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為什麼演算法治理卓見成效，外賣騎手卻依然沒有安全感？因為他們不僅“困在系統裡”，還“困在身份裡”。2025年，外賣平台再次發生白熱化的競爭，連帶著將外賣騎手繳納社保的問題帶入輿論場的中心。當下，全國有8400萬這樣的新就業形態勞動者，他們為城市奉獻，卻不被城市承認。作為“非典型勞動者”，他們難以被法律認定為受僱勞動者，缺乏僱傭關係所賦予的各類權益與保障；作為“城市非市民”，他們參與城市建設，卻在住房、教育、醫療等方面被邊緣化。這是由於現行的社保制度依然建立在僱傭關係之上，使得像騎手這樣高度嵌入城市運轉、卻游離於制度保障之外的群體難以享受公共福利，處於“懸浮”的狀態。文章強調，要打破這一困境，勞動權益保障須實現從“僱傭本位”向“勞動本位”的轉型，即將保障依據從僱傭關係轉向勞動事實本身，以是否實際參與社會生產與服務作為制度納入的基本標準。這不僅關乎騎手的未來，更關乎中國城市化下半場的真正出路。本文原載《文化縱橫》2026年第2期，僅代表作者觀點，供讀者參考。如何讓“騎手”不再懸浮？▍從演算法治理到城市融入黨的二十大報告明確提出，要“加強靈活就業和新就業形態勞動者權益保障”，並“加強新經濟組織、新社會組織、新就業群體黨的建設”。這標誌著國家首次將新就業形態勞動者的權益保障與組織建設納入頂層治理框架中。此後，中央和地方政府圍繞新就業形態勞動治理主要開展了兩方面探索：一是演算法治理與勞動權益保護，二是社會治理與城市融入。在演算法治理與勞動權益保護上，國家密集出台政策，推動平台企業規範演算法管理、保障新就業形態勞動者權益。2021年7月，人社部等八部門共同印發《關於維護新就業形態勞動者勞動保障權益的指導意見》（以下簡稱《意見》），針對平台用工規範化，提出要規範派單機制、加強演算法管理和資訊披露，並要求建立申訴處理與權益保護通道，以防範演算法濫用與資訊不對稱對勞動者權益的侵蝕。2022年3月，《網際網路資訊服務演算法推薦管理規定》正式實施，成為中國首個系統性演算法監管制度。總體上，這一時期的政策邏輯，是通過演算法治理帶動勞動權益保護——以程序透明、過程監管和行為規範，修復勞動過程中的“規則正義”。與演算法治理聚焦勞動過程不同，社會治理與城市融入旨在回應新就業形態勞動者在城市中的身份與歸屬問題。2021年以來，全國各地依託工會、人社部門及平台企業，建設“騎手之家”“暖蜂驛站”等服務陣地，推動“工會進平台”行動，嘗試將新就業形態勞動者納入基層治理與公共服務體系。儘管這些探索在一定程度上拓展了城市管理的服務邊界，但從實際成效來看，主要停留在象徵性關懷與組織動員層面，並未觸及新就業形態勞動者身份與權利的根本改變。因此，地方政府，尤其是社會工作部門，在新就業形態勞動者的社會治理實踐中普遍陷入組織難、融入難與認同難困境。如何破解“三難”困境，成為推動新就業形態勞動者社會治理與城市融入的關鍵。基於對新就業形態勞動者的長期研究可以發現，他們不僅“困在系統裡”，更“困在身份裡”：一方面作為“非典型勞動者”，他們難以被法律認定為受僱勞動者，缺乏僱傭關係所賦予的各類權益與保障；另一方面作為“城市非市民”，他們參與城市建設，卻在住房、教育、醫療等方面被邊緣化。演算法治理可以修復“規則正義”，卻難以彌補“承認缺失”。因此，未來制度改革的關鍵在於“身份解困”——一方面突破以僱傭關係為前提的保障邏輯，在制度層面承認勞動事實作為權利依據，使新就業形態勞動者因其勞動而獲得穩定保障；另一方面承認其作為城市建設者的持續貢獻，將其納入普惠性的公共服務體系，從而實現從制度邊緣到制度內嵌的轉變。▍從“僱傭本位”到“勞動本位”：勞動權益保障的邏輯轉向（一）制度困境：僱傭關係的非典型化與保障邊界的模糊在傳統工業社會，勞動者的社會保障建立在“僱傭依附”之上。因為勞動者獲得養老、醫療、工傷、失業等保障的前提，是與用人單位之間存在明確、持續的僱傭關係。[1]自上世紀50年代以來，這一模式成為現代勞動法體系的制度基石——“僱傭關係”既是權利的起點，也是保障的邊界。標準僱傭關係是戰後福利國家社會保障制度的核心支點。[2]但是，隨著數字經濟與技術平台的興起，這種以僱傭關係為核心的權利架構正被不斷衝擊。平台經濟、靈活就業與零工勞動的迅速擴張，使勞動者的身份愈加多樣化。[3]外賣騎手、網約車司機、網路主播與內容創作者等群體，普遍處於“非僱傭—非自雇”的模糊地帶：他們在勞動過程中受到平台的實質性控制，在收入來源與工作機會分配上高度依賴平台規則，卻被排除在“受僱勞動者”之外，在法律與制度層面被界定為“個體工商戶”“獨立承包商”或“平台合作方”。這種“僱傭關係非典型化”的制度空白，使新就業形態勞動者既無法享有傳統受僱勞動者的社會保障，又缺乏自雇者的保障機制，陷入權益真空。[4]歐美國家在平台經濟興起以後，大多出現僱傭關係認定模糊、責任分擔不清的制度爭議。在這一意義上，中國面臨的挑戰並無本質不同。中國現行勞動權益保障體系以《勞動法》《勞動合同法》為基礎，這一體系在上世紀末建構時，主要面向穩定就業與正規部門。它假定僱傭關係是清晰、持續且單一的：長期僱傭、個人參保、單位繳費。然而，平台勞動呈現去組織化與碎片化特徵，使勞動者既難以符合傳統僱傭關係認定標準，也難以進入用人單位主導的社保繳費管道。結果，制度對“標準僱傭關係”的依賴，並未使新就業形態勞動者完全失去社會保障，而是使其只能以“個體參保”或“靈活就業”身份進入體系，導致保障責任與其實際勞動屬性之間出現結構性錯位。從工作史的視角來看，新就業形態勞動並非偏離常規的例外，恰恰是勞動形態的歷史常態。黃宗智指出，靈活就業在歷史中一直佔據主導地位，其在當下勞動人口中的佔比高達83.2%。[5]這一結論表明，中國的勞動制度並未完全以標準僱傭關係為基礎，而是在很大程度上運行於非正規勞動、半自雇與混合型工作形態的現實結構之中。隨著技術演進、產業結構調整與組織形式的持續變遷，勞動形態將進一步去中心化、去單位化。靈活就業非但不會衰退，反而可能成為未來勞動力市場的主要形態。因此，中國制度改革的關鍵不是簡單複製西方經驗，而在於能否突破“僱傭本位”的制度邏輯。現行社會保障體系將僱傭契約作為權利入口，使保障資格高度依附於單位與合同關係。然而，在勞動形態日益多元化、去單位化的背景下，這種以契約為核心的制度結構已難以回應現實。要打破這一困境，勞動權益保障須實現從“僱傭本位”向“勞動本位”的轉型——將保障依據從僱傭關係轉向勞動事實本身，以是否實際參與社會生產與服務作為制度納入的基本標準。這意味著，無論勞動者是受僱者、半受僱者還是自雇者，只要其在實質上通過勞動參與社會生產和服務，就應當被納入統一的保障體系，並由參與勞動組織和收益分配的相關各方共同承擔制度責任。這一轉向在政策層面已出現探索性調整。2021年，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等八部門共同印發的《意見》，提出要“探索建立與靈活就業特點相適應的勞動用工和社會保障制度”。平台企業在部分地區先行試點，通過“個人繳費+平台補貼”模式，為外賣騎手、網約車司機等新就業形態勞動者提供養老和醫療保險。但是，這些探索主要著眼於參保管道和繳費機制的靈活化，卻仍以僱傭關係或個體經營為參保前提。在操作層面，它們確實推動了由單位參保向“個人參保”的過渡，但在制度邏輯上尚未真正完成從“僱傭本位”向“勞動本位”的轉變——保障資格依然被繫結在僱傭關係之上，而未完全以勞動事實為依據。必須意識到，這種從“僱傭本位保障”走向“勞動本位保障”的制度探索，並非簡單的技術性調整，而是制度邏輯的深層重塑。唯有在這一層面完成轉型，勞動權益保障才能真正跨越“標準僱傭關係”的邊界，實現從制度排斥到制度包容的歷史性轉向。（二）國際探索：從“僱傭本位”保障到“勞動本位”保障全球範圍內，平台經濟與靈活就業的興起，使傳統以僱傭關係為核心的社會保障體系普遍面臨挑戰。各國政府與國際組織也在探索如何重塑社會保障體系，將社會保障的獲得立基於勞動者參與社會生產和服務的事實，而非僅依附於單一、穩定的勞動契約。總體上，這一全球探索大體分為兩類路徑：一類是“僱傭延伸型改革”，試圖通過擴大僱傭定義，確立“僱傭推定”或“准僱傭者”類別，將非典型勞動者納入既有制度框架；另一類是“勞動本位型改革”，通過弱化社會保障對特定僱傭關係的依附，將權利資格轉移到勞動者個人，推動保障從以單位為中心走向以勞動者為中心，並以個人帳戶為載體的制度安排。2021年英國最高法院在Uber BV and Others v. Aslam and Others一案中判定，Uber司機應歸類為“worker”，要求平台承擔相應責任。此案成為靈活就業領域的重要判例，擴展了勞動法保護的中間地帶。歐盟於2023年通過《平台勞動指令》（Platform Work Directive），確立“僱傭推定”原則——凡平台在調度、監督、定價等方面對勞動者具有實質控制，即推定存在僱傭關係，由平台承擔責任。德國自20世紀中期發展出“類僱員”制度，用以保護那些在形式上為自雇者、實質上高度依附於單一委託方的勞動者，例如部分自由記者和藝術家。[6]上述改革在理念上重視“事實從屬”，但在制度邏輯上仍以僱傭關係為前提，核心思路是延伸僱傭範疇，而非重塑制度基礎。換言之，它們更多是“擴大舊框架”，而非“生成新邏輯”。率先打破“僱傭本位”保障的是瑞典、丹麥、芬蘭等北歐國家建立的普遍主義福利體系，社會保險以公民或居住身份為依據，而非以僱傭關係為前提。[7]美國的一些智庫進一步探索了“可攜帶福利帳戶”（portable benefits accounts）制度，以應對傳統僱傭體系中社會保障依附於單一僱主的制度約束。這一改革設想由不同用工平台根據勞動者的工作量共同繳納費用，勞動者通過個人帳戶積累社會保障權益，從而在多重僱傭關係之間實現福利權利的轉移與積累。[8]這種設想的核心思路在於將社會保障從特定僱傭關係中分離出來，使勞動者能在跨平台、跨用工主體流動中維持連貫、可累積的保障。國際經驗表明，社會保障正面臨從“僱傭本位”向“勞動本位”的潛在轉型：未來，在高度靈活化、分散化、平台化的工作世界裡，醫療、養老金、失業救濟等基本福利將逐步脫離對單一僱主的依賴，以勞動者的勞動付出與社會貢獻為權利基礎，“社會保障隨人走”成為可行方向。與此同時，傳統僱傭關係仍將在制度體系中發揮作用，但功能可逐步轉向補充性保障，如工傷保險與企業年金，而不再作為社會保障制度的唯一支點。基於這一理念，未來的制度設計可以建立以勞動事實和勞動者個人為基點、多方共擔責任的綜合性社會保障帳戶。該帳戶以勞動者為統一載體，但不再依賴單一用人單位，而是由勞動者、平台企業、勞務中介和政府按照比例共同繳費。勞務中介因調度勞動者的工作量而承擔相應責任，平台因組織勞動過程而分擔義務，政府則基於發展成果共享原則提供必要的財政補貼。這種“個人+中介+平台+政府”的四方共保機制，突破了傳統以單位繳費為核心的僱傭關係模式，使社會保障能夠覆蓋多重勞動身份與多元用工形態，真正實現從“規則正義”到“承認正義”的升級，讓勞動者因自身付出的勞動而獲得穩定、可預期的制度待遇。▍從“常住型城市化”走向“權利型城市化”：城市融入的路徑轉向根據國家統計局的資料，2023年末中國常住人口城鎮化率達66.16%，比1949年末提高55.52個百分點，城鎮常住人口已達9.3億人；但與此同時，戶籍人口城鎮化率卻還不到50%。[9]這意味著，中國城市化呈現出典型的“空間進入”與“制度排斥”的斷裂特徵：城市在物理層面不斷擴張，但制度對新市民的吸納相對遲緩。結果，約3億“城市非市民”群體居住在城市，卻無法制度化地成為城市一員，相應地在公共服務、社會保障和權利獲得上長期處於不完全的身份狀態。新就業形態勞動者恰恰處在城市化的斷裂帶上，是約3億“城市非市民”群體中非市民身份特徵最鮮明、也最具典型性的組成部分，集中體現了“深度城市參與”與“有限制度融入”之間的結構性張力。根據全國總工會第九次全國職工隊伍狀況調查資料，全國職工總數4.02億人左右，其中新就業形態勞動者8400萬人，佔全國職工總數的20%。[10]在如此規模之下，這一結構性張力已不再是邊緣現象，而是無法迴避的現實問題。當前，世界正經歷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一百年前，波蘭尼在《大轉型》中追溯了1815~1915年“世界百年和平與繁榮”終結的原因，同時提醒世人關注市場與社會雙向運動所引發的人類歷史的周期性變革。[11]回望世界歷史，全球確實正進入一個新的周期性變革階段。如果將時間軸向前推一百年——1930年前後，世界先後爆發了兩次世界大戰和一場全球經濟危機；再向前追溯一百年——1825年英國的經濟危機波及全球，歐洲社會運動此起彼伏。相比戰爭與經濟危機，更值得注意的是，1825年前後，英國鞏固並擴展了其世界主導地位；1930年前後，伴隨“大蕭條”與全球衝突的加劇，美國逐步取代英國成為新的全球領導力量。可以說，自工業革命以來，每逢世紀的20~30年代，世界格局都會迎來一次深刻大調整。當下，新的技術革命、地緣政治競爭與制度重塑正在同步展開。儘管大變局意味著危機疊加與不確定性上升，甚至可能出現大規模戰爭與全球經濟震盪，但它同時孕育著新的歷史性機遇——誰能在全球競爭中率先佔領新的戰略制高點，誰就有可能塑造新一輪世界秩序。對於中國而言，這一輪“世界再平衡”的核心潛力，並不在於發動外部對抗（通過戰爭、貿易爭端或金融手段施壓），而在於內部結構的深度重塑，尤其是在新增長邏輯下推動城市化的升級。城市化被視為“經濟增長總開關”，因為它能夠同時啟動投資、消費與出口三大引擎。但是，目前中國城市化發展進入中後期，這一“經濟增長總開關”也開始遇到阻力。過去依靠空間擴張和資本投入驅動的城市化模式，正面臨兩大結構性約束。一是空間邊際遞減，一二線城市的基礎設施和房地產建設趨於飽和，傳統“以地生財、以房帶城”的增長模式難以為繼，新增城市投資的邊際回報明顯下降。[12]二是人口結構轉折，青壯年勞動力數量下降、人口老齡化加速，農村剩餘勞動力的轉移潛力趨於枯竭，城市化的“數量紅利”正在消失。[13]正因如此，包括新就業形態勞動者在內的約3億已進城但未落戶的常住人口，成為破解中國城市化發展瓶頸的戰略變數。讓這部分人真正成為城市市民，本質上是將存量的“潛在需求”和“受限生產率”轉化為可持續的城市內需與發展效率。據測算，城鎮化率每提高1個百分點，可以拉動GDP增長1.5個百分點。[14]若以約3億已進城但未落戶的常住人口為基數，總體城市化潛力所帶來的經濟增長規模將不可估量。這一過程也意味著城市化發展邏輯從“以地生財”向“以人興城”轉變，從依賴土地資本擴張轉向依託人的能力、需求與創造力。因此，中國城市化的關鍵轉向，不是空間的擴張，而是人的融入；不在於繼續“建多少城”，而在於“讓多少人真正屬於城”；不是“常住型城市化”，而是“權利型城市化”。當城市化從“常住型”走向“權利型”，它將不僅是經濟增長的引擎，更是社會整合與國家現代化的新支點。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歷史性機遇面前，誰能在不依賴戰爭與金融動盪的條件下，實現人口、制度與權利的內生升級，誰就能在全球競爭中贏得真正的歷史主動。對於中國而言，發展“權利型城市化”不僅是經濟命題，更是制度、社會與文明命題。“權利型城市化”在學理上可追溯至法國社會學家亨利·列斐伏爾提出的“城市權利”概念。他認為城市權利的目標在於賦權邊緣人、外來者，使之進入城市內部，擁有享受日常生活的權利。[15]大衛·哈維也指出，城市權利的本質，並非由個體是否具備居住資格來界定，而是體現在集體能夠共同參與城市的塑造與更新之中。換句話說，城市應成為一個由勞動者共同享有成果、共同決定未來的社會空間。[16]在中國語境下，“權利型城市化”意味著城市化的目標從空間擴張與人口集聚，轉向以人的社會權利和制度承認為中心的現代化處理程序。其本質是讓勞動者在經濟上參與城市建設的同時，也能在制度上獲得城市成員資格。這一轉向在國家政策層面已有所顯現。2024年7月，國務院印發《深入實施以人為本的新型城鎮化戰略五年行動計畫》，提出要“以進城農民工及其隨遷家屬為重點，進一步拓寬落戶管道，縮小戶籍人口城鎮化率與常住人口城鎮化率差距”，並要求“推行由常住地登記戶口提供基本公共服務制度，使未落戶常住人口享有均等化的教育、醫療、住房與社會保險”等公共服務。但是，現實中這種轉型仍面臨結構性障礙。戶籍制度、社會保障體系與公共資源配置機制依然以戶籍、僱傭關係、居住登記為前提。因此，推動“權利型城市化”，不僅是戶籍、社會保障等制度改革的問題，更是社會整合與身份承認的制度重建。這一轉型的底層邏輯在於：一方面突破身份壁壘，建立以常住地為基礎的公共服務體系，使公共服務從“戶籍依附”走向“居住承認”；另一方面，強化勞動承認，將勞動貢獻作為城市成員資格的重要維度，使他們的勞動不僅被“需要”，更被“承認”。▍結論與思考長期以來，現代社會保障制度普遍以“標準僱傭關係”為權利起點，將養老、醫療、工傷與失業等核心保障牢固嵌入勞動者對用人單位的僱傭依附之中。這一制度安排在傳統工業社會具有現實合理性。然而，在平台經濟、靈活就業與零工勞動迅速擴張的背景下，以僱傭關係作為唯一保障標準的制度邏輯日益脫離現實。從工作史視角看，靈活就業並非偏離常規的例外，而是就業的歷史常態；以僱傭關係為前提的社會保障制度，長期只覆蓋勞動力市場中的少數群體。展望未來，隨著技術進步、產業結構調整與組織形態去單位化，勞動形態的多樣化與非標準化趨勢將進一步加深。在此背景下，“僱傭本位”保障已難以回應當下與未來的勞動現實，社會保障的制度基礎亟須調整。發展“勞動本位”保障，並非否認僱傭關係在制度體系中的作用，而是突破以單位隸屬與合同關係作為權利起點的單一路徑，將社會保障重新錨定於勞動事實本身。在這一制度構想下，僱傭關係仍可在工傷保險、企業年金等領域發揮補充性保障功能，但不再作為社會保障制度的唯一支點。這種構想的要義在於確立新的權利判斷標準：無論僱傭關係的具體形式如何變化，只要個體持續參與社會生產與服務並創造社會價值，就應被納入統一的社會保障體系，成為穩定而正當的權利主體。如此，才能推動社會保障從對關係形式的事後裁量，轉向以勞動事實為基礎的事前承認，為新業態勞動治理奠定“承認正義”的制度支點。但是，“承認正義”若止步於社會保障領域，仍不足以回應新就業形態勞動者的身份困境。在城市融入上，他們因“城市非市民”的身份遭遇另一重制度性排斥。當前，住房保障、子女教育、醫療資源與社區參與等關鍵制度安排，普遍與戶籍緊密繫結。在這一制度約束下，大量新就業形態勞動者雖在空間意義上高度嵌入城市運行，支撐著城市的餐飲、出行與日常服務體系，卻在制度上游離於城市公共服務與社會治理體系之外。這種“為城市奉獻，卻不被承認”的制度性斷裂，使新就業形態勞動者持續處於城市邊緣地帶，成為最被需要卻最缺乏制度性保障的群體。這一困境的根源，在於既有城市化路徑仍主要停留在以人口空間流入為導向的“常住型城市化”，而未能同步完成以制度承認與公共服務融入為核心的轉型。發展“權利型城市化”，並非否定既有戶籍制度，也不是無限擴張公共福利，而是在現有制度框架內，逐步弱化基本公共服務對戶籍身份的單一依賴，使其更多依據勞動參與、穩定居住與社會貢獻等現實因素加以配置。在這一意義上，勞動者是否持續參與城市運轉、是否構成城市日常秩序的重要支撐，應成為獲得基本公共服務與制度保障的關鍵依據。唯有新就業形態勞動者在制度層面被納入城市公共服務體系與社會治理結構，“承認正義”才能由生產領域延伸至再生產領域，城市融入與社會治理才可能獲得真正穩固的制度基礎。最後，從世界經濟發展的周期來看，全球必將進入一個由市場擴張向社會保護轉向的新階段，中國也不例外。改革開放四十餘年的市場化運動，充分釋放了經濟活力；但按照波蘭尼所揭示的“雙向運動”邏輯，市場擴展若缺乏充足的社會保護，終將引發結構性失衡。近幾年經濟運行中出現的壓力與風險在相當程度上是社會保護措施不足的結果，也是市場化運動轉向社會保護運動的現實訊號。當前，通過消費補貼、生育支援、產業刺激等手段提振經濟，固然具有現實意義，但更多停留在需求側的短期修復，整體作用有限。從根本上看，問題並不在於刺激力度是否充分，而在於社會保護是否真正到位。正是在這一意義上，“勞動本位保障”與“權利型城市化”並非一般性的政策補救，而是回應長期市場化運行的根本性社會保護安排。新業態勞動治理，是制度轉型壓力最先顯形的地方。它所要求的，不僅是一項勞動政策的調整，更是一場社會制度的更新；它所檢驗的，不僅是技術監管的能力，更是國家在“承認正義”層面所具備的制度想像力。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時代契機下，這場社會制度更新，不僅是中國走出當前經濟低迷與社會預期收縮的重要條件，也牽動著其在國際政治格局中的地位調整。在此意義上，“承認正義”並非附加性的規範修辭，而是推動這場制度更新的底層邏輯，同時關乎國內經濟發展與國際秩序新地位。 (文化縱橫)

作為北京的美食地標，簋街1472米的街巷裡，聚集著130余家餐飲商戶，日均活躍外賣騎手超475人次，日均訂單3000單、高峰期突破5000單，構成了“商家——騎手——平台”緊密聯動的微觀生態，也成了外賣行業矛盾的集中縮影。封面｜付楠楠（左）與騎手交流“總有12345的派件和派出所的報警，商家怨騎手催單太急，騎手怪平台演算法太嚴，平台說要保效率、保使用者體驗。”北新橋街道辦事處副主任龍鳳這樣描述這一矛盾，“三方都有難處，卻似隔著一道資訊壁壘。”今年4月起，北京市東城區人社局攜手北新橋街道，開始“破題”。副局長騎上電動車 體驗一線送餐打破僵局的第一步，是到一線找問題根源。今年4月份一開始，東城區人社局副局長付楠楠就牽頭設計了一整套立體式調研方案。極端天氣平台給不給補貼？平均等餐多久？會不會被要求集中取餐？這份涵蓋送餐過程、權益保障、最佳化服務鏈條等多個類股的問卷，最終回收了119份有效樣本。今年6月，付楠楠戴上頭盔、跨上電動車，跟著老騎手穿梭在街巷裡。後廚裡廚師們揮汗如雨的忙碌場景、取餐時“馬上就好”的模糊答覆、超時後平台扣款的提示，讓她親身體會到騎手“靠單吃飯”的焦慮。“我們原本以為騎手最關心社保政策，沒想到他們張口就是‘別罰我款’‘出餐能不能快一點’。這個巨大落差給我和調研組的同志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付楠楠回憶道。調研團隊還走進胡大、花家怡園等餐廳後廚，看分餐流程。商戶們的委屈也浮出水面：爆單時廚房早已超負荷，騎手頻頻催單反而打亂節奏；餐品灑漏後責任界定難，各說各理。團隊最終梳理出13項騎手核心訴求、15項商家發展需求，形成翔實的專項報告，精準鎖定了“出餐慢致超時罰”“餐損責任界定難”等核心痛點。騎手、商家、平台 首次同桌“談判”摸清問題後，協商成了關鍵一步。5月9日，街道組織首場“騎商協商會”。龍鳳特意篩選3名敢說會說的資深騎手，搭配胡大、花家怡園、手打檸檬茶等不同類型商戶代表，確保各方聲音都能被聽見。“問後廚餐好了沒，答案永遠是‘馬上’‘在鍋裡做著呢’，讓我們一等就是半小時，後面的單全黃了！”騎手大倒苦水；“我們不是預製菜，爆單時根本忙不過來！”商戶也有難處。座談會火藥味十足，但最終達成了7項商戶規範和8項騎手準則。商家承諾設定外賣專用取餐區、精準預估出餐時間；騎手保證文明取餐、主動核單。雙方還共同簽訂《簋街商圈外賣行業和諧生態倡議書》，用15條自律細則化解矛盾。但矛盾要徹底化解離不開各大平台。“平台規則牽一髮而動全身，他們對區域性協商起初有顧慮。”東城區人社局工作人員說。這時“市——區——街”三級聯動派上了用場，區裡帶著“簋街問題是行業共性問題”的判斷反覆對接，市人社局提供政策支援背書，街道則收集騎手真實案例。8月1日，各大平台終於被拉到“談判桌”。當天，人社部、市相關領導蒞臨現場，全區11個部門列席。美團、餓了麼（現更名為“淘寶閃購”）、京東三大平台代表首次與騎手、商戶同坐一桌，開啟三方共商模式。“突發暴雨天氣的超時罰款能及時調整嗎？”“差評申訴石沉大海，平台能不能快點回應？”面對騎手和商戶的尖銳提問，各平台當場承諾：根據商戶歷史出餐資料最佳化派單演算法，縮短差評處理時效，試點智能出餐格、優惠智能頭盔等硬體，更要逐步取消超時扣款，改為更優的激勵機制。這次協商，讓騎手、商戶和平台三者之間從“隔空喊話”到“同桌議事”，外賣生態裡終於多了份換位思考的同理心，簋街的餐飲外賣治理逐步從“各唱各的”到“共商共治”。外賣糾紛投訴 比原來下降不少如今再到簋街，就能發現一些新變化。花家怡園的取餐區裡，美團試點的“智能出餐格”整齊排列，店員把外賣放上去，重力感應就會自動給對應騎手發“出餐提醒”。付楠楠特意體驗後發現，騎手用上“智能出餐格”以後方便多了，這也徹底解決了“找餐亂、拿錯餐”的問題。平台的演算法也變了。“演算法取中”替代了過去的“演算法取優”，不再用最快速度預估送餐時間，而是以平均速度為標準，暴雨、晚高峰等特殊時段還會自動延長時效。美團和餓了麼（淘寶閃購）分別於今年9月和11月取消了北京地區超時扣款，騎手們再也不用為幾分鐘的延誤提心吊膽。東城區人社局還利用早會“一刻鐘”開設微課堂，人社幹部用“騎手語言”講職業傷害保障；聯合北京市第六醫院的心內科醫生，教騎手胸悶心悸時的“自救三步法”。“外賣糾紛投訴比原來有不少下降。”龍鳳從12345派件的數量中看到了變化。從“沉浸式調研”摸清民生痛點，到“三級聯動”打破協商壁壘，再到“三方共治”實現長效治理，東城區以簋街為“小切口”，撬動了新就業形態勞動者權益保障的“大民生”。這份“簋街樣本”，不僅讓穿梭在城市街巷的騎手們感受到了溫度，更探索出一條“政府引導、平台負責、多方參與”的協同共治之路。 (第一財經)

繼上周京東宣佈未來5年投入220億，提供15萬套“小哥之家”後，本周京東聯合百勝集團再推重磅福利！10款肯德基、必勝客超值套餐任選，9.9元起就能拿下，最高16.9元！覆蓋百萬京東秒送騎手，以及京東物流（含德邦、跨越）60多萬快遞員、分揀員、打包員、運輸司機等一線兄弟，熱乎又實惠，為大家暖心續航！12月16日起，全國京東秒送騎手及京東物流小哥們，都可通過京東秒送騎士APP或京ME協同辦公系統，在當地的肯德基、必勝客門店線下核銷，15.9元就能輕鬆get肯德基超滿足三件套或必勝客超能量雙拼主食～在京東，乾飯不用愁！全國已開業的七鮮小廚，給京東秒送騎手額外加碼，每天13:30前完成25單即配訂單，就可領取免費騎手餐！遍佈全國的京東物流亞洲一號智能園區還為倉儲、分揀等員工安排免費住宿和休息區，超60個園區更有專屬食堂、實惠便利店，熱門餐飲及日用品比市場價低10%-20%，省錢又省心。未來，京東還將攜手更多國內餐飲頭部品牌，針對外賣騎手與物流小哥的用餐需求，推出更實惠、更健康、更豐富的餐食。京東物流小哥們在必勝客點餐京東秒送騎手們在肯德基點餐事實上，京東對一線兄弟的關懷從不侷限於一餐一飯，而是覆蓋“衣食住行”到“子女關懷”的全維度保障，讓奮鬥者不僅幹得舒心，更能住得安心、過得暖心！讓小哥“住得好”：打造規模最大、質量最優、覆蓋最廣的住房保障體系近年來，京東以各種舉措全方位推進一線員工住房保障，目前已為一線員工提供住房2.8萬套，覆蓋全國145個城市。後續還將持續推進“小哥之家”建設，計畫5年投入220億，新提供15萬套左右的住房，預計惠及至少20萬名員工，打造行業內規模最大、質量最優、覆蓋最廣的住房保障體系。過去20多年，京東在改善職工居住條件上累計投入220億元。2023年“住房保障基金”加碼投入100億，其中一線員工申請佔比高達77%，過去10年間，已有上萬名一線員工在住房保障基金政策的支援下買房。讓小哥“有保障”：“衣食住行”到“子女關懷”，五大員工福利行業領先一、3個100%行業唯一：對於全職騎手等一線員工，京東堅持做到100%簽訂勞動合同、100%交齊五險一金、100%正式員工福利。五險一金，包含社保覆蓋的養老保險、醫療保險、工傷保險、生育保險和失業保險這五險，以及住房公積金。京東外賣全職騎手們不僅能夠享受五險一金的全面保障，還可享受法定福利假期、年假、家禮、體檢、帶薪病假、帶薪送學假、愛心基金等員工福利。二、免費配置工作裝備：京東為全職騎手免費配置騎手服、二輪車、餐箱等裝備；在寒暑季發放防寒防暑津貼。三、用餐福利“全家桶”：除此次與百盛推出超值工作餐、七鮮小廚騎手免費餐等福利外，未來京東還將攜手更多國內餐飲頭部品牌，針對外賣騎手與物流小哥的用餐需求，推出更實惠、更健康、更豐富的餐食。四、10餘年家庭關懷：始於2014年“我在京東過大年”項目，每年為留守工作地的一線員工發放“子女團聚補貼”，支援員工將子女接到身邊過年團圓，目前累計投入超7億元。2025年起，全職騎手等京東物流一線崗位員工的子女參加高考，可獲得高考賀喜金、帶薪送學假及畢業後京東優先錄取等關懷。五、15年員工救助兜底：2010年，京東建立“員工救助基金”，專門用於緩解員工突遭意外或疾病時的燃眉之急。近10年該基金累計投入超1.57億元，幫助數千名京東一線員工度過困難。讓小哥“有發展”：全國首家“現代騎手學院”在粵成立，將覆蓋10萬騎手和小哥12月11日，廣東省和京東在廣州共同發起成立全國首家“現代騎手學院”，探索打造“高水平技能騎手轉崗和職業提升”的政企校合作標竿。“騎手學院”將依託於廣東院校的場地、設施、師資等資源，為京東全職騎手提供職業發展的能力提升保障。未來三年，“騎手學院”的教育培訓有望覆蓋京東（含德邦、跨越）在粵的所有10萬+全職騎手和一線小哥。據瞭解，“騎手學院”的教學模式和內容，突出實用性、創新性、可操作性，同時承擔一些行業研究功能，具體包括：為新入職騎手提供基礎操作、安全規範培訓；為在職騎手開設日常英語溝通、食品安全、騎手心理健康等課程；探索為外賣、物流等部分業務的一線員工提供短期脫產培訓機會；為未來無人機飛手等提供培訓基地，並通過共建相關專業、共建培訓中心等方式，推動“騎手學院”中符合條件的騎手在結業後向京東內部倉儲管理、無人機飛手等崗位轉崗。同時，在廣東省教育廳指導下，為騎手提供“學歷+技能提升”服務支援。 (掌鏈)

立秋當天，聽到“兩大外賣平台共發出2.6億單”的消息，張源破防了——潑天的富貴，自己卻只搶到幾筆“垃圾單”。頭圖來自：AI生成騎手比訂單多，似乎正從大家的調侃照進現實。跑了一年外賣，張源很少為單子發愁，但最近一切都變了。接單大廳到午高峰仍空空如也，過去被嫌棄的遠端單、重物單、爬樓單統統“露頭就被秒”，除了等待系統派單，他毫無辦法。“被放暑假的大學生整頓了。”張源說，他現在比家長都盼望開學。然而不止是大學生，翻開社交平台，越來越多人送外賣上癮：打工族心不在焉，數著秒等下班變身“紅黃藍騎士”；旅遊特種兵棄打卡點不顧，玩到那外賣送到那……全民送外賣熱潮滾滾而來。據《中國共享經濟發展報告2021》，中國外賣騎手已突破1300萬人。這支隊伍在今年夏天空前壯大，有平台的騎手數量一度暴增至去年的3.5倍。本文記錄了幾位兼職騎手的故事，他們的經歷是這場“外賣潮”的註腳——在年輕人眼裡，送外賣不是低人一等的“丟臉工作”，而是一種新的“靈魂保養方式”。一、椰子：逃離傻子同事，回到“不是毒婦”的日子兼職送外賣第二周，我就扛不住了。回家直接“昏厥式”掉線，然而過度使用的腦子仍在放電做夢，每天醒來都巨困、巨累。之前總以為，送外賣就是去騎車，難不倒我這個老司機。親自幹了才知道，除了要與時間賽跑，還要分心看群消息、應付顧客和門衛，跟軍訓一樣累人。但比起上班遇到的糟心事，這點辛苦也算不得什麼。我本職是平面設計，典型“看甲方臉色”的窩囊工作，可沒想到最坑人的不是客戶，而是關係戶銷售們。不會用辦公軟體、教一次忘一次我都忍了，給客戶做一張灰色海報，我說“要精準色號才能做”，銷售傳達給客戶時變成了“做不了”；好不容易問來了色號，我說“印刷會有色差”，銷售拍著胸脯跟客戶保證“絕對沒問題”。結果可想而知，原來一兩天就能完成的工作，硬生生拖了一周，尾款還收不回來。我每天都帶著憤怒踏進公司，看到那幾位只會拖後腿的同事，胸口更是陣陣發悶，感覺又要多長好幾個乳腺結節。想離職，又沒那個底氣，只能跑跑外賣解壓。不用看客戶臉色、不用猜領導心思，踩著電動車踏板往前衝就行了，迎接你的是新鮮的空氣，以及路上不經意解鎖的夕陽、流浪貓狗——這些鮮活的生命力，只有走出格子間才能發現。雖然也有焦頭爛額的時候，比如有一天不小心接了個送鮮花的單子，我一路上戰戰兢兢，既怕開快了顛壞鮮花，又怕開太慢超時扣錢。終於騎到小區，彎彎繞繞的路線又把我繞暈了。急得團團轉之際，一位好心大媽主動過來給我指路，我開遠了還能聽到她的大嗓門，“對就是這個方向！”等電梯碰上對家平台外賣小哥，他熱絡地打招呼，得知我們不去同一層，還有點可惜：“要是同一層我就幫你送了。”還有一次，送完單遇到天降大暴雨，我趕緊翻出雨衣穿上，邊上一位小哥也是衣服加褲子慌忙往身上套，等我倆穿好了，雨也停了。兩個滑稽人，相互看著對方哈哈大笑。每次遇見這樣的暖心時刻，我就好像回到了自己還不是毒婦的日子，世界不止有傻子同事，陌生人之間也很有愛。等休養好了，我還要繼續跑外賣。二、黎立：炒股負債幾十萬，送外賣“重啟人生”我要掙錢，而且不是自媒體那樣播種很久才有收穫，也不是端盤子按月領工資，是要幹一天、落袋一點。所以我去送外賣了，否則欠債幾十萬的焦慮，根本沒辦法緩解。時間退回三年前，我的生活還很美好：在十八線小城市，夫妻倆一個月賺6000，算不上大富大貴，有空能帶著孩子去周邊旅旅遊，逢年過節也能下館子。可看到同事開著豪車，給老婆孩子買名牌，再聯想自己可能要領一輩子的3000月薪，怎麼都不甘心。當時股市行情火熱，正是“傻子都能掙錢”的時候，看著別人秀收益，我坐不住了。瞞著家人把房子抵押了35萬，我一頭紮進了股市。也沒指著賺大錢，賺10萬就收手，然後送孩子去私立學校，給老婆買金子。但股市小白是玩不過莊家的，我還把全部身家都投進去了，一點風吹草動都提心吊膽。沒經驗、心態又差，35萬沒多久虧到只剩14萬，我崩不住了。聽人說虛擬貨幣能一夜暴富，我像抓住救命稻草似的，從股市割肉又衝了進去，想要賺回本錢。一開始確實賺了幾千，沒兩天就跌跌不休、一瀉千里。我徹底喪失理智，借網貸填坑，窟窿像滾雪球越滾越大，最後欠了足足60萬。那段時間感覺天塌了。不敢告訴家裡，每天得灌三四瓶啤酒，有時還得喝白酒，醉了才能睡著。一睜眼滿屏催債簡訊，房貸利息也壓著，幾次想要一死了之。但仔細想想，我瀟灑走了，留下爛攤子還得家人收拾。最後只能坦白，老婆和父母聽到我一夜欠下天債也崩潰了，但還是選擇一起面對，這讓我既感動，更自責。所以現在我送外賣特別拼，午休時間爭分奪秒跑、周末更是起早貪黑跑，看著餘額一點點漲起來，內心的空洞才能被填滿。跑累了，沒精力去比較、去內耗，睡眠也好了。我也想明白了，人在順風順水的時候總把一切想得太簡單，現在跌入了谷底，累死累活送外賣賺幾塊錢都很滿足了。“心魔”死了，我相信以後的日子會越過越好。有趣的是，自從我送外賣之後，單位四五個同事也跟風當起了騎手，有人是補貼家用，有人為了逃避放暑假的孩子，總之沒人瞧不起這份工作，感覺外賣已經徹底融入大家的生活了。三、艾麗：現代“老鼠人”，愛上送外賣送外賣這段時間，我收穫的不止是訂單，還有許多餐廳老闆同情的目光。她們打量我的眼神，夾雜著五分憐惜、四分不解，外帶一分“小姑娘何以淪落至此”的唏噓。但其實我穿得破舊，是因為精緻套裝送外賣不合適；沒有小電驢，是因為想走路鍛鍊身體。出來跑外賣，也不是餓得沒飯吃了。我的家境還不錯，因為畢業後長期吃藥抗抑鬱，就沒正經上過班。自己搬出來住，每天睡到自然醒，點外賣、打遊戲。說不上特別空虛，但就是沒意思。一個人待久了，感覺越來越像“老鼠人”，幹啥都不得勁，身體不太好，精神更差。想去人多的地方轉轉，吸一吸真實活著的氣息，又礙於社恐邁不出第一步。現在不一樣了。跑外賣以後，身體結實多了，精氣神也提了上來。從前總苦惱“今天該幹嘛？”，現在總想著“出去送兩單吧”。手機裡彈出訂單，有寫字樓裡的白領點的咖啡，居民樓人家點的生鮮……趕著去送貨的路上，我心裡突然生出一股使命感，感覺與這個世界的某個人產生了連結，這種連結對方不在意，對我這種陰暗爬行的“i人”卻正好。外賣也是一個充滿煙火氣的濃縮版“人世間”，我發現高端小區和老破小的環境差距特別大，訂單與訂單的差別也是——有些人花一百多點兩個漢堡，有些人則吃著兩三塊的拼好飯。原來真實的世界，就隱藏在這些隱秘細節裡。還有一些單，特別備註“放門口就行，別敲門”，一看就是小孩子點的。讓我想到自己以前也瞞著父母點外賣，躡手躡腳偷吃。原來大家都幹過一樣的事，挺有意思的。送多了外賣，我自己也成了點單行家。以前花錢大手大腳，想吃就點。現在懂了，會避開衛生可疑的外賣店，挑性價比高的套餐。之前我不理解為什麼騎手一定要打電話敲門，後來知道不留痕，有些使用者會自己吃了，再投訴騎手沒送到；以前旅遊填外賣地址不會很走心，現在知道一單的耽誤，可能連累騎手超時好幾單……我越來越喜歡跑外賣了，雖然這會被親戚多嘴“好端端的怎麼幹這行”，但對我來說，既能爆金幣又能體驗生活的工作，就是好工作。四、荔枝：上千元的健身房，不如幾塊錢的外賣單15斤重的東西，步行爬8樓，顧客還特意備註了“慎重接單”——這個單掛在大廳許久都沒人接。我盯著看了好一會兒，最後還是按下了接單。其實我心裡也犯怵，平時空手上5樓都得喘半天，更別說扛著重物上8樓了。但一想到自己的減肥大計，又振奮了精神。坦白講，我來送外賣純屬“沒苦硬吃”。每天工作朝九晚六，下班回家後就窩在沙發上追劇，偶爾遇到煩心事，喝杯奶茶吃點零食，又能打滿雞血。這麼上班不到一年，我硬生生胖了二十多斤。上個月翻到自己過去的照片，漂亮衣服早已穿不下，不得不把減肥提上日程。三個月的健身房報了，但跟大多數人一樣，我第一個星期每天打卡，到第二個星期就找各種理由，三天打魚兩天曬網。之後就再沒去過，錢也打了水漂。送外賣不一樣，以前打死也堅持不下來不吃晚飯，現在忙到沒空吃。每天步數破萬，累到沾床就睡，連夜宵也不惦記了。就送了一個星期，我瘦了五斤。而且跑著跑著，我居然有點上癮了。以前生活就是家和公司兩點一線，下班除了偶爾逛街看電影就是無聊死宅，但送外賣就像在玩一個大型實景遊戲，全世界都是NPC，接了單腦子裡滿是路線、倒計時，送完一單達成一個任務，特有成就感。在“遊戲”裡，我還解鎖了新地圖：跟著訂單去了很多沒去過的地方，在不為人知的角落碰見了有趣的蒼蠅小館，如果不是送外賣，我可能一輩子都不會發現。在闖關裡，時間總是過得飛快，有一次我連送了五六個小時，都沒覺得累。現在我不怎麼宅了，有事沒事就出門溜躂幾圈，看看日落、暴雨後的天空，逗逗鄰居家的小狗……越來越能發現生活裡細碎的美好。當然，也會聽到一些不和諧的聲音，尤其老騎手最近對兼職騎手的怨氣挺大的。我也是後來才知道，以前這種爬樓的重活，沒人接平台還會加錢補貼配送。可現在價錢還沒漲，就被像我一樣的兼職騎手搶走了，甚至新人已經多到，10個單裡9個都是配送里程不足500公里的。 (虎嗅APP)

外賣開啟瘋狂的燒錢大戰了。根據美團發佈資料，周日訂單繼續突破1.3億單，全國超過40萬眾包騎手，日收入超過500元，高頻騎手月薪紛紛逼近1萬元。有外賣小哥單日收入，直接突破1700元。由於單量太大，平台補貼太猛，消費者和外賣小哥都成為了這一波燒錢大戰的直接受益者，連零元奶茶都出現了。因外賣補貼太高，你去店裡買，比外賣還要貴。隊長也是被引誘捲入其中了。明明走到店門口了，一看淘寶閃購、京東外賣，美團外賣價格比門店還便宜，果斷放棄，原地點外賣。外賣小哥到店拿了我的外賣，轉身就送給我。他賺到了跑腿費，我薅到了平台補貼的羊毛，商家也成功又出一單，三方受益，都在贏！那誰虧了呢？毫無疑問，就是平台虧了。最先掀起外賣大戰的是京東，但火力最猛的卻是淘寶。淘寶閃購直接掏出500億補貼，為期一年。也就是說，這個羊毛還有得薅。隊長友情提示，別薅太猛了，容易肥胖。增肥容易，減肥難，小薅怡情，大薅就要傷身了。京東、淘寶作為挑戰者，是火力全開，而美團呢？作為守擂者，就更沒有退路了。基本上，淘寶出多少，美團就要跟多少，一直打到其中一方跟不下去為止。由於補貼太猛，外賣使用者也被全面啟動了，全國外賣日訂單量突破2億單。其中，美團日訂單量1億單，直接刷新歷史紀錄，最高峰的時候，突破了1.3億單。淘寶也毫不遜色，單日拿下8000萬單，京東少一些，但也有2000萬單。這場外賣大戰由京東發起，但美團遭遇的最強對手，卻是淘寶。三家瘋狂燒錢，那誰是最大贏家呢？既不是騎手，也不是消費者，而是賣奶茶的。因為奶茶是最高頻的外賣消費，沒有之一了。你點餐，可能還去店裡吃，畢竟，堂食乾淨一些。可奶茶呢？基本完成品牌化連鎖了，各大門店都相對靠譜。而且，奶茶店的密度太大了，而現在又是夏天，正是奶茶的旺季。這就讓各大奶茶品牌，成了平台補貼的最大受益者。像茶百道、古茗、蜜雪冰城、奈雪等茶飲股，紛紛大漲，一路上揚。其中，瑞幸更是借助這一波，反向打入美國市場。還有消息傳出，瑞幸背後的財團準備收購星巴克中國業務。可以說，外賣大戰，拉爆了奶茶的銷量，也讓各大茶飲連鎖品牌直接躺贏了。那這個補貼有多猛呢？看一組高盛資料就知道了。在今年第二季度，美團、淘寶、京東三家，就在外賣領域燒掉了250個億。繼續這麼燒下去，未來12個月，阿里外賣業務預計虧損410億，京東預計虧損260億，美團稅前利潤預計減少250億。這是一個三輸的格局。那為什麼三大平台還是要瘋狂地燒錢呢？核心就在於：即時零售。淘寶閃購，京東外賣、美團閃購，都是為了爭奪外賣流量入口，為接下來的即時零售，搶佔主動權。簡單地說就是，聯合本地線下店，做半小時配送圈。它反殺的恰恰就是線上電商。因為線上電商，距離太遠，配送註定跟不上美團閃購。那淘寶、京東要守住自己的電商基本盤，就得反向殺入線下，以外賣為突破口，迅速整合線下本地門店資源，從而與美團打一場“閃購戰”！它的本質上，電商從線上，又回歸到線下了。但不管線上，還是線下，市場都飽和了。它怎麼打，都是一場存量之爭。存量戰爭之下，誰也討不到便宜，但誰都輸不起。它最可能的結局就是，美團第一，淘寶第二，京東第三。當這個格局奠定以後，繼續燒錢就沒有意義了。那麼，外賣大戰也就結束了。對各大商家和騎手而言，都要抓住這一波紅利，從平台身上，儘可能地多賺一點。以後，這種機會真就不多了。 (牲產隊)

今年2月，京東、美團等先後宣佈將為旗下的全職或穩定兼職外賣騎手繳納社保，一時間“騎手入社保”話題引起廣泛關注。一直以來，作為新就業形態勞動者，外賣騎手與平台之間的勞動關係複雜模糊，普遍面臨社會保障缺失的問題。京東、美團的表態，似乎給出了新就業形態勞動者社保問題的解決之道。筆者在此之後的多家媒體採訪中表達了“聽其言、觀其行”的觀點，即平台企業所宣傳的“為騎手繳納社保”，是否要採用與外賣騎手簽訂勞動合同建立勞動關係的方式，如果採用了究竟能覆蓋多少勞動者群體，以及社保成本如何分擔，是接下來要進一步觀察的。4月3日，美團給出了落地方案最終答案。在此之前，京東也已經給出了答案。▲ AI生成兩種外賣騎手社保落地的模式京東的模式是企業和外賣騎手建立勞動關係，將外賣員轉化為全職員工，由京東平台全面負擔外賣員社保費用。這種模式屬於傳統的社保繳納方式，即根據《社會保險法》的要求，用人單位應當為其建立勞動關係的職工繳納社會保險，企業和員工按照國家規定的比例共同承擔社保費用，其中企業承擔較大部分。這種與行業整體用工模式不同的做法在京東快遞體系中已運行多年。京東僱傭人數中，快遞員人數達到36萬，這使得京東成為了中國人員規模最大的民營企業之一。2025年更是有1200名一線員工（包括快遞員、分揀員、司機等）從京東順利退休，領取到了養老金，且平均每月可領取5350元養老金，甚至高於城市企業退休人員平均水平。2024年2月28日，京東正式落地外賣騎手繳納社會保險的模式，首批38名騎手現場簽約成為京東外賣的全職員工，正式享受京東全額繳納“五險一金”。根據該實施方案，自3月1日起，所有新入職的京東外賣全職騎手均需與京東物流子公司簽訂正式勞動合同。同時，京東也為兼職騎手提供意外險和健康醫療險。根據京東公佈的資料顯示，截至2025年3月，京東外賣全職騎手規模穩定在約1萬人。4月3日，美團平台公佈了外賣騎手社保落地的方案，其率先在福建泉州、江蘇南通兩個城區啟動騎手養老保險試點，向區域內所有騎手開放，未來計畫逐步推廣至全國。該試點方案是外賣騎手以靈活就業者身份參加職工社會保險，達到門檻標準的騎手自由選擇是否參加，自由選擇在就業地或在戶籍地參保，平台均給予50%的費用補貼。美團解釋其方案對騎手無前置資格限制、無參保地點限制、無時長單量限制、無跑單類型限制。這一方案與美團2月公佈的為騎手繳納社保所產生的社會預期有較大差異。美團在2月19日宣佈的社保計畫中，提出2025年第二季度開始為全職及穩定兼職騎手繳納社保，這一表述被普遍解讀為平台承擔社保繳納責任，按照現行法律只能是建立勞動關係後傳統的社保繳納方式。然而，4月3日公佈的試點方案轉向了“靈活就業者自願參保+平台補貼”模式，僅覆蓋養老保險，繳費基數與參保地繳費基數下限掛鉤。這一調整弱化了企業的直接責任，轉而以經濟激勵引導騎手自主參保，大幅度降低了企業的固定成本壓力。美團的方案利用了靈活就業者可自願參加居民養老保險，也可自願參保職工社會保險（只是自己承擔由用人單位負擔的那部分費用）的政策設定。該方案符合靈活就業的實際特點，尊重了勞動力市場的多樣性和靈活性，給予了騎手選擇自由，避免了強制扣薪引發的騎手牴觸。但美團平台所承擔的成本相比京東而言大幅下降。以試點地區為例，根據美團方案的測算，泉州市靈活就業人員參加養老保險的最低月繳費基數為4433元，按繳費比例20%計算金額為886.6元，騎手可獲得443.3元的美團現金補貼。南通市最低月繳費基數為4879元，繳費金額為975.8元，騎手可獲得487.9元的美團現金補貼。而根據京東方案的測算，如果按照五險一金總費率約為30.5%（養老保險16%、醫療保險8%、失業保險0.5%、工傷保險0.2%、生育保險0.8%、住房公積金5%），則泉州市每月總繳費金額為1352.07元，全部由京東支付。京東方案的單人社保成本約為美團試點補貼金額的3.05倍。此外，目前京東還承擔了騎手個人繳費部分約687.12元（養老保險8%、醫療保險2%、失業保險0.5%、住房公積金5%），企業和個人承擔總成本達到2039.2元，是美團試點補貼金額的4.6倍。如果僅考慮養老保險，美團的方案相當於承擔了10%的繳費，也低於職工社保企業承擔16%的比例。▲ 圖源Pexels靈活就業社保落地的四種“兩難”選擇從勞動者層面看，社保落地模式的選擇存在兩難困境：如果不繳納職工社保，外賣騎手退休後缺乏保障或保障水平較低。例如退休後依靠城鄉居民養老保險，待遇水平僅為職工養老金的1/3至1/5（如佛山市職工養老金最低1300元/月，居民養老金僅361元/月），難以滿足基本生活需求。但如果強制繳納職工社保，要麼平台企業人力成本飆升40%導致其減少就業崗位，收縮業務，使部分勞動者失業風險增加；要麼工資待遇下降，外賣騎手當前生活受到影響。例如泉州的騎手每月需自付443.3元，且平台出於轉嫁成本需要可能會降低單價或減少派單，導致騎手收入水平下降或被迫離開。從企業層面看，同樣面臨兩難選擇：採用職工社保的方式，龐大的騎手數量使得企業用工成本大幅度提升。公開資料顯示，2023年美團年活躍騎手超過82萬人，如果全面繳納職工社保，企業人力成本將增加近百億元，相當於美團淨利潤的70%-80%。京東的全職騎手方案成本高出美團試點補貼的3.05-4.6倍，成本負擔可能會限制平台業務的進一步擴張。但如果採取當前的靈活就業自願參保模式，一方面未能滿足社會公眾對企業承擔責任的預期，平台仍將面臨保障不全面的輿論壓力，另一方面騎手對長期保障效果預期不高或參保意願不足，也不能夠起到激勵勞動者參保以及穩定勞動者隊伍的作用。從社會層面看，要求平台企業選擇職工社保模式可能影響新就業形態發揮就業“蓄水池”的作用，特別是在經濟下行壓力加大的背景下，可能引發更大的就業壓力。而放寬對平台企業的社保要求，又可能形成對傳統企業的不公平競爭，引發社會公平性爭議。平台經濟將因較低的用工成本而獲得相對其他遵守傳統勞動關係企業的競爭優勢。這種模式可能引發傳統企業效仿，造成平台商業模式濫用，降低社會整體保障水平。此外，從可持續性來看，社保體系自身也存在兩難：一方面，擴大繳費群體有助於增加社保基金收入，緩解老齡化帶來的養老金支付壓力；另一方面，如果制度設計不合理或執行過於激進，可能導致灰色就業增加，反而減少社保覆蓋面和收入，損害整個社會保障體系的長期健康發展。除了這四種兩難選擇外，外賣騎手自身的偏好、制度設計中的技術性難題，也困擾著騎手社保落地的實踐路徑。首先，騎手可能不願意因為負擔個人社保繳納部分而降低收入。在中國新就業形態研究中心此前的調研中，外賣騎手對社保的需求排序比較靠後，他們首先是以獲得收入為主要目標。與傳統的正規就業群體相比，很多外賣騎手不完全符合正規的全日制就業特徵，這決定了他們可能對某一項或幾項權益有需求，例如，一些短期兼職騎手，更看中疾病險和意外險保障，而非養老保險。此外，部分騎手對養老保險基金的長期信心不足，對強制繳納社保持牴觸情緒。繳納社保後能否達到享受相關待遇的標準，中間斷繳或換了工作地點怎麼辦等問題，也讓許多騎手有所顧慮。有騎手表示，城鎮職工保險養老保險繳費年限要調整到20年，靈活就業人員難以達到門檻。對流動性強的外賣騎手來說，在同一個城市連續不間斷地繳納社保，也存在諸多不確定。社保制度設計本身的技術壁壘也不容忽視。有專家表示，目前居民不能轉移到職工保險，基本的考慮是居民保險統籌層次比較低，享受政府補貼比較高。另外，職工保險跨省轉移，其實是將一些地區的補貼帶到另一個地區，如何平衡不同地區之間的利益是一個難題。從勞動者的角度看，打通保險體系的性質和地區壁壘是一個現實所需。此外，社保體系的分散化管理也增加了轉移接續的複雜性。不同地區社保政策存在差異，資訊系統不完全互通，行政程序繁瑣，這些都增加了靈活就業者參保的實際障礙。對許多騎手來說，這些看似技術性的問題卻直接關係到他們的切身利益。當然，平台企業也可以在整個外賣生態系統內分散成本壓力，向消費者、商戶、服務商轉嫁成本。但現實的情況是，消費者是整個外賣生態系統的資金來源，如果將社保成本轉移到消費者身上，導致點餐成本提升，可能會極大地影響到需求。此外，各類合作商每單的毛利非常有限，每單只掙幾毛錢，在這種情況下再由他們承擔部分社保成本也有壓力。而商戶一直在抱怨平台抽成比較高。因此，平台企業轉嫁成本也面臨著不小的壓力。▲ 圖源Pexels靈活就業社保落地的本質問題社保權益本質上是勞動者自身創造價值的一部分，只是企業根據法律要求強制將勞動者創造的部分個人價值轉移到了未來（養老保險）或其他類別保險中，以防範可能的風險。因此，靈活就業社保落地的本質問題其實在於勞動者價值創造的多少。只有當勞動者創造的價值足夠高，以支援社保成本時，這種轉移才具有經濟上的可持續性。反之，若勞動者創造的價值相對有限，而強制高比例繳納社保，則可能導致就業機會減少甚至流失，進而損害勞動者自身的長遠利益。相較於靈活就業，能夠建立勞動關係且繳納職工社保的企業中，勞動生產率往往較高，其創造的價值能夠有效覆蓋社會保險成本。企業再依法強制將部分價值轉移到社會保險中。如果勞動者生產率並不高，僅略高於當前工資水平但不足以負擔社保成本，我們究竟是應該堅持企業嚴格按職工社保標準繳費，還是應允許企業採取非全日制、人力外包或勞務派遣等用工方式，適當降低社保繳費負擔？記得曾經參加過一次學術會議上，就有學者認為，類似外賣騎手這樣的新就業形態，平台企業不給勞動者繳納社保，就應該全面取締。這種觀點在社會中也不乏擁護者。然而，現實中，靈活的用工方式為企業提供了“先發展後規範”的空間。這裡存在著一種假設，即認為對於新發展的業態或勞動生產率暫時不高的業態，先放寬對其管制，等到發展到一定階段，勞動生產率和利潤率上升到一定水平後，再按照正規就業模式繳納社保。但這裡就有一個更加本質問題浮現出來，如果勞動力市場就是存在著一些業態或工作，無法達到有效覆蓋社會保險成本所要求的勞動生產率或利潤率，但是可以給低技能的勞動者提供一份餬口的工作，那麼是否還要求社保合規？這一問題觸及了社會保障與就業機會之間的深層次矛盾。實際上，這不僅是中國面臨的問題，也是全球勞動力市場的共同挑戰。在發達國家，嚴格的勞動保障往往導致部分低技能崗位外流至勞動力成本較低的地區，或促使企業加速自動化替代。而在一些開發中國家，過於寬鬆的勞動標準雖然創造了就業機會，卻可能陷入“低端鎖定”困境，阻礙產業升級和工人福利改善。中國作為全球最大的開發中國家，既要維護就業這一民生之本，又要推進社會保障體系建設，這種平衡尤為關鍵。一方面，對低生產率崗位強制實施高標準社保義務，可能導致這些崗位消失或轉入地下經濟，反而使弱勢群體失去賴以生存的就業機會；另一方面，長期允許大量就業崗位游離於社保體系之外，不僅不利於國家長遠發展，也可能造成階層固化，使低收入群體陷入“無保障—低工資—低消費—低人力資本投入”的惡性循環。最終，這不僅是一個經濟或政策問題，也是一個關乎社會價值取向的問題：我們是追求形式上的制度完美，還是注重實質上的民生改善？是接受暫時的不完美換取更多就業崗位，還是堅持高標準但可能犧牲部分就業機會？在這些問題上，需要社會各界進行開放而理性的討論，尋找符合中國國情的平衡點。還有一個本質的問題不可忽略，在市場中合同的形式是千差萬別的，例如不同的用工形式就可以視作不同的合同形式，勞動者、用人方以及其他參與方承擔著各自不同的責任和義務，成本和收益的模式和水平也千差萬別。但是，如果將社會保險視作一種“合同”，卻只有少數的幾個類別。這意味著千差萬別的用工形式，在社會保障方面要收斂到個別幾種社會保障模式上。這種“多元到單一”的收斂過程必然是緩慢而複雜的，需要各種新型用工形式對其營運模式、成本結構、收入分配等核心要素進行全方位調整。更深層次的困境在於，我們正處於一個數位化與智能化快速發展的時代，新就業形態層出不窮且持續演變，短期內無法收斂到工業時代形成的社會保險模式上。工業時代的社保體系是建立在穩定、單一、長期的僱傭關係基礎上的，而數智時代的就業特徵則是靈活、多元、短期和碎片化的。這種時代差異導致了制度設計與現實需求之間的脫節，使得現有社保模式難以直接嫁接到新型就業形態上。▲ 圖源Pixabay新就業形態社保落地的拐點出現了嗎？前面提到的，“先發展後規範”的發展思路在中國改革開放歷程中並不少見。早期的鄉鎮企業、民營企業，甚至外資企業進入中國時，都曾享受過一定的政策寬鬆期。這種做法本質上是承認了經濟發展階段性的現實，在發展與規範之間尋找平衡點。對於平台經濟這一新興業態而言，是否應當享有類似的政策考量，成為了爭論的焦點：支持者認為，平台經濟發展尚處於早期階段，其商業模式和盈利能力仍在探索中。過早施加全面的社保義務可能扼殺創新活力，減少就業機會。反對者則指出，與早期改革不同，今天的平台企業多已是市值數千億的巨頭，完全有能力承擔社會責任，不應再以發展為由規避義務。一個更為深刻的問題是：如何判斷一個行業或企業已經度過了需要政策呵護的“幼年期”？更具體一點說，如何判斷早期政策寬鬆，允許先發展的企業或業態是否已經進入了勞動生產率達到一定水平，可以進行社保規範的階段。這一判斷不僅關乎政策時序安排，更涉及經濟發展與社會公平的深層博弈。將時間線拉回到2025年2月，京東、美團等先後宣佈將為旗下的全職或穩定兼職外賣騎手繳納社保。這一舉動本身就是市場發出的訊號——至少部分平台企業認為自身已具備承擔更多社會責任的能力。從這一時刻起，我們不僅要問：是否對於外賣平台而言，已經到了從低利潤率到高利潤率的階段，可以開始進行規範了。京東創始人劉強東直言不諱地呼籲，平台企業應為所有快遞員和外賣騎手提供完整的“五險一金”。他的理由直截了當：今天中國幾大平台的利潤和市值完全可以支撐所有快遞員和騎手的五險一金待遇。劉強東的呼籲具有重要的標竿意義。它不僅挑戰了平台企業長期以來的用工邏輯，更引發了我們對產業發展階段的重新思考：外賣行業是否已經從高速擴張進入了相對穩定的成熟期？平台企業的利潤結構是否已從薄利多銷轉向良性可持續？是否已經進入了可以為騎手繳納社保的拐點階段。當然，京東的外賣業務剛剛開始，騎手規模有限，而美團、餓了麼作為行業巨頭，擁有數百萬騎手，因此規模的不同也決定了企業可能採取不同的策略。但這並不影響我們追問這一問題，畢竟美團平台的表態直接說明了企業願意為旗下的全職或穩定兼職外賣騎手繳納社保，表明行業已經意識到規範化發展的必要性和緊迫性。當然，“美團模式”的實踐是一條更加務實且靈活的路徑：試點先行、靈活推進。從政策角度，這種漸進路線更容易控制風險，既避免企業迅速提升成本後的就業壓縮，又逐步培養靈活就業群體對於社保體系的認可與參與積極性。這裡還涉及一個更為複雜的問題，那就是外賣騎手等新就業形態工作者的勞動生產率究竟如何科學評估？儘管我們可以肯定平台經濟通過最佳化資源組態提高了整體效率，但與傳統業態不同，平台經濟的價值創造是多方主體協同作用的結果，它將多種生產要素集合在一個平台上，形成了一個複雜的生態系統。以外賣平台為例，消費者、商家、外賣騎手、技術服務商、平台營運企業這些主體缺一不可，每個環節都對最終價值的實現貢獻了自己的份額。在這種多元參與的價值創造網路中，很難用傳統的勞動生產率概念來精確衡量單一要素的貢獻。騎手送達的每一單外賣，其價值創造既包含騎手的體力勞動，也包含平台演算法的效率最佳化、商家的食品製作、消費者的及時評價等諸多因素的共同作用。這種價值創造的交織性導致我們難以確定單個騎手的邊際貢獻率。傳統製造業中，我們可以相對容易地計算出每個工人每小時生產的產品數量及其價值，但在平台經濟中，騎手完成一單配送的價值遠不止配送費本身。它還包括維繫平台生態的網路效應、對消費者體驗的貢獻、對商家銷售的促進等難以量化的價值。更具挑戰性的是，不同區域、不同時段、不同天氣條件下，騎手勞動的價值貢獻差異巨大。在高峰期或惡劣天氣時，騎手的邊際價值可能大幅提升，而在淡季則可能相對較低。這種波動性使得任何靜態的生產率評估都顯得蒼白無力。社會保險制度設計的主要參照指標之一正是勞動生產率，但面對平台經濟這種新型生產組織方式，我們缺乏成熟的評估框架和標準。這直接影響了社保繳費基數的確定以及制度覆蓋範圍的合理性判斷。如果我們無法精準評估騎手創造的價值，就很難科學確定其應享有的社會保障水平。平台企業往往強調自身在價值鏈中的核心地位，認為技術和資本是主要的價值創造源泉，而騎手等一線從業者更多承擔的是可替代性較高的執行性工作。但這種觀點低估了人力資源在平台營運中的重要性——沒有數百萬騎手的辛勤奔波，再先進的演算法也無法實現“最後一公里”的價值傳遞。▲ 圖源Pixabay以社保落地作為建構競爭優勢的護城河京東和美團為外賣騎手繳納社保，喚醒了公眾對新就業形態勞動者權益保障的關注，對於整個新就業形態以及靈活就業群體將有巨大的示範作用。對於京東模式而言，其做法既體現了企業的社會責任感，也是其差異化競爭策略的一部分。通過建立穩定的勞動關係，騎手的工作滿意度相應提升，整個行業的服務水平也會改善。外賣行業是一個流動性非常大的行業，50%的騎手是不會超過三個月的，部分的原因是由於沒有長期保障。如果繳納社保，可能會有一部分騎手願意留下來長期從業，這對於平台自身的業務也有好處，可以幫助平台穩定勞動力隊伍，減少招聘成本、培訓成本等流動成本。由於之前該行業默認是沒有社保的，所以騎手就沒有繳納社保方面預期。隨著平台給騎手繳納社保，可能會改變勞動者預期，反過來促使更多平台企業考慮是否增加這一部分的支出。上述所有討論圍繞的核心還是就業需求。但還有另外一個重要問題也可以從這次外賣騎手社保落地的兩種模式爭論中找到線索，那就是收入分配。平台經濟是否能夠在中國經濟中發揮更大作用，本質上還是要考慮平台經濟是否能夠改善和提升人民群眾的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就業是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的重要來源之一，另一個重要來源就是在就業中，勞動者所獲得的價值分配到底怎樣？眾所周知，收入分配失衡是國內消費不足的核心癥結。如果大部分的利潤都被平台企業獲得，那麼平台經濟的快速發展並不必然帶來普惠性的社會福利提升。京東模式強調全職僱傭關係下的完整社保覆蓋，本質上是將平台創造的部分價值通過社會保險這一間接途徑回饋給勞動者。而美團模式則更強調靈活性，在維持就業規模的同時，漸進式地提升勞動者的福利水平。無論採用那種模式，都將影響平台經濟的收入分配格局。目前，許多平台企業表現出“輕資產、高估值、高利潤”的特徵，資本回報率顯著高於勞動回報率。如果主要平台企業的淨利潤率逐步提升，而騎手的實際收入卻面臨下行壓力，兩者之間的剪刀差不斷擴大，這種趨勢不僅會影響勞動者的生活質量，也限制了內需的釋放潛力。從宏觀經濟視角看，平台經濟的健康發展需要平衡三個關鍵目標：持續創造就業、提升勞動收入佔比、維持企業創新活力。如果社保全覆蓋導致大量靈活就業機會消失，雖然留存的工作崗位福利更好，但總體社會福利可能反而下降。反之，如果為了保住就業規模而犧牲勞動者的基本權益，也不符合共同富裕的發展方向。因此，無論是京東模式還是美團模式，都需要回答一個根本問題：如何確保數字經濟創造的價值能夠更加公平地在平台、消費者與勞動者之間分配？社保制度只是收入再分配的一種機制，更深層次的問題在於初次分配環節的合理性。平台企業的演算法定價模式、抽成比例、激勵機制等直接影響著騎手的實際收入水平。如果平台在市場競爭格局穩定後，騎手的單均收入呈現下降趨勢，而平台方的利潤率卻穩步提升，這意味著平台經濟發展的紅利並未充分惠及一線勞動者。結 語我們應該看到，在中國這樣一個體量龐大、發展不平衡的國家，社保普及不可能一蹴而就。外賣平台社保落地的模式之爭，本質上並非道德高低或善意多少的問題，而是如何在保障勞動者權益與保持就業活力之間找到平衡。我們希望，就像是京東2025年退休的1200名一線員工一樣，所有的勞動者在退休之後都可以獲得體面的養老金水平。同時我們也希望，社保體系能夠持續覆蓋，能夠覆蓋更廣泛的群體，且不對當前的就業崗位需求產生衝擊。但似乎這兩種期望之間依然存在著彼此的矛盾。更進一步，這場討論也揭示了數字經濟時代收入分配格局重塑的重要性。平台經濟創造的價值應當更加公平地在各參與方之間分配，讓勞動者能夠分享到數位化發展的紅利。這不僅關乎社會公平，也是擴大內需、促進消費的關鍵所在。無論採用那種社保模式，都應當以提升勞動者在收入分配中的份額為根本目標，使平台經濟成為縮小收入差距而非擴大不平等的積極力量。當前中國參與職工基本養老保險人數為3.02億人，已是全球最大的社會保障系統之一，但距離覆蓋全部勞動人口仍有巨大差距，尤其是規模龐大的靈活就業群體。京東模式提出了一種理想化的前進方向，美團模式指向了一種穩步推進的現實路徑。對於一個擁有世界最大規模靈活就業群體的國家來說，理想與現實的妥協與協調，或許才是實現廣泛社會保障覆蓋的最優選擇。或許，問題的關鍵不在於選擇京東模式還是美團模式，而在於如何根據中國國情，打造一套既保障權益、又不阻礙就業、還能可持續運行的社會保障體系，同時確保該體系能夠促進更加公平合理的收入分配格局。最終目標是讓所有參與經濟活動的人都能獲得與其貢獻相匹配的回報，享有體面勞動和有尊嚴退休的機會，真正實現發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發展理念。 (文化縱橫)

4月27日，京東宣佈將進一步加大全職騎手的招聘力度。未來三個月，京東將招聘10萬名全職騎手。待遇方面，全部繳納五險一金且所有費用都由公司承擔，平均繳納2000元左右五險一金，騎手還可享受法定福利假期、年假、家禮、體檢、帶薪病假、愛心基金等多項福利。此外，在基本的出勤量前提下，全職騎手入職前3個月，京東會提供至少5000元的保底工資，多勞多得。此外，京東還會為表現優異的全職騎手提供晉陞騎手副站長、站長的職業發展機會。在2月初官宣上線京東外賣服務後，京東在騎手招聘上層層加碼。2月19日，京東宣佈自2025年3月1日起，將逐步為京東外賣全職騎手繳納五險一金，為兼職騎手提供意外險和健康醫療險。後續京東進一步加碼，在2月24日宣佈為了薪酬公平性，未來一段時期簽約的外賣全職騎手繳納五險一金的所有成本，包含個人所需繳納部分，全部由京東承擔，確保騎手現金收入絕不會因為繳納五險一金而減少，此項舉措包含現有騎手和新加入的騎手。3月20日，京東外賣宣佈已與超10000名全職騎手簽署正式勞動合同。4月15日，美團發佈即時零售品牌“美團閃購”。同一天，京東表示外賣訂單量將超過500萬單。同時因秒送業務發展迅速，本季度京東將再招收不低於5萬名全職外賣員，全額足額全部繳納五險一金且所有費用都由公司承擔。4月21日，京東發佈《致全體外賣騎手兄弟們的公開信》，稱將加大全職騎手招聘力度，未來三個月將招聘名額由5萬名提高到10萬名。4月21日，京東和美團因為騎手接單事件“摩擦”不斷。對次，網經社電子商務研究中心數字生活分析師陳禮騰對第一財經表示，外賣行業本質上是“騎手-商家-使用者”三方網路效應的博弈。對於平台來說，騎手和商家規模決定了其市場競爭力和市場吸引力。因此商家和騎手是外賣平台爭奪的核心資源。京東作為新進入者，以差異化定位入局外賣市場，為外賣市場再一次激起競爭“水花”。騎手如果“多平台接單”會稀釋平台運力資源，增加調度成本，還可能降低單平台的履約效率。4月22日，京東宣佈外賣日訂單量已突破1000萬單。此前，有達達騎手對第一財經表示，他一天約配送50單。以每位騎手每天配送50單計算，1000萬單需要20萬名全職騎手。據瞭解，除了全職騎手，不少京東外賣訂單由達達騎手配送。 (第一財經資訊)

沉寂多時的外賣戰場，再度風雲驟起。繼抖音強勢入局後，京東也高調宣佈殺入本地生活領域。此刻，外賣江湖，戰火重燃。 2月28日下午，京東外賣在京東集團北京總部，與首批全職騎手代表舉辦簽約儀式。3月1日起，京東將與全職騎手們簽署正式勞動合同，為他們繳納五險一金，並承擔他們個人所需繳納的部分。 外賣騎手上社保：“我可以幹到退休了！” 據京東黑板報，在2月28日簽約儀式現場，北京大興區「女單王」石師傅，對成為京東外賣全職騎手，並能繳納五險一金解決「看病難」問題感到非常開心。 「我是上有老、下有小的中年人，為了看病和養老有保障，就看重社保。沒想到京東外賣率先給我解決了這個難題，不止五險子我交一金，而且不用自己出錢，特別高興，現在我愛人也很羨慕我，家庭地位都還給石師傅了。」石師傅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