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紀互聯宣佈引入戰略投資者（寧德時代關聯資本），交易完成後持股比例達38.1%。雙方還將簽署投票與聯合協議等，以維護公司控制權穩定。雙方將共同推動下一代AI資料中心產業的端到端創新。 一、事件綜述：一份被低估的"算電協同"里程碑交易 2026年5月13日，資料中心服務商世紀互聯（VNET，納斯達克上市）發佈公告，宣佈寧德時代的關聯資本方將以約9.42億美元（約合人民幣64億元），收購其最多38.1%的股份，成為第一大股東。交易以每股普通股1.4486美元（每ADS 8.6914美元）的現金對價執行，股份來源為山東高速控股集團旗下平台所持的全部股權，預計於2026年第四季度完成交割。 次日（5月14日），世紀互聯股價單日大漲25%，做空股數高達3400萬股，空頭回補進一步放大了漲幅，這也是VNET近期最大的單日漲幅之一。

鋁已悄然成為地緣政治敏感性最高的工業商品之一。一旦航運航線受到威脅，價格和區域溢價就會飆升。由於對中東供應鏈中斷的擔憂改變了全球製造商的風險評估，交易員們已經願意為金屬支付更高的價格。這有助於解釋為何美國鋁業（Alcoa，AA) 和世紀鋁業 (Century Aluminum，CENX) 重新吸引了投資者的關注。周三，這兩隻股票均暴漲逾8%，近一個月漲幅分別為近10%和17%。此前，阿聯環球鋁業公司和巴林鋁業公司營運的設施附近發生事故，引發了人們對荷姆茲海峽可能持續中斷的擔憂，這推動了倫敦金屬交易所鋁期貨價格上漲。彭博社等新聞媒體和花旗集團的分析師報告警告稱，鋁的區域性中斷可能會重新洗牌資金流，這種局面可能會為風險承受能力強的投資者在這兩隻股票上創造買入機會。美國鋁業公司（AA）美國鋁業公司（Alcoa）是美國主要的鋁生產商。美伊緊張局勢升級威脅到荷姆茲海峽的航運，導致鋁期貨價格飆升。如果中東地區的鋁產量受到影響，金屬價格上漲可能會提振美國鋁業公司的股價。AA公司市值約為160億美元，受鋁價飆升和美國地區溢價的推動，其股價大幅上漲，目前交易價格在60美元中低段，而一年前僅為20美元出頭。伊朗戰爭和關稅上調是推動此輪上漲的主要因素，過去一年來，AA股價累計上漲約97%。對於注重收益的投資者而言，美國鋁業公司目前的預期股息收益率約為0.67%，每季度每股配息0.10美元，配息率僅為10.6%，這表明該公司優先將現金再投資於增長和國防技術。估值方面，美國鋁業的預期市盈率約為11.4倍，遠低於行業中位數25倍，表明其估值相對較低。然而，其市淨率僅為2.5倍，略低於行業中位數2.6倍。分析師警告稱，鑑於其增長前景，該股看起來“偏高”，這意味著如果沒有持續的價格支撐，其上漲空間有限。營運業績也提振了投資者的興趣。2025年第四季度，美國鋁業公司營收達34.5億美元，環比增長15%。按美國通用會計準則（GAAP）計算的淨利潤為2.26億美元，調整後每股淨利潤為1.26美元，遠超預期。鋁價上漲推動鋁業務銷售額增長21%，足以抵消美國關稅上調的影響。此外，公司營運現金流約為5.37億美元，高於第三季度的6600萬美元。第四季度末，公司現金儲備達16億美元。值得注意的是，美國鋁業公司在第四季度創下了多家冶煉廠的產量紀錄，並完成了多項戰略交易，例如出售其在沙烏地阿拉伯合資企業的股份。除了這些數字之外，美國鋁業公司（Alcoa）還在對其營運進行投資。2025年底，該公司與紐約電網營運商簽訂了一份為期10年的電力合同，並宣佈投資6000萬美元對其位於紐約州馬塞納的冶煉廠進行升級改造。這項交易將提供240兆瓦的廉價可再生能源和一個現代化的陽極爐，這將有助於降低美國鋁業公司未來的能源成本，並支援更高的產量。展望未來，分析師預計，假設當前金屬價格保持不變，美國鋁業公司下一季度（第一季度）的營收將大致持平，每股收益（EPS）也將溫和增長。季節性因素和新項目的投產意味著增長幅度有限。市場普遍預期，該公司將實現盈虧平衡，利潤率將略高於去年同期。對AA的一致評級為“適度買入”。12 個月的平均目標價約為 60.18 美元，這意味著上漲空間有限。世紀鋁業（CENX）世紀鋁業在美國營運著多家冶煉廠。推動鋁價上漲的供應擔憂同樣對世紀鋁業有利。例如，由於伊朗衝突威脅到荷姆茲海峽的出口，3月2日鋁期貨價格上漲1.7%，創下數月新高。與美國鋁業公司（Alcoa）一樣，CENX的股價也經歷了歷史性的上漲。目前股價略低於54美元，而一年前僅為13美元。受鋁價飆升和美國鋁價因供應緊張而上漲的推動，CENX股價在過去一年中累計上漲超過220%。此外，過去一年鋁生產商盈利能力的提升也支撐了這一強勁漲勢。儘管股價強勁反彈，但估值指標仍然相對有利。世紀鋁業的估值在反彈後依然具有吸引力。截至目前，世紀鋁業的預期市盈率僅為7.9倍，遠低於行業中位數13.9倍。換句話說，該股目前的交易價格是基於較低的盈利預期，這意味著如果利潤反彈，股價仍有上漲空間。2025年第四季度，世紀鋁業實現銷售額6.337億美元，淨利潤僅為180萬美元，即每股0.02美元，環比大幅改善。由於冰島一家冶煉廠停產，出貨量下降了14%，但鋁價上漲和溢價使收入基本持平。公司季度末現金餘額為1.34億美元，總流動資金為4.18億美元，為擴張奠定了堅實的財務基礎。作為其長期戰略的一部分，世紀鋁業也在擴大產能。2026年1月，該公司宣佈與阿聯環球鋁業公司成立合資企業，在俄克拉荷馬州新建一座美國冶煉廠，這是自1980年以來的首個新建項目。此外，該公司還同意出售其位於肯塔基州霍斯維爾的閒置冶煉廠，並計畫在2026年年中前重啟其位於南卡羅來納州芒特霍利工廠的5萬噸產能。這些舉措將顯著提升其長期產量。展望未來，分析師預計2026年第一季度業績將表現強勁。管理層預計第一季度調整後EBITDA約為2.15億美元至2.35億美元，這意味著同比增長強勁。市場普遍預期，假設鋁價維持在當前水平，營收和每股收益將實現高個位數至兩位數的增長。換言之，市場普遍預期隨著新產能的投產，利潤將持續增長。分析師普遍看好世紀鋁業，預計2026年盈利將遠超去年水平，這主要得益於金屬價格上漲和產能擴張等利多因素。在追蹤該股的華爾街分析師中，世紀鋁業獲得了一致的“強烈買入”評級，12個月平均目標價約為63美元，這意味著約18%的上漲空間。 (美股財經社)

原編者按約瑟夫·奈（Joseph S. Nye Jr.）是哈佛大學約翰·甘迺迪政府學院（Harvard’s John F. Kennedy School of Government）的名譽教授。他曾在克林頓政府時期擔任國防部國際安全事務助理部長和國家情報委員會主任。他是《美國世紀裡的一生》（A Life in the American Century）等多部著作的作者。羅伯特·基歐漢與約瑟夫·奈共著了《權力與相互依賴：轉型時期的國際政治》一書。本文借鑑了約瑟夫·奈先前的一些著作。今年5月，在這篇文章進行最終定稿期間，約瑟夫·奈離開了我們。我們為他的離世表示哀悼，並對他的家人准許我們繼續進行此事表示感激。正文唐納德・川普總統既試圖將美國的意志強加於世界，又試圖讓美國與世界保持距離。他在第二任期伊始便揮舞美國的硬實力：因格陵蘭島控制權問題威脅丹麥，暗示他將收回巴拿馬運河；成功利用懲罰性關稅脅迫加拿大、哥倫比亞和墨西哥在移民問題上讓步；退出《巴黎氣候協定》和世界衛生組織。今年4月，他宣佈對全球多國加征大規模關稅，導致全球市場陷入混亂。儘管不久後他取消了大部分新增關稅，但仍繼續與中國打貿易戰 —— 這是他當前針對華盛頓主要競爭對手的核心戰場。在採取這些行動時，川普可以從實力地位出發。他試圖利用關稅向美國貿易夥伴施壓，表明他相信當代相互依存的模式增強了美國的權力。其他國家依賴美國龐大市場的購買力，也仰仗美國軍事力量的保障。這些優勢使華盛頓對夥伴國家強硬相向。他的立場與我們近50年前提出的觀點一致：不對稱的相互依賴關係會讓依賴程度較低的一方在關係中佔據優勢。川普對美國與中國的巨額貿易逆差表示不滿，但他似乎也明白，這種不平衡賦予了華盛頓制約北京的重要籌碼。儘管川普正確認識到美國的實力所在，但他正在以根本上適得其反的方式使用這種力量。通過攻擊相互依存關係，他削弱了美國權力的根基。與貿易相關的權力是基於物質能力的硬實力，但在過去80年裡，美國積累了基於吸引力（而非脅迫或強加代價）的軟實力。明智的美國政策本應維持、而非破壞那些增強美國權力的相互依賴模式，包括從貿易關係中獲得的硬實力和吸引力帶來的軟實力。川普當前外交政策的持續將削弱美國，並加速自二戰以來服務於眾多國家（尤其是美國自身）的國際秩序的崩潰。該秩序建立在三大支柱之上：國家間穩定的權力分配、規範併合法化各國及其他行為體行為的國際準則，以及支撐這一體系的制度基礎。而川普政府動搖了所有這些支柱。世界可能正進入一個混亂時期，這種混亂只有在白宮改變路線或華盛頓出現新的權力格局後才會平息。但當前的衰落可能不只是暫時的下滑，而是陷入晦暗不明的狀況中。川普以反覆無常且錯誤的方式試圖讓美國更加強大，卻可能讓美國的主導時期——美國出版商亨利・盧斯（Henry Luce）最早稱之為“美國世紀”——草草結束。逆差優勢1977年我們撰寫《權力與相互依賴》時，試圖拓寬對權力的傳統理解。當時的外交政策專家通常通過冷戰軍事競爭的視角看待權力，而我們的研究則探討了貿易如何影響權力，並提出相互依賴的經濟關係中的不對稱性會賦予依賴較少的一方權力。貿易權力的悖論在於，貿易關係中的成功（如一國對另一國擁有貿易順差）其實是脆弱性的來源。相反，看似有悖常理的是，貿易逆差反而能增強一個國家的談判地位。畢竟，逆差國可以對順差國徵收關稅或設定其他貿易壁壘，而順差國由於進口較少，難以進行有效報復。威脅禁止或限制進口可以成功地向貿易夥伴施壓。從不對稱相互依賴和權力的角度看，美國在與七個最重要貿易夥伴的關係中均處於有利的談判地位。美國與中國、墨西哥和東南亞國家聯盟的貿易不對稱性極強，這些國家對美進出口比率均超過 2:1；日本（約1.8:1）、韓國（1.4:1）和歐盟（1.6:1）的比率也呈不對稱性；唯有加拿大保持著相對平衡的1.2:1貿易比率。當然，這些比例無法反映國家間經濟關係的全部維度。抵消性因素（如與外國市場行為體有跨國聯絡的國內利益集團，或跨境的個人和群體關係）可能使問題複雜化，有時會導致例外情況出現或限制不對稱相互依存的影響。在《權力與相互依賴》中，我們將這些多重聯絡管道稱為 “復合相互依存（complex interdependence）”。在對1920年至1970年美加關係的詳細分析中，我們發現這些聯絡常常增強加拿大的談判地位。例如，1960年代的美加汽車協定是加拿大單方面引入汽車零部件出口補貼談判的結果。在對不對稱的相互依存關係和權力的每一次分析中，都有必要仔細研究可能削弱逆差國優勢的抵消因素。從貿易領域來看，墨西哥的反制力量較為薄弱，因此它仍然極易受到美國的影響。歐洲可以在貿易領域進行一些反制，因為它與美國的貿易比中國和墨西哥更平衡，但它仍然依賴北約，因此川普威脅不支援北約可能是一種有效的討價還價工具。加拿大與美國的貿易更加平衡，而且與美國的利益集團之間有著廣泛的跨國聯絡，這使得其在貿易方面面臨的風險較小。但單就貿易而言，加拿大可能處於不利地位，因為其經濟對美國經濟的依賴程度要高於美國對加拿大的依賴程度。在亞洲，美國與中國的戰略對抗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彌補了美國與日本、韓國和東南亞國家聯盟貿易關係的不對稱性。只要這種對抗繼續下去，美國就需要其東亞和東南亞的盟友和夥伴，而它就無法充分利用其貿易衍生的槓桿。因此，美國貿易政策的相對影響力取決於地緣政治背景和不對稱相互依賴的模式。真正的權力川普政府忽略了權力的一個重要維度：權力是讓他人按照你的意願行事的能力，這一目標可以通過脅迫、利益交換或吸引力實現。前兩者是硬實力，後者是軟實力。短期內，硬實力通常勝過軟實力，但從長遠來看，軟實力往往佔上風。約瑟夫・斯大林（Joseph Stalin）曾嘲諷地問：“教皇有幾個師？” 但蘇聯早已不復存在，而教皇制度依然存續。總統似乎過度依賴脅迫和行使美國硬實力，但他似乎不理解軟實力及其在外交政策中的作用。對加拿大或丹麥等民主盟友的脅迫，廣泛削弱了人們對美國同盟的信任；威脅巴拿馬，則重新喚起了整個拉丁美洲對帝國主義的恐懼；削弱美國國際開發署（U.S. Agency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損害了美國仁慈形象的聲譽；壓制 “美國之音” 則抹去國家對外的傳播聲音。懷疑論者會說：“那又怎樣？國際政治是硬碰硬，不是柔軟的。” 川普的脅迫性和交易性手段已經迫使對手做出讓步，並有望帶來更多成果。正如馬基雅維利曾就權力寫道，對君主來說，被恐懼比被愛戴更好。但最好是既被恐懼又被愛戴。權力有三個維度，川普忽視吸引力，就是在忽視美國實力的一個關鍵來源。從長遠來看，這是一種失敗的策略。即使在短期內，軟實力也很重要。如果一個國家有吸引力，它就不需要那麼依賴激勵和懲罰來塑造其他國家的行為。如果盟友認為它是友善和值得信賴的，他們就更有說服力，也更有可能效仿該國的做法，儘管不可否認，他們可能會利用更強大國家的友善立場從而獲利。面對欺凌，他們可能會服從，但如果他們認為他們的貿易夥伴是一個不可靠的霸凌者，他們更有可能敷衍應對，並在可能的情況下減少長期的相互依賴。冷戰時期的歐洲就是這種動態的一個很好的例子。1986年，挪威分析家吉爾・倫德斯塔德（Geir Lundestad）將世界分為蘇聯和美國兩個帝國。蘇聯使用武力建立其在歐洲的屬地統治區域的，而美國方面則是“應邀而來的帝國”。蘇聯不得不在1956年和1968年分別向布達佩斯和布拉格派遣軍隊，以保持那裡的政府從屬於莫斯科。相比之下，北約在整個冷戰期間一直保持強大。在亞洲，中國一直在加大其在軍事和經濟方面的投入，但同時也一直在提升自身的吸引力。2007 年，中國領導人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上提出，中國需要提高軟實力。至少在川普的第二個任期開始之前，中國在全球公眾輿論的評價中遠遠落後於美國。皮尤研究中心在2023年對24個國家進行了調查，並報告稱，在大多數國家中，大多數受訪者都認為美國比中國更具吸引力，只有非洲大陸的調查結果較為接近。最近，在2024年5月，蓋洛普在133個國家的調查顯示，美國在81個國家佔據優勢，而中國在52個國家佔據優勢。然而，如果川普繼續削弱美國的軟實力，這些數字可能會發生顯著變化。誠然，美國的軟實力在過去這些年裡有起有落。在越南戰爭和伊拉克戰爭期間，美國在許多國家都失去了民眾的支援。但軟實力並非僅僅取決於政府的行為，而是源自一個國家的社會和文化。即便在越南戰爭期間，當世界各地的民眾在街頭舉行抗議活動以反對美國的政策時，他們唱的也是美國民權頌歌《我們終將戰勝》（We Shall Overcome）。一個允許抗議和包容不同意見的開放性公民社會可以成為一種優勢。但如果美國的民主繼續受到侵蝕，且該國在國際上充當霸主角色，那麼源自美國文化的軟實力在接下來的四年裡是無法持續存在的。就中國而言，它正努力彌補川普造成的任何漏洞。中國將自己視為“全球南方”的領導者。其“一帶一路”基礎設施投資計畫不僅旨在吸引其他國家，還旨在提供強大的經濟實力。擁有中國作為最大貿易夥伴的國家數量比擁有美國作為最大貿易夥伴的國家數量要多。如果川普認為自己能夠在削弱美國盟友之間的信任、彰顯帝國野心、摧毀美國國際開發署、挑戰國內法治以及退出聯合國機構的情況下與中國競爭，那他很可能會失望。全球主義的幽靈西方民粹主義者（如川普）將全球化視為惡魔般的威脅，但實際上，這個詞僅僅指跨洲際距離範圍內相互依存關係的日益增強。當川普威脅對中國加征關稅時，他試圖減少美國在經濟層面的全球相互依存，並將產業和就業流失歸咎於此。全球化當然有正負兩面影響，但川普的措施是錯位的——它們攻擊了那些對美國和世界都有益的全球化形式，卻未能遏制真正有害的部分。總體而言，全球化增強了美國的權力，而川普對它的攻擊只會削弱美國。19世紀初，英國經濟學家與政治家大衛・李嘉圖（David Ricardo）確立了一個被廣泛接受的事實：全球貿易可以通過比較優勢創造價值。當國家開放貿易時，它們可以專注於自己最擅長的領域。貿易會產生德國經濟學家約瑟夫・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所稱的 “創造性破壞（creative destruction）”：過程中會有就業流失，國家經濟會受到來自國外的衝擊，有時這種衝擊是外國政府刻意政策的結果，但這種破壞可以幫助經濟變得更具生產力和效率。在過去75年裡，創造性破壞總體上增強了美國的權力。作為最大的經濟體，美國從推動增長的創新和全球增長的溢出效應中獲益最多。與此同時，經濟增長也可能帶來痛苦。研究表明，在本世紀，美國已經失去了數百萬個工作崗位（也創造了新的崗位），這使得調整的成本轉嫁到了勞動者身上，而他們通常並未從政府那裡獲得足夠的補償。技術變革還導致數百萬工作崗位的消失，因為機器取代了人力。而且，自動化與國際貿易的相互影響關係也難以理清。中國持續強勁的出口態勢，使得相互依存關係中的常規張力進一步加劇。儘管經濟全球化提高了全球經濟的生產力，但這些變化對許多個人和家庭而言可能並非都是好事。在許多社區中，人們不願意遷往那些更容易找到工作的地方。當然，也有一些人願意跨越半個地球去尋找更多的機會。過去幾十年的全球化呈現出大規模的人口跨境流動這一特點，這是另一種重要的相互依存形式。移民具有文化上的豐富性，並為移民接受國帶來了巨大的經濟利益，因為它能將具備技能的人帶到那些能夠更有效地運用這些技能的地方。移民來源國可能會從人口壓力的緩解中獲益，而移民者則會通過匯款為家鄉提供資金。無論如何，移民往往會引發進一步的遷移。如果沒有國家所建構的高壁壘，當代世界的移民往往是一個自我延續的過程。川普將社會變革的動盪歸咎於移民群體。儘管至少某些形式的移民從長遠來看對經濟顯然是有益的，但批評者卻很容易將其描述為短期內有害的因素，並且往往會在一些人群中激起強烈的政治反對情緒。移民數量的突然激增會引起強烈的政治反應，移民常常被指責為各種經濟和社會變化的罪魁禍首，即便事實上並非如此。近年來，在幾乎所有民主國家中，移民問題已成為針對在任政府的主導性民粹主義政治議題。它推動了川普在2016年的當選，並在2024年再次發揮了作用。對於民粹主義領導人來說，將經濟動盪歸咎於外國人要比承認技術變革和資本的決定性作用要容易得多。在全球化的影響下，在許多國家近期的選舉中，執政者都面臨著諸多挑戰。面對這些壓力，政客們往往會試圖通過徵收關稅和設定其他國際交流障礙來逆轉全球化處理程序，就像川普改採取的做法一樣。經濟全球化在歷史上曾出現過逆轉。19世紀的顯著特徵是貿易和移民數量的迅速增長，但隨著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爆發，這一處理程序急劇放緩。貿易佔全球經濟活動的比重直到1970年左右才恢復到1914年的水平。這種情況可能再次發生，儘管需要一定條件推動。1950年至2008年間，世界貿易增長極為迅速，而2008-2009年金融危機後增速放緩。總體而言，1950年至2023年，貿易增長了 4400%。全球貿易可能再次陷入衰退。如果美國針對中國的貿易措施引發一場更持久的貿易戰，很可能會造成巨大破壞。一般來說，貿易戰很容易演變為持續升級的衝突，並可能引發災難性的變化。另一方面，要撤銷超過五兆美元的貿易額所產生的成本，很可能會削弱各國發動貿易戰的意願，並可能促使各方尋求妥協。儘管其他國家可能會對美國採取相應行動，但它們之間未必會限制彼此之間的貿易往來。地緣政治因素也可能加速貿易流動的終止。例如，中美如果圍繞台灣問題爆發直接軍事衝突就有可能使兩國之間的貿易戛然而止。一些分析人士將幾乎所有民主國家出現的民族主義、民粹主義浪潮歸咎於全球化傳播範圍的擴大和速度的加快。冷戰結束後，隨著政治變革和通訊技術的進步降低了跨境和長途流動的成本，貿易和移民同步加速。如今，關稅和邊境管制可能會減緩這些流動。這對美國實力而言將是個壞消息，因為縱觀美國歷史，包括過去幾十年，移民帶來的活力和生產力一直推動著美國實力的提升。無國界的問題沒有那場危機比氣候變化更能凸顯相互依賴的不可逃避性。科學家預測，隨著本世紀後期全球冰蓋融化、沿海城市被淹沒、熱浪加劇以及氣候模式的混亂變化，氣候變化將帶來巨大代價。即使在近期，颶風和野火的強度也因氣候變化而加劇。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一直是闡明氣候變化危險、分享科學資訊並鼓勵跨國合作的重要聲音。然而，川普卻取消了對應對氣候變化的國際和國家行動的支援。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川普政府在試圖限制具有益處的全球化類型的同時，也在蓄意削弱華盛頓應對生態全球化（如氣候變化和流行病）的能力，而這些問題所帶來的代價可能是極其巨大的。新冠疫情（COVID-19）在美國導致超過120萬人死亡，《柳葉刀》統計的全球死亡人數約為1800萬。新冠病毒迅速在全球範圍內傳播，這無疑是一種全球性的現象。而作為全球化核心要素的國際旅行，恰恰助長了病毒的傳播。在其他領域，相互依存仍是美國實力的關鍵來源。例如，科學家之間的專業互動網路在加速發現和創新方面產生了巨大積極影響。在川普政府上台之前，科學活動和網路的擴展幾乎沒有引發負面政治反應。任何關於全球化對人類福祉利弊的評估都必須將其列為積極因素。這就是川普新任期中最令人費解的方面之一：他的政府大幅削減了聯邦對科學研究的支援，包括那些在投資回報方面表現優異、對現代世界的創新速度起著重要作用並提升了美國聲譽和實力的領域。儘管美國的研究型大學處於世界領先地位，但川普政府卻試圖通過取消資助、削弱其獨立性以及加大吸引世界各地最優秀學生的難度等方式來打壓這些大學。這種攻擊很難理解，除非將其視為一場針對那些不認同右翼民粹主義意識形態的所謂精英的文化戰爭的一記炮火。這對於美國無異於巨大的自我傷害。川普政府還在逐步放棄美國軟實力的另一關鍵工具：即美國所倡導的自由民主價值觀。川普政府的政策將抑制民主的進一步傳播並削弱美國的軟實力。押注於弱點全球相互依賴無法逆轉。只要人類保持流動並行明新的通訊和運輸技術，它就會持續。畢竟，全球化跨越了多個世紀，其根源可追溯至絲綢之路甚至更早。15世紀，遠洋運輸的創新催生了地理大發現時代，隨後的歐洲殖民擴張塑造了今天的國界。在19世紀和20世紀，蒸汽船和電報隨著工業革命改變農業經濟而加速了這一處理程序。如今，資訊革命正在改變以服務業為導向的經濟。數十億人口袋裡揣著的計算裝置，其儲存的資訊量相當於50年前一座摩天大樓的容量。兩次世界大戰曾短暫逆轉經濟全球化並阻斷了移民流動，但在沒有全球戰爭的情況下，只要技術繼續高速進步，經濟全球化就會持續。生態全球化和全球科學活動也可能持續，規範和資訊將繼續跨國流動。某些全球化形式的影響可能是有害的：氣候變化就是一個突出的無國界危機案例。為了將全球化重新導向並塑造為造福全人類的方向，各國必須進行協調。要使這種協調有效，領導人必須建構和維護連線到網路、規範和制度。這些網路反過來將使它們的中心節點——美國受益，並為華盛頓提供軟實力。美國仍是世界上經濟、軍事、技術和文化最強大的國家。不幸的是，川普第二屆政府目光短淺，專注於依賴貿易不對稱和制裁相關的強硬實力，這一做法可能會削弱而非加強美國主導的國際秩序。川普過於關注盟友搭便車的成本，卻忽視了一個事實：美國掌握著方向盤——因此可以選擇目的地和路線。川普似乎並未理解美國實力在於相互依存。他不是讓美國再次偉大，而是用美國的劣勢進行悲劇性的豪賭。 (北京大學中外人文交流研究基地)

America vs. the WorldPresident Trump wants to return to the 19th century’s international order. He will leave America less prosperous—and the whole world less secure.By Robert Kagan川普希望重返19世紀的國際秩序。結果將是美國不再繁榮，全世界也不再安全。插圖：Ben Hickey川普政府的《國家安全戰略》正式宣告：由美國主導的自由主義世界秩序已然終結。這並非因為美國在物質上無力維繫這一秩序，而是因為美國已決定不再扮演其史無前例的全球安全提供者角色。過去80年支撐世界秩序的美國實力，如今將被用來摧毀這一秩序本身。美國人正步入自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最危險的世界——在這個世界裡，冷戰將顯得如同兒戲，後冷戰時代則宛如天堂。事實上，這個新世界將酷似1945年以前的世界：多個大國林立，競爭與衝突四處蔓延。美國將不再擁有可靠的盟友，只能完全依靠自身力量求生存、謀發展。這意味著軍費開支必須增加而非減少，因為美國過去憑藉聯盟關係所享有的對海外資源、市場和戰略基地的開放准入，今後將不得不與其他大國激烈爭奪並加以捍衛。無論在物質層面還是心理層面，美國人都尚未準備好迎接這樣的未來。八十年來，他們生活在一個由美國主導力量塑造的自由主義國際秩序中，早已習慣於世界以某種特定方式運行：歐洲和亞洲那些大體順從且軍事上相對克制的盟友，在經濟與安全事務上與美國合作；俄羅斯等挑戰者，則受到美國及其盟友聯合財富與實力的制約；全球貿易總體自由，不受地緣政治競爭干擾；海洋航行安全；核武器的生產與使用受條約限制。美國人如此習慣於這個基本和平、繁榮而開放的世界，以至於他們將其視為國際事務的常態，並認為這種狀態理應無限期延續下去。他們無法想像這一秩序會瓦解，更無法預見瓦解之後對他們意味著什麼。誰又能責怪他們呢？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曾宣稱，歷史在1989年隨著自由主義的勝利而“終結”——甚至連人類原始的暴力本能也已“發生根本性轉變”。既然自由主義註定勝出，又何需一個強大的美國去捍衛它？冷戰結束後，許多有影響力的聲音一直告訴我們：美國的霸權充其量是多餘而昂貴的，最壞情況下則是破壞性且危險的。一些歡迎“後美國時代”和多極世界回歸的評論人士聲稱，美國仍可保有其在舊秩序下享有的大部分利益。正如哈佛大學的格雷厄姆·艾利森（Graham Allison）所言，美國只需學會自我克制，放棄改造世界的烏托邦式努力，接受“其他國家尋求建立由自身規則主導的國際秩序”這一“現實”。艾利森等人甚至認為，正是美國對主導地位的執著，才引發了與俄羅斯等國家的大多數沖突。他們主張，美國應擁抱多極格局，因其更加和平、負擔更輕。最近，川普在外交政策精英中的支持者甚至開始推崇19世紀初的“歐洲協調”作為未來範本，聲稱大國間嫻熟的外交比美國主導的單極體系更能有效維護和平。然而，僅從歷史角度看，這種想法純屬妄想。即使管理得最好的多極秩序，也遠比過去80年美國人所熟知的世界更加殘酷、更易爆發戰爭。例如，在所謂1815至1914年歐洲“長期和平”期間，包括俄國和奧斯曼帝國在內的列強彼此之間或與小國之間爆發了數十場戰爭，以保衛或爭奪戰略優勢、資源和勢力範圍。這些並非小規模衝突，而是全面戰爭，通常造成數萬乃至數十萬人死亡。克里米亞戰爭（1853–1856）約有50萬人喪生；普法戰爭（1870–1871）在不到一年的戰鬥中造成約18萬軍人和最多25萬平民死亡。從1815到1914年，幾乎每十年都至少發生一場涉及兩個或更多列強的戰爭。當今若重現19世紀式的多極格局，就意味著俄羅斯、美國、德國、日本及其他大國將以某種組合形式，至少每十年打一場大規模戰爭——重劃國界、驅逐人口、擾亂國際貿易，並冒著引發毀滅性全球衝突的風險。這正是1945年之前數個世紀的世界常態。若相信這樣的世界永不會重現，那才是真正的烏托邦幻想。正是為了擺脫這種衝突循環，經歷過兩次世界大戰的幾代美國人奠定了美國主導的自由主義世界秩序的基礎。他們才是真正現實主義者，因為他們對多極格局毫無幻想——他們一生都飽嘗其恐怖後果。1945年後，他們沒有重建多極體系，而是將美國轉變為一股全球性力量，肩負起不僅保衛自身安全、更維護世界安全的責任。這麼做並非出於將世界重塑為美國模樣的願望，而是因為他們認識到，現代世界高度互聯，歐亞大陸的大國衝突終將把美國捲入其中。此前從未有任何國家扮演過美國在1945年後所承擔的角色。部分原因在於，沒有任何其他強國享有美國的獨特條件——由於其實力強大且遠離其他列強，美國基本上不受外國入侵威脅，因而能將武力投射至數千英里之外而無需擔憂本土安全。這種地理與投送能力的結合，使美國在二戰後得以為歐洲和東亞帶來和平與安全。飽受戰爭創傷的國家得以將精力集中於經濟發展，從而促成全球繁榮與國際合作。或許比美國有能力且願意擔當主導角色更非凡的，是其他絕大多數列強竟願意接受併合法化美國的霸權——即便這會削弱它們自身的實力。1945年後的幾十年裡，幾乎所有參與過世界大戰的國家都放棄了領土野心、勢力範圍，甚至在某種程度上放棄了權力本身。英國、法國、德國和日本不僅摒棄了數百年來的列強思維與行為模式，還將本國安全與人民福祉託付給遙遠的美國超級大國。這確實是反常之舉，違背了所有國際關係理論和歷史先例。面對新興主導強國的崛起，正常反應應是聯合制衡。歷史上，針對路易十四、拿破崙、德意志帝國與納粹德國、以及日本帝國的崛起，均形成了遏制聯盟。然而，世界各國非但未將美國視為需遏制的威脅，反而視其為可爭取的夥伴。美國的盟友做出了兩項非凡的賭註：一是相信美國會在需要時可靠地保衛它們；二是相信美國不會利用其不成比例的實力損人利己，反而會促進並受益於盟友的經濟繁榮。這便是1945年後美國秩序的偉大交易，也是此後數十年非凡和平與穩定的根源，即便在冷戰期間亦是如此。美國秩序在其內部實現了列強間的和諧，而將外部的俄羅斯等國相對孤立和邊緣化——它們雖不滿全球安排，卻無力改變現狀。如今，這一切正在終結。川普公開慶祝這一偉大交易的終結。他的政府已告知歐洲國家須在2027年前自行承擔防務，並暗示日本、韓國等盟友及戰略夥伴應向美國支付保護費。川普對幾乎所有美國盟友發動了激進的關稅戰，對歐洲政府發起意識形態與政治攻擊，並公然威脅對兩個北約盟國——加拿大和丹麥——實施領土侵略。與此同時，本屆政府的《國家安全戰略》不再將俄羅斯等國視為對手甚至競爭者，而是視為瓜分世界的合作夥伴。該戰略高度重視恢復美國在西半球的“首要地位”，實質上擁抱了一個多極世界：俄羅斯等國和美國各自在其勢力範圍內行使絕對主導權。川普及其支持者似乎相信，世界其餘部分將簡單地接受美國的新方針，尤其是盟友將繼續追隨一個在戰略上拋棄它們、在經濟上向它們索取巨額貢賦、並試圖與直接威脅它們的大國建立“協調機制”的美國。然而，美國戰略的根本性轉變，必然迫使昔日的朋友與盟友做出同樣根本性的調整。例如，面對東西兩翼皆出現敵對且具侵略性的列強，歐洲將何去何從？不僅俄羅斯，如今連美國也威脅著歐洲國家的安全與領土完整，並致力於顛覆其政府。一個被動的歐洲可能淪為若干封地——部分受俄國影響，部分受美國影響——各國主權受限，經濟遭三大帝國之一或多個掠奪。曾經偉大的歐洲國家會甘心接受這種命運嗎？若歷史可作指引，它們將選擇重新武裝。這項任務極為艱巨。要同時有效抵禦俄羅斯進一步的領土侵略並威懾美國的侵略行為，所需遠非小幅增加國防開支，而是全面轉向自力更生的戰略與經濟重構——重組歐洲的工業、經濟與社會。但如果德國、英國、法國和波蘭都全力武裝自己（包括發展核武器），並決心強力捍衛經濟獨立，它們將共同擁有足夠力量既威懾俄羅斯，又讓美國總統在欺凌它們前三思。若別無選擇唯有屈服，歐洲人很可能迎難而上。美國的亞洲夥伴也將面臨類似抉擇。日本領導人早已質疑美國的可靠性，而川普的姿態迫使問題浮出水面。他已對亞洲盟友加征關稅，並多次暗示它們應為美國的保護付費（“與保險公司無異”）。川普的《國家安全戰略》聚焦西半球，忽視亞洲。日本或將不得不在接受附庸地位與建設獨立軍事能力之間做出選擇。近期右翼民族主義首相高市早苗的當選，暗示了日本可能的選擇方向。川普及其顧問或許以為看到了志同道合者，正試圖“讓日本再次偉大”，但日本民族主義的興起實則是對恐懼的直接回應——日本已無法再依賴美國保障其安全。韓國和澳大利亞也在重新審視其防務與經濟政策，以應對來自東西方的雙重挑戰。因此，一個變得不可靠甚至敵對的美國，很可能促使前盟友大規模擴軍。但這並非分擔集體安全責任，因為這些重新武裝的國家將不再是美國盟友。它們將成為追求自身戰略利益的獨立列強，在多極世界中行動。它們對美國毫無虧欠；相反，它們將以看待俄羅斯等國同樣的敵意與恐懼看待美國。事實上，由於在戰略上被美國拋棄，同時遭受美國經濟掠奪甚至可能的領土侵略，它們很可能成為反美主義的溫床。至少，它們將不再是美國人今天所熟知的那些國家。以德國為例。今日民主、愛好和平的德國成長於美國主導的自由主義國際秩序之中。該秩序促成了1950年代西德以出口為導向的經濟奇蹟，進而使德國成為全球經濟增長引擎及歐洲繁榮與民主穩定的基石。過去那種追求正常、獨立列強外交政策的誘惑，因經濟利益及德國人所處的相對良性環境而被抑制——這種環境與他們過去所知截然不同。即便在當前自由主義世界秩序開始瓦解之前，人們就已質疑：德國願做多久的“非正常國家”——放棄地緣政治野心、自私利益與民族自豪感？如今，由於美國戰略轉向，德國別無選擇，只能迅速回歸“正常”。正如美國戰略迫使德國重新武裝，它也確保德國將在一個日益民族主義化、分裂的歐洲中這樣做。戰後美國秩序的締造者曾致力於抑制歐洲民族主義，部分通過支援泛歐機構實現。冷戰時期的美國外交官喬治·凱南（George Kennan）認為，歐洲一體化是解決“德國問題”的“唯一可行方案”。然而如今，這些機構正承受壓力，若川普政府得逞，它們或將徹底消失。與此同時，本屆政府正試圖煽動歐洲民族主義，尤其在德國——它很可能成功。“德國另類選擇黨”（AfD）已是德國議會第二大黨，正如1930年的納粹黨。無論德國是否滑向極右，一個失去美國安全保證的重新武裝的德國，必然對其利益採取更民族主義的視角。其所有鄰國亦將如此。波蘭夾在強大的德國與強大的俄羅斯之間，幾個世紀以來屢遭瓜分、佔領，甚至一度喪失主權。若無遠方超級大國保護，波蘭人很可能會決定自主建設軍事能力（包括核武器）。與此同時，法國距民族主義政黨勝選僅一步之遙，一旦發生，將如地震般撼動歐洲。法國領導人已要求國家為對俄戰爭做準備。但試想一個重新武裝、民族主義的法國面對一個重新武裝、民族主義的德國：兩國或可在應對美俄威脅時找到共同立場，但它們也有複雜的歷史——在1945年美國幫助確立持久和平之前的70年裡，兩國曾三次爆發大戰。日本重新武裝也將產生類似影響。這將加劇其鄰國（包括同樣不確定華盛頓防務承諾的韓國）的不安。面對曾三次入侵併佔領的重新武裝（可能擁核）的日本，韓國人何時才會決定自己也需要重新武裝（包括發展核武器）？在多極世界中，一切皆可爭奪，潛在衝突的引爆點層出不窮。過去80年，美國秩序不僅向盟友與夥伴提供安全承諾，還保障了對關鍵資源、軍事基地、航道與空域的共同使用權——理論家稱之為“公共產品”。一旦美國不再扮演這一角色，所有這些都將再度成為多方競爭的目標。這種競爭不會侷限於歐洲和東亞。迄今為止，德國和日本滿足於依賴美國保障波斯灣石油的海上通道。如今，它們及其他重新武裝的大國（包括印度、英國和法國）將需尋找新的自保之道。在多極世界中，勢力範圍將再度重要。數個世紀以來，維持並保護勢力範圍本就是列強身份的一部分，也是戰爭最常見的根源之一——因為勢力範圍往往重疊。俄、奧、奧斯曼三國對巴爾幹控制權的無休止三方爭奪，引發了包括第一次世界大戰在內的眾多沖突。渴望收復或建立勢力範圍，是導致二戰的三個“無產”列強（德國、日本、義大利）的主要動機。二戰的結束促使全球放棄勢力範圍。自由主義世界秩序之所以“自由”，部分在於《大西洋憲章》和《聯合國憲章》所載的民族自決原則。儘管這一原則有時被違反（包括被美國違反），但在過去的多極秩序中，列強根本無需考慮小國權利，也從未考慮過。相比之下，美國秩序的自由主義迫使強國向其勢力範圍內的小國讓渡主權與獨立。英國和法國逐步拆解了各自的帝國。德國被迫放棄其中歐夢想，日本也接受了其在亞洲大陸勢力範圍的終結——為此它曾在1895至1945年間發動多場戰爭。在美國主導的秩序下，這些強國從未試圖重獲那些勢力範圍。除美國外，唯一殘存的勢力範圍是蘇聯在雅爾塔會議上贏得的中東歐地區。但該範圍從一開始就面臨壓力，維持它所需的努力最終超出蘇聯能力，導致其崩潰。美國及其所支援的自由主義秩序的存在，為中小國家提供了數個世紀多極格局所否認的機會。若非有處可逃，莫斯科的中東歐衛星國不會如此渴望逃離。美國秩序承諾更高的生活水平、國家主權及法律與制度上的平等。這為生活在蘇聯陰影下的國家提供了選擇，一旦有機會擺脫莫斯科控制，它們便抓住了機會。近年來，一些自稱現實主義者的人呼籲美國接受勢力範圍的回歸，作為單極格局的替代方案。但他們主要只承認俄羅斯等國的勢力範圍——這已足夠成問題。自彼得大帝時代起，俄羅斯的傳統勢力範圍始終包括波羅的海國家及至少部分波蘭領土。普丁公開效仿彼得大帝，並坦率表示希望恢復冷戰時期的蘇聯帝國版圖。承認俄羅斯等國的勢力範圍，意味著接受它們對目前享有主權獨立的一系列國家的霸權。而在這個新興世界中，俄羅斯等國並非唯一尋求擴張勢力範圍的國家。若德國和日本需再度成為列強，它們也將擁有自己的勢力範圍，這些範圍必然與俄羅斯等國重疊，從而在未來的多極世界中引發無數沖突——正如多極的過去一樣。這就引出了備受吹捧的美俄新協調機制構想——相當於19世紀的“歐洲協調”。成功的安排必須劃定各方勢力範圍的邊界。這樣的協議可能嗎？答案是否定的，因為新的多極世界不具備兩個世紀前的特質。梅特涅的奧地利是現狀維持者，只求保守秩序免受自由主義挑戰。俾斯麥在19世紀末視其新統一的德國為“饜足”國家。兩者都尋求均勢以保住既有成果，而非獲取更多。但俄羅斯等國絕非饜足的現狀維持者。它們是不滿的“無產”強國。自冷戰結束以來，它們始終對美國全球霸權深感不滿，並尋求恢復其自認天然且傳統的區域主導地位。俄羅斯也僅處於重建其傳統中東歐勢力範圍的初期階段。烏克蘭並非普丁構想秩序的終點，而是起點。什麼樣的對美安排能滿足這些野心？絕非像“歐洲協調”那樣僅固化現狀的協議。它必須容納俄羅斯等國各自視為必要的歐亞地緣政治劇變——至少俄羅斯已為此不惜一戰。對被迫放棄獨立、接受莫斯科或華盛頓（或許最終還有柏林、東京或其他未知方）統治的中小國家而言，這一轉型過程絕不會愉快。20世紀前四十年的歷史教訓表明：與“無產”強國達成穩定和平極其困難。每一次向它們讓步的國家或領土，都會增強並鼓勵它們提出下一個要求。事實上，俄羅斯等國既無意願也無必要與美國達成任何約束性協議。相反，它們有充分理由相信此刻正是推進良機。對普丁而言，川普對跨大西洋聯盟的破壞正是這樣的“大變局”。他為何不抓住這一機遇？他無法預知川普時代在美國將持續多久，且若歐洲重新武裝，克里姆林宮的機遇窗口可能關閉。此前，普丁行動緩慢——2008年入侵喬治亞與2014年吞併克里米亞相隔六年，此後又隔八年才發動全面侵烏戰爭（且因美國及其盟友而嚴重受阻）。如今美國人已粉碎了這種團結，普丁很可能認為加速其征服計畫的時機已到。這意味著新多極時代的最初幾年不會以巧妙、相互遷就的外交為標誌，而將以激烈競爭與對抗為特徵。世界將更像20世紀初那個殘酷的多極時代，而非19世紀那個雖仍殘酷但更有秩序的世界。當俄羅斯等國開戰時，它們孤軍奮戰；當美國開戰時，即使在伊拉克這樣不得人心的衝突中，也有數十個盟友支援。美國的軍事力量投射依賴於全球各地的基地——這些基地由信任美國為夥伴、並願意容忍駐軍不便的國家提供。但如果美國不再保障這些國家的安全，反而對其發動經濟戰並提出令其反感的要求，它們可能會重新考慮。川普官員似乎期望歐美國家在華盛頓需要或想要時仍會加入美國——即便美國不提供任何回報。但你能拋棄盟友的同時還指望擁有它們嗎？若美國真退回西半球，重拾19世紀的孤立主義與對全球事務的漠然，那倒另當別論。但本屆政府外交政策最驚人之處在於：儘管高喊“美國優先”，川普卻展現出看似無限的全球野心。他一邊揮霍美國實力，一邊享受行使權力的快感。重返白宮的第一年，他便對伊朗和敘利亞發動打擊；威脅奪取加拿大和格陵蘭；推翻委內瑞拉政府並承諾“接管”該國；無效干預東南亞、中非和中東的戰爭；甚至提議在加薩地帶開展需美軍防衛的建設項目。這就是所謂的“克制”嗎？川普的智囊們一面稱讚他摒棄了“無知精英”的“荒謬烏托邦目標”，一面又讚揚他志在“重塑”整個世界。重塑為何？為充實川普的錢包並為他帶來榮耀嗎？川普的狂妄自大正將美國從國際領導者變為國際棄兒，美國人民將在未來多年承受其後果。1916年，德意志帝國總理特奧巴登·馮·貝特曼·霍爾維格（Theobald von Bethmann Hollweg）曾擔憂，其國家的行為恐使其淪為“萬國眼中的瘋狗”，招致“整個文明世界的譴責”。他言中了。德國領導人以毫不妥協的“現實主義”為傲，認為赤裸裸地追求自身利益本就是國家天性。但正如歷史學家保羅·甘迺迪（Paul Kennedy）所指出，德國不斷訴諸“赤裸裸的強權政治（Machtpolitik）準則”，反而促使世界列強聯合起來擊敗德國。川普政府沉溺於自私自利的追求與為力量而力量的行使，對他人利益嗤之以鼻。正如川普首任國家安全顧問H·R·麥克馬斯特（H. R. McMaster）與經濟學家加里·科恩（Gary Cohn）合著文章所言，世界並非“全球共同體”，而是“各國、非政府行為體與企業競相爭奪優勢的競技場”，在此強權政治世界中，美國擁有“無與倫比”的力量。但還能維持多久？麥克馬斯特的表述，如同川普對自私的頌揚，都深深誤解了美國實力的真正源泉。美國在世界上的諸多影響力，恰恰源於將他國視為戰略夥伴的一部分。常被視為典型美國現實主義者的西奧多·羅斯福（Theodore Roosevelt）雖擅用武力，卻相信偉大國家最終必須受“國際社會良知”指引，不僅考慮自身利益，也顧及“他國利益”。他指出，成功的強國不能“無視真正道德的基本準則”行事。數十年來，世界之所以支援奉行這些原則的美國，並接受其權力（儘管存在缺陷與錯誤），正是因為美國並非僅出於狹隘自利——更非出於單一統治者的狹隘私利——而行動。那個時代已經結束。川普僅用一年時間便摧毀了既有的美國秩序，並削弱了美國在未來世界中維護自身利益的能力。如果美國人覺得捍衛世界秩序代價太高，那就等著為接下來的一切買單吧。 (邸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