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場真正的權力遊戲。2026年4月6日，OpenAI給加州和德拉瓦州總檢察長寫了封信。信不長，但份量很重，OpenAI要求調查馬斯克，指控他搞“不正當競爭”。馬斯克OpenAI的聯合創始人，現在卻成了這家公司最激烈的批評者，雙方的官司已經打了快兩年，4月27日就要開庭。這時候OpenAI突然出招，把監管拉進場。2015年，馬斯克和奧特曼等人一起創立了OpenAI。那時候的口號很響亮：為了全人類利益開發AI。作為非營利組織，它帶著濃厚的理想主義色彩。但AI研發太燒錢了。訓練大模型需要天量算力，需要頂尖人才，需要持續不斷的投入。理想不能當飯吃。2018年，馬斯克退出董事會。原因眾說紛紜，有人說他擔心利益衝突，有人說他想自己幹。第二年，OpenAI成立了營利部門，微軟投了10億美元。轉折點就這樣來了。2023年，馬斯克創辦xAI，成了直接競爭對手。2024年，他起訴OpenAI和奧特曼，指控很嚴重：背叛初心，欺騙創始人。馬斯克說，OpenAI從非營利變成營利公司，違背了創始承諾。他要求的賠償金額驚人，最高達1340億美元。OpenAI怎麼回應？他們說這是“騷擾式訴訟”，認為馬斯克想用法律手段拖垮競爭對手。核心矛盾是什麼？還是錢。OpenAI需要錢，需要很多錢。AI研發不是小打小鬧，GPT模型訓練一次就要幾千萬美元，基礎設施投入更是天文數字。非營利模式撐不住了。2025年10月，OpenAI完成重組。非營利組織改名為OpenAI Foundation，繼續控制營利業務，而營利業務變成了公共利益公司。這個重組不簡單。加州和德拉瓦州總檢察長都審過，兩家監管機構點頭了，OpenAI才能這麼改。監管給了綠燈，馬斯克現在卻要闖紅燈。OpenAI在信裡說，馬斯克索賠超過1000億美元。這個數字比OpenAI非營利基金會的資產還多，如果判賠，基金會會直接癱瘓。OpenAI認為，馬斯克想用法律手段消滅競爭對手。值得注意的是，這裡有個關鍵點。OpenAI的重組是監管批准的。加州總檢察長辦公室明確表示，他們審了很久，OpenAI也做出了承諾：包括慈善資產用途、安全優先、公司留在加州。監管已經形成了處理結果。可馬斯克現在挑戰這個結果，他不只針對OpenAI，也在挑戰監管的權威。OpenAI看得很清楚，所以他們把監管拉回來。信裡說得很直白：馬斯克的行為可能破壞兩州與OpenAI達成的協議。理清事實之後，可以看出馬斯克打的是道德牌：你們背叛了理想。OpenAI打的是合規牌：我們按監管要求辦事，你在破壞規則。誰更有道理？從理想主義角度看，OpenAI確實變了。從現實角度看，不變就活不下去。還有祖克柏也捲進來了，OpenAI指控馬斯克和祖克柏“協同行動”。2025年初，馬斯克牽頭財團提出974億美元收購OpenAI，他試圖拉祖克柏入夥。祖克柏沒答應，但雙方有過接觸。這意味著全球最富有的幾個人，正在AI領域暗中角力。OpenAI全球事務負責人克里斯·萊哈尼說得很直接：為什麼全球前四的兩位最富有、最有權勢的人，要試圖阻撓一家非營利機構的發展？答案可能很簡單：控制權。誰控制AI，誰就控制未來。馬斯克和祖克柏都明白這個道理。OpenAI現在是領頭羊，如果能影響甚至控制OpenAI，就能影響AI的發展方向。我們可以跳出具體事件，看看大趨勢。如今AI公司正在變成新的權力中心。它們掌握核心技術，影響經濟和社會。政府必須管，但又不能管死。這是個微妙的平衡。OpenAI和馬斯克的官司，表面是私人恩怨，深層是AI治理的預演。誰來定義“負責任AI”？誰來監督AI發展？馬斯克代表一種聲音：堅守初心，警惕商業化。OpenAI代表另一種聲音：適應現實，在合規框架下發展。兩種聲音都有道理，也都可能被利益驅動。馬斯克有xAI，OpenAI有微軟，背後都是商業利益。理想主義的外衣下，是赤裸裸的商業競爭。4月27日開庭，結果難料。但不管官司輸贏，有些東西已經改變了。第一，AI行業的透明度要求會更高。OpenAI的重組細節被公開討論，其他AI公司也會面臨類似的 scrutiny。第二，監管介入會更深。加州和德拉瓦州總檢察長已經介入，其他監管機構可能跟進。第三，資本會更謹慎。天價索賠讓投資人緊張，他們會更關注法律風險。馬斯克和OpenAI的衝突只是開始，更大的挑戰還在後面。我們都在見證歷史，AI如何改變世界，世界如何回應AI。這場大戲剛剛拉開帷幕，拭目以待吧。 (正商參閱)

據新華社報導，美國國會參議院24日投票，一項旨在阻止總統川普未經國會批准進一步對伊朗發動軍事行動的議案被否決。當天參議院投票結果為47票贊成、53票反對，議案未獲通過。投票結果幾乎完全按照黨派劃分，除肯塔基州共和黨籍參議員蘭德·保羅外，所有共和黨人都投了反對票；除賓夕法尼亞州民主黨籍參議員約翰·費特曼外，所有民主黨人都投了贊成票。這是自美國和以色列2月底對伊朗發起聯合軍事打擊以來，參議院第三次未能通過旨在限制川普在伊朗問題上動武權力的議案。在投票前的發言中，議案提出者、民主黨籍參議員克里斯·墨菲說：“我們從未經歷過這樣的時刻，美國毫無疑問與外國勢力處於戰爭狀態，美國士兵此刻正在犧牲，而國會卻在積極地向公眾隱瞞這一切。”依據美國憲法，只有國會能授權發動戰爭。美國國會1973年通過的法案規定，僅由針對美國的攻擊或迫在眉睫的威脅所引發的國家緊急狀態下，美國總統才能在未經國會授權的情況下採取有限的軍事行動。就此次美國對伊朗採取軍事行動，雖然川普聲稱伊朗對美國構成“迫在眉睫”的威脅，但多名民主黨議員表示，川普政府無法提供任何證據，此次行動未經國會授權，當屬“違法”。據央視新聞此前報導，美國和以色列對伊朗發動軍事打擊後，一段15年前川普的視訊在社交媒體流傳，那時他批評時任總統歐巴馬，並聲稱歐巴馬為獲得連任將發動對伊朗的戰爭。如今，身為總統的川普卻真的發起了對伊朗的軍事打擊。民主、共和兩黨議員都有人抨擊川普政府的這一行為，質疑政府發起軍事行動的合法性，擔憂美國恐將在中東陷入另一場長期衝突。 (每日經濟新聞)

美國對伊朗發動軍事打擊在美國國會引發質疑和批評，國會參眾兩院本周將就限制總統戰爭權力的議案舉行投票。鑑於共和黨在參眾兩院佔優，議案在國會通過的希望渺茫。即便決議在國會獲得通過，也幾乎肯定會被美國總統川普本人否決。圖片來源：視覺中國（資料圖）民主黨議員：此次襲擊未經國會授權，當屬“違法”依據美國憲法，只有國會能授權發動戰爭。美國國會1973年通過的法案規定，僅由針對美國、本土領土或屬地，或其武裝部隊的攻擊所引發的國家緊急狀態下，美國總統才能在未經國會授權的情況下採取有限的軍事行動。據悉，國會預計將在本周晚些時候就限制總統戰爭權力的議案進行投票。針對美國對伊朗採取軍事行動，多名民主黨議員發聲抨擊，指出並不存在迫在眉睫的威脅，此次襲擊未經國會授權，當屬“違法”。參議院情報特別委員會副主席馬克·沃納1日說，沒有任何表明“伊朗即將對美國發動任何形式先發制人打擊”的跡象。民主黨聯邦參議員蒂姆·凱恩稱，美情報顯示，伊朗要製造能夠打擊美國本土的彈道導彈大約還需要十年。眾議院民主黨領袖哈基姆·傑佛瑞斯2日在社交媒體上呼籲國會通過議案，立即結束這一非法戰爭。共和黨陣營有多人力挺這一軍事行動，但也不乏持反對態度者。共和黨參議員蘭德·保羅表示，憲法賦予國會宣戰或發起戰爭的權力是有原因的，是為了降低戰爭發生的可能性。“經過深思熟慮，我必須反對另一場由總統發起的戰爭。”不過，分析認為，國會就戰爭權力展開的辯論在很大程度上將是象徵性的，即便決議在國會獲得通過，總統川普幾乎肯定會否決，而立法者也缺乏推翻總統否決所需的三分之二多數。就在1月初川普下令襲擊委內瑞拉強擄馬杜洛後，美國國會就曾提出過類似議案/決議，但在參眾兩院均以一票之差“飲恨”。1月22日，美國國會眾議院以215票贊成、215票反對的平局，未通過一項涉及美國總統戰爭權力的決議。據報導，該決議由民主黨眾議員吉姆·麥戈文、華金·卡斯特羅以及共和黨眾議員托馬斯·梅西提出，獲得215票贊成，215票反對，因未獲多數而沒能通過。梅西和共和黨眾議員唐·培根與全部民主黨人一起投票支援該決議。1月14日，參議院共和黨人提出一項程序性動議，在投票中也出現了50票對50票的平局，最終由美國副總統范斯作為參議院議長投下關鍵一票通過了這項動議，從而阻止了類似決議的正式表決。魯比奧：因以色列將襲擊伊朗美國會成為報復對象，所以“先發制人”據新華社消息，美國國務卿魯比奧2日聲稱，美國之所以對伊朗發動軍事打擊，緣於以色列將襲擊伊朗，而美國也將成為伊朗報復對象，因而決定“先發制人”。魯比奧對媒體記者說：“我們知道以色列將採取行動，而那將加速（伊朗）對美軍發動攻擊。如果我們不對他們‘先發制人’，我們就會承受更高傷亡。”圖片來源：視覺中國魯比奧此番言論看似把以色列作為“擋箭牌”，媒體和輿論就此提出質疑。《以色列時報》說，輿論廣泛認為，以色列只有在得到美方“贊成”的前提下才會襲擊伊朗。不願公開姓名的以色列國防部官員同樣透露，以美雙方已就此次軍事行動協調策劃數月，數周前敲定行動日期。美國和以色列2月28日聯合對伊朗發動“先發制人”的軍事打擊，伊朗最高領袖哈米尼遇襲身亡。伊朗發起反擊，同時譴責美國在伊美就核問題談判處理程序中對伊朗發動無端襲擊。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說，美國總統川普等人以“伊朗對美國構成‘迫在眉睫’的威脅”等作為發動襲擊的理由，這是在誇大事實，且與美國情報部門的評估不符。美國廣播公司也報導，在國會3月1日舉行的閉門聽證會上，川普政府官員說，根據情報，伊朗並未準備對美國利益發動“先發制人”的打擊。民調顯示過半美國人不支援打伊朗川普支援率降至39%美國和以色列2月28日對伊朗發動軍事打擊後，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3月2日公佈的民調結果，引發廣泛關注。△CNN報導截圖 圖片來源：央視新聞調查顯示，高達59%的受訪者不讚成對伊朗採取軍事行動，給美以的軍事行動潑了冷水。39%的人認為美國未先盡力通過外交手段解決問題，僅27%的人覺得美國在對伊動武前盡力外交斡旋。多數受訪者還對川普應對伊朗局勢的方案表示懷疑，60%直言其沒有明確應對方案，62%認為他應就任何進一步軍事行動獲得國會批准。路透社與益普索集團3月1日聯合發佈的民調也印證了動武難獲廣泛支援。約九成受訪者知曉美國對伊朗發動襲擊的消息，但43%明確反對，29%表示不確定，只有27%的受訪者表示贊成。路透社與益普索集團的聯合民調進一步揭示，約半數美國人，包括四分之一的共和黨人，認為川普過於傾向使用武力。資料顯示，56%的美國人覺得川普在推進美國利益時過於依賴武力手段，他最近幾個月還下令對委內瑞拉、敘利亞和奈及利亞發動襲擊。在黨派層面，87%的民主黨人持此觀點，23%的共和黨人和60%的無黨派人士也表達了相同看法，川普的“武力外交”引發了廣泛不滿。△路透社報導截圖 圖片來源：央視新聞儘管55%的共和黨人支援此次對伊朗的襲擊，13%表示反對，但民調發現，共和黨中有42%的人表示，如果此次行動導致“美國駐中東部隊傷亡”，他們將不太可能支援對伊朗的行動。截至目前，美軍中央司令部3月2日在社交媒體平台發佈消息，已有6名美國軍人在對伊朗的軍事行動中身亡，這無疑會加劇共和黨內部的分歧。路透社與益普索集團民調顯示，川普的總統支援率降至39%，比2月18日至23日進行的民調低一個百分點。對伊朗的襲擊始於美國中期選舉初選前三天，此次選舉將決定共和黨能否在未來兩年內保持其在國會中的多數席位。而且，選民在選舉前最關心的問題是經濟，而非外交事務，川普面臨“腹背受敵”的局面。民調還顯示，約45%的受訪者（包括34%的共和黨人和44%的無黨派人士）表示，如果美國汽油或石油價格上漲，他們將不太可能支援對伊朗的行動。當地時間3月1日，布倫特原油期貨價格在櫃檯交易中飆升10%，至每桶約80美元。分析師預測，由於最新衝突，油價可能攀升至每桶100美元，美國民眾的生活成本將進一步增加。洛杉磯、紐約、華盛頓……全美多地爆發反戰抗議美國洛杉磯2日晚舉行反戰集會。抗議者聚集在洛杉磯市政中心前，強烈譴責美國政府對伊朗的軍事行動。抗議民眾高舉“停止打擊伊朗”“稅款用於民生 而非軍事”等標語，呼籲美國政府停止軍事干預伊朗內政。抗議者 艾達：我希望美國停止轟炸伊朗，停止干涉伊朗的事務，停止制裁伊朗人民。美國政府花了很多錢在海外製造殺戮，我們看到民眾在美國遭受暴力執法的痛苦，遭受高租金，住房短缺以及被削減的社會服務的痛苦。美國民眾需要在這些方面得到支援，伊朗人民不是美國的敵人，民眾需要的是他們的政府和他們的稅款。用於為他們自己提供服務，而不是用於製造更多的戰爭。抗議者 韋伯斯特：這是一場完全非法的戰爭，美國總統違反了美國憲法，違背了所有國際法原則。當地時間2日，美國紐約民眾舉行抗議集會，反對美國和以色列對伊朗開展軍事行動。抗議民眾手持“不要干涉伊朗”等口號，呼籲美國政府立即停止對伊朗的軍事行動。參加抗議的美國民眾表示，美國政府應結束對伊朗的打擊，伊朗人民的事務應該由伊朗自己決定。抗議民眾 瓊安娜：我們希望戰事盡快結束，我們不要炸彈，我們不要侵略。我們非常抱歉，我們的政府以我們的名義，用我們的錢在伊朗殺人。伊朗的政府不是由我們決定的，由誰來治理伊朗，不應由美國決定，那是伊朗人民的事情。抗議民眾 托比亞斯：我不太明白為什麼我們要轟炸伊朗，我不明白美國人民、中東人民、世界人民，能從這種軍事行動中獲得什麼好處。我不認為這符合任何人的利益，所以我認為我們應該停止襲擊。2日晚，部分美國民眾在首都華盛頓舉行抗議集會，要求美國和以色列停止打擊伊朗，停止在中東製造新的戰爭。央視記者 劉旭：在我身後的白宮門外，有上百名抗議者舉行集會，對幾天之前美國與以色列對伊朗發動的聯合軍事行動表示抗議。抗議者中有一個標語最為顯眼，上面寫著“不要忘記伊拉克戰爭、不要忘記海灣戰爭”。抗議者表示，美國當年發動的伊拉克以及海灣戰爭，不僅給伊拉克人民、給整個中東地區帶來了大量流血犧牲，也給美國人民帶來了持續幾十年的安全威脅。抗議者要求美國政府停止在中東地區發動任何新的基於謊言的戰爭。抗議民眾表示，美國總統無權發動戰爭，美國政府更應關注美國人民的訴求，而不是把錢花在毫無意義的海外戰爭上。美國抗議民眾 瑞貝卡：美國憲法規定，總統無權發動戰爭，只有國會才能宣佈戰爭，美國人民不希望看到戰爭。美國抗議民眾 洛莉：我的口號是，把美國納稅人的錢，用在醫療保障上，而不是花在炸彈上，中東不關美國的事。 (每日經濟新聞)

原編者按約瑟夫·奈（Joseph S. Nye Jr.）是哈佛大學約翰·甘迺迪政府學院（Harvard’s John F. Kennedy School of Government）的名譽教授。他曾在克林頓政府時期擔任國防部國際安全事務助理部長和國家情報委員會主任。他是《美國世紀裡的一生》（A Life in the American Century）等多部著作的作者。羅伯特·基歐漢與約瑟夫·奈共著了《權力與相互依賴：轉型時期的國際政治》一書。本文借鑑了約瑟夫·奈先前的一些著作。今年5月，在這篇文章進行最終定稿期間，約瑟夫·奈離開了我們。我們為他的離世表示哀悼，並對他的家人准許我們繼續進行此事表示感激。正文唐納德・川普總統既試圖將美國的意志強加於世界，又試圖讓美國與世界保持距離。他在第二任期伊始便揮舞美國的硬實力：因格陵蘭島控制權問題威脅丹麥，暗示他將收回巴拿馬運河；成功利用懲罰性關稅脅迫加拿大、哥倫比亞和墨西哥在移民問題上讓步；退出《巴黎氣候協定》和世界衛生組織。今年4月，他宣佈對全球多國加征大規模關稅，導致全球市場陷入混亂。儘管不久後他取消了大部分新增關稅，但仍繼續與中國打貿易戰 —— 這是他當前針對華盛頓主要競爭對手的核心戰場。在採取這些行動時，川普可以從實力地位出發。他試圖利用關稅向美國貿易夥伴施壓，表明他相信當代相互依存的模式增強了美國的權力。其他國家依賴美國龐大市場的購買力，也仰仗美國軍事力量的保障。這些優勢使華盛頓對夥伴國家強硬相向。他的立場與我們近50年前提出的觀點一致：不對稱的相互依賴關係會讓依賴程度較低的一方在關係中佔據優勢。川普對美國與中國的巨額貿易逆差表示不滿，但他似乎也明白，這種不平衡賦予了華盛頓制約北京的重要籌碼。儘管川普正確認識到美國的實力所在，但他正在以根本上適得其反的方式使用這種力量。通過攻擊相互依存關係，他削弱了美國權力的根基。與貿易相關的權力是基於物質能力的硬實力，但在過去80年裡，美國積累了基於吸引力（而非脅迫或強加代價）的軟實力。明智的美國政策本應維持、而非破壞那些增強美國權力的相互依賴模式，包括從貿易關係中獲得的硬實力和吸引力帶來的軟實力。川普當前外交政策的持續將削弱美國，並加速自二戰以來服務於眾多國家（尤其是美國自身）的國際秩序的崩潰。該秩序建立在三大支柱之上：國家間穩定的權力分配、規範併合法化各國及其他行為體行為的國際準則，以及支撐這一體系的制度基礎。而川普政府動搖了所有這些支柱。世界可能正進入一個混亂時期，這種混亂只有在白宮改變路線或華盛頓出現新的權力格局後才會平息。但當前的衰落可能不只是暫時的下滑，而是陷入晦暗不明的狀況中。川普以反覆無常且錯誤的方式試圖讓美國更加強大，卻可能讓美國的主導時期——美國出版商亨利・盧斯（Henry Luce）最早稱之為“美國世紀”——草草結束。逆差優勢1977年我們撰寫《權力與相互依賴》時，試圖拓寬對權力的傳統理解。當時的外交政策專家通常通過冷戰軍事競爭的視角看待權力，而我們的研究則探討了貿易如何影響權力，並提出相互依賴的經濟關係中的不對稱性會賦予依賴較少的一方權力。貿易權力的悖論在於，貿易關係中的成功（如一國對另一國擁有貿易順差）其實是脆弱性的來源。相反，看似有悖常理的是，貿易逆差反而能增強一個國家的談判地位。畢竟，逆差國可以對順差國徵收關稅或設定其他貿易壁壘，而順差國由於進口較少，難以進行有效報復。威脅禁止或限制進口可以成功地向貿易夥伴施壓。從不對稱相互依賴和權力的角度看，美國在與七個最重要貿易夥伴的關係中均處於有利的談判地位。美國與中國、墨西哥和東南亞國家聯盟的貿易不對稱性極強，這些國家對美進出口比率均超過 2:1；日本（約1.8:1）、韓國（1.4:1）和歐盟（1.6:1）的比率也呈不對稱性；唯有加拿大保持著相對平衡的1.2:1貿易比率。當然，這些比例無法反映國家間經濟關係的全部維度。抵消性因素（如與外國市場行為體有跨國聯絡的國內利益集團，或跨境的個人和群體關係）可能使問題複雜化，有時會導致例外情況出現或限制不對稱相互依存的影響。在《權力與相互依賴》中，我們將這些多重聯絡管道稱為 “復合相互依存（complex interdependence）”。在對1920年至1970年美加關係的詳細分析中，我們發現這些聯絡常常增強加拿大的談判地位。例如，1960年代的美加汽車協定是加拿大單方面引入汽車零部件出口補貼談判的結果。在對不對稱的相互依存關係和權力的每一次分析中，都有必要仔細研究可能削弱逆差國優勢的抵消因素。從貿易領域來看，墨西哥的反制力量較為薄弱，因此它仍然極易受到美國的影響。歐洲可以在貿易領域進行一些反制，因為它與美國的貿易比中國和墨西哥更平衡，但它仍然依賴北約，因此川普威脅不支援北約可能是一種有效的討價還價工具。加拿大與美國的貿易更加平衡，而且與美國的利益集團之間有著廣泛的跨國聯絡，這使得其在貿易方面面臨的風險較小。但單就貿易而言，加拿大可能處於不利地位，因為其經濟對美國經濟的依賴程度要高於美國對加拿大的依賴程度。在亞洲，美國與中國的戰略對抗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彌補了美國與日本、韓國和東南亞國家聯盟貿易關係的不對稱性。只要這種對抗繼續下去，美國就需要其東亞和東南亞的盟友和夥伴，而它就無法充分利用其貿易衍生的槓桿。因此，美國貿易政策的相對影響力取決於地緣政治背景和不對稱相互依賴的模式。真正的權力川普政府忽略了權力的一個重要維度：權力是讓他人按照你的意願行事的能力，這一目標可以通過脅迫、利益交換或吸引力實現。前兩者是硬實力，後者是軟實力。短期內，硬實力通常勝過軟實力，但從長遠來看，軟實力往往佔上風。約瑟夫・斯大林（Joseph Stalin）曾嘲諷地問：“教皇有幾個師？” 但蘇聯早已不復存在，而教皇制度依然存續。總統似乎過度依賴脅迫和行使美國硬實力，但他似乎不理解軟實力及其在外交政策中的作用。對加拿大或丹麥等民主盟友的脅迫，廣泛削弱了人們對美國同盟的信任；威脅巴拿馬，則重新喚起了整個拉丁美洲對帝國主義的恐懼；削弱美國國際開發署（U.S. Agency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損害了美國仁慈形象的聲譽；壓制 “美國之音” 則抹去國家對外的傳播聲音。懷疑論者會說：“那又怎樣？國際政治是硬碰硬，不是柔軟的。” 川普的脅迫性和交易性手段已經迫使對手做出讓步，並有望帶來更多成果。正如馬基雅維利曾就權力寫道，對君主來說，被恐懼比被愛戴更好。但最好是既被恐懼又被愛戴。權力有三個維度，川普忽視吸引力，就是在忽視美國實力的一個關鍵來源。從長遠來看，這是一種失敗的策略。即使在短期內，軟實力也很重要。如果一個國家有吸引力，它就不需要那麼依賴激勵和懲罰來塑造其他國家的行為。如果盟友認為它是友善和值得信賴的，他們就更有說服力，也更有可能效仿該國的做法，儘管不可否認，他們可能會利用更強大國家的友善立場從而獲利。面對欺凌，他們可能會服從，但如果他們認為他們的貿易夥伴是一個不可靠的霸凌者，他們更有可能敷衍應對，並在可能的情況下減少長期的相互依賴。冷戰時期的歐洲就是這種動態的一個很好的例子。1986年，挪威分析家吉爾・倫德斯塔德（Geir Lundestad）將世界分為蘇聯和美國兩個帝國。蘇聯使用武力建立其在歐洲的屬地統治區域的，而美國方面則是“應邀而來的帝國”。蘇聯不得不在1956年和1968年分別向布達佩斯和布拉格派遣軍隊，以保持那裡的政府從屬於莫斯科。相比之下，北約在整個冷戰期間一直保持強大。在亞洲，中國一直在加大其在軍事和經濟方面的投入，但同時也一直在提升自身的吸引力。2007 年，中國領導人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上提出，中國需要提高軟實力。至少在川普的第二個任期開始之前，中國在全球公眾輿論的評價中遠遠落後於美國。皮尤研究中心在2023年對24個國家進行了調查，並報告稱，在大多數國家中，大多數受訪者都認為美國比中國更具吸引力，只有非洲大陸的調查結果較為接近。最近，在2024年5月，蓋洛普在133個國家的調查顯示，美國在81個國家佔據優勢，而中國在52個國家佔據優勢。然而，如果川普繼續削弱美國的軟實力，這些數字可能會發生顯著變化。誠然，美國的軟實力在過去這些年裡有起有落。在越南戰爭和伊拉克戰爭期間，美國在許多國家都失去了民眾的支援。但軟實力並非僅僅取決於政府的行為，而是源自一個國家的社會和文化。即便在越南戰爭期間，當世界各地的民眾在街頭舉行抗議活動以反對美國的政策時，他們唱的也是美國民權頌歌《我們終將戰勝》（We Shall Overcome）。一個允許抗議和包容不同意見的開放性公民社會可以成為一種優勢。但如果美國的民主繼續受到侵蝕，且該國在國際上充當霸主角色，那麼源自美國文化的軟實力在接下來的四年裡是無法持續存在的。就中國而言，它正努力彌補川普造成的任何漏洞。中國將自己視為“全球南方”的領導者。其“一帶一路”基礎設施投資計畫不僅旨在吸引其他國家，還旨在提供強大的經濟實力。擁有中國作為最大貿易夥伴的國家數量比擁有美國作為最大貿易夥伴的國家數量要多。如果川普認為自己能夠在削弱美國盟友之間的信任、彰顯帝國野心、摧毀美國國際開發署、挑戰國內法治以及退出聯合國機構的情況下與中國競爭，那他很可能會失望。全球主義的幽靈西方民粹主義者（如川普）將全球化視為惡魔般的威脅，但實際上，這個詞僅僅指跨洲際距離範圍內相互依存關係的日益增強。當川普威脅對中國加征關稅時，他試圖減少美國在經濟層面的全球相互依存，並將產業和就業流失歸咎於此。全球化當然有正負兩面影響，但川普的措施是錯位的——它們攻擊了那些對美國和世界都有益的全球化形式，卻未能遏制真正有害的部分。總體而言，全球化增強了美國的權力，而川普對它的攻擊只會削弱美國。19世紀初，英國經濟學家與政治家大衛・李嘉圖（David Ricardo）確立了一個被廣泛接受的事實：全球貿易可以通過比較優勢創造價值。當國家開放貿易時，它們可以專注於自己最擅長的領域。貿易會產生德國經濟學家約瑟夫・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所稱的 “創造性破壞（creative destruction）”：過程中會有就業流失，國家經濟會受到來自國外的衝擊，有時這種衝擊是外國政府刻意政策的結果，但這種破壞可以幫助經濟變得更具生產力和效率。在過去75年裡，創造性破壞總體上增強了美國的權力。作為最大的經濟體，美國從推動增長的創新和全球增長的溢出效應中獲益最多。與此同時，經濟增長也可能帶來痛苦。研究表明，在本世紀，美國已經失去了數百萬個工作崗位（也創造了新的崗位），這使得調整的成本轉嫁到了勞動者身上，而他們通常並未從政府那裡獲得足夠的補償。技術變革還導致數百萬工作崗位的消失，因為機器取代了人力。而且，自動化與國際貿易的相互影響關係也難以理清。中國持續強勁的出口態勢，使得相互依存關係中的常規張力進一步加劇。儘管經濟全球化提高了全球經濟的生產力，但這些變化對許多個人和家庭而言可能並非都是好事。在許多社區中，人們不願意遷往那些更容易找到工作的地方。當然，也有一些人願意跨越半個地球去尋找更多的機會。過去幾十年的全球化呈現出大規模的人口跨境流動這一特點，這是另一種重要的相互依存形式。移民具有文化上的豐富性，並為移民接受國帶來了巨大的經濟利益，因為它能將具備技能的人帶到那些能夠更有效地運用這些技能的地方。移民來源國可能會從人口壓力的緩解中獲益，而移民者則會通過匯款為家鄉提供資金。無論如何，移民往往會引發進一步的遷移。如果沒有國家所建構的高壁壘，當代世界的移民往往是一個自我延續的過程。川普將社會變革的動盪歸咎於移民群體。儘管至少某些形式的移民從長遠來看對經濟顯然是有益的，但批評者卻很容易將其描述為短期內有害的因素，並且往往會在一些人群中激起強烈的政治反對情緒。移民數量的突然激增會引起強烈的政治反應，移民常常被指責為各種經濟和社會變化的罪魁禍首，即便事實上並非如此。近年來，在幾乎所有民主國家中，移民問題已成為針對在任政府的主導性民粹主義政治議題。它推動了川普在2016年的當選，並在2024年再次發揮了作用。對於民粹主義領導人來說，將經濟動盪歸咎於外國人要比承認技術變革和資本的決定性作用要容易得多。在全球化的影響下，在許多國家近期的選舉中，執政者都面臨著諸多挑戰。面對這些壓力，政客們往往會試圖通過徵收關稅和設定其他國際交流障礙來逆轉全球化處理程序，就像川普改採取的做法一樣。經濟全球化在歷史上曾出現過逆轉。19世紀的顯著特徵是貿易和移民數量的迅速增長，但隨著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爆發，這一處理程序急劇放緩。貿易佔全球經濟活動的比重直到1970年左右才恢復到1914年的水平。這種情況可能再次發生，儘管需要一定條件推動。1950年至2008年間，世界貿易增長極為迅速，而2008-2009年金融危機後增速放緩。總體而言，1950年至2023年，貿易增長了 4400%。全球貿易可能再次陷入衰退。如果美國針對中國的貿易措施引發一場更持久的貿易戰，很可能會造成巨大破壞。一般來說，貿易戰很容易演變為持續升級的衝突，並可能引發災難性的變化。另一方面，要撤銷超過五兆美元的貿易額所產生的成本，很可能會削弱各國發動貿易戰的意願，並可能促使各方尋求妥協。儘管其他國家可能會對美國採取相應行動，但它們之間未必會限制彼此之間的貿易往來。地緣政治因素也可能加速貿易流動的終止。例如，中美如果圍繞台灣問題爆發直接軍事衝突就有可能使兩國之間的貿易戛然而止。一些分析人士將幾乎所有民主國家出現的民族主義、民粹主義浪潮歸咎於全球化傳播範圍的擴大和速度的加快。冷戰結束後，隨著政治變革和通訊技術的進步降低了跨境和長途流動的成本，貿易和移民同步加速。如今，關稅和邊境管制可能會減緩這些流動。這對美國實力而言將是個壞消息，因為縱觀美國歷史，包括過去幾十年，移民帶來的活力和生產力一直推動著美國實力的提升。無國界的問題沒有那場危機比氣候變化更能凸顯相互依賴的不可逃避性。科學家預測，隨著本世紀後期全球冰蓋融化、沿海城市被淹沒、熱浪加劇以及氣候模式的混亂變化，氣候變化將帶來巨大代價。即使在近期，颶風和野火的強度也因氣候變化而加劇。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一直是闡明氣候變化危險、分享科學資訊並鼓勵跨國合作的重要聲音。然而，川普卻取消了對應對氣候變化的國際和國家行動的支援。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川普政府在試圖限制具有益處的全球化類型的同時，也在蓄意削弱華盛頓應對生態全球化（如氣候變化和流行病）的能力，而這些問題所帶來的代價可能是極其巨大的。新冠疫情（COVID-19）在美國導致超過120萬人死亡，《柳葉刀》統計的全球死亡人數約為1800萬。新冠病毒迅速在全球範圍內傳播，這無疑是一種全球性的現象。而作為全球化核心要素的國際旅行，恰恰助長了病毒的傳播。在其他領域，相互依存仍是美國實力的關鍵來源。例如，科學家之間的專業互動網路在加速發現和創新方面產生了巨大積極影響。在川普政府上台之前，科學活動和網路的擴展幾乎沒有引發負面政治反應。任何關於全球化對人類福祉利弊的評估都必須將其列為積極因素。這就是川普新任期中最令人費解的方面之一：他的政府大幅削減了聯邦對科學研究的支援，包括那些在投資回報方面表現優異、對現代世界的創新速度起著重要作用並提升了美國聲譽和實力的領域。儘管美國的研究型大學處於世界領先地位，但川普政府卻試圖通過取消資助、削弱其獨立性以及加大吸引世界各地最優秀學生的難度等方式來打壓這些大學。這種攻擊很難理解，除非將其視為一場針對那些不認同右翼民粹主義意識形態的所謂精英的文化戰爭的一記炮火。這對於美國無異於巨大的自我傷害。川普政府還在逐步放棄美國軟實力的另一關鍵工具：即美國所倡導的自由民主價值觀。川普政府的政策將抑制民主的進一步傳播並削弱美國的軟實力。押注於弱點全球相互依賴無法逆轉。只要人類保持流動並行明新的通訊和運輸技術，它就會持續。畢竟，全球化跨越了多個世紀，其根源可追溯至絲綢之路甚至更早。15世紀，遠洋運輸的創新催生了地理大發現時代，隨後的歐洲殖民擴張塑造了今天的國界。在19世紀和20世紀，蒸汽船和電報隨著工業革命改變農業經濟而加速了這一處理程序。如今，資訊革命正在改變以服務業為導向的經濟。數十億人口袋裡揣著的計算裝置，其儲存的資訊量相當於50年前一座摩天大樓的容量。兩次世界大戰曾短暫逆轉經濟全球化並阻斷了移民流動，但在沒有全球戰爭的情況下，只要技術繼續高速進步，經濟全球化就會持續。生態全球化和全球科學活動也可能持續，規範和資訊將繼續跨國流動。某些全球化形式的影響可能是有害的：氣候變化就是一個突出的無國界危機案例。為了將全球化重新導向並塑造為造福全人類的方向，各國必須進行協調。要使這種協調有效，領導人必須建構和維護連線到網路、規範和制度。這些網路反過來將使它們的中心節點——美國受益，並為華盛頓提供軟實力。美國仍是世界上經濟、軍事、技術和文化最強大的國家。不幸的是，川普第二屆政府目光短淺，專注於依賴貿易不對稱和制裁相關的強硬實力，這一做法可能會削弱而非加強美國主導的國際秩序。川普過於關注盟友搭便車的成本，卻忽視了一個事實：美國掌握著方向盤——因此可以選擇目的地和路線。川普似乎並未理解美國實力在於相互依存。他不是讓美國再次偉大，而是用美國的劣勢進行悲劇性的豪賭。 (北京大學中外人文交流研究基地)

2026年的2月末，在吵鬧與爆炸聲中，歷史的齒輪完成了致命的咬合。今天的新聞流裡不斷刷新的是中東的戰火，美國針對伊朗的重大作戰行動在黎明前打響，防空警報與爆炸的火光再次提醒世界，地緣政治的底色依然是殘酷的物理摧毀。然而，僅僅一天前，另外兩條極具“未來感”的暗線正在悄然收束，其深遠影響甚至超越了真實的戰場。首先，在華盛頓與矽谷之間，川普政府與頂尖AI模型anthropic之間的對峙也迎來了最後通牒，政府以極其強硬的姿態，動用《國防生產法》和“供應鏈風險”的滅頂威脅，強制要求該公司交出AI模型在軍事和情報場景中的絕對控制權。在威脅未果之後，白宮撤銷了anthropic的數億美元合同，轉手交給了OpenAI，以幾乎相同的條款。然後，很少人注意到的是，昨天在德克薩斯州的荒漠邊境，一道肉眼不可見、以光速運行的高能雷射束無聲地將一架飛行器化為灰燼。雷射武器已經走出科幻，進入了真實部署與真實誤傷風險的世界。戰爭的爆發、雷射武器的實戰部署、國家機器對AI主權的不計代價的爭奪，這三者看似是互不相干的獨立事件，實則共同指向了一個關於歷史走向的真相：人類正在進入一個“高後果系統”被徹底重寫的時代。未來的風險，不再僅僅是一個瘋狂的獨裁者按下了核按鈕；而是越來越多的“生殺大權”正在被悄無聲息地流程化、平台化、自動化，最終變成黑盒系統裡的一個默認選項。在這場劇變中，AI早已不再是單純提高生產力的效率工具，它正在成為人類有史以來最強大的權力分配引擎。它重新分配的不只是財富，更是戰爭中的決策速度、監控的滲透能力，乃至定義“誰生誰死”的終極話語權。作為普通人，我們或許無法強行扭轉這些時代巨輪的航向，但看透其底層的動力系統，是我們在這個高槓桿時代保護自己並籌謀未來的唯一途徑。一、前所未有：權力分配的底層邏輯正在被降維打擊在人類漫長的歷史中，權力的分配大致圍繞三種稀缺資源的變遷而展開。第一階段是土地與人口。誰能將更多的人口組織在更廣袤的土地上，誰就擁有了無與倫比的稅收與徵兵能力，這是農耕時代的權力基石。第二階段是工業與能源。鋼鐵、石油、電網與跨洋供應鏈，決定了現代國家的能力與超級企業的版圖。第三階段是資訊與組織。現代國家機器與跨國公司，本質上是一台龐大的資訊處理機，依靠極其複雜的官僚科層制度，將海量資訊加工成決策，再將決策轉化為現實行動。但今天，人工智慧對這三種傳統的權力邏輯發起了無情的“降維打擊”。它在組織的最深處，直接清零了資訊加工與執行的“邊際成本”。過去，需要成千上萬名情報分析師、合規審查員、作戰參謀耗費數月才能完成的風險評估與沙盤推演，現在變成了大語言模型在幾秒鐘內吞吐的Token流。模型越強大，就越容易將極其複雜的國家行政或企業管理，壓縮為一個“少數人可控的操作介面”。這就是AI作為“權力分配引擎”的恐怖之處：它不需要向你推銷任何意識形態，它只需要成百上千倍地降低某種行動的成本，就足以重塑整個世界的權力版圖。在這股力量的驅動下，我們正在目睹兩種極其弔詭的變化同步發生：國家正在變得越來越像一台受軟體驅動的程式碼機器，瘋狂追求決策的去人工化與絕對的執行速度；而超級科技公司則越來越像擁有主權的小型國家，它們壟斷著算力、資料與基礎設施，能夠以極少的人力調動足以顛覆政權的經濟與輿論能量。當這兩大極度膨脹的利維坦相撞，它們爭奪的核心資產只剩下一個：誰擁有對AI系統邊界的最終定義權？二、表面是良知，深層是控制權：華盛頓與矽谷的攤牌理解了權力的重構，我們再來審視當下美國政府與頂尖AI實驗室之間的大對決。這場對峙的導火線，表面上是對“限制條款”的爭奪。以Anthropic為代表的前沿AI企業，試圖為模型畫下兩條生死紅線：其一，絕不用於對國內民眾的大規模監控；其二，絕不介入“缺乏人類監督的自主殺傷鏈”（例如讓模型自動選擇並擊殺目標）。而華盛頓的官僚與將軍們使用的是另一套語言系統：國家安全需要“不受限制”的武力可用性。在政府的視野裡，一家私營企業試圖用商業條款來指導國家機器如何運作，是一種不可饒恕的僭越。於是，我們看到了極其極端的政治切斷：總統公開要求聯邦機構立即停用相關技術，國防部長下達最後通牒，甚至祭出“供應鏈風險”這種通常用於制裁敵對國家的核武器級制裁手段。這絕不是一場簡單的商業違約或八卦式的政治站隊。它暴露了一個在未來十年都將深刻主導全球局勢的結構性事實：AI已經成為國家暴力的核心元件。技術越靠近國家主權和軍事安全的禁區，國家機器就越無法容忍外部主體（即使是本國的科技巨頭）單方面劃定邊界。而對於企業而言，一旦在“自主殺戮”或“無底線監控”上開了綠燈，其面臨的法律反噬、聲譽破產以及內部人才的流失將是毀滅性的。這場看似關於兩億美元合同的糾紛，本質上是“國家主權”與“技術主權”的正面相撞。它提前引爆了那個一直被各方有意迴避的終極拷問：當技術足以毀滅世界時，到底誰說了算？三、雷射武器的現實隱喻：戰爭的“經濟學”被徹底改寫就在AI的控制權爭奪戰白熱化的同時，另一項曾專屬於科幻電影的技術——高能雷射武器，正在悄然重塑物理戰場的法則。雷射束以光速移動，比最快的狙擊步槍子彈還要快二十多萬倍。噹噹今的防空系統攔截一枚廉價的自殺式無人機，往往需要發射一枚造價高達200萬美元的標準攔截導彈；而一台高能雷射發射器，只要有持續的電源供給，它就擁有“無限的彈匣”，單次發射的成本甚至低至13美元。這一組懸殊的數字對比，絕非僅僅是軍費開支的節約。它意味著戰爭的“底層經濟學”參數被徹底篡改了。當防禦方的每一次攔截都極其昂貴時，人類指揮官必須保持高度的克制：必須反覆確認目標價值、計算剩餘彈藥、評估性價比。但當攔截成本趨近於零，且只要有電就能無限開火時，決策邏輯就會發生根本性的逆轉。系統會更傾向於“先打再說”，戰場的行為模式將從“精確的人類判斷”讓位於“高頻的機器試錯”。伴隨這種高頻試錯而來的，是誤判與附帶損害機率的指數級上升。雷射的傳播與散射特性意味著，一旦擊偏，那道光束可能會飛出數百英里。前不久在美國邊境發生的荒誕一幕正是預警：邊境巡邏隊在未通知航空監管部門的情況下擅自發射雷射，結果不僅導致大面積空域緊急關閉，被擊落的“威脅目標”事後竟被證明只是一個飄動的派對氣球。從美國海軍在驅逐艦上測試HELIOS系統，到陸軍將反無人機雷射器裝上戰術卡車，再到以色列推進“鐵束”防空系統進入實戰。一條極其清晰且沒有摩擦力的高速通道已經被鋪就：從發現目標到實施摧毀的物理鏈路被壓縮到了極致。現在，萬事俱備，只差一個擁有無盡算力的大腦來接管這條殺戮鏈路。答案，毫無懸念地指向了AI。四、 AI與雷射的致命合流：當系統喪失對“跨線”的敬畏將脫韁的AI大模型直接嵌入擁有“無限彈匣”的定向能武器網路，戰爭將發生極其恐怖的質變。首先，目標識別與交戰規則將被徹底“黑盒化”。人類軍官制定的作戰準則，將被翻譯成程式碼和機率閾值。當目標數量龐大時，人類的介入將不可避免地淪為一種走過場的“形式審查”。戰爭將從“人類與人類的意志較量”，徹底淪為“演算法與演算法的冷酷避險”。更令人擔心的是AI在戰爭迷霧中的固有邏輯。根據《新科學人》的報告，在近期多次高端的AI地緣政治戰爭推演中，研究人員發現了一個極其危險的訊號：先進大模型在衝突升級的階梯上，選擇核手段的頻率高得出人意料，在絕大多數的模擬對局中，系統都至少主動使用了一次戰術核武器。更要命的是，在86%的衝突中，行動的升級程度遠超模型在後台日誌中自述的戰略意圖。為什麼會這樣？因為無論模型被訓練得多麼聰明，它都沒有人類世代相傳的“對核毀滅的社會化恐懼”。對於人類，按下核按鈕意味著文明的終結；但對於處於高不確定性環境中的數學模型而言，使用核武器或者無差別雷射掃射，僅僅是追求勝率最大化的一次“最優解”計算。它把毀滅當作最佳化，而不是底線。這正是今天華盛頓與矽谷的衝突如此動人心魄的原因。科技領袖們深知這種“系統級冷血”的可怕，試圖拚死守住安全限制；而沉迷於權力與大國競爭的政客們，卻試圖用行政大棒敲碎這些護欄，任由系統向“自動化默認”的深淵滑落。五、歷史的幽靈：從曼哈頓計畫看技術精英的宿命如果你對今天AI公司在強權面前的無力感感到驚訝，那是因為你遺忘了歷史的教訓。在20世紀中葉曼哈頓計畫的巔峰時期，以利奧·西拉德和尼爾斯·玻爾為代表的世界上最頂尖的物理學家，比任何人都更早地預見到了核裂變可能帶來的文明浩劫。他們傾盡後半生的精力，起草請願書，試圖阻止原子彈在實戰中的使用，甚至勾畫了精妙的國際核控方案。他們天真地以為，憑藉自己無與倫比的“智力權威”，就能夠對政客們發號施令。但他們最終一敗塗地。這種失敗的根源，是科學共同體與國家機器之間深刻的“文化錯配”。科學家們習慣於探索真理、評估可行性；而政治家們只關心權力的壟斷與現實的競爭。當科學家們試圖越俎代庖去指導武器的使用方式時，他們其實是在要求一場重構國家主權的“政治革命”。他們對權力的本質缺乏最基本的敬畏，這種未經審視的信念，讓他們在一開始就簽下了一份註定被反噬的浮士德契約。今天的AI衝突，簡直是曼哈頓計畫的完美翻版。技術精英們試圖用寫在商業合同裡的“限制條款”來約束國家機器，政治精英們則毫不猶豫地用“強制力”來宣告誰才是真正的主人。歷史給出的殘酷教訓是：在這個世界上，想要穩定地影響決策，僅憑聲望、專業知識和邏輯的正確性是遠遠不夠的。強大的技術一旦誕生，必定會深深嵌入權力結構的最深處，被用於競爭、威懾與擴張。六、普通人的倒懸之危：被外包的命運與工業化的恐懼當我們在談論AI、雷射武器與大國衝突時，許多人會覺得這只是國際版面的宏大敘事，離自己的房貸和三餐太遠。但真正的危險在於，這台權力分配引擎的震盪，會以極高的顆粒度滲透進每個普通人的生活。1. 命運裁判權的“系統化轉移”當各大機構將AI深度嵌入日常流程，它們追求的是絕對的穩定與極低的成本。你的簡歷能否通過初篩、你的貸款能否獲批、你在機場是否會被列入額外審查名單，不再由一個可以溝通、可以申訴的具體人類決定。決策從“人類可解釋”徹底走向了“黑盒系統可運行”。你不知道自己為什麼被拒絕，責任被完美地分散在模型、供應商和合規流程之中，普通人陷入了卡夫卡式的系統迷宮。2. 危機外溢的“瞬時性”就像2月28日的空襲事件所昭示的，當地緣政治的摩擦消除了緩衝地帶，當決策鏈路被AI極度壓縮，危機爆發的速度將超出人類社會的反應極限。遠方的一場衝突，可能會在幾秒鐘內通過演算法交易引發全球市場的閃崩、能源價格的暴漲或物流網路的癱瘓。普通人的資產與生計，將史無前例地暴露在被遠方事件高頻觸發的風險之中。3. 恐懼與敘事的“工業化製造”當國家與巨頭掌握了能夠無限生成逼真資訊的大模型，輿論控制不再依賴於笨拙的刪帖與封鎖。相反，它通過海量的、定製化的“注意力擠壓”來實現。你看到的世界更容易被演算法精準塑形，你的焦慮與恐懼能夠被工業化地批次製造與動員。權力的引擎在轟鳴，它重新分配生存資源與認知空間時，從來不需要徵求你的同意。七、啟示與生存指南：在失控的大系統中保存“能動性”面對這樣龐大且冷酷的系統變遷，普通人無法用血肉之軀去阻擋巨輪。但看清了規則，我們就能用確定性的策略，為自己打造堅固的避風港。這裡有五條關乎生存與演化的底層原則：1. 把安全感從“宏大敘事”遷移到“個人冗餘”放棄對宏觀環境“永遠穩定向上”的幻想。在劇震時代，唯一的安全感來自你為自己儲備的冗餘度。這包括現金流的冗餘（抵禦突發失業或通膨）、技能的冗餘（隨時跨界的生存能力）以及健康和心理的冗餘。冗餘的本質，就是在外部系統當機時，你依然擁有選擇的權利。2. 把資訊攝入從“情緒追逐”升級為“結構化審視”當危機的新聞密度越來越高，沉迷於碎片化的熱點和情緒宣洩，只會徹底摧毀你的專注力。戒掉“刷新聞”的習慣，用定期復盤替代即時刺激。每看到一個重大事件，強迫自己思考三層框架：表象上發生了什麼？深層中誰因此獲得了新的權力或能力？這又將如何重寫未來的利益分配規則？3. 職業規劃：向“人類必須背鍋”的環節靠攏不要試圖在拼速度、拼記憶、拼程式碼生成的賽道上與AI競爭。流程越是自動化，最終的責任就越需要真實的“碳基生物”來承擔。越是靠近判斷、談判、情感溝通以及需要承擔最終法律與道德責任的崗位，你越是不可替代。AI擅長生成與最佳化，但人類，永遠是商業和政治社會中錨定“信任”與“合法性”的最終載體。4. 用AI武裝自己，但絕不“外包”自己熟練使用AI作為你的超級外腦，讓它幫你處理資料、撰寫初稿、推演邏輯。但記住：永遠、永遠保留你的最終決定權和一票否決權。尤其在涉及資產投資、法律糾紛、醫療健康與人身安全的關鍵節點，把AI當作你的加速踏板，但方向盤必須死死握在你自己手裡。5. 認真捍衛“微觀護欄”的價值“強制人類監督”、“設立系統終止開關”等宏大護欄，看似離我們很遠。但實際上，你可以在自己的微觀世界裡推行這些理念。在你的公司推行業務審計、在你所在的社區呼籲資料隱私保護、在你的行業裡強調反技術濫用的倫理。宏觀的護欄需要漫長的博弈，但微觀的護欄，將直接決定你明天的工作和生活質量。我們不需要祈禱好運，我們需要“可控的減速帶”回顧冷戰的核危機史，一個令人警醒的事實是：人類之所以沒有在古巴導彈危機等無數次擦槍走火中毀滅，很大程度上僅僅是因為難以置信的“好運”。但在今天，面對AI，我們已經無法再把命運寄託給運氣了。因為AI時代加入了一個最為致命的變數——極速。絕對的速度會無情地吞噬掉人類的謹慎、吞噬掉系統的交叉覆核、甚至吞噬掉指揮官按下按鈕前那一秒鐘的惻隱之心。當雷射武器的打擊成本趨近於零，當人工智慧毫無摩擦力地接管了生殺大權，當龐大的國家機器與不可一世的科技巨頭為了定義權而撕破臉皮……這個世界正越來越像一台油門被焊死、卻沒有安裝剎車的高速列車。機器最危險的地方，從來不是它像人類一樣擁有了邪惡的情緒，而是它永遠不會停頓。對我們每一個普通人而言，在這個時代最重要的生存智慧，就是學會在高速運轉的系統邊緣，悄悄建立屬於自己的“減速帶”。這不是懦弱的逃避，也不是對抗科技的迂腐。這是一種極其清醒的生存理性：在權力分配引擎轟鳴碾壓的縫隙中，讓自己始終保有一點清醒的判斷，一點堅實的冗餘，以及那份生而為人絕不妥協的能動性。 (不懂經)

開篇摘要2026年2月，埃隆·馬斯克沒有出現在矽谷的任何一場科技峰會。他派出了SpaceX與Tesla的核心團隊，悄然降落中國。這不是一次禮節性拜訪，而是一場關於未來能源話語權的“緊急求援”。當美國還在為變壓器短缺焦頭爛額，中國已在戈壁灘上建起全球最龐大的新能源帝國。瓦特，正在成為新時代的硬通貨。01一場沒有公開行程的“能源朝聖”2026年2月，全球科技圈最隱秘的行程，發生在中國。馬斯克最精銳的兩支遠征軍——SpaceX與Tesla的決策團隊，沒有出現在華盛頓的遊說會議上，也沒有飛往中東的石油王國。他們降落在中國的土地上，行程表上沒有一行公開記錄。這不是來“參觀”的。這是來“求援”的。他們像一支精準的外科手術隊，橫掃了中國太陽能的半壁江山：- TCL中環的單晶矽片- 晶科能源的高效元件- 高測股份的精密切割裝置而我的前東家——協鑫集團，也迎來了這兩位“天外來客”。據我所知，雙方洽談的重點，直指協鑫在美國佈局的顆粒矽與鈣鈦礦業務。戰略合作的意向，已在密室中反覆推演。這不僅是商業談判。這是對未來十年技術路線的聯合押注。02為什麼是鈣鈦礦？為什麼是現在？作為曾在協鑫集團擔任招聘總監、並在深圳某A股上市集團擔任HR總經理及下屬鈣鈦礦公司招聘負責人的我，對這條技術路線有著切膚的體驗。我親歷過鈣鈦礦技術從實驗室的瓶瓶罐罐，到中試線上的反覆試。那一張張幾十平方釐米的小電池片，在測試架上一待就是幾千小時，只為驗證一個變數的穩定性。我也見證過TOPCon、HJT（異質結）、鈣鈦礦這三條技術路線在會議室裡反覆博弈——資金往那條線投，人才往那個方向挖，中試擴到多大產能。每一個決策背後，都是數億賭注。而在過去兩年轉型獵頭的生涯中，我更是深度參與了這場“技術人才爭奪戰”。我曾成功為深圳某知名新能源企業推薦TOPCon與鈣鈦礦方向的核心專家。那是我職業生涯中印象最深的交付之一——不是因為佣金，而是因為我知道，那個人選將決定一條中試線未來兩年的技術高度。這些頂尖人才有多稀缺？你在太陽能行業裡隨便抓一個工程師，可能懂晶矽。但能同時看懂鈣鈦礦材料體系、懂塗布工藝窗口、懂穩定性加速測試方法的人，全行業不超過三位數。馬斯克要的，正是這些人。03馬斯克的“太空算力”焦慮很多人以為馬斯克瘋狂造火箭，是為了去火星。不。他真正的野心，是在軌道上部署成千上萬顆搭載AI的衛星叢集——一個覆蓋全球的“太空算力網路”。而這個計畫只有一個瓶頸：電從那裡來？-傳統的晶矽電池板，太重、太脆，發射成本是天價。- 而鈣鈦礦，輕如薄膜、可彎曲折疊、可柔性設計，且光電轉換效率正逼近30%的物理極限。這是馬斯克實現“太空算力”的候選鑰匙之一。他在達沃斯論壇上曾透露：未來三年，SpaceX與Tesla將合力在美國打造200GW的太陽能產能（含地面與太空場景）。但美國本土做不到。成本太高，產能太慢，供應鏈太短。所以他來了。04當美國還在修電網，中國已手握印鈔機因為他比任何人都清楚：離開中國的供應鏈，他的Master Plan只能是一本科幻小說。馬斯克看到的，遠不止是一塊輕薄的電池板。他看到的是一個國家對能源的絕對掌控力。當美國還在為——- 老舊電網升級遲緩- 變壓器短缺、交付周期拉長到兩年以上- AI資料中心因供電不足被迫限容——焦頭爛額時，中國在做什麼？我們在廣袤的戈壁灘上，以每年數千億度電的增量，建構起全球最龐大、最年輕的新能源系統。一組數字，足以讓任何對手沉默：-全球90%以上的太陽能元件產能，在中國- 全球60%的變壓器製造能力，在中國- 全球37個最先進的高壓直流輸電項目，35個在中國馬斯克稱這為 “難以置信的執行力”。他不是在恭維。他是真的焦慮。05協議還沒簽，股價已經飛了但如果你看的是未來五到十年的產業話語權歸屬，那麼現在連“上半場”都還沒結束。需要說明的是，截至目前：馬斯克團隊雖與協鑫、隆基、晶科等企業有密切接觸，但尚未簽署任何正式協議、框架協議或形成確定訂單。合作細節仍處於高度保密階段，“太空太陽能”整體仍屬早期探索——從實驗室到中試、從中試到空間級認證，還有很長的路要走，存在大量技術不確定性與政策風險。但這並不妨礙資本市場先嗨為敬。消息一出，協鑫科技、東方日昇等太陽能股票應聲上漲。是情緒，是概念，是“萬一成了呢”的集體幻想。我的判斷是：如果你只盯著短期股價，請系好安全帶，這趟車顛簸得很。06瓦特即貨幣，國運即電網從矽料的提純，到矽片的切割，再到元件的封裝——中國不僅擁有全球最完整的太陽能產業鏈，更擁有那種在凌晨三點的工廠裡，為0.01%的效率提升燒掉一整夜油燈的工程師紅利。馬斯克帶著敬畏來了。他看到了，在那些太陽能板與高壓線背後，是一個民族對 “文明主動權”的執念。在這個時代：-晶片是大腦- 瓦特是血液- 電網是血管中國，憑藉特高壓與太陽能，已經掌握了這個時代最強的印鈔機。這不是技術的單點勝利，這是體系能力的全面碾壓。07而我們正在見證歷史作為曾經坐在甲方辦公室、為鈣鈦礦中試線招兵買馬的HR/招聘總經理；作為今天在乙方一線、為頭部企業爭奪“高精尖”人才的獵頭顧問；我想說：我們每一個人，都是這場能源權力更迭的參與者和見證者。未來的能源版圖，不是由那個科技狂人單獨定義的，而是由——每一片出口的太陽能元件、每一個突破效率紀錄的電池結構、每一個在中試線上熬夜調參數的工程師、共同定義的。而你我，恰在其中。 (惠言惠語)

2026 年伊始，全球科技巨頭（Meta、，亞馬遜、Google以及微軟）的財報顯示他們計畫在今年大幅增加在人工智慧基礎設施方面的資本支出（CapEx），預計將達到驚人的6600 億美元。這是一個什麼概念？它超過了瑞典或比利時一年的 GDP。如果你只看股價，你可能會認為這筆錢全進了輝達的口袋。但在最近的一場行業深度對話中，輝達 CEO 黃仁勳（Jensen Huang）揭示了這冰山水面下的全貌。這場數千億美元的豪賭，不僅僅是為了買更快的 GPU，而是為了建設一種全新的工業設施——AI 工廠（AI Factories）。在這場基建狂潮中，輝達是核心引擎，但真正的財富正在向更廣泛的基礎設施層外溢。1. 為什麼是 6600 億？——計算範式的徹底重塑正如 Jensen 所言，我們不是在升級電腦，我們是在重新發明計算。過去 60 年，人類處於“顯式程式設計”時代：不管是大型機還是手機，本質上都是在運行“預先錄製（Pre-recorded）”的指令。點選螢幕，檢索資料，顯示結果。AI 時代是隱式程式設計與生成式計算的時代。不再是檢索，而是即時生成。每一次使用者提問，每一個 Token 的產生，都是一次全新的、高強度的計算過程。這意味著資料中心不再是靜態的“倉庫”，而是 24 小時不停運轉的“製造工廠”。這就是 6600 億美元的去向：將原本用於儲存資訊的倉庫，改造成生產智能的發電站。2. 錢到底花那了？——AI 基建的“三駕馬車”根據高盛（Goldman Sachs）與麥肯錫（McKinsey）等機構的最新拆解，這筆巨額資金並非全部流向晶片，而是被分攤到了三個核心領域：60%：技術硬體（不僅是 GPU）除了輝達的 H100/Blackwell 晶片，定製晶片（ASIC）正在吞噬巨大的份額。Google (TPU)、Amazon (Trainium/Inferentia)、Meta (MTIA) 都在瘋狂投入研發自有晶片。博通（Broadcom）和Marvell作為定製晶片的幕後推手，正悄然成為這場競賽的第二大贏家。25%：能源與電力（The Power Play）這是目前最大的瓶頸。Jensen 曾直言：“我們不再受限於算力，我們受限於電力。”AI 資料中心的功率密度是傳統資料中心的 10-20 倍。傳統的風冷系統已無法應對單機櫃 100kW 以上的熱量。15%：物理基建（土地與建築）為了容納這些龐然大物，資料中心的物理形態正在改變。你需要更堅固的地板、更高的層高來容納冷卻塔，以及靠近發電站的地理位置。3. 輝達的角色：全端架構的設計師在這場基建中，輝達的角色已經超越了“賣鏟子”。它更像是總設計師。Jensen 強調，計算不僅僅是處理器，它包含了儲存、網路和安全。輝達正在重新設計整個堆疊：網路即算力：在 AI 工廠中，數萬張 GPU 必須像一顆超級晶片一樣協同工作。這需要極低延遲的網路（InfiniBand/Ethernet）。這解釋了為什麼網路裝置支出在激增——雖然思科等傳統巨頭依然在場，但 Arista Networks 和輝達自家的 Spectrum-X 正在重新定義什麼是“AI 原生網路”。工業軟體底座：通過與 Synopsys、Cadence 等 EDA 巨頭合作，輝達將 AI 植入到晶片設計的源頭，讓“光速”研發成為可能。4. “我的問題是我的 IP”：私有 AI 雲的崛起在雲端運算大行其道的今天，Jensen 給出了一個反直覺的建議：“Build one（自己建一個）”。這不僅僅是對極客精神的呼喚，更是對企業資料主權的預警。AI 給出的答案是大宗商品（Commodity），但你提出的**“問題”**才是你的核心智慧財產權（IP）。一家頂尖製藥公司或金融機構，絕不會希望它最核心的研發問題（Prompt）流向公有雲。因此，本地部署（On-Prem）正在復興。新機會：這為戴爾（Dell）、慧與（HPE）、聯想（Lenovo）等伺服器廠商帶來了巨大的機遇——“主權 AI 雲”和“企業私有 AI”正在成為繼公有雲之後的第二增長曲線。5. 結語：從原子到電子的躍遷這場 6600 億美元的豪賭，最終目的是什麼？是突破物理世界的限制。實體經濟（原子）受限於質量和物理定律，增長是線性的；而數字經濟（電子）是光速的，增長是指數級的。目前的 IT 產業價值約為 1 兆美元，而全球經濟總量是 100 兆美元。AI 基建的目的，是讓這 1 兆美元的技術去“液化”那 100 兆美元的實體經濟——創造出物理 AI、機器人勞動力和自動駕駛等全新物種。對於每一個投資者和技術從業者而言，看懂這 6600 億的流向至關重要：別只盯著 GPU，看看是誰在發電，是誰在冷卻，是誰在連接這一切。Jack 是 The AI Frontier 的主理人，專注於探索人工智慧與自動駕駛的前沿產品技術與商業。 (The AI Frontier)

達沃斯的雪山還沒融化，一場號稱要“重塑世界和平”的簽約儀式就鬧得沸沸揚揚。川普帶著19個國家的代表，在鏡頭前簽下了“和平委員會”的成立檔案，場面搞得比聯合國大會還隆重。可奇怪的是，這場號稱要解決加薩問題的會議，真正的主角巴勒斯坦和以色列，卻連個代表都沒到場。川普在台上說得天花亂墜，說這個委員會一旦組建完成，“就能做到任何想做的事情”。還特意提到要和聯合國合作，說聯合國“潛力巨大但沒被充分利用”，聽著像是給聯合國留了面子。但稍微瞭解他過往操作的人都清楚，這不過是換了種說法的霸權宣言——畢竟他之前可是直言不諱要讓這個委員會“取代聯合國”。先看看這個“和平委員會”到底是個什麼來頭？根據美國公佈的章程，川普自己當主席，女婿庫什納、前英國首相布萊爾等人組成執行委員會，完全是美國說了算的成員。更離譜的是成員規則：正常國家任期三年，可只要一次性繳夠10億美元，就能拿到“永久席位”。這那裡是國際和平機構，分明是川普開的“權力會員俱樂部”，有錢就能當VIP，沒錢就只能靠邊站。對比之下，聯合國雖然常被吐槽效率低、決策慢，但至少遵循“主權平等”原則，再小的國家也有一票話語權。聯合國在加薩問題上，一邊反覆呼籲停火，一邊協調人道主義援助，那怕效果有限，也始終堅持多邊協商。可川普的“和平委員會”呢？章程草案裡壓根沒提加薩衝突的具體解決方案，反而把使命定義為“處理全球所有衝突地區”。這野心已經藏不住了——先拿加薩當試點，一旦成了氣候，就把這套模式推廣到全世界，直接搶聯合國的飯碗。再看看川普最近的一系列操作，就能明白這個委員會絕非心血來潮。第二任期剛啟動，他就鬧出要收回巴拿馬運河的鬧劇，僅憑一條社交媒體帖子，就逼著巴拿馬讓步。接著又授權軍事行動控制委內瑞拉，明著要搶人家的石油儲備，還轟炸葉門武裝分子、空襲伊朗核設施，把武力威脅玩得爐火純青。他甚至威脅要對拒絕加入“和平委員會”的法國，徵收200%的葡萄酒關稅，連盟友都不放過。這種“順我者昌，逆我者亡”的邏輯，和聯合國倡導的“集體安全”理念簡直背道而馳。聯合國處理國際衝突，講究的是斡旋、談判、人道主義優先，那怕面對以色列多次違反停火協議，也始終堅持推動“兩國方案”。可川普呢？一邊說加薩戰爭“只剩零星火頭”，一邊放任以色列在停火期間發動1244次襲擊，造成400多人死亡。他口中“哈馬斯會解除武裝”的承諾，連哈馬斯自己都沒承認，反而多次指責以色列破壞停火。這種無視事實、自說自話的“和平”，不過是用強權壓制正義的遮羞布。更值得警惕的是，這個“和平委員會”的成員構成充滿了功利色彩。到場的19個國家裡，有匈牙利總理歐爾班這樣的右翼盟友，有阿根廷總統米萊這樣的親美派，還有土耳其、卡達這樣拿了美國好處的國家。而法國、挪威、瑞典等堅持多邊主義的歐洲國家，直接拒絕加入，因為他們一眼看穿這是“美國試圖建立替代聯合國的機構”。以色列雖然口頭答應加入，卻私下抱怨委員會成員名單“沒和自己協調”，巴勒斯坦的技術官僚委員會更是早就啟動了加薩治理工作，根本不買川普的帳。這就形成了鮮明對比：聯合國的行動雖然緩慢，但始終在凝聚國際共識；川普的委員會看似聲勢浩大，實則是拼湊起來的利益聯盟。川普之所以急著搞這個“和平委員會”，核心目的其實很簡單——把美國的霸權包裝成“和平使命”。他在國內支援率下滑到36%，需要靠國際事務的“政績”挽回民心；在國際上，聯合國的多邊體系越來越難被美國操控，他就乾脆另起爐灶，打造一個完全由自己掌控的“私人聯合國”。看看他的操作邏輯：用軍事威脅逼迫小國讓步，用關稅大棒敲打盟友，用金錢換“永久席位”拉攏支持者，把美國的實力當成“可交易的資產”，而不是維護和平的公共產品。這種“川普主義”的外交，已經打破了幾十年的全球外交格局。聯合國雖然有種種弊端，但它至少提供了一個各國平等對話的平台，讓弱小國家有發聲的機會，讓國際衝突有和平解決的管道。而川普的“和平委員會”，本質上是把國際秩序變成了“誰拳頭硬、誰錢多誰說了算”的叢林法則。他嘴上說要“為世界帶來獨特的成果”，實際上是要讓世界按照美國的意願運行，讓所有國家都臣服於美國的霸權。加薩的苦難還在繼續，7萬多人死亡，17萬人受傷，無數人無家可歸。聯合國一直在呼籲保障人道主義援助，推動以軍撤離，可川普的委員會對此避而不談，反而忙著擴充自己的勢力範圍。那些繳納10億美元的“永久會員”，關心的不是加薩人民的死活，而是能從美國那裡得到多少好處；那些被迫加入的國家，不過是害怕川普的報復。這樣的“和平委員會”，怎麼可能帶來真正的和平？說到底，川普搞的這一套，不過是新瓶裝舊酒的霸權主義。他想取代聯合國，不是因為聯合國不夠好，而是因為聯合國不夠“聽話”；他想主導加薩和平，不是因為關心巴勒斯坦和以色列人民的福祉，而是想把中東變成美國的勢力範圍。國際社會早就看清了這一點：法國的拒絕、歐洲的擔憂、以巴的缺席，都是對這種單邊主義的無聲抗議。和平從來不是靠強權強加的，也不是靠金錢買來的，而是靠平等協商、相互尊重、堅守正義得來的。聯合國或許有很多不足，但它代表的多邊主義方向，才是人類走向和平的唯一出路。川普的“和平委員會”，終究不過是霸權主義的又一次表演。當表演結束，當利益聯盟分崩離析，留下的只會是更多的動盪和苦難。而我們真正該思考的是：如何守護聯合國這個來之不易的多邊平台，如何抵制霸權主義的擴張，如何讓和平真正降臨到加薩，降臨到世界的每一個角落。川普到底想幹什麼？答案其實早就寫在了他的行動裡——不是為了世界和平，而是為了美國的霸權，為了他自己的政治利益。 (猿說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