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矽谷巨頭集體“限流”AI工具
在大洋彼岸的矽谷,對AI工具訪問進行限制變得愈發常見。近日,Anthropic調整了Claude免費版、Pro版和Max版使用者的流量限制,使使用者在高峰時段(每日上午5點至11點)使用Claude時,會更快地達到流量上限。“我們已經推行了許多效率提升舉措來應對這一點,但仍有7%的使用者會遭遇此前不存在的限制,尤其是專業版使用者。”參與Claude開發的 Thariq Shihipar表示:“如果需要運行大量詞元(Token)密集型後台作業,將它們轉移到非高峰時段將是更好的選擇。”無獨有偶,據BusinessInsider報導,日前Google內部推出一款名為Agent Smith的AI工具,因使用量激增、人氣爆棚,已被限制存取權。據悉,該工具可自動執行程式設計任務,通過Google內部聊天平台,員工可以直接用手機向其下達指令,隨時隨地指揮AI工作。頗為矛盾的是,公司們一邊限制訪問AI工具,一邊積極推行AI常態化。根據過往報導,從初創公司到Google、Meta、亞馬遜等科技巨頭,AI使用情況正不斷被納入員工的績效管理體系。Meta一份內部檔案顯示,2026年上半年,65%的工程師需要使用人工智慧編寫超過75%的已提交程式碼。從AI“限流”到AI焦慮,巨頭們一系列動作的真正指向,或許仍是算力收益的最大化。▌效率為王在本周早些時候,OpenAI宣佈放棄營運Sora視訊平台應用程式,並終止其所有服務,以釋放算力資源全力推進下一代旗艦模型“Spud”。摩根士丹利分析師評價道,這反映了算力不足和儲存不足的問題。面對相似窘境,Shihipar聲稱,目前Anthropic正在進一步投資,以提高擴展效率(scaling efficency)。所謂擴展效率,是指模型性能隨計算資源增加而提升的速率,用每單位FLOPs投入所實現的損失下降幅度來衡量。換言之,同樣增加一份算力,擴展效率越高,則模型損失下降越快、性能提升越顯著。早在去年11月,OpenAI前首席科學家Ilya Sutskever就宣佈,那個只要“堆算力”就能贏的時代,已經結束了。在2026 GTC大會上,黃仁勳也表達了類似的觀點,即AI競賽不再是比拚原始算力,而是效率與商業化。隨著“燒錢”敘事愈發冷卻,OpenAI已經率先“站隊”。據知情人士透露,該公司於今年2月將2030年算力支出目標,調整至約6000億美元,較此前高調宣佈的“1.4兆美元基礎設施投資承諾”出現了顯著下調。與此同時,在OpenAI的ChatGPT廣告業務試點推出後,於六周內已經達到了年化收入1億美元的里程碑。儘管有分析師指出,這一舉措可能會惹惱一些客戶,並損害對該產品的信任度。華創證券表示,當前AI產業正處於從“技術驗證”向“商業落地”的關鍵轉折點,AI-Native(人工智慧原生)應用不可阻擋之勢重塑全球科技版圖。海外市場,AI商業模式從“燒錢換增長”進入“價值兌現”階段,護城河正在向“場景深度”與“資料閉環”遷移——工業領域的預測性維護、金融領域的智能風控、醫療領域的輔助診斷、法律領域的合同審查,這些垂直場景憑藉專有資料積累與行業Know-how,構築起難以踰越的競爭壁壘。 (財聯社)
“養龍蝦”的第一批“受害者”出現了,收費解除安裝來了......
近日,網上關於“龍蝦”的風向變化簡直是坐過山車。前幾天全網還在熱炒千人排隊拿著號碼牌等候安裝這個叫OpenClaw的AI工具,轉眼間,熱搜話題就成了怎麼徹底解除安裝它,而且,解除安裝也要收費。為什麼急轉彎?因為官方拉響了風險警報。中國國家網際網路應急中心、中國工信部接連發佈提示,直接點名“龍蝦”存在嚴重安全隱患。這不是空穴來風,已經發生了真實案例:有人帳戶裡的錢被隔空轉走,電腦被駭客遠端控制,甚至積累了多年的工作檔案被一鍵清空。那麼,當初大家為什麼又擠破頭要“上車”呢?根源是一種生怕落伍的焦慮,也就是所謂的“FOMO”。網路上,它被渲染成能自動處理一切、讓你徹底“躺贏”的未來鑰匙,彷彿不用就會被時代甩開。這種普遍的焦慮,迅速轉化成了實實在在的消費。想自己運行?硬體成本不菲。用於租賃的雲伺服器?那是個持續消耗的“無底洞”。更催生了離奇的“安裝刺客”服務,上門費敢叫價上千元。這還不算它作為“Token燃燒器”的日常開銷——呼叫高級AI模型處理任務,一個月輕鬆燒掉幾百上千元。有開發者因為金鑰洩露,一覺醒來收到上萬元的帳單。這早已超出了“嘗試新工具”的範疇,更像是在“供養一個昂貴的未知”。比燒錢更可怕的,是隨之洞開的安全大門。當你賦予它極高系統權限時,也相當於在自家數字世界開了一道後門。有資料顯示,全球有十幾萬台運行“龍蝦”的電腦處於毫無防護的“裸奔”狀態。更隱蔽的危機藏在官方市場:約12%的所謂“功能外掛”被檢測出惡意程式碼,專門竊取你的密碼、金鑰等核心資訊。這就像你聘請了一位管家,他卻自帶了一支藏有小偷的“服務團隊”。“龍蝦”這場從狂熱追捧到恐慌撤離的“過山車”,給社會大眾注入了一劑清醒劑:在技術爆炸的時代,我們對“工具”的渴望,常常混合著對“落後”的深度焦慮。它給我們最重要的啟示或許在於:真正的主動權,從來不來自盲目追逐或佔有某個工具,而來自清醒的認知和掌控力。對於大多數普通人而言,在新技術面前,“讓子彈飛一會兒”,保持觀察和學習的耐心,遠比“搶先入場”卻陷入風險更為重要。無論技術如何炫目,你,才應該是工具最終的主人。 (央視財經)
矽谷工程師的“AI時代帳本”:效率翻了10倍,我卻更累了
AI工具越強,人卻為何越累,這或許才是這場效率革命真正值得追問的地方。圖片由AI工具製作026年初,軟體工程領域出現了一個耐人尋味的景象。以Claude Opus 4.6為代表的新一代AI程式設計工具,正在將開發者的效率推向前所未有的高度。微軟內部資料顯示,工程師在自主選擇工具後,Claude Code迅速佔據主導地位,這被部分觀察者視為“阻力最小路徑”的自然選擇。但與此同時,關於“職業倦怠”的討論正在開發者社區密集湧現。曾在Google、亞馬遜任職的工程師史蒂夫·耶格(Steve Yegge)在近期的一篇自述文章中描述了一種他稱之為“瞌睡攻擊”的現象:在長時間的氛圍程式設計後,他會毫無預兆地在白天突然入睡。擁有40年矽谷經驗的軟體工程師耶格發文如今,越來越多的軟體工程師開始公開談論一種共同體驗:工作產出大幅提升,但疲憊感以更快的速度積累。技術大幅縮短了任務執行時間,卻沒有減少人類的決策負擔,後者反而在增加。圖片來源於網路01 AI不會疲憊,但你會在耶格看來,此前關於“AI對實際工作幫助有限”的討論,在Claude Code搭配Opus 4.5及4.6投入使用後,已不具備參考價值。這套組合顯著降低了從問題定義到可運行程式碼之間的轉換成本,使得一名熟練工程師在單位時間內的產出,可以達到傳統工作流的數倍。耶格指出,當生產力提升超過約2倍時,一種被他稱為“吸血鬼效應”的現象便開始顯現,技術不再僅僅是工具,而開始反向塑造使用者的工作節奏和心理狀態。耶格繪製的“AI吸血鬼抽取裝置”西丹特·卡雷(Siddhant Khare)是一位在部落格中詳細記錄這一過程的軟體工程師。他在《AI疲勞是真實存在的》一文中寫道,自己上一個季度的程式碼交付量達到職業生涯峰值,但精神上的疲憊同樣被拉滿。卡雷描述了一種工作模式的根本性轉變。在使用AI之前,他會用“整整一天”深度專注於單一問題,保持連貫的思維路徑。而在引入AI之後,他一天需要平行處理五到六個不同的問題域。每個問題在AI協助下,單獨耗時大幅縮短至一小時左右。但問題之間的頻繁切換,構成了新的認知負荷。“AI不會在問題間隙感到累,”他寫道,“但我會。”卡雷將自己的新角色形容為“流水線上的質檢員”。拉取請求持續湧入,每一條都需要審查、決策、蓋章。流程從未中斷,但決策權從未移交。他被固定在審判席上,案卷由AI遞送,責任由人類承擔。《哈佛商業評論》近期發表的研究為這一現象提供了實證基礎。研究者跟蹤了一家美國科技公司的200名員工,發現AI的使用雖然在初期顯著提升了任務完成速度,但也觸發了連鎖反應:速度提升推高了組織對交付周期的預期,更高的預期促使員工更加依賴AI,更深的依賴擴大了員工試圖處理的任務範圍,而範圍擴張進一步加劇了工作密度和認知負載。研究者將這一機制描述為“工作量蔓延”現象。它不是由指令驅動的擴張,而是在效率提升與預期調整之間反覆迭代、自我強化的過程。從事數字產品設計的薩莫·科羅舍茨(Samo Korošec)在LinkedIn上回覆耶格時,表達了相似的處境。他指出,社交平台上充斥著“一分鐘生成十個UI方案”的演示內容。這些內容被反覆推送給從業者和他們的管理者,形成一種隱含的標準。既然工具可以如此快速地輸出方案,那麼方案的產出就應當如此快速。然而,這些演示極少展示後續的篩選、落地、跨職能協調成本,後者依然完全由人類承擔。技術壓縮了生產環節的時間,但沒有壓縮決策環節的時間。而後者正在成為新的瓶頸,即人的注意力與意志力。02 AI改變了工作量級,但沒有改變分配耶格提出了一個簡化的分析框架。假設一名工程師在掌握AI工具後,單位時間產出提升至原來的10倍。那麼,這9倍的差額價值將由誰獲得,取決於使用者如何配置自己的勞動供給。比如在情景A中,工程師保持原有工作時長,將全部增量產出交付給僱主。此時,僱主以不變的人力成本獲得了近10倍的產出。工程師的收入未發生同比例變化,但其勞動強度和精神消耗顯著上升。耶格稱之為“被榨乾”。在情景B中,工程師大幅縮減工作時長,僅以原有10%的勞動時間完成與過去相當的產出。此時,增量價值全部由個人獲得,獲得了更多的閒暇時間。但這一狀態在競爭環境下難以持久。若組織內部成員普遍採取此策略,組織整體產出將落後於競爭對手,長期將面臨生存風險。耶格指出,理想狀態應位於這兩種極端假設之間。但在現行組織架構中,刻度盤的調節權並不對稱。組織天然傾向於將指針推向A端,而個體需要主動施加反作用力。這一框架將技術效率問題轉化為分配問題。AI並未改變“價值由勞動創造”的基本事實,但它改變了同樣單位勞動所能創造的價值量級。當這一量級發生躍遷時,原有的分配均衡必然受到衝擊。耶格回憶了2001年在亞馬遜工作的經歷。當時他所在的團隊承受著高強度的交付壓力,而回報高度不確定。他在一次討論中向同事寫下公式:$/小時。他解釋道,分子(年度固定薪酬)在短期內難以改變,但分母(實際工時)具有相當大的彈性空間。他主張將注意力從“如何賺得更多”轉向“如何工作時長更少”。這一視角轉換在當時令部分同事感到陌生,但在數周後,他多次路過會議室時看到白板上依然保留著這組符號。二十五年後,耶格認為這一公式同樣適用於AI時代。不同的是,AI大幅放大了分母變化對分子的影響,但個體對分母的控制力並未同步增強。LinkedIn使用者約瑟夫·埃莫森(Joseph Emison)從另一角度回應了這一問題。他觀察到,大多數在創意領域取得持續成就的從業者,包括知名作家、設計師、研究者,他們每日有效工作時長通常不超過四小時。剩餘時間用於恢復、漫遊、輸入。這不是效率問題,而是認知活動的生理極限問題。如果AI將“工作”與“有效工作”進一步切割,那麼我們需要重新定義的,可能不是工具的使用方式,而是“工作日”的長度。03 能力上限在擴張,下限正在消失耶格在文中坦承,自己也是問題的一部分。他擁有超過四十年的工程經驗,領導過大型團隊,閱讀速度快,且具備充足的時間和資源進行技術實驗。他可以連續數十小時使用Claude Code建構一個可運行系統,並將其發佈至公共領域。他的工作成果被廣泛傳播,部分管理者將其視為“工程師應可達到的水準”。他寫道:“僱主們很可能開始看著我,以及我們這些遠遠偏離常態的異類,然後說:‘嘿,我所有的員工都可以像那樣’”。LinkedIn等平台上,部分早期採用者開始公開分享自己的AI使用強度:有人稱其所在組織為少數帳戶支付每月數千美元的費用;有人展示自己同時運行數十個對話會話。這些內容在獲得技術社區關注的同時,也在管理層面塑造了一種隱性參照系。耶格將此稱為“不切實際的美麗標準”。他承認,自己並不具備代表性,他的工作節奏難以被多數人復現,甚至他自己也不確定能否長期維持。但當他站在講台或寫下書籍時,他所傳遞的資訊(至少在接收端)被簡化為“這可以做到”。LinkedIn使用者利赫·阿紹夫(Leigh Aschoff)將問題引向了更深層。他認為,當代人與AI的互動方式,對應出人際互動中長期存在的邊界識別障礙。許多人在與他人的關係中缺乏識別和表達自身極限的能力,而這種能力的缺失被平移到人機關係中。工具不會主動停止,也不具備感知使用者疲勞的能力。當技術不斷拓寬能力的上限,識別下限的能力反而變得更加稀缺。04 工作日需要重新定義耶格在文中提出了一個具體主張:AI時代的有效工作日應縮短至三到四個小時。這不是一個經過嚴謹驗證的數字,而是一個基於經驗的推斷。他的觀察是,AI將大量執行性任務自動化,但將決策、判斷、問題重構等高階認知活動保留給人類。這些活動對注意力和情緒資源的消耗遠高於執行性任務,且難以通過平行或壓縮恢復。耶格在參觀某個科技園區時,見到了一種他稱之為“刻度盤調至合適位置”的工作環境——開放式空間、充足的自然光、分佈於各處的社交與休息區域、員工在其中自由切換工作與恢復狀態。他並不確定這一設定在AI全面滲透後是否仍能維持平衡。但他確信,當前許多組織採用的模式——不調整工作時長,僅增加單位時間產出密度,這是不可持續的。他不再將問題歸結為“AI是吸血鬼”,而是歸結為“我需要更清楚地知道自己的極限在那裡”。耶格在文末表示,自己正在嘗試調低刻度盤。他減少了公開活動,拒絕了大量會面邀請,不再追求每一個可見的技術賽道。他仍在寫作,仍在建構產品,仍在與同行交流。但他也在下午合上電腦,與家人散步。他說,不知道自己能把指針往回拉多少。但他確信,方向是對的。對於更廣泛的從業者群體而言,這一問題尚未進入集體議程。關於AI生產力的敘事仍佔據主流,關於疲勞的討論仍以個人化、碎片化的方式存在。但越來越多的訊號表明,這兩條曲線正在交匯。技術縮短了任務路徑,但沒有縮短工作日。工具分擔了執行,但沒有分擔責任。效率提升了交付速度,也提升了消耗速度。當AI不斷告訴我們“還可以更快”,也許更需要被聽見的問題是:還可以更慢嗎? (騰訊科技)
一款AI工具“血洗”全球軟體股 中國SaaS何去何從?
拋售潮背後是對SaaS行業利潤率與長期增長是否仍然成立的根本性懷疑。Anthropic一款AI法務工具,給了全球軟體股“一記悶棍”。從美股、港股到日股,軟體公司股價在恐慌下遭遇重創,市場敘事從“AI賦能一切”急轉為“AI吞噬軟體”。僅2月4日一天,美股追蹤軟體、金融資料和交易所股票的兩項標普類股指數市值合計蒸發約3000億美元,Wind香港SaaS指數類股總市值蒸發近150億港元。風暴中心自然是SaaS(軟體即服務)。Ortus Advisors分析師Andrew Jackson表示,“對於軟體公司來說,當前的情況尤其令人擔憂,因為AI有可能徹底取代傳統的流程鎖定型SaaS產品,從而摧毀它們的商業模式。”華爾街交易員們甚至為此創造了一個新詞——“SaaSpocalypse”(SaaS末日),由SaaS和apocalypse(末日)組合得來。軟體行業將重蹈報紙命運?為何一款AI工具能引發如此大的衝擊?據介紹,Anthropic發佈的是一款Claude Cowork上的面向企業法務的AI外掛工具,其能執行多項文書工作,包括追蹤合規事項、審查合同、撰寫簡報等。產品甫一發佈就引發了法律及資料服務概念股的第一波拋售潮,隨後SaaS與金融科技類股也開始大範圍跟跌。究根結底,拋售潮背後是對以SaaS為首的軟體行業利潤率與長期增長是否仍然成立的根本性懷疑。AI垂類應用的商業模式與業績驗證仍然存在高不確定性,傳統SaaS廠商的商業模式正在受到衝擊。中銀證券指出,當企業可能通過自建AI服務工具替代現有的SaaS服務,SaaS公司盈利可能被大幅度削弱,利潤可能從現有SaaS公司轉向通用大模型公司。國聯民生也表示,本輪AI興起對傳統軟體(尤其是SaaS)真正的衝擊來自於財務預算的現實影響,而非“AI吞噬論”的敘事衝擊。AI產業的興起或導致相關公司加速AI基礎設施/工具上的投入,進而擠壓原有的企業IT預算。已有資料證明了這一點。Menlo Ventures顯示,2025年企業生成式AI總支出已達370億美 元,同比增超2倍;其中應用層190億美元,基礎設施層180億美元。AI正在從邊緣工具演變為企業核心生產力基礎設施。相比傳統SaaS動輒需要十年才能達到類似滲透率的歷程,生成式AI僅用3年就佔據了全球SaaS市場6%的份額。更關鍵的轉變在於採購路徑:2024年企業內部自研和外部採購的比例大致是47%:53%,但到2025年,比例已逆轉為24%:76%。券商指出,這意味著客戶越來越願意為穩定部署、持續升級、專業實施、資料安全合規支付溢價,而不願自己承擔模型選型、微調、維運的複雜風險。且AI從企業評估到最終進入生產的轉化率高達47%,幾乎是傳統SaaS 25%轉化率的兩倍。高盛分析師Ben Snider及其團隊在最近的報告中,直接將當前的軟體行業與2000年代初被網際網路顛覆的報紙行業相提並論。其指出,當行業被市場認定面臨顛覆性風險時,股價見底取決於盈利預期是否穩定,而非估值是否足夠便宜。實際上,微軟CEO 薩提亞•納德拉去年年初就曾直言:AI智能體時代,SaaS的現有形態或將瓦解。“未來,新一代SaaS公司將積極擁抱智能體技術,將其作為核心融入系統(如Copilot),並以此為基礎調整商業模式。這不僅是巨大的機遇,也對現有SaaS巨頭形成了衝擊。”中國SaaS的另一面敘事那麼,國產SaaS行業會受到類似衝擊嗎?答案或許是否定的。中國SaaS產業的市場底色與美國截然不同。此前,市場上有一種論調是“中國沒有真正的SaaS,還未誕生諸如Salesforce一類的SaaS巨頭”。換句話說,中國SaaS市場尚處於發展期,數位化需求巨大。許多行業的數位化轉型仍在進行中,對SaaS工具的需求本身就在增長。這種市場階段差異意味著,不論是在行業人士展望,還是機構券商分析中,AI對中國SaaS行業而言更多的是提升效率、開闢新市場的工具,而非對存量市場的直接威脅。中國SaaS企業面臨的首先是市場教育和使用者習慣培養的問題,然後才是技術顛覆的挑戰。值得注意的是,中國也在政策上為AI與軟體融合發展提供了明確方向。國務院在2025年8月發佈《關於深入實施“人工智慧+”行動的意見》,其中就提出推動軟體資訊服務企業智能化轉型,重構產品形態和服務模式。培育人工智慧應用服務商,發展“模型即服務”、“智能體即服務”等,打造人工智慧應用服務鏈。海通國際認為,AI時代的SaaS變革正在從根本上重新定義軟體產品的三大核心維度,建構起全新的技術和商業生態。在產品形態層面,SaaS產品將實現"三化"突破:互動擬人化使自然語言成為軟體的原始碼,使用者無需掌握複雜操作介面即可通過對話完成業務流程;功能原子化將傳統的大型複雜軟體進一步解構,每個AI Agent專註解決特定問題,如從萬份簡歷中篩選合適候選人;服務主動化則讓軟體從被動響應轉向主動洞察和預警,即時感知業務變化並提出行動建議。其次,開發範式層面正經歷"以模型為中心"的根本性轉變,程式碼生成能力的快速提升將重新定義整個資料自動流動體系。幾天前,黃仁勳也直言,擔心“AI會讓軟體公司變得不那麼重要”的想法是錯誤的,AI系統的設計初衷是與現有軟體工具協同工作,AI將繼續依賴現有的軟體,而不是從頭開始重建基本工具。本次美股的“SaaS末日”可能又是一場發生在產業成熟期、針對商業模式的“敘事危機”,恐慌源於對確定性的追尋;而在中國,軟體產業尚處於建構健康商業模式、證明自身核心價值的“攻堅期”。畢竟,不是所有SaaS資產,都在講述同一個故事;也不是所有名為AI的浪潮,都會帶來同一種命運。 (科創板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