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蘭犀銳評】隨著川普政府在2025年《美國國家安全戰略》中傳遞出“退回西半球”的清晰意圖，並拋出“C5”（美中俄印日）、“G2”（美中）等論調，一些分析認為美國將要全面戰略收縮並承認中美共治，從而樂觀地將其視為世界走向和平的訊號。且不說這種分析是否言過其實，我們首先還是要看清其戰略核心。就核心而言，川普政府將解決國內問題放在首位，並強調重振以白人基督教傳統為核心的美國文化。如果說川普政府的第一任期旨在回應“美國怎麼辦”，那麼第二任期則升維至一個更加根本性的問題——“我們（美國人）是誰？”在這個問題上，明眼人都看到了川普政府背後的“亨廷頓迴響”。亨廷頓以“文明衝突論”聞名於世，人們往往從全球視角看待其理論。然而本文卻點出其理論的美國內部根源，進而揭示亨廷頓既擔憂西方內部主體性喪失、又焦慮西方霸權優勢地位不保的雙重思維聯動性：一方面，美國及西方內部的認同危機，促使其借“文明衝突論”製造“敵我對立敘事”，試圖通過樹立外敵來重塑內部團結；另一方面，美國及西方陣營的實力衰退，迫使其基於“文明理由”收縮範圍、保存實力，並挑動非西方國家相互衝突以實現分而治之。這兩方面的計算，隱隱地影響了美國的戰略調整——以“美國優先”為核心、以“保守西方”為底盤，在對內修復、自我重振、守住勢力範圍的同時，在全球實施選擇性收縮、相機性霸權、策略性挑動的三重行動佈局，既欲“鷸蚌相爭漁翁得利”，又可集中力量瞄準東方。就此而言，前述樂觀的看法可能誤解了川普宣稱“中美共治”的真正目的，更誤判了美國當前的政策取向。對此，有必要保持足夠的冷靜和清醒。本文原載《讀書》2025年12期新刊，僅代表作者觀點，蘭犀君特此編髮，供讀者參考。亨廷頓的幽靈，還是“西方”的重建？01歐美世界正在經歷一場歷史性的重組。和歷史上的情境相似，新一輪的重組，既有合，也有分。合表現在，人們心照不宣地喚醒“西方與非西方”的二元思維，不斷刺激群體意識，試圖實現某種整合；分表現在，重組是在一種高度分裂、撕扯乃至瀕臨瓦解的狀態中展開的。如此悖反的場景，不免讓人疑惑：這到底是意味著“西方”的重建，還是意味著西方的“終結”？其中最戲劇性的一幕，莫過於美國副總統萬斯在2025年西方情人節這一天，公開批評親密盟友：“我最擔心的歐洲的威脅，不是俄國，不是中國，也不是任何其他外部勢力。我擔心的是內部威脅。歐洲正背離一些最基礎的、本與美國共享的價值觀。”面對出乎意料的當頭棒喝，歐洲主流界不出所料地集體驚詫、義憤填膺卻又無可奈何。畢竟，隨著川普第二次入主白宮，保守力量的全面反攻漸成烽火連天之勢，西方內部的“主義之爭”及背後的“生意之爭”已在所難免。在所難免則必有前因。2024年秋天，我隨學術交流團隊訪問西歐與東歐，就近觀察俄烏戰爭後、美國大選前的歐洲社會，一連串疑問就曾湧入腦海：一個看似“統一”的歐洲何以如此散裝？一個高談“正確”的歐洲何以自相矛盾？一個自詡“天堂”的歐洲何以陷入停滯？連一個旁觀者都感覺不妙，歐洲的明白人想必也心裡有數——只是真正的明白人可能不佔主流。在我當時所見的、有過交流的歐洲人中，多數精英都預感美國政壇即將倒藍翻紅，歐洲的嚴峻形勢將更加嚴峻，因而開始焦慮地討論接下來該怎麼辦。精英們的短期預見能力倒也不差，但其基於某些“既定正確”而形成的認知框架，往往有種自我設限的味道。除了極少數垂垂老矣的清醒者外，許多人自信歐洲走在正確道路上，往往把當下局面的癥結歸咎於外部，而很少從歐洲內部、從他們自己身上找原因——這與一些街頭百姓毫不掩飾對己國政府的失望、對主流精英的鄙夷以及對社會變質的憂慮形成鮮明對比。或許也是因為這樣，萬斯的話才讓他們猝不及防。然而，萬斯之言並無新意。他不過是重述了過去幾十年美國保守派的一貫表達，而且話裡話外都帶著隱隱的歷史回音。聽懂的人大概都會想起一個故人，那就是美國知名保守派學者塞繆爾·亨廷頓，也會想起他那引發巨大爭議的“文明衝突論”。儘管如今距離亨廷頓發表《文明的衝突？》、後又出版《文明的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新華出版社二○一〇年修訂版，下引此書，只注頁碼）已過去三十多年，但爭論並未停歇。面對後亨廷頓時代四處起火的世界，一些人暗嘆亨廷頓未卜先知，一些人批判這是自我實現的讖言。而亨廷頓的精神繼承人們——美國民族主義保守派則念茲在茲，終於等到重新掌權、改天換地的這一天，於是便有了萬斯的憂心與亨廷頓的幽靈的遙相呼應。如此看來，要理解當前西方內部同時存在的裂解與整合，評估西方自我修復的可能與不可能，還是有必要重讀亨廷頓。美國右翼政治背後的“亨廷頓迴響”02過去三十多年圍繞亨廷頓及其“文明衝突論”的討論，多聚焦於國際政治層面。多數批評者都把矛頭對準全球維度的“文明衝突論”，而非美國和西方維度的“文明衝突論”，進而不可避免地產生一些解讀，例如認為“文明衝突論”是一種主張文明衝突乃至戰爭的理論——繼亨廷頓之後西方出現的各類“衝突論”變種，也確實受到這一理論的深刻影響。然而，重讀亨廷頓的文字，可以發現其中雖有對國際衝突現實及趨勢的事實性評估，卻並非草率地主張文明衝突。就其理論全貌而言，亨廷頓精心建立“文明衝突論”框架，首要目的顯然不是簡單鼓吹文明衝突乃至戰爭。也是注意到了世人的誤解，他特意強調：“文明的衝突是對世界和平的最大威脅，而建立在多文明基礎上的國際秩序是防止世界大戰的最可靠保障。”（第291頁）從美國和西方的維度看“文明衝突論”，或許更容易讀懂亨廷頓的心思。作為美國新保守主義的代表人物，亨廷頓最初的問題意識不來自國際，而來自美國國內。他的出發點不是對所謂文明衝突的憂懼，而首先是對美國本土危機的擔憂，以及由此延伸的對整個西方內部分裂的焦慮。今天，當左翼推動的“黑人的命也是命運動”“彩虹運動”“DEI運動”等席捲歐美並與右翼形成尖銳對峙，以至於引發川普政府第二任期排山倒海般的反擊浪潮時，人們不必驚奇，因為這場“文化戰爭”早在1960年代就打響了，到了“文明衝突論”誕生的20世紀末期，已經勢如水火。少年和青年亨廷頓曾親歷美國工業化和經濟發展最迅速、大量外來移民歸化美國“大熔爐”的時代，中年亨廷頓則目睹美國民權運動風起雲湧和多元主義瀰散的時代，而接近古稀之年的亨廷頓眼睜睜看著美國“大熔爐”失敗，更傷感於白人主流文化被文化多元主義解構、稀釋甚至壓抑的無奈。面對一個社會文化衝突加劇的美國，一個少數群體平權成為“政治正確”而談之色變的美國，一個在保守派看來“禮崩樂壞”的美國，亨廷頓的愁緒可想而知。儘管起初他只談全球文明衝突而迴避內部敏感話題，但在後來回應外界批評時，他承認“文明範式對美國也有意義”。在亨廷頓心裡，源於歐洲的盎格魯-新教文化及其政治社會價值觀，是美國合眾為一的立國之本。然而，隨著生育率高且自帶宗教文化認同的非西方國家移民大量湧入低生育率的歐美各國，西方尤其美國自然形成了種族多元化與認同多元化的雙重結構。亨廷頓強烈感覺到，美國的國本被少數群體“要求政府賦予其特權”的平權運動衝擊，一些歐美精英還“以多元文化主義的名義攻擊美國對西方文明的認同，否認存在一個共同的美國文化，提倡種族、民族和亞民族的文化認同與分類”（第281頁）。這就必然“激起美國內部的文明衝突”，導致“美國的分裂”。更讓他不安的是，如果將來50%的美國人都變成拉美裔或非白人，而這些人又難以融入盎格魯-新教文化，那時的美國就可能去西方化甚至去美國化，最終像另一個超級大國那樣落入“歷史垃圾堆”。（If Not Civilizations, What? Paradigms of the Post-Cold War World, Foreign Affairs, Vol. 72, No. 5, 1993）正是出於這種恐懼，亨廷頓後來在另一本書《我們是誰？美國國家特性面臨的挑戰》中，直言美國面臨身份認同危機，並批判基於多元種族和多元文化的身份政治解構了美國特性，從內部瓦解了美國乃至西方文明。在這一點上，無論川普、萬斯還是其他極右翼政客，都與亨廷頓共享同樣的危機意識。他們組成所謂“民族主義保守派”，挑動和利用白人群體危機感，強調“血統美國人”（Heritage Americans）的純粹性，把自己打造成美利堅民族“救世主”。他們宣揚美國民族主義，強調美國不只是理念（notion），而是有著共同歷史和未來的民族（nation），這裡的民族，主體就是歐裔白人。不獨美國，歐洲尤其西歐的多元化浪潮也齊頭並進，在文化、性別、移民、環保等領域甚至走得更遠，更加偏離保守價值觀，其內部同樣處於文化衝突和利益矛盾的撕扯之中。就整個西方陣營而言，冷戰後，沒了蘇聯這個“最大對手”，原本高度捆綁的歐美同盟開始鬆動，不僅在重大國際問題上時有分歧，在文化價值層面也出現分殊。如此一來，整個西方世界普遍陷入自己反對自己的“文化戰爭”危機。於是，亨廷頓提出了“文明衝突論”的元問題——“我們是誰”，並強調“我們只有在瞭解我們不是誰、並常常只有在瞭解我們反對誰時，才瞭解我們是誰”（第5頁）。亨廷頓提出這個問題時，就預設瞭解決西方內部認同危機的方法論，那就是“區分敵我”的政治邏輯。他表面上說的是文化認同和文明衝突，對應的其實是政治認同和敵我衝突。這種從基督教一神教體系中衍生而出的二元邏輯，最有利於西方進行政治動員和力量整合。而融民族、宗教、歷史、文化於一體的“文明”概念，要比其他概念更容易模糊西方內部矛盾、聚攏整體認同。由此可以理解，為什麼亨廷頓要著重指出西方與非西方的“文明衝突”，突出危機感，進而呼籲美國重振盎格魯-新教文化認同，強調西方國家共享基督教文明價值觀。更可以理解，為什麼他要論證西方文化的獨特性，否定所謂“普世價值”的普世性。在他看來，許多西方精英像福山那樣信以為真地鼓吹“歷史終結”，一廂情願地把西方價值推廣成全球“普世價值”，不僅不利於西方自己維護內部認同，而且必然引起其他文明牴觸，使西方陷入“他們”反對“我們”的“文明衝突”危機。（第277-288頁）正是認識到普世價值不受歡迎而且“對世界是危險的”，他建議西方停止輸出“普世價值”，甚至毫不避諱地警告美歐：“最為重要的是，認識到西方對其他文明事務的干預，可能是造成多文明世界的不穩定和潛在全球衝突的唯一最危險因素。”（第288頁）從這個角度看，“文明衝突論”與其說是咄咄逼人的叫戰書，不如說是用意精深的勸諫書。亨廷頓的用意，就是集中精力辦好西方自己的事。這意味著西方必須克制普世主義的虛妄與對外干涉主義的傲慢，實施戰略收縮。但如果只是為瞭解決內部認同危機，似乎還達不到讓西方主動退卻的程度。畢竟在實力層面，當時的西方陣營剛剛贏得冷戰，而美國更是處於“巔峰時刻”，似乎再無對手。既然如此，為什麼亨廷頓反其道而行之，勸美歐往後退呢？03問題就出在實力上。作為一位冷峻的現實主義者，亨廷頓當然不是因為愛好世界和平而規勸歐美克制。他深知國際較量始終圍繞權力和利益展開。如果不是清醒意識到歐美世界已經歷史性地進入衰落軌道，很難說亨廷頓不會另有激進主張。而對西方衰落進行診斷並提出重振西方的方案，正是“文明衝突論”的另一條主線。文化背後是權力，權力背後是實力。亨廷頓明言：“文化在世界上的分佈反映權力的分佈。一個文明權力的擴張通常伴隨著其文化的繁榮，而且這一文明幾乎總是運用它的這種權力向其他社會推行其價值觀、實踐和體制。一個普世文明需要普世的權力。”（第72頁）這裡的“文明”，其實是“帝國”的代名詞。他舉了羅馬、19世紀歐洲和20世紀美國的例子，正好對應羅馬帝國、歐洲殖民帝國和美國主導的世界帝國。這三者代表著西方文明與權力的“輝煌”，也反映了西方從區域性帝國擴張為全球性帝國的歷史過程。這個過程在近代加速，經過400多年上升期後，到1920年代左右達到頂峰——彼時西方殖民列強掀起了瓜分世界的狂潮。不過，自那以後，西方的實力和權勢就在走下坡路了。一系列熱戰冷戰之後，西方對世界的控制力大大下降，遠不如從前。亨廷頓就此判斷：“西方主宰天下的時代正在終結。與此同時，西方的衰落和其他權力中心的興起正在促進全球本土化和非西方文明的復興處理程序。”（第71頁）而一旦失去絕對優勢，西方霸權背後的帝國秩序便難以維持，如果繼續霸道妄為，隨之而來的將是非西方國家的反抗。以美國建構的世界帝國體係為例，冷戰後的美國精英沉醉於勝利之中，非但沒有收斂，反而濫用其帝國中心地位，頻頻對外發動戰爭、強推“普世文明”，還把全球化建立起來的世界經貿體系、創新體系、法律體系等公器私用化，肆意打壓新興國家，試圖固化西方對廣大後發國家的利益收割機制。這必然激起帝國疆域內的各種反抗。在美國越來越無力“平叛”卻又不肯放棄霸權的局面下，國際衝突必然加劇，最終也會反噬其身，加快美國以及整個西方的實力消耗。對此，亨廷頓的建議是以文明認同為道、以利益交換為術，實現西方勢力範圍內的實力重建。“西方若想儘量減少損失，就必須在與其他社會打交道時，巧妙地將其經濟資源作為胡蘿蔔和大棒來應用，以促進西方內部團結並協調其政策，既使得其他社會很難挑起一個西方國家反對另一個西方國家，又能夠充分利用非西方國家之間的不同。西方推行這種戰略的能力，一方面取決於它與挑戰者文明發生衝突的性質和強度，另一方面取決於它獲得搖擺文明的認同程度以及與搖擺文明建立共同利益的程度。”（第183頁）換言之，即一邊重建統一的基督教文明認同，彌合美國內部以及美歐之間的價值分裂和利益分化，強化以美歐為核心的同盟團結，避免因內部衝突而“自毀長城”；一邊管控與非西方國家的衝突，避免捲入戰爭消耗自身，同時以利為餌拉攏搖擺國家，利用非西方國家之間的矛盾，防止其聯合起來反對西方。這種內部整合與外部收縮的重建方案，不再執迷於全球性的普世帝國，而是重返區域性的西方帝國，目的就在於幫助美國及整個西方維護一種克制卻有力的霸權地位。從這個角度看近十年的美國，拜登政府和川普兩任政府雖然政綱不同，但都有政策內傾和戰略收縮的雙重特點。代表自由派的拜登政府在姿態上依然延續全球主義路線、熱衷意識形態輸出，但其推行“中產階級外交”、撤軍阿富汗、加強美歐同盟、挑動大國競爭、刺激區域衝突等做法，都反映了既想避免美國國力透支，又想整合西方一致對外的意圖，暗合亨廷頓的思路。川普政府則更體現亨廷頓原旨，一面與歐洲右翼形成大西洋保守主義乃至基督教民族主義陣線，聯手對付左翼激進化浪潮，並利用種族、宗教等標籤在全球開展敵我政治動員；另一面試圖在地緣上重新整合西方，即退守西半球勢力範圍，對加拿大、墨西哥、丹麥格陵蘭島、巴拿馬運河等提出不同程度的領土或控制權訴求，並以軍逼利誘穩固其拉美“後院”。這種“領土帝國主義”冒天下之大不韙，實為亨廷頓“大西洋聯盟”設想的擴大版，比文化價值觀整合來的更加粗暴。川普政府也確實把經濟“作為胡蘿蔔和大棒”來用，只是用得並不“巧妙”。它把派系私利裹進美國國家利益的外衣，將“美國優先”推演到“寧我負天下人不可天下人負我”的程度，決意拋棄全球體系而打造以美國利益為中心的小圈子，對世界各國實施關稅戰等戰略訛詐，即便對盟友也毫不客氣，這顯然超出亨廷頓的分寸感。這些激進做法，實際上把美國重建置於西方重建乃至世界秩序的重建之上，以後兩者的失序為代價，來成全前者。這自然會拉大美歐裂痕，也打亂了亨廷頓期待的西方對非西方國家實施“鷸蚌相爭、漁翁得利”的基本佈局。還要注意的是，無論哪派當政，所謂戰略收縮都非全退而是半退，這種“選擇性收縮”的對應著“相機性霸權”，即“霸權餘威管用的事情任性辦，霸權成本過高的事情看著辦”，一旦實力重振，必行全球霸權。而且從內部看，左右兩派無不為了黨派利益而鼓動“文化戰爭”，結果是加劇美國乃至西方的撕裂。如果亨廷頓在天之靈看到這些人各懷鬼胎，把一盤大棋下成這樣，不知道作何感想？不過，新一輪西方重組才剛剛開始。到底是保守派假借亨廷頓的幽靈，打亂格局重新分利，還是遵照亨廷頓的本義推動“西方”重建，尚需時間檢驗。眼下保守右翼對左翼思潮的清算反撲雖然破壞西方團結，但只要其“西方與非西方”的敵我話語綿延不絕，這種重組就將持續，即便整合失敗，也會不斷催生新的衝突。對於我們來說，尤其要注意其為了自我重建而向外轉嫁禍亂風險。因為“文明衝突論”不僅巧妙迴避了西方內部更為本質的階級矛盾，更在無形中遮蔽了世界帝國體系內更為根本的不平等問題。這不僅會誤導認知，更容易助長兩種西方慣用的手法：一是面對內患，不從自身找原因，而以樹立外敵來實現內部團結；二是迴避國際不平等的根源，借“文明衝突”的名義，人為製造各種“敵我衝突”新陷阱，嫁禍他國或“策略性挑動”他國之間衝突。在此基礎上，其未來戰略縱有萬化千變，不變的將是瞄準東方。對此，僅僅保持警惕或被動應對，恐怕不夠。與過去幾百年的世界秩序建構不同，這一次的世界秩序重構，時勢已然巨變，歷史主動權正在轉移。就看我們能不能把握主動、順勢而為，不負人類歷史的天命。 (蘭犀君)
