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權力
馬斯克最誠實的一句謊話, 暴露美國權力關係網的駭人巨變
[編者按] 2025年11月30日,美國企業家馬斯克接受採訪時終於坦承自己“只要參與政治,結果往往都很糟糕,最好還是儘可能避免參與政治”。眾所周知,自2024年夏以來,馬斯克與川普上演多輪“愛恨情仇”,他一度深度介入政治,先高調支援川普競選,後出任美國“政府效率部”負責人;又一度憤然退場,今年5月卸任並離開白宮,並因所謂“大而美”法案與川普公開鬧掰。但此後二者又不斷互動示好。11月18日,馬斯克還出現在川普為到訪的沙烏地阿拉伯王儲舉行的白宮晚宴上。分析人士認為,馬斯克最新表態也許是句實話,但並不真實——以他為代表的美國科技右翼已然成為美國權力結構中的一個重要力量,背後則是一個巨大的關係網路。科技資本尤其是美國科技右翼試圖掌控國家權力的勢頭,正引起西方的集體焦慮。義大利經濟學家弗朗西絲卡·布里亞在《世界報》上發文分析美國科技右翼建構的權力人脈關係網,認為以彼得·蒂爾、馬斯克等為代表的“矽谷威權科技右翼”正通過技術、資本與人事安排,將國家權力“私有化”,以創造符合其價值觀的“技術帝國”。科技右翼通過五個層面進行佈局:一是掌控美國政府的底層資料,帕蘭提爾公司開發的軟體已經成為美國國防、情報、醫療等關鍵部門的“作業系統”。二是掌管軍事打擊系統,在資料基礎上,美國的無人機和武器系統由安杜里爾等公司提供。三是壟斷通訊網路,馬斯克的衛星網路為全球軍事通訊提供支援。四是提供能源供應,通用原子能等核能公司為以上所有龐大的資料中心和AI系統提供穩定、高強度的電力。五是設立風險投資基金(如創始人基金),將這些公司串聯起來,並通過“旋轉門”安插公司高管到政府關鍵職位上。這一處理程序不僅是技術或商業問題,更是一場圍繞國家權力與治理模式的政治較量。文章揭示了當美國國家機器的核心功能被資本深度嵌入,政治決策空間受限,公眾監督與政治問責面臨被架空的風險。為便於國內各界知己知彼,把握形勢之變,歐亞系統科學研究會特翻譯編寫此文,供讀者批判性閱讀。僅代表作者本人觀點。科技右翼如何重塑美國國家機器?彼得·蒂爾的關係網佈局與美國主權私有化——歐洲的警鐘▲ 攔住那匹馬:抗議德國擬採用帕蘭蒂爾安全軟體,柏林聯邦總理府,2025年9月3日。圖源:Le Monde Diplomatique2025年7月下旬,在弗吉尼亞州阿靈頓的五角大樓官僚體系深處,美國陸軍悄然簽署了一份合同,將關鍵主權出讓。這份與帕蘭提爾科技公司(Palantir Technologies)簽署的合同價值100億美元,是美國國防部史上規模最大的採購項目之一。雖然該合同在官方層面被描述為一項提升行政效率的舉措——將75份獨立的採購協議整合為一個精簡方案,但在這技術官僚的辭令背後,潛藏著更為深遠的意義:帕蘭提爾公司的軟體系統將作為戰場情報、供應鏈物流及人事系統的默認作業系統。這場看似尋常的行政精簡,實則是將核心軍事職能戰略性地移交給了一家私營企業,其創始人彼得·蒂爾(Peter Thiel)曾公開宣稱“自由與民主已不再相容”。(編者註:蒂爾的這一觀點源於他對自由意志主義的堅持,強調個人自由和產權保護應優先於民主多數決。他認為,民主制度容易被“無知的大眾”或短期利益導向的政策所主導,反而抑制了真正的自由。‌)此次權力移交意味著,美國陸軍的目標決策、部隊調動和情報分析等事務,不再受軍事指揮層的管轄,而是由一個向股東負責的企業董事會掌控。美國陸軍此舉不僅購買了軟體,更是向一個無法脫離的平台讓渡了作戰主權。美國的威權科技複合體已成為一種新型組織形態,對數字時代民主治理構成了最嚴峻的挑戰。這種模式比以往任何軍工複合體都更迅速、更意識形態化、也更私有化,僅僅是開發軟體的商業發展模式已經無法滿足科技複合體的野心,它正在建構一個帝國。這一複合體打著“愛國科技”的旗幟,將企業、資助者和意識形態者聯合在一起,正建構一套覆蓋全球的基礎設施——這套設施服務於監控、脅迫與無需承擔責任的治理。這絕非比喻,而是一個由雲平台、人工智慧模型、金融通道、無人機網路、軌道系統等構成的分層式堆疊(譯者註:堆疊又名棧,電腦術語,是一種運算受限的線性表,只允許在表尾進行插入和刪除操作,遵循後進先出LIFO原則),它形成了一套一體化的技術政治管控基礎設施,我稱之為“威權主義堆疊”。其掌舵者正是矽谷中最右翼的代表人物:蒂爾、馬斯克、安德森、薩克斯、拉基和卡普,他們的投資與一個政治項目高度契合:將主權重塑為一種私有資產。與傳統威權主義依賴群眾動員和國家暴力不同,這套體系通過技術基礎設施與金融協調機制運作,如果想制衡這一體系,不僅十分困難,在架構上也幾乎不可能。到2025年年中,這些動向已在歐洲各地引發強烈反響。在羅馬,義大利國防官員著手將埃隆·馬斯克(Elon  Musk)的星鏈系統(Starlink)整合進軍事通訊系統。在柏林,萊茵金屬集團與蒂爾資本支援的加州國防初創企業——安杜里爾擴大合資規模,計畫為北約部署自主無人機叢集。雖然帕蘭提爾公司進軍德國警務領域遭遇強烈抵制,但巴伐利亞州仍豪擲2500萬歐元,簽署了新合同,以將該系統推廣至全國。在倫敦,英國國家醫療服務體系(NHS)將帕蘭提爾公司耗資3.3億英鎊打造的聯邦資料平台應用於數千萬份患者檔案,與此同時,英國還與其達成了一項價值15億英鎊的國防合作協議,使英國成為帕蘭提爾軍事人工智慧的核心樞紐。這些決策均未引發實質性的議會辯論,也鮮少登上頭版頭條。但綜合來看,它們揭示了歐洲主權正被系統性地外包給美國科技公司,而這些公司的背後是矽谷最具意識形態傾向的投資者。歐洲各國政府高喊戰略自主,恰恰就在此時,其關鍵基礎設施的命脈卻被接入美國平台,而這些平台的掌權者,正公然破壞歐洲民主。這是一個致命矛盾:歐洲一邊追求獨立自主,一邊在簽署合同中不斷讓渡自己的控制權。1   國家主權私有化處理程序國家的關鍵基礎設施正圍繞五大戰略領域進行更新與重建——人口資訊、貨幣供應、國防、軌道通訊及能源領域,而這五大領域恰恰是民主管控的核心根基。這一切的起點,在於對作業系統的掌控。美國陸軍整合項目耗資100億美元,將業內早已知曉的事實公之於眾:帕蘭提爾公司已成為美國政府“事實上的作業系統”。作為通用資料平台,它橫跨戰場管理、供應鏈物流、人事系統和情報分析等各個領域。川普政府的政府效率部(DOGE)採用帕蘭提爾的Foundry平台——該平台最初是為伊拉克反叛亂行動開發的——通過演算法流程實現聯邦預算編制、福利資格稽核、醫療報銷及退伍軍人福利發放等業務的自動化,這些流程中暗藏著深刻的政治考量。川普的副幕僚長斯蒂芬·米勒(Stephen Miller)持有價值高達25萬美元的帕蘭提爾公司股票。在他任職期間,川普政府擴大了該公司在移民執法領域的影響力,包括美國移民與海關執法局(ICE)於2025年簽署的合同,該合同將部署一個名為“移民生命周期作業系統”(ImmigrationOS)的新平台,用於追蹤簽證逾期者並實施大規模驅逐。若帕蘭提爾公司是威權國家的資料中樞,則安杜里爾公司便是其自主作戰指揮系統,將資訊優勢轉化為自動化軍事力量。其晶格(Lattice)平台將衛星訊號、雷達資料與戰場影像整合為單一作戰網路,使軍事任務得以機器般的速度完成規劃與執行。該公司宣稱其系統可實現“5級自主性”(Level 5 autonomy):無需人工干預即可執行發射、目標識別、打擊及返航等操作。2025年7月,美國國防部長皮特·赫格塞思(Pete Hegseth)宣佈啟動“釋放美軍無人機主導權”戰略計畫,目標是在2027年前實現自主武器系統的全面整合。安杜里爾公司由帕爾默·拉基(Palmer Luckey, Oculus創始人)與特雷·斯蒂芬斯( Trae Stephens, 創始人基金合夥人、前帕蘭提爾高管)聯合創立。如今該公司已斬獲超220億美元國防訂單,其305億美元的估值不僅彰顯商業成就,更反映出其對核心軍事基礎設施日益增強的掌控力。SpaceX的機密軍事星座“星盾”(Starshield),標誌著低軌道通訊領域從國家壟斷轉向私有化。這個被標榜為“主權基礎設施”(譯者註:指國家可獨立控制、不受外部斷供或干預的關鍵技術與資源體系,是保障政治、安全與資料主權的“總開關”)的項目,至今仍由馬斯克的私人公司掌控。五角大樓官員將星艦(Starship)視為物流平台並進行探索,宣稱能在一小時內將部隊和物資運往地球任何角落。當北約戰場通訊依賴於一個公開支援歐洲極右翼政黨的獨裁者所掌控的基礎設施時,國防自主性便成了紙上談兵。通用物質公司的鈾濃縮設施——這是自2013年以來美國首個私營鈾濃縮設施——獲得了創始人基金支援,由SpaceX前工程師團隊領導,蒂爾擔任董事會成員。這種戰略融合是刻意為之:能源部長克里斯·賴特(Chris Wright)將先進核能定位為計算主導而非能源獨立。他直言道,“人工智慧是能源密集型製造業,投入的能源越多,產生的智能就越多。”為帕蘭提爾分析系統、安杜里爾自動駕駛系統以及堆疊人工智慧演算法提供動力的資料中心,都依賴於不間斷、高密度的電力,若想實現規模化供給,先進核能是唯一的解決方案。像AWS政府雲和微軟Azure政府雲等大型科技平台——與OpenAI、Meta和Anthropic合作——如今已深度融入機密軍事和情報行動。這些平台正日益演變為主權基礎設施,這裡的主權實則意味著免受公眾監督,並將政府繫結在私營企業的基礎設施之上。2   被科技右翼操控的“旋轉門”要理解為何這種權力俘獲如此迅速,需追蹤人事流動。政府與產業間的旋轉門已不再轉動——它將二者鎖定,形成了一種新型權力架構。現任副總統J.D.范斯(J.D. Vance)的上台,得益於彼得·蒂爾在2022年參議院競選中豪擲的1500萬美元——這創下了美國參議院個人競選史上單筆捐款的最高紀錄。蒂爾的前幕僚長邁克爾·克拉齊奧斯(Michael Kratsios),如今執掌白宮科學與技術政策辦公室。安杜里爾公司高管邁克爾·奧巴達爾(Michael Obadal)被提名為陸軍副部長,同時持有高達100萬美元的公司股票。格雷戈裡·巴巴恰(Gregory Barbaccia)在帕蘭提爾情報部門工作十年後,如今擔任聯邦政府首席資訊官,負責監督直接使其前僱主獲益的資料整合項目。而新任衛生與公眾服務部(HHS)首席資訊官克拉克·邁納(Clark Minor),此前曾在帕蘭提爾擔任高管——該公司在2021至2024年間獲得了近3億美元的HHS合同。最引人注目的是五角大樓“201分遣隊”(Detachment 201),該部門直接將矽谷高管編入軍職體系。2025年6月,陸軍授予四位科技高管中校軍銜:帕蘭提爾首席技術官夏姆·桑卡爾(Shyam Sankar)、Meta首席技術官安德魯·博斯沃思(Andrew Bosworth)、OpenAI首席產品官凱文·韋爾(Kevin Weil),以及前OpenAI研究主管鮑勃·麥格魯(Bob McGrew)。有意模糊了承包商與指揮官、逐利與國防之間的界限。3   資本通向權力的“外衣”順著資金流向,一個清晰的模式便浮現出來。蒂爾旗下規模達170億美元的旗艦基金創始人基金,揭示了其架構佈局。2025年6月,該基金以10億美元投資領投安杜里爾公司融資輪,當時估值達305億美元。作為帕蘭提爾和SpaceX的首個機構投資者,創始人基金早早佈局了情報與軌道領域,但不同於傳統風險投資,它通過直接戰略來控制運作。特雷·斯蒂芬斯(Trae Stephens)同時擔任基金合夥人和安杜里爾董事長。德利安·阿斯帕羅霍夫(Delian Asparouhov)在基金與瓦爾達航天工業公司(專注軌道製造及未來太空基礎設施)擔任總裁期間,兼顧基金事務。斯科特·諾蘭(Scott Nolan)在保留基金職務的同時執掌通用物質公司。這並非被動的資本配置,而是對重塑國家能力的企業實施主動治理。1789資本(1789 Capital)在風險投資資本如何締造王朝上堪稱為典範。該基金由蒂爾和副總統范斯的親信共同創立,2024年11月小唐納德·川普(Donald Trump Jr.)加入並成為了合夥人,自此該基金實現轉型。其基金規模從1.5億美元激增至超10億美元,自詡為“愛國投資”,向馬斯克的帝國注入逾5000萬美元:為SpaceX打造軌道霸權,為軍用人工智慧公司xAI提供資金。該基金在總統權力與武器利潤之間建立了直接的血脈聯絡。安德森·霍洛維茨(a16z)推出“美國活力”基金,注資6億美元用於國防科技領域,並支援其定義的“美國國家建設者”(builders of the American state)。馬克·安德森(Marc Andreessen)本人更是動員矽谷億萬富翁階層力挺川普2024年競選,首次將風險投資、意識形態與國家權力全面融合。像8VC(譯者註:8VC是一家成立於2012年的風險投資公司,總部位於德克薩斯州奧斯汀, 專注於技術和生命科學領域的投資,致力於建構和投資全球最具潛力的創業公司)和General Catalyst(譯者註:General Catalyst創立於2000年,總部位於美國馬薩諸塞州劍橋,是一家美國風險投資公司,專注於早期階段和成長型投資)這類知名度較低的巨頭同樣具有重要影響力。8VC創始人、帕蘭提爾聯合創始人喬·隆斯代爾(Joe Lonsdale)曾與馬斯克合作,通過美國政治行動委員會(PAC)運作助力川普贏得2024年大選。8VC向安杜里爾公司注資4.5億美元,而General Catalyst則領投了14.8億美元的融資輪。業績資料印證了該戰略的正確性。2025年,帕蘭提爾公司憑藉季度營收突破10億美元(主要得益於政府合同增長53%),一舉成為標普500指數成分股中表現最亮眼的企業。一旦你成為客戶無法替代的作業系統,你所獲得的將不僅僅是利潤,更是權力。4   困在陷阱裡的歐洲此時局勢已關乎存亡——不僅關乎美國民主,更關乎歐洲主權本身。通過2025年6月與萊茵金屬公司簽署的合作協議,德國聯邦國防軍日益依賴安杜里爾公司的自主系統,這些協議承諾提供“歐洲版”梭魚導彈(譯者註:梭魚導彈是一系列由美國安杜里爾公司開發的低成本巡航導彈,主要包括梭魚-100、梭魚-250和梭魚-500等不同型號。這些導彈採用摺疊式彈翼設計,以提升射程和適應性,適合多種作戰需求)和“狂怒”(Fury)無人機。然而其核心技術仍受制於美國:歐洲系統運行於Lattice平台,持續接收來自加州伺服器更新的資訊,且所有操作參數均遵循矽谷標準。德國聯邦國防軍正考慮減少對星鏈等外部衛星服務商的依賴,轉而發展自主衛星系統。與此同時,埃隆·馬斯克持續在德國政壇活躍:2025年1月,他通過直播與德國選擇黨(AfD)領袖愛麗絲·魏德爾(Alice Weidel)進行公開對話,吸引了超過20萬觀眾,並高調宣稱“唯有德國選擇黨能拯救德國”,儘管該黨因涉嫌極端主義關聯正接受情報監控。英國正面臨更棘手的困境。英國國家醫療服務體系正運行在一個耗資3.3億英鎊的帕蘭提爾資料平台之上,該系統承載著數千萬患者的醫療記錄。截至2025年5月,政府僅為在有牴觸情緒的醫院信託機構中推廣採用該平台,就向畢馬威會計師事務所(KPMG)支付了800萬英鎊——這暴露出即便有意願的政府,也難以落實已採購的系統。而耗資15億英鎊的國防合作項目,更將英國打造成帕蘭提爾軍事人工智慧系統的全球樞紐,進一步加劇了這種依賴性。每一份新合約都讓困境愈演愈烈。一旦帕蘭提爾系統成為政府運作的命脈,一旦安杜里爾無人機成為北約標配,一旦核設施為支撐所有系統的人工智慧提供能量時,這種轉變便不可逆轉。顯而易見的並非傳統企業俘獲,而是主權的根本性轉變——通過民主制度行使的政治權威,轉變為了由私有制掌控的技術能力。當布魯塞爾還在熱議‘數字主權’時,歐洲各國部委卻在簽署合同,將核心政府職能轉移至‘威權堆疊’。每項新增依附關係不僅限制未來政策自主權,更將反民主邏輯植入治理基礎設施之中。5   “美麗新世界”的到來矽谷在川普2.0時代的政治轉型,標誌著葉夫根尼·莫洛佐夫(Evgeny Morozov)所謂“寡頭知識分子”群體走向成熟——這些風險投資家儼然成為21世紀資本的有機知識分子(譯者註:“有機知識分子”出自義大利思想家安東尼奧·葛蘭西所著的《獄中札記》。不同於傳統知識分子,他們與所屬階級保持“有機性”聯絡,兼具組織和教育功能,通過市民社會爭奪文化領導權,實現無產階級意識形態的傳播),他們不僅將新型主權形態理論化,更將其付諸實踐。不同於葛蘭西筆下那些為既有體制製造共識的工業時代知識分子,這些新銳通過風險投資、學術資助和戰略佈局傳播理念,借助技術基礎設施建構後民主治理模式,使傳統監管架構在制度層面徹底過時。原本是一場“自由意志主義式的逃離國家”(libertarian exit)的實驗,最終卻演變成了“對國家權力的威權式佔領”。這些人早期在矽谷加密貨幣圈中希望通過建立“離岸烏托邦”等方式,削弱國家貨幣,擺脫政府監管,用科技創造一種“非國家化的自由”,如今卻主動讓自己的成員進入政府的高層,讓國家反過來依賴他們的技術與資本,深度控制國家基礎設施,通過此種方式,完成對國家權力的佔領、吸附與重塑。因為在建構與國家平行的機構失敗後,他們發現:與其逃離國家,不如成為國家本身的基礎設施。最清晰的例證來自金融領域。他們的加密貨幣策略始終逆向而行——早期建倉比特幣,高價拋售,待崩盤時再抄底。這種策略同樣被應用於政治領域:當矽谷鼓吹退出時,他們擁抱政府干預;當科技精英還在慶祝全球化時,他們推動保守民族主義。如今,根據川普的《天才法案》(GENIUS Act),穩定幣被重新歸類為“國家安全基礎設施”,私人發行機構由此獲得準中央銀行權力。財政部長貝森特(Bessent)聲稱,這些穩定幣可能為美國國債創造高達2兆美元的新需求——這實質是私營貨幣體係為公共赤字提供擔保。要掌握權力,不僅要贏得選舉,還得贏得政府的採購合同。每次採購周期都在壓縮民主的選擇空間,直至它最終在技術上被徹底限制——那些基礎設施是為投資者而建,而非為民眾服務。技術威權主義者深諳此道,正因如此,他們不再反對民主,轉而致力於建造民主的替代物。他們無需說服選民,只需掌控國家最關鍵的基礎設施。民主制度如同一個陳舊的遺留介面,雖為維持穩定而存續,但其核心已被系統性地掏空和替換。矽谷的“威權科技右翼”(Authoritarian Tech Right)並不是在理論化這個未來,他們已經在建造它。 (歐亞系統科學研究會)
90後華人科學家:超一億美金年薪背後的權力遊戲
一紙離職信,震動矽谷AI版圖。2025年11月20日,圖靈獎得主、被譽為「AI教父」之一的楊立昆(Yann LeCun)在領英上發表告別辭,宣佈將於年底離開效力12年的Meta。這位曾一手締造FAIR(基礎人工智慧研究實驗室)輝煌的宗師級人物,在65歲之際選擇重新出發,追尋關於「世界模型」的未竟理想。楊立昆的離去,標誌著Meta AI戰略路線徹底轉向:從FAIR所代表的學院派長期理想主義,全面倒向以產品化與商業落地為導向的實用主義。這一歷史性轉身的背後,是Meta內部早已展開的權力重組。就在數月前,年僅30出頭的華人科學家趙晟佳(Shengjia Zhao)——前OpenAI核心開發者——空降Meta,引發組織震動。趙晟佳的加盟充滿戲劇性:入職不到30天便萌生去意,祖克柏親自以「首席科學家」頭銜與天價薪資極力挽留。他的“上位史”,成為矽谷AI人才爭奪白熱化的真實縮影。當圖靈獎得主楊立昆選擇離開堅守12年的Meta,當30歲的趙晟佳以超一億美金年薪空降矽谷,這場看似簡單的新老交替背後,是一場關乎AI技術路線、企業戰略與文化認同的深層博弈。從OpenAI到Meta,從清華園到矽谷,這位年輕科學家的選擇不僅改變著個人命運,更在重塑科技巨頭間的權力天秤。圖源:Shengjia Zhao 的 X清華少年到史丹佛博士的進階翻開趙晟佳的履歷,一條近乎完美的頂尖學者成長路徑徐徐展開。2012年,他考入清華大學機械工程系,後因對電腦的濃厚興趣轉至電腦系,於2016年取得學士學位。在清華的四年裡,他的視野遠遠不限於課堂。2014年,趙晟佳赴美國萊斯大學交換學習,這段經歷徹底開啟了他的學術視野:課堂講座常延續至深夜討論,各類想法在交流中不斷被檢驗、挑戰與完善。更重要的是,他在跨文化、跨學科的協作中,學會了以多元視角理解和推進科學研究。本科畢業後,他將目光投向了矽谷。2016年,趙晟佳進入史丹佛大學攻讀電腦科學博士,師從Stefano Ermon教授。在六年的博士生涯中,他全心投入深度生成模型、變分推斷等前沿方向。其代表作《InfoVAE: Balancing Learning and Inference in Variational Autoencoders》於2019年發表在AAAI,至今引用量已超23000次,成為該領域的里程碑論文。博士期間,他幾乎囊括了各類頂尖獎項:ICLR 2022傑出論文獎、Google卓越獎學金、高通創新獎(QinF)、摩根大通博士獎學金等。趙晟佳的教育經歷然而,真正讓他在全球AI領域聲名鵲起的,是在OpenAI的三年。2022年6月博士畢業後,趙晟佳加入OpenAI為技術團隊成員。當時ChatGPT尚未問世。他不僅是ChatGPT、GPT-4、GPT-4.1的早期核心開發者,也是OpenAI推理模型體系的關鍵奠基者——主導了「o1」與後續「o3」系列的研究。「o1」在AI業界的影響堪稱技術核爆。它將思維鏈從理論概念轉化為可規模化部署的產品,使AI從機率性的語言續寫工具,躍升為具備類人邏輯推理能力的系統。這項突破迅速引發Google、DeepSeek、xAI等全球頂尖實驗室的跟進。與此同時,他也領導OpenAI的合成資料團隊,在業界深陷高品質資料匱乏的困境中,建構了一套可複製、可擴展的資料生成範式。可以說,在Meta向他伸出橄欖枝之前,趙晟佳已是當代生成式AI技術範式的重要建構者之一。他掌握了業內競相追逐的「新型擴展範式」——對於急於在AGI賽道實現反超的祖克柏而言,他無疑是必須爭取的關鍵人才。三十天離職危機今年夏天,Meta陷入了前所未有的焦慮與混亂。公司寄予厚望的Llama 4模型發佈後表現平平,更因"性能評測造假"爭議而聲譽受損。面對OpenAI和Google的持續領跑,以及中國AI實驗室在開源領域的快速追趕​​,祖克柏決定放手一搏。他斥資143億美元收購資料標註巨頭Scale AI,並任命其28歲的創始人Alexandr Wang為Meta首席人工智慧長。隨後,旨在整合公司所有AI資源的"Meta超級智慧實驗室"(MSL)正式成立,標誌著Meta向AGI發起了全面衝刺。為了讓MSL配備頂尖人才,Meta開啟了一場瘋狂的挖角行動。祖克柏不僅親自向目標研究人員傳送邀請郵件,還安排他們在其太浩湖莊園進行面談。Meta開出了高達九位美元的薪酬方案,其中部分offer的有效期僅有幾天。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趙晟佳被Meta成功從OpenAI挖來。更引人注目的是,圍繞著他迅速集結了一支實力雄厚的華人科學家團隊:團隊成員包括前OpenAI多模態後訓練研究負責人畢樹超、前OpenAI感知技術研究負責人及Gemini多模態後訓練研究負責人畢樹超、前OpenAI感知技術研究負責人及Gemini多模態部門聯合創始人餘家輝、OpenAI o3-mini和o1-mini的核心開發者任泓宇、前OpenAI電腦視覺專家常慧雯,以及前Google DeepMind高級研究科學家任涇宇、前OpenAI電腦視覺專家常慧雯,以及前Google DeepMind高級研究科學家。祖克柏為這支夢之隊承諾了頂級資源支援。據悉,趙晟佳和MSL團隊將能夠使用計劃於2026年建成的"普羅米修斯"計算叢集,該叢集擁有高達1000兆瓦的電力供應,足以支撐前所未有的超大規模AI訓練。然而,這段"聯姻"在開始後不久就面臨危機。據多家媒體報導,趙晟佳加入Meta僅數日,就遭遇了嚴重的管理混亂和文化衝突。MSL內部資源分配不公、官僚作風盛行,承諾的算力資源遲遲未能兌現,這讓習慣OpenAI高效科研環境的趙晟佳深感不適。知情人士透露,趙晟佳當時已決定離開,甚至與老東家OpenAI達成了回歸協議,並簽署了入職檔案。這消息對祖克柏而言無異於當頭一棒。若這位重金聘請的頂尖人才在入職不到一個月就重返競爭對手,不僅將使Meta顏面盡失,更將對其重振AI雄心的計劃造成致命打擊。為留住趙晟佳,祖克柏展現了驚人的決斷力。他直接介入,打破常規,授予趙晟佳"Meta超級智慧實驗室首席科學家"頭銜,並正式確立其領導地位,要求其直接向自己和Alexandr Wang匯報。祖克柏更在Threads上高調宣佈這項任命,特別強調趙晟佳是實驗室的聯合創始人,"從第一天起就是我們的首席科學家"。這不僅是一次薪酬留人,更是一次地位與權力的鄭重承諾。最終,趙晟佳選擇留下,成為Meta AI版圖中僅次於祖克柏與Alexandr Wang的第三號關鍵人物。權力更迭暗戰趙晟佳最終選擇留下,但Meta的內部動盪遠未平息。事實上,MSL的成立與趙晟佳的快速上位,恰恰催化了Meta新舊勢力更替下的深層矛盾。儘管趙晟佳被成功挽留,同期加入的其他頂尖人才卻未能適應。據外媒報導,與趙晟佳同期加盟的兩位前OpenAI研究員——Ethan Knight與Avi Verma,在入職不到一個月內相繼離職,重返OpenAI。來自GoogleDeepMind的研究科學家Rishabh Agarwal也在短短數月後選擇離開。對這些頂尖研究者而言,Meta雖能提供豐厚的薪酬,卻難以復現他們理想的科學研究環境。一位離職員工坦言:“人才終將流向能產生共鳴的地方。缺乏內在凝聚力的體系,終會從內部瓦解。”與此同時,管理階層的「低齡化」與信任危機逐漸浮現。統管Meta AI全域的Alexandr Wang年僅28歲,先前並無人工智慧領域的研究經驗,其背景主要來自營運資料標註公司Scale AI。這種「平信徒領導內行人」的局面,在內部引發了諸多資深科學家的困惑與不滿。有內部人士透露,Alexandr Wang所帶來的Scale AI高階主管團隊與Meta原有體系格格不入,管理方式簡單直接,甚至導致Meta與Scale AI在資料合作層面出現裂痕。更深遠的影響體現在FAIR實驗室的邊緣化。在MSL成立前,由楊立昆一手打造的FAIR實驗室一直是Meta AI的金字招牌。然而在新架構下,FAIR被整體併入MSL體系。儘管楊立昆名義上仍保留FAIR首席科學家頭銜,但在匯報關係上,這點陣圖靈獎得主需要向28歲的Alexandr Wang匯報。儘管祖克柏與楊立昆本人均公開否認角色變化,但在外界看來,隨著公司資源全面向以產品化為導向的MSL傾斜,堅持「世界模型」長線研究的FAIR團隊,實際上已失去對Meta核心AI戰略的主導權。Llama 4的失利成為壓垮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也成為楊立昆選擇體面離開的導火線。儘管雙方在分手聲明中保持了極大的克制,甚至達成了投資合作的“第三條道路”,但楊立昆的離去,無疑標誌著Meta AI那個充滿理想主義的學術時代正式落幕。面對重重挑戰,Meta正嘗試踩下剎車。據《金融時報》獲得的內部備忘錄顯示,Meta已暫停MSL除關鍵崗位外的所有招聘,以期在製訂新戰略的同時更審慎地規劃未來。而這一切的挑戰,恰恰發生在個人能力與時代機遇碰撞的關鍵節點。對趙晟佳而言,出任首席科學家只是開始。他不僅需要帶領團隊在技術上追趕GPT-4、打造更強大的Llama 5,更要在Meta複雜的官僚體係與文化衝突的夾縫中,為祖克柏找到通往AGI的可行路徑。而這場權力更迭的意義,早已超越了趙晟佳個體生涯的起落。它對應出整個AI產業在理想與現實間的艱難平衡,也預示著科技巨頭在AGI旅程上更為激進的投資邏輯。這位90後華人科學家必須證明:超一億美金的薪酬背後,是與之匹配的遠見與實力。在趙晟佳按下"普羅米修斯"叢集啟動鍵的那一刻,一場新的AI競賽已經悄悄開始。 (創業邦)
末日資本主義:當世界的終結成為最有利可圖的商業模式
“如果你沒有試圖摧毀世界,那你可能還不夠努力。”—— 邁克·索拉納(Mike Solana)彼得蒂爾旗下Founders Fund首席行銷官在矽谷的權力核心,一種很有意思的現象正在發生。如果說過去的十年是關於“增長”與“連接”,那麼未來的十年,似乎被設定為了“崩潰”與“救贖”。曾經承諾帶給我們飛行汽車和繁榮的科技行業,如今正在押注於一個殘酷的反烏托邦。這種現象不僅是“矽谷哲人王”彼得·蒂爾的個人怪癖,更演變成了一種內嵌於風險投資DNA中的商業模式,有人稱之為末日資本主義(Apocalypse Capitalism)。蒂爾最令人恐懼的地方,不是他信什麼怪東西,而是他一再證明——他有能力把別人當笑話聽的東西,變成你每天活在裡面的世界。• 90 年代末,他在書裡看到“網路貨幣”的概念,轉頭做了 PayPal;十幾年後,比特幣和整個加密貨幣體系闖進現實金融系統;• 他早期押注的馬斯克、山姆·奧特曼、大衛·薩克斯,如今都能左右輿論與政策;• 他長期力捧的怪咖博主柯蒂斯·亞文,原本是網路邊緣人物,如今卻成了美國副總統公開承認的思想來源。在矽谷,有一個專門為這種現象準備的詞:hyperstition(超敘實)。它的意思是:通過構造一個足夠有感染力的故事,不斷重複、放大、模因化,最後把虛構的“預言”變成現實的“制度”。在這套邏輯之下,有一句話格外刺眼:“世界的終結,已經被當成一種商業模式來營運了。”看上去有點不可思議,背後卻是實打實的商業規劃:• 先講一個“文明要崩潰”的故事;• 然後讓資本、技術和政策圍著這個故事重構;• 再把所有人推向一個更有利於自己的未來。這可以用一句更殘酷的總結:他們預言火災,他們兜售滅火器,他們手裡還握著打火機。而在這群人中,彼得·蒂爾是最具哲學甚至神學氣質的那個。他背後那家重要的基金叫Founders Fund,是矽谷最有權勢的風投之一。這家基金的首席行銷官邁克·索拉納(Mike Solana),公開說過這樣一句話:“如果你沒有試圖摧毀世界,那你可能還不夠努力。”當一個直接受蒂爾影響的核心高管,把“摧毀世界”當成半句玩笑、半句志向時,我們大概可以確認:這代矽谷精英眼裡,真正值得追求的,不再是“建設一個更好的世界”,而是親手設計一個“崩潰版的世界”,並確保自己站在廢墟之上的那一邊。對中文世界來說,這聽上去既熟悉,又陌生。熟悉的是:我們已經見過太多“製造焦慮”的商業模式——• 先告訴你:你不夠好,你的孩子會輸,你的職業會被替代;• 再把你推向一門課、一場訓練營、一套“人生系統”。陌生的是:當我們還在罵“販賣焦慮”的時候,矽谷那邊已經在玩一個升級版本——“末日資本主義”:• 焦慮的對象,從“你的簡歷、你孩子的成績”,升級成“國家、貨幣、制度、整個人類文明”;• 推銷的產品,從鎖定你情緒的課程,升級成“逃離舊世界的船票”:加密資產、星際殖民、數字主權、AI 軍工、全球監控基礎設施……如果說“你不夠好,所以要趕緊學”是 1.0 時代的生意,那矽谷某些大佬做的是 2.0:“這個世界不配活了,只是時間問題。所以,你最好趕緊上我的船。”這就是可以叫作“末日資本主義” 的東西,而我們很多人,正逐漸生活在他們製造的超敘實之中。一、從“焦慮訓練營”到“末日敘事”:商業邏輯的升級中文網際網路這幾年,有一整套大家都很熟的生意:• “30 歲之前沒年入 50 萬,你就已經被拋棄了。”• “不會 X 個底層邏輯,你連和別人競爭的資格都沒有。”• “不讓孩子提前起跑,你就是親手毀掉他的人生。”配方高度一致:1. 先給你打一針“你已經落後”的情緒麻藥;2. 再遞給你一門課、一場營、一整套“普通人逆襲指令碼”。這是製造焦慮1.0 版本:把你的職業、孩子、婚姻、身體統統變成一個個可以“收割”的入口。今天,很多人已經學會給這種東西貼標籤、開玩笑,對它免疫了。但是,真正值得警惕的是:當我們在國內吐槽“焦慮販賣”的時候,矽谷那邊已經把這門生意做成了 2.0,高配版。他們不再滿足於嚇你:“你不夠好,你會被時代淘汰。”而是很認真地在講另一個故事:“整個世界都要完蛋:民主會崩潰,美元會崩潰,工作會消失,文明可能被AI 和戰爭一起拖進深淵。你再努力也沒用,唯一的問題是——崩潰那天,你站在那艘船上?”這就是可以概括為的東西:“末日資本主義”。• 焦慮的尺度,從“你個人的命運”,升級成“整套文明的命運”;• 賣的東西,從一門線上課,變成“逃離舊世界的通道”:加密資產、星際逃亡、數字主權、新式軍工、AI 安全話語權……更關鍵的是——他們不是只在嘴上講末日,而是用錢、技術、輿論和政治,把這個故事一點點變成現實版本的“劇情走向”。貝寶黑幫二、敵基督、施密特與“超敘實”:蒂爾的末日工具箱在這套敘事的中心,有一個人繞不過去:彼得·蒂爾。他被叫過“矽谷哲人王”:• PayPal 聯合創始人;• Facebook 等巨頭的早期投資人;• 情報界、軍工、白宮都有他的人脈與佈局;• 他的校友、室友、被他投資或提攜的人,今天基本組成了一個影響全球科技跟政治的大網路。但這幾年,他更讓人側目的,不是賺錢,而是對“敵基督”(Antichrist)和世界末日的執迷。他在公開場合嚴肅討論:• 誰可能是“敵基督”的原型;• 文明為何註定走向停滯與崩潰;• 為何需要一個更強硬、更集權的力量來“接管混亂的世界”。聽上去像宗教狂熱,像中二病;可危險恰恰在這裡,他有把荒誕想法變成現實結構的能力。蒂爾最令人恐懼的地方,不是他信什麼怪東西,而是他一再證明,他有能力把別人當笑話聽的東西,變成你每天活在裡面的世界。• 90 年代末,他在書裡看到“網路貨幣”的概念,轉頭做了 PayPal;十幾年後,比特幣和整個加密貨幣體系闖進現實世界金融系統;• 他早期押注的馬斯克、山姆·奧特曼、大衛·薩克斯,如今都有左右輿論與政策的手;• 他長期力捧的怪咖博主柯蒂斯·亞文,原本是網路邊緣人物,如今卻成了美國副總統公開承認的思想來源。矽谷給這種能力,起了個聽著就很不安的名字:hyperstition(超敘實):通過構造一個足夠性感的故事,把它反覆講、用模因傳播、用資本加槓桿、用媒體和政治推波助瀾,最後讓這個故事自我實現,從“虛構”變成“現實的框架”。蒂爾的玩法是:• 一邊從納粹法學家卡爾·施密特那裡借來那一套“政治就是朋友–敵人的生死鬥”“必須製造生存敵人”的政治神學;• 一邊從宗教末世論裡抽取符號——敵基督、末日決戰、被選中的少數;• 再加上hyperstition 這套現實製造術,把它們合成一種新的“矽谷神學”。在這套神學裡,“敵基督”不只是末日故事裡的角色,還是一個非常實用的政治工具:• 你可以隨時把反對你的人,暗中歸類成潛在的“敵基督陣營”;• 你可以高喊“文明即將毀滅”,要求更多科技主導權、軍工預算和監管豁免;• 你可以在“拯救世界”的名義下,推進一整套對民主制度不利、對技術寡頭極其有利的結構。這已經不是“奇怪癖好”,而是一整套可操作的權力工程。蒂爾關係網三、從“連接經濟”到“末日生意”:多巴胺退場,皮質醇上桌回頭看過去二十年,科技行業曾經賣給我們的,是一種很迷人的承諾:• 世界會越來越互聯;• 資訊越來越透明;• 成本越來越低;• 人人都能受益於這場技術浪潮。智慧型手機、社交媒體、電商平台、線上娛樂……那是一個多巴胺經濟佔主導的時代:• 產品負責提供快感、方便和社交認同;• 使用者沉迷其中,成為平台增長的燃料;• 科技公司靠時間與注意力變現,積累了史無前例的市值和權力。照理說,這幫贏到了資本主義最終關卡的人,應該是世界上最樂觀的一群。但今天,我們看到的,卻是另一幅畫面:• AI 公司不厭其煩地渲染“人類被 AI 滅絕”的可能性;• 加密貨幣項目一遍遍重複“法幣註定崩潰”“國家不可託付”;• 星際殖民被包裝成“地球走向終局之前的人類備胎”;•長生不老、全程監控、殺手機器人、無人機,這些原本只在科幻噩夢裡出現的東西,變成了一家家創業公司的Roadmap。一種“存在性恐懼”,逐漸替換掉了過去那種“技術樂觀主義”。於是出現一種很奇怪的現象:一個曾經承諾飛行汽車和無憂未來的行業,正在把籌碼押在大規模監控、經濟衰退、自動化武器和精神崩潰上。如果說中文網際網路在賣的是:“你不焦慮,就配不上這個時代”;矽谷這幫人賣的則是:“你不害怕世界末日,就無法理解我們為何必須統治一切。”這是一次從“多巴胺生意”到“皮質醇生意”的遷移:前者用快樂讓你上癮;後者用恐懼讓你交出控制權。四、風投的虛無主義:世界末日如何變成一門“優質生意”?問題來了:為什麼“末日敘事”這麼合資本的胃口?答案,非常簡單也非常殘酷——因為風投的數學,天然偏愛“摧毀世界”。傳統投資希望的是:• 穩定現金流;• 可預期的漲幅;• 風險可控。而風險投資玩的,則是冪律分佈:• 絕大多數項目可以歸零;• 只要有少數項目能漲100 倍、1000 倍;• 整個基金就能寫成“傳奇”。在這種結構下,溫和改革沒有機會。緩慢最佳化不會帶來那種等級的回報。於是,最有吸引力的生意,往往長這樣:• 不是“改良計程車行業”,而是乾脆搞出 Uber,重寫出行規則;• 不是“稍微最佳化酒店預訂”,而是搞出 Airbnb 改寫整個住宿業;當這些“行業級顛覆”用完之後,下一步就是: 對法幣系統開刀(加密貨幣);對公共輿論和選舉結構開刀(演算法平台、資訊戰);對安全架構和戰爭規則開刀(無人機、AI 軍工);對生死本身開刀(長壽、生物駭客、數字永生)。有一句話非常到位:“世界的終結,已經被當成一種商業模式來營運了。”為了讓錢持續湧入,風投和創業者需要不斷講出比上一輪更驚悚、更極端的故事:• “如果不由我們來做 AI 安全,AI 就會毀滅人類”;• “如果不盡快逃離法幣系統,你的財富就會在下一次危機中蒸發”;• “如果不把戰場武器化、自動化,你就會輸給下一場戰爭中的‘邪惡軸心’”;• “如果不投資延壽科技,你可能趕不上永生時代的末班車。”在融資PPT上,“末日風險”被包裝成“千載難逢的百億美元機會”:•“我們要做的是:為即將到來的 X 提供唯一基礎設施 / 唯一護城河。”這就是那種分析裡說的:災難,變成了產品的賣點;崩潰,被寫進了公司估值的邏輯。於是,世界末日被硬編碼進了風投公司的企業DNA。蒂爾門徒五、《主權個人》:他們的“末日劇本”不是瞎編的如果你覺得這一切只是幾位大佬精神狀態不太穩定,那就低估他們了。他們背後,是很完整的一套“世界觀劇本”。在矽谷的私密書單裡,有一本1997 年出版的書,被一再提及,把就是經叔翻譯推薦的《主權個人》(The Sovereign Individual)。這本書的核心論點,用今天的話概括,大概是:1. 資訊時代會再分配權力• 財富、知識、資產將高度數位化,輕易跨境流動;• 民族國家最重要的權力基礎——徵稅能力——會被不斷削弱。2. 福利國家和中產安全感會崩塌• 當政府無法有效徵稅、維持公共服務和社會保障時,• 傳統中產階層將失去那種“好好幹活就能安穩退休”的幻覺。3. 一個“認知精英”新貴族階層將登頂• 這群人擁有高度可轉移的知識、資本和技術能力;• 他們可以像神一樣選國家、選法律、選稅制,把自己變成“主權個人”;• 他們之間的互動,更像神話裡各路神祇之間的較量。4. 剩下的大多數人,會被留在正在腐爛的舊世界裡• 為碎片化的福利、衰敗的公共服務和低品質的工作相互撕咬;• 被民族主義、仇恨動員、宗教與陰謀論填滿;• 在怨恨和虛無中度過一生。對於普通讀者,這像一部冷酷的預言小說;對矽谷的一部分人來說,它更像一本“未來統治者的說明書”:• “你看,歷史本來就是這麼走的,我們只是看得更早。” “我們之所以能站上金字塔頂端,不是因為血統,而是因為認知和技術——這是一種更高級、更合法的統治。”在這樣的世界觀裡,“末日”有了一個非常精緻的轉譯:對大多數人來說,是天塌了;對他們來說,是舊秩序的清算日,是《主權個人》兌現之時。這就是為什麼,當傳統的“達沃斯黨”還想修修補補、挽救全球化的時候,矽谷的部分精英已經在心底說了一句:“很好,終於開始塌了。”六、新先知、模因戰爭與“科技版十字軍東征”要讓這套末日劇本跑起來,還需要一群新的“福音傳教士”。於是我們看到:管理“美國活力基金”的風投合夥人凱瑟琳·博伊爾,高調宣稱我們正處在“模因戰爭(memetic warfare)的時代”:“造一個模因,我們就會變成那樣。”Meme it and we will be it.她把投資國防承包商、監控系統、軍事化項目,包裝成“捍衛文明的事業”;在公開演講中,她用耶穌受難的故事來論證“歷史的本質是家庭與國家的戰爭”;在社交媒體上,她轉發聖米迦勒大天使的圖像,號召基督徒“與邪惡作戰”;當一位保守派人物遇刺,她第一時間宣佈:“我們正進入一個殉道者的時代。”宗教意象+ 模因戰爭 + 軍工資本,被她揉合成一套非常易傳播的“新神學”:科技創始人是被神選中的工具,投資軍工與監控,是為了與邪惡搏殺,批評他們的人,則很可能站在“敵基督那邊”。圍繞蒂爾,還有類似ACTS 17 這樣的組織——“在技術與社會中承認基督”(Acknowledging Christ in Technology and Society),把科技行業描述成一場新的十字軍東征。這看似很尷尬,實際上非常有效:• 把科技商業包裝成神聖使命;• 把質疑資本的人塑造成“阻礙上帝計畫的人”;• 把政治衝突提升為末日善惡之戰。更諷刺的是:蒂爾本人曾經描述過他心中的“敵基督”:“那是一個不停談論末日、散佈戰爭傳聞,然後用恐懼把你嚇到,把科技與科學控制權交給他的人。”如果你把這句話反過來對照今天矽谷部分風投和創始人的行為,會發現,他描述的這個人,和他們自己,何其相似。七、對普通人的意義:不是“不要焦慮”,而是別把劇本交給他們說到這裡,問題落回我們身上。這些人想什麼,我們改不了;他們怎麼下注,我們也很難左右。但我們至少可以做幾件非常現實、非常“反焦慮收割”的事情:1. 看清那個隱形問題:“誰在用什麼樣的世界末日故事,讓誰交出權力?”以後再看到類似句子:• “AI 終將摧毀所有白領工作”;• “法幣一定會歸零,加密才是唯一出路”;• “國家一定會崩潰,只有鏈上 / 網路國家才可靠”;別只問“這可怕嗎?”而是應該先問:“這句話,對誰最有利?說這話的人,靠什麼賺錢?押在那邊?”你會發現,一旦把這條線看清,很多“時代真相”,立刻會露出它的商業本質。2. 區分“真實風險”與“被包裝的恐懼”風險當然存在,例如:• AI 會重塑大量行業結構;• 貨幣與金融體系也會有長期波動與變形;• 地緣政治與技術軍備競賽都是真事。否認風險,是另一種愚蠢。但你可以用兩個簡單篩子:• 他說的是具體機制,還是只喊“完了完了”?• 他給出的,是具體可執行的應對方法,還是只有一種叫“跟著我”的選項?前者,值得思考;後者,多半是在給自己鋪路。3. 把“末日問題”壓縮成“個人行動清單”大結構我們改不了,但可以問自己幾件事:• 我會不會把所有賭注,都押在一種敘事上?例如把全部積蓄梭哈某個“數字方舟”;• 我有沒有刻意保留一部分不依賴單一系統生存的能力?比如基礎的專業技能、健康、可遷移的思考能力、人際網路;• 我有沒有在情緒之外,認真理解過一兩個關鍵制度是怎麼運作的?例如本國的稅制、社保、選舉、金融監管。這些聽起來很樸素,但本質上是在做一件事:拒絕當那個只會被動接受劇本的人。你可以悲觀,可以憤怒,但千萬別只停在刷短影片罵一句“完了”,然後什麼都不做。八、結語:製造焦慮已經過時,更危險的是“兜售末日”“製造焦慮”這個詞在中文網際網路上已經被用爛了。但真正危險的不是“你要不要為了孩子多報兩個班”,而是有人正試圖用一整套“世界末日”的宏大敘事,來重新分配未來世界的權力與秩序。當我們只把這當成一出怪誕戲、幾句好玩的金句時,他們已經在悄悄改寫:• 誰來制定規則,• 誰掌握資料和武力,• 誰有資格逃離舊世界,• 誰會被留在崩塌的縫隙裡。“製造焦慮”也許的確過時了。但更精緻、更宏大的“末日資本主義” 正在流行。真正重要的,不是我們要不要焦慮,而是在誰的故事裡焦慮,在什麼樣的世界圖景中焦慮。 (不懂經)
權力提款機:川普家族如何狂賺百億?
下面講的這個事,將會讓你大吃一驚。總統本來是為公共服務的神聖崗位,但是川普家族卻把做總統當成了做生意。可以這麼說,美國歷史上,從來沒有一位總統在任期內如此明目張膽地搞錢。沒當總統之前,川普家族深陷債務和法律糾紛,但今年一當上總統,他的財富直接坐上了火箭。為此,我們團隊深入跟蹤了半年,也跟美國的一些精英進行了交流,線索很複雜,直接看結論。今天,我們就來拆解川普家族如何利用加密貨幣、內幕交易、職權賄賂、特權利益輸送這四大生意,把總統寶座變成一台瘋狂斂財的權力提款機。第一大生意:全家發幣,總統與高風險金融產品之間的距離,被拉到史無前例的近。《福布斯》雜誌報導稱,川普現在是世界上最大的加密貨幣投資者之一。2019年,川普還曾在社交媒體上反對比特幣,說加密貨幣就是割韭菜,但今年,他在田納西州比特幣大會上表示,未來將“確保美國成為全球的加密貨幣之都和世界的比特幣超級大國。”什麼原因讓他對加密貨幣的態度180度大轉變?除了利益還能有啥!與其羨慕別人割韭菜,不如直接自己下場發空氣幣。今年1月17日,川普還沒到到白宮任職,就建立了10億枚“川普幣($TRUMP)”,其中8億枚由旗下的兩家公司持有,2億枚進行公開發行。不到一天,川普家族發行的空氣幣就被一搶而空,所有代幣的總市值超過270億美元,川普公司代幣價值高達220億美元。1月19日,川普妻子梅拉尼婭建立了5億枚空氣幣,首批發行1億枚,發行首周,所有代幣市值20億美元。根據《路透社》報導,川普家族今年上半年在加密貨幣上賺的盆滿缽滿,不僅掌握著220億美元的代幣,還通過代幣銷售和費用淨賺了至少8億美元。川普家族發行的代幣,沒有任何資產作抵押,完全是赤裸裸的空氣幣,美國總統割美國人民的韭菜,就問你驚不驚喜?還有更令人驚訝的是,川普上任後給加密行業特赦,在總統家族已深度捲入加密生意的背景下不可避免地被外界解讀為權力與資本高度糾纏。川普就職後先後對烏布利希簽署特赦令、解除孫宇晨的欺詐訴訟,特赦幣安創始人趙長鵬。烏布利希是誰,他的罪行包括:用比特幣販賣毒品、洗錢、甚至買兇殺人。這樣的罪行也被川普特赦了。有權就是任性啊!這背後有什麼不可告人的利益輸送嗎?根據我們溝通的業內人士反饋,不僅烏布利希動用了“鈔能力”,孫宇晨和趙長鵬也向川普家族的世界自由金融公司輸送了大量利益。加密貨幣已經成為權力和資本的賭場,川普家族的財富也坐上了火箭。當司法公正被權力和金錢踐踏,三權分立成了擺設,美國還是那個燈塔國嗎?根據我們交流的一些美國精英人士,他們都對川普家族的行為感到很丟臉。第二大生意:從關稅空頭到股市喊單,權力決策與市場波動的時間高度重合,引發持續的 “內幕交易”質疑。2025年川普宣佈對華100%關稅前的神秘加密貨幣空頭交易、喊單後暫停關稅的股市波動事件,雖無確鑿證據證明與川普家族直接關聯或違法,但引發激烈的“內幕交易”的市場爭議。10月11日,川普在社交媒體上威脅將對中國加征100%關稅,導致加密貨幣市場暴跌,大約167萬名投資者損失慘重。消息發出前半個小時,有一個神秘空頭下注比特幣,幾個小時內獲利上億美元。有市場人士推測,這是川普小兒子巴倫的操作。年紀輕輕,投資水平就超過了巴菲特。這已經不是第一次了,之前川普就被質疑操控股市牟取暴利。4月9日,川普喊話買入股票。結果沒多久,下午川普宣佈暫停對等關稅政策,美股暴漲。收盤前,川普媒體科技集團漲23 %,財富暴增4億美元。真是,一頓操作猛如虎,漲跌全看川普。不僅川普家族,據《紐約郵報》報導,美國前眾議院議長佩洛西在國會任職的37年間,通過股票交易獲利超過1.3億美元,回報率高達幾百倍。而她剛進入國會時,家庭資產只有300萬美元,共和黨全國委員會發言人佩爾斯則表示,“如果換作其他人,通過內幕交易能把78萬美元變成1.3億美元,而且收益比巴菲特還高,那他們現在恐怕已經在監獄裡了。”第三大生意:卡達贈送 4 億美元波音專機,法律上是“禮物”,政治上被稱作“史上最大賄賂”。5月21日,美國國防部接受卡達贈送價值4億美元的豪華飛機作為“禮物”,將其升級改裝後代替現有的“空軍一號”。參議院民主黨領袖查克·舒默批評這是“美國總統正式接受了歷史上來自外國政府的最大一筆賄賂。”2017年,川普曾承諾“不進行新海外交易”,將生意交給兒子處理。但今年,直接被爆出在沙烏地阿拉伯、卡達等國通過品牌授權與管理協議獲利。相關資料透露,川普在海灣地區的管理收入、許可費、酒店管理費等合計超過1億美元。10月11日,川普任命女婿庫什納作為政府的高級特使,負責促成中東和平協議。庫什納曾通過支援沙烏地阿拉伯王儲薩勒曼,獲得沙烏地阿拉伯主權財富基金20億美元投資。第四大生意:政治IP變現,海湖莊園會費暴漲與衍生收入,獲利超過1.2億美元。上世紀80年代,川普收購海湖莊園,並於1995年開放海湖莊園俱樂部,會員限制在500人左右。2018年,俱樂部會員每年需支付1.4萬美元年費,新會員更需繳納20萬美元入會費。隨後,入會費一路上漲至50萬美元,2025年會員入會費更是飆升至100萬美元,不少人願意支付高額費用接近美國的權力中心。有資料顯示,川普第一任期內從海湖莊園獲得的額外利潤高達1.2億美元,更不用說現在了。川普還利用自己的IP和總統地位,進行相關許可和代言,並推出一些周邊產品。據統計,這部分的收益已經超過6億美金。說到這,很多人就好奇了:為什麼川普家族利用總統權力大肆斂財卻沒有被彈劾呢?實際上,今年1月,川普剛上任就為自己的斂財之路掃清了障礙:解僱多名調查過他的檢察官,把聯邦調查局和司法部關鍵崗位都換成自己人,而且共和黨在國會參眾兩院都掌控多數席位。同時,川普利用了美國法律的“灰色地帶”,打 “擦邊球”。根據《政府倫理法》,美國高級官員每年需要公示財產資訊以接受公眾監督。川普上任後便拒絕了,將家族生意交給子女打理,表面上做了剝離,實際上他在背後從中受益。作為對比,我們來看看美國的國父們是怎麼做的?華盛頓在總統任內,完全不謀私利,是實打實的道德楷模;林肯特別講誠信,花了十幾年才還清巨額債務。面對國父們,川普不感到羞愧嗎?自從當上了總統,川普家族真是越來越富有,不斷突破底線,刷新我們對美國的認知。總統權力完全成了搖錢樹,發空氣幣,特權,被質疑“內幕交易”、“賄賂”,不算價值200多億美元的代幣,這大半年川普家族獲得了十多億美元的巨額收入。 (澤平宏觀展望)
《紐約時報》觀點|迪克·切尼的悲劇
迪克·切尼已不在人世,但我們還將長期受他的政治遺產的影響。他寫下了一本指南,教人如何超越憲法界限與法治原則來行使行政權力。唐納德·川普不僅在續寫這本指南,更是在全力創作續篇。正是作為副總統的切尼引導經驗不足的上司喬治·W·布什,將“行政權一元論”帶入現實。通過建立平行行政體系,任用直接效忠於自己的班底,他發動了反恐戰爭,為殘酷刑訊手段、魯莽軍事入侵及大規模國內監控正名。他宣稱國家緊急狀態優先,從而擺脫了民主權力框架的制約。那些阻擋他的人——科林·鮑爾、克里斯汀·托德·惠特曼、保羅·奧尼爾——都遭到排擠。即便面臨最嚴厲的警告,他仍在戰爭時期堅持為富人推行減稅政策。儘管這些舉措都已堪稱災難,但川普對權力與違法行為的擴張更甚一籌,而且往往是以更可疑的“緊急狀態”為名。說白了,這就是“沒有實際戰爭的反恐戰爭”模式。而這一切,正是切尼奠定的基礎。這兩個人在行事風格和手段上大相逕庭。切尼偏好深思熟慮,著眼長遠;而川普一貫憑直覺行事。切尼在推動戰爭的過程中,精心炮製看似可信的證據;川普根本不需要證據——他在Truth Social上發佈的任何內容就是新的現實。切尼雖然冷酷自私,卻仍尊重選民的意志;而川普,當然只在自己勝選時才會這樣做。1月6日國會山事件後,切尼與女兒莉茲毫不掩飾地成為川普的激烈批評者。切尼強烈感受到川普連任的危險,甚至不惜背棄效力終身的政黨,轉而支援賀錦麗。對於這位始終深藏不露、以幕後掌權者自居的政治人物而言,這一轉變非同尋常。然而為時已晚。他試圖喚醒的民眾早已對任何警示總統權力越界或宣揚民主規範的說教充滿懷疑。在摧毀美國民眾對體制與領袖(包括切尼本人)的信任方面,切尼的歷史作用恐怕無人能比。虛假的戰爭理由足以造成這樣的後果。80年來最嚴重的金融危機也是如此——它的衝擊直接落在了美國的中產階級和工薪階層肩上。其中許多人後來加入了川普的憤怒與怨恨大軍。完整的因果鏈需追溯至數十年前。切尼曾任尼克松總統的白宮助理,福特總統的幕僚長,在老布什時期擔任國防部長,參與了1991年的伊拉克戰爭;而在“9·11”襲擊後的數月裡,他是內閣當中經驗最豐富的人。剛聽完一場關於基地組織領導人試圖獲取裂變材料製造炸彈的簡報後,切尼說出了後來被稱為“1%原則”的話:如果恐怖分子有1%的可能獲得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我們也必須視其為既定事實。這種小機率絕對主義自此成為美國外交政策的指導原則,讓國家付出了慘痛的生命與金錢代價。在戰爭開始之前,布什和切尼已被告知薩達姆·侯賽因實際上可能並不擁有大規模殺傷性武器。但他們認為沒有理由告知公眾。一旦巴格達陷落,真相還重要嗎?對於那些試圖說出真相的人,後果來得迅速而殘酷。當大使約瑟夫·威爾遜揭穿了政府為開戰所提出的一些理由時,威爾遜的妻子被曝光是中情局的臥底特工。而當切尼的首席助手劉易斯·利比因與這次洩密事件相關的偽證和妨礙司法罪被定罪時,切尼向總統施壓要求赦免,並怒吼道:“你這是把負傷的好戰士遺棄在戰場上。”(布什堅持了自己的立場,但後來川普上任後實現了切尼的願望。)當川普轟炸那些疑似運載毒品的船隻、編造入侵委內瑞拉的藉口、設計忠誠度測試並殘酷懲罰未通過測試者,以及宣佈各種模糊的緊急狀態與戰爭來為黨派政治目標正名時,他實在應該停下來,抽點時間去感謝那位為美國示範如何踐踏憲政的先驅。即使切尼晚年發現了民主原則,但他親手創造了川普如今縱橫馳騁的政治生態。他當年對所有權力約束的蔑視為如今川普除赤裸裸的私利外蔑視一切的行徑鋪平了道路。 (一半杯)
王家衛的“真”,踩在了別人的尊嚴上
一句髒話掀起風暴,不是因為語氣重,而是因為它暴露了創作裡的權力,從未平等。當“真”踩在別人的尊嚴上,藝術就不再高貴。王家衛事件,不是罵人問題,而是權力問題。在那段錄音裡,他罵演員“太裝”,又點評陳道明“陰陽同體”。有人說他是“真性情”,有人說他“傲慢”。但真正值得思考的,不是他說了什麼,而是為什麼他能這樣說。01在中國影視行業,導演的“真”,往往建立在別人“不能反駁”的前提之上。當一個體系讓“權力大的人”擁有解釋情緒的權力時,罵人就不再是脾氣,而是一種秩序。上世紀九十年代,中國電影曾崇拜天才。張藝謀、陳凱歌、王家衛——他們的創作打破了舊的敘事框架,也建立了新的權力金字塔。在那一代人裡,導演是“上帝”,演員是“媒介”。他可以要求演員哭三十遍,只為“找到真”;也可以讓一個鏡頭拍十天,只因為“還沒感覺”。而那種“我對,你忍著”的邏輯,至今仍是這個行業的底層程式碼。這種文化的危險,在於它偽裝得很高級。它讓暴力看起來像靈感,讓情緒看起來像執念,讓壓迫看起來像創作。久而久之,觀眾開始原諒“脾氣大”,投資人也默認“他就那樣”,整個體系對“天才”的縱容,反而成為行業衰退的根源。因為權力越集中,創作越失真。王家衛那句“太裝”,其實是舊秩序的一次自我暴露。那不是對演員的評價,而是權力對“真”的壟斷。在他的語境裡,什麼叫“真”?是導演定義的真。演員進入角色的方式不對、表達情緒的節奏不對、眼神不夠自然——全都可以被一句“太裝”否決。這不是藝術標準,而是話語控制。而演員的“假”,恰恰是制度的“真”——他們不敢回嘴、不敢辯解、不敢生氣,因為在這個體系裡,“不聽話”比“不專業”更致命。這場爭議,讓我們看到中國影視工業化的尷尬:技術進步了,鏡頭更精緻了,但創作邏輯還停留在“靠權力壓出張力”的階段。有人說,好萊塢導演也罵人。但不同在於,那裡有制度。演員有工會、製片有約束、團隊有平衡機制。罵人不是被默認的創作手段,而是被記錄在案的違規行為。而在中國,權力被資本與名聲共同放大。一個導演越成功,就越容易成為“可以不講理”的人。這是行業的集體沉默症——每個人都知道問題在那,但誰都不願觸碰。02這件事之所以引起共鳴,不在影視圈,而在我們所有人身上。廣告公司、創意行業、媒體編輯部、投行團隊……那一個不是被“權力的脾氣”支配的現場?上級的情緒,被解釋成“高要求”;下屬的反抗,被定義成“不懂事”。所有行業都有“導演”,都有“演員”,都有“太裝”的時刻。我們活在一種“被罵也要保持專業”的文化裡,久而久之,連“尊嚴”都要先等領導點頭。03我並不認為王家衛是壞人。他只是太長時間待在那個“權力可以等於創作”的系統裡。當一件事做得太久,人會以為那就是自然。但時代變了。觀眾不再崇拜天才,演員不再忍氣吞聲,公眾不再為“脾氣”買單。在一個人人都有麥克風的年代,權力再也包不住髒話的回聲。這場風波的真正意義在於——我們終於開始問:什麼是真性情?什麼是真創作?什麼是真尊重?藝術不該踩在別人的尊嚴上,而尊重,才是藝術得以繼續存在的底線。導演可以罵人,但罵人不是風格。天才可以有鋒芒,但鋒芒不該刺傷別人。在權力與真之間,選擇理解,才是更高的藝術。 (Linda產業筆記)
【關稅戰】川普政府悄悄放鬆多項關稅,為敗訴做準備
今年早些時候,美國法院作出對美國總統川普不利的裁決,認定川普無權援引《國際緊急經濟權力法》對多國徵收關稅。川普政府已向美國最高法院提出上訴,最高法院定於11月初舉行聽證會。據美國《華爾街日報》10月17日報導,聽證會臨近之際,川普政府正悄悄放鬆關稅政策,已豁免了數十種商品的關稅。川普表示,與其他國家達成貿易協議後,可能對農產品、飛機零部件等數百種商品實施豁免。這些舉動表明,美國政府正在可能的敗訴做準備。報導稱,川普上個月發佈“附件二”清單,豁免了黃金、LED燈以及部分礦物、化學品和金屬產品的關稅。他還預告了未來可能出台的數百項豁免措施,在“附件三”中列出了可能在與其他國家的貿易協定中獲得零關稅待遇的商品。根據川普的行政令,“附件三”主要針對“無法在美國境內種植、開採或自然生產的產品”,包括某些農產品、飛機及飛機零部件和用於製藥的非專利物品等。行政令還授權美國商務部和貿易代表辦公室自行批准關稅豁免,無需川普本人簽署新的行政令。一名白宮官員表示,此舉有助於簡化關稅政策的執行流程,方便美國政府落實川普已宣佈的十多項貿易協定或達成新的貿易協定。美國總統川普 IC photo熟悉美國政府規劃的消息人士稱,這些轉變反映出川普政府內部正在逐步形成一種共識,即美國應該降低對非國內生產商品的關稅。曾在川普政府第一任期擔任總統國際經濟事務副助理的埃弗雷特·艾森斯塔特(Everett Eissenstat)表示,這種想法是隨著時間推移形成的,“這種共識確實已經存在”。川普重返白宮後,援引美國《國際緊急經濟權力法》,以不經過國會批准、直接頒布行政令的方式出台一系列加征關稅措施。5月,美國國際貿易法院裁定川普政府此舉違法。川普政府隨後向聯邦巡迴上訴法院提起上訴,但聯邦巡迴上訴法院8月以7:4的投票結果維持原裁決。川普政府現在已向美國最高法院提起上訴,最高法院定於11月初舉行聽證會。當地時間10月15日,川普表示,他可能親自前往最高法院,到現場觀看口頭辯論。消息人士告訴《華爾街日報》,川普近期出台多項豁免政策,是在法律風險面前採取的“避險策略”。如果美國最高法院判決政府敗訴,川普政府可能被迫退還已徵收的大部分關稅。與此同時,川普政府開始使用法律基礎更穩固的1962年《貿易擴展法》第232條款,來推行關稅政策。該條款允許美國總統以國家安全為由提高關稅或限制貿易,近些年主要被用於美國的鋼鋁關稅。當地時間10月17日,川普宣佈根據第232條款對卡車和卡車零部件徵收25%關稅,對公車徵收10%關稅,自11月1日起生效。同時,川普擴大了對汽車製造商的關稅減免計畫,允許他們申請抵免額度以部分抵消汽車和卡車零部件關稅成本,期限從2027年延長到2030年。《華爾街日報》認為,與川普政府上台之初的強硬態度相比,當前關稅政策已有所鬆動。美國商務部長盧特尼克曾宣稱,“對等關稅不會有任何豁免,沒有例外”。但在7月底的一次電視採訪中,盧特尼克的態度軟化,他改口說:“如果你種植了某種我們不種植的東西,可以零關稅進口。”美國許多行業正敦促政府擴大豁免範圍。例如,代表食品製造商的美國消費者品牌協會此前致信川普政府,要求豁免咖啡、燕麥、可可、香料、熱帶水果以及罐頭用的鍍錫鋼等商品。許多此類商品已被列入“附件三”,可能在一些國家與美國簽訂的貿易協議中得到關稅豁免。 (觀察者網)
接班後,宗馥莉做錯了什麼?
2025年9月12日,宗馥莉悄然辭去娃哈哈集團法定代表人、董事長及董事等職務,並完成股東會、董事會審批;10月10日,集團召開董事會確認其辭職,任命許思敏為新任總經理,董事長職位暫缺。這一密集的人事變化引發市場與輿論持續關注。與此同時,圍繞娃哈哈的國資合規審查、家族內部糾紛、商標使用與員工維權等議題相繼進入公眾視野。杭州市上城區國資專班介入審計,“娃哈哈”商標歸屬的討論升溫,部分退休員工提起訴訟。多重事件疊加上下,外界對企業後續走向的關注顯著上升。在此背景下,一個核心問題被不斷追問:身為創始人獨女、持股29.4%的重要股東,宗馥莉為何在接班一年後選擇離任?她“做錯了什麼”或者更準確地說,在治理與傳承中,她錯過了那些關鍵平衡點?2015年1月20日,杭州,宗馥莉出席會議。圖/視覺中國激進的權力交接2024年8月正式接管集團後,宗馥莉開啟了一場被外界解讀為“去父化”的全面改革。她要求6000名員工將勞動合同轉簽至宏勝飲料集團,並取消員工持有的“乾股”分紅,這一舉措引發了員工權益方面的爭議。數十名員工提起訴訟,多達53名退休職工將宗馥莉和娃哈哈告上法庭,請求確認相關股權回購無效。與此同時,她著手重整經銷體系。不少老經銷商的長期合約被終止,他們被要求改簽至宏勝系子公司,銷售管道面臨調整。這種改革力度引發管道波動,部分地方業務出現混亂。上海娃哈哈飲用水公司因商標授權糾紛停產,經銷權被轉移至宗馥莉控制的新公司後,原工廠另創品牌“滬小娃”。宗馥莉以較快的節奏調整父親時代的利益格局,但在一定程度上忽視了原有生態的複雜平衡,導致公司內部產生波動。她試圖迅速樹立個人權威,然而在方式選擇上出現了偏差。2012年1月12日,娃哈哈集團公司董事長兼總經理宗慶後攜女兒宗馥莉參加2011世界風雲浙商頒獎晚會。圖/視覺中國宗慶後奉行家長制管理,通過人格魅力和利益共享維繫員工和經銷商的忠誠。而宗馥莉崇尚現代企業制度,傾向於以合同法則和績效指標取代人情紐帶。這一“剛性管理”在娃哈哈這樣的傳統企業中遇到了適應性問題。叔叔宗澤後指出侄女的問題:“她鋒芒畢露,剛愎自用,還沒修成德行藝業就急於發號施令,應了中國那句古話——‘剛則易折’。”宗馥莉似乎低估了既得利益格局調整帶來的反應。強勢調整組織架構、邊緣化部分元老,使她失去了一些支援,甚至引來內部不同聲音。宗慶後堂弟宗偉未能配合宏勝系整合,另起爐灶推出“滬小娃”品牌;一些地方廠長和銷售骨幹因利益調整產生不滿情緒,有退休高管公開表達異議。在權力交接階段,宗馥莉推進的激進改革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父親建立的利益平衡。她個人威信的建立遇到挑戰,陷入了較為被動的局面。觸碰紅線的商標博弈宗馥莉執掌後不久,便試圖對娃哈哈集團最核心的資產——“娃哈哈”商標進行調整。據披露,她計畫將價值高達900億元的“娃哈哈”商標劃轉至自己控股51%的杭州娃哈哈食品有限公司名下,以實現品牌控制權的調整。此舉觸及了與國資相關的法律邊界。根據《公司法》相關規定,涉及商標等核心資產的處置需經全體股東一致同意。而在娃哈哈現行股權架構下,杭州市上城區國資持股46%並握有一票否決權。2024年底,國資股東以公司章程和《公司法》第43條為依據,否決了宗馥莉授權宏勝系使用“娃哈哈”商標的提議。隨後,各方進入拉鋸。宗馥莉一方面通過法律途徑主張商標歸集團自由使用,另一方面部署替代方案。今年9月流出的內部檔案顯示,宗馥莉已決定從2026年起棄用“娃哈哈”品牌,啟用新品牌“娃小宗”,理由是為了“維護娃哈哈商標使用的合規性”。這一調整表明,在商標權博弈上宗馥莉未能實現預期目標——國資股東掌握著法律上的主動權,阻止了商標控制權的轉移。在商標調整受阻的同時,宗馥莉的另一系列資本運作也引發了關注。據媒體調查,宗馥莉將娃哈哈旗下浙江飲用水有限公司的桶裝水銷售權,轉移給自己控制的杭州迅爾城通商貿有限公司。今年4月起,在未與原有經銷商重新簽約的情況下,宗馥莉要求經銷商改向迅爾城通下訂單,由後者發貨開票,實質上完成了業務轉移。值得注意的是,迅爾城通給予桶裝水公司每桶僅2.75元的結算價,低於市場正常利潤水平,導致原娃哈哈體系公司利潤下降。這一操作引發了對關聯交易的質疑。杭州市上城區財政局隨即成立專項工作專班,對宗馥莉執掌期間的相關操作進行調查。專班重點核查了四項內容:歷史國有股權轉讓款項流向、商標權轉移情況、桶裝水業務轉移定價,以及資金跨境調動合規性等。宗馥莉在股權和資產上的操作,引發了監管部門的介入。10月初,她的核心團隊成員、宏勝集團生產中心總監嚴學峰被杭州市紀委調查,涉及的189家娃哈哈系關聯公司同步接受核查。嚴學峰是桶裝水業務轉移的具體執行人,他被調查也引發了外界對相關操作合規性的更多關注。此次調查雖在5天後結束,但事件釋放出監管部門對宗馥莉經營行為關注的訊號,意味著國資股東對宏勝系的一系列操作保持警惕。宗馥莉試圖通過資本運作調整控制權,但觸及了國有資產監管的敏感地帶,面臨來自監管層的審視壓力。微妙的辭職時點宗馥莉辭職時點的選擇,與香港司法訴訟的關鍵進展有關。2025年9月26日,香港高等法院就宗慶後遺產信託案作出終審裁定:駁回宗馥莉方面的上訴請求,維持凍結建浩公司約18億美元資產的禁制令。法官認為,三名原告提交的手寫指示、委託書等證據形成了完整鏈條,足以支撐其對信託資產的權利主張。這一裁決對宗馥莉產生了顯著影響。她不僅未能獲得海外資產的控制權,相關資金來源也被阻斷。香港法院凍結的18億美元,據稱很大一部分來源於娃哈哈集團歷年累積的境外利潤分紅。宗馥莉此前依靠較為充沛的現金流支援宏勝系發展,此時資金管道受阻,處境變得被動。這起跨境訴訟的結果,讓宗馥莉失去了通過法律途徑改變局面的可能。既然資金層面出現困難,繼續留在娃哈哈的條件受到影響。有分析認為,9月中旬宗馥莉提出辭職,與此資金方面的壓力有一定關聯。此外,嚴學峰的短暫被查可能具有更深層的警示意義。事實上在宗馥莉宣佈辭職的10月10日董事會上,除了任命新的總經理,集團並未推舉新的董事長人選——這也被視為國資方面希望穩定權力結構,防止出現新的變動。嚴學峰事件反映出宗馥莉權力體系的脆弱性:在失去父親支援後,她在集團內部面臨較多阻力,個人影響力的建立遇到困難。宗馥莉選擇離開的另一個原因,是在商標歸屬爭奪上已無法取得突破。娃哈哈商標因股權結構原因無法實現單方控制,宗馥莉被迫放棄使用這一品牌。9月中旬,宏勝系內部下發檔案通知:自2026銷售年度起,娃哈哈和宏勝系所有產品將更換為全新品牌“娃小宗”。更為複雜的是,宗馥莉叔叔宗澤後推出“娃小智”品牌進行招商,號稱配方與娃哈哈一模一樣但定價更低,短時間簽約經銷商153家,與“娃小宗”形成競爭。一邊是自己籌劃的新品牌尚未推出便面臨質疑,另一邊是家族成員推出競爭品牌,這令宗馥莉處境複雜。當商標使用權無法獲得,宗馥莉原本的發展規劃受到制約,她留在娃哈哈集團內部的優勢減弱。辭職,對此時的宗馥莉而言,可能是經過權衡後的選擇。新品牌能挽救她嗎?辭職後的宗馥莉,並未選擇退出商業領域,而是轉向經營全新自主品牌“娃小宗”。然而,從目前情況看,“娃小宗”面臨不小的市場挑戰。“娃哈哈”三字是國民飲料品牌,積累了近40年的消費者認知和信任。相比之下,“娃小宗”作為新品牌,知名度和文化積澱都需要時間培育,而且背負著家族分歧的背景,公眾接受度存在不確定性。消費端的品牌忠誠很難在短期內轉移,放棄原有品牌意味著需要重新建立市場認知。據悉,“娃小宗”主打無糖茶飲料、礦泉水等細分領域,這恰恰是農夫山泉、元氣森林、三得利等品牌重點佈局的市場。宗馥莉為推廣新品,提出半年內鋪貨50萬終端的目標,但眾多經銷商對此持謹慎態度。過去一年她與部分經銷商產生矛盾,一些人對新品牌持觀望態度。即使有經銷商願意嘗試,多數也表示會謹慎評估,有人表示“新品牌需要再看看”。宗澤後的“娃小智”、宗偉的“滬小娃”已進入市場,對原娃哈哈的經典產品進行模仿,且宣稱價格更有優勢。“娃小宗”在推出前就面臨家族內部品牌的競爭,其市場表現需要觀察。從行銷資源看,宗馥莉在集團調整中失去了娃哈哈原有的市場網路與管道資源,新品牌需要依靠自建團隊和宏勝系資源起步,難度不小。“娃小宗”承載著宗馥莉繼續發展的期望,但需要面對品牌、管道、競爭等多方面壓力,它能否成功立足,還需要時間的檢驗。宗馥莉的辭職,也引發各界對她商業能力的重新評估。客觀而言,宗馥莉受過西方高等教育,思維開放,曾將宏勝飲料從代工廠發展為躋身中國民企500強的飲料製造企業,在資本運作和現代管理理念方面展現出一定能力。但她也存在一些不足。宗馥莉擅長宏觀規劃,但在微觀執行層面的把握有待提升。例如,她主張通過調整利益分配提升效率,這一思路本身有其合理性,但執行中對員工福利、經銷商返點的調整力度較大,影響了激勵機制的平穩過渡。一年多來,娃哈哈銷售隊伍出現人員波動,有報導指出不少銷售人員因提成和補貼調整而離職,600多名業務員曾前往宏勝總部反映情況。經銷商團隊也出現不滿聲音,一些人反映任務設定和費用政策帶來壓力。改革措施在一定程度上引發經銷商流失,管道穩定性受到影響。宗馥莉在管理風格上較為強調規則和效率,但對中國商業環境中“人情”與“信義”的考量相對不足。宗慶後縱橫商界數十年深諳此道,他以個人魅力和關懷凝聚了員工、經銷商的認同,將他們視作事業夥伴。相較之下,宗馥莉更傾向於職業經理人式的管理方式,在與“共創者”的溝通協調上有改進空間。正如宗澤後所言:“她對中國文化瞭解太少……娃哈哈本質上國有企業佔大頭,你就是個職業經理人,就必須夾著尾巴做人。”這種文化認知的差異,可能導致宗馥莉對人心向背對企業穩定性的重要性估計不足。當管理者在凝聚人心和治理能力方面存在短板時,即便有良好的初衷,也可能難以實現預期目標。家族傳承的真諦宗馥莉的辭職本質上反映了個人意願與制度規則的碰撞。在國資監管、《公司法》和家族股權安排共同形成的框架下,任何涉及核心資產或治理結構的動議都需經過合規程序。此前,杭州市上城區財政局已成立“專項工作專班”,介入協調宗慶後遺產分割及家族信託資產爭議;該機制主要處理民事繼承糾紛,雖然並未對娃哈哈集團或宏勝集團實施“入駐式”行政調查,但同樣體現了制度層面對公司內部利益分配的糾偏與平衡。宗馥莉或許希望憑藉繼承人身份獲得更大自主權,但娃哈哈已不再是初創階段的家族企業,而是產權多元、受法律嚴格約束的現代公司,個人意志必須在公司治理和國資監管的框架內實現。回顧父女兩代的經歷,可以看到明顯的對比。1987年宗慶後靠14萬元借款起步,建立了超過千億規模的飲料企業,依靠的是對員工、經銷商、政府股東等各方利益的平衡協調。他理解“娃哈哈不是宗家的,它屬於千千萬萬消費者和員工”這一定位,因此能夠凝聚各方力量。而宗馥莉繼承了29.4%的股份,試圖調整利益格局以加強控制,但在執行中未能充分考慮各方訴求,最終陷入困境。她可能對時代變化的判斷有所偏差:當年父親可以在市場初期用個人威望推動決策,如今法治環境已經成熟,過於強勢的個人意志可能導致利益相關方的疏離。宗馥莉的離開,為家族企業傳承提供了有價值的思考案例:企業傳承的核心,不僅是權力的交接,更是對規則和利益相關方的尊重。下一代接班人如果只著眼於控制權的獲得,而忽視歷史積澱和各方訴求,改革可能偏離預期。成功的傳承者,應當認識到規則的邊界,在維護企業長期發展的前提下穩步推進變革。正如宗慶後所說:“娃哈哈不是那一個股東的”,它屬於所有參與其中的人們。這句話道出了現代企業治理的本質——一個企業的生命力,不是建立在某個人的意志之上,而是建立在利益相關者的共識與協作之上。從娃哈哈近年的波動中我們看到,當傳承者試圖以個人意志重構企業秩序時,那些被忽視的聲音、被打破的平衡、被削弱的紐帶,最終都會以不同形式反噬回來。這或許是中國家族企業在代際交替中最需要警醒的一課:真正的掌控力不是來自對權力的獨佔,而是來自對規則的敬畏、對人心的體察,以及對共同利益的維護。 (中國新聞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