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賣大戰
耗時一年,燒光千億的外賣大戰,捅破中國增長的“深層悖論”?
【導讀】為什麼演算法治理卓見成效,外賣騎手卻依然沒有安全感?因為他們不僅“困在系統裡”,還“困在身份裡”。2025年,外賣平台再次發生白熱化的競爭,連帶著將外賣騎手繳納社保的問題帶入輿論場的中心。當下,全國有8400萬這樣的新就業形態勞動者,他們為城市奉獻,卻不被城市承認。作為“非典型勞動者”,他們難以被法律認定為受僱勞動者,缺乏僱傭關係所賦予的各類權益與保障;作為“城市非市民”,他們參與城市建設,卻在住房、教育、醫療等方面被邊緣化。這是由於現行的社保制度依然建立在僱傭關係之上,使得像騎手這樣高度嵌入城市運轉、卻游離於制度保障之外的群體難以享受公共福利,處於“懸浮”的狀態。文章強調,要打破這一困境,勞動權益保障須實現從“僱傭本位”向“勞動本位”的轉型,即將保障依據從僱傭關係轉向勞動事實本身,以是否實際參與社會生產與服務作為制度納入的基本標準。這不僅關乎騎手的未來,更關乎中國城市化下半場的真正出路。本文原載《文化縱橫》2026年第2期,僅代表作者觀點,供讀者參考。如何讓“騎手”不再懸浮?▍從演算法治理到城市融入黨的二十大報告明確提出,要“加強靈活就業和新就業形態勞動者權益保障”,並“加強新經濟組織、新社會組織、新就業群體黨的建設”。這標誌著國家首次將新就業形態勞動者的權益保障與組織建設納入頂層治理框架中。此後,中央和地方政府圍繞新就業形態勞動治理主要開展了兩方面探索:一是演算法治理與勞動權益保護,二是社會治理與城市融入。在演算法治理與勞動權益保護上,國家密集出台政策,推動平台企業規範演算法管理、保障新就業形態勞動者權益。2021年7月,人社部等八部門共同印發《關於維護新就業形態勞動者勞動保障權益的指導意見》(以下簡稱《意見》),針對平台用工規範化,提出要規範派單機制、加強演算法管理和資訊披露,並要求建立申訴處理與權益保護通道,以防範演算法濫用與資訊不對稱對勞動者權益的侵蝕。2022年3月,《網際網路資訊服務演算法推薦管理規定》正式實施,成為中國首個系統性演算法監管制度。總體上,這一時期的政策邏輯,是通過演算法治理帶動勞動權益保護——以程序透明、過程監管和行為規範,修復勞動過程中的“規則正義”。與演算法治理聚焦勞動過程不同,社會治理與城市融入旨在回應新就業形態勞動者在城市中的身份與歸屬問題。2021年以來,全國各地依託工會、人社部門及平台企業,建設“騎手之家”“暖蜂驛站”等服務陣地,推動“工會進平台”行動,嘗試將新就業形態勞動者納入基層治理與公共服務體系。儘管這些探索在一定程度上拓展了城市管理的服務邊界,但從實際成效來看,主要停留在象徵性關懷與組織動員層面,並未觸及新就業形態勞動者身份與權利的根本改變。因此,地方政府,尤其是社會工作部門,在新就業形態勞動者的社會治理實踐中普遍陷入組織難、融入難與認同難困境。如何破解“三難”困境,成為推動新就業形態勞動者社會治理與城市融入的關鍵。基於對新就業形態勞動者的長期研究可以發現,他們不僅“困在系統裡”,更“困在身份裡”:一方面作為“非典型勞動者”,他們難以被法律認定為受僱勞動者,缺乏僱傭關係所賦予的各類權益與保障;另一方面作為“城市非市民”,他們參與城市建設,卻在住房、教育、醫療等方面被邊緣化。演算法治理可以修復“規則正義”,卻難以彌補“承認缺失”。因此,未來制度改革的關鍵在於“身份解困”——一方面突破以僱傭關係為前提的保障邏輯,在制度層面承認勞動事實作為權利依據,使新就業形態勞動者因其勞動而獲得穩定保障;另一方面承認其作為城市建設者的持續貢獻,將其納入普惠性的公共服務體系,從而實現從制度邊緣到制度內嵌的轉變。▍從“僱傭本位”到“勞動本位”:勞動權益保障的邏輯轉向(一)制度困境:僱傭關係的非典型化與保障邊界的模糊在傳統工業社會,勞動者的社會保障建立在“僱傭依附”之上。因為勞動者獲得養老、醫療、工傷、失業等保障的前提,是與用人單位之間存在明確、持續的僱傭關係。[1]自上世紀50年代以來,這一模式成為現代勞動法體系的制度基石——“僱傭關係”既是權利的起點,也是保障的邊界。標準僱傭關係是戰後福利國家社會保障制度的核心支點。[2]但是,隨著數字經濟與技術平台的興起,這種以僱傭關係為核心的權利架構正被不斷衝擊。平台經濟、靈活就業與零工勞動的迅速擴張,使勞動者的身份愈加多樣化。[3]外賣騎手、網約車司機、網路主播與內容創作者等群體,普遍處於“非僱傭—非自雇”的模糊地帶:他們在勞動過程中受到平台的實質性控制,在收入來源與工作機會分配上高度依賴平台規則,卻被排除在“受僱勞動者”之外,在法律與制度層面被界定為“個體工商戶”“獨立承包商”或“平台合作方”。這種“僱傭關係非典型化”的制度空白,使新就業形態勞動者既無法享有傳統受僱勞動者的社會保障,又缺乏自雇者的保障機制,陷入權益真空。[4]歐美國家在平台經濟興起以後,大多出現僱傭關係認定模糊、責任分擔不清的制度爭議。在這一意義上,中國面臨的挑戰並無本質不同。中國現行勞動權益保障體系以《勞動法》《勞動合同法》為基礎,這一體系在上世紀末建構時,主要面向穩定就業與正規部門。它假定僱傭關係是清晰、持續且單一的:長期僱傭、個人參保、單位繳費。然而,平台勞動呈現去組織化與碎片化特徵,使勞動者既難以符合傳統僱傭關係認定標準,也難以進入用人單位主導的社保繳費管道。結果,制度對“標準僱傭關係”的依賴,並未使新就業形態勞動者完全失去社會保障,而是使其只能以“個體參保”或“靈活就業”身份進入體系,導致保障責任與其實際勞動屬性之間出現結構性錯位。從工作史的視角來看,新就業形態勞動並非偏離常規的例外,恰恰是勞動形態的歷史常態。黃宗智指出,靈活就業在歷史中一直佔據主導地位,其在當下勞動人口中的佔比高達83.2%。[5]這一結論表明,中國的勞動制度並未完全以標準僱傭關係為基礎,而是在很大程度上運行於非正規勞動、半自雇與混合型工作形態的現實結構之中。隨著技術演進、產業結構調整與組織形式的持續變遷,勞動形態將進一步去中心化、去單位化。靈活就業非但不會衰退,反而可能成為未來勞動力市場的主要形態。因此,中國制度改革的關鍵不是簡單複製西方經驗,而在於能否突破“僱傭本位”的制度邏輯。現行社會保障體系將僱傭契約作為權利入口,使保障資格高度依附於單位與合同關係。然而,在勞動形態日益多元化、去單位化的背景下,這種以契約為核心的制度結構已難以回應現實。要打破這一困境,勞動權益保障須實現從“僱傭本位”向“勞動本位”的轉型——將保障依據從僱傭關係轉向勞動事實本身,以是否實際參與社會生產與服務作為制度納入的基本標準。這意味著,無論勞動者是受僱者、半受僱者還是自雇者,只要其在實質上通過勞動參與社會生產和服務,就應當被納入統一的保障體系,並由參與勞動組織和收益分配的相關各方共同承擔制度責任。這一轉向在政策層面已出現探索性調整。2021年,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等八部門共同印發的《意見》,提出要“探索建立與靈活就業特點相適應的勞動用工和社會保障制度”。平台企業在部分地區先行試點,通過“個人繳費+平台補貼”模式,為外賣騎手、網約車司機等新就業形態勞動者提供養老和醫療保險。但是,這些探索主要著眼於參保管道和繳費機制的靈活化,卻仍以僱傭關係或個體經營為參保前提。在操作層面,它們確實推動了由單位參保向“個人參保”的過渡,但在制度邏輯上尚未真正完成從“僱傭本位”向“勞動本位”的轉變——保障資格依然被繫結在僱傭關係之上,而未完全以勞動事實為依據。必須意識到,這種從“僱傭本位保障”走向“勞動本位保障”的制度探索,並非簡單的技術性調整,而是制度邏輯的深層重塑。唯有在這一層面完成轉型,勞動權益保障才能真正跨越“標準僱傭關係”的邊界,實現從制度排斥到制度包容的歷史性轉向。(二)國際探索:從“僱傭本位”保障到“勞動本位”保障全球範圍內,平台經濟與靈活就業的興起,使傳統以僱傭關係為核心的社會保障體系普遍面臨挑戰。各國政府與國際組織也在探索如何重塑社會保障體系,將社會保障的獲得立基於勞動者參與社會生產和服務的事實,而非僅依附於單一、穩定的勞動契約。總體上,這一全球探索大體分為兩類路徑:一類是“僱傭延伸型改革”,試圖通過擴大僱傭定義,確立“僱傭推定”或“准僱傭者”類別,將非典型勞動者納入既有制度框架;另一類是“勞動本位型改革”,通過弱化社會保障對特定僱傭關係的依附,將權利資格轉移到勞動者個人,推動保障從以單位為中心走向以勞動者為中心,並以個人帳戶為載體的制度安排。2021年英國最高法院在Uber BV and Others v. Aslam and Others一案中判定,Uber司機應歸類為“worker”,要求平台承擔相應責任。此案成為靈活就業領域的重要判例,擴展了勞動法保護的中間地帶。歐盟於2023年通過《平台勞動指令》(Platform Work Directive),確立“僱傭推定”原則——凡平台在調度、監督、定價等方面對勞動者具有實質控制,即推定存在僱傭關係,由平台承擔責任。德國自20世紀中期發展出“類僱員”制度,用以保護那些在形式上為自雇者、實質上高度依附於單一委託方的勞動者,例如部分自由記者和藝術家。[6]上述改革在理念上重視“事實從屬”,但在制度邏輯上仍以僱傭關係為前提,核心思路是延伸僱傭範疇,而非重塑制度基礎。換言之,它們更多是“擴大舊框架”,而非“生成新邏輯”。率先打破“僱傭本位”保障的是瑞典、丹麥、芬蘭等北歐國家建立的普遍主義福利體系,社會保險以公民或居住身份為依據,而非以僱傭關係為前提。[7]美國的一些智庫進一步探索了“可攜帶福利帳戶”(portable benefits accounts)制度,以應對傳統僱傭體系中社會保障依附於單一僱主的制度約束。這一改革設想由不同用工平台根據勞動者的工作量共同繳納費用,勞動者通過個人帳戶積累社會保障權益,從而在多重僱傭關係之間實現福利權利的轉移與積累。[8]這種設想的核心思路在於將社會保障從特定僱傭關係中分離出來,使勞動者能在跨平台、跨用工主體流動中維持連貫、可累積的保障。國際經驗表明,社會保障正面臨從“僱傭本位”向“勞動本位”的潛在轉型:未來,在高度靈活化、分散化、平台化的工作世界裡,醫療、養老金、失業救濟等基本福利將逐步脫離對單一僱主的依賴,以勞動者的勞動付出與社會貢獻為權利基礎,“社會保障隨人走”成為可行方向。與此同時,傳統僱傭關係仍將在制度體系中發揮作用,但功能可逐步轉向補充性保障,如工傷保險與企業年金,而不再作為社會保障制度的唯一支點。基於這一理念,未來的制度設計可以建立以勞動事實和勞動者個人為基點、多方共擔責任的綜合性社會保障帳戶。該帳戶以勞動者為統一載體,但不再依賴單一用人單位,而是由勞動者、平台企業、勞務中介和政府按照比例共同繳費。勞務中介因調度勞動者的工作量而承擔相應責任,平台因組織勞動過程而分擔義務,政府則基於發展成果共享原則提供必要的財政補貼。這種“個人+中介+平台+政府”的四方共保機制,突破了傳統以單位繳費為核心的僱傭關係模式,使社會保障能夠覆蓋多重勞動身份與多元用工形態,真正實現從“規則正義”到“承認正義”的升級,讓勞動者因自身付出的勞動而獲得穩定、可預期的制度待遇。▍從“常住型城市化”走向“權利型城市化”:城市融入的路徑轉向根據國家統計局的資料,2023年末中國常住人口城鎮化率達66.16%,比1949年末提高55.52個百分點,城鎮常住人口已達9.3億人;但與此同時,戶籍人口城鎮化率卻還不到50%。[9]這意味著,中國城市化呈現出典型的“空間進入”與“制度排斥”的斷裂特徵:城市在物理層面不斷擴張,但制度對新市民的吸納相對遲緩。結果,約3億“城市非市民”群體居住在城市,卻無法制度化地成為城市一員,相應地在公共服務、社會保障和權利獲得上長期處於不完全的身份狀態。新就業形態勞動者恰恰處在城市化的斷裂帶上,是約3億“城市非市民”群體中非市民身份特徵最鮮明、也最具典型性的組成部分,集中體現了“深度城市參與”與“有限制度融入”之間的結構性張力。根據全國總工會第九次全國職工隊伍狀況調查資料,全國職工總數4.02億人左右,其中新就業形態勞動者8400萬人,佔全國職工總數的20%。[10]在如此規模之下,這一結構性張力已不再是邊緣現象,而是無法迴避的現實問題。當前,世界正經歷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一百年前,波蘭尼在《大轉型》中追溯了1815~1915年“世界百年和平與繁榮”終結的原因,同時提醒世人關注市場與社會雙向運動所引發的人類歷史的周期性變革。[11]回望世界歷史,全球確實正進入一個新的周期性變革階段。如果將時間軸向前推一百年——1930年前後,世界先後爆發了兩次世界大戰和一場全球經濟危機;再向前追溯一百年——1825年英國的經濟危機波及全球,歐洲社會運動此起彼伏。相比戰爭與經濟危機,更值得注意的是,1825年前後,英國鞏固並擴展了其世界主導地位;1930年前後,伴隨“大蕭條”與全球衝突的加劇,美國逐步取代英國成為新的全球領導力量。可以說,自工業革命以來,每逢世紀的20~30年代,世界格局都會迎來一次深刻大調整。當下,新的技術革命、地緣政治競爭與制度重塑正在同步展開。儘管大變局意味著危機疊加與不確定性上升,甚至可能出現大規模戰爭與全球經濟震盪,但它同時孕育著新的歷史性機遇——誰能在全球競爭中率先佔領新的戰略制高點,誰就有可能塑造新一輪世界秩序。對於中國而言,這一輪“世界再平衡”的核心潛力,並不在於發動外部對抗(通過戰爭、貿易爭端或金融手段施壓),而在於內部結構的深度重塑,尤其是在新增長邏輯下推動城市化的升級。城市化被視為“經濟增長總開關”,因為它能夠同時啟動投資、消費與出口三大引擎。但是,目前中國城市化發展進入中後期,這一“經濟增長總開關”也開始遇到阻力。過去依靠空間擴張和資本投入驅動的城市化模式,正面臨兩大結構性約束。一是空間邊際遞減,一二線城市的基礎設施和房地產建設趨於飽和,傳統“以地生財、以房帶城”的增長模式難以為繼,新增城市投資的邊際回報明顯下降。[12]二是人口結構轉折,青壯年勞動力數量下降、人口老齡化加速,農村剩餘勞動力的轉移潛力趨於枯竭,城市化的“數量紅利”正在消失。[13]正因如此,包括新就業形態勞動者在內的約3億已進城但未落戶的常住人口,成為破解中國城市化發展瓶頸的戰略變數。讓這部分人真正成為城市市民,本質上是將存量的“潛在需求”和“受限生產率”轉化為可持續的城市內需與發展效率。據測算,城鎮化率每提高1個百分點,可以拉動GDP增長1.5個百分點。[14]若以約3億已進城但未落戶的常住人口為基數,總體城市化潛力所帶來的經濟增長規模將不可估量。這一過程也意味著城市化發展邏輯從“以地生財”向“以人興城”轉變,從依賴土地資本擴張轉向依託人的能力、需求與創造力。因此,中國城市化的關鍵轉向,不是空間的擴張,而是人的融入;不在於繼續“建多少城”,而在於“讓多少人真正屬於城”;不是“常住型城市化”,而是“權利型城市化”。當城市化從“常住型”走向“權利型”,它將不僅是經濟增長的引擎,更是社會整合與國家現代化的新支點。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歷史性機遇面前,誰能在不依賴戰爭與金融動盪的條件下,實現人口、制度與權利的內生升級,誰就能在全球競爭中贏得真正的歷史主動。對於中國而言,發展“權利型城市化”不僅是經濟命題,更是制度、社會與文明命題。“權利型城市化”在學理上可追溯至法國社會學家亨利·列斐伏爾提出的“城市權利”概念。他認為城市權利的目標在於賦權邊緣人、外來者,使之進入城市內部,擁有享受日常生活的權利。[15]大衛·哈維也指出,城市權利的本質,並非由個體是否具備居住資格來界定,而是體現在集體能夠共同參與城市的塑造與更新之中。換句話說,城市應成為一個由勞動者共同享有成果、共同決定未來的社會空間。[16]在中國語境下,“權利型城市化”意味著城市化的目標從空間擴張與人口集聚,轉向以人的社會權利和制度承認為中心的現代化處理程序。其本質是讓勞動者在經濟上參與城市建設的同時,也能在制度上獲得城市成員資格。這一轉向在國家政策層面已有所顯現。2024年7月,國務院印發《深入實施以人為本的新型城鎮化戰略五年行動計畫》,提出要“以進城農民工及其隨遷家屬為重點,進一步拓寬落戶管道,縮小戶籍人口城鎮化率與常住人口城鎮化率差距”,並要求“推行由常住地登記戶口提供基本公共服務制度,使未落戶常住人口享有均等化的教育、醫療、住房與社會保險”等公共服務。但是,現實中這種轉型仍面臨結構性障礙。戶籍制度、社會保障體系與公共資源配置機制依然以戶籍、僱傭關係、居住登記為前提。因此,推動“權利型城市化”,不僅是戶籍、社會保障等制度改革的問題,更是社會整合與身份承認的制度重建。這一轉型的底層邏輯在於:一方面突破身份壁壘,建立以常住地為基礎的公共服務體系,使公共服務從“戶籍依附”走向“居住承認”;另一方面,強化勞動承認,將勞動貢獻作為城市成員資格的重要維度,使他們的勞動不僅被“需要”,更被“承認”。▍結論與思考長期以來,現代社會保障制度普遍以“標準僱傭關係”為權利起點,將養老、醫療、工傷與失業等核心保障牢固嵌入勞動者對用人單位的僱傭依附之中。這一制度安排在傳統工業社會具有現實合理性。然而,在平台經濟、靈活就業與零工勞動迅速擴張的背景下,以僱傭關係作為唯一保障標準的制度邏輯日益脫離現實。從工作史視角看,靈活就業並非偏離常規的例外,而是就業的歷史常態;以僱傭關係為前提的社會保障制度,長期只覆蓋勞動力市場中的少數群體。展望未來,隨著技術進步、產業結構調整與組織形態去單位化,勞動形態的多樣化與非標準化趨勢將進一步加深。在此背景下,“僱傭本位”保障已難以回應當下與未來的勞動現實,社會保障的制度基礎亟須調整。發展“勞動本位”保障,並非否認僱傭關係在制度體系中的作用,而是突破以單位隸屬與合同關係作為權利起點的單一路徑,將社會保障重新錨定於勞動事實本身。在這一制度構想下,僱傭關係仍可在工傷保險、企業年金等領域發揮補充性保障功能,但不再作為社會保障制度的唯一支點。這種構想的要義在於確立新的權利判斷標準:無論僱傭關係的具體形式如何變化,只要個體持續參與社會生產與服務並創造社會價值,就應被納入統一的社會保障體系,成為穩定而正當的權利主體。如此,才能推動社會保障從對關係形式的事後裁量,轉向以勞動事實為基礎的事前承認,為新業態勞動治理奠定“承認正義”的制度支點。但是,“承認正義”若止步於社會保障領域,仍不足以回應新就業形態勞動者的身份困境。在城市融入上,他們因“城市非市民”的身份遭遇另一重制度性排斥。當前,住房保障、子女教育、醫療資源與社區參與等關鍵制度安排,普遍與戶籍緊密繫結。在這一制度約束下,大量新就業形態勞動者雖在空間意義上高度嵌入城市運行,支撐著城市的餐飲、出行與日常服務體系,卻在制度上游離於城市公共服務與社會治理體系之外。這種“為城市奉獻,卻不被承認”的制度性斷裂,使新就業形態勞動者持續處於城市邊緣地帶,成為最被需要卻最缺乏制度性保障的群體。這一困境的根源,在於既有城市化路徑仍主要停留在以人口空間流入為導向的“常住型城市化”,而未能同步完成以制度承認與公共服務融入為核心的轉型。發展“權利型城市化”,並非否定既有戶籍制度,也不是無限擴張公共福利,而是在現有制度框架內,逐步弱化基本公共服務對戶籍身份的單一依賴,使其更多依據勞動參與、穩定居住與社會貢獻等現實因素加以配置。在這一意義上,勞動者是否持續參與城市運轉、是否構成城市日常秩序的重要支撐,應成為獲得基本公共服務與制度保障的關鍵依據。唯有新就業形態勞動者在制度層面被納入城市公共服務體系與社會治理結構,“承認正義”才能由生產領域延伸至再生產領域,城市融入與社會治理才可能獲得真正穩固的制度基礎。最後,從世界經濟發展的周期來看,全球必將進入一個由市場擴張向社會保護轉向的新階段,中國也不例外。改革開放四十餘年的市場化運動,充分釋放了經濟活力;但按照波蘭尼所揭示的“雙向運動”邏輯,市場擴展若缺乏充足的社會保護,終將引發結構性失衡。近幾年經濟運行中出現的壓力與風險在相當程度上是社會保護措施不足的結果,也是市場化運動轉向社會保護運動的現實訊號。當前,通過消費補貼、生育支援、產業刺激等手段提振經濟,固然具有現實意義,但更多停留在需求側的短期修復,整體作用有限。從根本上看,問題並不在於刺激力度是否充分,而在於社會保護是否真正到位。正是在這一意義上,“勞動本位保障”與“權利型城市化”並非一般性的政策補救,而是回應長期市場化運行的根本性社會保護安排。新業態勞動治理,是制度轉型壓力最先顯形的地方。它所要求的,不僅是一項勞動政策的調整,更是一場社會制度的更新;它所檢驗的,不僅是技術監管的能力,更是國家在“承認正義”層面所具備的制度想像力。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時代契機下,這場社會制度更新,不僅是中國走出當前經濟低迷與社會預期收縮的重要條件,也牽動著其在國際政治格局中的地位調整。在此意義上,“承認正義”並非附加性的規範修辭,而是推動這場制度更新的底層邏輯,同時關乎國內經濟發展與國際秩序新地位。 (文化縱橫)
中國外賣七巨頭,被罰36億
36億罰單落地。4月17日,中國國家市場監督管理總局罰單,震動中國網際網路江湖。拼多多、美團、京東、餓了麼(現淘寶閃購)、抖音、淘寶、天貓,七大電商平台人人有份。因"幽靈外賣"系列違法行為,被合計罰沒35.97億元,同時七家企業法定代表人與食品安全總監被連罰1968.74萬元。這是中國食品安全監管史上對電商平台開出的最大罰單。依據《食品安全法》第131條和《電子商務法》第83條,這場持續數月的"幽靈外賣"專項整治,終於以"天價罰單+高管連坐+業務限批"的組合拳形式落下重錘。具體看拼多多,15.22億元獨佔鰲頭,暫停新增蛋糕店舖9個月。美團被罰沒7.46億元,作為外賣行業龍頭,要更努力了。京東被罰6.35億元,外賣業務擴張期的合規短板。餓了麼/淘寶閃購合併被罰5.58億元。抖音、淘寶、天貓分別被罰5689萬元、4697萬元、3174萬元。拼多多一家平台的罰金,佔了總額的差不多40%。這似乎和大家的常識有點區別,拼多多還做外賣?這背後的原因是平台內9463家蛋糕商戶資質稽核有問題,其中4522家未上傳食品經營許可證,4941家超範圍經營。國市監處罰〔2026〕22號決定書首次披露了調查過程的驚人細節:市場監管總局多次出具《限期提供材料通知書》《責令改正通知書》,拼多多方面卻"多次出現無正當理由拒絕提供有關材料、資訊,或提供虛假材料、資訊等行為,甚至採用暴力、軟對抗等手段阻礙監管執法”。監管最終按"每未履行1家店舖資質審查義務處以16萬元罰款"的頂格標準計算,合計罰款15.14億元,沒收違法所得584萬元。平台法定代表人趙佳臻個人被處以693.73萬元罰款,食品安全委員會主任范潔真被罰265.84萬元。所謂"幽靈外賣",是指無堂食場地、租借證照、使用虛假地址、偽造門店照片的商戶,通過入駐外賣平台偽裝成"高分店舖”。更隱蔽的玩法是"轉單平台”,商家接單後一鍵轉交給無資質作坊加工,平台對此"明知或應知卻未採取必要措施”。消費者點的外賣看似來自光鮮亮麗的品牌店,實則可能出自某個城中村的無證作坊。監管給出的整改期限是暫停新增蛋糕店舖3至9個月。蛋糕(尤其是裱花蛋糕)因涉及冷加工、易腐特性,是食品安全高風險品類。拼多多被處最長期限9個月,直接凍結其在該品類的擴張能力。 (奇偶工作室)
劉強東殺進美團大本營
表面風平浪靜,實則暗潮洶湧。本地生活戰場,從來就沒有真正平靜過。上個月,監管部門轉發了一篇題為《外賣大戰該結束了》的文章,釋放出明確的外賣巨頭持久的燒錢大戰徹底結束的訊號。圖源:國家市場監督管理總局網頁事實也印證了這一說法。最近一段時間,阿里、京東、美團在外賣領域的價格戰逐漸平息,各家的競爭重心也悄然從燒錢補貼轉向了外賣品質的提升。只不過,外賣的硝煙雖在散去,整個本地生活行業卻並未就此偃旗息鼓。這不,最近京東就直接殺進了美團的另一個核心領地——團購。日前,京東宣佈,京東團購正式上線,全國首批百城百萬餐飲門店開啟試營運。圖源:京東從品類來看,品質正餐、快餐簡餐、燒烤小吃、咖啡茶飲、漢堡披薩、甜品蛋糕等使用者能想到的到店餐飲品類,幾乎全部涵蓋其中。與此同時,京東還推出了“單單送茶飲”的促銷活動。從4月3日到4月30日,單筆團購訂單實付滿99元,到店核銷後就能領一張大牌茶飲優惠券。圖源:京東APP根據官方資訊,星巴克、蜜雪冰城、瑞幸、庫迪、滬上阿姨等主流茶飲品牌都參與了合作。如果使用者願意到店自提,甚至有機會1分錢喝星巴克。這一套打法,聽起來是不是很熟悉?沒錯,這正是美團多年來深耕的“到店團購”場景。劉強東這次,似乎不是在跟美團打外賣價格戰,而是選擇繞到敵人身後,去爭奪“到店”這塊更穩定、更核心的市場。事實上,京東這步棋其實早有預兆。早在去年7月,京東外賣就開始鼓勵服務商拓展到店團購業務了。當時,京東主要瞄準的是正餐品類,比如火鍋、燒烤、地方菜系這些客單價高、消費場景明確的商家,它給出的激勵也很實在,每拓展一家品質正餐門店,服務商就能拿到100元的補貼。圖源:京東外賣商家中心此外,京東還要求到店餐飲的商品原價,不能高於美團,也不能高於淘寶閃購;商品數量也不能比這兩家少,一位接近京東的知情人士當時透露,這意味著京東外賣加快了對正餐餐廳拓展外賣、到店團購業務的步伐。從這個時候開始,京東就已經在為今天的團購佈局鋪路了。那麼問題來了:京東為什麼非要做團購?道理其實不複雜。外賣是高頻入口,但毛利相對較薄,履約成本也高;而到店團購雖然下單頻次略低,但現金流更健康、商家黏性更強、使用者決策路徑更短。更重要的是,美團之所以能在本地生活領域長期領先,靠的不僅僅是幾百萬外賣騎手,更是它那張密不透風的“到店”網路。也就是說,大眾點評的評分體系、使用者的真實評價、海量的商家資源,才是美團真正的護城河。資料顯示,京東外賣上線一年來,已經獲得了超過2.4億使用者下單,市場份額超過15%。這個成績說明京東在“到家”場景已經站穩了腳跟。圖源:京東APP但要想在本地生活領域真正與美團掰手腕,光送外賣是不夠的。只有切進“到店”這個場景,才能完成從“送餐”到“餐飲服務”的全鏈路覆蓋。所以,京東團購的推出,可以理解為京東本地生活戰略的自然延伸。它不是一場倉促的突襲,而是一次有準備、有節奏的進攻。放在兩三年前,這種等級的業務上線,外界的第一反應肯定是“又要打價格戰了”。但這一次,風向明顯不同。前文也提到,有關部門轉發了經濟日報的文章,明確指出“外賣大戰該結束了”。文章認為,“外賣大戰看似惠民,實則內卷”,監管部門已經進駐相關平台開展現場調查。由此可見,外賣平台價格戰這條路,徹底走不通了。如此背景之下,京東團購展現出全新的競爭思路,它不再侷限於單一打法,而是憑藉綜合能力參與本地生活市場的角逐。首先是供應鏈能力的整合。長期以來,餐飲商家都存在著食材採購成本高、供應鏈不穩定這一核心痛點。而京東擁有全國領先的B2B供應鏈網路,如果能夠為商家提供更穩定、更有成本優勢的食材供應,商家自然願意在京東團購上給出更有競爭力的套餐。這種“供應鏈賦能”的打法,是京東區別於純流量平台的獨特優勢。其次是履約體系的協同。京東旗下有達達配送,還有七鮮小廚這樣的前置倉佈局。通過“到店自提”與“即時配送”的結合,京東可以為使用者提供更靈活的消費選擇。圖源:京東黑板報比如這次活動中的“1分錢喝星巴克”,就是典型的到店自提場景,使用者被優惠吸引到店,商家獲得了線下客流,京東也啟動了本地使用者。還有是商家服務的差異化。在佣金、結款週期、流量支援等方面,京東一直致力於給出對商家更有吸引力的方案。如果京東能打出“低佣金、穩定流量、供應鏈賦能”的組合拳,對商家來說確實是一個值得考慮的新管道。換句話說,這一輪競爭的底層邏輯已經發生了變化。以前是“誰補貼多誰贏”,現在更考驗的是平台的綜合服務能力,誰能幫商家降低成本、提升效率、帶來增量,誰就能在競爭中佔據主動。目前看來,京東團購的加入,讓本就熱鬧的本地生活賽道變得更加擁擠。先看美團。作為行業老大,美團的護城河依然很深。它擁有中國最大的本地生活商戶網路、最成熟的地推團隊、最完整的使用者評價體系。這些不是一朝一夕能夠複製的。但美團也面臨著挑戰。就現在而言,美團商家的佣金敏感度在提高,使用者對“低價團購”的疲勞感在增加,監管對行業亂象的關注在加強。京東的入局,至少會給美團帶來一個不容忽視的競爭者。再看抖音。今年2月,抖音生活服務推出了一款名為“抖省省”的官方團購App,全面覆蓋到店餐飲、住宿遊玩、到店零售等業務,並表示將進一步融入AI技術。圖源:應用程式商店抖音的流量優勢毋庸置疑,但它的挑戰也很明顯,使用者刷短影片時的心態是娛樂,不是找餐廳,轉化效率需要持續最佳化。至於阿里系,去年淘寶閃購曾高調測試團購業務,在上海、深圳等城市先行試點,並將供給同步到淘寶、支付寶、高德三個流量連接埠。圖源:淘寶但一位淘寶閃購華東大區的BD(城市經理)卻坦言,團購業務“沒有做起來,第一批試點的水花沒有那麼大”。就當下來說,淘寶閃購的業務重心仍在到家業務,團購方面的動作並不算太大。也就是說,在目前的團購市場中,美團的領先地位依然穩固,抖音在持續加碼但尚未形成顛覆,阿里系暫時放慢了腳步。此時,京東的加入,無疑將為這個市場帶來了一個新的變數。接下來,京東團購能否在使用者心智中佔據一席之地?它能否吸引足夠多的優質商家入駐?它又能否與京東已有的外賣、零售、物流等業務形成真正的協同效應?這些問題,眼下尚無定論。但可以肯定的是,京東團購的入局,將讓2026 年的本地生活戰場充滿懸念。真正的好戲,才剛剛拉開帷幕。 (電商派Pro)
外賣大戰一周年:他們消失在巨頭的傾銷駭浪中
一臨近清明,小紅書上多了許多特殊送別,送別的不是故人,而是街角的小店。杭州中學生發現常去的豬腳店鎖門了,濟南女孩找不到常去的蛋糕店,吉林大哥返鄉,急匆匆去喝思念的羊湯,卻現金回饋櫥窗已拆,滿地瓦礫。江蘇姑娘說,她加班後常吃的米線店,早上路過時,發現貼出了轉讓告示,“那碗熱氣騰騰,再也吃不到了”。那些小店大多藏在城市街角,店面不大,裝修一般,多為夫妻操持生意,靠味道留住老客,相處如家人。珠海人說樓下茶餐廳藏著童年的味道,北京人說胡同麵館才有正宗的炸醬。在廣州打工的黑龍江小哥,最不捨常去的東北鐵鍋燉,每次去時,服務員阿姨都會多準備大拉皮,叮囑他好好吃飯:“以後再也沒有這樣一鍋熱乎、有人情味的飯了。”小紅書上,人們曬出失效的我的最愛,變灰的店舖名,送別“突然沒了的神仙小店”。那些送別來自天南海北,小餐館告別理由不一,但有個共同點:它們都曾被捲入外賣大戰的巨浪之中。去年春天,京東強勢開戰,阿里空降入局,美團竭力應對,外賣大戰在春天喧囂開場。最初訂單暴漲,讓許多餐飲從業者欣喜,生意彷彿很簡單,“租個檔口,接入平台,坐等爆單”。然而歡樂的日子短如朝露,很快,老闆們發現,那些爆單,多是平台補貼砸出的低價單,流水好看,但存不下錢。補貼退潮,流量驟降後,以為趕上風口的人們,等來滿地狼藉。那場風潮中,大量從無餐飲經驗的新人,揣著積蓄入場,經歷過山車起伏後,又失望離去。被稱為“餐飲收屍人”的二手裝置商,受訪時稱,外賣大戰開打一個月後,它們的回收生意倒是爆單了。他稱,那些新人老闆,以原價幾分之一價格,甩賣了沒用幾次的烤箱,嶄新的封口機,“昂貴的學費”。甩賣持續了一整年,二手裝置商稱,“一直到今年春節才稍微緩下來”。退場的不止新人。外賣大戰衝擊了正常價格體系,而影響最大的就是那些煙火小店。海量補貼衝擊下,去年餐飲的堂食價格已被打回十年前,接近2015年水平,餐飲利潤被壓到極低水平,甚至賠錢。媒體報導中,補貼大戰以來,近七成商戶營業額較2024年下降,80%商戶淨利潤下滑。一家雲南米線店老闆,講述困境:外賣大戰時,9塊9就能買一碗米線,可成本都要12塊,“不補貼就沒單子,補貼了就自己虧錢”。那些街角小店就這樣被裹挾進戰場,並見識到截然不同的命運。同一條街上,連鎖品牌店生意紅火,中午時三色外賣員飛奔穿梭,而街角小店卻在無聲退場。那場春天開啟的戰爭,經歷了喧囂初夏後,一度被叫停中止,但改變已永久發生了。有咖啡館老闆苦笑發問,“習慣了9塊9一杯的咖啡,突然漲回15塊,你還買嗎?”二小店退場只是冰山一角,那場外賣大戰的餘波,正影響整條供應鏈。外賣大戰巔峰時,三家平台日訂單達2.5億單,比開戰前多了1億單。然而,75%的新增訂單是15元以下低價單,其中近一半是飲品。亂象隨之到來。年輕人冰箱塞滿過期奶茶,更多奶茶因騎手送不過來,出不了門店,晚上被倒進垃圾箱。19塊8的羊肉串加門釘肉餅,被平台標價2塊5,18塊的餃子,不經商家同意就被改價1塊2,老闆吐槽“連麵粉錢都不夠,想退出不參加?對不起,退不了。”有甜品豆花店老闆曬出91單訂單,但收入只有290元,“這開個毛線啊?”一家受訪的螺螄粉店主稱,7月,外賣大戰最火熱時,他一天收到過800份外賣訂單,印表機持續噴單,“忙到崩潰。”然而,三天後算帳他發現,原本堂食還有盈利,這三天訂單暴漲,扣掉各項補貼推廣,反倒虧損了。虧損壓力之下,低價浪潮開始在整條供應鏈傳導。立信諮詢報告顯示,外賣大戰後,已有39%商戶,更換原材料價格更低廉的供應商。壓力層層傳遞,2025年三季度,全國食材市場多數品類價格承壓,其中水產和肉類交易價格整體下跌約5至6個百分點。從老闆到供應商,再到養殖戶和種植戶,所有人都在戰場之中。那個平台發出的外賣紅包,最後一路傳導,最後可能由某個凌晨三點起來喂雞的農戶買單。低價帶來不止是價格改變,也改變著餐飲品質。後廚內,曾經現熬的高湯改為料包沖泡,手工搟的面皮換作機器壓製,鮮切的蔬菜變成了冷凍料理包。小紅書上,人們疑惑發問,“有沒有覺得現在的餐廳,越來越一個味,越來越不好吃了?”。評論區裡,人們熱議預製菜,以次充好,科技狠活,千篇一律的美食街,直到有人發問:“以前討論都是誰家好吃,這一年,好像都在比較誰家便宜?”低價重壓下,餐飲者無從倖免,留下無數的疑惑、失望與意難平。那些只有十幾桌子、老闆既是廚子又是採購的小店,沒有連鎖品牌供應鏈,沒有資本輸血,早已無力參與這場戰爭:“人家餐飲店都上了補貼,顧客都願意點外賣薅羊毛。像我們不參加補貼、不搞價格戰而且主做堂食的小店來說,生意只會是越來越糟糕。”他們只有做好飯的執念,這也曾是生存的底氣。然而,當整個市場都在比誰便宜時,執念是最不值錢的東西。三這場改變一切的外賣大戰,本質其實是一場“傾銷”。2001年,中國加入WTO,按協議將大豆進口關稅降至3%。隨後,美國大豆憑藉轉基因技術和政府補貼,價格大幅低於國產大豆,進口量快速攀升,國內豆農和壓榨企業持續承壓。數年間,美國大豆傾銷如巨浪,2006年,國內約85%大豆壓榨產能,落入外資手中。國內豆農持續受損,東北產區尤為嚴重。同樣的故事,重複在外賣大戰。開戰時,京東砸100億闖入戰場,兩個月後,淘寶閃購喊出“請全國人民喝1億杯奶茶”,7月,閃購再稱,未來一年,外賣補貼要投500億。一年過後,三家平台投入資金已遠超最初計畫。各家最新財報披露,截至去年年末,京東、阿里、美團三家平台已經在這場仗裡燒掉了超過1700億。這筆錢相當於最巔峰時期,外賣全行業5年的利潤總和。1700億中,巨頭將電商平台的利潤,跨界砸入餐飲行業,只為打贏價格戰。那些平台補貼流向不一,大型連鎖品牌因有營運團隊,熟悉規則,能控成本,獲利頗豐。而小店們則沉於巨浪,小店的顧客變成平台的使用者,線下堂食收益變成平台交易額,最後催生,坐在餐廳點外賣的亂相。一如當年的大豆傾銷,跨界的巨浪席捲而下,每個個體命運再不相同。外賣大戰如颶風般掃過一切,而今年開春,外賣大戰重來的風聲再起。3月23日,紅餐產業研究院發佈《餐飲行業未來趨勢預測報告》,向全行業預警。研究院基於2025年餐飲商戶調研資料推演,若外賣價格戰按當前烈度持續至2028年,三家平台預計要燒掉5500億。結果則是,三年內,餐飲行業預計將有約1318萬家門店退出,一家餐飲店平均只能活一年。推演之下,中小餐飲門店彼時每單淨利潤將不足0.6元,近60%商戶將更換更低價的原材料供應商,“內卷式”競爭壓力將傳導至餐飲產業鏈各環節。食品安全問題也將從個案隱患演變為結構性風險。一場傾銷大戰,正從看似短暫的行業陣痛,滑向無法回頭的惡性循環,最終拖垮整個餐飲行業。報告發佈同日,北京市市場監管局聯合多部門約談十二家平台,就“內卷式”競爭提出整改要求,並通報第一批典型問題。3月25日,《經濟日報》刊文直言“外賣大戰該結束了”,國家市場監管總局官網轉發。那篇文章寫道,外賣大戰影響的不僅僅是餐飲業老闆的帳本,更是普通人的生計:當作為“壓艙石”的餐飲消費因價格戰而失速,經濟大盤感受到的寒意,最終會傳導到每個微觀個體。這場巨頭內卷式的搏殺,終於到了熄火時刻,1分的奶茶,3元的咖啡固然可喜,然而隱性的代價卻會落在每個人頭上。戰事或將停歇,但修復是緩慢的過程。平台千金散盡,商家遍體鱗傷,被低價破壞的消費習慣不會立刻恢復,被擠出市場的神仙小店不會立即回歸,被迫降低標準的供應鏈也不會一夜恢復品質。而被破壞的城市煙火氣,恢復則需時日。免費的才是最貴的。那些薅到的羊毛,最終化為嘆息的傷痕。王朔給電影《一聲嘆息》寫的旁白,或可為鬧劇作結。許多事情都是始料未及的。有些事隆重地開幕,結果卻是一場鬧劇;有些事開場時是喜劇,結果卻變成了悲劇。希望荒誕的戰爭永不再來。 (摩登中產)
抖音有大動作,美團危險了
王興:低谷時能不能扛住,是品牌的分水嶺。四年前,抖音聯手餓了麼,高調入局外賣市場,喊出千億年銷的口號,試圖分走這塊大餅。可理想豐滿,現實骨感。美團靠百萬騎手築起的配送鴻溝,抖音終究難以跨越。不到兩年,抖音外賣便折戟沉沙,退而求其次,轉攻“到店團購”,靠流量優勢完成了曲線救國。不料四年後,局勢突變。餓了麼改名“淘寶閃購”,成了美團即時零售的勁敵;抖音團購也已羽翼豐滿,甚至推出了獨立App,直捅美團心窩。如今,在本地生活戰場,美團的“護城河”正面臨前所未有的全線圍攻。抖省省上線,全面進軍團購市場最近,抖音推出了一款獨立的團購App抖省省,目前已經上線各大應用市場。目前,該應用的商品補貼力度非常大,新使用者首周每天可領至多12元優惠券;到店搜尋店舖名,還將直接展示超低團購價並支援比價。圖源:抖省省據瞭解,這套業務和抖音團購同源。簡單來說,就是把抖音主App裡的團購功能拆分出來,裝進一個獨立的App裡。使用者用抖音帳號登錄“抖省省”,主App裡的團購訂單、收藏商品等資訊,兩邊能即時同步。分離出來的原因不難理解,主要有兩點。一是為了讓使用者省時省心,打開即用。過去,抖音團購藏在短影片裡,使用者得刷內容,被種草,再下單。路徑長,決策也慢。現在抖省省專注做團購搜尋和比價,定位更純粹,下單流程也更短。對使用者來說是方便,對平台來說是提高轉化。二是因為抖音團購確實做大了,值得單獨開一個入口。去年12月,抖音官方發了一份《2025抖音生活服務這一年》。資料顯示,2025年一整年,抖音平台總交易額增長59%,動銷門店數量累計達1519.8萬,新入駐商家達到399萬。此外,達人創作為商家帶來超1725億元的經濟收益,中小商家表現活躍,超過 2.2萬家年銷售額過百萬。這意味著團購業務體量上來了,不需要完全靠抖音主App輸血,獨立營運是水到渠成。圖源:微信抖省省App推出後,抖音官方進一步表示:未來“抖省省”將進一步融入AI技術,不僅提供團購服務,也希望成為幫助使用者探索線下吃喝玩樂場景的工具型產品。這也暗示著此次推出App不僅是功能拆分,也是抖音本地生活業務通過獨立的形式做深、做專的關鍵一步,可能影響整個本地生活市場的競爭格局。輸給美團後,抖音找回了自己的節奏2020年底,字節正式成立“本地直營業務中心”,抖音本地生活業務轉向體系化營運。為此,抖音調整了同城tab欄目,上線了“優惠團購”功能。面向商家,抖音則推出了一款“抖音來客”的獨立營運App。兩年間,抖音的本地業務GMV(商品交易總額)快速突破了100億元。基於此,抖音進一步拓展了已有的業務範圍,上線了“團購配送”功能,推出餐飲類即時配送到家的服務。2022年8月,抖音正式與餓了麼(現改名淘寶閃購)達成合作,通過小程序試點“外賣到家”服務,直衝美團腹地。圖源:36氪對此,抖音抱有極大的期待,2023年初就喊出“1500億GMV”的目標,比前一年幾乎翻倍。而美團沒有坐視不理,很快給出了對策,火速上線了“特價團購”的頻道,回擊抖音的“低價團購”。當時有使用者做了對比,同一家店的同一份菜品,美團的團購管道價更便宜,或許暗示出美團初期試圖用低價留住使用者。此外,美團也對抖音的優勢領域來了一波打擊,在App首屏核心位置力推“神搶手”直播間,定位為美團外賣的官方直播間,聚合了眾多商家,使用者在直播間買券之後,可以直接使用、外賣到家,與直接點外賣的操作無異,但是價格優惠了不少。然而,兩邊交鋒,抖音自己先敗了。2023年年底,有消息稱,抖音外賣業務的實際GMV不及預期的1500億。於是在2024年,幾經調整,抖音的配送業務從本地生活部門被劃歸到了電商部門,平台也不再大規模拉新外賣商家,被外界普遍視為抖音在“戰略性放手”外賣。造成這一結果的原因也不難理解,核心原因還是在配送上。資料顯示,在2023年,美團的騎手就有700多萬人,配送成本可控且效率極高,能實現“30分鐘必達”。而抖音這邊的外賣,主要依賴第三方平台,配送費很高,為了避險這筆費用,抖音外賣最初主要聚焦在60元以上的多人套餐,通過高客單價覆蓋配送成本,同時和美團的低價形成差異競爭。不過由於不是自有運力,在外賣高峰期,騎手的調度不穩定,導致使用者體驗不佳。看到這裡,有人或許會問,培養一批騎手不就好了?或許不是沒想過,而是養不起。當時,外賣市場已經被美團和餓了麼瓜分,對手早已有了一套成熟的體系,其運力網路和高頻訂單,足以攤薄人力成本。抖音若從頭搭建配送體系,前期虧損是個無底洞。這一點在2025年的京東身上有過印證,在擁有自己騎手體系的情況下,京東前三季度包括外賣在內的新業務虧損依舊達到了百億。而字節本質上是一家輕資產的網際網路公司。為了一條配送線,去硬扛一場耗資百億的消耗戰,風險極高,且非常不划算。因此,抖音選擇了退一步,專注本地生活中的到店業務。畢竟,依託內容生態,通過探店、種草、短影片引流,把線上使用者轉化成線下客流,是抖音的優勢。而這一退步,迎來了抖音本地生活業務的爆發式增長,僅去年一年GMV增長就達到了59%。不得不感嘆,找準自己的優勢,以退為進也是一種智慧。攻守易勢,美團危險了艾瑞諮詢資料顯示,2025年中國本地生活服務市場規模預計達35.3兆元,到店服務佔比過半,年均增速超12.6%,線上滲透率將提升至30.8%。七成交易仍線上下,意味著存量遠未被吃透。這塊肥肉,沒人想鬆口。不論是阿里這樣的老牌巨頭,還是小紅書這樣的新貴,這兩年在本地生活上都迎來了新一輪的爆發。明面上是群雄混戰,暗地裡卻刀刀“砍”向美團。近期,美團官宣以7.17億美元(約合人民幣50億元)收購叮咚買菜全部股份及其中國業務。據瞭解,生鮮品類是即時零售中高頻、剛需且利潤率相對較高的核心戰場,也是平台獲取和留存使用者的關鍵。不過,生鮮的供應鏈管理複雜,對倉儲、配送、品控要求極高。而叮咚屬於這個領域的頭部之一。其生鮮產地直采率高,自有品牌產品矩陣豐富。截至去年9月,叮咚在國內營運超過1000個前置倉,末端履約網路非常密集。美團擁有強大的配送網路和流量入口,不過在生鮮品類的供應鏈深度和商品力上,與專業的垂直電商相比仍有差距。收購叮咚,意味著美團可以直接獲得一套成熟、高效的生鮮供應鏈體系,補上自身商品力的短板。目前來看,為了應對同行的頻繁舉動,美團依舊選擇深挖“即時零售”的護城河,至於最終能否守住基本盤,仍需市場給出答案。 (網網路頭條)
英國金融時報:“今年花銷很大”:美團盤點中國外賣大戰的成本
‘It’s been an expensive year’: Meituan counts cost of China’s delivery wars來自阿里巴巴和京東在快速增長的即時零售市場的競爭,已對這家總部位於北京的集團造成衝擊。美團急於投入資金發放漢堡和甜飲的優惠券,以捍衛其市場主導地位 © FT montage/Bloomberg/Getty Images在美團北京總部,管理人員每周都會開會進行一項至關重要的工作:估算競爭對手在電子商務配送補貼上會損失多少資金,以及他們必須採取多麼積極的應對措施。今年,京東和阿里巴巴等科技巨頭在中國快速增長的即時零售市場展開了激烈的競爭,導致美團為了捍衛其市場主導地位,不得不緊急投入資金發放漢堡和甜飲的優惠券。高盛分析師估計,美團今年每筆即時配送訂單平均虧損約 1 元人民幣,這將導致其第三季度虧損 160 億元人民幣,這是自 2018 年上市以來最大的虧損。一位高管表示:“今年成本很高。”據幾位知情人士透露,美團內部,國內市場的衝擊引發了高層領導和投資者之間的爭論,他們質疑公司是否還能繼續為海外擴張提供資金。阿里巴巴的復興改變了格局。憑藉人工智慧的進步和創始人馬雲的公眾形象重塑,該集團信心倍增,正發起迄今為止最猛烈的衝擊,試圖顛覆中國價值2.2兆美元的電子商務市場。今年4月,阿里巴巴重啟了其電商業務,在其無處不在的淘寶App中推出了快速配送服務。為了加速增長,該公司承諾投入70億美元用於補貼以吸引消費者,並在各大城市投放鋪天蓋地的廣告,同時還大力招募快遞員。影響迅速顯現。據伯恩斯坦分析師稱,阿里巴巴旗下的外賣平台的日活躍使用者數量目前約為美團的80%,而今年夏天初這一數字約為美團的一半。伯恩斯坦網際網路分析師朱羅賓表示:“許多人認為美團已經構築了一道堅不可摧的護城河——覆蓋範圍最廣的配送員和餐廳合作夥伴網路——幾乎不可能被顛覆。但今年的事實證明,這道護城河並不存在。顛覆並非不可能,只是代價極其高昂。”如果補貼大戰持續下去,伯恩斯坦估計,美團明年的資產負債表上的現金將降至740億元人民幣,低於2025年的1100億元人民幣。阿里巴巴雄厚的資金實力,擁有5740億元人民幣的現金,使其明年有餘力繼續擴大優勢。據晨星公司的研究顯示,美團在即時配送市場的份額預計將從 2024 年的 73% 下降到 2027 年的 55%,而阿里巴巴的份額在同一時期將從 21% 上升到 40%。但晨星公司高級股票分析師Chelsey Tam表示,她預計美團將在補貼大戰結束後保持領先地位並恢復盈利。“市場對美團過於悲觀。它有著強勁的業績記錄,”她說。阿里巴巴重燃戰火,力圖成為中國領先的“日常應用”,服務於商品和服務的交易。朱表示:“阿里巴巴希望將整個消費網際網路——你買什麼、去那裡、搜尋什麼——整合到一個統一的生態系統中。這樣一來,它就可以交叉銷售從外賣到旅行預訂和時尚服飾等各種商品。”這家電商巨頭的挑戰不僅限於外賣。美團旗下類似Yelp的熱門應用大眾點評,正面臨著來自阿里巴巴旗下地圖導航服務高德地圖的激烈競爭。高德地圖是中國第四大最常用的應用,月活躍使用者達8.9億。地圖現在根據客流量資料提供餐廳和店舖推薦——這比大眾點評所依賴的使用者評論更難操縱。分析人士指出,近期餐廳和俱樂部的付費推廣活動打擊了消費者對大眾點評的信任度。電商諮詢公司海屯創始人李成東表示,國內的競爭勢必會影響美團的國際擴張計畫。“中國市場已經飽和,所以美團一直在關注海外市場。現在它被迫捍衛國內市場的地位。”美團的海外擴張已初見成效。據伯恩斯坦估計,美團在香港上線僅六個月就超越了Deliveroo(後者隨後退出了香港市場),其使用者規模目前是此前市場霸主Foodpanda的兩倍。美團於 2024 年 9 月在沙烏地阿拉伯上線,目前已超越第二大電商平台,並正在迅速逼近市場領導者 Hungerstation。該公司最近在巴西推出服務,但業內人士警告稱,由於現有競爭對手實力雄厚,以及中國科技集團滴滴出行(已在巴西推出食品配送服務)的存在,巴西市場競爭更加激烈。該公司還在評估中國科技企業歷來難以進入的市場,例如英國和美國,在這些市場,監管審查和強大的現有企業構成了重大障礙。今年早些時候,美團曾參與競購英國外賣公司Deliveroo,但據三位知情人士透露,由於擔心交易可能被英國議會否決,美團最終退出了競購。如今,美團選擇了一種資本密集度較低的進入方式:在倫敦各地推廣移動充電站——以此作為在英國開展新業務的試驗田。在美國,美團投資了其衍生公司Peppr,該公司授權使用餐廳管理軟體,這是美團瞭解美國市場的初步舉措。據兩位知情人士透露,公司內部員工士氣低落。數月的加班和周末工作已成為常態,團隊需要開展新一輪的補貼活動——每一項都需要工程支援並與餐廳協調。國際團隊跨越多個時區,既要應對創始人王興的全球雄心,又要應對國內的競爭。美團拒絕置評。美團股價持續低迷,今年已下跌超過30%,這與其他中國網際網路股票的強勁反彈形成鮮明對比,令市場更加黯淡。“今年真是糟糕的一年,”一位員工說道。 (invest wallstreet)
外賣熄火,阿里還在大膽燒錢
阿里下一階段的命題,是如何在自身的長期主義和市場的短期耐心中找到平衡。阿里巴巴最新的財報,讓市場期待已久,也讓投資者心驚肉跳。早在半個月前,高盛便發佈研報,預警即時零售業務第三季度將給阿里帶去高達360億元的虧損,並有可能讓阿里利潤下降80%。阿里能否用足夠的利多消化這一消息,扛住震盪,也被打上問號。從結果來看,阿里選擇用繼續“花錢”避險市場疑問。11月25日晚,阿里巴巴發佈2026財年第二財季(2025年第三季度)財報。該季度內,阿里巴巴實現收入2477.95億元,同比增長5%。剔除已出售高鑫零售和銀泰業務影響,同口徑收入同比增長15%;經營利潤53.65億元,同比下降85%,經調整EBITA同比下降78%至90.73億元,淨利潤206.12億元,同比下降53%。利潤失血,主要由於阿里對即時零售、使用者體驗以及科技的投入。換言之,阿里在本季度大手筆花錢,主動進入投資周期,選擇犧牲利潤換取增長。阿里巴巴此前宣佈,要在未來三年投入3800億元用於AI基礎設施建設,過去四個季度,阿里資本開支已達1200億元。對此,阿里巴巴CFO徐宏在財報電話會上明示:當前AI需求旺盛,未來不排除會根據需求再增加投入,“3800億元這個數還是提少了”。阿里巴巴集團CEO吳泳銘也明確指出,未來三年內不太可能出現人工智慧泡沫,“人工智慧資源整體將處於供不應求的狀態”。財報公佈後,11月25日晚間阿里美股盤前一度上漲超過5%,最終收跌2.31%。11月26日,阿里巴巴港股下跌1.90%。“外賣大戰”打不動了?點選封面訂閱全年雜誌回首三季度,是今年“外賣大戰”打得最激烈的階段。阿里加大力度投入戰場,與美團正面競爭。從財報結果看:本季度阿里銷售和市場費用為665億元,較上年同期的324.71億元增長104.8%。與此同時,即時零售收入同比大幅增長60%。即時零售是否如願為阿里電商擔當了增長引擎的功能?阿里在財報中未對淘寶MAU增長數字單獨披露,只表示:帶動MAU快速增長。但徐宏在財報電話會上表示:三季度是閃購業務投入高點,隨著整體效率的顯著改善和規模穩定,預計閃購業務的整體投入會在下個季度顯著收縮。阿里巴巴中國電商事業群CEO蔣凡也表示:自今年10月以來,淘寶閃購的UE(單位經濟效益)顯著改善,每單的虧損已經較7、8月份降低一半。過去兩個月,平台的高客單價訂單佔比提升。言外之意明顯:阿里將在四季度收縮閃購投入,“外賣大戰”不再高舉高打,將進入精耕細作階段。有趣的是,阿里計畫在閃購上收縮防線,變相構成了對美團的利多。11月26日,美團港股開盤即大漲,終盤上漲5.65%。淡化即時零售投入的同時,阿里仍準備在AI端高調投入。本季度,阿里雲收入同比增長34%,AI相關產品收入連續第9個季度實現三位數增長;單季資本開支315.01億元,同比增80.1%,核心投向AI算力基建。財報電話會上,吳泳銘對阿里AI加大投入的表態,某種程度上起到了穩定市場的關鍵作用。當前,對AI開支的克制、保守並不符合資本市場的主流敘事。11月13日,騰訊發佈三季報,其營收同比增長15%;淨利潤同比增長19%。但在財報電話會上,管理層被反覆追問的是:騰訊當季129.8億元的資本開支,為何同比下降了24%?分析師直接提問稱:騰訊是否會因為“不夠積極”,未來輸給那些擁有更好模型能力,或資本支出更激進的公司?財報發佈隔日,騰訊在港股市場下跌了2.29%。相比之下,阿里如今的雙線戰略已格外清晰:聚焦“AI+電商”,將核心資源向核心戰場聚攏。吳泳銘也在財報電話會上兩次強調了這一點,未來幾年阿里所有的大投入,都會圍繞“人工智慧+雲智能業務”和“以淘寶係為核心的消費業務”這兩塊來做,其他類股更多是配合、做協同和提效率。雖然長期路徑清晰,但阿里管理層並未給出恢復利潤率的具體短期路徑。如今市場對待擴張的態度已與十年前不同,過去燒錢,資本市場允許三五年內看到成果;現在資本對發展的耐心更少,補貼後也必須有對應的新增量和回報。阿里如今面對的問題,已經不是簡單的戰略和競爭,而是如何在長期主義和市場的短期耐心中找到平衡。電商與AI業務之外,阿里當季其他業務收入629.69億元,同比下降25%,包括盒馬、菜鳥、阿里健康、虎鯨文娛集團、高德、智能資訊(主要包括 UC 優視和夸克業務)、靈犀互娛、釘釘及其他。阿里表示,收入下降主要是由於處置高鑫零售和銀泰業務導致的收入減少,以及菜鳥收入下滑所致,部分被盒馬、阿里健康和高德的收入增長所抵消。閃購吃掉大部分利潤從三季報看,即時零售業務對電商收入的拉動,和對利潤的擠壓都同樣明顯。財報顯示,本季度阿里中國電商集團業務收入1325.78億元,同比增長16%,其中電商業務1029.33億元,同比增長9%;電商客戶管理收入同比增長10%至789.27億元。財報稱,這主要由take rate(抽佣比例)提升所驅動。其中,即時零售業務收入同比增長60%至229.06億元,主要得益於淘寶閃購所帶來的訂單量增長。閃購對電商利潤的“蠶食”也格外明顯——阿里財報表示,由於在即時零售領域的大額投入,中國電商集團業務本季度的經調整EBITA為104.97億元,同比下降76%。補貼不可長期持續。蔣凡在財報電話會上解釋道,淘寶閃購已完成第一階段的快速規模擴張,並在第二階段通過最佳化使用者體驗、提升訂單結構及物流效率。他也強調,閃購是淘寶平台升級的核心戰略之一,未來將繼續精耕使用者體驗和零售品類發展,力爭在三年內為平台帶來兆成交,並提升整體市場份額。阿里管理層也表示:下一階段,阿里會將更多重心放在電商遠近場的協同上。中國數實融合50人論壇副秘書長胡麒牧此前對《中國企業家》表示:閃購是市場的客觀需求,未來遠場電商和近場電商一定會趨於一體化,這是電商發展的必然趨勢。“我認為近場電商目前還缺一塊需求沒有被補齊。美團只打通了本地庫房到消費者之間的鏈路,但庫房後遠端產業帶的供給沒有打通,如果阿里能把這個鏈路也在本地打通,我認為空間很大。”胡麒牧分析道,“但美團本地履約能力很強,業務的滲透率和協同度很高,除了外賣和閃購,還有小象超市、本地團購、酒旅、共享單車、共享行動電源等,對本地消費者心智的研究也非常成熟且透徹,雙方最終比拚的可能還是效率和心態。”為什麼阿里堅決要做即時零售這件事?吳泳銘在內部講過:阿里並不是要在某一個單一賽道中取勝,而是為了達到整體的戰略目標,要補齊淘寶閃購這塊板。阿里對電商的整體構想已經很明確:要把電商基本盤業務一體化。今年6月,伴隨著外賣、閃購大戰白熱化,吳泳銘也隨即提出了“大消費”的構想。在他看來,購物與生活服務融合的大消費平台,是阿里的“兩大歷史性戰略機遇”之一。為加速融合遠近場電商,阿里也在加速整合各平台,例如上線全新大會員體系,打通餓了麼、飛豬、盒馬、高德等阿里系資源,整合購物、外賣、旅行、出行等多元化權益。截至10月31日,約3500個天貓品牌將其線下門店接入即時零售。協同效應下,天貓“雙11”期間,淘寶App實現消費者同比雙位數增長,近600個品牌成交破億元,天貓品牌即時零售日均訂單環比9月增長198%。更遠的協同構想,是讓電商成為AI效率改善的試驗場,讓阿里整個生態系統良好循環。如果能夠用AI驅動效率提升,直接提升商家經濟效益和使用者體驗,阿里的價值也將再次被重估。吳泳銘也在財報電話會上強調了這一點:“一方面,Qwen2.5-Max的智能和世界級工具使用能力,結合阿里巴巴豐富的消費和生活場景,促成了千問App測試版出色的使用者留存率。我們認為現在是擴展消費者AI業務的合適時機。另一方面,AI與更廣泛的阿里巴巴生態系統之間的協同效應是一個強大的倍增器。阿里巴巴是中國唯一一家同時擁有領先大模型和廣泛生活服務及電商場景的公司。Qwen將逐步整合電商、地圖導航、本地服務等,成為日常生活的AI入口。”他表示,未來阿里將繼續果斷投資於兩大核心戰略支柱:“AI+雲”和消費。同時推進阿里AI to B與to C,釋放阿里巴巴各業務間更深層次的協同效應。AI成為最重要的未來當前,阿里財報中最亮眼,也最被市場關注的成績無疑來自於雲業務。本季度,阿里雲智能集團收入為398.24 億元,同比增長34%。其中AI相關產品收入連續9個季度實現三位數同比增長。今年下半年,吳泳銘多次強調,阿里雲要做“全端人工智慧服務商”——阿里未來的AI勝負手,幾乎都藏在這9個字裡。全端意味著從底層晶片、雲基礎設施(IaaS/PaaS),到模型層(通義大模型)、應用層(to B/to C)、硬體終端的完整技術鏈條。有行業人士向《中國企業家》解讀,如今頭部企業想要在全球競爭中領跑,必須具備全端能力,Google、微軟、OpenAI都在佈局。本季度財報電話會上,吳泳銘再次表示:阿里雲已經形成從高性能算力、基礎大模型到開發框架、行業解決方案的一整套“全端人工智慧能力”。此外,未來阿里AI將會在B端和C端齊發力。近日上線的千問App將被當成消費級入口來打造,未來會將阿里電商、地圖、本地生活等業務生態都接進去。據瞭解,千問App公測版上線一周,下載量已超1000萬。在吳泳銘看來,未來三年AI需求仍具確定性,並將保持高增速。驅動因素主要包括基座模型、視訊生成模型、全模態模型能力持續提升,以及AI任務在各行業的滲透率不斷擴大。“今年下半年起,AI伺服器普遍缺貨,供應鏈擴產需兩到三年才能緩解。未來三年AI資源仍將供不應求,我認為,所謂AI泡沫三年內不太存在。”在AI野心的驅動下,阿里管理層認為此前公佈的未來三年3800億元的投入數字可能偏小。“現在阿里雲的AI伺服器產品上架速度,還是嚴重跟不上客戶訂單的增長速度,在手的積壓訂單數量還在持續增加。之前說的3800億元其實是三年的規劃數字。在供應鏈、機房和整體上架節奏方面,我們正按照最快速度滿足客戶需求。如果仍然不能完全滿足,我們可能會進一步增加投資。”吳泳銘表示。本次財報電話會還釋放了一些關鍵訊號,阿里雲不僅自身要做“全端人工智慧服務商”,也在加強客戶對於全端服務的認知。“如果一個客戶在阿里雲上同時使用儲存、巨量資料、資料庫等全套雲服務,會在算力分配上拿到更高優先順序;若只是來租圖形處理器做一些簡單推理的客戶,優先順序會明顯靠後。”這也意味著未來阿里雲人工智慧算力資源會“優先供應全端雲客戶”,做全端繫結。阿里已經明確進入投資周期,且在即時零售和AI上取得了一定的規模和效率突破。但本季度財報發佈後,阿里港股股價的下跌,仍然極其考驗投資者的耐心。支撐阿里新故事的下一步,一是能否進一步拉開競爭差距,二是能否把競爭力盡快變成利潤,在長期主義和短期耐心裡做好平衡。 (中國企業家雜誌)
財富Fortune—阿里美團京東又掀大戰,誰在買單?
當美國科技企業憑藉AI和太空探索等前沿創新不斷推高市值時,中國的網際網路巨頭卻再次深陷外賣補貼的“內卷泥潭”,股價也集體進入震盪下跌模式。7月2日,淘寶閃購宣佈啟動規模高達500億元的補貼計畫,當日訂單即出現顯著成長。 5日至6日,美團和阿里突然開戰,分別發放外賣大額券,包括「滿25減21」「滿25減20」等多張無門檻的外賣券,美團還聯合不同奶茶飲品品牌推出了「0元喝奶茶」的平台福利活動,「美團崩了」也一度登上熱搜。 5日夜間,美團先行發佈戰報,表示截至當日22時54分,美團即時零售當日訂單已經突破了1.2億單。淘寶閃購則在7日宣佈,7月5日的日訂單數超8000萬,其中非餐飲訂單超1300萬,淘寶閃購日活躍使用者超2億。圖片來源:視覺中國在這最新一輪的攻防戰中,自今年2月起強勢進軍餐飲外賣業務的「攪局者」京東卻顯得相對沉寂,很大程度上或許源於其騎手資源的限制影響了履約效率,「晚點」問題仍是痛點。分析家指出,即便加強刺激力度,京東在短期也難以突破瓶頸。預計京東在跑通資料模型後將持續深耕外送業務,但策略上可能更為聚焦,不會如美團、阿里般粗放鋪開,而是精選高線城市的部分品類,目標設定在日均2000-3000萬單,尋求差異化效果。7月8日,京東表示,截至當日,京東外賣上線4個月,已有近200個餐飲品牌在京東外賣銷量破百萬,第三方調查機構資料顯示品質外賣市場京東以45%份額居業第一。同時京東外送宣佈正式啟動“雙百計畫”,投入超百億元,真金白銀扶持更多品類標竿品牌銷量破百萬。值得注意的是,這場平台大戰在資本市場上的反應呈現鮮明反差。7月7日,港股茶飲概念股集體上揚,截至收盤,茶百道漲超11%,古茗、奈雪的茶、滬上阿姨、蜜雪冰城等均有顯著上漲,反映出下游商家正受惠於激增的訂單需求。但掀起這場大戰的平台巨頭們股價卻在當日集體下跌,美團盤中一度跌超4%,阿里巴巴一度跌超2.5%。截至當日,美團與阿里已連續7個交易日下挫,累計跌幅約9%-10%,京東在此期間累計跌幅相對較小,約4%。儘管三家公司股價8日均有所反彈,但遠不及茶飲股繼續上攻的勢頭,例如茶百道開盤即再度漲超15%,之後震盪回落但收盤仍漲近6%。「預計平台外送大戰將進一步延展至即時零售(非餐)賽道。」開源證券指出,流量溢出、訂單過度飽和下,第三方優質配送平台也有望受益。相較之下,平台巨頭們股價承壓的核心原因在於巨額補貼投入正急劇壓縮短期獲利空間。美團管理層先前已發出預警,在競爭對手高補助壓力下,公司需加大投入,將拖累核心本地商業收入成長。高盛最新研報顯示,三家公司僅在6月單季的總投資額就達250億元人民幣,這場價格戰持續時間或遠超以往,將重塑產業格局。目前來看,這場近身肉搏的勝負尚難定論。美團坐擁超強履約效率與使用者心智,加上王興的戰略眼光與團隊執行力,贏面似乎更大;阿里則倚仗巨大的流量與資金優勢,淘寶、支付寶與餓了麼的協同效應或可改變戰局。就帳面現金儲備而言,阿里擁有1893億人民幣,美團為1150億,京東集團則為1061億,阿里資金優勢似乎更為明顯。高盛表示,與先前電商平台在數個季度內縮減投資規模的做法不同,此次所有參與公司都在爭奪成為中國「日常應用」的地位,希望透過高頻次的外送配送服務,交叉銷售其低頻次的電商和旅遊服務。其在研報中建構了三種競爭情形,以評估外送配送和即時零售市場的未來格局。情景一也就是基本情景,美團將成功捍衛領導地位;情景二是雙寡頭格局,阿里和美團平分秋色;情景三是「三足鼎立」的碎片化市場。三大平台的新一輪激戰,也再次引發一個核心討論:外送和即時零售究竟是新增市場還是存量爭奪?若是前者,意味著仍有廣闊空間可供刺激挖掘;若是後者,則必然是一場零和遊戲。不可否認的是,過去十來年,網路平台公司屢陷「燒錢」大戰的循環,其根源在於高度依賴資本驅動的成長邏輯,信奉「燒錢換使用者、規模換壟斷」的路徑,資本市場對短期使用者增速和GMV資料的追捧則更強化了這種模式。然而,高度同質化的競爭環境使得企業難以建立真正的技術或服務護城河,補貼成為最直接的競爭武器,卻只能帶來使用者價格敏感而非忠誠度,陷入「補貼-增長-停補-流失」的惡性循環,並最終導致生態失衡——贏家通吃後擠壓商家、騎手利益。而要打破這個循環,企業無疑只能從沉迷資本消耗轉向聚焦長期價值創造,尤其是透過技術創新和服務最佳化來構築壁壘以及探索重建公平分配機制以改善生態。但當巨頭們將資源傾注於「滿減博弈」時,其AI研發、改善平台生態等長期能力必然被擠壓,從而加劇了美股投資者為科技巨頭未來可能性溢價買單而港股投資者困於網際網路平台當下盈利能力質疑的背離。長期來看,在網路平台公司的補貼遊戲中,除了被迫「買單」的投資者之外,最終輸家恐怕還是整個生態中的普通參與者。 (財富中文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