中心兩個智庫發展為對美保守派思想聯絡和網路建設的主要手段。2023年多瑙河研究所與主持川普執政“2025年行動路線圖”的美國傳統基金會簽署合作協議，雙方共同舉辦多瑙河地緣政治峰會，並推動人員互訪和學術交流。基本權利中心則與美國優先政策研究所（AFPI）結成戰略合作夥伴，就國家安全和外交政策議題進行溝通，並在美國保守派幫助下，於2022年起在布達佩斯舉辦匈牙利版本的保守派政治行動大會（CPAC），成為匈美保守政客和知識群體交流的重要平台。除此之外，奧班還招募美國保守派人士格拉登·帕平（Gladden Pappin）、羅德·德雷爾（Rod Dreher），並借助前福克斯新聞頻道主持人塔克·卡爾森（Tuck Carson）來擴大在美知名度，其邊境保護政策、家庭政策等也對美國立法產生影響。隨著聲勢日益壯大，匈牙利開始超越英美保守主義圈子。2024年3月，基本權利中心在馬德里開設第一個駐外辦事處，希望通過西班牙走向拉丁美洲，向拉美右翼傳播匈牙利保守主義價值觀。▍從“向東開放”到“互聯互通”通過發展“右翼國際主義”運動，奧班意在從自由派手中奪過政治敘事權和文化領導權，這直接否定了歐盟存在的正當性。戰後歐洲一體化建設建立在反思民族主義的基礎之上，它認為主權政治只考慮國家私利，民族主義會導致戰爭，“去民族化”是歐洲和平的唯一路徑，主張通過“自由國際主義”發展國家間聯盟。但在奧班看來，歐盟的自由國際主義本質上是自由帝國主義，它對內通過吸收成員國的經濟和政治主權，稀釋民族認同，建立歐盟中央機構對每個國家的支配關係；對外輸出西方價值觀，不僅沒有維護和平，反而成為衝突和混亂的根源。匈牙利的舉動，乃是發起並領導歐盟內部的反抗運動，對內通過保護主權，捍衛民族國家及其歷史特性；對外開展基於同意的國際聯合。由於共享基督教的文明傳統，西方世界內部的國際主義構成了奧班的文明觀。但在處理與非西方世界的關係上，這種文明觀的意識形態色彩並不鮮明，沒有對外輸出的訴求，而是主張基於主權原則和實用主義的互利合作，它具體體現為匈牙利從“向東開放”到“互聯互通”的發展過程。2010年，奧班政府提出“向東開放”戰略，尋求擺脫對歐美的單方面依賴，發展深化與東方國家的經貿關係。2022年12月，奧班在一次演講中將“向東開放”擴展為“互聯互通”。他指出，當今世界正處於新舊秩序轉換的關鍵時期，新自由主義全球化模式已不可持續，西方世界已走上陣營對抗道路，二者都不符合匈牙利的戰略需求；匈牙利需要一個基於和平、發展和網路建設的新戰略，它的核心是“互聯互通”。在2024年的巴爾瓦紐什夏令營演講中，奧班正式將“互聯互通”嵌入其世界歷史敘述之中，明確指出這不是一個短期的行動方案，而是匈牙利為適應可能持續數個世紀之久的全球體系變革的“大戰略”。奧班的首席政治顧問鮑拉日·奧班在2024年出版的新書《驃騎突擊：匈牙利互聯互通戰略》中，闡述了自己對“互聯互通”的理解，將其視為匈牙利贏得未來十年發展機遇的追趕戰略，指出其核心是將匈牙利打造為溝通歐亞的“地區樞紐國家”。匈牙利有關“互聯互通”的論述遠未成熟，結合相關討論，本文將其概括為如下三個支點。第一，不可分割的歐亞安全觀。在安全上，“互聯互通”的核心訴求是將中東歐地區打造為黏合東西方的“共識”地帶，而非激化東西方矛盾的“衝突”地帶。匈牙利在地理上處於東西方交會處，對歐亞安全域勢的變動格外敏感，“互聯互通”戰略聚焦經濟發展，迫切需要良好的外部環境，反對一切形式的戰爭衝突。這使得匈牙利秉持現實主義眼光看待歐亞安全問題，主張照顧各方安全利益，建立均衡可持續的歐亞安全秩序。奧班認為，歐洲要想安全，就必須妥善處理與中東國家和俄羅斯的關係；西方國家借“民主輸出”挑動地區衝突，是中東和中東歐地區衝突的根源。在2015年前後歐洲難民危機發酵期間，奧班對中東地區安全域勢論述較多，多次強調維持中東國家政權穩定，最符合歐洲利益，美國在中東推動顏色革命，無助於緩解中東亂局，反而因大量難民湧入加劇歐洲動盪。2014年以來烏克蘭危機持續發酵，奧班認為根源是西方國家沒有充分考慮俄羅斯的安全利益，強調俄烏衝突是“兩個斯拉夫國家的兄弟之戰”，匈牙利想置身事外，但因為是歐盟和北約成員國，被捲入其中。奧班不同意歐盟選邊站隊的立場，認為歐盟應該居中做衝突的調停者，希望歐盟制定一個不是幫助烏克蘭贏得戰爭，而是提出好的和平提議，儘早結束戰爭的新戰略。第二，聯通東西的共同發展觀。在經濟上，“互聯互通”的核心訴求是將中東歐打造為聯結東西方經濟的“中心”，而不是分割東西方經濟的“邊緣”。作為內陸國，匈牙利經濟發展的生機在於聯通歐亞。為此，匈牙利一方面發展基礎設施建設，竭力將自身發展為歐亞聯通的“過境國”，另一方面積極拓展對歐亞大國的貿易關係。2018年匈牙利成為“突厥語國家合作委員會”觀察員國，借此深化與土耳其和中亞國家的經貿聯絡。由於在能源上高度依賴俄羅斯，俄羅斯還是其食品和農業產品的重要出口市場，匈牙利一方面尋求歐盟對俄經濟和能源制裁的豁免，另一方面深化對俄經貿關係，放寬對俄羅斯和白俄羅斯公民的入境要求。在發展對華合作關係上，奧班不想錯過中國發展的機遇，提出希望成為“中國式現代化”道路上的同行者，通過“互聯互通”讓“世界上最好的西方技術和世界上最好的東方技術在匈牙利相遇”。在這方面，奧班最熱衷舉的例子是中匈德在新能源汽車領域的合作，比如在匈牙利德布勒森市引進中國電池企業生產電池，產品出廠後傳送給近在咫尺的德國寶馬汽車總裝廠。第三，和而不同的文明共生觀。“互聯互通”是個聚焦經濟發展的戰略，並不包含文化價值觀的訴求，但經濟交往必將帶來大規模跨文化互動，如何看待文明間關係是個無法迴避的問題。奧班視西方為自成一體的文明體，他在東西方文明對比視角下，闡釋了對其他文明的看法。他認為歐洲文明和伊斯蘭文明是兩種完全對立、相互排斥的文明，這使得他在對中東問題上堅定地站在以色列一邊，認為以色列政權穩固是抑制伊斯蘭勢力擴張的關鍵；在對內政策上則堅決反對接收中東難民，認為大規模伊斯蘭移民會在根本上改變歐洲文化。在2022年的一次演講中，他曾引用法國反移民小說《聖徒的營地》，公開宣揚移民取代白人的“大置換”理論，強調匈牙利不想成為“混血兒”。西方世界認為俄羅斯是個逆歷史潮流而動的失敗國家，認為它經濟社會僵化、政治獨裁、文化反動。奧班完全不同意這種刻板印象，反而認為俄羅斯文明傳統悠遠，領導層能從長遠視角看問題，優於西方決策者的短期主義；俄羅斯國家決策理性可預測，西方決策無法理解、不可預測；俄羅斯表現出卓越的政治領導力與強大的技術、經濟和社會韌性，西方世界軟弱且分裂，陷入停滯和衰退；俄羅斯保守主義價值觀遠優於西方“白左文化”，甚至提出“西方軟實力已被俄羅斯軟實力取代”的論斷。在比較中國與西方文明時，奧班認為，中國不僅是崛起，而且是一個擁有5000年歷史和14億人口的文明的回歸。中國在實現現代化過程中，沒有採納西方價值觀，也不對外輸出自身價值觀。奧班曾多次在公開場合比較盎格魯-撒克遜模式與中國發展模式的不同，前者強迫他國接受其價值觀，但中國的對外合作建立在相互尊重的基礎上，不附帶價值觀訴求。這對於希望在現代化處理程序中維持民族傳統的匈牙利而言，有獨特的吸引力。可見，奧班關於文明間關係的論述，建立在批判西方新自由主義文化模式的基礎上，認為它開放的世界主義，遲早導致歐洲被伊斯蘭吞沒；它“非黑即白”的二元對立世界觀，不利於形成理性務實的決策心態；它附帶條件的發展合作主張，不利於塑造國際團結。以此來看，奧班文明觀的基本主張是希望不同文明間相安無事、和諧共生。▍結語基於對全球體系變動的遠見卓識和對匈牙利民族千年生存智慧的省察，奧班描繪出匈牙利實現民族振興的藍圖。但看清變局方向是一回事，成為塑造和引領變局的歷史英雄是另一回事。匈牙利歷史上不乏勵精圖治、救國家於危難的仁人志士，但囿於小國實力侷限，還是經常淪為大國鬥爭的犧牲品。大國競爭的強度和殘酷性，不允許奧班做長袖善舞的政治家：歐盟在是非問題上遠非那麼軟弱無力；美國保守派也沒有奧班想的那麼和善，除少數孤立主義者和實用主義者外，美國保守派倡導的國際主義是“武裝的外交”，主張對美國政權的敵人毫不含糊地使用武力，而不是追求和平共存。奧班本人也多次坦言，在日益嚴峻的現實面前，匈牙利前行的道路充滿荊棘，駕馭這項複雜任務的難度“接近藝術領域”。在這個意義上，奧班的努力帶著一種鮮明的悲劇性，這是匈牙利道路的“百年孤獨”，也是中歐國家共享的政治命運。奧班是將重複匈牙利的歷史悲劇，還是將為匈牙利贏得歷史轉機，是歷史哲學的終極命題。奧班曾說，“不應該賦予時間意義，而是在時間的框架內，賦予我們的生活以意義”。面對變幻莫測的命運，政治家選擇通過當下的奮鬥把握歷史，而不是讓歷史去評判當下，通過吹響奮鬥的號角，感召、激勵和聯合更多的志同道合者，推動歷史車輪滾滾向前。 (文化縱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