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
澤平宏觀—任澤平:固態電池是吹牛炒概念還是技術革命?
當前新能源領域最熱門的,就是固態電池革命。大量科技企業投入重金研發,資本市場表現火爆,過去一年固態電池指數漲幅翻倍。與此同時,市場上存在有兩種截然不同的聲音,有人覺得固態電池是吹牛,炒概念。有人覺得是即將顛覆一切的技術革命。現在我可以明確告訴你,固態電池是一場全新的技術革命,不僅會徹底改寫新能源,更會影響我們每個人。我在2021年提出,“當下不投新能源,就像20年前沒買房”,2021-2022年新能源類股引領資本市場上漲。有些人誤以為我是在2022年股市高點倡導的新能源,其實我在2019年就在國內最早提出“新基建”,看好人工智慧、新能源所引領的新一輪科技革命,後來新基建成為國家戰略,我的專著榮獲國家大獎。新能源革命下半場最重要的突破和機會是固態電池與智能駕駛。現在我用大家能聽得懂的話,講一下為什麼未來要看好固態電池?因為固態電池解決了當前液態電池的三個大難題,直擊了三大痛點,帶來技術革命性突破。一是里程焦慮。現在新能源車中用的最多的磷酸鐵鋰電池,能量密度一般在140-180Wh/kg,高鎳三元電池一般是200-300Wh/kg。而全固態電池採用矽碳負極、高鎳三元正極和硫化物電解質,能量密度突破500Wh/kg,比原來的技術翻了一倍多。這意味著什麼呢?過去100公斤的電池最多能支援500 公里續航,未來固態電池能量密度翻倍、帶電量翻倍,續航里程可能不止翻倍,有望突破 1000 公里的續航天花板。也就是,以後裝載固態電池的新能源汽車充一次電能跑1000公里。二是安全焦慮。固態電池去掉了液態電解液,換成了不易燃的固態電解質,大大降低電池起火爆炸的風險。這是因為固態電池用的是固態的電解質,本身不是易燃物,可以在200℃極端環境下保持穩定,即使電池短路也燃燒不起來,從根本上斷絕了燃燒的問題。固態電解質的主流路線有:硫化物、氧化物、鹵化物路線,硫化物是當前業界的熱點。硫化物固態電解質是陶瓷材料,替代了液態電池中的隔膜,陶瓷更硬,它能有效抑制鋰枝晶生長和穿透,為安全性加入了多一層保障。第三是低溫掉電快的焦慮。北方車主最懂,冬天一到,有時候續航直接腰斬。這是因為傳統液態電解質在低溫下黏度會增大,甚至半凝固,導致鋰離子遷移阻力加大,電導率下降,電池內阻升高。而固態電池就能解決這個問題,因為固態電解質本身為固相,不存在凝固點問題,離子電導率隨溫度變化更平穩,低溫下的性能衰減小,因此續航表現更穩定。有人說了,既然固態電池這麼牛,為什麼還沒大規模裝車?核心問題在於 “介面適配”。打個比方,傳統液態電池裡的鋰離子像在泳池裡游泳,而固態電池就像把泳池改成了高速公路。可這條 “高速路” 不好修,容易出現“高速路裂縫”:硫化物電解質很硬,金屬鋰電極卻很軟,兩者貼合時會出現很多縫隙,影響充放電,這就是行業裡說的 “固 - 固介面問題”。這是影響固態電池能否大規模裝車的核心原因。其實大家質疑的不是能不能實現,而是什麼時候實現,怎麼實現,現在股價波動就是市場對產業化時間的預期調整。好消息是,中國有望率先攻克這個全球技術難題:比如中科院物理所用碘離子當 “特殊膠水”,自動填補電極和電解質的縫隙;還有中科院金屬所,為電解質做了柔性聚合材料 “骨架”,耐彎折,儲電能力還提升了 80%,適配日常使用;清華大學用含氟材料改造電解質,形成一層 “保護殼”,就算高溫、針刺測試也更安全,現在很多中國科研團隊在不斷取得突破。所以,固態電池大規模落地已經離我們越來越近了!固態電池不是空想,是改變未來的科技革命! (澤平宏觀展望)
一顆AI CIS所引發的影像革命
11月27日,索尼半導體解決方案公司宣佈將推出一款1/1.12英吋、約2億像素、並在晶片內部整合AI推理電路的CMOS感測器—— LYTIA 901。這是全球首批將AI圖像復原、電路級演算法處理與成像結構融為一體的移動影像感測器。眾所周知,圖像感測器是攝影攝像中最重要的部件,它負責將光線轉換為電訊號。在圖像感測器領域,索尼是當之無愧的引領者。自上世紀70年代起,索尼便開始研發CCD圖像感測器,即“電子眼”,並在80年代率先將其商業化。此後,索尼在該領域始終保持領先地位。2004年,索尼開始著眼於高畫質(HD)的未來,大力發展高速、低功耗的CMOS圖像感測器。自此,索尼不斷研發融合新技術的高性能CMOS圖像感測器,至今仍引領著圖像感測器領域的發展。那麼,此次索尼的這款AI CIS會不會再次引發影像革命?傳統影像路線已走到盡頭回顧智慧型手機影像的發展,我們會發現,這是一個不斷對抗物理限制的技術演化史。從鏡頭到演算法,再到堆結構,行業試過所有能走的路徑,如今,這條路已經接近盡頭。第一個階段是光學時代(2010–2016),這一時期的影像升級邏輯非常簡單:硬體越強,畫面越好。從800萬像素到1200萬像素,再到更大的光圈、更長的焦距、更厚的模組,幾乎每一代旗艦手機都能在夜景、細節、色彩上帶來直接肉眼可見的差異。但很快行業意識到:手機不是單反,它受體積限制,鏡頭和感測器不可能無限做大。至此,第一條路走到了天花板。接著來到了計算攝影時代(2017–2023),用演算法彌補物理上的限制。從Google Pixel 2 開始,行業出現第一句真正意義上的影像趨勢口號:不是硬體決定畫質,是演算法決定畫質。於是,HDR、夜景模式、多幀融合、語義識別、AI降噪、RAW域處理等等些技術改變了智慧型手機的成像方式,讓手機能夠拍出“看起來比肉眼還清楚”的畫面。這時,影像不再只是感測器採集的結果,而變成了硬體+演算法+晶片算力協同發力。但問題隨之出現:隨著算力需求翻倍增長,多幀堆疊導致拍攝延遲,處理耗電顯著增加,因此就讓演算法繼續變強,但成本也繼續飆升,瓶頸再次出現。然後又來到了結構堆疊時代(2021–2024),多攝系統開始上場。由於單攝難以覆蓋廣角、中焦、長焦需求,各大廠商開始加超廣角、加2x人像鏡頭、加5x/10x潛望式鏡頭、加ToF深感模組輔助演算法。當然這不是為了畫質才需要這麼多攝影機,而是為了繞過物理焦段限制。然而,隨著這一路線持續推進,行業又遇到了三個尖銳現實:1)眾所周知,現在的手機攝影機越來越多,佔據的面積也越來愈大,手機的影像模組已佔整機體積的25–40%;2)隨著攝影機數量的不斷增加,每新增一個鏡頭,演算法工程量不是線性增加,而是幾何級增加;3)HDR疊幀、夜景、超解析度演算法,每一步都需要ISP/NPU參與,這意味著手機發熱更高、續航下降、視訊錄製時長受限,而消費者已經不願意為手機影像犧牲續航和機身厚度。換句話說,性能投入曲線越來越陡,但使用者感知曲線越來越平。通過堆料換體驗,已經無法繼續驅動影像革命。所以問題出現了,如果不能再堆光學硬體,那影像體驗還能怎麼提升?如果說過去十年行業解決的問題是——手機如何拍得更真實?那麼,未來十年要解決的是——裝置如何在成像時就理解真實?而AI進入感測器——就是這條新路線的起點。AI進入感測器,是技術路線的重大拐點索尼 LYTIA 901最大的突破,並不是“2億像素”,而是AI第一次從後端演算法棧,進入前端採集層,這是移動影像架構的部分重構。為了充分發揮約2億有效像素的高解析度優勢,這款新產品採用了四倍四倍拜耳編碼(QQBC)陣列,其中16個(4×4)相鄰像素通過相同顏色的濾鏡進行聚類。在正常拍攝時,這16個聚類像素的訊號作為一個像素單元進行處理,使相機即使在夜間或昏暗的室內拍攝條件下也能保持高感光度。另一方面,在變焦拍攝時,一種稱為重馬賽克的陣列轉換處理會將聚類像素還原為普通的像素陣列,從而實現高解析度成像。索尼指出,將QQBC陣列還原為普通像素陣列的陣列轉換處理(重馬賽克)需要極其複雜的計算過程。針對這款產品,索尼開發了一種基於人工智慧學習的全新QQBC陣列重馬賽克技術,並將處理電路整合到感測器內部,這再次刷新了索尼在業界的紀錄。這項新技術能夠處理通常難以再現的高頻份量訊號,從而更出色地還原精細圖案和文字等細節。此外,將基於人工智慧學習的重馬賽克技術直接整合到感測器中,實現了高速處理,並在4K解析度下以最高4倍變焦拍攝時,能夠以高達30幀/秒的速度進行高品質視訊錄製。一句話總結:過去是拍到什麼就處理什麼,現在是邊拍邊理解、邊復原。要知道,過去傳統演算法能力取決於手機廠商,如小米調色味道、蘋果HDR策略、華為夜景演算法等等,然而感測器整合AI意味著:演算法從手機廠“私有能力”,變成影像硬體的“原生功能”。因此,未來手機廠之間的差距,將更多來源於生態閉環與場景理解能力,而不是HDR曲線怎麼調。此外,這也將帶來延遲與能耗斷崖式改善。傳統上,高倍變焦、夜景演算法、超解析度處理,傳統方案需要SoC調度ISP/NPU,整個鏈路功耗巨大。當AI處理直接發生在Sensor側:ISP壓力下降、NPU無需介入每一幀變焦處理、持續錄製能力、散熱表現顯著提升。當然,這不是說感測器內 AI 永遠更省電,而是說它在“高吞吐、頻繁呼叫、資料搬運佔主導”的任務上更划算。尤其在視訊變焦與即時預覽場景中:若每幀都要 SoC 端承擔重建與重馬賽克,DRAM/頻寬/調度開銷會顯著上升;感測器端完成一部分重建,相當於“把高頻任務前移”,對整機功耗與延遲更友好。這為XR裝置、長時錄製、多鏡頭同步採集打開了現實路徑。誰將受到影響?在索尼的宣傳文案中,有一句值得深思:“即使在單目相機上進行高達4倍的變焦,也能實現高畫質影像品質,為移動相機拍攝帶來全新的體驗價值。”這一句話對手機產業可能意味著:多攝體系依賴正在鬆動,光學變焦不再必須靠物理焦段。長期以來,多攝主要是為瞭解決長焦 vs 超廣角視角衝突、光學定焦鏡頭無法覆蓋連續變焦、感測器無法在縮放時維持紋理質量等問題。而AI重建 + 大底 + 高像素 = 連續變焦方案替代多攝結構。因此,產業鏈層面會可能出現兩個變化:第一是鏡頭數量下降的壓力,從“三攝/四攝標配”向“二攝/三攝”回歸;第二,模組結構重新排序,主攝的價值進一步上升,次攝的邊際價值下降。這會讓一些依賴長焦模組出貨增長的環節(鏡頭、模組、VCM馬達、校準服務)面臨壓力。(圖源:索尼)除此之外,ISP/演算法團隊與手機品牌影像“話語權”也可能會發生動搖。如前文所述,感測器整合AI意味著演算法的一部分從手機端(ISP/NPU)下沉到感測器端。影像權力中心可能從“手機演算法團隊”部分回歸到“感測器廠 + 端側模型棧”。索尼也將這款產品看的很重,因為索尼在新聞稿中提到,為了提高 LYTIA 產品品牌的知名度,從“LYTIA 901”開始,所有未來以該品牌推出的產品都將遵循統一的命名格式“LYTIA(產品編號)”。結語從產業演進規律看,每一次CIS路線轉折都發生在舊路徑的邊際收益顯著下降之時:硬體堆疊越來越貴、演算法融合越來越複雜、功耗與體積越來越難以妥協。索尼最新的 LYTIA 901,把 AI 推理電路直接整合到 CMOS Sensor 內部,標誌著移動影像從“像素競賽”邁入“AI 原生成像”的新階段。它撬動的並不是某一顆鏡頭的市場,而是整個影像系統的工程範式:手機影像正在從“多模組堆疊”轉向“單攝計算平台”,由感測器在採集瞬間完成更多復原與重建,把計算鏈路前移到最靠近光訊號的地方——這正是其效率、延遲與功耗優勢的根源。 (半導體行業觀察)
從 AC 到 DC:AI 資料中心正在經歷的下一場能源革命
在過去一百多年裡,整個世界的電力系統基本都建立在交流電(AC)之上。不管是家庭插座、工廠裝置,還是資料中心的空調、水泵、伺服器,幾乎都依賴 AC 供電。但隨著 AI 的迅速崛起,GPU 訓練叢集功率飆升,單櫃從過去的 5kW、20kW,一路邁向 60kW、100kW,甚至未來的兆瓦級。傳統 AC 架構複雜、損耗高、效率天花板明顯,開始難以支撐 AI 時代的超高功率需求。於是,一個被忽視了百年的問題重新回到舞台中心——資料中心的核心供電方式,正在從 AC 轉向 DC(直流)。這並不是簡單的技術切換,而是資料中心能源體系的一次根本性變革。一、AI 推動供電架構升級:傳統 AC 模式逐漸面臨瓶頸傳統 AC 架構之所以面臨挑戰,原因主要來自三個方面:第一,能效損耗不斷放大。AC 架構從高壓到機櫃,會經過多級變壓、整流、逆變,再進入伺服器後還要再次轉換為 DC。每一級都會造成 1%–3% 的損耗,累計損失可達 7%–12%。在 AI 超大規模叢集中,這是一筆極為可觀的能耗。第二,裝置鏈路複雜、佔地大、可靠性受影響。UPS、柴油發電機、多個變壓器和開關櫃構成了 AC 架構的基礎設施。這些裝置既佔空間、成本高,也增加了潛在故障點。第三,AI 負載波動快,對響應速度要求更高。GPU 訓練任務會出現毫秒級的用電波動,傳統 UPS 不擅長處理這類頻繁的“突髮型”功率需求。這些問題促使行業重新思考供電體系的底層結構。二、DC 供電的優勢逐漸凸顯當資料中心的基礎能源體系以 DC 為主時,整體效率、可靠性和成本結構都將發生顯著改善。全 DC 架構的效果主要體現在以下幾點:能效提升 7%–10%:由於減少了 AC↔DC 的多次轉換,DC 供電鏈路更短、損耗更低。建設成本可降低約 35%:大量 UPS、PDU、變壓器和開關櫃可以被移除或減少,使建設投資明顯下降。系統可用性提升:DC 架構更簡單、裝置更少,配合超級電容可實現更快速的負載響應,整體可用性可提升到遠超傳統 AC 的水平。與新能源的適配性更高:燃料電池、太陽能、電池儲能本身輸出就是 DC,使得資料中心可直接接入多種 onsite 電源。因此,DC 架構不僅是提高能效的手段,也與全球“雙碳”背景和大規模可再生能源接入需求高度匹配。三、現場發電 + DC 供電:資料中心出現新的“能源形態”燃料電池能直接輸出 ±400V 或 800V 的 DC 電,與伺服器本身的 DC 需求天然匹配。結合超級電容系統,它形成了適合 AI 資料中心的“穩態 + 瞬態”供電模式:燃料電池 提供穩定持續的基礎功率,超級電容 負責應對瞬時功率波動,配合 DC 配電母線,就能構成一個響應速度快、架構精簡的全新供電體系。值得注意的是,這種 onsite DC 發電結構能夠支援“孤島運行”,即使電網故障也能維持正常供電。這對於電力供應緊張的地區(如北美部分區域)非常具有現實意義,也讓資料中心擺脫“電網限電”和“等待供電接入”的建設瓶頸。四、±400 V 與 800 V:DC 架構的兩條技術路線±400 V(雙極性)安全性更高行業應用更成熟EMI 噪聲較低成本相對更低適合現階段多數 DC 資料中心落地。800 V(單端)效率最高功率密度最大對絕緣與電磁干擾要求更高多用於未來超高密度 AI 伺服器場景。結合行業發展情況來看,中短期以 ±400V 為主流,長期高密度場景會逐步轉向 800V,兩者並不是替代關係,而是互補的選擇。五、DC 架構對資料中心基礎設施帶來的結構性改變未來 DC 資料中心可以減少的裝置比例:去除100% UPS 系統,去除100% 柴油發電機,去除90% 的變壓器,去除65% 的開關櫃,去除50% 的 PDU,這是 DC 架構的最大變化:供電鏈路從“層層堆疊”變為更輕量、更直接、更高效的結構。這樣的簡化帶來三個直接影響:減少佔地,讓更多空間用於 IT 部署,降低故障機率,提高可用性,建設周期縮短,部署靈活度更高,對於大規模擴容的 AI 資料中心來說,這些因素都具有非常高的實際價值。六、與零碳資料中心的發展高度一致DC 架構與碳捕捉、餘熱利用、吸收式製冷等技術的整合更加自然,這主要源於:新能源裝置本身輸出 DC,可直接與高壓直流母線連接,去掉柴油機後可避免大量碳排放。隨著國際大型科技公司紛紛提出 2030–2040 年零碳資料中心建設目標,DC 供電體系可能成為未來政策與行業趨勢中被重點採用的技術路線之一。AI 叢集規模正在急速擴大,傳統 AC 架構的能效、響應速度和成本模型都在逐漸難以適應這一趨勢。隨著現場發電、超級電容和 DC 配電技術成熟,資料中心的供電方式正在經歷一次自下而上的結構性調整。短期內,AC 依然會大量存在;但從高密度 AI 叢集、現場能源系統和零碳資料中心的發展趨勢來看,DC 會在越來越多的場景中成為核心供電方式。對於行業而言,AC→DC 不是概念變化,而是一次面向 AI 時代的底層基礎設施升級。(零氪1+1)
《紐約客》丨美國革命的意義何在?
What Was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For?在美國籌備建國250周年慶典之際,許多美國人紛紛發問:人民是否真正當家作主?法律是否依然至高無上?本文即將刊登於2025 年 11 月 17 日的《紐約客》雜誌,印刷版標題為“Revolutionary Whiplash.”作者:吉爾·萊波雷(Jill Lepore)是《紐約客》的專職撰稿人,也是哈佛大學歷史學和法學教授。她的著作包括《最後期限》,該書榮獲美國筆會散文藝術獎。肯·伯恩斯的紀錄片《美國革命》講述了現代世界最重要的思想如何在一場血腥而英勇的反暴政叛亂中誕生。這場叛亂既是內戰,也是全球戰爭。插圖:Keith Negley今年6月,佛蒙特州右下角一座磚砌小鎮的白色護牆板教堂外,一場“無君主”集會正在舉行。綠山居民們穿著雨衣,在珍珠灰色的天空下簇擁在一起。一些愛調侃的反君主制者戴著漢堡王的金色紙皇冠,而那些在著裝(甚至可以說在鱗翅目昆蟲模仿)上更為投入的人則打扮成橙黑相間的蝴蝶——這是美國唯一被允許存在的“君主”(註:英文中“monarch”既指君主,也指帝王蝶)。一位戴著彩虹桶帽的女士舉著標語牌,上面寫著“自1776年起拒絕君主”。在手制標語牌(硬紙板上用馬克筆書寫,用膠帶固定在木質庭院標尺上)的設計上,還存在著某種政治文學層面的“比創意”。“為我深愛的國家哭泣”很巧妙,但“讓奧威爾的作品回歸虛構”是否更勝一籌?亞伯拉罕·林肯的形象也出現在標語牌上,棕褐色調的面容神情凝重,上面寫著“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一張紅白藍三色印刷海報引用了托馬斯·潘恩《常識》中的名句:“在美國,法律就是國王!”無論有無“無君主”運動,美國革命250周年慶典都不可避免地成為一個契機,讓人們追問革命的意義、人民是否真正掌權以及法律是否依然至上。這場慶典於2025年4月19日在萊辛頓和康科德正式啟動——這一天是“響徹世界的槍聲”紀念日,標誌著戰爭的開始。清晨舉行了戰場重演活動,還有美味的蘋果酒甜甜圈。慶典將在2026年7月4日達到頂峰,這一天是《獨立宣言》簽署紀念日,全國各地將舉行煙花表演,還有熱狗、自行車比賽、綵球和鼓樂隊指揮等活動。從現在到那時,還將舉辦展覽、遊行、講座、野餐、抗議和集會,人們熱切希望並祈禱不再有政治暴力、不再有街頭流血、不再有槍聲響起。但在這一年裡,已經發生了多起政治暗殺事件,國民警衛隊被部署到美國多個城市,聯邦政府的蒙面特工將人們拖離街頭塞進無標識面包車——在這樣的背景下,和平慶典的前景似乎十分渺茫。這更可能是一個革命之年,而政治走向則尚不明朗。無論你對聯邦現狀持何種看法,或許都該謹慎對待自己的訴求。至於歷史——以及博物館、課堂、徒步旅行中所講述的美國革命故事,還有不可避免地,一旦行銷啟動後穀物包裝盒、高速公路廣告牌和汽水罐上呈現的版本——川普政府有自己的解讀,並希望這一解讀成為所有人的共識。但聯邦政府試圖掌控美國革命敘事的問題,早在唐納德·川普連任之前就已存在。美國250周年紀念委員會(一個協調慶典活動的兩黨機構,更廣為人知的名稱是“美國250”或“A250”)成立於2016年巴拉克·歐巴馬執政的最後一年。該委員會幾乎立刻陷入了內部紛爭,在之後的近十年裡,其職能失調嚴重阻礙了全國其他地區的籌備工作。這一點有據可查。拜登政府末期,A250與桑德拉·戴·奧康納創立的公民教育組織iCivics合作,調研全國各地計畫開展的活動。結果發現,這些活動甚至很難被發掘——正如iCivics的首席執行官告訴我的:“人們資金嚴重不足,到那時根本沒有任何成型的方案。”如今情況依然如此。今年夏天,A250與多家知名機構——包括iCivics、權利法案研究所、國家大教堂、“更完美”項目以及美國州立和地方歷史協會——的合作悄然終止。這個由國會設立的委員會,甚至難以維持表面上與白宮的獨立性。9月,川普任命的25歲前福克斯新聞製片人阿里爾·阿伯格爾(負責主持該委員會)在A250的官方照片牆帳號上發帖:“美國正在哀悼。上帝保佑查理·柯克。”幾天後,委員會以“嚴重且多次違反職權與信任”為由解僱了他。隨後政府停擺,導致國家檔案館閉館,其“美國故事”特展的10月開幕計畫被迫推遲;史密森尼學會的美國國家歷史博物館也閉館,其定於明年3月推出的“追尋生命、自由與幸福”特展可能同樣延期。而且這兩家機構與其他所有與聯邦政府有牽連的博物館一樣,都受到白宮專橫要求的束縛;州政府“照我說的做”式的壓力也日益普遍。美國革命慶典迄今為止如此敷衍了事,原因不乏其人。許多地方在2020年就開始籌備250周年紀念活動——當時正值《1619項目》(該項目本身也是為了紀念一個周年)推出後,喬治·弗洛伊德事件引發的社會運動期間;因此他們的計畫傾向於種族正義方向。但在2024年川普獲勝後,他們卻被要求轉向相反方向。一項早期行政命令譴責國內“分裂性、以種族為中心的意識形態影響”,並呼籲“恢復美國歷史的真相與理性”。在這一命令下,政府試圖規定美國故事的內容以及誰有權講述它。現在,許多聯邦資金的發放要求必須頌揚美國的偉大、軍事英勇和例外論。對此,一些地方、州和國家層面的組織乾脆拒絕申請這類資金。美國州立和地方歷史協會主席約翰·迪希特爾告訴我,有人對他說:“這筆錢是有污點的,無論如何我都不能接受。”還有一些組織則進行了反抗。今年4月,數字機會工作組終止了對各州人文委員會的所有國家人文基金會撥款後,俄勒岡人文委員會聯合州人文委員會聯合會起訴聯邦政府,稱資金被非法撤銷。俄勒岡委員會正利用其縮減後的國家人文基金會資金,舉辦一系列社區對話活動——尤其在農村公共圖書館——試圖以“超越250周年”為主題,搭建跨越全國政治分歧的橋樑。這是其中一個較好的案例。另一個案例是權利法案研究所的工作,該機構與美國商會基金會合作,在全國各地的學校舉辦公民知識競賽。“無論你是六年級還是八年級學生,當你深入瞭解這些檔案,探討‘為什麼’的問題,並深入思考如何將這些原則付諸實踐時,就能產生深遠的影響。”該研究所堅定樂觀的主席大衛·鮑佈告訴我。但即便鮑布也承認問題的嚴重性:公民課教師害怕教授公民知識,擔心政府或家長——或者兩者都擔心。“教師們感到非常焦慮。我們經常看到這種情況。他們很難觸及那些有爭議的話題——那些他們想談且知道必須談的話題。這就是250周年之際的美國。”在審查制度和其他形式威脅的壓力下(川普政府今年迄今已解僱了美國國家檔案館館長和國會圖書館館長,並竭力迫使史密森尼學會服從其策展要求),一些組織決定完全不採取任何行動,彷彿他們可以假裝這個國家即將迎來建國250周年紀念日這件事根本不存在。“人們嚇壞了,”一位藝術博物館策展人告訴我,她不僅擔心展出什麼,還擔心標籤上該寫什麼。她說自己一直在問自己:“我是不是應該只把東西掛在牆上,然後寫上‘這件物品製作於該時期’?”還有一些組織則選擇“反慶祝”,轉而貶低這個周年紀念日——遵循妮可·漢納-瓊斯《1619項目》原版引言中的邏輯,該引言將美國革命描述為一件令人遺憾的事。漢納-瓊斯寫道:“殖民者決定宣佈脫離英國獨立的主要原因之一,是他們想要保護奴隸制制度。”一些著名歷史學家公開反對這一說法,導致《紐約時報》發佈了部分更正(將“殖民者”改為“部分殖民者”)。例如,一群歷史學家計畫在一次學術會議上舉辦專題討論,探討“抹黑”革命是否比紀念它更好。即使是那些決定為250周年做點什麼的文化機構——從歷史建築到公立學區和大學——其投入似乎也遠不及200周年紀念時。200周年紀念之際,大都會藝術博物館舉辦了一場近7000平方英呎的大型展覽,聚焦本傑明·富蘭克林和托馬斯·傑斐遜;儘管評論家認為該展覽有些俗氣,但它後來成為了一場非常成功的巡迴展。而2026年,大都會藝術博物館計畫在美國館展出其館藏的32件作品;我的一位同事稱舉辦這場展覽實際上是“象徵性的靜默抗議”。一位沮喪的策展人告訴我,這樣適度的規模是大都會藝術博物館唯一能做的,因為“看看我們所處的這個時刻”。另一種選擇是試圖捕捉當下這個時刻。紐約公共圖書館200周年紀念展覽“美國理念”展出了《海灣聖詩》《獨立宣言》和《權利法案》,但明年該圖書館計畫讓遊客反思這個周年紀念日的意義,並將他們的答案存檔。上世紀70年代,美國國家公共廣播電台在美國國家人文基金會的慷慨資助下,推出了為期一年的周六上午三小時熱線節目“美國議題廣播論壇”。但鑑於川普政府大幅削減了美國國家人文基金會的資金、撤銷了對美國國家公共廣播電台的資助,並關閉了公共廣播公司,公共媒體很難再開展半個世紀前那樣雄心勃勃的項目。美國國家公共廣播電台的一位發言人告訴我,其250周年紀念相關議程“仍處於規劃階段”。如今,一年的時間就像一輩子那麼漫長。2024年,費城的《獨立宣言》紀念館——一座200周年紀念時期重建的建築,傑斐遜曾在此撰寫《獨立宣言》——安裝了藝術家索尼婭·克拉克的作品《蒙蒂塞洛的後裔》,這部作品淒美而具有煽動性。克拉克在建築窗戶後面安裝了大型視訊監視器,面向街道外側,這樣路人就能看到傑斐遜所奴役之人的後裔(包括他與薩莉·海明斯所生的後裔)的影像和照片中的雙眼。《獨立宣言》紀念館隸屬於獨立國家歷史公園;在新政權下,國家公園管理局的任何景點都不允許展出任何審視美國歷史上自由與奴隸制關係、或原住民部落與聯邦政府關係的核心展品,因為這樣做現在被視為宣揚“腐蝕性意識形態”。總統官邸遺址建於華盛頓在費城居住期間的官邸地基之上,該遺址被要求審查描述九名曾作為華盛頓財產居住在那裡的人的展板——依據政府的要求,任何“不當貶低美國過去或現在民眾”的展品都必須移除。按照這一邏輯,指出華盛頓擁有奴隸就是貶低他,而假裝這九個人從未存在過,卻不會損害他們的記憶。(在網上,公民們一直在存檔那些註定要被銷毀的標語,相關標籤為“拯救我們的標語”。)博物館和其他機構面臨的障礙,使得許多機構已經推出或即將推出極具思想深度的250周年紀念展覽和活動,這一點尤其令人印象深刻。本月,科羅拉多州歷史學會將推出一個由美國國家人文基金會資助的展覽“塑造我們的時刻”,展出標誌美國歷史轉折點的文物,包括尼克松的錄音機、格蘭特和李在阿波馬托克斯簽署投降書時使用的墨水瓶、在墨西哥印刷的首批《瓜達盧佩-伊達爾戈條約》副本之一,以及1969年阿波羅11號帶回地球的一些月球岩石。科羅拉多州歷史學會充滿活力的首席創意官傑森·漢森告訴我,他認為250周年紀念是“一代人僅有一次的機會,去探討作為美國人意味著什麼,以及我們未來想要成為什麼樣的國家”。他還認為,在最初的13個殖民地(他稱之為“創始13州”)之外,人們對250周年紀念的態度更容易保持樂觀。“我們已經準備好接受這樣一種美國歷史——它並不總是說‘這件事的意義是這樣的’,”漢森告訴我,“這個國家正在就事件的意義展開爭論。”他願意參與其中。他同樣對該州紀念國家生日的計畫感到興奮——這也是科羅拉多州建州150周年。該計畫將組織團隊攀登該州的“14ers”(指海拔超過1.4萬英呎的山脈)。(事實證明,爬山是慶祝250周年的絕佳方式。“攀登山脈,發現美國”是傑斐遜的山頂故居蒙蒂塞洛使用的250周年紀念口號,該故居將推出一個新的歷史與公民中心。)回到大西洋沿岸,另一個早期令人驚豔的展覽是“《獨立宣言》的旅程”,該展覽於10月18日在費城美國革命博物館開幕,追溯了《獨立宣言》中的思想跨越數世紀、橫跨各大洲的傳播歷程。“我們一直在講述革命的故事,”該展覽的策展人菲利普·米德告訴我(米德曾是我的博士生,需要說明的是,我與這個話題的關聯緊密得就像信紙與信封)。他說:“你知道人們對故事的說法嗎?只有兩種情節:要麼是陌生人來到小鎮,要麼是一個人踏上旅程。我們在這裡講述的就是這兩個故事。《獨立宣言》來到小鎮,《獨立宣言》踏上旅程。”展覽以序幕開篇,展出了兩件借來的文物:據信傑斐遜撰寫《獨立宣言》時所坐的木質溫莎椅(借自美國哲學會),以及小馬丁·路德·金撰寫《伯明翰監獄來信》時所坐的生鏽金屬監獄長椅(借自伯明翰民權研究所)。《獨立宣言》來到小鎮,《獨立宣言》踏上旅程。我的非正式調查顯示,東海岸各州對即將到來的周年紀念壓力最大。與創始13州相比,美國其他地區則更為平靜。堪薩斯城正準備在明年夏天迎接約65萬名世界盃賽事遊客;7月4日,該市的第一次世界大戰國家博物館和紀念館將在“星條旗野餐”後點亮其217英呎高的自由紀念塔。亞利桑那州計畫推出一個巡迴博物館,將該州最珍貴的歷史文物帶到其所有15個縣,在公園、學校、圖書館和市政中心展出。該州的A250委員會(托霍諾奧德姆部落領袖弗隆·何塞擔任副主席)還借此機會講述原住民與西部的故事,並頌揚亞利桑那州的戶外資源,包括觀鳥和釣魚活動。“我們有‘自由行動遊行’,這是一場退伍軍人和軍人沿亞利桑那小徑的接力活動,”該委員會的執行董事告訴我,“路線從墨西哥延伸到猶他州。人們可以報名參加,在一年的時間裡完成。你可以步行、騎自行車、跑步或騎馬。”在山上揮汗跋涉——而不是思考約翰·伯戈因將軍在薩拉托加戰役中如何低估美國軍隊的實力——似乎是紀念250周年的絕佳方式,尤其是正如“我們創造”組織的負責人卡羅琳·克利巴諾夫告訴我的:“Z世代根本不關心這個時刻。”她正帶頭推動所有相關活動的“年輕化”,想辦法讓年輕人參與她所謂的“青年250”計畫的籌備,並利用這個周年紀念日談論未來而非過去250年的歷史。“讓這一切聚焦未來而非過去”也是薩拉·詹克斯的建議。薩拉·詹克斯是一名顧問,為全國各地的組織提供服務,幫助它們規劃250周年紀念活動。這裡的想法似乎是展望未來,因為過去具有分裂性,而現在則更糟。在美國這場危機之際,肯·伯恩斯的六集、十二小時PBS紀錄片《美國革命》問世,該片部分資金來自現已解散的公共廣播公司。這部紀錄片由伯恩斯及其長期合作夥伴薩拉·博斯坦和大衛·P·施密特執導,傑佛瑞·C·沃德編劇,具有伯恩斯1990年成名作《內戰》(時長11.5小時)的宏大格局、哀傷基調與肅穆氛圍。《內戰》不僅為他贏得了“美國頂尖紀錄片歷史學家”的當之無愧的聲譽,還確立了電視上呈現歷史的一種風格——這種風格被廣泛(且往往拙劣地)模仿,以至於如今既無處不在又令人厭倦。《美國革命》的驚人之處在於,它將長期以來被稱為“肯·伯恩斯效應”的拍攝手法運用到了更為尖銳的目的上——這一點在他2017年與林恩·諾維克聯合執導的深刻嚴肅的《越南戰爭》中就已顯現,該片不像《內戰》那樣朦朧,而是像刺刀一樣尖銳。這部新紀錄片是伯恩斯工作室推出的最佳作品,而且我懷疑也是最難製作的一部。《美國革命》之所以如此獨特和新穎,既不在於其劇本(沃德也為《內戰》和《越南戰爭》撰寫了劇本),也不在於其風格。影片中有悠揚憂鬱的18世紀風格音樂,還有演技精湛的演員朗讀18世紀信件中簡潔動人的片段:曼迪·帕廷金為本傑明·富蘭克林配音,大衛·奧伊羅為奧勞達·伊奎亞諾配音,克萊爾·丹尼斯為阿比蓋爾·亞當斯配音。與《內戰》中的馬修·佈雷迪照片不同,《美國革命》聚焦於18世紀的油畫肖像,以及檔案館、圖書館和博物館收藏的一千多張靜態影像(想必其中許多由於資金削減和政府審查,在2026年將無法展出)。影片熟悉的視覺語言包括緩慢掃過這些影像,交替呈現一百多幅戰場動畫地圖、美國風景的精美鏡頭(石牆、玉米地、篝火),以及無名重演者行軍、裝填步槍、發射大炮、月光下騎馬、在松木地板房間裡紡紗梳毛、在河岸洗衣擰衣的場景。影片中不乏泥濘的靴子和搖曳的燭光。相反,《美國革命》的獨特之處在於它忠實於最優秀、最複雜的學術研究——這些研究深刻、具有挑戰性且極具吸引力,尤其是作為思想史研究。川普政府不會“恢復美國歷史的真相與理性”,但這部紀錄片做到了。(伯恩斯很少公開表明政治立場,但自2016年以來一直公開反對川普,當時他稱川普屬於那種“在任何時代、任何地方都會出現的人”。)在他早期的作品中,伯恩斯往往依賴通俗歷史學家的敘事方式,結果好壞參半。大衛·麥卡洛為《內戰》擔任旁白,該片主要以謝爾比·富特的視角展開;而《棒球》(1994年)中最令人難忘的評論嘉賓是桃瑞絲·科恩斯·古德溫。許多學術歷史存在學究氣,且幾乎刻意脫離現實,但許多通俗歷史卻未能帶來任何新資訊,也未能讓觀眾直面任何困難或令人不安的事情(或者用川普的話說,任何“不當貶低”的內容)。《美國革命》借鑑了一些優秀通俗歷史學家的觀點,包括記者裡克·阿特金森,他深入淺出地解讀了一場又一場戰役。但伯恩斯及其團隊更多依賴學者的見解,包括弗裡德里克·貝爾、內德·布萊克霍克、克里斯托弗·L·布朗、凱瑟琳·杜瓦爾和艾倫·泰勒。這些學者出現在螢幕上,不僅是為了敘述發生了什麼(或者說不僅僅是為了敘述),更是為瞭解釋其意義。他們的觀點尖銳有力。“美國革命賦予美國的是一個真正的起源時刻,這是世界上許多其他國家所沒有的,”瑪雅·亞薩諾夫在紀錄片中說道。她接著表示,其結果是美國人“將這些特定年份、特定人物賦予了遠超任何事件和任何人所能承載的意義”。(亞薩諾夫和影片中另外四位主要講述者——文森特·布朗、菲利普·德洛里亞、安妮特·戈登-裡德和簡·卡門斯基——都是我的朋友和同事。就像信紙與信封般緊密相關。)“如果有人想要一個清晰整潔、能明確告訴你誰是好人誰是壞人的國家起源故事,”文森特·布朗說,“美國革命並不是這樣的故事。”《美國革命》所講述的,是現代世界最重要思想的誕生歷程——這些思想在一場血腥而英勇的反暴政叛亂中備受爭議。這場叛亂既是內戰,也是全球戰爭,其關於自由與奴隸制、征服與獨立的理念,將英國士兵與美國民兵、德拉瓦外交官與塞內卡戰士、德國僱傭兵與法國水手、阿坎男性與伊博女性、邊遠地區的拓荒者與城市女性、自由人與非自由人、富人與窮人的命運交織在一起。這是一幅畫卷,部分類似勃魯蓋爾的作品,部分類似戈雅的作品,一場政治旋轉木馬,一個擁擠、動盪、令人恐懼的故事。它講述的一系列事件,融合了勇敢與背叛、兇猛與折磨、野心與恐懼,然而正如卡門斯基所指出的,這一系列事件被一個單一的核心思想維繫著——可能性,一種行走在刀刃邊緣的感覺:“每一方的每個人,包括那些甚至不被允許擁有自身所有權的人,都感受到了值得為之奮鬥的可能性。”縱觀歷史,人類一直被暴君和軍隊統治,毫無自主權可言。美國人為自主統治的自由而戰,而且更為奇蹟的是,他們贏了。即便在康沃利斯在約克鎮投降後,喬治三世國王仍對議會表示,他仍決心“讓我在美國那些誤入歧途的臣民恢復往日的幸福繁榮狀態——這種狀態源於他們對法律的恰當服從”。但議會投票決定放棄美國。正如面帶狡黠微笑的英國著名軍事歷史學家斯蒂芬·康威在這部PBS紀錄片激動人心的最後一集中所說:“美國革命改變了世界。”這部紀錄片的成就在於,它既尊重了建國時期革命理想的尊嚴與意義,以及所有為之奮鬥者的犧牲,同時也毫不避諱地展現了這場戰爭的殘酷與代價——尤其是對女性、非裔美國人和原住民部落而言,他們被剝奪了革命所承諾的平等、自由和主權。那場失敗的革命,是川普政府不願讓美國人知曉和哀悼的;那場成功的革命,是美國一些機構決心忽視的。或許這是一種慰藉,或許是一種虛假的安慰,但《美國革命》也提醒我們,這種分歧在18世紀也同樣存在。當時在許多觀察者看來,美國人種類繁多,很難相信他們能組成一個統一的民族。歷史上似乎沒有任何一支軍隊比大陸軍更衣衫襤褸、成分混雜、來源多元、語言各異——有富人和窮人,有受過教育的人和文盲,有少年和老人,有熟練工和非熟練工,他們出生於世界各地,說著幾十種語言,信仰不同的神或不信神。很難相信他們能團結一致,只為一個理念而戰。正如一位黑森軍官在戰爭結束時在日記中寫道:“一百年前,誰會想到,從這群烏合之眾中會崛起一個敢於反抗國王的民族?”今年的一個悲劇——誠然,與美國其他正在發生的糟糕事情相比,這只是一個小悲劇——是250周年紀念將錯失一個契機:在這個迫切需要辯論這些理念並直面其影響的時刻,去深入探討美國革命的意義以及這個國家建立所基於的原則。無論好壞,“無君主”運動及其反對者,正是這場辯論現在發生的地方。將革命重演作為政治戲劇,並非什麼新鮮事。自獨立戰爭結束以來,美國人就經常穿著三角帽和馬褲,堅稱自己而非政治對手才是革命的繼承者。左翼是如此——從女權主義者到民權活動家;右翼也是如此——一直到歐巴馬第一任期內興起的茶黨,他們既抗議銀行救助計畫,也反對《平價醫療法案》。當一個國家的建國檔案對不言自明的真理和不可剝奪的權利做出普世性宣稱時,就會出現這樣的情況:任何人都可以利用這些宣稱,而圍繞它們的爭論正是美國政治的運作方式。但《獨立宣言》也是一份分離主義檔案,它將革命確立為一項權利。誕生於革命的國家,往往也會在革命中消亡。在這一點上,美國能存續如此之久,實屬罕見。那個建國時刻和這段漫長歷史——歷史學家們喜歡稱之為“未完成的革命”——至少每隔五十年左右就需要被審視和爭論。人民是否依然是自己的統治者?法律是否依然是國王?上個月,多達七百萬美國人聚集在一起,參加了另一場“無君主”抗議活動——國會共和黨人稱之為“仇恨美國集會”。總統在“真相社交”平台上發佈了一段人工智慧生成的視訊:視訊中的他戴著金皇冠,穿著空軍跳傘服,坐在一架側面印有“川普國王”字樣的戰鬥機上,飛越一個普通的市中心,向“無君主”抗議者傾瀉糞便。我回到了佛蒙特州右下角的那座小鎮。一位戴著綠色帽子的男子舉著一塊硬紙板標語,上面寫著“楓糖漿製造者支援理性”。大學二年級學生薑戈·格雷絲穿著藍色牛津襯衫,站在木質涼亭裡發言,呼籲尋找共同點和理性。我沒有製作標語,我是來報導的。但如果我製作了,我不會引用《常識》,而是引用潘恩1776年不太知名的小冊子《美國危機》。戰爭開始後,身為大陸軍志願者的潘恩譴責了那些繼續效忠於喬治國王的保皇黨人。“讓他們叫我反叛者吧,我毫不在意,”潘恩寫道,“但如果我違背自己的靈魂,宣誓效忠於一個酗酒、愚蠢、固執、無用、野蠻的人,我將遭受魔鬼般的痛苦。”如果空間允許,我會把這句話印在帽子上——不過我已經有一頂更好的帽子了。這頂帽子是二十年前我在聖保羅的明尼蘇達州歷史中心買的,那時候這個國家還沒有陷入一片混亂。帽子是黑色的,有點破舊,帽簷已經磨損,上面寫著“歷史至關重要”。 (邸報)
阿曼啟動974億美元能源轉型計畫,綠色氫能引領中東清潔革命
在全球能源轉型浪潮中,阿曼正以雄心勃勃的姿態開啟綠色發展新篇章。根據全球領先能源行業協會能源工業理事會最新報告,這個海灣國家已規劃到2032年實施總額達974.8億美元的能源系統投資計畫,其中綠色氫能項目佔據最大比重,標誌著阿曼正全力向清潔能源樞紐轉型。01 全面佈局:76個項目勾勒能源轉型藍圖EIC發佈的阿曼國家報告顯示,該國目前有76個能源項目正在積極推進中,涵蓋碳氫化合物、電力、可再生能源及能源轉型技術等多個領域。這些項目構成了阿曼能源轉型的完整拼圖,展示了該國從傳統能源向清潔能源系統過渡的清晰路徑。報告詳細闡述了阿曼如何分階段推進氫能項目、升級電網並同步建設出口基礎設施。這一系統性規劃體現了阿曼政府在能源轉型方面的戰略思維和執行力,為投資者提供了明確的方向指引。02 氫能引領:490億美元打造全球清潔樞紐在阿曼的能源轉型計畫中,氫能領域包含16個開發項目,成為最引人注目的亮點。目前,杜庫姆和佐法爾地區已通過兩輪招標授予八個大型氫能項目,第三輪招標正在進行中。這些中標方案將多吉瓦級太陽能和風能輸入與綠色氫氣生產相結合,所產氫氣主要轉化為氨出口。預計這些項目將獲得約490億美元投資支援,配套約29吉瓦可再生能源產能,使阿曼成為全球清潔能源轉型的重要樞紐。03 多元投資:各領域均衡發展除氫能外,阿曼在其他能源領域也規劃了大規模投資。根據報告資料,下游領域投資達190.5億美元,中游領域137.9億美元,可再生能源領域98.6億美元,上游領域49億美元。其他重點投資領域包括電力領域10.8億美元、儲能領域7.8億美元、可持續航空燃料領域7.3億美元以及碳捕獲與封存領域1.5億美元。這種多元化的投資佈局確保了阿曼能源轉型的均衡性和可持續性。04 關鍵項目:支撐轉型處理程序作為中游投資組合的重要組成部分,液化天然氣項目在氫能項目規模化推進期間對維持收入流至關重要。其中馬薩液化天然氣項目正處於工程採購施工階段,計畫於2028年投產。下游項目包括DRPIC石化綜合體,目前處於前期設計階段,計畫2029年完工。報告指出,全球趨勢正在影響阿曼下游項目開發處理程序,能源需求變化、環保法規收緊及項目成本上升是主要影響因素。05 可再生能源:大規模開發計畫阿曼計畫在2027至2032年間新增約5.5吉瓦可再生能源裝機,包括3.28吉瓦太陽能太陽能和0.6吉瓦聚光太陽能。預計到2030年將有2.57吉瓦陸上風電投產。這一雄心勃勃的計畫體現了阿曼充分利用其豐富太陽能和風能資源的決心,為綠色氫能生產提供可靠的清潔電力保障。06 挑戰與機遇:轉型路上的關鍵考量儘管規劃雄心勃勃,報告仍指出了幾個關鍵壓力點。最終投資決策取決於綠色氫氣和氨氣的銀行可融資購銷協議,這是項目可持續發展的關鍵。電網整合需要大規模儲能設施,但目前僅確認了少量電池單元。此外,氫能開發還需考慮用水量和鹽水處置問題,這些因素直接影響項目成本和許可審批。區域承包商和材料競爭也可能影響項目進度。07 戰略優勢:系統化推進模式EIC能源分析師沙希拉·沙哈魯扎曼指出,阿曼的模式具有顯著優勢。通過競標分配給氫能開發商的土地,與明確的可再生能源輸入相結合,為生產提供動力。隨著項目規模擴大,出口量將逐步提升,而液化天然氣和石化產品則保障短期收入。中東、非洲及獨聯體地區執行董事瑞安·麥克弗森表示,阿曼在各個環節的有機銜接方面表現突出,將政策、土地、電力和出口管道整合為一體,構築了完整的系統框架。08 行業盛會:第四屆阿曼綠色氫能展為推進氫能產業發展,阿曼將於2025年12月1日至3日舉行第四屆阿曼綠色氫能展。作為清潔能源領域最重要的地區性活動之一,該活動將在能源和礦產部的贊助下,與阿曼氫能公司建立戰略合作夥伴關係。今年活動的主題是"氫能管理:縮小差距,加快行動",強調了阿曼從規劃到實施的轉變。該主題明確了下一階段的關鍵優先事項,包括通過切實可行的解決方案克服監管障礙、釋放融資、應對承購挑戰以及加強基礎設施準備。09 中國參與:深化阿曼能源合作中國企業與阿曼在氫能領域的合作日益緊密。雙良氫能與印度ACME集團合作開展阿曼綠氫綠氨項目,計畫今年完成交付多台套綠電制氫系統。陽光氫能同樣與ACME簽署供貨協議,為阿曼的320兆瓦綠色氨項目提供水電解制氫裝置。隆基股份與中國電建合作,為阿曼OQ替代能源公司旗下北阿曼太陽能項目供應高效元件。晶科能源為阿曼487.5MW太陽能制氫項目提供元件,展示了其N型TOPCon技術的優勢。未勢能源與阿曼公司簽署氫燃料電池卡車協議,雙方將共同探索在中東國家建立氫燃料電池商用車研發、生產、銷售及相關服務基地。中國清潔能源科技集團有限公司與阿曼可持續能源研究中心合作,共同研究氫液化技術。10 轉型動力:擺脫單一依賴與歐洲、亞洲國家發展氫能企圖擺脫資源約束不同,阿曼需要擺脫對油氣資源單一產業的依賴。資料顯示,到2021年,石油天然氣收入佔阿曼出口收入的65%,佔財政收入的78.2%、國內總產值的23.5%。按照目前的開發進度,阿曼的石油天然氣在未來20年內可能面臨枯竭風險。為加速氫能產業發展並吸引外國直接投資,阿曼政府已在西南海岸線的杜庫姆、佐法爾和賈茲爾確定了可再生氫生產地點。超過19,000平方英里的土地已被指定用於氫能開發,這些地區預計每年有潛力生產25公噸氫氣。根據規劃,到2030年,阿曼可能成為中東最大、全球第六大氫出口國。同時,氨出口能力也將增加20至30倍。這一宏偉目標展現了阿曼在全球能源轉型中扮演重要角色的決心。隨著974.8億美元投資計畫的逐步實施,阿曼有望在2032年建成完整的綠色能源體系,不僅實現本國能源結構的最佳化升級,更為全球清潔能源供應作出重要貢獻。這個海灣國家正以堅定的步伐,向著全球綠色氫能樞紐的目標穩步邁進。 (出海壹路通)
我們很可能正走向一個“無工作社會”
本文根據英國國家學術院院士、劍橋大學人類學教授、國王學院終身院士艾倫·麥克法蘭(Alan Macfarlane)在騰訊研究院AI&Society 海外專家面對面系列對話中的分享整理而成,分享主題為“A New World is Born: Some consequences of the AI Revolution”。本文出自微信公眾號:騰訊研究院,作者:艾倫·麥克法蘭(英國國家學術院院士、劍橋大學人類學教授、國王學院終身院士),原文標題:《我們很可能正走向一個「無工作社會」|騰研對話海外名家》,頭圖來自:AI生成一、工業革命之後的AI革命,可能預示著一個全新世界的誕生從艾倫·圖靈到Geoffrey Hinton,劍橋對AI領域的發展一直有著巨大貢獻。如今,人工智慧的快速發展,讓越來越人開始思考一個問題:我們是否正邁入一個真正意義上的「新世界」?沒有人知道這個問題的答案。有人認為,AI被過度炒作了,其商業潛力被高估了。儘管如此,我認為AI在其他方面的影響仍然可能非常重大。我最近訪談赫爾曼·豪瑟(Hermann Hauser)時,他曾說:「我認為分析AI革命最恰當的方式,是將其與之前的工業革命相比。」回顧歷史,我們經歷過兩次劃時代的革命:第一次是一萬多年前文明的誕生,第二次是工業革命。而現在,我們可能正站在第三次重大革命的門檻前——AI革命。無疑,我們正在親歷一場技術革命,當下可能很難看清其影響和後果,但等到2030年回過頭來看我們就會看清發生了什麼。當然,借用德米斯·哈薩比斯(Demis Hassabis)的話來說:「AI對人類的影響很可能將是工業革命的十倍,而且發生的速度也可能快上十倍。」為此,我們確實需要弄清楚當下正在發生什麼,以及未來將會發生什麼。這場革命的本質,延續了技術一直以來的角色:擴展人的能力。過去幾千年,科技主要取代的是人體的物理部分──雙臂、雙腿、脊背,等等,隨著時間的推移,被取代的身體功能越來越多。工業革命將這一處理程序推向極致。蒸汽機、電力,以及後來出現的各種動力源,都極大提升了人體的勞動效率。而今天,AI的出現,標誌著技術擴展人類能力的方向從「身體」(body)轉向了「心智」(head)。正如赫爾曼·豪瑟所說,工業革命帶來了「按需獲取動力」 (power on demand)。那麼,AI革命則讓我們能「按需獲取智能」(intelligence on demand),即按需獲取所需的知識量或思維效率。中國處在這場AI變革的中心,深圳被稱為中國的矽谷、也是無人機之城。我在我的新書《深圳之迷》中試圖解碼深圳的技術創新,提出了技術和知識增長的三角關係(triangle),“發現” (discovery)帶來“重大發明”(macro invention),進而推動規模化生產(mass production),這反過來又導致更多的發現,以此循環。對於AI而言,這個三角關係的運作持續加快,沒辦法被阻止。技術和科學成長現在是指數級的,機器自我複製,發現新事物,製造新機器,一切都在持續加速。然而,如今許多關於AI及其影響的討論都比較狹隘,只關注物質層面。從人類學的角度回顧工業革命:它不只是改變了人們工作的方式,也重塑了人的生活方式、思維模式、家庭結構甚至宗教信仰。簡而言之,它改變了人類社會的一切。同樣,AI革命也不僅僅是一場經濟變革,而可能是一場社會變革,它極有可能改變而且正在改變我們世界中的一切。身處其中,我們往往難以看清全貌。無法像實驗者那樣跳出局勢、冷靜觀察,我們只能在這場變革中摸索前行,一邊體驗,一邊試圖理解。也許幾十年後回望,我們才會真正明白它改變了什麼。但現在,不妨先做個假設:假如我們站在火星,或某顆遙遠星球上俯瞰地球上的世界,也許就能稍微看清這場AI革命的一些影響。它正以一種悄無聲息卻無處不在的方式滲透我們的生活,重塑人與人之間的連接,改寫社會的基本結構,甚至正在改變人類理解自己、認知世界的方式。接下來的內容,我將嘗試描繪這場AI革命可能帶來的一些後果。不是預測未來,也沒有特定的邏輯順序,而是提供一些視角與設想。希望能幫助我們更清楚地意識到:我們正經歷的,不只是一個新技術的出現,而是可能是一個全新世界的誕生。二、工作、教育與創造力:當AI讓人“無事可做”,我們該如何生存?AI社會或將帶來「有閒階層」(leisure class)的崛起AI可能帶來的一項影響是消解大多數專業職業的工作崗位。歷史上,我們見證了機械化如何重塑農業,工業化如何壓縮製造業的人力需求;可以說,藍領、白領工作都被技術極大壓縮甚至取代了。而這一次,AI的浪潮也指向了專業職業。一個專業人士,配合幾個AI,就可能完成一個團隊的工作。一所大學、一家公司,甚至一個政府部門,都可能或多或少出現「一個人+ 一百個AI」就能運作的情況。我們可以設想,未來5-10年可能不再需要那麼多醫生等專業人士,10個人可以頂100個人,一兩個人可以監督大量智能手機器的運轉,等等。大學、企業等組織可能在100年內消失。因此,這次AI革命的一個可能的後果是,大部分專業工作可能被AI摧毀。接下來要思考的問題是,如果未來大多數人都“無需工作”,那我們應該做什麼?想像這樣一個場景:你每周只需工作一天,且有足夠的生活保障,一周將有六天的閒暇。但在其餘的大量時間裡,你沒有任務,沒有目標。你會怎麼安排自己?換句話說,面對工作以外的大量多餘時間,我們該怎麼辦?起初,也許是興奮:自由終於降臨了。但隨後,可能是茫然,甚至痛苦。許多退休者已經提前體驗過這種狀態:一旦日常工作的規律突然消失,很多人會陷入空虛、失落,甚至抑鬱。 AI革命的來臨,意味著我們自己和我們的後代得開始為如何應對幾乎無限的閒暇(infinite leisure)做好準備。換句話說,我們需要為「閒暇世界」 (leisure world)的到來做好打算。樂觀地看,這樣的狀態在歷史上並非沒有先例。所有偉大的文明都出現過“有閒階層”,修道院的僧侶除了禱告無所事事,印度的宗教人士、羅馬的議員、英國的貴族等也不需要勞作。差別在於,之前可能只有1%的人口,在未來的AI社會幾乎所有人都是這樣的「有閒者」。例如,18世紀的英國貴族,每天醒來由園丁打理花園、廚師準備餐食,自己則打獵、騎馬、品酒、旅行、寫詩、畫畫。他們從小接受的教育,不是為了“找份謀生的工作”,而是為了“有教養地生活”。那時,劍橋大學的目的,原本就是教人成為“好的生活者”(good life maker),培養人去過那種“閒暇生活”,如何以創造性的方式度過人生。而未來,或許AI社會將帶來“有閒階層” (leisure class)的崛起,我們每個人都將成為這樣的“有閒者”,有大量的多餘時間去享受一個閒暇的生活,享受創造性的、有意義的生活,而非無聊的、繁瑣的工作事務。AI時代的教育將從“培養勞動力”轉向“教人去生活”面對一個不再需要靠「工作」定義自我價值的時代,我們的教育準備好了嗎?我們要教會下一代的,可能不再是“如何找一份工作”,而是如何在不被繁瑣與壓力巨大工作所困的情況下,過上有創造性、有意義的生活。過去的教育,是一位老師帶全班,所有人按統一進度走;而未來的教育,將鼓勵每個人去發現自己的熱情、發展自己的創造力。我們正在進入一個「自主學習」 (independent learning)的時代。 AI和互聯網已極大地降低了學習門檻和成本,任何人都可以自主學習自己感興趣的一切。教育的核心任務,也將從讓人成為合格的勞動力,轉變為培養人激發並享受自己的潛能以享受一個好的生活。當然,隨著AI的發展,未來的教育需要在體(body)、腦(mind)、心(heart)、精神(spirit)或想像(imagination)這四個基本方面做好平衡。AI的創造力將挑戰人類的獨特價值但問題是,當我們把希望寄託在「創造力」上時,AI也沒有止步於此。現在,AI在繪畫、作曲、設計、寫小說這些被認為依賴人類創造力的領域裡,展現出驚人的能力。可以預見,大部分的創造性活動在極大程度上都可以被AI取代。AI的創作可以達到貝多芬、達文西、莎士比亞等創作大師的水平,而無法被人類區分出來。因此,即使是畫家、作家、作曲家、音樂家,也不得不開始思考一個問題:當AI能以更好地完成你的大部分創作,「藝術家」這一身份,還意味著什麼?可能很多藝術家已不再自己創作,而是藉助AI創作或和AI一起創作。三、分配製度與知識產權:當「稀缺」不再稀缺,我們怎麼分配?AI帶來的「無工作社會」將衝擊分配製度等傳統社會契約過去,人類社會的經濟運作建立在一個基本共識之上:你所獲得的回報取決於你所做的事情。從農業時代一直到今天,人們都是「因工作而獲得報酬」。然而,隨著人工智慧深入社會運作的底層邏輯,這個分配觀念正面臨前所未有的挑戰。如前文所述,我們很可能正走向一個「無工作社會」。並不是說所有崗位都會消失,而是傳統意義上的「靠腦力或體力換取收入」的模式將遭受挑戰。從積極面看,機器可能可以供給我們想要的所有東西,包括農產品和工業產品,全世界都可能變得更加富裕。但問題接踵而至:在機器可能創造出如此巨額財富的情況下,我們又該如何分配這些財富?一種設想是每個人都能獲得足以合理保障生活的「基本最低收入」(例如UBI),包括住房、食物等等。每個人都會獲得一些類似兌換券(coupon)的東西。在此基礎上,如果有人想獲得更多,可以透過額外的創造性勞動或其他活動來獲得更多回報。但我們還是需要重新思考整個經濟體系,亞當·斯密(Adam Smith)所闡述的市場經濟模式在這種情形下基本上失效。AI帶來的“豐裕社會”/“後稀缺時代”,也有可能延續不平等結構樂觀的預測是,AI將帶來前所未有的資源富足,人類將迎來豐裕社會或說後稀缺時代。然而,另一個面向是,AI帶來的經濟利益也可能集中在社會特定群體手中。過去五到十年間,我們的經驗其實相當負面(例如發生在位元幣、區塊鍊等領域的事情),超級富有者和普通民眾之間的貧富差距急劇擴大,並且還在持續擴大。在工業革命時代也發生過這類情況。這就是馬克思撰寫《資本論》的原因:他看到了掌握生產資料的人會變得極度富有,而其餘的大眾則走向貧困。 AI鴻溝(AI divide)將橫亙在控制AI系統的少數人和其他所有人之間,難以踰越。所以也有一個可能的情境是:控制AI和智慧生產資料的少數人可能享受超乎想像的生活條件,而其餘的人則被邊緣化。AI時代,「創意共有」可能重構知識產權制度同時,我們也要考慮知識產權制度的變化。自從「版權(copyright)」的概念在英國被發明以來,我們形成了一個根深蒂固的觀念:某人提出了一個好創意,就可以對其享有專屬權利、禁止他人侵害。但是,在AI時代,這又意味著什麼?正如當今全球供應鏈所呈現的,在經濟領域一件產品究竟屬於誰已很難界定,因為它由全球各地的零部件和技術取其最優組合、共同組裝而成。在AI時代,可能大多數創作都會引用、融合無數他人的知識產權,而個人貢獻可能只是極小部分且難以認定。因此,可能很難再說“這是我的作品”“這是我完成的”,一切創意將逐漸變成某種意義上的“共同財產”(common property)。因此,在AI的世界裡,要識別、界定並保護個人知識產權將變得非常困難。四、社會關係結構:人與人、人與AI關係將如何演化?AI加速讓社會活動再度「分散化」在工業革命之前,人類生活在「分散」的世界。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織布。人們在家中使用手織機織布,做出一小塊一小塊的布料,然後會有人上門收集、打包,再拿到市集上出售。當時大多數的生產都是以分散在各個村莊、家戶之中的方式進行的。在工業革命中,人們意識到,如果把人群集中在一起,就能夠實現巨大的規模經濟。於是,我們就有了把所有工人聚集在一起的工廠,把生病的人聚集在一起的醫院,把受教育的人聚集在一起的大型學校,把囚犯聚集在一起的大型監獄,等等。所有的事情都變得更有效率。這一切都發生在19世紀。然而,當未來的歷史學家回望我們的時代時,或許會說,這種覆蓋人類各種活動領域的「集中式組織」 (Institutional Organization)時代終結於2020年新冠疫情。我們意識到,一切都可以「再分散化」,例如遠端辦公、線上教學。實際上,疫情只是將一個早在2000年前後互聯網發展時就已開始的趨勢顯性化了。我們很可能正邁向一個各方面都分散化的世界。可以預見,醫療健康會被AI徹底變革,例如,智能手環等IoT裝置可以日常監測個人的健康狀況;一位本地受訓人員可以在電腦的幫助下處理大部分疾病,再設立一兩個醫院用於處理非常嚴重的病例即可,而大多數醫院將變得不必要;人類壽命也會因AI得到延長。每個孩子都會有一個平板或一台電腦,並進行個人化的學習,學校會消失。與犯罪相關的社會行為、關係可能被改變,不需要把罪犯關起來,而是給他們戴上像手錶一樣的小型裝置,監控他們的行為,監獄也會消失。基本上,各類活動都會出現去中心化(devolution)與私人化(privatization)。我們正進入與「AI新物種」共處的世界,需處理好人與AI的關係我們也正進入一個與其他物種共處(co-habit)的世界,而這就是AI革命成為一場如此重大的革命的原因之一。幾千年來,人類一直是這個星球上唯一的主宰性物種,而現在我們必須面對另一個新物種,也就是人工智慧。我們必須考慮我們和它的關係,涉及我們的法律、倫理和道德製度,以及我們的智力或情感關係。這一新物種在許多方面與我們有重疊和相似性,儘管不是生物意義上的,但它可能會具有某種情感結構和倫理考量等等。當然,我們與其他人的所有社會關係都會受到深刻影響,甚至觸及最私密的情感領域,例如愛情與婚姻。值得關注的一個社會影響是,AI可以應對孤獨問題,「半人」(semi-human)性質的AI裝置可以提供情感價值,例如AI寵物可以取代真實的寵物,機器人可以陪伴老年人,等等。如今,許多年輕人對婚姻心存疑慮,難以找到理想伴侶。而在AI時代,或許人們可以「設定」想要的伴侶類型,而他們就會被「生產」出來。這種變化,將迫使我們以前所未有的方式重新追問「人是什麼」「我們是誰」。而我們必須思考,我們是否準備好,與另一個物種共處。五、全球格局:AI革命將為世界帶來什麼樣的變化?AI天生帶有開放與協作的基因,可望協助全球普惠發展工業革命的一個結果是民族主義的增強。有理論認為,現代民族國家本身就是工業革命的副產品,這一觀點大致是正確的。而且,工業革命確實加劇了歐洲國家之間的緊張關係——例如德國、法國和英國為爭奪工業霸權而相互競爭。一方面,人工智慧可能會減輕民族主義的隔閡和分裂,使人類變得越來越緊密地相互聯絡。我們如今已經明白,國家之間發生嚴重爭端毫無意義,而重大的軍事對抗將像經濟衝突一樣,對世界造成巨大傷害。當然,未來的戰爭可能被AI徹底改變,從人之間的戰鬥變成機器之間的戰鬥。另一方面,AI也可能促進普惠化處理程序。如今,世界上任何地方的人都可以免費下載像DeepSeek這樣的AI工具。在非洲、印度和南美洲的一些學校裡,孩子們也正在參與這場人工智慧革命,並且親自進行一些非常重要的工作。AI革命可能為全球秩序重構提供新契機當前,中國正深入參與這次AI變革,而中美之間的科技競爭也更加激烈。然而,西方對中國科技的焦慮,很大程度源自於對中華文明的無知與誤解。如果我們回顧過去五百年,西方對世界一直持有一種帝國主義式的、擴張性的、軍事化的態度,不斷地佔領世界的各個部分。中國本來也有這種能力,但並沒有這麼做。因為這不符合中國的哲學傳統──無論是儒家、道家或佛家的思想體系,都不主張帝國主義式的擴張,也不鼓勵以武力征服他國。從更深層次的意義上說,這並不是中國的行事之道。但現實是,西方對待世界的方式導致了無休止的戰爭、競爭、對抗和零和博弈等種種問題。聯合國已難以運作,西方國家的各類制度也正在崩塌之中。相較之下,中國為世界提供了一種更優越的國際治理模式。無論是在國際關係或日常生活層面,這種模式如今都比西方模式更契合全球化時代的需要。如果我們能將中西方兩種經驗結合起來,就有可能創造出一個更文明、和平、共榮的世界。六、結語:發展負責任的人工智慧,走向AI帶來的美好新世界在應對氣候變化、實現再生能源等問題上,人工智慧的發展將使這些目標更容易實現。我們人類是富有智慧和創造力的物種,如果能夠認真思考當下正在發生的事情以及未來可能發生的變化,我們就有機會創造出一個遠勝於當下的世界——更少的戰爭、更少的貧困、更少無意義的活動,等等。但我們必須認真思考該如何實現這一目標。如果只是漫無目的地前行,讓最糟糕的影響自行降臨,那麼我們的生活將會變得貧乏。因此,人工智慧的未來最終取決於我們自身,尤其取決於推動這股AI浪潮的科技公司和相關參與者。我們需要以更宏闊的視野去思考,不僅侷限於經濟利益或短期利益,而要全面考慮這場AI革命帶來的道德、社會、政治、生態等各方面的影響,從而以負責任的方式推動人工智慧的發展。 (虎嗅APP)
這年頭英國教授也要幫大陸企業發葉配文章了,真可悲。雖然回頭看台灣AI基礎建設更可悲就是了
18.4 兆碾壓 Visa!2025穩定幣大戰:新金融革命來了?
如果說 2020-2022 年是穩定幣的 “試水期”,2023-2024 年是行業的 “摸索期”,那麼 2025 年的穩定幣賽道,已然駛入 “全速衝刺” 的快車道。這場由技術革新引發的金融變革,正以前所未有的力度重構全球支付格局。穩定幣的增長速度遠超市場預期:年度轉帳額從 2018 年僅 33 億美元的 “小眾體量”,一路飆升至 2024 年的 18.4 兆美元。這一數字不僅標誌著它從加密圈的實驗項目,蛻變為全球支付體系的核心支柱,更成功超越了傳統支付巨頭 ——Visa 15.7 兆美元、Mastercard 9.8 兆美元的年度處理規模,成為真正的 “後起之秀”。近一個月來,一系列標誌性事件將這場變革推向台前:花旗與 Coinbase 正式牽手,為機構客戶打造數位資產支付方案;歐洲九大銀行聯合組建歐元穩定幣聯盟,劍指 2026 年發行;西聯匯款宣佈 2026 年在 Solana 公鏈推出穩定幣 USDPT;Visa 加碼多鏈穩定幣結算支援;Mastercard 更是擬斥資 15-20 億美元收購 Zero Hash,加速佈局加密基礎設施。這些動作背後,是傳統金融巨頭爭奪未來金融主導權的集體發力,一場圍繞鏈上可程式設計體系的轉型革命已然開啟。01. 銀行雙軌戰 代幣化存款守底盤,穩定幣攻增量當傳統銀行進軍數位資產領域,兩條路線清晰浮現:代幣化存款與穩定幣,前者是 “內部護城河”,後者是 “外部拓展橋”。代幣化存款:銀行的 “舒適區選擇”花旗 CEO 詹恩・弗雷澤曾明確表示,相較於公開市場的穩定幣,銀行更青睞代幣化存款。這種偏好源於其天然的合規優勢:代幣化存款本質是將客戶銀行存款轉化為數字代幣,相當於給傳統銀行帳戶配上 “數字通行證”。它完全處於央行等監管框架內,可無縫對接銀行現有清算系統,實現 7×24 小時不間斷結算,是摩擦最小、監管最安心的轉型路徑。摩根大通推出的 JPMD 類穩定幣,正是這一思路的典型實踐。這款面向機構客戶的代幣化存款產品,既保留了穩定幣可程式設計、點對點交易的特性,又能將資金計入客戶存款帳戶,完美平衡創新與合規。穩定幣:連結加密世界的 “必經之路”僅靠內部軌道難以觸及廣闊的加密生態,穩定幣成為銀行連接公鏈世界的 “通用貨幣”。花旗的戰略佈局堪稱典範:在強調代幣化存款優勢的同時,迅速與 Coinbase 達成合作,通過對方的數位資產基礎設施,打通機構客戶的跨場景支付通道。歐洲銀行則走出了 “聯盟作戰” 的路線。UniCredit、ING 等九大銀行聯合成立公司,依據歐盟 MiCA 法案申請電子貨幣機構牌照,計畫 2026 年下半年推出歐元穩定幣。這款產品堅持 1:1 儲備、公鏈可用的設計,核心目標是打造歐洲本土數字支付軌道,避險美元穩定幣的市場主導權,堪稱 “合規優先、對標公鏈” 的基建爭奪戰。02. 西聯的差異化破局 穩定幣打通 “現金最後一公里”與銀行巨頭聚焦清算效率不同,跨境匯款龍頭西聯匯款,正用穩定幣重構其核心業務的 “效率底座”。西聯的核心優勢從未過時 —— 遍佈全球的實體網點網路,尤其在開發中國家,它掌控著數字資金轉實物現金的 “最後一公里”,是無銀行帳戶使用者的資金生命線。其穩定幣戰略直指跨境零售匯款的核心痛點,打造 “數字高速 + 現金網路” 的閉環生態。在技術選型上,西聯選擇與 Anchorage Digital Bank 合作發行 USDPT,並落地 Solana 公鏈。這一選擇精準匹配其業務需求:Solana 的高吞吐量和極低手續費,完美適配高頻、低額的零售匯款場景。同步推出的 Digital Asset Network,更是建構了 “外部錢包→穩定幣匯款→本地現金取現 / 入帳” 的全流程通道,讓跨境轉帳實現 “分鐘級到帳”。對開發中國家使用者而言,他們不關心資金是否在區塊鏈上流轉,只在意 “能否當場到帳、就近取現、手續費低廉” 這三大核心需求。西聯的聰明之處,正是將區塊鏈技術的複雜性隱藏幕後,用穩定幣的效率優勢賦能現金密集型場景,鞏固其在全球零售匯款市場的地位。03. 卡巨頭對決Visa 和 Mastercard 兩大支付巨頭,正從全球支付網路視角佈局穩定幣,但路徑截然不同,卻同樣直指核心。Visa:變身 “多鏈清算路由器”Visa 的戰略越來越清晰 —— 做傳統金融與鏈上資金的 “中轉站”。本財年,Visa 新增四條公鏈及四種穩定幣的結算支援,鏈上資金可兌換超過 25 種法幣,其核心產品 Visa Direct 網路已向穩定幣預融資試點開放,實現非銀行營業時間的即時跨境轉帳。財報資料顯示,與穩定幣掛鉤的卡交易同比激增,印證了其 “打通軌道” 的核心能力。Visa 不發行穩定幣,而是利用自身覆蓋 110 億終端的龐大網路,讓銀行、商戶和數字錢包使用者實現跨鏈無縫結算,成為穩定幣生態的 “超級連接器”。Mastercard:閃電併購補齊短板相較於 Visa 的 “自然生長”,Mastercard 選擇用資本換時間。擬斥資 15-20 億美元收購 Zero Hash,快速獲取穩定幣結算、合規託管、風險控制等核心技術;此前還與 Coinbase 競購 BVNK,傳聞報價達 20-25 億美元。這種 “併購優先” 的策略,能幫助 Mastercard 跳過冗長的內部研發周期,快速內化鏈上支付所需的全鏈條能力,再通過其全球發卡行、收單行及商戶網路快速落地。加上此前收購網路防禦公司 Recorded Future 強化風控,Mastercard 正以 “技術 + 資本” 雙輪驅動,搶佔穩定幣基礎設施賽道。04. 狂奔之下,三大風險仍需警惕儘管穩定幣賽道熱度空前,但非技術性的 “攔路虎” 依然存在,考驗著所有參與者的耐力與智慧。貨幣主權的 “紅線挑戰”穩定幣的全球擴張,直接觸及各國貨幣主權核心。目前全球 99% 以上的穩定幣錨定美元,USDT 與 USDC 合計佔據 86.5% 的市場份額,這種 “數字美元化” 現象,正在削弱部分國家央行的經濟調控能力。歐盟 MiCA 法案特別限制非歐元穩定幣的使用比例,正是為了防範 “貨幣替代” 風險;歐洲銀行聯合推出歐元穩定幣,本質也是避險美元穩定幣的外溢影響,守住本土貨幣主權防線。鏈上 “信任” 的壓力測試將 “銀行級穩健” 搬到區塊鏈上,需要直面多重考驗:大規模贖回時的擠兌風險、儲備資產波動引發的價值危機、網路擁堵及駭客攻擊帶來的安全隱患。這要求發行方必須具備充足的流動性儲備和過硬的技術風控能力,才能通過市場的信任測試。合規落地的 “全球難題”對西聯這類涉及現金兌換的企業而言,合規是比技術更複雜的挑戰。在不同國家,需同時滿足反洗錢(AML)要求、外匯管理規定,還要申請多法域營運牌照。香港《穩定幣條例》要求發行人具備 2500 萬港元最低股本、100% 儲備資產支援;美國《天才法案》則規定穩定幣需持有等額短期美債等資產,接受聯邦或州監管機構監督。這些合規要求的複雜性,遠超技術整合難度,也是巨頭們選擇 “抱團合作” 或 “重金併購” 的核心原因 —— 單靠一己之力,難以跨越全球差異化的監管壁壘。05. 金融基礎設施的靜默革命2025 年的穩定幣浪潮,本質不是加密陣營的勝利,而是一場金融基礎設施的迭代革命。當 “傳統帳戶 + 穩定幣” 成為平行結構,使用者將不再感知 “鏈上 / 鏈下” 的邊界,只享受更快的到帳速度、更低的交易成本和更穩定的支付體驗。這場變革中,勝負的關鍵回歸到金融行業的核心競爭力:網路規模、費率優勢、商戶覆蓋、風控能力與合規執行力。這也是傳統金融巨頭不再旁觀,集體下場角逐的根本原因 —— 穩定幣不是可選項,而是未來金融的 “必答題”。未來,隨著全球監管框架的逐步完善,穩定幣將在合規前提下進一步滲透跨境支付、零售消費、企業結算等場景。這場革命的最終受益者,終將是每一個享受更高效金融服務的普通使用者。 (RWA現實世界資產研究院)
離譜!中國竟鬧“垃圾荒”
離譜!中國竟鬧“垃圾荒”,焚燒廠搶著挖舊填埋場,一場技術逆襲引發的環保革命。“垃圾不夠燒了!” 這個聽起來匪夷所思的新聞,如今正在中國成為現實。曾經讓城市頭疼的“垃圾圍城”難題,如今竟以“垃圾短缺”的新面貌出現,背後是中國垃圾焚燒技術的顛覆性突破與產業的爆發式增長,一場從垃圾處理到資源循環的環保革命已然成型。這場變革的起點,是一個困擾全球行業多年的技術瓶頸。垃圾焚燒產生的飛灰中,含有重金屬、二噁英等強有害物質,處理不當會造成二次污染,曾是制約焚燒技術推廣的“卡脖子”難題。如今,中國企業歷經十餘年攻關,用電漿體熔融等頂尖技術給出了完美答案,二噁英摧毀率超過99.9999%,重金屬實現回收,飛灰能轉化為建築材料、融雪劑等有用產品,真正做到“點灰成金” 。技術 難題被打破後,垃圾焚燒廠迎來建設熱潮,全國建成超1100座焚燒廠,數量佔全球超一半,處理能力更是碾壓歐美日總和 。垃圾從“城市累贅”搖身一變,成了炙手可熱的“優質燃料”。到2024年10月,中國垃圾焚燒日處理能力已達約111萬噸,而當前全國每日垃圾生產量僅70多萬噸,近40%的產能面臨“無米下鍋”的窘境。為了喂飽飢餓的焚燒爐,廣州、深圳等城市甚至開啟“挖舊帳”模式,將多年前填埋的歷史垃圾重新挖出焚燒發電。這背後是垃圾的高能量價值,1噸垃圾可發電300多千瓦時,足夠一個家庭使用一個月,讓“變廢為電”成為現實。甚至一些垃圾焚燒廠要跨城收垃圾。最關鍵是有豐厚的收益回報,讓垃圾焚燒廠成為名副其實的“賺錢生意”,以市場經濟驅動產業發展。企業不僅能獲得穩定的垃圾處理費,發電收益更是可觀,再疊加垃圾焚燒廠土地免費、稅收減免等政策支援,行業盈利空間持續擴大。這種良性循環推動著產業規模不斷擴張,也讓中國成為全球首個真正破解“垃圾圍城”的國家。目前其他國家還在為垃圾填埋場選址發愁時,中國已經實現了垃圾的減量化、無害化與資源化,並出現開始處理歷史垃圾了。技術突圍的背後,是中國企業在中國市場強烈內卷競爭中淬煉出的硬實力。如今,垃圾焚燒核心裝置已實現100%國產化,從電漿體發生器到熔融爐,都達到全球頂級水平。中國曾經從歐美進口裝置,如今歐美居然開始轉向中國採購裝置,中國垃圾焚燒技術憑藉高性價比和高環保標準,在全球市場佔據絕對競爭力,徹底打破了西方在環保領域的技術壟斷。更深遠的影響,中國垃圾處理一條完整產業鏈的形成與崛起。以上游為例,垃圾焚燒帶動了垃圾清運、化學藥劑、環保裝置製造等產業的繁榮;下游端,焚燒產生的爐渣被製成建築材料廣泛應用,餘熱還能用於供暖,電源也屬於綠電。同時,遍佈全國的焚燒廠帶動了大量當地就業,而中國企業出海時,輸出的不只是一台焚燒爐,更是涵蓋技術、標準、營運的全鏈條解決方案。這場變革不僅讓塑料袋變得不是那麼可怕,更把西方把持多年的垃圾環保話語權,徹底“燒”了回來。從“垃圾圍城”到“垃圾短缺”,中國用技術創新改寫了垃圾的命運,也重塑了全球環保產業的格局。這場看似“好玩”的反轉背後,是中國從環保大國向環保強國跨越,類似新能源中國取得了壓倒性地位,垃圾發電中國也一樣取得壓倒性地位了。 (前HR隨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