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編者按約瑟夫·奈（Joseph S. Nye Jr.）是哈佛大學約翰·甘迺迪政府學院（Harvard’s John F. Kennedy School of Government）的名譽教授。他曾在克林頓政府時期擔任國防部國際安全事務助理部長和國家情報委員會主任。他是《美國世紀裡的一生》（A Life in the American Century）等多部著作的作者。羅伯特·基歐漢與約瑟夫·奈共著了《權力與相互依賴：轉型時期的國際政治》一書。本文借鑑了約瑟夫·奈先前的一些著作。今年5月，在這篇文章進行最終定稿期間，約瑟夫·奈離開了我們。我們為他的離世表示哀悼，並對他的家人准許我們繼續進行此事表示感激。正文唐納德・川普總統既試圖將美國的意志強加於世界，又試圖讓美國與世界保持距離。他在第二任期伊始便揮舞美國的硬實力：因格陵蘭島控制權問題威脅丹麥，暗示他將收回巴拿馬運河；成功利用懲罰性關稅脅迫加拿大、哥倫比亞和墨西哥在移民問題上讓步；退出《巴黎氣候協定》和世界衛生組織。今年4月，他宣佈對全球多國加征大規模關稅，導致全球市場陷入混亂。儘管不久後他取消了大部分新增關稅，但仍繼續與中國打貿易戰 —— 這是他當前針對華盛頓主要競爭對手的核心戰場。在採取這些行動時，川普可以從實力地位出發。他試圖利用關稅向美國貿易夥伴施壓，表明他相信當代相互依存的模式增強了美國的權力。其他國家依賴美國龐大市場的購買力，也仰仗美國軍事力量的保障。這些優勢使華盛頓對夥伴國家強硬相向。他的立場與我們近50年前提出的觀點一致：不對稱的相互依賴關係會讓依賴程度較低的一方在關係中佔據優勢。川普對美國與中國的巨額貿易逆差表示不滿，但他似乎也明白，這種不平衡賦予了華盛頓制約北京的重要籌碼。儘管川普正確認識到美國的實力所在，但他正在以根本上適得其反的方式使用這種力量。通過攻擊相互依存關係，他削弱了美國權力的根基。與貿易相關的權力是基於物質能力的硬實力，但在過去80年裡，美國積累了基於吸引力（而非脅迫或強加代價）的軟實力。明智的美國政策本應維持、而非破壞那些增強美國權力的相互依賴模式，包括從貿易關係中獲得的硬實力和吸引力帶來的軟實力。川普當前外交政策的持續將削弱美國，並加速自二戰以來服務於眾多國家（尤其是美國自身）的國際秩序的崩潰。該秩序建立在三大支柱之上：國家間穩定的權力分配、規範併合法化各國及其他行為體行為的國際準則，以及支撐這一體系的制度基礎。而川普政府動搖了所有這些支柱。世界可能正進入一個混亂時期，這種混亂只有在白宮改變路線或華盛頓出現新的權力格局後才會平息。但當前的衰落可能不只是暫時的下滑，而是陷入晦暗不明的狀況中。川普以反覆無常且錯誤的方式試圖讓美國更加強大，卻可能讓美國的主導時期——美國出版商亨利・盧斯（Henry Luce）最早稱之為“美國世紀”——草草結束。逆差優勢1977年我們撰寫《權力與相互依賴》時，試圖拓寬對權力的傳統理解。當時的外交政策專家通常通過冷戰軍事競爭的視角看待權力，而我們的研究則探討了貿易如何影響權力，並提出相互依賴的經濟關係中的不對稱性會賦予依賴較少的一方權力。貿易權力的悖論在於，貿易關係中的成功（如一國對另一國擁有貿易順差）其實是脆弱性的來源。相反，看似有悖常理的是，貿易逆差反而能增強一個國家的談判地位。畢竟，逆差國可以對順差國徵收關稅或設定其他貿易壁壘，而順差國由於進口較少，難以進行有效報復。威脅禁止或限制進口可以成功地向貿易夥伴施壓。從不對稱相互依賴和權力的角度看，美國在與七個最重要貿易夥伴的關係中均處於有利的談判地位。美國與中國、墨西哥和東南亞國家聯盟的貿易不對稱性極強，這些國家對美進出口比率均超過 2:1；日本（約1.8:1）、韓國（1.4:1）和歐盟（1.6:1）的比率也呈不對稱性；唯有加拿大保持著相對平衡的1.2:1貿易比率。當然，這些比例無法反映國家間經濟關係的全部維度。抵消性因素（如與外國市場行為體有跨國聯絡的國內利益集團，或跨境的個人和群體關係）可能使問題複雜化，有時會導致例外情況出現或限制不對稱相互依存的影響。在《權力與相互依賴》中，我們將這些多重聯絡管道稱為 “復合相互依存（complex interdependence）”。在對1920年至1970年美加關係的詳細分析中，我們發現這些聯絡常常增強加拿大的談判地位。例如，1960年代的美加汽車協定是加拿大單方面引入汽車零部件出口補貼談判的結果。在對不對稱的相互依存關係和權力的每一次分析中，都有必要仔細研究可能削弱逆差國優勢的抵消因素。從貿易領域來看，墨西哥的反制力量較為薄弱，因此它仍然極易受到美國的影響。歐洲可以在貿易領域進行一些反制，因為它與美國的貿易比中國和墨西哥更平衡，但它仍然依賴北約，因此川普威脅不支援北約可能是一種有效的討價還價工具。加拿大與美國的貿易更加平衡，而且與美國的利益集團之間有著廣泛的跨國聯絡，這使得其在貿易方面面臨的風險較小。但單就貿易而言，加拿大可能處於不利地位，因為其經濟對美國經濟的依賴程度要高於美國對加拿大的依賴程度。在亞洲，美國與中國的戰略對抗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彌補了美國與日本、韓國和東南亞國家聯盟貿易關係的不對稱性。只要這種對抗繼續下去，美國就需要其東亞和東南亞的盟友和夥伴，而它就無法充分利用其貿易衍生的槓桿。因此，美國貿易政策的相對影響力取決於地緣政治背景和不對稱相互依賴的模式。真正的權力川普政府忽略了權力的一個重要維度：權力是讓他人按照你的意願行事的能力，這一目標可以通過脅迫、利益交換或吸引力實現。前兩者是硬實力，後者是軟實力。短期內，硬實力通常勝過軟實力，但從長遠來看，軟實力往往佔上風。約瑟夫・斯大林（Joseph Stalin）曾嘲諷地問：“教皇有幾個師？” 但蘇聯早已不復存在，而教皇制度依然存續。總統似乎過度依賴脅迫和行使美國硬實力，但他似乎不理解軟實力及其在外交政策中的作用。對加拿大或丹麥等民主盟友的脅迫，廣泛削弱了人們對美國同盟的信任；威脅巴拿馬，則重新喚起了整個拉丁美洲對帝國主義的恐懼；削弱美國國際開發署（U.S. Agency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損害了美國仁慈形象的聲譽；壓制 “美國之音” 則抹去國家對外的傳播聲音。懷疑論者會說：“那又怎樣？國際政治是硬碰硬，不是柔軟的。” 川普的脅迫性和交易性手段已經迫使對手做出讓步，並有望帶來更多成果。正如馬基雅維利曾就權力寫道，對君主來說，被恐懼比被愛戴更好。但最好是既被恐懼又被愛戴。權力有三個維度，川普忽視吸引力，就是在忽視美國實力的一個關鍵來源。從長遠來看，這是一種失敗的策略。即使在短期內，軟實力也很重要。如果一個國家有吸引力，它就不需要那麼依賴激勵和懲罰來塑造其他國家的行為。如果盟友認為它是友善和值得信賴的，他們就更有說服力，也更有可能效仿該國的做法，儘管不可否認，他們可能會利用更強大國家的友善立場從而獲利。面對欺凌，他們可能會服從，但如果他們認為他們的貿易夥伴是一個不可靠的霸凌者，他們更有可能敷衍應對，並在可能的情況下減少長期的相互依賴。冷戰時期的歐洲就是這種動態的一個很好的例子。1986年，挪威分析家吉爾・倫德斯塔德（Geir Lundestad）將世界分為蘇聯和美國兩個帝國。蘇聯使用武力建立其在歐洲的屬地統治區域的，而美國方面則是“應邀而來的帝國”。蘇聯不得不在1956年和1968年分別向布達佩斯和布拉格派遣軍隊，以保持那裡的政府從屬於莫斯科。相比之下，北約在整個冷戰期間一直保持強大。在亞洲，中國一直在加大其在軍事和經濟方面的投入，但同時也一直在提升自身的吸引力。2007 年，中國領導人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上提出，中國需要提高軟實力。至少在川普的第二個任期開始之前，中國在全球公眾輿論的評價中遠遠落後於美國。皮尤研究中心在2023年對24個國家進行了調查，並報告稱，在大多數國家中，大多數受訪者都認為美國比中國更具吸引力，只有非洲大陸的調查結果較為接近。最近，在2024年5月，蓋洛普在133個國家的調查顯示，美國在81個國家佔據優勢，而中國在52個國家佔據優勢。然而，如果川普繼續削弱美國的軟實力，這些數字可能會發生顯著變化。誠然，美國的軟實力在過去這些年裡有起有落。在越南戰爭和伊拉克戰爭期間，美國在許多國家都失去了民眾的支援。但軟實力並非僅僅取決於政府的行為，而是源自一個國家的社會和文化。即便在越南戰爭期間，當世界各地的民眾在街頭舉行抗議活動以反對美國的政策時，他們唱的也是美國民權頌歌《我們終將戰勝》（We Shall Overcome）。一個允許抗議和包容不同意見的開放性公民社會可以成為一種優勢。但如果美國的民主繼續受到侵蝕，且該國在國際上充當霸主角色，那麼源自美國文化的軟實力在接下來的四年裡是無法持續存在的。就中國而言，它正努力彌補川普造成的任何漏洞。中國將自己視為“全球南方”的領導者。其“一帶一路”基礎設施投資計畫不僅旨在吸引其他國家，還旨在提供強大的經濟實力。擁有中國作為最大貿易夥伴的國家數量比擁有美國作為最大貿易夥伴的國家數量要多。如果川普認為自己能夠在削弱美國盟友之間的信任、彰顯帝國野心、摧毀美國國際開發署、挑戰國內法治以及退出聯合國機構的情況下與中國競爭，那他很可能會失望。全球主義的幽靈西方民粹主義者（如川普）將全球化視為惡魔般的威脅，但實際上，這個詞僅僅指跨洲際距離範圍內相互依存關係的日益增強。當川普威脅對中國加征關稅時，他試圖減少美國在經濟層面的全球相互依存，並將產業和就業流失歸咎於此。全球化當然有正負兩面影響，但川普的措施是錯位的——它們攻擊了那些對美國和世界都有益的全球化形式，卻未能遏制真正有害的部分。總體而言，全球化增強了美國的權力，而川普對它的攻擊只會削弱美國。19世紀初，英國經濟學家與政治家大衛・李嘉圖（David Ricardo）確立了一個被廣泛接受的事實：全球貿易可以通過比較優勢創造價值。當國家開放貿易時，它們可以專注於自己最擅長的領域。貿易會產生德國經濟學家約瑟夫・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所稱的 “創造性破壞（creative destruction）”：過程中會有就業流失，國家經濟會受到來自國外的衝擊，有時這種衝擊是外國政府刻意政策的結果，但這種破壞可以幫助經濟變得更具生產力和效率。在過去75年裡，創造性破壞總體上增強了美國的權力。作為最大的經濟體，美國從推動增長的創新和全球增長的溢出效應中獲益最多。與此同時，經濟增長也可能帶來痛苦。研究表明，在本世紀，美國已經失去了數百萬個工作崗位（也創造了新的崗位），這使得調整的成本轉嫁到了勞動者身上，而他們通常並未從政府那裡獲得足夠的補償。技術變革還導致數百萬工作崗位的消失，因為機器取代了人力。而且，自動化與國際貿易的相互影響關係也難以理清。中國持續強勁的出口態勢，使得相互依存關係中的常規張力進一步加劇。儘管經濟全球化提高了全球經濟的生產力，但這些變化對許多個人和家庭而言可能並非都是好事。在許多社區中，人們不願意遷往那些更容易找到工作的地方。當然，也有一些人願意跨越半個地球去尋找更多的機會。過去幾十年的全球化呈現出大規模的人口跨境流動這一特點，這是另一種重要的相互依存形式。移民具有文化上的豐富性，並為移民接受國帶來了巨大的經濟利益，因為它能將具備技能的人帶到那些能夠更有效地運用這些技能的地方。移民來源國可能會從人口壓力的緩解中獲益，而移民者則會通過匯款為家鄉提供資金。無論如何，移民往往會引發進一步的遷移。如果沒有國家所建構的高壁壘，當代世界的移民往往是一個自我延續的過程。川普將社會變革的動盪歸咎於移民群體。儘管至少某些形式的移民從長遠來看對經濟顯然是有益的，但批評者卻很容易將其描述為短期內有害的因素，並且往往會在一些人群中激起強烈的政治反對情緒。移民數量的突然激增會引起強烈的政治反應，移民常常被指責為各種經濟和社會變化的罪魁禍首，即便事實上並非如此。近年來，在幾乎所有民主國家中，移民問題已成為針對在任政府的主導性民粹主義政治議題。它推動了川普在2016年的當選，並在2024年再次發揮了作用。對於民粹主義領導人來說，將經濟動盪歸咎於外國人要比承認技術變革和資本的決定性作用要容易得多。在全球化的影響下，在許多國家近期的選舉中，執政者都面臨著諸多挑戰。面對這些壓力，政客們往往會試圖通過徵收關稅和設定其他國際交流障礙來逆轉全球化處理程序，就像川普改採取的做法一樣。經濟全球化在歷史上曾出現過逆轉。19世紀的顯著特徵是貿易和移民數量的迅速增長，但隨著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爆發，這一處理程序急劇放緩。貿易佔全球經濟活動的比重直到1970年左右才恢復到1914年的水平。這種情況可能再次發生，儘管需要一定條件推動。1950年至2008年間，世界貿易增長極為迅速，而2008-2009年金融危機後增速放緩。總體而言，1950年至2023年，貿易增長了 4400%。全球貿易可能再次陷入衰退。如果美國針對中國的貿易措施引發一場更持久的貿易戰，很可能會造成巨大破壞。一般來說，貿易戰很容易演變為持續升級的衝突，並可能引發災難性的變化。另一方面，要撤銷超過五兆美元的貿易額所產生的成本，很可能會削弱各國發動貿易戰的意願，並可能促使各方尋求妥協。儘管其他國家可能會對美國採取相應行動，但它們之間未必會限制彼此之間的貿易往來。地緣政治因素也可能加速貿易流動的終止。例如，中美如果圍繞台灣問題爆發直接軍事衝突就有可能使兩國之間的貿易戛然而止。一些分析人士將幾乎所有民主國家出現的民族主義、民粹主義浪潮歸咎於全球化傳播範圍的擴大和速度的加快。冷戰結束後，隨著政治變革和通訊技術的進步降低了跨境和長途流動的成本，貿易和移民同步加速。如今，關稅和邊境管制可能會減緩這些流動。這對美國實力而言將是個壞消息，因為縱觀美國歷史，包括過去幾十年，移民帶來的活力和生產力一直推動著美國實力的提升。無國界的問題沒有那場危機比氣候變化更能凸顯相互依賴的不可逃避性。科學家預測，隨著本世紀後期全球冰蓋融化、沿海城市被淹沒、熱浪加劇以及氣候模式的混亂變化，氣候變化將帶來巨大代價。即使在近期，颶風和野火的強度也因氣候變化而加劇。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一直是闡明氣候變化危險、分享科學資訊並鼓勵跨國合作的重要聲音。然而，川普卻取消了對應對氣候變化的國際和國家行動的支援。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川普政府在試圖限制具有益處的全球化類型的同時，也在蓄意削弱華盛頓應對生態全球化（如氣候變化和流行病）的能力，而這些問題所帶來的代價可能是極其巨大的。新冠疫情（COVID-19）在美國導致超過120萬人死亡，《柳葉刀》統計的全球死亡人數約為1800萬。新冠病毒迅速在全球範圍內傳播，這無疑是一種全球性的現象。而作為全球化核心要素的國際旅行，恰恰助長了病毒的傳播。在其他領域，相互依存仍是美國實力的關鍵來源。例如，科學家之間的專業互動網路在加速發現和創新方面產生了巨大積極影響。在川普政府上台之前，科學活動和網路的擴展幾乎沒有引發負面政治反應。任何關於全球化對人類福祉利弊的評估都必須將其列為積極因素。這就是川普新任期中最令人費解的方面之一：他的政府大幅削減了聯邦對科學研究的支援，包括那些在投資回報方面表現優異、對現代世界的創新速度起著重要作用並提升了美國聲譽和實力的領域。儘管美國的研究型大學處於世界領先地位，但川普政府卻試圖通過取消資助、削弱其獨立性以及加大吸引世界各地最優秀學生的難度等方式來打壓這些大學。這種攻擊很難理解，除非將其視為一場針對那些不認同右翼民粹主義意識形態的所謂精英的文化戰爭的一記炮火。這對於美國無異於巨大的自我傷害。川普政府還在逐步放棄美國軟實力的另一關鍵工具：即美國所倡導的自由民主價值觀。川普政府的政策將抑制民主的進一步傳播並削弱美國的軟實力。押注於弱點全球相互依賴無法逆轉。只要人類保持流動並行明新的通訊和運輸技術，它就會持續。畢竟，全球化跨越了多個世紀，其根源可追溯至絲綢之路甚至更早。15世紀，遠洋運輸的創新催生了地理大發現時代，隨後的歐洲殖民擴張塑造了今天的國界。在19世紀和20世紀，蒸汽船和電報隨著工業革命改變農業經濟而加速了這一處理程序。如今，資訊革命正在改變以服務業為導向的經濟。數十億人口袋裡揣著的計算裝置，其儲存的資訊量相當於50年前一座摩天大樓的容量。兩次世界大戰曾短暫逆轉經濟全球化並阻斷了移民流動，但在沒有全球戰爭的情況下，只要技術繼續高速進步，經濟全球化就會持續。生態全球化和全球科學活動也可能持續，規範和資訊將繼續跨國流動。某些全球化形式的影響可能是有害的：氣候變化就是一個突出的無國界危機案例。為了將全球化重新導向並塑造為造福全人類的方向，各國必須進行協調。要使這種協調有效，領導人必須建構和維護連線到網路、規範和制度。這些網路反過來將使它們的中心節點——美國受益，並為華盛頓提供軟實力。美國仍是世界上經濟、軍事、技術和文化最強大的國家。不幸的是，川普第二屆政府目光短淺，專注於依賴貿易不對稱和制裁相關的強硬實力，這一做法可能會削弱而非加強美國主導的國際秩序。川普過於關注盟友搭便車的成本，卻忽視了一個事實：美國掌握著方向盤——因此可以選擇目的地和路線。川普似乎並未理解美國實力在於相互依存。他不是讓美國再次偉大，而是用美國的劣勢進行悲劇性的豪賭。 (北京大學中外人文交流研究基地)

America vs. the WorldPresident Trump wants to return to the 19th century’s international order. He will leave America less prosperous—and the whole world less secure.By Robert Kagan川普希望重返19世紀的國際秩序。結果將是美國不再繁榮，全世界也不再安全。插圖：Ben Hickey川普政府的《國家安全戰略》正式宣告：由美國主導的自由主義世界秩序已然終結。這並非因為美國在物質上無力維繫這一秩序，而是因為美國已決定不再扮演其史無前例的全球安全提供者角色。過去80年支撐世界秩序的美國實力，如今將被用來摧毀這一秩序本身。美國人正步入自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最危險的世界——在這個世界裡，冷戰將顯得如同兒戲，後冷戰時代則宛如天堂。事實上，這個新世界將酷似1945年以前的世界：多個大國林立，競爭與衝突四處蔓延。美國將不再擁有可靠的盟友，只能完全依靠自身力量求生存、謀發展。這意味著軍費開支必須增加而非減少，因為美國過去憑藉聯盟關係所享有的對海外資源、市場和戰略基地的開放准入，今後將不得不與其他大國激烈爭奪並加以捍衛。無論在物質層面還是心理層面，美國人都尚未準備好迎接這樣的未來。八十年來，他們生活在一個由美國主導力量塑造的自由主義國際秩序中，早已習慣於世界以某種特定方式運行：歐洲和亞洲那些大體順從且軍事上相對克制的盟友，在經濟與安全事務上與美國合作；俄羅斯等挑戰者，則受到美國及其盟友聯合財富與實力的制約；全球貿易總體自由，不受地緣政治競爭干擾；海洋航行安全；核武器的生產與使用受條約限制。美國人如此習慣於這個基本和平、繁榮而開放的世界，以至於他們將其視為國際事務的常態，並認為這種狀態理應無限期延續下去。他們無法想像這一秩序會瓦解，更無法預見瓦解之後對他們意味著什麼。誰又能責怪他們呢？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曾宣稱，歷史在1989年隨著自由主義的勝利而“終結”——甚至連人類原始的暴力本能也已“發生根本性轉變”。既然自由主義註定勝出，又何需一個強大的美國去捍衛它？冷戰結束後，許多有影響力的聲音一直告訴我們：美國的霸權充其量是多餘而昂貴的，最壞情況下則是破壞性且危險的。一些歡迎“後美國時代”和多極世界回歸的評論人士聲稱，美國仍可保有其在舊秩序下享有的大部分利益。正如哈佛大學的格雷厄姆·艾利森（Graham Allison）所言，美國只需學會自我克制，放棄改造世界的烏托邦式努力，接受“其他國家尋求建立由自身規則主導的國際秩序”這一“現實”。艾利森等人甚至認為，正是美國對主導地位的執著，才引發了與俄羅斯等國家的大多數沖突。他們主張，美國應擁抱多極格局，因其更加和平、負擔更輕。最近，川普在外交政策精英中的支持者甚至開始推崇19世紀初的“歐洲協調”作為未來範本，聲稱大國間嫻熟的外交比美國主導的單極體系更能有效維護和平。然而，僅從歷史角度看，這種想法純屬妄想。即使管理得最好的多極秩序，也遠比過去80年美國人所熟知的世界更加殘酷、更易爆發戰爭。例如，在所謂1815至1914年歐洲“長期和平”期間，包括俄國和奧斯曼帝國在內的列強彼此之間或與小國之間爆發了數十場戰爭，以保衛或爭奪戰略優勢、資源和勢力範圍。這些並非小規模衝突，而是全面戰爭，通常造成數萬乃至數十萬人死亡。克里米亞戰爭（1853–1856）約有50萬人喪生；普法戰爭（1870–1871）在不到一年的戰鬥中造成約18萬軍人和最多25萬平民死亡。從1815到1914年，幾乎每十年都至少發生一場涉及兩個或更多列強的戰爭。當今若重現19世紀式的多極格局，就意味著俄羅斯、美國、德國、日本及其他大國將以某種組合形式，至少每十年打一場大規模戰爭——重劃國界、驅逐人口、擾亂國際貿易，並冒著引發毀滅性全球衝突的風險。這正是1945年之前數個世紀的世界常態。若相信這樣的世界永不會重現，那才是真正的烏托邦幻想。正是為了擺脫這種衝突循環，經歷過兩次世界大戰的幾代美國人奠定了美國主導的自由主義世界秩序的基礎。他們才是真正現實主義者，因為他們對多極格局毫無幻想——他們一生都飽嘗其恐怖後果。1945年後，他們沒有重建多極體系，而是將美國轉變為一股全球性力量，肩負起不僅保衛自身安全、更維護世界安全的責任。這麼做並非出於將世界重塑為美國模樣的願望，而是因為他們認識到，現代世界高度互聯，歐亞大陸的大國衝突終將把美國捲入其中。此前從未有任何國家扮演過美國在1945年後所承擔的角色。部分原因在於，沒有任何其他強國享有美國的獨特條件——由於其實力強大且遠離其他列強，美國基本上不受外國入侵威脅，因而能將武力投射至數千英里之外而無需擔憂本土安全。這種地理與投送能力的結合，使美國在二戰後得以為歐洲和東亞帶來和平與安全。飽受戰爭創傷的國家得以將精力集中於經濟發展，從而促成全球繁榮與國際合作。或許比美國有能力且願意擔當主導角色更非凡的，是其他絕大多數列強竟願意接受併合法化美國的霸權——即便這會削弱它們自身的實力。1945年後的幾十年裡，幾乎所有參與過世界大戰的國家都放棄了領土野心、勢力範圍，甚至在某種程度上放棄了權力本身。英國、法國、德國和日本不僅摒棄了數百年來的列強思維與行為模式，還將本國安全與人民福祉託付給遙遠的美國超級大國。這確實是反常之舉，違背了所有國際關係理論和歷史先例。面對新興主導強國的崛起，正常反應應是聯合制衡。歷史上，針對路易十四、拿破崙、德意志帝國與納粹德國、以及日本帝國的崛起，均形成了遏制聯盟。然而，世界各國非但未將美國視為需遏制的威脅，反而視其為可爭取的夥伴。美國的盟友做出了兩項非凡的賭註：一是相信美國會在需要時可靠地保衛它們；二是相信美國不會利用其不成比例的實力損人利己，反而會促進並受益於盟友的經濟繁榮。這便是1945年後美國秩序的偉大交易，也是此後數十年非凡和平與穩定的根源，即便在冷戰期間亦是如此。美國秩序在其內部實現了列強間的和諧，而將外部的俄羅斯等國相對孤立和邊緣化——它們雖不滿全球安排，卻無力改變現狀。如今，這一切正在終結。川普公開慶祝這一偉大交易的終結。他的政府已告知歐洲國家須在2027年前自行承擔防務，並暗示日本、韓國等盟友及戰略夥伴應向美國支付保護費。川普對幾乎所有美國盟友發動了激進的關稅戰，對歐洲政府發起意識形態與政治攻擊，並公然威脅對兩個北約盟國——加拿大和丹麥——實施領土侵略。與此同時，本屆政府的《國家安全戰略》不再將俄羅斯等國視為對手甚至競爭者，而是視為瓜分世界的合作夥伴。該戰略高度重視恢復美國在西半球的“首要地位”，實質上擁抱了一個多極世界：俄羅斯等國和美國各自在其勢力範圍內行使絕對主導權。川普及其支持者似乎相信，世界其餘部分將簡單地接受美國的新方針，尤其是盟友將繼續追隨一個在戰略上拋棄它們、在經濟上向它們索取巨額貢賦、並試圖與直接威脅它們的大國建立“協調機制”的美國。然而，美國戰略的根本性轉變，必然迫使昔日的朋友與盟友做出同樣根本性的調整。例如，面對東西兩翼皆出現敵對且具侵略性的列強，歐洲將何去何從？不僅俄羅斯，如今連美國也威脅著歐洲國家的安全與領土完整，並致力於顛覆其政府。一個被動的歐洲可能淪為若干封地——部分受俄國影響，部分受美國影響——各國主權受限，經濟遭三大帝國之一或多個掠奪。曾經偉大的歐洲國家會甘心接受這種命運嗎？若歷史可作指引，它們將選擇重新武裝。這項任務極為艱巨。要同時有效抵禦俄羅斯進一步的領土侵略並威懾美國的侵略行為，所需遠非小幅增加國防開支，而是全面轉向自力更生的戰略與經濟重構——重組歐洲的工業、經濟與社會。但如果德國、英國、法國和波蘭都全力武裝自己（包括發展核武器），並決心強力捍衛經濟獨立，它們將共同擁有足夠力量既威懾俄羅斯，又讓美國總統在欺凌它們前三思。若別無選擇唯有屈服，歐洲人很可能迎難而上。美國的亞洲夥伴也將面臨類似抉擇。日本領導人早已質疑美國的可靠性，而川普的姿態迫使問題浮出水面。他已對亞洲盟友加征關稅，並多次暗示它們應為美國的保護付費（“與保險公司無異”）。川普的《國家安全戰略》聚焦西半球，忽視亞洲。日本或將不得不在接受附庸地位與建設獨立軍事能力之間做出選擇。近期右翼民族主義首相高市早苗的當選，暗示了日本可能的選擇方向。川普及其顧問或許以為看到了志同道合者，正試圖“讓日本再次偉大”，但日本民族主義的興起實則是對恐懼的直接回應——日本已無法再依賴美國保障其安全。韓國和澳大利亞也在重新審視其防務與經濟政策，以應對來自東西方的雙重挑戰。因此，一個變得不可靠甚至敵對的美國，很可能促使前盟友大規模擴軍。但這並非分擔集體安全責任，因為這些重新武裝的國家將不再是美國盟友。它們將成為追求自身戰略利益的獨立列強，在多極世界中行動。它們對美國毫無虧欠；相反，它們將以看待俄羅斯等國同樣的敵意與恐懼看待美國。事實上，由於在戰略上被美國拋棄，同時遭受美國經濟掠奪甚至可能的領土侵略，它們很可能成為反美主義的溫床。至少，它們將不再是美國人今天所熟知的那些國家。以德國為例。今日民主、愛好和平的德國成長於美國主導的自由主義國際秩序之中。該秩序促成了1950年代西德以出口為導向的經濟奇蹟，進而使德國成為全球經濟增長引擎及歐洲繁榮與民主穩定的基石。過去那種追求正常、獨立列強外交政策的誘惑，因經濟利益及德國人所處的相對良性環境而被抑制——這種環境與他們過去所知截然不同。即便在當前自由主義世界秩序開始瓦解之前，人們就已質疑：德國願做多久的“非正常國家”——放棄地緣政治野心、自私利益與民族自豪感？如今，由於美國戰略轉向，德國別無選擇，只能迅速回歸“正常”。正如美國戰略迫使德國重新武裝，它也確保德國將在一個日益民族主義化、分裂的歐洲中這樣做。戰後美國秩序的締造者曾致力於抑制歐洲民族主義，部分通過支援泛歐機構實現。冷戰時期的美國外交官喬治·凱南（George Kennan）認為，歐洲一體化是解決“德國問題”的“唯一可行方案”。然而如今，這些機構正承受壓力，若川普政府得逞，它們或將徹底消失。與此同時，本屆政府正試圖煽動歐洲民族主義，尤其在德國——它很可能成功。“德國另類選擇黨”（AfD）已是德國議會第二大黨，正如1930年的納粹黨。無論德國是否滑向極右，一個失去美國安全保證的重新武裝的德國，必然對其利益採取更民族主義的視角。其所有鄰國亦將如此。波蘭夾在強大的德國與強大的俄羅斯之間，幾個世紀以來屢遭瓜分、佔領，甚至一度喪失主權。若無遠方超級大國保護，波蘭人很可能會決定自主建設軍事能力（包括核武器）。與此同時，法國距民族主義政黨勝選僅一步之遙，一旦發生，將如地震般撼動歐洲。法國領導人已要求國家為對俄戰爭做準備。但試想一個重新武裝、民族主義的法國面對一個重新武裝、民族主義的德國：兩國或可在應對美俄威脅時找到共同立場，但它們也有複雜的歷史——在1945年美國幫助確立持久和平之前的70年裡，兩國曾三次爆發大戰。日本重新武裝也將產生類似影響。這將加劇其鄰國（包括同樣不確定華盛頓防務承諾的韓國）的不安。面對曾三次入侵併佔領的重新武裝（可能擁核）的日本，韓國人何時才會決定自己也需要重新武裝（包括發展核武器）？在多極世界中，一切皆可爭奪，潛在衝突的引爆點層出不窮。過去80年，美國秩序不僅向盟友與夥伴提供安全承諾，還保障了對關鍵資源、軍事基地、航道與空域的共同使用權——理論家稱之為“公共產品”。一旦美國不再扮演這一角色，所有這些都將再度成為多方競爭的目標。這種競爭不會侷限於歐洲和東亞。迄今為止，德國和日本滿足於依賴美國保障波斯灣石油的海上通道。如今，它們及其他重新武裝的大國（包括印度、英國和法國）將需尋找新的自保之道。在多極世界中，勢力範圍將再度重要。數個世紀以來，維持並保護勢力範圍本就是列強身份的一部分，也是戰爭最常見的根源之一——因為勢力範圍往往重疊。俄、奧、奧斯曼三國對巴爾幹控制權的無休止三方爭奪，引發了包括第一次世界大戰在內的眾多沖突。渴望收復或建立勢力範圍，是導致二戰的三個“無產”列強（德國、日本、義大利）的主要動機。二戰的結束促使全球放棄勢力範圍。自由主義世界秩序之所以“自由”，部分在於《大西洋憲章》和《聯合國憲章》所載的民族自決原則。儘管這一原則有時被違反（包括被美國違反），但在過去的多極秩序中，列強根本無需考慮小國權利，也從未考慮過。相比之下，美國秩序的自由主義迫使強國向其勢力範圍內的小國讓渡主權與獨立。英國和法國逐步拆解了各自的帝國。德國被迫放棄其中歐夢想，日本也接受了其在亞洲大陸勢力範圍的終結——為此它曾在1895至1945年間發動多場戰爭。在美國主導的秩序下，這些強國從未試圖重獲那些勢力範圍。除美國外，唯一殘存的勢力範圍是蘇聯在雅爾塔會議上贏得的中東歐地區。但該範圍從一開始就面臨壓力，維持它所需的努力最終超出蘇聯能力，導致其崩潰。美國及其所支援的自由主義秩序的存在，為中小國家提供了數個世紀多極格局所否認的機會。若非有處可逃，莫斯科的中東歐衛星國不會如此渴望逃離。美國秩序承諾更高的生活水平、國家主權及法律與制度上的平等。這為生活在蘇聯陰影下的國家提供了選擇，一旦有機會擺脫莫斯科控制，它們便抓住了機會。近年來，一些自稱現實主義者的人呼籲美國接受勢力範圍的回歸，作為單極格局的替代方案。但他們主要只承認俄羅斯等國的勢力範圍——這已足夠成問題。自彼得大帝時代起，俄羅斯的傳統勢力範圍始終包括波羅的海國家及至少部分波蘭領土。普丁公開效仿彼得大帝，並坦率表示希望恢復冷戰時期的蘇聯帝國版圖。承認俄羅斯等國的勢力範圍，意味著接受它們對目前享有主權獨立的一系列國家的霸權。而在這個新興世界中，俄羅斯等國並非唯一尋求擴張勢力範圍的國家。若德國和日本需再度成為列強，它們也將擁有自己的勢力範圍，這些範圍必然與俄羅斯等國重疊，從而在未來的多極世界中引發無數沖突——正如多極的過去一樣。這就引出了備受吹捧的美俄新協調機制構想——相當於19世紀的“歐洲協調”。成功的安排必須劃定各方勢力範圍的邊界。這樣的協議可能嗎？答案是否定的，因為新的多極世界不具備兩個世紀前的特質。梅特涅的奧地利是現狀維持者，只求保守秩序免受自由主義挑戰。俾斯麥在19世紀末視其新統一的德國為“饜足”國家。兩者都尋求均勢以保住既有成果，而非獲取更多。但俄羅斯等國絕非饜足的現狀維持者。它們是不滿的“無產”強國。自冷戰結束以來，它們始終對美國全球霸權深感不滿，並尋求恢復其自認天然且傳統的區域主導地位。俄羅斯也僅處於重建其傳統中東歐勢力範圍的初期階段。烏克蘭並非普丁構想秩序的終點，而是起點。什麼樣的對美安排能滿足這些野心？絕非像“歐洲協調”那樣僅固化現狀的協議。它必須容納俄羅斯等國各自視為必要的歐亞地緣政治劇變——至少俄羅斯已為此不惜一戰。對被迫放棄獨立、接受莫斯科或華盛頓（或許最終還有柏林、東京或其他未知方）統治的中小國家而言，這一轉型過程絕不會愉快。20世紀前四十年的歷史教訓表明：與“無產”強國達成穩定和平極其困難。每一次向它們讓步的國家或領土，都會增強並鼓勵它們提出下一個要求。事實上，俄羅斯等國既無意願也無必要與美國達成任何約束性協議。相反，它們有充分理由相信此刻正是推進良機。對普丁而言，川普對跨大西洋聯盟的破壞正是這樣的“大變局”。他為何不抓住這一機遇？他無法預知川普時代在美國將持續多久，且若歐洲重新武裝，克里姆林宮的機遇窗口可能關閉。此前，普丁行動緩慢——2008年入侵喬治亞與2014年吞併克里米亞相隔六年，此後又隔八年才發動全面侵烏戰爭（且因美國及其盟友而嚴重受阻）。如今美國人已粉碎了這種團結，普丁很可能認為加速其征服計畫的時機已到。這意味著新多極時代的最初幾年不會以巧妙、相互遷就的外交為標誌，而將以激烈競爭與對抗為特徵。世界將更像20世紀初那個殘酷的多極時代，而非19世紀那個雖仍殘酷但更有秩序的世界。當俄羅斯等國開戰時，它們孤軍奮戰；當美國開戰時，即使在伊拉克這樣不得人心的衝突中，也有數十個盟友支援。美國的軍事力量投射依賴於全球各地的基地——這些基地由信任美國為夥伴、並願意容忍駐軍不便的國家提供。但如果美國不再保障這些國家的安全，反而對其發動經濟戰並提出令其反感的要求，它們可能會重新考慮。川普官員似乎期望歐美國家在華盛頓需要或想要時仍會加入美國——即便美國不提供任何回報。但你能拋棄盟友的同時還指望擁有它們嗎？若美國真退回西半球，重拾19世紀的孤立主義與對全球事務的漠然，那倒另當別論。但本屆政府外交政策最驚人之處在於：儘管高喊“美國優先”，川普卻展現出看似無限的全球野心。他一邊揮霍美國實力，一邊享受行使權力的快感。重返白宮的第一年，他便對伊朗和敘利亞發動打擊；威脅奪取加拿大和格陵蘭；推翻委內瑞拉政府並承諾“接管”該國；無效干預東南亞、中非和中東的戰爭；甚至提議在加薩地帶開展需美軍防衛的建設項目。這就是所謂的“克制”嗎？川普的智囊們一面稱讚他摒棄了“無知精英”的“荒謬烏托邦目標”，一面又讚揚他志在“重塑”整個世界。重塑為何？為充實川普的錢包並為他帶來榮耀嗎？川普的狂妄自大正將美國從國際領導者變為國際棄兒，美國人民將在未來多年承受其後果。1916年，德意志帝國總理特奧巴登·馮·貝特曼·霍爾維格（Theobald von Bethmann Hollweg）曾擔憂，其國家的行為恐使其淪為“萬國眼中的瘋狗”，招致“整個文明世界的譴責”。他言中了。德國領導人以毫不妥協的“現實主義”為傲，認為赤裸裸地追求自身利益本就是國家天性。但正如歷史學家保羅·甘迺迪（Paul Kennedy）所指出，德國不斷訴諸“赤裸裸的強權政治（Machtpolitik）準則”，反而促使世界列強聯合起來擊敗德國。川普政府沉溺於自私自利的追求與為力量而力量的行使，對他人利益嗤之以鼻。正如川普首任國家安全顧問H·R·麥克馬斯特（H. R. McMaster）與經濟學家加里·科恩（Gary Cohn）合著文章所言，世界並非“全球共同體”，而是“各國、非政府行為體與企業競相爭奪優勢的競技場”，在此強權政治世界中，美國擁有“無與倫比”的力量。但還能維持多久？麥克馬斯特的表述，如同川普對自私的頌揚，都深深誤解了美國實力的真正源泉。美國在世界上的諸多影響力，恰恰源於將他國視為戰略夥伴的一部分。常被視為典型美國現實主義者的西奧多·羅斯福（Theodore Roosevelt）雖擅用武力，卻相信偉大國家最終必須受“國際社會良知”指引，不僅考慮自身利益，也顧及“他國利益”。他指出，成功的強國不能“無視真正道德的基本準則”行事。數十年來，世界之所以支援奉行這些原則的美國，並接受其權力（儘管存在缺陷與錯誤），正是因為美國並非僅出於狹隘自利——更非出於單一統治者的狹隘私利——而行動。那個時代已經結束。川普僅用一年時間便摧毀了既有的美國秩序，並削弱了美國在未來世界中維護自身利益的能力。如果美國人覺得捍衛世界秩序代價太高，那就等著為接下來的一切買單吧。 (邸報)

愛馬仕第五代繼承人尼古拉·皮埃什（Nicolas Puech）公開指控財富管理人侵吞資產的事件持續發酵，原本坐擁150億美元身家的豪門繼承人，如今陷入“無錢可用”的窘境。這起跨越25年信任關係的財富糾紛，不僅揭開了豪門財富管理的隱秘角落，更給普通投資者帶來了深刻的警示。一、事件始末：25年信任崩塌，百億股份“不翼而飛”1、信任的建立：從摯友到全權託付故事的主角尼古拉·皮埃什與埃裡克·弗雷蒙德（Eric Freymond）的交集始於上世紀80年代的巴黎。彼時，弗雷蒙德憑藉淵博的學識、優雅的舉止，以及通過姻親關係躋身瑞士金融界新貴的背景，成功獲得了皮埃什的青睞。1998年，弗雷蒙德正式成為皮埃什的財富管理人，其創辦的私人財富管理公司Semper Gestion SA專為富人服務，為皮埃什量身定製避稅方案，全面接管了他的資產打理工作。由於皮埃什性格灑脫，對商業營運興趣寥寥，長期遠離愛馬仕家族企業核心事務，過著半隱居的生活，他對弗雷蒙德的信任逐漸達到極致——不僅將支票本與簽字權全權交予對方，就連日常出行、餐廳預訂、房產管理等瑣碎事務也完全依賴弗雷蒙德安排。在長達25年的合作中，弗雷蒙德儼然成為皮埃什生活與財富的“總管家”，這種毫無保留的信任，為後續的財富流失埋下了巨大隱患。2、危機的爆發：一筆“消失的百萬瑞郎”2022年，一場看似微小的轉帳風波，成為兩人信任關係破裂的導火索。皮埃什要求弗雷蒙德向與其共同生活多年的園丁賈迪爾轉帳100萬瑞士法郎，但園丁的妻子偶然聽聞二人對話後，發現款項並未到帳，並將這一情況告知了皮埃什。當皮埃什向弗雷蒙德求證時，對方竟以“園丁害羞不好意思提及”為由搪塞。這一謊言讓皮埃什首次對弗雷蒙德產生懷疑。在法國前大使的建議下，他聘請專業法律團隊和諮詢公司對自己的財務狀況進行全面審計，而審計結果令人震驚：他原以為安全存放在銀行帳戶、登記在自己名下的600萬股愛馬仕股票（佔公司資本的5.7%）已“不翼而飛”。按當時市值計算，這些股份價值約150億美元，正是這筆資產支撐著他此前156億美元的身家，使其位列2024年福布斯全球富豪榜第121名。3、曲折的追責：訴訟未果，關鍵人物自殺成謎2023年9月，憤怒的皮埃什在瑞士對弗雷蒙德提起三起訴訟，指控其濫用信任、侵佔資產，要求數十億歐元賠償。但弗雷蒙德始終堅稱自己無辜，聲稱雖管理皮埃什的資產，卻從未掌控過其繼承的愛馬仕股票。隨著調查深入，事件逐漸牽扯出另一奢侈品巨頭LVMH集團。2025年5月，皮埃什向法國法院遞交民事訴訟，指控弗雷蒙德通過偽造檔案，將價值140億歐元的股份分批轉移至LVMH集團，涉及2018年、2020年、2022年三次股權轉讓。這一指控也與LVMH集團2001-2013年秘密增持愛馬仕股份的歷史爭議相關——當時LVMH最終持股比例超23%，被愛馬仕家族視為“惡意收購”，後雙方和解，LVMH承諾不再增持並逐步轉讓股份。面對新的指控，LVMH集團發佈聲明堅決否認“秘密獲取愛馬仕股份”，強調相關轉讓程序合規，且皮埃什的指控已多次被瑞士司法駁回。2025年7月，弗雷蒙德接受法國司法部門為期三天的問詢後，被初步指控偽造檔案、使用偽造檔案及加重型濫用信任等罪名。然而，問詢結束不到兩周，67歲的弗雷蒙德在瑞士阿爾卑斯山區騎自行車時被火車撞死，瑞士警方判定其為自殺。這一結局讓皮埃什的追責之路陷入絕境，不僅無法向弗雷蒙德本人追償，其150億美元財富的具體去向也可能永遠成為謎團。截至目前，皮埃什僅剩下少量現金和無法動用的投資，日常生活需依靠親友接濟。4、關鍵伏筆：不記名股票的風險漏洞梳理整個事件，2000年前後的一項資產處置決策成為重要轉折點。在弗雷蒙德的勸說下，皮埃什將原本登記在法國的愛馬仕股份，以“不記名股票”的形式轉移至瑞士。這種股票形式具有特殊性：紙質憑證歸持有人所有，但股東名冊上無登記，轉讓只需交付股票即可完成，無需辦理過戶手續。這種設定雖在當時被包裝為“稅務最佳化”方案，卻為資產轉移提供了便利——由於缺乏明確的所有權登記，股票的流轉難以追蹤，一旦出現糾紛，權利人難以舉證。這一特殊的資產形式，也成為後續股份“蒸發”且難以追查的核心原因之一。二、事件背後的投資理財經驗教訓尼古拉·皮埃什的財富悲劇，看似是豪門專屬的複雜糾紛，實則暴露了投資理財中普遍存在的風險點，為所有投資者提供了深刻的警示。1、拒絕“絕對信任”：財富管理不應放棄控制權皮埃什的核心失誤在於將財富管理的全部權力拱手讓人，不僅交出支票本和簽字權，甚至長期不關注資產狀況，這種“絕對信任”違背了投資理財的基本準則。無論與財富管理人的關係多麼密切，投資者都應保留核心控制權，避免出現“全權委託”後的監管真空。對於資產變動、重大交易等關鍵事項，必須親自確認並留存書面憑證，絕不能因信任而放棄知情權與決策權。2、警惕特殊資產工具：明確風險再決策不記名股票的選擇為後續資產流失埋下了致命隱患。現實中，部分財富管理人為追求短期利益或規避監管，會向投資者推薦看似“便利”或“節稅”的特殊資產工具，但這些工具往往伴隨著產權不清晰、流轉不透明、追責困難等風險。投資者在選擇資產形式時，不應只關注收益或便利，而應優先評估其安全性與合規性，對不熟悉的資產工具，務必諮詢獨立第三方專業機構的意見，明確潛在風險後再做決策。3、定期資產審計：建立常態化風險監控機制從2000年股份轉移到2022年發現問題，長達22年的時間裡，皮埃什從未對自己的核心資產進行全面審計，導致財富被侵佔的行為長期未被發現。對於投資者而言，無論資產規模大小，都應建立常態化的資產審計機制——定期核查資產狀況、核對交易記錄，尤其是核心資產的所有權歸屬，確保資產與登記資訊一致。對於大額資產，建議每年至少進行一次獨立審計，及時發現異常交易或潛在風險。4、分散管理風險：避免單一主體依賴皮埃什將生活事務與財富管理全部委託給弗雷蒙德一人，形成了嚴重的單一主體依賴。這種模式下，一旦管理人出現道德風險或操作失誤，投資者將面臨全方位的損失。合理的做法是分散管理風險：將財富拆分給不同的管理機構或管理人，明確各主體的職責邊界；同時，將生活事務與財富管理分離，避免因私人關係干擾專業決策。此外，投資者應建立獨立的資訊獲取管道，不依賴單一主體提供的資產資訊。5、正視家族企業股權：兼顧傳承與風險隔離作為家族企業繼承人，皮埃什對愛馬仕股份的處置缺乏長遠規劃，既未參與家族的股權防禦體系（如愛馬仕家族成立的H51控股結構），也未對個人持股進行風險隔離。對於家族企業投資者而言，核心股權不僅是財富載體，更是家族傳承的關鍵。應充分瞭解家族企業的股權結構與治理規則，主動參與或借助家族信託等工具實現股權的穩定傳承；同時，將個人持股與其他資產進行風險隔離，避免因單一資產的變動影響整體財富安全。三、總結尼古拉·皮埃什的財富崩塌，本質上是信任失控、風險漠視與決策失誤共同導致的悲劇。150億美元的損失警示我們：投資理財的核心不僅是追求收益，更是守住風險底線。無論是豪門巨富還是普通投資者，都應摒棄“絕對信任”的誤區，建立清晰的控制權邊界、常態化的風險監控機制與合理的分散管理模式。唯有如此，才能在複雜的市場環境中，守護好自己的財富安全。 (財觀全球)

除非中國的科技和製造業以某種方式失去主導地位，否則“中國屬性”可能會成為新的常態。現在是2026年，中國世紀，或者說是“美國屈辱世紀”，才剛剛開始。在社交媒體上，人們一邊進行著符合刻板印象的中國式活動，比如吃點心或穿著那件爆紅的阿迪達斯中國夾克，一邊聲稱“你在我人生中‘非常中國’的時刻遇見了我”。這個熱搜在最近幾周非常火爆。時代精神很難量化，但在《連線》雜誌這裡，像我們這樣長期活躍在網路上的人在過去一年裡注意到一種與中國有關的明顯的氛圍轉變。美國的許多人，尤其是年輕一代，已經愛上了中國科技、中國品牌、中國城市，並且總體上消費的中國製造產品比以往任何時候都多。哈佛大學研究中國科技的博士生房天語說，這些網路梗是對“美國生活中所有不受歡迎的方面——或者說美國夢的衰落”的一種投射。在美國基礎設施破敗不堪、曾經難以想像的國家暴力形式被常態化的時刻，中國與之相比開始顯得相當不錯。憑藉令人驚嘆的城市天際線和發達的高鐵，中國充當了一種符號，代表著許多美國人對與本國現實完全不同的事物所懷有的那種真誠而迫切的渴望。批評者經常用中國在清潔能源方面的巨額投資來凸顯美國氣候政策的失敗，或者用中國的城市基礎設施發展來嘲諷美國的住房短缺問題。中國與其說被當作一個真實的地方，不如說被當作一種抽象概念，一種暴露美國自身缺點的方式。正如作家明·陳（音）最近在一篇博文中所評論的那樣：“在美利堅帝國走向黃昏之際，我們的東方主義不是居高臨下，而是讓人充滿嚮往。”中國之所以在每個人的腦海中揮之不去，部分原因是它已經變得完全無法迴避。你的手機、筆記型電腦或掃地機器人是中國製造的；拉布布，這個世界上最令人渴望得到的玩具，是中國製造的；為全球南方提供電力的太陽能電池板是中國製造的；去年正式超越特斯拉的全球最暢銷電動汽車是中國製造的；甚至最受關注的開源人工智慧模型也來自中國。幾十年來，中國一直是世界工廠，但直到去年，許多美國人才第一次意識到他們對來自中國的出口產品有多麼依賴。當關稅來襲時，美國人突然意識到他們的美國品牌商品都是從中國採購的。而且多虧了TikTok和敦煌網這樣的中國應用程式，他們現在可以直接與那裡的工廠溝通，而不是瀏覽沃爾瑪或亞馬遜這樣的中間商網站。與此同時，語言障礙不再是什麼難題。最新的大語言模型非常擅長將中文文字和音訊翻譯成英文。雖然像小紅書這樣的中國科技公司在針對外國市場進行本地化方面仍然做得不是很好，但當海外使用者只需按下翻譯按鈕就能輕鬆理解一個中國笑話時，本地化也沒必要做得那麼好。社交媒體上的熱搜層出不窮，我們無法預測這些網路梗會如何演變。但除非中國的科技和製造業以某種方式失去主導地位，否則“中國屬性”可能會成為新的常態。現在是2026年，中國世紀，或者說是“美國屈辱世紀”，才剛剛開始。 (參考消息)

當地時間1月12日，蘋果與Google宣佈達成一項多年期戰略合作協議。根據雙方披露的資訊，Google的Gemini核心模型架構將被用於支援下一代Apple Foundation Models，並成為Siri新一輪升級的底層技術基礎。這意味著，長期堅持自研路線的蘋果，在生成式人工智慧的“核心引擎”層面，首次正式引入來自最大競爭對手之一的基礎模型技術。消息公佈數小時後，特斯拉與xAI創始人埃隆·馬斯克在X平台連續發文，對這一合作表達強烈不滿，稱其將進一步加劇科技行業的“權力集中”。在一份聲明中，蘋果將與Google的這次合作描述為Apple Foundation Models提供了“強大的基礎”。Google方面則表示，“蘋果與Google已進入多年合作階段，下一代蘋果基礎模型將基於Google的Gemini模型和雲技術。這些模型將助力未來Apple Intelligence功能的實現，包括預計今年內推出的、更具個性化的Siri。”雙方的合作細節並未公開。但有消息稱，蘋果預計每年將向Google支付約10億美元的技術許可費用。而在隱私問題上，蘋果試圖提前劃清邊界。公司強調，即便使用Gemini的核心技術，所有請求仍將通過其“私密雲端計算”（Private Cloud Compute）體系處理，同時保持行業領先的隱私標準。在業內看來，這項合作代表著蘋果AI戰略的一次重要轉向，公司不再完全依賴自研基礎模型，而是選擇在外部技術之上建構自己的“蘋果層”，但也加劇了外界對“AI時代入口被少數巨頭瓜分”的擔憂。“考慮到Google已經控制了Android和Chrome，這樣的合作將導致不合理的權力集中。”馬斯克在X上寫道。在他看來，這種跨平台、跨生態的深度繫結，將進一步鞏固少數幾家公司對AI基礎設施、分發管道和算力資源的控制。這一表態並非孤立。馬斯克旗下的xAI過去一年裡已多次公開批評當前的AI產業結構，並曾對蘋果和OpenAI提起訴訟，指控其通過系統級整合排擠潛在競爭者。另一個同樣引人關注的問題是：在蘋果的AI版圖中，OpenAI現在處於什麼位置？此前，ChatGPT已被整合進蘋果系統，用於處理較為複雜的知識型與生成式查詢。與之相比，Gemini此次進入的是蘋果AI架構的“核心層”。蘋果稱目前無意改變與OpenAI的現有合作協議。而在分析師看來，蘋果正在刻意建構一種“多模型供應商”結構，以避免對任何一家公司的過度依賴。 (第一財經)

2025年11月24日，美國總統川普簽署行政命令，正式啟動一項名為“創世紀任務”（The Genesis Mission）的國家級計畫。此項任務旨在整合國家實驗室的超級計算能力與頂尖科學家的智慧，利用人工智慧的力量，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推動科學突破。簡單來說，這是一份不加掩飾的戰書——美國要傾國之力，打造一個能自主推動科學發現的人工智慧。事實上，美國舉國搞科研從來不是新鮮事。八十多年前，范內瓦·布什以寥寥數筆提案打動了羅斯福，由此誕生了匯聚全球科學精英的“曼哈頓計畫”。那場以國家意志集中推動的科技工程，不僅造出了原子彈，也塑造了此後近一個世紀的美國科研體系——從國家實驗室的體系化管理，到大學科研的長期投入，再到戰後整個美國主導的技術秩序。而今天，當人工智慧被視為決定未來百年國運的“戰略奇點”，美國再次走到了類似的轉折點。“創世紀任務”的問世，宣告美國正式進入新的“AI曼哈頓計畫”時代。更耐人尋味的是，推動這一時代轉向的，卻並非傳統意義上的華盛頓建制派，而是一批來自矽谷、具有強烈意識形態傾向的“科技右翼”——以PayPal黑幫、馬斯克等人構成的龐大網路。從曼哈頓計畫到創世紀任務，從科學將軍布什到矽谷加速主義者，這條歷史脈絡在悄然閉合。一場新的“大科學時代”正在到來。它將塑造怎樣的未來？從二戰伊始：美國“舉國科研”體制早有淵源1939年，歐洲戰火初燃，納粹德國的科技實力令世界側目。8月2日，物理學家愛因斯坦與匈牙利科學家西拉德聯名致信美國總統羅斯福，警告納粹可能正在研發一種“極具威力的新型炸彈”。這封信點燃了美國的警覺，也埋下了計畫製造原子彈的種子。1940年夏天，納粹德國在歐洲捷報頻傳之際，麻省理工學院出身的工程師、當時核研究的負責人之一、被後世稱為“科學將軍”的范內瓦·布什（Vannevar Bush），拿著一張半頁紙的提案，走進了美國總統羅斯福的橢圓形辦公室。他主張，只有軍隊以最高優先權，才能在戰爭結束前生產出核原料來。此時羅斯福在白宮辦公室裡，早已研究了愛因斯坦的信，正一直舉棋不定。接到布什的建議後，僅過了15分鐘，羅斯福便同意按照他的建議成立國家防務研究委員會（後升級為科學研究與發展辦公室，OSRD），由政府提供巨額資金，招募一群最優秀的科學家工作。《奧本海默》劇照這意味著，美國聯邦政府一改往日的放任自由的策略，開始深度介入科學研究。1941年12月7日，珍珠港事件爆發，美國正式參戰。戰爭的緊迫感迫使美國政府加快步伐，正式批准了原子彈研製計畫。1942年6月，美國陸軍工程兵團成立了一個代號為“曼哈頓工程區”的特別項目組，由萊斯利·格羅夫斯將軍執掌，科學家羅伯特·奧本海默負責技術主導。從此，這項計畫正式命名為“曼哈頓計畫”。曼哈頓計畫規模大得驚人，且匯聚了當時西方世界（除納粹德國外）最頂尖的科學家。在“曼哈頓”工程管理區內，科學家人數之多簡直難以想像，在某些部門，帶博士頭銜的人甚至比一般工作人員還要多，而且其中不乏諾貝爾獎得主。奧本海默、費米、玻爾、費曼、泰勒……這些名字如今如雷貫耳，當年卻在洛斯阿拉莫斯的沙漠中隱姓埋名。為了保密，他們與家人隔絕，通訊受審，甚至不能提及自己所在的位置。他們的任務只有一個：在最短時間內，突破核裂變的極限，造出人類歷史上最強大的武器。曼哈頓工程在頂峰時期曾經起用了53.9萬人，總耗資高達25億美元。這是在此之前任何一次武器實驗所無法比擬的。羅斯福總統賦予這一計畫以“高於一切行動的特別優先權”。范內瓦·布什作為這一體系的架構師，領導的科學研究與發展辦公室（OSRD）在戰爭期間有效統籌了全國甚至整個西方世界頂尖科研力量；“跨領域、跨機構、跨部門協作”這一套今天我們習以為常的科研模式，正是在曼哈頓計畫中首次被驗證。曼哈頓計畫的“軍研一體”模式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功，不僅幫助美國贏得了二戰的勝利，也給戰後的美國帶來了無窮無盡的紅利。4年後的冬天，戰爭壓力退去，盟軍勝利在望。在和平年代，舉國科研體制是否還需要保留？羅斯福再次向布什徵詢建議。布什用一份報告做出回答，即被視為美國科學政策開山之作《科學：無盡的前沿》，倡導政府繼續支援科研，特別是基礎研究。在政府資金、科研自由和長周期投入機制的加持下，一批大學與研究中心快速崛起。麻省理工學院、史丹佛大學、加州大學體系等高校，借助政策與經費的東風，逐步成為全球知識創新的樞紐。二戰前的科學中心仍在歐洲，但戰後科研重心逐漸向美國轉移，直到最終形成以美國為主導的全球科研秩序。如果說二戰徹底改寫了全球地緣格局，那麼“曼哈頓計畫”以及提出並執行這一計畫的范內瓦·布什，則奠定了美國自二戰以來近一個世紀的科技路徑。許多科技史學者認為，美國戰後至今的科技優勢，真正的源頭不是20世紀中葉以後的軍備競賽，也不是矽谷傳奇的創業文化，而是曼哈頓計畫所奠定的那套“科學研究聽命於政府、服務於戰爭”的體系性邏輯。它不僅讓美國在核時代佔領先機，也讓它在後續的冷戰時期、資訊時代、生物技術時代持續領先。 (正和島)

美國在1870年到1970年創造了世紀奇蹟，這個百年可稱為“特殊世紀”，這期間有多項重大發明集中出現，而且一種發明出現後，還會有若乾髮明緊隨其後封圖：《美國增長的起落》書封羅伯特·戈登（Robert Gordon）的巨著《美國增長的起落》全方位、多角度、立體化展示了在1870年至1970年這個“特殊世紀”中美國個人生活質量的跨越式進步，戈登還在書中剖析了1970年至今美國經濟興衰起落的主要原因，是一扇瞭解美國和世界經濟增長及走勢的窗戶。011870年代的美國生活根據戈登的考察，1870年的美國有80%以上的勞動力在從事危險、沉悶和令人不快樂的工作。農民跟在馬或者騾子後面用犁耕地，男性一直工作到累垮為止，與任何一個國家的農民無異。生活在農場的小家庭在黎明時起床，父親和男孩早餐前到戶外餵動物、擠牛奶、撿雞蛋，青少年每天或每周清掃馬廄、豬圈和雞舍的動物糞便，除草是農場裡一項艱巨的任務。在城市，每個青少年男孩都為補貼家用而被迫參與勞動。1870年，美國的飲食非常單調，醃製和燻製的豬肉、玉米粉、麵粉，這些就是人們的主要食物，早餐主要是豬肉麵粉粥、豬肉玉米粥。在當時的美國，大家庭也都是擠在狹小的居住空間裡，家庭主婦每天都在從事枯燥的家務勞動。根據一項1886年的測算，一個典型的北卡羅來納州的家庭主婦需要每天取水8到10次，一年下來大概要提著水走過148英里，取水超過36噸。一次大掃除需要主婦整整一天的時間，這種生活讓人很不滿，以至於有人說：“結婚等於給一個女人判了在家做苦力的終身監禁。這是世界上最單調乏味的工作，女人無法避免。”當年，大部分美國人在家裡出生，年幼的孩子穿著家裡傳下來的或者來自親戚朋友的舊衣服。洗衣服是一項繁重的任務，成年人勞動穿的衣服最多每周洗一次，外套一般幾個月才洗一次。不論是在農場生活，還是市區工薪階層的家庭都是在廚房的大浴盆裡洗澡，因為準備熱水非常麻煩，因此不能每天或每周洗澡，一個月才洗一次澡的人不在少數。到1940年，美國向現代文明轉型的大部分變革已經完成了，多個方面都有長足的進步，從一個幾乎完全的農業國家變成了一個城市化率56%的國家。電力在城市已經普及，擁有洗衣機和電冰箱的家庭達到了40%，電話、自來水、帶有現代衛浴裝置的私人衛生間和采暖系統變得非常普遍。那麼，美國是如何實現這種“奇蹟”的呢？02奇蹟、創新與增長技術創新是經濟增長的動力源泉，持續的經濟增長需要持續的“創新流”，因為創新從出現到產生廣泛影響需要一段時間，可以稱為“技術創新時滯效應”。從實際情況看，每項重大發明之後發生的改變都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在多年逐步完成的。美國在1870年到1970年創造了世紀奇蹟，這個百年可稱為“特殊世紀”，這期間有多項重大發明集中出現，而且一種發明出現後，還會有若乾髮明緊隨其後。經濟史學家布萊德福德·德龍在《蹣跚前行：1870-2010年全球經濟史》中說：“工業研究實驗室、現代公司與全球化掀起了發現、發明、創新、應用和世界經濟一體化的浪潮，極大地提高了我們的全球有用經濟知識指數。”技術進步主要應歸因於創新企業能夠在應用新技術中賺錢。技術不能僅在實驗室證明有效性，還要在市場中檢驗其可行性，只有大規模應用才有市場價值，才對企業創新形成正向激勵。在“特殊世紀”中，1920年至1970年間創新和發明增速最快，主要是電和內燃機等重大的“一般用途的發明”得到廣泛運用，全要素生產率水平大幅度提高。這主要得益於19世紀後期第二次工業革命的偉大發明得到了廣泛應用。這些發明可以激發很多其他延續性專用發明，例如電可以用在電冰箱、微波爐等電器上，內燃機激發了汽車、卡車和高速公路的發展等。如同許多天才會集中出現一樣，技術創新也會集中出現。從塑料發明史來看，5項發明產生在1839年至1894年之間，4項產生在1894年至1927年，7項產生在1933年至1939年這一短暫時期。在1870年至1970年的一百年間，還有許多一次性的發明，其中有些發明觸到了自然界限。大部分家用電器在1940年前都已被發明了，1940年後除了空調沒有產生重要影響的發明。發電是一項重要的發明，電力不需要人搬運。有了電，人們不再生活在黑暗中，而且自然的晝夜循環也不再約束人的活動。家庭的電氣化，尤其是照明裝置電氣化和家電的普及，從根本上改變了美國人的日常生活，尤其是夜間生活。1970年代之後，發明創新的速度慢了下來，並不是因為發明者失去了靈感，而是現代生活水平的諸多基本要素已經一應俱全，衣食住行各個方面都如此。那麼，在這些顯著變化之外，還存在什麼我們尚未觀察到的現象呢？03奇蹟背後我們往往將城市化視為工業化、市場化的伴生現象，但是很少談論城市化背後的複雜社會。如果認可複雜工業社會的根本基礎是產業關係，產業關係的基礎是物質和資訊，那麼就可以將複雜的工業社會供應鏈抽象為能量流、產品流和資本流，把由它們構成的運行關係稱為“三流循環”。可以說城市化就是資源的集中化過程，是能量的“集中營”。1870年之前，美國鄉村的家庭與外界往往相互分離，到1940年才通過“網路”相互連接，通電、通氣、通電話、通自來水、通下水道。1880年還沒有一個家庭通電，到1940年幾乎家家通電。這種“網路化”不僅帶來便利和效率，還意味著供給的平等，不管是窮人還是富人，都連接著相同的電力、自來水、燃氣、電話，人類的生活水平提到了史無前例的高度。這些年來的巨變之一是能量流的集中化。工業革命之前，人需要從燃燒木材中獲取能量，這種方法獲取的能量效率很低，已有的樹林森林資源難以充分滿足人的需求，所以人們往往採取分散佈局的居住模式。工業革命後，人們使用了煤炭、電力，人口得以集中，真正的現代化城市才有可能出現。1870年至1940年出現的城際鐵路、有軌電車、汽車改變了城市的規模、空間和結構。2023年，全球80多億人口中有56.2%的人居住在佔全球陸地面積1%的城市。當然，這其中還有通訊等多項變革。041970年代之後的美國增長從來不是勻速運動，而是充滿了停滯、曲折與波動。美國在經歷了“特殊世紀”後，經濟增長出現了放緩現象，儘管在1994年至2004年的十年間又短暫的輝煌了一把，但與“特殊世紀”相比，1970年以後的技術進步領域變得狹窄了，主要集中在娛樂、通訊、資訊收集和處理方面，帶來的進步不像之前那樣，在各行各業和生活的方方面面競相迸發。從另一個角度看，1930年代的大蕭條和隨後的“二戰”是美國繁榮的重要動力，因為大蕭條催生了新政，推動了工會的發展，使得工人的工資急劇增長，戰爭創造了家庭儲蓄，人們有錢購買耐用消費品。在人類歷史上，幾乎沒有任何發明對人類的影響能與內燃機相提並論。從1910年到1930年，汽車僅僅用了20年就進入了大部分美國家庭，這20年間內燃機的發明與應用促使美國城鎮的街道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從充滿車轍印、坑坑窪窪、堆滿動物糞便的泥地，變成像今天一樣行駛機動車的平整道路。現代便利設施帶給美國家庭的變化，加上內燃機帶來的交通運輸變革，從根本上提高了生活水平，加速了農村社會轉向城市社會的處理程序。而1970年後的新技術對於美國人生活的大部分領域都沒有產生革命性影響，生活的多個方面，包括食品、服裝、住房、汽車和航空運輸、醫療衛生、工作環境以及教育都發展緩慢，以資訊技術為代表的第三次工業革命未能扭轉產出增速下降趨勢。二戰後，美國在食品、服裝、住宅設施、家用電器、航空出行的發展近乎龜速。1940年到2014年，在美國人生活水平的所有組成部分中，娛樂和通訊質量的提高最快，影響最為深遠，娛樂節目大大豐富、及時，通訊實現了移動化，智慧型手機的附屬功能已經取代了其常規功能。電腦革命至少給80%的人帶來了新的便利、聯通與合作。電子商務的出現和發展帶來了新商業模式，商品豐富程度前所未有，亞馬遜可售商品達到2.32億種，任何一家實體的商場都無法擺放這麼多種商品。但業有領域沒有受到資訊技術革命的直接影響，比如美容美發。0521世紀的問題戈登認為，21世紀初美國社會衰敗的現象比比皆是，他不看好美國未來25年的經濟增長。認為美國經濟增長的阻力包括不平等、教育、人口和債務償還，所有這些都是難題。造成美國增長和創新緩慢的主要原因是日益嚴重的不平等，即1970年後最高收入階層享有美國經濟增長成果的份額不斷擴大，收入分配底端99%的人群實際可支配收入增長率接近於零，這說明涓滴效應未能實現。美國成功打開了發展之門，擺脫長期受困於貧窮的狀態，但是卻未能延續早期順利啟動的財富快速上升趨勢。教育問題成為美國的一個重要的社會問題。首先是大學實際費用的提高，扣除通膨因素，美國本科的教育費用自20世紀50年代以來上漲了10倍。其次是四年制大學畢業生就業機會減少，近些年有多達40%的大學畢業生找不到需要大學教育程度的工作。很多背負貸款的大學生畢業後只能幹一些體力活，也有很多學生被迫回家和父母一起生活，延遲建立家庭、結婚和要小孩的正常時間。戈登沒有過多的考慮人口規模如何影響美國未來經濟增長，這裡稍作補充。現代工業發展趨勢是分工越來越細，產品越來越複雜，基本配件越來越多，具備全產業鏈生產能力所需的最小人口規模在持續增長。有一種說法是“一個獨立工業體系所需的人口大約是基本配件數量的10倍，最少也不能少於5倍。”當前歐美日的工業體系包括的零部件種類超過2億種。如此來看，實現全產業鏈生產能力需要10億以上人口，世界上滿足這一條件的只有印度和中國，美國自身沒有能力實現這一點。06資料與全貌作為統計資料來源的經濟指標從來不完美，資料反映現實的能力不能讓人完全信服。如果用一句話來概括，統計學家漢斯·羅斯林的話或許最為貼切：“數字永遠無法將地球上的生活百態全部展現出來。”GDP就是這樣的一項重要指標，美國100多年來的經濟增長中，GDP遺漏增長成果的現象始終存在，但1970年之後有很多改善。人均GDP大大低估了美國人在“特殊世紀”中生活水平的提高。一方面是因為GDP遺漏了生活質量的多個方面，比如空調帶來的涼爽舒適、非市場活動帶來的快樂或苦惱、污染等難以測算的負外部性。重大發明和之後的延續性發明對於提升生活質量的貢獻，遠遠超過了它們為市場創造GDP的貢獻，因為這些發明帶來了無法衡量的消費者剩餘。偉大發明帶來的好處很多，比如汽車、電車的出現消除了馬車時代那些堆滿街道的馬糞，自來水進入家庭消除了家庭主婦提水的苦力活，電力帶來的光明和減少污染，都被排除在GDP之外。有軌馬車在1880年代達到頂峰，全美有超過10萬匹馬在3000英里的軌道上拉載18000輛馬車。馬在城市街道上排泄成千上萬噸糞便和成千上萬加侖尿液，馬還會傳播疾病等，這些無法在GDP中體現。1870年至1940年間美國城市化率快速提高，城市住宅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住宅革命的核心是在新房建設、舊房改造時配備現代便利設施，這對生活的影響，尤其是對美國女性的解放，是這個時期生活水平提高的核心部分，但人均GDP資料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它。諾獎得主諾德豪斯的一個重要結論是包括健康在內的人均實際GDP增長率在20世紀上半葉高於下半葉0.7%，但是美國官方的測算結果是上半葉慢0.1%。實際GDP沒有核算食品多樣性增加帶來的價值，也沒有核算潔淨自來水帶來的消費者剩餘等等。另一方面是用於將當前貨幣支出轉換為經通膨調整的不變價美元的價格指數會高估價格增長，使得GDP增速被低估。1990年，細絲電燈泡每流明的成本大約是1920年的八分之一，但是價格指數沒有包括這種價格下降，這一點在近些年電子產品價格降低、功能提高的變化中體現得更為顯著。還有一點是官方價格指數往往在新產品上市多年後才將其納入，比如空調在1954年首次出售，直到1967年才被納入價格指數。價格指數無法反映商品的質量差異，也就是存在“質量偏誤”。質量變化在電燈發展過程中很明顯，燈泡不僅變得越來越亮，而且不再閃爍，也沒有氣味、不需要清洗玻璃燈罩、不再有火災危險等，但是價格指數不能反映這些變化，汽車也如此。我們需要時時刻刻、多角度觀察社會生活和經濟變化，觀察生活成了生活中很重要的事。 (經濟觀察報觀察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